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8: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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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构建消费大国为发展目标推进转型与改革
正因为如此，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以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收入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应尽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G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此，有人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具备了国民收入5年内翻倍的条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规模、在何范围实现国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国民收入增加的实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以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支出的同时，应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须依靠社会各界力量
[关键词] 消费 需求 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 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 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 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 9.1%,下降了 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 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 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 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 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 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 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 3.27 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 2008年的 2.38%,下降了 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 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 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 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 min)=0.0011719,最大差值 Δ (max) = 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 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 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刘成林:消费需求变动与河北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J].河北学刊,2007(1)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刘成林:消费需求变动与河北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J].河北学刊,2007(1)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收入;贡献率;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1-0118-03
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不仅要靠投资的支撑,更主要的应靠国内消费。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需求来拉动,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严重不足。其主要症结在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最大症结在于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我国是一个拥有9亿多农村人口的大国,农业的消费需求和购买能力是经济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如何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人口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努力使广大农村的消费市场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动力源之一,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1 当前农村消费不足的表现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发展滞后,不仅表现在与自身市场规模极不匹配的消费总量上,还表现在与城市消费市场的巨大差距上。整体水平偏低、消费结构失衡、增长速度趋缓等现象严重遏制了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力。
首先,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偏低、增长速度趋缓。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客观现状与市场规模很不匹配,其市场潜力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农户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低落,消费市场增长速度缓慢,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僵持于低迷状态。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可以看到,农村居民消费一直以低水平运行。从199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绝对差距持续扩大,相对差距在波动中略有扩张。
其次,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失衡。目前,中国农户的消费仍集中在食品、衣着、居住等基本生活消费品,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幅度偏小。对于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较高层次的消费刚刚起步,这既不利于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无法带动当地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务工农民收入。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虽然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7%下降到2007年的43.1%。但是与城镇居民36.7%的恩格尔系数相比,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
2 当前制约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近几年来,农村市场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把农村市场作为今后市场建设的重点。然而近几年农村市场由于下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严重滞后。
(1)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还很低且增幅缓慢。农民的消费行为已从攀附式的消费行为上升到有风险预期的理性消费行为,尽管国家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工作来抓,但是由于主要通过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这两项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因此农民增收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收入依然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政策的制定,应以稳定增加农民的持久收入为出发点,增强农民提高收入的预期。
(2)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农民的非消费支出增多。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如修乡村公路需要农民集资；其次,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维持的费用大多数需要由农民来负担。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对农民要“多予,少取”,但不少地方仍存在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有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
(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和农村金融机构缺失导致的消费环境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路、电、通信设备等设施的不配套,影响了农村的消费市场。从目前来看,很大一部分农民已具备了购买耐用消费品的经济支付能力,而且有强烈的消费需求,只是缺乏相应的消费硬件设施。
3 农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数量分析
在这里,根据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建立农民收入――消费函数模型,拟合农村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希望据此可以推算农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持久收入的增加对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
根据费里德曼的观点,收入由两个部分组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变动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永久性的,那么人们就可能消费掉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另外,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增加的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在各种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中,持久性收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费里德曼在对模型估计的过程中采用不同λ的值进行估计,选取R2最高的作为消费函数,此时相对应的λ值为0.333。故可采用收入的三阶段移动平均值来近似表示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为现期实际收入与持久收入之间的差值。下表给出了计算出的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和消费倾向。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①2000年之前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2001年之后,持久收入比重持续下降。②2000年之后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绝对值和比重都在上升。③从2001年之后,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要小于边际的消费倾向,根据两者的内在关系,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农民的持久收入的比例呈不太稳定的增长态势,而且存在下滑的可能性,这必然会影响农民现期的消费行为。
4 中国农村消费和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不足,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倾斜。因此,打破农村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僵局是中国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1)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农民消费水平增长慢于人均GDP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事实上,在最近10年间(1996―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仅为4.8%,远落后于同期人均GDP 8.2%的增长率。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导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处于很低水平。这种状况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所应产生的消费经济效应是不相适应的。
(2)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极大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一方面,农民消费水平低下会直接影响总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商品的销售,影响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农民消费层次低下,使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滞后。
(3)农村居民消费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这个潜力的充分释放,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近3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1983年的32.3%下降到最低点2007年的9.1%,下降了23%。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下降了近37%。
5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建议
(1)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同步双轨运行,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一方面,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有利于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城市化扩大内需。这需要完善农业富余人员在城镇务工经商政策及生活、子女入学等相关配套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挖掘农业增收的各项潜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经过3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农村初步具备了以社会保障制度替代家庭保障制度的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抑制过高的储蓄。继续稳定农村,发挥其重要的经济社会保障作用,解除农村居民即期消费和信贷消费的后顾之忧。
(3)优化农民消费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整产品结构,为农村消费市场开发和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生产企业要转变观念,深入农村市场调查、认真研究农民的消费心理、消费特点、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根据农村即期需求和潜在需求调整产品的品种结构,加快适宜农村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4)完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加强农村市场建设,不断完善农业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要突破传统的集市贸易的方式,建立农村的流通网络。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农村消费的客观要求,同时对于促进中国农业的产业化、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以及提高农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宏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趋势及制约农民消费行为的基本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4(3).
1.生产总值构成变动分析。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是计算支出法生产总值的三要素,其中最终消费一直在我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最大，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最大。1978年甘肃省生产总值为64.73亿元，2007年为2702.40亿元;消费率1978年为66.62％，2007年为59.78％,说明最终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因此实证分析甘肃省居民消费变动及其对经济影响作用有一定实际意义。
2．最终消费情况分析。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甘肃省最终消费支出1978年为43.12亿元，2007年为1615.37亿元。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占据最终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
3.甘肃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消费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计算甘肃省最终消费贡献率在2002年至2007年间分别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更容易受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策要素影响。
二、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消费结构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消费结构能够反应出居民的生活水平，甘肃农村居民从1993年到1999年将支出主要用于食品消费，说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和温饱状态;从2000年开始消费支出比例小于0.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居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关数据变动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0.51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费支出已不在占据消费支出的一半比例。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到达小康阶段，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应有所增加，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动度，是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在1996年～2000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0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2.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非常显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2001年～2006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过剧烈变动后，明显趋于缓和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具体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系数α1和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甘肃年鉴》统计资料，对模型进行回归拟和，分别得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Ct=0.258+0.721Yp+1.737Yz（1）
（0.002）（8.237）（2.469）
R2=0.873D.W.=1.212F=34.46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Ct=87.934+0.789Yp+0.873Yz（2）
（1.095）（40.793）（3.908）
R2=0.997D.W.=1.91F=1878.984
从方程中可看出，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费。既增加了暂时收入，不仅要将暂时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要拿出储蓄来消费。城镇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费。
四、简要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有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但是，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等三要素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说明拉动消费仍然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出现重要变动倾向。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当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另外，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3.为了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城乡经济，保证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使投资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二是进一步开发农民能够稳定增加收入的就业渠道和途径，如非农产业收入、转移性就业收入、农业产业化收入等；三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作为重点，用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证消费；四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一定的引导，努力改善城乡居民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劲松:重庆市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贡献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7～10
多重目标抵消宏观调控有效性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
花旗集团中国区经济学家沈明高
《财经》杂志“中国经济”专栏
2006年7月17日
2006年上半年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调，是防止投资过热。与过去的单一目标不同，现有的紧缩政策，需要兼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同时还要考虑到与汇改政策和银行改革同步。
在多重目标之下，政策之间存在冲突，抵消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例如，政策紧缩的目标是控制投资增长速度，但现有的地区发展政策，如开发西部、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却鼓励在这些地区的投资。今年1月至5月，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了41.2％和33.8％，东部沿海地区的增速只有26.5％。同样，提高贷款利率本来可以抑制投资，但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却扩大了银行的利差，实际上鼓励了贷款的增长。
在种种条件下，我们将对2006年GDP增长的预测从9.3％调高到9.8％，且紧缩性政策可能使下半年的增速回落到9.5％以下。可能的紧缩政策包括：第一，在三季度再次提高基准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第二，人民币升值可能加快，预期全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可能高达7.5％，或在上半年温和升值的基础上下半年再升值6.2％，而且，今年下半年或最晚明年上半年是较快升值的最佳时间窗口期。第三，其他紧缩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要求等。
（详见《财经》网络版省略“财经文萃”）
金融
完善法律可促进信贷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雷纳哈斯曼等
《比较》第25辑 2005年7月
有效的法律制度能够降低贷款风险，并使经济体中的信贷规模有所增长。对12个转轨国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研究显示，债权人权利保护的总体水平与信贷规模正相关，法律变革与信贷规模之间也呈正相关。在区分了对债权人权利提供个别保护的法律规则（即担保法）和集体执行机制（即破产法）之后，发现担保法比破产法更重要。
此外，在贷款规模增长方面，市场新进入者，特别是外资银行，比现有参与者受法律变革的影响更为强烈，表现为信贷规模增长更大。这意味着，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既来自银行数量的增加，也来自银行平均信贷规模的扩大。
政策
不发达状况持久的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 拉古拉迈拉詹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世界计量经济学会2006年远东会议”发言
2006年7月11日
为何世界上的不发达状况如此持久？一种回答是，穷国缺乏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制度，制度状况的持久性造成了不发达的持续性；另一种回答认为，不发达状况源自教育的落后。但这二者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一些穷国已经具备了运作良好的民主和经济制度，但仍然无法摆脱贫困，而且教育状况长期无法改善的情况也得不到解释。
制度和教育的确是不发达状况持续的可能原因，但更深层的因素，是自我持续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发展陷阱”的本质在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比如教育资源的初始分配）造就了其特定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构成的利益集团又成功地使那些坏的政策得以延续，并继续产生新的支持者，从而自我复制。因此，要改变不发达状况，就必须把注意力从坏的制度，转向需要这些坏制度的利益群体，否则将徒劳无功。
（参见《财经》网络版省略“每日特稿”）
社会
2030年前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Rod Tyers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2006年7月17日
通过建立一个GTAP 动态全球经济模型，可以计算出，在人口出生率从1.9％持续下降到1.5％的基准情形下，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状况如下：
第一，老龄化现象变得严重。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老龄人口增加更快，年轻人口减少也更快。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同时增加一段时间后，将开始下降，并且劳动力下降得更快。这一点各国有较大区别。西欧和日本的人口和劳动力会持续下降，而印度出生率仍然很高，人口和劳动力将持续上升。
当前较大的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偏快。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导致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本成本和高投资回报率，刺激投资和出口增长，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由于我国“人口红利”还会持续较长时期，由此决定了我国较为持久的通胀压力。
解读当前的通胀压力
产出缺口表明当前我国存在着需求拉升的通胀压力
估算产出缺口可以评估通货膨胀压力。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的1978～2006年产出缺口曲线如图1所示(参数选择25)。1999年到2002年，我国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并不断扩大；2003～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四年保持在10％以上，逐渐摆脱了持续五年之久的通货紧缩，产出缺口逐渐缩小并在2005年转为正值，2006年扩大为3093亿元。
经济增长率缺口表明我国存在着需求拉升的通胀压力
对实际GDP增长率进行HP滤波后得到的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GDP增长率的缺口表明(见图2)，1997～2002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GDP增长率，增长率缺口为负；2003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潜在GDP增长率，2004年和2005年缺口逐渐缩小，2005年仅高0.02个百分点，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分别为0.62和0.71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来源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
超额货币缺口表明我国当前存在着通胀压力
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从而总需求过度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如果这种总需求过度是由某些实际因素引起的，则不会持续，只有当需求过度是由于货币过量发行引起时才会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总需求过度的途径有两个，一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二是货币供给量的增长。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总产量增长率的程度(超额货币缺口)是度量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指标。
2001年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稳定。年M1流通速度一直稳定在5左右，年M2流通速度保持在2左右，略微有所下降，年M0流通速度2001年以来缓慢提高，从2000年的21.73提高2006年的25.2。以M和M2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季节性波动明显，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相当稳定，除2005年前三季度稍高外，其余季度均保持在1左右。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说明，我国总需求增长主要来自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
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引起总需求过度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超额货币缺口(货币供给增长率减经济增长率)，M1与GDP增长率之差都在8.7个百分点以上，M2与GDP增长率之差都在8.3个百分点以上，是2004年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2006年我国超额货币缺口，M2与GDP曾长率之差都在7.4个百分点以上，2007年M1与GDP增长率之差在8.7个百分点以上，是2007年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
综合考察产出缺口和超额货币缺口，可以认为，2003～2005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经过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2005年产出缺口和经济增长率缺口均很小，经济总体上供求平衡，物价回落至1.8％的较低水平；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产出缺口扩大为3093亿元，占实际产出的1.47％。2007年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高，产出缺口进一步扩大，而且超额货币缺口较大，虽然以M2计算的超额货币缺口有所减小，但以M1计算的超额货币缺口居高不下，居民通胀预期明显加强。因此，当前我国存在着较大的通胀压力。由于贸易顺差和货币供给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且货币供给作用于经济增长通常有一年以上的滞后期，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居高不下，我国就仍将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当前我国存在着典型的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它是由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经济资源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偏快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不可忽视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泛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口转变(见图2)指从前工业化时期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后工业化时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变化过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滞后于人口死亡率下降，导致若干年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继而引起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根据估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个百分点。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在东亚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从劳动供给角度看，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速度存在着一定差异(见图3)。在人口经济负担上升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低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在人口经济负担处于下降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将提高分工效应，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随之增加。
人口结构变化可以改变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代际更替关系。从个人生命周期来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会减少家庭支出，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储蓄比重的提高，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其中，高储蓄率是解释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经济起飞时储蓄率达到35％以上，香港、韩国、
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储蓄率在30％、甚至在40％以上。随着经济走向成熟，日本的储蓄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这种趋势是造成日本经济增长减速的一个原因。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推动经济增长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及时转化为实际劳动力供给。二是储蓄率提高而增加的储蓄及时转化为投资。储蓄增加、投资增长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才能实现“人口红利”。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
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导致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充裕的资金供给、较低的资本成本，这样便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成本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消费率较低而储蓄率较高，从而资金成本较低。同时由于就业压力巨大，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均是充分就业目标的内生变量，低工资、低资金成本成为充分就业目标的政策变量。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金成本使得投资回报率较高，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
根据解放以来历次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比重在1964年之后持续提高(见表1)，同时从主要人口大国人口年龄构成比较看，200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仅低于俄罗斯和泰国，处于较高水平(见表2)。1964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较快，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见表3)。
表2是1953～2005年各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中可见，1964～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其中1964～1982年为7.1％，1982～2005年 为3.6％，1982～1990年为10.1％。
1990年后，1990～1995年的“人口红利率”为-0.3％，1995～2000年为8.5％，2000～2005年为4.6％，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来源，“人口红利”构成经济增长的一部分。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还会通过影响储蓄率和消费率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随着人口转变，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口转变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逐步提高，我国储蓄率逐渐上升，2005年达到48.1％。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消费率低而储蓄率高的结果必然是投资率和净出口率高。这就意味着，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逐年走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在减弱。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人口基数固定的情况下，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加，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使低劳动力成本得以维持。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2％～4％(见表4)，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5％～13％，巴西、墨西哥的20％～30％。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带来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导致资金丰裕，资本成本低。另外，由于就业压力巨大，充分就业目标使低资本成本得以长期维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金非常丰裕，存贷款差持续扩大，实际存款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平。
低劳动成本和低资本成本导致高投资回报率。世界银行2006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季报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1998年的2％上升至2005年12.7％，非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7.4％上升至16％，所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股权收益率超过了15％，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留存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据白重恩、谢长台、钱颖一的研究，1978～1993年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为25％，1993～1998年间趋于下降，1998年至今稳定在20％左右。高投资回报率刺激外商投资增长，1979～2005年我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52942个，累计吸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6224.3亿美元。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贸易顺差及货币发行的影响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尽管存款收益和贷款利率都很低，但我国银行存贷差从1994年1月的-3779元增长到2007年8月的12.13亿元，这意味着由高储蓄率导致的贸易顺差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低资本成本和鼓励外商投资政策导致外商投资加工贸易项目激增。1979～2005年，我国累计吸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中约有70％是投向制造业，在我国造就庞大的加工工业和规模巨大的进出口加工贸易。以境外市场为主要目标，以加工或代工为主要手段，在我国进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是导致高额顺差产生的主要原因。计算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顺差平均有89％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平均又有74.8％来自于外资企业。由此可知，67％的进出口总顺差是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顺差形成，即使在2005年一般贸易顺差相当大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在总顺差中的比重也达到了63.3％。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发行过快的直接原因。为说明这一点，将因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从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中扣除，发现调整后的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速，及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均大幅下降。与调整前相比，2001～2006年调整后的M2增速平均下降4.5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值平均下降0.3。这表明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是形成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直接原因。从2006年的情况来看，调整后的M2增速下降了8.5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值下降了0.47点。
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引发的总需求超过经济资源决定的总供给。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导致的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本成本，刺激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导致出口的增长，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偏快的直接原因。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发行过快的直接原因。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又是持续提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导致的高储蓄率、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必然结果。因此，本轮通货膨胀可以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人口红利的积累得到解释。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优势还相当明显，投资回报率水平仍比较高，这就决定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和贸易顺差仍会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会维持高位；在人民币缓慢升值和国际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货币发行速度和货币流通量仍会较快增长，这就决定了较为持久的通胀压力，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是通胀压力的一种表现。在居民消费倾向稳定和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时期，食品价格上涨并不是消费需求直接拉动的，而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产生了非食品生产对生产食品的经济资源过度需求，生产食品的经济资源供给不足、产量和供给下降引起的。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超过了有限经济资源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的。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经济资源有限供给与过度需求矛盾冲突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在食品价格上的集中体现。
可以预见，短期内即便食品价格随供给的改善而出现了暂时的下降，持续的通胀压力还会通过其他产品价格上涨表现出来。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变之前，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根本之策。可以预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是同步发生的一个长期过程。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投资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关键动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显性关系，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作用于宏观经济:一是短期的需求效应，即作为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拉动总需求增长，带动总产出水平增长;二是长期的供应效应，通过形成新的后续生产能力，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和技术基础。
2开发区投资数据分析
2．1GDP与固定资产投资趋势分析
从信阳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看，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4年占63．6%，2011年上升到276．9%;从投资增长速度看，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分别由2004年的4567万元、7180．61万元增长到2011年的7180．61万元、264196．6万元，8年时间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67倍、GDP增长了28倍，投资年均增长26．7%，远高于我国GDP年均11．2%的增速。经计算，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高新区的GDP将增加5．96个百分点。2004～2011年间，信阳高新区GDP曲线与固定资产投资曲线走势基本相似。这说明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信阳高新区来说，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固定资产投资，并且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存度还在不断提高［2］。也就是说，高新区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驱动的。2．
2.2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变动趋势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周期直接主导着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固定资产投资是诱发经济波动的物质性基础。信阳高新区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变化周期高度吻合，而且投资增长率的振幅明显大于经济增长率，这表明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投资增长的增或减会导致经济增长轨迹的变化。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处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2006～2011年间投资率由2005年的0．77增加到2011年的2．77，均值超过了1，尤其是2010年达到了最大值3．61，这说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固定资产投资在这6年间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3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分析
2005～2011年，信阳市投资系数最大值是2010年的1．70，最小值是2005年的0．35，平均弹性系数0．64;高新区投资系数最大值是2011年的1．83，最小值是2006年的0．21，平均弹性系数0．81，信阳高新区投资弹性系数高于信阳市平均水平。信阳高新区投资弹性系数高达0．8，反映了投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推动力度非常大，效益明显。鉴于投资的供给推动作用对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期，经测算，信阳高新区滞后一年的投资弹性系数绝大多数比同期的投资弹性系数要高［3］。因此，对于目前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经济发展而言，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3结论和措施
通过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投资是拉动信阳高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会带来投资的迅速增加，两者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要使信阳高新区的经济保持长期均衡增长，必须使投资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大起大落，同时要积极改善投资结构、投资环境以吸引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扩大投资的来源。
摘 要：一国的崛起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尤其是经济竞争力角逐的结果。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以英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为例，对经济因素和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和考察，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未来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以实现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 ：英国崛起 未来经济增长 赶超发展
一、英国崛起的经验探索
1.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自由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崛起，从而使其成为第一个世界性的强国。虽然在工业化早期英国主要奉行重商主义，采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经济政策，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英国政府开始改变传统经济政策，转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和富强，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
2.强大的制度创新能力
旺盛的制度创新能力是使英国走向强盛的秘诀。研究表明，持久的经济增长起源于一种适宜财产权演进的环境，包括有效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对知识产权的鼓励等措施，直至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安排。英国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成熟的私有产权制度不仅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而且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对英国的经济繁荣和富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崛起的过程就体现为一个技术创新与时俱进、科技应用日益普及的过程。为了激励技术创新，英国政府曾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专利法，并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思考
1.从经济增长因素方面改革
从经济增长理论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无外乎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增长和技术进步，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必须从这三方面着手。这就要求我国继续深化改革，释放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诸要素的潜力，以推动中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告别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生育率水平的不断下降，中国的劳动力在未来的几年达到峰值后就将处于下降的态势。面对这一问题，中国需要对户籍制度等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措施进行改革，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中国还可以通过发展劳动替代性技术来弱化劳动供给减少的影响。在资本投资方面，中国同样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中国要加快金融市场改革步伐，加大金融行业竞争力度，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要改革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体系和地方财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问题。未来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以及资本边际产出的逐步下降，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更加重要。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我们要致力于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尽快形成新增长点和驱动力。
2.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而要实现产业升级，必须要确立“从成本优势转向争取技术优势”的战略思想，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培养几个“高新技术战略产业”而是要全面提升我国各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要调动各领域、社会各层次、各地方的能力和优势，综合发挥政策和市场作用，排除矛盾，形成协同效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主导，发挥国有企业应有的作用，把握市场和政策指导、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平衡。
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是中国未来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经过“刘易斯转折点”且“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情况下，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途径是把经济增长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率基础上。要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 “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特别是科技型增长，重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未来中国必须要依靠自己，走自主创新、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
3. 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调整
林毅夫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必须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这种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现阶段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转型中的国家，这种结合既强调了我国应消除市场中遗留的一些干预，又强调政府要克服原来制度的扭曲，建设基础设施和补贴转型期中的产业。
从上述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不意味着市场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起决定性作用，也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的比重或作用范围。要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应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经济，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制造业融合，以及新的工业生产方式、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新的生产制造模式基础之上。
三、结论
近代以来，大国的兴衰更替始终是世界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主题。伴随着相对力量优势的逐渐增大，它们对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而这正是大国崛起和竞争的历史铁律。大国崛起既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体系变动中的权力博弈，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世界体系结构变化中进入中心区域的发展竞争，经济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无疑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当然，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总体失衡，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等一系列挑战。在当今社会，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就要求我国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