时间：2023-09-18 17: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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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统计信息；分类编码；空间信息系统；信息基础数据库
信息分类编码是信息存储、处理、交换及共享的基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各种专题数据库应用系统虽已先后建成，但有关信息采集、处理与共享的技术标准的制定相对为滞后。对信息进行分类能够使信息系统条理清楚，易于管理，并能够方便地从中提取不同类型的信息加以分析利用。而采用信息分类编码是解决信息分类问题的有效方法。
自从开展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工作以来，一直没有适合自身业务特点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因而迫切需要进行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的分类与编码，以满足各有关方面对信息资源共享的需求。如何建立起一个可供统计各部门统一使用的国家产品分类编码标准体系，以实现信息管理的标准化，最终实现信息的共享，已成为统计信息标准化工作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是统计信息标准化工作的一个专业领域，是统计信息化过程中的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基础工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体系，对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基础数据库建设、信息共享和各类应用系统建立都至关重要。
1统计信息分类编码概念
分类编码是指把研究对象按各自的特征、特性进行分类，并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数字码或数字、字母混合码的过程。统计指标编码就是根据统计指标分类，将统计指标赋予一定规律性的易为计算机识别和处理的一组有序符号排列。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编码就是用字符(数字、字母或符号)对不同的行政级别分属不同类别的统计指标进行分类，并按照不同的类别形成特定的规则和依据。
2统计信息分类编码原则
2．1分类原则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工作，各类统计信息内容广泛，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信息化的分类与编码，现有数据的检索、处理、分析和信息服务等存在困难，不能满足当前综合指标检索、分析、处理的要求，根据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处理的实际需要，制定如下的分类原则：①分类的结构采用层级结构，逐级展开形成完整的分类体系；②分类要包括所有主要农村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类型，适合各种检索、处理需要；③分类要保持统计指标体系的相对完整；④分类要处理好指标层次与指标分组的关系，加强分类的完备性。
2．2编码原则根据国标《标准编写规则》第3部分信息分类编码(GB／T20001．3-2001)，结合农村社会经济信息的特性，将信息按如下原则分类与编码。①科学性、系统性。以适合现代计算机、数据库以及应用和管理为目标，按照农村社会经济信息的属性或特征进行科学分类，形成系统的分类体系。②稳定性。分类体系以各要素最稳定的属性或特征为基础，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重大变化。③完整性和可扩展性。分类既要反映要素的属性，又要反映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应具有完整性。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的分类编码工作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包含所有主要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指标。④规范性。分类名称尽量沿用习惯名称，有国标则遵循国标，避免概念混淆。⑤唯一性。保证1个编码对象仅赋予1个代码，1个代码只反映1个编码对象。
3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与编码方法
3．1分类方法信息分类的基本方法有线分类法、面分类法、混合分类法3种。基于统计信息的特性，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采用线分类法(也称层次分类法)，是将初始的分类对象按所选定的若干个属性或特征，逐次地分成相应的若干个层次的类目，并排成一个有层次的、逐级展开的分类体系。线分类法层次性好，能比较好地反映类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实用方便，既符合手工处理信息的传统习惯，也方便计算机的运行处理。
3．2分类设计根据信息分类原则，结合《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GB／T7635-2002)、行政级别分类、《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A门类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特点，将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成5个等级：5个行政级别类，5个大类，10个中类，70个小类，900个细类。在数据库结构设计中，每一层都留有足够的空间用于类别的扩充。
行政级别类：是按照行政区划级别进行划分，依次为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村级。
大类：是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原则而建立的类别，依次分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其他农林牧渔业产品。
中类：是大类中按照生物学科和农业学科基于生产实践中种养的植物、动物划分成若干分支的类群，如种植业下分粮食作物、蔬菜等。
小类：是中类按照生物学科和农业学科分类法细分成若干分支的类群，如果粮食作物下的小类可划分为谷物、豆类、薯类、油料等。
细类：是小类中细分的基本单位，也是各级单位的起点，即物种(简称“种”)，如具有北方特色的谷物主要有玉米、谷子、高粱等等。
3．3编码规则编码规则是分类编码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根据统计数据的各种属性特征来规定编码的每一位取值和对应的含义，进而约束代码的制定。编码要反映出其对应统计数据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以区分不同统计信息的类别。
4分类编码实例
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编码设计首先确定编码对象。例如编码A01的对象是种植业下的粮食作物。其次建立编码、分层和各码位的规范取值规则，对每一编码对象制定码长。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分类采用9位编码，分6个层次。第1层用英文字母z表示指标标识，第2层用数字1～5表示，第3层用英文字母表示，与GB／T4754—2002A门类中大类的代码相对应，余下3层用数字01～99表示。第3层的代码从A～E，其余3层代码从“01”编至“99”，各码位代表相应的类别。每一层的编码采用数字顺序编码，动态递增产生系列顺序代码号，随着编码的增加而产生新的信息类别代码。其代码结构见图1。
如Z1A010101(稻谷)的结构为：z为指标标识，1为省级指标，为种植业，0l为粮食作物，01为谷物；01为稻谷。最后编制类别代码表(后4层)，对每一编码对象按既定的编码规则编制出该编码的数据元素的所有取值表(表1)。
5结论与讨论
【关键词】警察 高职院校 实验实训机构 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4-0022-02
一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含义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含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具有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等功能。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教学任务之外，在各种教育活动和教学过程中以各种形式为社会发展所做的经常的、具体的、具有服务性质的活动。本文所谈及的警察类高职院校实验实训机构开展的社会服务属狭义范围的社会服务。
二 警察类高职院校实验实训机构的现状
目前，我国警察类高职院校均设有实验实训机构，但做法不尽相同。有的建有“实验实训中心”；有的建有“实验中心”；有的没有一个冠以“实验实训”名称的统一机构，而是将涉及实验实训的相关部门各自分散独立建设。
1.建有“实验实训中心”的情况
在学院建立命名为“实验实训中心”的教辅机构，这种做法在警察类高职院校中比较普遍。实践中，“实验实训中心”的建设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校内实验实训基地与校外实训基地两者兼顾。如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该学院实验实训中心建设有院内实训基地33个，实训面积6575平方米，仪器设备总资产1100多万；院外实习实训基地27个，涵盖监狱、劳教所、法院、司法局、律师实务中心、公安局、企业等单位。其中，校内实训基地包括模拟讯问室、网络联合实训室、模拟现场、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实训室、速录实训室、图像技术实验室、司法鉴定实训室、痕迹检验实训室、心理咨询室、电子政务实训室、秘书职业化综合实训室、安全防范技术实训室、语音室、汽驾培训室、心理测评中心、团体咨询活动室、鉴别室、摄影实训室、模拟法庭、战术训练场、射击场、暗室。校外实训基地包括湖南省赤山监狱、湖南省少年教养管教所、长沙市戒毒劳教所、北京赵湘宁律师事务所长沙分公司、沅江市公安局巡警大队、长沙宜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国之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长沙市仲裁委员会、长沙县司法局、广东珠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等。
警察类高职院校“实验实训中心”的另一种建设模式是仅在校内建设实训基地，而不延伸到校外。如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该学院实验实训中心下设驾训科和电教科，承担学院学员汽车驾驶技能培训的教学任务和学院电教设备的购置以及校园网络、实验室、多媒体室、微机室等教学设备的维护维修管理工作的两大职能。
2.建有“实验中心”的情况
有部分警察类高职院校仅在校内建设“实验中心”，职能上不涵盖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仅着眼于实验室建设。如贵州警官职业学院，该学院实验中心下设刑事技术实验室、侦察实验室、公安应用技术实验室、计算机技术实验室、警务实战技能驾驶实验室，以及成立了实验室管理科、电教科、计算机设备管理科和网络管理科等职能部门。
3.分散独立建立实验实训机构的情况
有的警察类高职院校没有一个以“实验实训”冠名的统一机构，涉及实验实训的相关机构各自独立，或隶属相关教学部门。如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该学院没有“实验实训”机构，但建有驾培中心、实践教学部，而实验室的建设则划归相应的教学系部，如该学院的司法信息系拥有各种实验设备800台（套），总价值近1000万元，主要建有图形图像处理实验室、微机组装与维护实验室、网络组建与维护实验室、多媒体实验室、计算机机房、速录室、语音室、刑侦实验室等。
三 警察类高职院校实验实训中心开展社会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1.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决定了警察类高职院校实验实训机构开展社会服务是其具有的天然属性
高等职业教育从根本上讲，其目的还是在于服务社会。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开展社会服务是高职教育无可回避的必然选择，也是其不断前行的必然方向。我国自开展高职教育以来就一直强调其社会服务的功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历不同时代的需求，我国高职教育一直在如何立足自身特点开展社会服务上不断探索和实践。警察职业教育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中独树一帜，在对社会的服务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警察类高职院校实验实训机构的教育资源决定了其具有服务社会的能力
从警察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中不难看出，警察类高职院校的实验实训机构完全具备服务社会的硬件设施和人力资源。
首先，从前述中可以看到，警察类高职院校的实验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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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院级科研项目“警察类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功能研究――关于提升我院实验实训中心社会服务能力的构想”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YJ1306）
机构基本都建有一批比较现代化的实验室和电教设备，甚至有些学校的实验室建设在国内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些实验设备为服务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其次，警察类高职院校作为教育机构，人才、知识较为密集，已形成了一支能够适应教学要求和提供技术服务的实验实训技术队伍。开展社会服务，始终离不开人的积极投入。高职院校知识密集，高校实验实训机构拥有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层次合理的学术梯队，从事专业的教学和科研。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专业领域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从实践来看，我国警察类高职院校在实验实训专门队伍建设水平上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如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其实验中心就拥有一支学风严谨、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和雄厚的师资力量，教职员工21人，其中副教授3人，讲师6人，助教12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1人，具有硕士学位的3人。又以笔者所在学院为例，学院实验实训中心现有工作人员9人，外聘教师15人，外聘技师2人。其中主任1人、副主任1人，管理人员9人，专兼职教师、技术人员19人；中心成员中现有工程师1人、讲师2人、管理员5人。其余人员也大多具有助教和助理实验师职称，主要由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事电子技术、自动化、计算机、法律、管理等方面教学科研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从此可以看出，警察类高职院校实验实训机构拥有具有较高研究创新能力的专业技术队伍，这是其开展社会服务的人力保障。
四 警察类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的路径分析
我国高职院校均具有明显的产业、行业或区域特点，进行社会服务需要根据院校自身特点和优势，选择性地满足社会需求，充分考虑自身的专业、师资、设施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将社会对服务的需求与自身所能提供服务的可能有机结合起来。警察类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不同于普通高职院校，既有专业特色明显的警察类专业，又有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设的非警察类专业。这导致学院的实验实训机构的设置上也存在这种特点，即既有普通高职院校均会建设的实验实训机构，又有针对警察类专业建设的实验实训机构。警察类高职院校实验实训机构对外服务社会大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第一，院校的非警察类专业实验实训机构，可以全面向社会开放，以资源共享的方式服务社会。警察类高职院校与普通高职院校一样，基本都会设置电教中心、计算机中心等服务于校内一般教学的实验实训机构，还会根据自身设置的非警察类专业设立专业实验室。如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在其实验实训中心设有心理学综合实验室、心理咨询实验室、新闻采编与制作实验室、物流实验室、网络安全实验室、综合布线实验室、速录实验室、综合文秘实验室、电子政务实验室、网球场、普通话测试站。而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实训中心的测谎实训室、心理测评中心、汽驾实训室等已有效地实现了与社会接轨。这些实验实训机构和相应设施可直接面向社会，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提供服务。
第二，院校的警察类专业实验实训机构，如刑事技术实验室、侦查实验室、警务实战技能实验室等，由于其特殊功用，不宜面向所有公众开放，但可面向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机关，甚至可以面向民间鉴定机构开放。警务实战部门，特别是基层的实务部门往往会由于资金不足，无法配齐所需的所有仪器设备及其他资源，而警察类高职院校基于教学的需要，在实验室的硬件配备上比较充足，这恰好能解决实务部门硬件不足的困境。实验实训机构依托自身的硬件资源服务公、检、法、司，可以提高设备的利用率，节约社会资源，增进整体效益。
第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基于自身的专业优势建立司法鉴定中心服务社会。根据200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文件的精神，警察类高职院校可以成立司法鉴定中心，为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警察类高职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相比一般社会鉴定机构，有其自身的优势：（1）人才与设备优势，警察类高职院校作为教育机构，对人才和设备的投入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自我发展的内动力使得其必然具有人才和设备上的天然优势；（2）目标优势，警察类高职院校开展司法鉴定，其根本目的在于服务教学、服务社会，就算是有偿服务，但盈利并非其终极所需，这使得其鉴定的结论更具客观性和稳定性；（3）公信力优势，由于警察院校是独立的教育机构，其社会的公益性以及学术的权威性决定了其鉴定结论更具公信力；（4）规范管理的优势，警察院校的鉴定机构依托的是专业的实验室，在管理上更加规范，可以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稳定性。目前，已有部分警察类的高职院校依托自身的实验室硬件及人才的优势建立了服务社会的司法鉴定中心。如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在其原有的贵州警官职业学院爆炸物品司法鉴定所的基础上成立了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在为全院各相关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教学和科研的实验服务的同时，面向社会承接各种试样的法医临床、法医物证、法医病理和法医化学等鉴定工作。
五 结束语
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百余年，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目标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的警察高等职业教育，也脱离不了服务社会的使命。作为警察类高职院校不可或缺的实验实训机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有能力也有条件实现其服务社会的职能。
参考文献
关键词：吉林省；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性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4-0290-02
0 引言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矛盾体，二者既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探究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有关地区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分析研究也越来越多[1-3]。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吉林省资源环境受到较大压力，引发了如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资源利用效率低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因而分析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吉林省经济——环境协调状况进行分析，探讨吉林省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演变态势，对于整个区域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指标选取 结合吉林省实际的资源环境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选取能够反映该区资源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的原则。具体评价指标见表1。
1.2 评价方法 根据指标对评价结果的作用方向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关于耦合关系的评判模型很多，各种模型各有不同的特点，本文采用廖重斌[4]提出的耦合模型进行评价。耦合协调度评判标准见表2。
按上述方法计算，可以得到吉林省1986年以来协调发展状况变化。
2 结果与分析
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吉林省1986-2008年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评判和分析，具体结果见图1。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从0.490变化为0.702，表明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的耦合协调度是呈上升趋势的，根据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评判标准，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从1986年社会经济落后于资源环境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型演变为2008年资源环境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型，表明吉林省社会经济取得了一系列发展，同时吉林省也付出了一定程度的资源环境为代价，吉林省逐渐重视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也存在较明显的波动性，2005年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达到各年份最高值0.789，1986年耦合协调度D（x，y）0.490则为所有年份中最低值。
3 结论
1986-2008年吉林省资源环境指标波动性较为明显，并有下降趋势，社会经济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需进一完善发展质量。研究时段内资源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从资源环境指数大于社会经济发展指数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型演变为资源环境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型，表明二者总体耦合程度是不断上升的，但协调度则呈先上升后略有下降趋势，表明近年来吉林省社会经济发展给资源环境发展带来较大压力，吉林省相对较好的协调发展程度仍存在不可持续性，可能会出现下滑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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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一绥，邱健斌.厦门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5）：115-119.
关键词：地方图书馆服务模式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地方的图书馆以往提供服务往往不是非常开放，存在着诸多的限制，但是在信息化的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对信息资源的分析、整合、处理等功能要求越来越强烈，为了更好地提供信息资源以及相关的信息服务，就需要充分利用我国地方图书馆，其不但有着丰富的馆藏资源，还有着自身的电子图书馆，在信息收集、处理、分析、整合等方面的功能都比较完善。为此，增强地方图书馆的外向型服务功能，转变其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笔者根据自身的经验，提出了几种地方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以期能够促进我国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1.资源共享服务模式
以往地方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利用以及信息服务形式比较单一，这就使得地方图书馆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服务的作用范围都过于狭窄，为了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图书馆应该将自身的图书馆资源外向化，面向公众，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图书馆资源的作用。只有做到资源共享，才能充分挖掘图书馆资源以及服务的潜在价值。为此，克拉玛依图书馆应该自足与自身的资源，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通讯技术等实现文献的数字化，并加强与其他图书馆的资源共享，建立一个全面的立足于社会的地方数字化图书馆服务体系，这样不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克拉玛依图书馆的资源共享的成果，不但可以提高地方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还能增强地方的文化内涵，对于地方的发展可谓是一举两得。除此，克拉玛依图书馆还可以利用自身具备的人才优势来实行远程教育，这样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培养当地的学习氛围。远程教育的内涵既可以利用克拉玛依现有的知识管理成果，也可以联系地方的经济发展、社会人文等相关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具体的信息开发工作。
2.分项分类服务模式
地方图书馆对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提高社会教育水平。因此，就需要对克拉玛依图书馆服务模式进行分项分类，只有加以明确才能更好地提供相应地服务。其一，依托馆藏，建设地方特色经济建设资源。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色，有的地方工业发展具有优势，有的地方是旅游胜地，克拉玛依图书馆应该立足于克拉玛依的经济产业机构、资源配置状况、农业地理、出行交通、风俗文化等相关方面，来进行相关数据库的开发，这样才能为克拉玛依经济发展带来更加专业化的指导。其二，教育分类，开展不同的信息服务模式。一旦克拉玛依图书馆面向公众，其就可能面对各种人群，只有采取必要的分类才能为人们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指导意义，才能更好地提高当地的社会教育、社会文化水平。具体来说，从纵向上应该以年龄作为分界线，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成年人提供各自的信息服务，并且根据不同人群的接受能力，对相关的信息服务划分等级，诸如技术类人员可能希望对高新技术进行了解，而科学爱好者则技术研究并不是那么深入，只希望能够浅显地了解即可。通过这样的纵向进行分类，就可以达到很好地服务效果。
3.人性化服务模式
当今社会提供的服务不仅是局限于现成的服务，而是基于人性化基础上的服务，只有对用户的 、习惯等方面进行必要的了解，才能更好地提供其需要的服务。对于地方图书馆的服务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仅仅将眼光局限在片面的知识提供上面，而不去分析用户的个性化操作、信息需求等更深层次的服务内容的话，地方图书馆服务模式将很难得到相应地提升，这样也就很难促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为此，克拉玛依图书馆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其一，人性化信息的导航服务。对于使用地方图书馆相关资源的人们的来说，往往都存在个性化的需求，为了了解某一个专项的相关内容。而如果图书馆并没有相关专业化服务的话，对用户的信息查找来说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同时很难全面手收集信息。诸如，科研工作者为了进行学术研究，需要重点的论文资源，如果建立专业的数据库的话，就能够更为全面为其提供相关的信息。其二，人性化的预测服务。人们在利用电子图书馆进行信息查询的时候，往往会有自己的偏好，如果克拉玛依图书馆能够提供相同或相类的查询信息的时候，就能对用户提供很大的方面，这样就能提高其查询信息的效率。这种根据用户提交的相关的关键词、文档、题目、作者等来为用户预测所需信息的服务能够更好地提高其信息的查询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克拉玛依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利用水平。
4.总结
克拉玛依图书馆有着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先进的技术，而这些资源以及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服务技术等对于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介绍了几种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希望能够对克拉玛依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图书馆服务模式建设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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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流动儿童角色认同的关系，探讨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对重庆市6所中小学的547名学生进行调查，并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城市人角色认同问卷测查。分析认为：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城市人角色认同不存在显著差异；不论是流动儿童还是城市儿童，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人角色认同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城市人角色认同直接相关，并通过社会支持间接与城市人角色认同相关。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城市人角色认同
中图分类号：B84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10052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流动从“单身式”或“夫妻式”向“家庭式”转变，大量儿童随父母从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读书学习，成为城市里的流动儿童。1998年，由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青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指出，流动儿童是指6~14岁（或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将近2亿，他们背后是多达1 400万的随迁子女［1］。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流动人口的规模可能会持续增大，大多数流动儿童最终会留在城市。这些儿童对城市人这种身份所具有的认识和情感体验，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城市适应能力，更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久和深入发展。而以往的研究侧重考察了流动儿童对自己在所流入城市中所处的位置、群体的归属，即身份认同［2］,并以身份认同作为分类变量考察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显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城市人角色内涵的不断演变，决定了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考察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心理和行为特点等方面，而应进一步深入探讨流动儿童对新的城市人角色认同的微观心理历程，也就是流动儿童在与城市的生活互动中构建城市人角色并在情感与行为上与之趋同的过程［3］，即城市人角色认同。城市人角色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功能，能拓宽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为个体人际交往发挥积极作用，是新环境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多种内外因素影响着城市人角色认同，其中主要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师生关系［4］、同伴关系［5］、社会支持［6］和自我概念［7］，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尤其引起关注。已有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很大，不仅可以通过经济条件限制家庭成员的发展，而且可能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Anthony等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诸如伤害父母、社区暴力之类的许多危险因素有关［8］。申继亮等也指出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较低，在城市中的居住条件差，不良的生活条件使流动儿童深刻感受到出生地和大城市的悬殊差距,切身体验到父母处于城市边缘的弱势地位,这会导致他们的角色认同产生危机［9］。
社会支持对城市人角色认同也具有直接的作用，并会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一般而言,社会支持是人们从他们的社会网络节点中获取的资源［10］，是个体所感受到的来自其所在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关心、尊重和重视的一种行为或信念，它可以缓冲个体的生活压力，对其社会适应和身心健康也可以起到积极的影响。社会支持和城市人角色认同关系密切，社会支持对城市人角色认同有显著的预测作用［6］，获得社会支持的儿童可以更好地应对歧视、对新文化的不熟悉以及家乡认同和城市认同之间的鸿沟［11］。研究还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个体所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12］。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限制个体的社会网络发展，导致来自父母、学校、同伴的社会支持较少，进而对城市人角色认同程度产生不利影响。社会支持会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人角色认同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但目前在此方面尚缺乏实证研究，并且在对社会支持的考察中，以往的研究多关注的是社会支持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而很少对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加以考察［13］。
综上所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的城市人角色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人角色认同的影响一般通过社会支持起作用。因此，本文试图考察2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城市人角色认同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第二，比较社会支持在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不同群体的中介作用大小。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一)研究对象
笔者利用整群随机取样法对重庆市6所中小学的547名学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16份，回收有效问卷率达94.33%，其中男生276人，女生240人；小学生308人，中学生208人；根据“能在这座城市生活学习原因”是否为“随父母打工到这里”或“随父母工作调动到这里”，并结合在本城市居住时间是否在半年以上，将调查对象分为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被调查对象中，流动儿童235人，城市儿童281人。
(二)研究方法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常以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来衡量。目前国内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具体算法还不统一，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师保国等的简便相加算法［14］；一类是袁晓娇等参考2003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计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四步程序算法［15］。笔者的问卷参照袁晓娇等编制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进行修改而成，算法也与之相同。
2.社会支持量表
本文对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6］的一些文字项目进行了修改，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结构仍然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项目。题目得分之和越大,表示得到的支持越多。本文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r=0.92。
关键词：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趋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057-02
一、医保制度改革历程及发展趋势
（一）医保制度的改革历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国民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和独立经济主体是企业。然而，因缺乏较有效的医疗制度的制约，企业职工的年医疗费用支出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部分企业单位不堪重负。由此看来，劳动保障医疗制度已经是名存实亡。虽然国家增加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资，但投资的比例在财政支出中却在减少。如此的做法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收益，但却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医保制度的问题。
现代化企业制度阶段的医保改革，在各种程度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滞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企业版社会”都很难完善解决。各种失业、企业养老、工伤事故等负担只由国有企业承担，造成其他企业不能减轻负担，轻松上阵，在统一的起跑线上竞争。这时，各种医疗费用就只能依赖于政府，政府成为了他们的“经济后盾”，社会经济负担加重。
医保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由单一公有制作为主体的传统观念，这样的突破虽然有所改善，但传统的医保制度的享受对象仅仅只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全民所有制、少数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员工，只占14%而已。
现如今，处于攻坚克难阶段的中国，如果一意孤行，进行深入的国有企业改革，那么，这不单会让剩余劳动力继续大量流失，而且还会增加企业下岗率。所以，要保证社会稳定，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在于能否建立和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
（二）医保制度的发展趋势
医疗保证制度的必然趋势是建立以宏观调控为主的市场运行机制，它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稳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它并不是被动的被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所局限，而是兼有经济制度和经济手段两重身份。所以，医疗制度的选择正确与否，不单可以为经济增长带来投资收益，而且可以对经济起到调节的作用，减少社会支出。
在之后的改革中，我国的医保制度将会愈加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即一方面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
另外，医疗机构的配套改革也决定着医保制度的发展趋势。国企的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已经摆脱了国企的减税利、承包经营的局面。在国企改革的影响下，医疗机构的改革也开始了，实事求是，多渠道办医，逐步实现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家，责权利的结合。在竞争中谋取发展，充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人民谋福祉。
二、医保制度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医保制度的改革对卫生经济的冲击
从理想角度而言，医疗需求应该与社会经济增长保持相同步伐。我们可以看到，在医改之前，医疗需求明显与社会经济不成比例，医疗供不应求，根本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通过医改的实行，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供求已经逐渐走向正轨。以界首为例，2008～2009结算方式为“以收定支，收支平衡，保障适度，略有结余”；2010～2011： “以大病住院补偿为主，兼顾受益面，大病住院补偿与门诊统筹相结合；2012年：以住院补偿为主，兼顾门诊受益面，相对统一，分类指导，尽力保障，规范运行；2013年：总额预算，分期支付，实行按病种付费，提取大病保险基金，公立医院改革的县级门诊诊察费实行“总额控制，质量考核，按季结算” 从界首的医疗结算方式，我们不难看出，医保的改革对医疗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结算方式在不断改善，据统计，医改前医疗业务收入年平均增长33%，医改后下降了21%。由此可见，医疗需求的增长已经得到很好的缓解，医保制度的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医疗卫生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通过几年的医保制度改革，医疗费用的增长已经十分缓慢，各种医药费在医保改革的影响下得到控制，呈现小幅增长趋势。逐步符合广大人民的经济状况。医保制度的改革同时也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控制了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现象，社会经济也得到很好的改善。
三、构建协调配套的的医疗支持体系，实现医保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协同配套的医疗保障支持体系是要建立健全“三化”制度，通过合理渠道筹资，使用规范管理，依法办事，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以解决广大人民医疗问题为根本，创造社会经济为目的，实现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大工程，必须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好以下五点：
第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合理确定医疗保障水平，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医保制度的改革、创新，统筹发展。
第二，对于医疗保障基本制度的探索，不单要灵活多样，保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下，能够反映大多数的医疗问题。
第三，不断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是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四，规范并强化医疗保险管理，以民为本。
第五，配合社会经济来开展医保工作，在不与社会经济相冲突的情况下来解决人民问题，医保制度就如一只无形的手，在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所以我们必须合理控制这只手，才能实现医保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减少政府和社会支出。
四、结语
一套好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单要能适应民生，改善民生，还要能够很好的和社会经济相结合，保证它能够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让所有的医疗机构能紧依这一套医疗制度，解决广大人民的医疗问题，充分利用医疗资源，使医疗需求能够与社会经济增长保持在同一战线。通过改革，减少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资，改变“企业版社会”，各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增加企业间的竞争力。企业的医疗压力少了，政府对它们的医疗投资也就少了，社会经济效益也从之上升，对经济增长就起到了调节作用。所以，统筹两者的关系，协调发展，是我们改善医疗体制，促进社会经济上升的重要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
关键词 交通运输 社会经济发展 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交通运输的发展情况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方面。交通运输包括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和民航运输。每一种运输形式的出现和发展都决定了社会经济形势的变迁，而社会经济的类型变化直接影响着交通运输体系的变化，同时交通运输又对社会经济类型的变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交通运输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交通运输可以把社会经济所需要的物质交换、资源分配、人力资源的流动和生产资料的消费等各方面有机的串联在一起，保证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和发展。
1、交通运输可以将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整合。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所需的物质资源自身不一定完全具备，需要各个区域间物质资源的流通和共享。例如：发电的经济区域需要煤，盛产煤的区域需要技术设备，而生产技术设备的区域又需要电力支持。交通运输就是这样的供需关系之间联系的纽带，通过交通运输，各个区域之间互通有无，实现了资源的整合，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2、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人力资源的流动和技术的传播。便捷的交通使人力资源所受局限大大减少，人力资源的流动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技术的传播，而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有了技术和物质资源的支持，等于是为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交通运输在这其中的贡献不可磨灭。
3、交通运输可以开发、利用各区域的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俗话常说“要致富，先修路”，这里的修路，就是交通发展的具体所指。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交通运输掌握着经济发展的命脉。例如资源开发需要交通运输、贸易交流需要交通运输、开发设备需要交通运输等等，而这些还只是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几个缩影而已。从区域的长远经济发展来看，更是处处都离不开交通运输的身影。
4、交通运输促进了城镇一体化改革。交通运输的发展，打破了城市和农村存在的界限，让农村距离城市不再遥远，新观念和新技术可以改变人们的固有思想，让人们从“靠天吃饭”到运用科技手段耕种，从而改变区域的经济形式，让经济的发展更加快速，同时复合型的经济形式，也为人们的生活添加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5、交通运输扩大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范围。交通运输的发达，让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原来不便于开发的地区现在具备了开发的可能，无形中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交通运输形式的增多，带来了很多相关的产业，刺激了需求和消费的增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
由此可见，交通运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离开了交通运输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是空谈。
二、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当社会经济发展以后，才会加大对交通运输的资金投入，这直接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
1、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交通运输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带来的是生产资料的紧张、人力资源的匮乏和技术设备的急需更新等一些列问题，这就需要提高交通运输能力，改善交通运输状况，用来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区域间的优势互补，使区域间的交通运输更加频繁。
2、人们的需求促进交通运输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于交通运输的要求也在提高。不仅只是要求走出去，而且要求走的更远、更舒适、更安全。最近几十年来，公路和航空业的发展就印证了这一点。人们需要更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需要更先进的交通运输条件来接触更广阔的天地，交通运输已经从满足人们当时需求的必需品转变成了现在生活的装饰品。
3、交通运输的竞争促进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交通形式，使人们的出行有了更多选择，这无形中就给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带来了压力和竞争。要想在这竞争中不被淘汰，交通运输必须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同时改善自身的内在条件，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以便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和竞争力。
4、经济发展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还有更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这些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前受人力、资金所限，社会对交通运输的要求只是局限于“有”，而当社会经济发展起来，社会对交通运输的要求变为“好”，从“有”到“好”，最重要的就是物质基础，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条件，交通运输摆脱了这个枷锁，自然就迅猛发展起来。
不难看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交通运输的促进作用，没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的发展只会停止不前。
总之，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要改善交通运输状况，这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随着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它们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因此，只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制定好二者各自相关的发展计划 ，促进交通运输的平稳运行和经济的良好发展。
（作者单位：保定市交通运输公路管理局）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公路建设；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公路工程的社会经济环境评价已逐步由以往的项目、区域转变到政策、战略方向，这一评价是伴随新时期社会经济环境评价基本理论及实改变而出现的。在评价实践过程中，因对社会经济环境的评价还不够全面、合理，使得公路工程在产生最大化经济效益同时，对社会经济环境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当前，如何减小公路工程对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成为建筑企业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1公路工程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概述
1.1基本概念
所谓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就是在调查工程影响一定区域内社会经济环境基础上，采取科学、有效的预测办法对项目未来对区域社会经济环境产生诸多不利影响进行预测和分析，然后基于分析结论，提出可避免或减少工程在获得效益过程中，可能对社会经济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解决措施，进而确保工程项目在论证上更为客观可靠、工程设计及建设更为完善，实现工程最大化综合效益一个研究性活动。
1.2主要目的
具体而言，开展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社会经济环境评价有这几个目的:一是基于社会经济环境全面调查，对公路工程对社会经济环境起到的正、反效用进行分析；此外，对公路工程所在区域的社会环境对其适应性及工程可接受度，以此为工程建设决策给予必要依据。二是在对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提出可避免或减少对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的可行性对策。三是探寻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发展目标的一致性，避免出现单纯追求工程经济效益的情况。
2公路工程建设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因子及评价内容
2.1影响因子
（1）社会方面。一是目标人口，公路工程影响区域内人口的总量、密度、结构等情况；因拟建工程对人口现状改变有影响，受损者和受益者比例、区域人口迁移等情况。二是科技文化，工程所在地区的文化习俗、科研力量、院校总数、办学水平等。三是医疗卫生，所在地区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情况、医院数量、结构分布、规模大小、环境卫生等。四是公共基础设施，主要是住房、通讯、交通、供电、供水等方面。五是社会稳定，包括地区暴力、盗窃等犯罪率、交通事故等（2）经济方面。一是经济基础，包括区域的产业布局、国民收入、经济结构等方面。②需求情况，区域内目标人口对于拟建公路工程的实际需求。三是收入分配，因拟建工程的影响，目标人口在收入分配上的变化。三是就业及失业，因拟建工程影响，区域目标人口的社会就业及失业现状。
2.2评价内容
和一般工程项目比较，公路工程的社会经济环境评价内容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对沿线区域社会经济环境产生影响，所以应从以下方面进行评价：（1）现状评价：依照影响因子筛选情况，对确定的因子基于一定评价范围开展调查，并要收集必要的数据和资料。对获得的资料予以加工，对公路工程沿线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然后进行整体的客观评价。（2）影响分类：通常情况下，公路工程对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主要有这几点：一是积极和消极影响。前者主要表现为公路工程有助于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譬如：旅游区公路工程的建设，会增加区域的旅游收入，并为地区创造更多的社会就业机会。后者则是对社会经济前进的阻碍力，譬如：工程建设导致人口迁移、耕地减少等。二是直接及间接影响。前者就是公路工程建设和某些社会经济环境要素间有直接性作用；后者就是公路工程建设经某个或多个媒介给社会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三是短期及长远影响。此方面的影响主要是依照时间流划分的，两种影响无明显的界限，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比如：公路工程施工阶段产生的影响就属于短期的；而在公路建成投运阶段把持续产生的影响看作为长期的。（3）效果分类：一是正、负效果。该效果主要是和公路工程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对应的。
通常而言，积极影响带来的正的社会经济效用是公路工程受益者所求的。比如：公路投用后可有效解决交通出行难的问题，保证商品便捷流通、降低运输费用等，这些带来正面的效果.而消极影响带来的不佳的社会经济效果，这是公路建设部门和受益者不想看见的，或要积极避免的。比如：在农业生产区建公路需要占用农田资源，这就会导致区域内部分农民丧失农业生产基本资料，还会出现搬迁及安置等问题。二是有形及无形效果。前者一般是可通过货币来度量的。比如：因高速公路的建设，能够在客货运输中大大节约运输时间并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些都可通过货币来计量。而后者就是很难通过货币计量的效果。（4）发展水平。除对拟建公路工程进行必要的经济分析外，还需对其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开展分析。主要是拟建公路工程对区域的人口、收入、科技、医疗、公共设施、社会福利、治安、就业失业等影响因子进行全面分析，对拟建公路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效果分析。（5）拟建工程需求。依照社会经济实际，预估拟建公路的现实及潜在的受益者或受损者数量和比例，及相应的方式及程度。主要采取抽样调查等方式掌握对拟建公路赞成与不赞成目标人口数量和比例，从而给出目标人口对拟建公路需求程度。
3公路工程建设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步骤
3.1明确评价范围及目的
首先，要利用好既有资料，并基于专业判断来明确公路工程建设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的涉及面，并依照评价深度要求，明确目标人口和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具体范围。其次，依照拟建公路工程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及效果明确此次评价目的。
3.2确定影响评价因子
对拟建公路工程潜在的社会经济影响因子予以识别，可采取半定量法判断。对于影响评价因子的识别及选择，同样可采取单因子评价指数法完成，可通过此算式进行：评价指数＝影响因子导致的影响值/标准满意值
3.3选定评价方法
公路工程建设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常用方法:
（1）专业判断法，该法是在相关专家或应用一定专业知识定性阐述拟建公路工程给社会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及效果，该法一般应用在工程无形效果方面的评价。
（2）调查评价法，就是在无法给出具体需求函数状况下，可通过该方法来评价目标人口对拟建公路工程需求情况主要是通过对公路工程引起的支付愿望，或对公路工程带来的损失可接受赔偿愿望进行整体效益的度量。
4结语
总而言之，对公路工程建设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开展系统全面的研究，有助于在提高公路工程带来社会经济效益同时，降低对区域内社会经济环境负面影响。同时，能够为公路工程的建设决策提供必要依据，实现公路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林晓言，许晓峰，任立.建设项目经济社会评价[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233—234.
[2]尹贻林，阎孝砚.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8-10.
作者简介： 仇娟东，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及区域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 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KRM58）。
摘要
新时期，土地利用的属性决定了土地利用能同时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而这两种效益的交互耦合进一步决定了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本研究建立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模型，设计了分别测度这两种效益的指标体系，用熵值赋权法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中这两种效益的系数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均较好的上海市；第二类地区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好但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第三类是生态环境较好但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第四类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生态环境建设更为落后的地区；第五类是生态环境建设滞后但社会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地区。最后，对每一个类型的成因和未来发展思路作了说明，在此基础上，又说明了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等基本政策含义。
关键词 土地；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关系；熵值赋权法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1-010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17
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1]。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然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2]。可见，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非协调性和土地供求总量的矛盾性是中国土地利用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和推动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便成为管理层关心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土地利用效益方面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定性研究方面，张忠国、高军[3]认为土地资源具有经济特性和生态特性的双重属性，从而土地利用也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二重效益；李边疆、王万茂[4]认为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耦合关系，并以复杂系统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实质。在定量研究方面，诸多学者运用动态耦合模型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情况，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将相应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不同阶段[1,5-6]；王瑷玲等[7]构建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景观效益的指标体系，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了山东省宁阳县的土地利用情况，并将评价结果分为不同等级；陈伟、吴群[8]构建了包括经济规模、集约程度、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基于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南浔经济开发区土地开发的最终效益，并得出该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不太协调、开发效益较差的结论。
综观上述研究，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指标体系，学者们逐步建立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取舍或组合，这些指标的具体衡量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数据类型，学者们分别运用了截面数据、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但以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居多，综合截面数据较少；第三，研究区域，主要是针对某一城市或省（区）进行分析，而对中国整体的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的评价较少；第四，评价方法，除了用于评价的主体方法不同之外，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的具体方法也存在差异。综上，本研究将从土地利用的基本属性出发，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以200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数据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法来测度各地区土地利用中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交互耦合水平，从而为各地区土地的科学、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1.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
在新形势下，土地具有资本、资产、资源“三位一体”的属性[9]，而正是这种属性使得土地成为“经济――社会――生态”组成的复合系统，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益相应地是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组成的复合效益体系。在该复合效益体系中，由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净化土壤、改善小气候、改善大气质量、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组成的生态环境效益子系统反映了土地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由食物生产和原料供应等所反映的经济效益子系统及由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空间及景观、科学文化等[10]所反映的社会效益系统，反映了土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根据土地再生产方式的不同，可将土地利用的效益系统分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而人口子系统是联系这两个系统的纽带。在人类利用土地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因技术、观念、资本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会对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造成破坏，从而也限制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改进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提高人类利用生态环境的能力，而土地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善也将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可见，这两个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共同使土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前提和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展开的载体。据此认识，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可简单表示为图1。
如图1所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 境效益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二者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统一
体，因而如何扬长避短并协调各自作用中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及不利条件，最终达到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对推动人地、城乡等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系统所提供的支持，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进一步用于改善生态环境，化解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发展所带来的约束；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整体思路与最终目标。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是评价的基础，指标选择的好坏对评价结果有重要影响。为设计适合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笔者依据上述对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认识和相关文献[5-6]，初步设计了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
[BT2]1.3 评价方法
在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现在需要明确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及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情况的具体测度方法。
1.3.1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11]。所谓熵值赋权法是指根据各指标信息载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对 m个评价方案和n项评价指标形成的数据矩阵X=(xij)m×n，对于某项指标xj指标值xij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xij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评价中不起作用。可见熵值赋权法是一种客观赋值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一般地，熵值赋权法求各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1）计算指标xij的比重Pij，其中Pij=[SX(]xij ∑[DD(]m i=1[DD)]xij[SX)]；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其中ej=－k∑[DD(]m i=1[DD)]Pij ln Pij，其中k=([SX(]1 ln m[SX)])，可以证明ej∈［0，1］；
（3）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其中gj=1－ej；当gj值越大，则指标xj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性就越强；
（4）计算指标xj的权数ωj，其中ωj=[SX(]gi ∑[DD(]n j=1[DD)]gi[SX)]=[SX(]1－ej ∑[DD(]n j=1[DD)](1－ej)[SX)]（j=1，2，3…n）；
1.3.2 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方法
一般地，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就是用来描述这种系统或运动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则是衡量这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好坏程度的数据。在本研究中，
耦合协
调度是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数据。假设用xi(i=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用yj(j=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则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可分别表示为：
[JZ(]s(x)=∑[DD(]n i=1[DD)]aixi，e(y)=∑[DD(]n j=1[DD)]bjyj[JZ)]
其中， s(x)和e(y)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ai、bj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的权重。根据相关文献[12]，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C= s(x)•e(y) s(x)+e(y) 2 2
其中，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它反映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即s(x)与e(y)之和一定），为使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最高（即s(x)与e(y)之积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进行协调组合的数量程度。容易证明，0C1，C越大，说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越协调；反之则反是。
然而，耦合协调度系数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由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组成的整体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多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单纯依耦合协调系数判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可将耦合协调度系数与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结合起来，构造耦合协调发展系数来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整体协同效应或者贡献。其具体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D＝ C•T
T＝αs(x)+βe(y)
其中，D表示耦合协调发展系数；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T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α，β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重要程度的权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α= ω(X) ω(X)+ω(Y) ,β= ω(Y) ω(X)+ω(Y)
其中，ω(X)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ω(Y)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依据耦合协调发展系数D的大小，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5大类、15种基本类型，具体如表2所示。
在实证测算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系数 （D）后，可依据表2给出的标准进行定量评判。
2 实证测度
2.1 数据的来源及其预处理
本研究拟测度中国各省（市、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发展水平，但由于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因此研究范围仅限于大陆的31个省（市、区）。本研究的各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9》，当然，对于极个别的缺失数值，笔者以相应指标的平均值估计填充。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单位不统一，即使一些指标的单位是相同的，但其实际意义也存在一定差异，加之指标体系中存在正向及逆向不同属性的指标，因此，为了消除这些量纲差异和屏蔽效应，笔者首先用极差标准化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xi′= (xi-mi)/(Mi-mi),对于正向指标
(Mi-xi)/(Mi-mi),对于逆向指标
生态环境效益指标：
yj′= (yj-mj)/(Mj-mj),对于正向指标
(Mj-xj)/(Mj-mj),对于逆向指标
其中，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实际值，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标准化后的值。i和j分别为指标个数，i=1～16，j=1～16。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标中的最小值，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中的最大值。
2.2 权重的确定
用熵值赋权法对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算，进而测度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2.3 测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的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笔者测算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 s(x)）、生态环境效益系数（e(y)）、耦合协调度系数（C）、整体效益指数（T）、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如表4所示。当然，根据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和表2所示的分类体系，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亦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4）。
如表4所示，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来看，可将中国31个省（市、区）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社会经济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两类，并且调度
以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居多。从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
系数来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主
要集中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两类，并且以中度失调衰退类居多。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及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合来看，中国各省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可划分为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和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五种类型。本研究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效益各类别的成因及未来发展对策简单解释如下：
第一，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表4所示的实证测度结果显示，上海市是中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的土地利用效益处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型的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市单位面积土地的财政收入、单位面积土地的二产增加值、单位面积土地的三产增加值、单位建设用地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交通运输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而其余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在全国前列，这说明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良好。相比较而言，除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指标在全国前三名外，上海市其余的生态环境指标大多居于中游水平，从而使得上海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作为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进一步协调发展。
第二，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江苏、浙江、天津、广东、山东、福建、湖南、河南等九个省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也在0.4～0.6之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这表明，这些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大于生态环境效益，而生态环境仅能勉强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对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看，这些地区单位土地面积的各类增加值均居于全国前列，由城乡收入比、城镇登记失业率、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城镇人口比重等为代表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然而，这些地区的由建成区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反映生态情况的指标并没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指标排名比较靠后；当然，这些地区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反映环境状况的指标排名较为靠前。综合来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使得这些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排名靠前，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布局的超负荷型，如大面积房地产开发中绿化的忽视、大规模工业园与产业园建设中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等，使得土地利用中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海南和江西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均小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分别为0.431 7和0.418 6，按照相应标准，这两省土地利用效益属于勉强
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海南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居于全国第三位、森林覆盖率居于全国第四位、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居于全国第一位；江西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均居于全国第二位；可见，海南与江西均具有良好的生态基础，加之居于中上游水平的其它指标的作用，使得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数得分较高。相比较而言，海南、江西两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如海南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全国最高值，加之大多数居于中下游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的作用，表现出了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
生态环境效益的现实状况。社会经济滞后于生态环境的现实，既说明了江西、海南两省的土地利用中的不足，也说明了在生态环境良好和承载力充裕的条件下，如何利用较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辅以产业布局等措施发展经济及加快社会事业改革的步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是这两省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有效措施。
第四，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如表4所示，河北、辽宁、湖北、安徽四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大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
并且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在0.2-0.4之间，因而这四省土地利用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从各原始数据来看，这四省土地利用的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均居于中游水平，但生态环境效益指标却大多居于中下游水平，因而使得这四省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也使得这四省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较低，而土地的利用也表现出中度失调衰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不均衡性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制约，因而这四省不得不面临继续 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加速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 任务。这四省的未来发展中，应提高集约利用土地的能力，也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当然，这四省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培育、建设与保护，加大对废弃物的管理以及再生利用，切实改善生态环境水平，以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也要进一步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用于开发、投资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五，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广西、重庆、四川、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陕西、宁夏、山西、新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大于社会经济效益，加之本来是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特征。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国西部，由于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相对广阔而人口稀少，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于中、东部地区，但该地区却是我国的能源、资源富集区，因此应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利用好生态环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此外，鉴于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国家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而这些地区应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也应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合理应用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因此，这些地区仍然面临改善生态环境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而发展的基本思路还在于进一步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带来的“比较优势”，并将这些优势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达到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良性循环。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仅有上海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达到中度协调发展类，其余30个省（市、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并且尚无良好协调发展类地区出现。根据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的测度方法的基本原理，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和指标体系相对庞大造成的，也就是说，各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土地利用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显得较为有限。
第二，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区，其生态环境也要优于西部地区。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较高，并且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比较低，并且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这就说明：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环境情况呈负相关关系，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
第三，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为了促进全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应进一步合理引导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解决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通过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切实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从而解决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在全国土地资源有限和呈现明显区域分布特征的背景下，应开发、复垦、整理等多方式并举以保证耕地的供给；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以确保土地利用的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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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n the Benefits of Regional Land Use in China Based 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QIU Juandong ZHAO Jingfeng WU Jians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