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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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经济的重大，那么它到底是否存在，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重大判断。从我翻译的第一本《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到杨冰之夫妇翻译的《再度崛起的数字经济》，美国商务部已连续了五份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的每一份都致力于解决经济学家有时觉得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些人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可以不根据任何数据和事实，就径直得出“不存在新经济”这样的判断。美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胆子普遍要小得多，因为他们还要看看数据和事实再说。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经济系列报告，就是提供数据和事实供人们进行判断用的。“这份报告进一步促进了商务部的使命，即提供经济指标和数据分析，帮助所有政策制定者、商人和公众制定完善的决策”。美国人之所以要采取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因为有明显的历史教训：在工业化实践中，19世纪初“经济学由于低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以高于预期的速度增长的能力，而获得‘沉闷的科学’的实践者之名声”。今天，在“新经济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信息技术革命的实践是检验经济学真理的标准。美国人不想犯错误，我们也不想犯错误。
关于数字经济，经过美国商务部多年的实证研究，哪些问题已经提出，并已经或正在解决？哪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提出呢？我谈谈自己多年跟踪研究的一些体会。
新经济到底是否存在，这是美国商务部数字经济系列年度报告一以贯之的“永恒”主题。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但还没有完全和最终解决，也就是说，可以下初步结论了。按照11月9日宣布辞职的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的说法，“我们可以比过去更准确地回顾与评价――IT在提高我国大多数充满活力的企业和行业的绩效，以及整个经济快速的、持续的非通胀性增长中的作用。”
“新经济到底是否存在”这个话题，最初是由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在他看来，信息技术革命似乎只是在投入上轰轰烈烈，在产出绩效上并不显著，从而形成一个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此前，美国学者查斯曼（Strassman）的研究发现，他所调查的企业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ROI)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此后，有2003年5月《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认为IT不再重要(IT doesn’t matter)。美国商务部对这个问题的调查研究比上述个人研究要系统得多，既不是靠学术推理，也不是靠小范围调查，而是用国家全面、权威的数据，实证性地解析新经济的绩效。美国商务部论证“新经济是否存在”的基本思路，明显的特点是从促进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和增加就业这三个宏观经济目标的角度入手，看IT及其应用与三者之间的关系。报告每年具体侧重不同。就2003年的报告来说，重点研究了以下三个问题：IT生产商的前景是什么？IT员工在目前不景气的就业市场中的状况如何？IT的投资和使用在美国经济活动中是否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区别于往年的报告，2003年的报告在对“新经济到底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又有了新的进展。罗伯特・索洛曾经提出，只有当经济经受住IT时代的首次衰退，IT对于生产率的持久作用才能明朗。随着经济衰退的结束和经济复苏的到来，对新经济的观测也第一次取得了衰退期和复苏期的数据。数据表明：在衰退时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由消费支出和强有力的住宅市场支撑，并没有典型的衰退时期下滑得厉害；然而，与一般衰退时期相比，实际的商业投资下滑更快速、更厉害，失业持续更高、更长；在后衰退时期，就业市场仍然顽固地保持疲软，美国经济也长期处于适度产出增长状态，仅仅在最近才开始提高；另一方面，整个衰退时期和后衰退时期，通货膨胀率较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一直处于强势。通过对2003年报告的研究，人们第一次得到了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各个阶段上新经济的数据检验。实践检验的结果，简单地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并不完美，但新经济的确存在。
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2003年报告第一次给出了一个“新经济到底是否存在”的微观结论。报告在以往案例归纳的基础上，开始得出结论，一方面认为，在IT上投资的企业比没有IT投资的企业更具生产能力，运营得更好；另一方面又指出，“单纯地购买IT并不必然产生利润，其他投资，例如重组工作流程和对于劳动力的再培训也同样不可或缺”。我们说的信息化应用，如企业管理信息化、决策信息化，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不是同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生产率只是新经济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这里涉及到由系统的复杂性和安全性，或者说是由网络和计算带来的失去控制的风险和身份识别的风险。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越来越从“电子”（Electronic）这个表层，深入到“业务”（Business，商务或政务）这个深层，人们早晚会遇到业务本身转型的挑战和体制变革的挑战。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率，并在相对低的成本下生产全新的产品。然而，工业革命也推动了经济、社会和法律环境的变革：城镇发展，工人开始组织化，而对于工厂安全和空气质量等问题的关注也应时而现。同样地，构成数字化革命的信息技术在提高了生产率的同时也正在产生新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
连续看了几年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经济报告，慢慢地也看出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也许不是问题，但中国在走自己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时，不能照搬照抄，需要从本国实际出发，独立思考。
首先，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经济系列报告，较多从生产者角度，较少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立论和观察新经济。报告对新经济的论证，过多关注“生产率悖论”问题的解决，反映出在GDP本位观念下对生产问题的偏爱，而从消费角度、从环境保护角度的考察还不够。具体到2003年的报告来说，面临的实际是衰退阶段生产过剩条件下的新经济问题，但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如何生产得更多，其中的意义值得推敲。中国发展新经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短缺经济转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一方面要研究如何提高工业化的生产率，升级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更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研究新经济如何提高有效需求、升级需求结构，实现供求均衡，让人民感到满意。
[关键词]网络经济电子商务因特网
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显露出其强大威力的因特网，随着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日益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经济诸领域之中，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开始成为推动企业发展、区域经济增长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动力。当前网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行业间的融合和新业务模式的不断涌现，而基于互联网络的电子商务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标志。蓬勃发展的网络经济和全球性电子商务革命将对传统经济，以及传统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冲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今天，中国不可能游离在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之外。因此，了解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以及它们对传统商业的冲击，认真准备对策，迎接挑战已经成为国内商业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中国网络经济现状
中国是网络经济的跟进者，受经济发展阶段性和国民经济信息化水平的制约，中国网络经济发展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加速国家信息化基础结构建设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明显进展，数据库、信息传输系统、信息应用系统、信息技术及产业、信息人力资源、信息软环境等方面的条件已经得到较大改善，特别是由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业及软件业、通讯及通信服务业两大部分组成的信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预计未来十年内，中国信息产业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传统产业与网络的关系日益密切，传统产业对网络业的依赖性增强。信息网络技术具有极高的渗透，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地向传统产业扩张，从而使两者之间界限模糊，出现了新旧产业相互融合的趋势。对网络业而言，它不仅是计算机硬、软件、电信、互联网的简单组合，而且通过国际资本迅速渗透到零售、媒体传播、医药等传统产业，并赋予传统产业以新的技术含义。对于制造业、销售业等传统产业，网络一端连着消费者，另一端连着企业与经销商，使他们得以扩大销售范围、压缩成本、缩短流通时间。
可以看出，信息产业已广泛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对传统产业来说，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实现产业内部的升级改造，以迎接网络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一种必然选择。中国传统企业的网络化必须以企业内部作业流程的电脑化和网络化为前提和基础，以网络设备和电子商务为两翼，推进企业网络的系统化。只有这样，才是对中国传统企业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造和网络化。
二、网络经济的特点及对传统体制的冲击
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不同商务活动的开展，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感，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相对传统的经济模式，网络经济有其自己的特点，对于从事信息工作或准备迎接新经济模式挑战的企业和个人，了解其特点，以及可能对目前体制的冲击是必要的。
在网络经济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数字信息化。各种信息保存在计算机存储单元中，只有当某一个用户希望在网上使用这条信息时，数字才变成物质，这种深刻的变化将会扩散到商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数字化的信息以光速在全世界传播时，它会克服物质信息的时空限制，进一步把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信息将成为未来世界最重要的资源。
网络经济具有虚拟性特征，经济的网络化和数字化驱使传统的空间概念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空间----赛博空间，从而相对地扩大经济活动的范围。在网络经济时代，经济活动不仅在传统的物理空间进行，而且在赛博空间这一虚拟市场中进行。各种虚拟的经济活动、经济设施和经济实体，如虚拟市场、虚拟公司、虚拟银行等纷纷涌现。这也即电子商务活动的主要形式。
网络经济的另一特征将是经济的直接化，从工业经济的迂回经济向数字化的直接经济过渡。工业经济的市场模式有很多中间环节，企业生产产品需要厂房、办公室、机器、原材料等，企业销售产品要经过批发商、零售商等。而以网络为依托的电子交易运行模式主要有网络商品直销流转程式和网络商品中介的流转程式。其交易方式使企业绕过传统的经销商而直接与客户沟通，客户的需求或订单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生产指令，从而增强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传统的市场结构和市场模式。
三、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网络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的普及在中国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有关电子商务的物理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已基本具备，中国已经具备了开展电子商务的技术基础，发展电子商务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未来几年，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将继续得到快速发展。同前几年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吸收了传统行业企业的投入，电子商务不再是一些很小的网络公司和相关媒体的诠释概念的舞台，基础设施的完备、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信用支付的成熟、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吸引，使得经济实力雄厚、销售渠道广泛的传统企业在未来几年成为推动中国电子商务进入实质阶段的主力军。有关专家认为，在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时代，生产以满足个人化的需要为原则，生产者单独面向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将按照每一个消费者的特殊需要生产独特的产品。它彻底改变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由于厂家可以直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生产，所以不必担心它的库存水平会超标，消费者不必担心买不到需要的产品，产销双方的效率得到共同提高。在网络上，价格高度透明，顾客通过网络可以了解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大大减少了生产者利用自己信息优势进行价格获利的可能。在网络武装的直接经济中，作为产需双方中介的传统商业的存在理由已经大打折扣。
虽然这种观点在目前中国现阶段实现的可能性有待商榷，但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对传统商业的冲击力度却不可轻视，作为传统的零售企业必须正视这种未来可见的冲击，利用冲击来临前的时间调整经营方针，采取各种方式减少可能的损失。从发达国家零售企业的应对手段来看，同网络公司合作、共同开发和占领电子商务市场是一条比较明智之路。
零售商同网络公司进行合作，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电子商务和网上购物向传统零售业提出了挑战，他们正从零售商手中抢走顾客及销售份额。而零售商自己很难进行网上应战，所以同大型网络公司的合作便成为传统零售企业的出路之一。零售商通过与网络公司的合作会扩大他们在网上的销售能力；网络公司借助零售商同消费者加强联系，扩大网络服务范围。对于零售企业和网络公司来讲，这是一种理想的是双赢结果。这种经营方式应引起国内大型零售企业的注意和借鉴。
四、我国发展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体制问题。有关专家认为，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冲击仅仅是一个方面，而网络经济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刻的体制问题，技术、设备、基础设施的问题可以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或引进所解决，但体制问题却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其在中国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网络经济时代，需要个人更多的自由，需要人更多的创造性，如果一个体制不能适应传统的工业经济，它就不能适应网络经济。传统工业落后的国家很难能够在网络经济上很快赶上。
其次，中国的市场法制建设尚在进行之中，企业的市场行为随机性大，因而加大了市场活动的风险，不利于电子商务活动的发展。在目前中国，有关决策部门考虑问题的核心不是政策的合理性，而是决策部门的利益，明显带有部门垄断意味。这种人为限制信息流动速度、设置体制障碍的做法，会使中国在新的一轮世界经济和科技的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第
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有利的技术支持，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障等技术与设施仍需逐步得到完善。我国由于经济实力和技术方面的原因等，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缓慢和滞后，已建成的网络其质量离电子商务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提高投资效益，改变网络通信方面的落后面貌，应是促进电子商务应用普及的首要问题。
此外，电子商务涉及的网络管理、金融结算、法律法规的制定等众多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跨部门、跨地区的强有力的行政机构进行组织和协调。现有的法律法规不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在发展电子商务的过程中充满了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一部分，不管是否愿意，都必须参加全球化经济发展中新的竞争和迎接新的挑战，参与意味着机会，这个观点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因此，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推进网络经济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普及，各个部门、企业要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不同业态商业企业、众多的分销渠道、成熟的网络技术、结合各自特点，开创传统商业企业自我走向电子商务领域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吕廷杰: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M].北京:北京邮电学院出版社，2000
[2]姚国章:中国企业电子商务发展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物质生产资料越来越丰富，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源、自然资源不再用之不尽，而生态环境问题更是给人类接二连三的带来新挑战，全球的经济法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物质处于危险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人类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瓶颈时刻，经济和环境的发展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关注。1971年，比蒙斯在《会计学月刊》上发表了《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1973年，马林在《会计学月刊》第2期上发表了《污染的会计问题》；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环境的四个纲领性文件；1999年，联合国讨论通过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我国于2001年3月成立了“绿色会计委员会”，同年6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了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我国绿色会计研究进入新阶段。①
二、绿色会计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一）绿色会计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联系
1、二者目标一致。绿色会计（即环境会计），主要形式是以数字计量表现，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对环境的污染成本、治理恢复成本以及对环境的开发使用、保护所带来的效益进行数字化记录，并最终反映在会计报表中，通过会计报告将环境成本――效益进行有形的量化分析。最终达到优化资源利用，减少生态环境的污染，使得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绿色会计作为居间调节工具，追求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平衡。而对于经济法来说，其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飞速发展的经济和环境矛盾而产生的，早期不顾生态环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掠夺式发展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现行的经济法也在随着不断出现的新经济、生态问题进行自我改革、完善，如将可持续发展归为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保证达到经济持续发展和环境、资源循环使用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
2、二者服务对象相同。绿色会计很显然是传统会计的发展和完善，其本质上还是通过核算、计量等专门的会计核算方法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记录、报告，只不过相对于传统会计而言，其弥补了传统会计对资源、环境等未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不足，将对资源、环境的使用、破坏、保护和收益不反应在会计的成本、收益体系中，单纯的忽视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消耗，而进行看似无偿的使用，是传统会计核算的一大缺陷，而绿色会计将环境使用成本、破坏费用等纳入会计核算体系，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亦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经济法的主要原则有协调经济原则、效率公平原则、利益兼顾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从每一个原则都不难看出经济法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协调经济的长远、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将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法的服务对象是经济法的使命，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更是经济法孜孜追求的目标。
（二）绿色会计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区别
虽然绿色会计和经济法都是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服务，但二者亦有各自的不足之处，既相互联系又彼此有区别。绿色会计很显然其主要是通过专门的会计核算方法对生产经营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进行确认、计量、报告、披露，这整个过程是一个化无形为有形，非量化到量化的过程，绿色会计为经济服务更为具体细致，其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纳入到规范经济行为和考核经济绩效中去，使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使用不再“无偿化”，不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当中，而是切切实实的在会计报表中得以反映，使经济发展的成本效益核算更完整。相较之下，经济法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其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服务就相对更概括化、非量化。经济法更关注于从宏观角度协调经济，追求效率公平、利益兼顾以及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为经济发展指引方向，进行科学指导，但是实行起来就较为空泛，实际实行过程中容易产生流于形式的现象。
三、将绿色会计引入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一）创新经济法机制
绿色会计的引入给经济法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为经济法服务经济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生态环境的改善开辟了新的道路。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以及衰退阶段均会不同程度的受到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的影响，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是人类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而我国目前的经济法制主要是以法律为依托，以经济发展为关注点，寻求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平衡，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政策，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只顾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环境效益的现象，但治标不治本，毕竟环境污染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污染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治理，而且治理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且这种先污染再治理的思维观念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二）量化环境成本、收益
经济法主要是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而对于生态环境开发、使用、破坏、治理等成本和相对的收益却无法具体的用数字量化的表示。本身环境价值的牺牲、环境成本的产生、环境的收益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平衡，这就会使得人类为了看得见的经济利益而盲目发展经济，对社会、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不利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而绿色会计视自然及社会环境为有价值并能计量的经济资源，把环境效益、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效应等作定量测定、分析和公布，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纳入会计核算，从而衡量和解释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全面影响。②绿色会计引入经济法基本原则可以促使经济法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施行从无形转为有形，将长远的短期不可见的环境成本、效益分解成各个小段，数字的量化表示更是将环境成本的投入与收益的细微变化通过数字扩大化，更有利于政府、社会发挥监管功能，以弥补开发者、破坏者投机取巧，保护环境流于形式的不足。
四、小结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世界赖以生存的基础，而由于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后，盲目的发展经济，忽视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目前人类“向未来借债而生活”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就要发挥经济法守护者的作用，通过对经济法去陈纳新，为之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有能力迎接目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平衡，达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
注解：
关键词：电网调度;自动化;发展趋势
电网调度自动化的主要作用在于最大限度的保障当地电网运行的安全，优质和经济便利。同时作为电力生产以及电力的管理的前奏程序，电力调度的自动化为后两者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和发展的铺垫。尤其是随着最近几年电子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等等现代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电网调度自动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此间，很多新的理论方法的出现，管理理念的革新等等为电网调度自动化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和智力的支持。
一，国内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发展状况
与国外相关技术相比，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发展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由于注重对相关技术的引进，所以在发展上速度还是较快的。我国电网的自动化目前正处于过渡期和转型期，从第三代产品向第四代产品发展和演进。随着国际上组建完善了关于能量管理系统的设计，所以基于统一管理和一体化建设的需要，我国的电力企业也在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面临着国际国内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电网调度自动化所面临的情况也是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些基本的规律和特征。当然主要还是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发展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下，极大的促进了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在更为广泛的市场中进行配置，因而在其中发展的电网调度也或多或少的变现出市场经济所拥有的一些特征，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市场化的趋势。即电能供应的市场化。电力市场的逐步开放，更多的市场主体进驻在电力市场中，电网调度活动的发展也产生了新的活力，但是其中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如调度观念上的差异，应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固守原有的政府指导下的行政手段的管理。应该学习将更多的市场经济的手段如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调节各类的电力产品关系，去发掘电力市场有的规律和特征。其次是信息量暴增问题。经济建设的发展，电力的需求日益强大，出了地区经济水平的改善，人们的要求变高以外，更多的是工业生产的发展对电力方面的需求。所以电网的规模不断的扩大，电力系统的构建也日益复杂，如果此时缺乏必要的应对的措施和方略，无疑将对电力系统的安全的构建造成影响。
此外还有电力运行的安全方面的问题。电网运行的安全问题是最为基本的问题，如果缺乏这样一层保证，所有的后续的发展将会受到质疑，最终都会影响到电网的顺利运行，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形来看，电网运行的整体环境让仍热有待进一步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其一是新的技术和新的设备的投入，毫无疑问为电网的完善和高效的运营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条件，但是在改革和过渡的阶段中都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导致电网运行等方面的波动，所以电网的安全方面也受到了影响。其二是经济的发展，环境的破坏也在进一步的加强，最终又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有时候沙尘暴等极其恶劣的天气都是对电网安全发展的极大的障碍。其三是电网发展规模上的扩大，导致管理上的困难也在加剧，管理，控制协调等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压力，如果不能形成新的有效的管理模式和方案，其带来的安全的威胁最终不会小于恶劣环境带来的危害。
二，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发展的新的挑战
无论如何，电网调度自动化在国内的发展速度都是喜人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注重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发展中存在着挑战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而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而言，就是发展上的机遇。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同时也应该把握发展过程中的良好的机遇。
首先是国内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的西电东送问题。与之相关的有全国上下的电网的互联，以及电力市场化的大趋势对电力安全稳定发展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挑战。其次是国家对于电网运行安全性的高度的重视，将电力系统的安全性纳入到整个国家的安全防御的体系之中，也就是提高了电网运行安全的防控力度。所以有人说未来的电力系统将是一个综合型的符合大的系统。
三，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发展趋势分析
电网自动化系统的发展趋势也是一个无法精确把握的方向和命题，但是如果从与之相关领域的诸多事务的发展态势来看，其发展的特征和方向应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笔者认为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网络化的发展态势。网络化是提高管理效率的必然化的趋势，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谁占领了网络的领地，毫无疑问就占据了市场的主要地位，这也许是商业化运作的规律，但是电力系统发展如果缺乏网络化的构建，将不利于有关信息的及时的传递和指挥，达不到强化管理的目的和统一指挥的要求。在网络化的趋势的过程中，重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不同层级之间的调度问题，如不同行政级别之间的调度问题，其次是相互隶属之间系统之间的调度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其核心都在于相互电力系统之间的网络化趋势。
其次是数字化的发展态势。信息化时代的虚拟技术的发展速度极为快速，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的重点都投入到信息化电站的建设和数字化电网的研究上，并认为这是一个发展潜力非常大的行业，市场潜力也及其巨大。电网的数字化主要从四个方面来阐述，首先是信息的数字化，其次是通信的数字化，再其次是决策的数字化，最后是管理的数字化问题，形成以数字化系统，综合来管理电网的运行全过程，极大的提高了管理和决策的效率。最终提高整个系统的安全运行的能力。
再次是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智能化是自动化等相关技术发展的必然，智能调度技术的发展在最大优点在于整合所有状态的电力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如动态系统观，静态系统等。同时也可以将运行中的一系列的先前人为的措施进行智能化的处理，包括对电网运行的常规化的监督和管理，警报和控制，暂时故障的处理，电网的优化整合以及协调处理，等等，总之电网智能化的发展是建立在所有相关领域发展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其他发展程度的深化和提升。同时如果能够继续坚持建立智能化系统，将会对防控体系的构建，区域控制系统的构建，恢复控制系统的构建等等做一个综合性的总结，最终形成一个功能完善和性能齐全的综合防控预防体系。■
参考文献
[1] 曹新慧. 调度自动化系统在昌吉电网中的应用载《新疆电力》2004,年第4期
[2]藏琦 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升级改造问题的研究与处理 载《西部煤化工》2011年第2期
进入消费时代，文学褪去了昔日的理想光芒，迅速地被市场操纵而日趋边缘化。在这种情形下，出版市场、出版产业、出版转制已被传统文学出版单位普遍认知与接受。同时，市场这只隐形的手，不仅激发了文学出版向市场诉求的积极性，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文学消费市场粗糙的文学趣味。显然，在消费时代，占据主流的文学本质观是消费主义的，文学出版的内容是“被读者喜欢并选择”，文学出版的主体功能是经济功能。由于文学出版的经济功能被空前强化，由此引发了传统文学出版在商业利润与社会责任层面的双重挑战。其一，固守文学精神，传统文学出版面临生存危机。在当今的消费时代，在功利性阅读倾向与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影响下，传统文学图书的市场号召力不再。相比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点击量的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传统文学市场已经是门前冷落，变成了无人问津的“黄花”，传统文学出版在当今遭遇到严重的生存危机。以代表传统文学主阵地的文学期刊为例，文学期刊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辉煌后，开始持续衰落，读者越来越少，发行量急剧萎缩，有的停刊，有的改弦易辙，绝大部分陷入困境[1]。据近年来的调查显示，全国突破5万份这一“生死线”的文学期刊，加起来也只有七八份[2]。在市场经济的夹缝中求生存，是目前传统文学出版的现状。其二，过分追逐商业利润，传统文学出版面临解构危机。在当今的消费时代，消费文学积极参与文学出版的市场化操作，通过市场、媒体的霸权优势，塑造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占领文学出版市场，俨然成为当今文学出版的龙头老大。传统文学出版要生存、要发展，必须消解传统文学精神，追逐商业利润，向消费文学靠拢。这样一来，随着文学作品的大批量生产、复制，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必然减退，文学的正统性遭到冲击，传统文学及其出版面临着解构的危机。如近年来流行的影书互动的出版模式，在给图书市场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使得文学图书创作与出版日益迎合读者浅层娱乐需求，这种功利化快餐运营模式，很难出现优秀的文学图书。可见，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传统文学出版的美学法则必然受到市场法则的挑战，传统文学出版将面临着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双层面挑战。
2.数字出版的挑战
进入消费时代，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碎片，人们接触最多的不是纸张，而是各种各样的数字阅读终端，数字出版悄然勃兴。数字出版是人类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它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流媒体技术、存储技术、显示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融合并超越了传统出版内容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产业。[3]与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具有出色的快速查询、海量的信息存储、低廉的价格成本、方便的策划编辑等优势。同时，数字出版还具有互动性、及时性、大众化、通俗化等许多其他优势。这些优势，是传统出版行业无法比拟的，它更符合消费时代人们的各种浅表化的文化需求。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数字出版每年以数亿元的产值翻倍，而且伴随着手机阅读、互联网收费阅读、手持阅读器等阅读模式的进一步开发，数字出版将会迎来更辉煌的明天。对此，有人甚至宣称：传统文学出版已经遭到无可匹敌的对手，未来的出版产业将不再是纸和墨的时代。[4]显见，在数字出版日益风行的消费时代，传统文学出版面临严峻的挑战，其出版市场急剧萎缩。以原创文学数字出版为例，中国原创文学网站得到空前发展，大量优质数字出版的文学作品将在中国文坛上与传统文学分庭抗礼，且大有压倒性优势。如2010年度全国畅销书排名，盛大文学就占了其中的七成。可见，数字出版“钱”途一片光明，而传统文学出版却前景堪忧。面对数字出版这一新型媒介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与挤压，传统文学出版当何去何从？
3.网络文学的挑战
网络文学是以计算机及互联网为媒介载体而存在和传播的文学。[5]网络文学多为青春文学、休闲文学、类型小说等，强调的是流行、时尚、轻松、开放、互动，提倡的是娱乐、休闲与消遣，及时性和快餐性已经成为网络文学的某些特征。近年来，网络文学以更契合消费时代大众的阅读兴趣而发展迅猛。据前不久报道称，在中国，短短10年，无论按字数还是按篇计算，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已经远远超过当代文学纸质媒体发表作品60年的总和[6]。一家传统出版社每年的出版字数不过五六千万字，但是现在一家网站一天的出版字数就已经达到这个量，网络文学的影响力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大。显然，网络文学写作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精英式书写方式，形成了读写之间的认知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以及人生经验交流的平民化书写方式，对传统文学写作及其出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传统作家现在正面临着出版瓶颈，传统文学变得越来越小众，大批传统作家的作品找不到出版机会，即便出版，印量也很低。即便是曾经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市场似乎仍然将他们遗忘了。可见，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近几年里，传统文学出版是在不断衰落和败退的。随着网络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网络文学无疑将会更加发展壮大。届时，以书刊报纸为主要媒介的传统文学，失去的将不仅是部分读者，更重要的还有话语权力。总之，随着信息科技的持续发展，数字化与商业化的“联姻”以及资本运营的不断介入，网络文学将会长期存在、长足发展，并对中国传统文学出版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冲击与影响，这种冲击与影响甚至是革命性的。可以肯定地说，以网络文学为主的新媒体文学，将会是今后文学发展最为主要的一个增长点。
面对上述挑战，传统文学出版应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呢？
1.出版双效益图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完成，商业利润成为文学出版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是消费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文学发展也必然受其影响。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不应背离社会责任，因为，出版事业应放到文化价值体系中来审视，一切有利于人类深化认识和社会进步的出版行为应当具有知识传播的作用、文化积累的作用、文化创新的作用和娱悦审美的作用。[7]故此，作为出版工作者，在追求图书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能忘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而出版那些格调不高、对社会和人心有危害和误导的图书。开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图书选题，出版双效益图书，不仅是市场经济挑战下传统文学出版的生存之道，也是引导文化健康发展、提高社会文化品位的不二选择。如何才能出版双效益图书呢？第一，打造文学图书品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图书既是一种精神产品，也是一种待售商品。在图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出版机构按照给一般商品塑造品牌的经营思路，打造文学图书品牌，一方面能保证图书的出版品质，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销售份额，获得较好的商业利润，从而使出版单位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第二，实施丛书策划方案。传统文学出版单位应适时策划出版高质量、高品位系列丛书，这些丛书包括“文丛”、“书系”、“文库”、“文集”等多种形式。丛书的策划出版，像“集束炸弹”似的投放到市场上，加上媒体的造势宣传，必定能以规模效应取得理想的销售业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文学图书市场冷清的状况。第三，定期举行文学活动。传统文学出版单位应定期举行文学活动，如“大奖赛”、“擂台赛”、“拉力赛”等。定期举行文学活动不仅能够吸引广大读者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能够网罗一批高水平的作家与众多高质量的作品，为出版社出版双效益图书提供基本保证。第四，追踪社会文学热点。传统文学出版单位在坚守文学价值、文化传承等社会责任的同时，应密切关注社会上的热点，敏锐地捕捉与这些热点相关的选题加以策划，然后趁着这股社会热点的“热”势，搭造顺风车，推销相关的图书。将“文学热点”和“轰动效应”转化成图书“卖点”，促进其商业利润的提升。总之，传统文学出版应遵从商业利润与文化传承二重逻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努力寻求二者之间的逻辑平衡，积极探索出版双效益文学图书，促进传统文学出版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
2.与数字出版共赢
出版产业未来的活力在于融合，融合会让出版产业拥有更广阔的前景，数字出版和传统文学出版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市场，竞争在所难免。近年来，数字出版依托于手机、互联网、手持阅读器等平台的拓展，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传统文学出版虽面临严峻挑战，然而，传统文学出版的产业链早已成熟，其优势仍在。显然，数字出版和传统文学出版，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如何牵手联姻、优势互补，共享双赢的问题。那么，传统文学出版如何与数字出版共赢呢？第一，传统文学出版可以固守“本职”，配合数字出版的延伸。我们应该认识到，数字出版是传统出版的内容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传统文学出版业应依靠自己扎实的出版内容，成为占主动地位的数字出版内容的提供者，使自己的出版内容延伸至数字产业链，把传统的图书内容资源销售到网络（WEB）和无线应用通讯协议（WAP）的平台之上，或者建立数字图书馆等等。第二，传统文学出版可以自己谋求数字出版产业链。如今，传统文学出版的工作流程也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应用，出版社的大量内容资源和多年积累的丰厚知识储备早已数字化了。因此，只要寻找到适宜、合理的路径和专业技术支持，传统文学出版业若不甘于只做数字出版的内容提供者，也完全可以形成自身的数字出版产业链。与此同时，对于大的出版集团，甚至可以直接并购能为己所用的技术企业，使自己在数字出版业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实现成功转型。总之，传统文学出版和以手机阅读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并不具有排他性、替代性，传统出版代表着内容的源泉，数字出版提供了服务渠道与发行渠道，两者各具优势，应该取长补短、共存共融、协调并进，共同促进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与其他经济数据一样，GDP企图将复杂、不断变化的经济系统整合到一个简单数字上，而作为“不是最好但没更好”的经济绩效指标，其价值已渐渐消失。新一代指标不能是旧数据的新版本，而应是政府、企业、个人按需求设计的一组能避免这一缺陷的“定制数据”。利用数字技术搜索经济数据为此提供了可能，大数据不仅可以更好地衡量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也许可以预测未来。
创新快车“甩”下GDP
作为经济学界和媒体经常使用的经济绩效主要指标，GDP曾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实际上，这一妇孺皆知的名词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被发明，目的是以单一的一种方法衡量个人、公司、政府的经济产出。
时至今日，经济的性质与以往已大不相同。在其最近出版的新著《GDP：一部简短而深情的历史》中，英国财政部前顾问、经济学家戴安娜・科伊尔说，GDP面临当代经济带来的三大挑战。
首当其冲的是GDP无法衡量创新及其带来的社会福利。比如，1998年，美国提供了185个电视频道、141种非处方止痛药、87个品牌的软饮料、400种电脑以及将近500万个网站。相较之下，1970年，美国仅有5个电视频道、5种止痛药和20种软饮料，在电脑和网站方面是零。通过不断创新所实现的丰富多彩应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然而，由于未能充分捕捉到经济体中产品日益增多的种类，GDP对这方面的创新基本没有体现。
再如，当前无人驾驶汽车的概念正热。这给GDP带来的增幅将与任何其他种类汽车相近或略高，但GDP永远也无法捕捉到无人驾驶汽车对安全的贡献：无人驾驶汽车的推广将大大减少交通事故数量，这是一大福利。
此外，GDP也很难将未来“创客经济”（即利用开源设计和3D打印等技术按顾客需求定制产品）的经济现实纳入统计。在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从从最早的C2C（顾客对顾客）到B2C（商家对个人）、O2O（线上到线下），最终模式可能是C2B（顾客对商家），即生产状态是从消费者出发，需求发送到商家，再生产出来销售给消费者。这种“创客经济”的创新价值无法体现在GDP的统计中。
GDP作为经济衡量标准的第二个严重挑战是无法衡量当代经济中越来越多的无形的、生产率难以度量的东西。比如计算搜索引擎、应用软件等纯数字产品，因为没市场价格而无法被GDP统计在内。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桑德斯开玩笑说：“信息时代的影响无处不在，但GDP统计数字不在其中。”
假设这些无形的数据或信息纳入统计范围，GDP的数字可能大为不同。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认为，数据或信息应当成为除商品和服务之外的第三类别。按此计算，2012年这个第三类别会给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增加0.6个百分点。
从使用公共图书馆到乡间散步，免费而有价值的活动一直存在，现在与过去的不同点在于规模。网络大规模的“免费”商业模式让人意识到，GDP所衡量的东西与真实经济福利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GDP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没把经济增长是否以未来增长为代价充分计算在内。比如创新所需的研发成本，国际上最新的SNA2008标准将其当作投资而非经营成本。美国是认真践行SNA2008的第一个国家，2007年，由采用了这一新方法，美国GDP激增了2%以上。
“可持续性”更重要的含义是逐年的GDP增长消耗自然资源或以其他方式损害环境的程度，GDP中不仅需要计算机器和道路的折旧，更重要的是要统计“自然界的折旧”。
贸易赤字和通货膨胀率等经济指标也存在与现实不符。以美中贸易为例。按WTO规则，每当一部iPhone手机从中国的富士康车间下线运到美国，就记作一次美国从中国进口，美中贸易赤字增加约200美元。实际上，每部iPhone手机价值中仅有10美元成为中国经济的最终所得。现行的贸易统计方法未能反映出实际的价值链分布，扭曲了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描述，使得中美双边贸易失衡被夸大。
经济统计进入大数据时代
针对GDP的不完美，一些人提出改进GDP的衡量方法，比如中国提出的绿色GDP，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马丁・威兹曼提出的净国民产值（NNP），甚至有人提出完全放弃GDP，采用国民幸福指数等新的衡量方法。
科伊尔认为，与其使GDP定义和完善越来越复杂，不如重新思考“经济”一词在21世纪的涵义。现在是利用数字技术的大好时机，人们可以利用大数据来重新考虑应该搜集什么信息，以及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当今社会，大量活动在网上进行，使得以大数据技术来了解GDP数字所没有捕捉到的消费者福利成为可能。甚至不仅可展示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还可利用大数据来预测经济中将要发生的事情。
美国里弗特怀斯研究机构总裁扎卡里？卡拉贝尔指出，所有指标都有同样的缺陷：企图将复杂、不断变化的经济系统整合到一个单一、简单的数字。因此，新的指标体系不能是“改革”，不能是以前经济指标的更新版本，而应该是一场“革命”。在大数据时代，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体系应该向“定制指标”发展，即专门为政府、企业、社区及个人的特定需求而量身定做的指标。
关键词：图书出版社 新时期 数字出版 经济发展 新趋势
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图书的需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对图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为中国图书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图书出版业一直以来就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重要部门，受到国家及政府的特殊管理。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版行业作为我国的主要文化产业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方向。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带动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大量的民营图书出版社也应运而生。这为我国整个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带注入了新鲜血液。图书出版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一方面大力的推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我国图书出版业将如何来面对不断激烈的竞争环境？如何走出自己的品牌之路？如何进一步推动图书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新时期图书出版业经济面临的新环境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图书出版业也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内外的市场环境、整个图书出版行业的发展态势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身处其中的图书出版业正面临着各种挑战和机遇。
2.1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图书出版业面临着新的挑战
自2003年以来，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21家新闻出版单位成为改革的试点单位，很快这种变革就在全国全面进行了推进。按照中央的总体改革部署，除了部分人民出版社、盲文出版社、民族文学出版社、部分时政类报刊外，很多出版单位都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一些企业还要实行股份制，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国家还要求其上市发展。这种体制上的变革使得图书出版社在组织形态、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核心工作目标、运营方式、经营者的考核与选择、领导的决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为图书出版社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方向。
2.2生产力环境的巨大变化
21世纪的到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都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些高新技术在图书出版业内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图书内容的数字化、图书存储的数字化、图书产品传输的网络化等。这些变化将图书出版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出版领域。在数字出版时代，图书出版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出版、编辑、营销等模式，它的生产、阅读、等都朝着数字化形式转变。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图书出版的生产力、丰富了图书出版物的形态，更改变了图书出版的工作方式，拉动了图书出版经济的发展。目前，在传统的纸质出版与新型的数字电子出版相互存在的条件下，如何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使二者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关系，力争实现图书出版业的最大化收益，也是我国图书出版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统计数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网络阅读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阅读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比例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图书阅读模式。可见，网络阅读图书已经成为图书阅读的重要发展趋势。这将对图书出版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方向。
2.3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图书出版所面临的市场也由原来的国内市场向国际扩展。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各种出版集团纷纷涌入中国市场，随着中国出版业的进一步开放，外资大量涌入中国，我国的传统图书出版市场的封闭性、区域性逐渐被打破，逐渐向着开放性、国际象棋方向发展。另外，我国的图书出版物也越来月受国际欢迎，面对巨大的国际市场和需求，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必须不断思考如何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为我国图书出版迈进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机会。再纵观国内市场，为了不断面对国外图书集团的竞争，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在我国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国各地都成立了图书发行集团，以各省的新华书店为中心，由省内的新华系统做出统一的部署与管理，实现了省内的系统连锁。先由各省不断做大做强，然后再由各省的强者牵头实现在全国的连锁。这种跨区域的经营模式，是我国图书出版市场逐渐成为一个全流通的大市场。
2.4图书出版业的自身发展为图书出版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要求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的图书发行主要是通过新华书店这一途径进行流通。1984年以后，图书出版开始由出版社自办发行，图书出版业逐渐进入市场经济并很快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这一发展变化也带动了民营资本的兴起，并逐渐在图书出版业占据了一定的份额和比重。这迫使整个图书出版业正面临着调整和变革的新局面。作为一项内容产业，图书出版业将面临全球市场的大格局，因此，图书出版业的产品、销售渠道管理、市场推广等策略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制定出符合我国出版业发展的新战略目标。
三、新时期图书出版社经济发展趋势
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图书出版社也出现了生存危机，优胜劣汰的发展趋势迫使各出版社不得不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核心竞争力，防止被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淘汰。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经济环境的变化、人们阅读习惯与阅读群体的改变，打破了传统的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模式，时代的发展需要图书出版社必须改变发展模式、顺应潮流，健康发展。
3.1图书出版向着数字化经济发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与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网络上阅读图书，传统的书籍阅读方式已经渐渐远离了他们。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今天的图书出版业向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很多出版社在网络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或采取与门户网站合作、与专业性网站合作、与网络书店合作等形式，充分利用CRM系统在网上进行Email个性图书的销售等。数字化图书出版在我国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发展历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数字出版物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其技术水平和图书内容也得到了飞速提升。数字化图书出版是传统图书出版形式的一种补充，各出版社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发展，就必须将传统的图书出版于数字出版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二者之间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互相发展，为图书出版的发展选择一个更加有效的模式。数字图书出版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差别，都是为读者传播文字、提供图片信息的一种服务。他们之间唯一不同的就是传播的载体不同，数字图书出版主要借助的是网络这一特殊的载体，传统图书出版主要是以纸质作为传播的媒介。目前的80后、90后，甚至还有00后的年轻人都是受互联网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他们更偏重于阅读数字信息。图书出版社怎样抓住这些年轻人的阅读爱好、怎样调动并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是我国目前图书出版社经济发展与生存的关键。这就要求图书出版社必须尽快培养一支具有创新性的青年队伍，让他们及时掌握市场信息、了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于爱好，在运用先进的软件技术出版适合他们的数字图书。
3.2图书出版社经济向着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我国图书出版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图书出版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图书出版业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由简单的追求数量的增长向追求质量效益增长的方向发展，由追求单纯的品种规模的扩大到追求品牌效益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出版社如何办好？办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施图书品牌战略的发展目标，办出自己的特色，树立自己的品牌。在我国图书出版业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品牌战略发展的探索，例如：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出版品牌相比，我国图书出版的品牌意识还比较薄弱、泱泱大国竟然缺少强大品牌，对品牌的维护力度也不够，这些都影响着我国图书出版品牌战略的实施。因此，对于不同的出版社来说必须明确图书服务的阅读群体，根据市场确定目标，并立足于自身发展的优势与特色，为读者提供优秀的图书精品，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为拉动图书出版社经济奠定基础。
总之，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我国的图书出版社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是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生存发展下来的图书出版社一定是图书出版业中的精英。这些出版社更具有开拓自己生存空间的实力，并顺应时展的潮流寻找出图书出版社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1]柴雨亭。浅析当今图书出版经济发展趋势[J]。新闻传播，2011（01）。
[关键词]数字经济；CFC；避税；潜在冲击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016
最近20年，在新兴市场中出现了公司税收筹划的新策略，即运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技术信息进行购买、转让、产品交换等交易，具有不可预测的灵活性。这种灵活的交易方式，使产品使用地、消费地和处理地等地点难以确定。
然而，行为发生地是CFC规则适用的基本标准。数字经济模式切断了产生收入的交易行为与交易地点之间的联系。纳税人如果与CFC所在国的关联方进行交易，则可以通过延迟申报交易地点而规避CFC规则的适用。
数字经济使服务贸易甚至货物贸易不再局限于固定地点，从而缩小了销售所得与服务所得的差距。相应地，规范销售所得与服务所得的法律也变得相似。
此外，数字经济之下的课税对象很难界定，产品交易所得、服务交易所得以及权利交易所得难以区分。数字经济的交易特点，对现行CFC规则产生冲击。
1CFC规则的核心法律要素
CFC规则是各国针对本国居民利用低税区的受控外国公司避税的反避税规则。CFC规则的可信要素包括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豁免条件。主体要素主要是对受控外国公司的判断；课体要素主要是判断对纳税人的何种所得征税；豁免条件是纳税人所得中无须纳税的那部分收入。
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CFC），是指被本国居民控股达到一定比例，比如美国规定控股比例要达到50%以上的境外子公司，才被美国认定为受控外国公司。
我国税收立法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界定采取双重的严格标准，即我国的纳税居民企业不仅要在外国公司的控股达到50%以上，而且要持有该外国公司10%以上表决权股份，这样才构成中国居民企业对外国公司的控制，该外国公司才成为中国税收意义上的法定的受控外国公司（CFC）。我国这种立法模式，明显是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税收利益持放宽政策，使大部分的外国子公司都不构成受我国征税管制的受控外国公司（CFC）。
无论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控股比例是多少，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设立在低税区，只有这样选址，才能达到最大的避税效果；二是受控外国公司（CFC）是一个实体，有物理存在，有组织机构、场所、工作人员等物理连接点（Nexus）。
CFC规则的课税对象即客体要素十分重要，即对外国受控公司的所得征税，无论该所得是否在当期汇回本国。世界主要的税收大国，都对这样的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消极所得征税，无论该消极所得是否在当期汇回股东所在国或者分配给股东。
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课税对象的消极所得，通常是流动性高的所得，包括保险所得；个人持股公司所得、销售所得、服务所得、与石油有关的所得等一系列的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得。美国CFC规则还规定，与受控外国公司（CFC）有关的一切非法贿赂、回扣等支付，都要向美国联邦政府纳税。新西兰CFC规则，则对积极所得免税，而对消极所得征。在美国，如果一个金融公司有超过30%的毛收入来自非居民纳税的第三方消费者，则这部分收入即被认定为积极所得。
尽管世界各国对CFC纳税豁免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但是多数税收国家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积极所得都是给予豁免的。例如，我国的豁免条款规定在《特别纳税调整办法》第84条，除了积极所得豁免，还有微量豁免，白名单。但是，积极所得豁免仍然是主要豁免类型。享有税收豁免的积极经营所得，即真实的生产、经营、销售、金融所得，在CFC的母国不纳税。
对积极经营所得的法律解读有两个层面：一是主营业务，即常规的生产经营所得，受控外国公司（CFC）从事的其营业执照注明的经营范围的经济活动，通过这样的经济活动取得的所得即使常规的积极所得。这样的常规的积极所得是与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所得相对的；二是真实性，对常规的生产经营所得也必须进行法律考察，考察其是否真实发生，考察的标准要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既要考察是否有真实的营业活动及营业所得，而且要考察期营业活动的目的是否具有真实需要。不具有真实生产、销售需要的经济活动，而仅仅是为了避税，这样的经济活动即使符合营业执照的范围，也不能被认定为真实的积极所得，因其活动目的不具备“真实性”。
2数字经济对CFC规则核心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从电子商务、网络购物衍生而来，可以说是电子商务的最前沿模式。数字经济将信息化技术与电子商务结合起来，使消费者、销售商与厂家中间的购买、供货、生产便得便利。但是，这种经济模式的前卫性，对各国的税收政策、税法理论及税法规则，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各国的国内税收法律规则，以及国际税法规则都面临这来自数字经济的修改、调整，甚至是重新立法。从受控外国公司（CFC）避税的角度来说，数字经济似乎对其提供更便捷、更灵活的避税环境，这对规制受控外国公司（CFC）的主要税法规则――CFC规则，便形成挑战。数字经济冲击着现有CFC规则的三大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及豁免条件。
21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主体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增强了企业设立地的流动性，使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不再局限于低税区，这对CFC规则的主体要素产生挑战。
如果是生产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则其设立的时候通常考虑的因素包括：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消费者距离、国家政策的稳定性等。如果是服务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尤其是金融服务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则其选址通常着眼于税收利益的最大化，考虑的因素通常不包括基础设施水平、消费者距离、国际政策稳定性等非税收因素。
无论是生产销售型的货物贸易CFC，还是服务型的CFC，都可以通过数字化交易手段增强其避税能力。金融服务本身就可以脱离具体地点和身体活动，因为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所以，美国的CFC规则对金融服务的所得，通常都看作不征税的积极所得。各国税法也效仿美国税法的做法。
问题的关键是生产销售型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在数字经济的推波助澜之下，具有很大流动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使多数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遍布全球，它们基于逐利与避税的目的，灵活性是其设立公司的时候选址的首要政策。
从避税的角度来说，其设立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目标即是消灭能被来源国征税的连接点（Nexus），使其设立在来源国的受控外国公司（CFC）不被来源国征税。
在没有数字交易手段的年代，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选址，只能选择在低税区、避税地，如中国香港、百慕大群岛、维尔京群岛等地；在数字经济年代，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选址就更加灵活了，即使选择在中国大陆等高税区，也很容易逃脱来源国――中国大陆的征税。
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通过数字化网络交易，很容易把交易所得从CFC转移到中国之外的第三国，即使设立在中国的CFC被认为是常设机构，该常设机构通过网络交易获取的所得，中国也没有根据征税。这大大简化了以往受控外国公司（CFC）转移利润的方法，无须在第三国再设立公司，直接通过网络交易即可逃避税收连接点的追踪。所以，数字经济对CFC规则的第一个冲击，即是解放了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地点，从低税区遍布全球。
数字经济对国际税法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现有的避税地名单列举的低税区，已经不足以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在数字经济的时代，很多高税区的受控外国公司（CFC）会浮出水面。数字经济又会使股东会、董事会的设立灵活多样，很多国家的公司法都对股东、董事的议事规则做出灵活规定，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见面会谈，而是放宽到承认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的法律效力。跨国纳税人完全可以利用各国的法律漏洞，通过数字化技术信息手段，改变股东会、董事会的地点，逃避纳税主体资格，从而达到避税目的。
现有的CFC规则对公司实体的物理的、有型的规定，在第一种数字交易之下被完全架空。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主体要素的冲击，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22数字经济对CFC规则客体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通过网络进行交易，以往的积极所得一旦通过网络产生，便不容易征税。所以，现有的CFC规则对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的区分，意义不大。数字经济使得以往的分销、零售等中间环节消失，雇用的人员也大大减少，时间、地域、距离的阻隔与障碍，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客服。现在的纳税所得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即使是真正的积极所得，也很难被来源国征税，因为在网络上找不到连接点。所以，来源国只能针对本国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征税，但是这个当地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很容易在当地不留任何所得。尤其是跨国公司，利用电子数据手段，很容易逃避来源国当地税收。
举个简单的例子，总部设在美国的A公司，通过与全球范围内的学者签订协议，由某些学者提供学术信息，比如法律考试或者英语考试的资料和课件（mp3），但是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美国A公司。
美国A公司在中国的交易模式可以选择两种：一是网络交易；二是租赁教师视频授课。
第一种交易模式，即网络交易。在网络交易模式下，中国的消费者直接与美国A公司通过网络联系，购买所需课件，支付也是通过网络完成。在不考虑外汇管制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支付给美国A公司的费用，中国作为来源国征不到税，因为美国A公司在中国没有常设机构，更谈不上所谓的通过在中国设立受控外国公司（CFC）避税。
第二种交易模式，即美国A公司在中国租赁一个教室，雇用一些当地人员组织教学活动，然后报名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在这个固定的教室里上视频课程。在这种交易模式下，即使经济活动在中国有物理存在，但是美国A公司完全可以要求学员通过网络支付学费，而且学费通常是在开班之前就已经支付完毕。也就是说，所得的部分又流向了美国A公司。中国作为消费地，作为税收来源国很难征到税。因为这种情况下征税的条件是学习班至少开展3个月或者半年，而美国A公司在中国的补习班通常会故意规避这个法定时限，以逃避中国的税收，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此全然无策。
所以，数字经济之下的网络交易，对CFC规则的客体要素也会产生冲击，使CFC规则对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的区分，变得意义不大。按照现有的区分，很多积极所得都会带着避税的目的，本来应该被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在国征税，而所在国却挣不到税。
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母国的初衷是把积极所得的税收利益让渡给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在国，即来源国，但是数字经济使来源国对积极所得也挣不到税，而积极所得的税收利益流向了跨国公司本身。所以，数字经济之下，现有的CFC规则无法保障来源国对积极所得的征税利益，这是数字经济对CFC规则客体要素的最大冲击。
23数字经济对CFC规则豁免条件的冲击
美国的豁免条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豁免条款，美国纳税人的全球所得中积极的银行、金融或者类似经营所得可以免税。在美国，享受豁免的CFC必须从事积极的经营，获得积极的经营所得。这种假设建立在一种事实与条件标准（A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Test）之上，具体包括：CFC的规模、收入以及雇员人数。
通过上文的分析，仅仅规定对消极所得征税，而缺乏对积极所得征税，会给跨国纳税人创造新的避税机会。世界各国的豁免条款效仿美国而制定。
现有的积极所得豁免条款本身就存在问题，其真实性指得怀疑。例如，美国的CFC规则规定，保险公司对第三方的外购投资即“人为设计的投资”（Making or Arranging for Investments），归属于积极的经营。但是，参与投资的第三方多数情况下是消极的CFC。
此外，如果一个金融公司从其母公司获得资本，并与非关联第三方从事一些重要的交易，该金融公司将会被界定为“积极的公司”。但是，从真实的经济意义角度看，此种交易与《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956节规定的母公司自身从事的“上游借贷”（Upstream Loan）或者直接银行行为相比，并无差别。这种交易缺乏经济实质，其后果是侵蚀税基。[3]
积极所得豁免的前提限定在“事实标准”之上，显然无法与数字交易模式相匹配。CFC通过数字交易，几乎可以不需要当地雇员，也不需要当地组织规模。正如上文中提及的网络交易模式。数字经济使得判断积极所得的真实性，变得更加复杂。网络交易没有当地实体组织，却是真实发生的，也符合主营业务范围，但是很可能因为无法在现行CFC规则豁免条款之下得到认可，而不享受免税待遇。
3我国CFC规则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的策略
数字经济对现有CFC规则的冲击已经露出端倪，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对国家税收利益产生威胁的潜在因素。在数字化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在经济活动如此活跃的时代，国家税收利益的保障是必须考虑、博弈的问题。针对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三大核心要素的冲击，我国作为税收大国，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因应之策。否则，一旦税收利益丧失，国民经济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国现有的CFC规则体现在《特别纳税调整办法》，而且很不完善，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修改意见。各种修改意见都没有考虑数字经济对其的冲击，所以，笔者建议，在完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数字经济因素，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低法律修改的成本，防止出现新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仍然在数字经济问题上存在漏洞的后患。
31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不能局限于低税区
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不能局限于低税区，还要考虑税率比我国高的地区，也可能构成受控外国公司（CFC）。建议我国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标准降低，降低的方向是效仿国外的单一标准，只规定股权比例，或者只规定控制权比例，建议这个比例达到10%即可，最大限度地囊括所有的CFC。这样，就很容易把设在高税区的子公司也囊括到中国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范围之内。对“所得”的认定，不再局限积极所得和消极所得的区分，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对消极所得一味地征税，也不能对积极所得一味地免税。
我国在豁免问题上规定粗糙，在细化其规定的过程中，建议对积极所得的真实性要进行细化规定，不能局限于营业执照的范围，即使CFC的经济活动符合营业执照的规定，也要考察其主观目的是否真的与生产经营有关。
对积极所得的真实性的判断，不能局限于现有的物理存在标准，而是要放宽考虑的因素，即使没有物理存在，即使突破传统的事实因素，也可以享受豁免。
32慎重对待股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豁免
我国在对外签订税收协定的时候，对股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豁免要慎重。在具体谈判过程中，我国一方面要考虑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潜在的税收损失。
目前，我国对外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超过90个，如果一一谈判、修改，则成本太高，而且会影响我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关系，所以我们要在贸易关系与税收利益的让渡之间进行博弈、平衡。
笔者建议在税收协定问题上，我国分两步走：对于已经签订的税收协定，我们不必主动启动修改谈判，除非该协定已经到期，或者即将到期，而且我们有续签愿望；对于尚未签署完毕，或者未来签署的税收协定，我们要争取主动话语权，在打击数字经济避税问题上，保护中国税收利益上持严格态度。同时，我们要建立信息交换机制。这个观点得到国内权威专家的认可。
33呼吁修改避税地名单
我国通过国际会议呼吁修改避税地名单，国际税法应当重新定义“避税地”的概念，因为数字经济之下，避税不需要“地点”，只需要网络。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一旦实现，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收入来源国的税收利益。
参考文献：
[1]USDept of TreasuryThe Deferral of Income Earned Through US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A Policy Study[J].Office of Tax Policy，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2000（12）：71-75
关键字：科学与技术， 环保， 数字化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ngguan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plane design this industry has brought changes. This article from the dongguan to the creation of independent brands and green environmental advocate of the plane design, the influence of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digital media and digital printing also makes the plane design art in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Key wo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igital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东莞转型对平面设计行业的影响
东莞市人民政府在2011年的第82号文中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经济转型规划纲要》，抓住经济社会转型和科技发展跃升的战略机遇期，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创新型城市为主线，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综合竞争力为目标，由“东莞制造”转向“东莞创造”成功转型。东莞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尤其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东莞的企业的自主品牌，让东莞真正的“走出去”，使东莞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排头兵。这个过程中必然要体现自己的品牌，设计行业依附于品牌战略会有所发展。无论从初级产品到高档品牌的形成、企业形象的形成到新市场的开拓，设计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形象、环境设计、都起着影响甚至决定市场的关键作用。
二、东莞企业的品牌需要平面设计
东莞的企业需要品牌，就更突出了设计的竞争，设计是与经济和商业互动。在品牌竞争的白热化市场竞争中，更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要强化品牌意识，注重设计质量，注重形象包装。平面设计就成为了任何企业都必不可少的岗位，无论是企业的logo、标语、产品的包装、宣传广告的设计，都离不开平面设计。好的设计会为企业争得市场的招牌、主导新市场的开发。
面对着这个强大的需求市场，平面设计师的设计风格除了考虑人性化、个性化、多元化外，更应该加上东莞地域本土化的设计需求。设计师若能立足于当前东莞经济的转型，创建出具有东莞本土文化的作品，更能突出本土品牌包含着东莞经济转型发展的文脉，也把对东莞的感情融入设计中，感召各地人们，就更能向珠三角，各省各地传达具有东莞特色的品牌企业，设计作品就会成为东莞经济转型的一张无形名片，同时也能感受东莞本土文化的艺术魅力。
三、绿色环保的提倡对平面设计方向的影响
在东莞经济转型的同时，政府会积极推广环境污染整治先进实用技术和清洁生产工业，开发新能源利用，开展绿色制造和再制造，实现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相协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切都需靠广告、宣传、网络传播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对于平面设计师而言，在设计中就要强调保护自然，生态，充分利用资源，以人为本，与环境为善。这样，通过这种绿色设计传达了东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对环境的关注，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所属平面设计中的包装设计也趋向于绿色包装。绿色包装与环境保护是国际包装工业的热点问题。这也要求在包装设计时要考虑到对环境的保护。一方面在包装设计时，要考虑到当前包装材料和制品的制造工艺的发展，利用最新的环保的材料。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复合型包装设计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全面考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等问题。
四、网络的发展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东莞市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到要加强创新宣传。为了达到好的宣传效果，必然用到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各种广告宣传模式。而这一切也为平面设计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如今的网络中的信息资源无限，互联网将是平面设计者新的舞台，网络媒体的良好交互性，智能化的交互特征是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利用网络的视觉艺术设计为网络的发展带来活力，提供了个性和生命力的舞台。平面设计在当前网络的发展下，可以利用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手段，对微观事物进行模拟，对抽象事物进行生动直观的表现，对复杂的过程进行简化和再现。平面设计师将会利用Internet互联网这新的设计舞台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带给公众不一样的宣传效果。
五、数字化媒体对平面设计的挑战
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平面设计也经受了这场改革的冲击和挑战，进入了以计算机、网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虚拟空间为主要要素的数字艺术时代。制作技术、印刷方式的进步以及新媒体的出现，设计类软件的提升，这一切都使各类设计在形象传播、视觉冲击、和个性体现等都具有更大的空间和张力。当前信息化社会改变了设计师的工作方式，解放了对设计形式的束缚。数字化设计将成为未来设计师的主要表现手段。 如同设计现代化标志为例，高科技技术可使标志从简单的几何形到复杂随机形的演变，动感十足的三维造型的广泛应用，质感的增强，各种电脑符号、绚丽多彩的色彩的使用，使得标志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数字化媒体的出现，网络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增添了各类设计的时间性和交互性。多媒体可将文字、声音、图像等相互分离的信息较好地融合在一起，进行各种信息的处理。这样，可使各种设计有着丰富细腻的情感与生命。数字化设计将成为现代设计的主流，丰富了标志视觉表现手段。
六、数据化印刷的发展也改变着平面设计
东莞经济的转型，科技的发展，这一切都要求印刷业跟着当今发展的趋势主动转型、采用新思路和新策略来迎合市场发展的新变化。跟随着人们生活水准及消费水准的提高，各种社会商业活动的逐渐增多。80后、90后都开始崇尚自我，各种个性化设计应运而出，对包装和印刷品消费都要求有个性化印刷。对于常见的产品如宣传单、账单、贺卡、请柬、直邮广告、博客书等印品，消费者需要的是能随时随地按需要的数量，价格便宜，这些需求刺激了数字化印刷的快速发展。为了能更好地实现数字化印刷，运用计算机流程管理及网络技术使企业进一步开源节流。
2011东莞（第六届）国际纺织品印花工业技术/国际纺织品数码印花技术的展览会在东莞厚街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盛大举行。在本届展会上，新技术新产品令人目不暇接，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环保产品应用更加广泛、数码印花渐成主流。这一切都说明着数字化印刷在不断的发展，这就要求作为东莞经济转型中能突颖而出的设计师就是懂编程又懂界面设计的复合性的人才，加紧学习，迅速了解各种媒体运作的基本技能，这就成为当代的平面设计师的自我增值的途径。平面设计由设计的背景如人文、社会和商业在发展与变化，新技术和媒介的产生都影响着设计。
参考文献：
[1]东莞市科学与技术发张“十二五”规划（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