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8: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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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 历史 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 指导 ，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 经济学理论 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 哲学 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 检验 ，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
来的相关利益。因此， 经济 学 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 社会 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历史 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 法律 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 投资 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 “需经家庭经济 调查 ”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 申请 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 市场 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 人力 资源 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 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
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 社会 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 经济 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 经济学 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 市场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1.人力资本理论不能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这一理论引进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更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对这一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摒弃其中非科学的成分，对于建立体育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西奥多舒尔茨等西方经济学家解释，人力资本是“以较大的工艺、知识等形态体现于一个人身上而不是体现于一台机器之上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主要是用于教育、卫生保健、体育等支出的费用形成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为提高人的能力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过去投资的现行价值。人力资本不仅表现于劳动力的数量，而且表现于劳动力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知识积累量、劳动熟练程度、身体素质等。舒尔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只有20%是由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结果，其余80%是由于教育与科学技术的作用，即来自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他以此为根据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很大作用：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由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他认为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所以这些投资应视为生产性投资。他高度评价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重视人力投资，并提出了一套人力资本收益的计算方法。西方的体育经济学正是以这种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
人力资本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矛盾发展的产物。人力资本理论竭力鼓吹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由政府和劳动者增加人力投资，负担大大增长了的劳动力培养费用。西方经济学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出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也作一些切合实际的研究；因此，其内容中也有一些科学成分可供我们借鉴和参考。例如，关于重视人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观点；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关于强调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关于教育政策是一国经济发展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关于重视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发展我国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目标是有参考价值的。
人力资本理论尽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部分，许多内容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严重冲突，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例如，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可以产生一定的收入，都是利润的源泉，抹煞劳动创造价值，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事实，把工资说成是为劳动者付出的“教育成本’带来的合理后果，是其‘教育成本”的收益。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其中并不包括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工资被说成是“教育成本”的收益，而不再视为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既然工人创造的价值都作为‘教育成本的收益”而被工人获得，那么资本家哪里还有剥削呢？可见，人力资本理论是一种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
由此可见，在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时，应当借鉴和吸取人力资本理论中科学的、有用的成分，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也是由人力资本理论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2.准确界定体育产业内涵是制定体育产业政策的重要前提
关于体育产业的定义及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和体育部门中对此理解很不一致。学者们对体育产业概念的讨论不但不妨碍发展体育产业的新举措的出台，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体育产业的认识，有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
欧美学者认为，“体育产业是以满足消费者和其他行业对体育需求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等部门的总和，其领域涵盖一切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体育部门的相关领导和部分学者将我国的体育产业分成三大类别：第一为体育主体产业，指发挥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体育经营活动内容，如体育竞赛表演、训练、健身娱乐、咨询、培训等方面的经营；第二是为体育活动提供服务的体育相关产业，如体育器械、体育服装等体育用品的生产经营等；第三类是体育部门开展的旨在补助体育事业发展的其他各类产业经营活动。按照对体育产业的这一界定去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容易产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体育相关产业”和体育部门办的“第三产业”究竟包括哪些？边界十分模糊，有人说除了运动服装、运动器材夕卜，还包括运动营养食品、体育书籍报刊、体育场馆建设、体育广告等。至于体育系统为创收而兴办的第三产业更是种类繁多。可见，如此定义的“体育产业’是一个跨多种经济部门、多种产业的大杂烩，内容十分庞杂。面对这样一个“大杂烩”，怎么能制定出一个有效的“体育产业政策”呢？第二，运动服装属于服装业，体育器材属于文化用品工业，运动食品饮料属食品工业，体育报刊、书籍属新闻出版业，体育场馆建设属建筑业。作为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部门，有职责和权利为这些部门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吗？第三，制定产业政策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产业政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分布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作为主管体育工作的行政部门，显然无力承担也不应该承担制定跨部门，跨行业的“体育产业”政策。
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上述对体育产业包涵内容的界定，违背了经济学关于产业的原理和产业分类的原则，把体育产业界定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横跨多种产业的超级产业。这种“大而全”的产业结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主体产业发展不够大，没有形成支柱性优势。体育产业的支柱产业应该定位于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和无形资产开发经营业，这三大支柱性本体产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目前规模有限，其市场运作也不够规范。另外体育产业的缺陷还表现在有缺位的本体产业市场，如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虽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换交易，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场行为，如运动员转会也不够十分规范。由于对体育产业的概念和构成范围在国内学术界存在明显的分歧，徐本力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将上述三类产业简单地组合在一起，统称为“体育产业’的观点，支持率仅为47.4%，而反对率却为526%；将发挥体育自身功能，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性、非实物性形态的体育本体产业才是真正的体育产业的观点获得543%的支持率；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必须是体育部门经营管理或由体育事业牵动的产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体育产业的定义如下：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运动自身生产和提供财富的产业；是以生产、提供和运动直接相关的财富和服务为工作内容的产业”。体育产业是一个以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和体育人才市场、体育咨询市场为本体的市场。重点应该是加快引导健身娱乐市场的扩张，把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两类市场作为龙头，体育部门根据体育市场发展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加快高层次的立法，建立健全体育市场管理的相关法规。首先建立体育市场服务标准是体育市场依法管理的前提；同时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营秩序；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关的配套法规，形成体育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使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发展真正有法可依。
3.体育无形资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薄弱环节
体育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备实物形态但能为体育部门和体育组织使用，具有使用价值并带来经济效益的资产和资源。体育无形资产是体育产业经营和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及合理地开发体育无形资产，用好和管理好无形资产，关键是制定科学的政策，这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和经营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比赛、活动和体育组织冠名权的开发；2）体育比赛、组织的标志、专利以及使用权的开发；3）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转让；4）体育组织和运动员名誉肖像权的投资经营和广告活动。
3.1 体育无形资产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无形资产具备提供体育服务和体育劳务的必需条件，体育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体育无形资产的作用在于可以促进体育服务的实现，产生经济效益。体育无形资产价值可以用货币计量，这是因为进入市场的体育无形资产属于可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的价值就是通过货币数量来表现的。体育无形资产的形成具有不确定性，供给的有限性，占有和使用上的时效性，因此体育无形资产是一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
3.2 体育无形资产的种类
体育无形资产是相对于有形资产而言的，是指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或者经济资源。体育无形资产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为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冠名权、体育品牌、体育倶乐部名称和体育团队标志等；第二类为技术秘密，指体育经营活动中使用的、未公开的且未申请专利的知识和技巧。它包括各种体育技术资料、图纸、数据、体育训练规范、方法和作业流程、体育营养配方、体育食品制作方法等；第三类为经营秘密，指体育部门或企业所掌握，不为公众所知晓的信息和资料，能为拥有者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带来的收益能超过本行业一般收益水平；第四类为特许经营权，一种是由政府或国际体育组织授于特许经营权，另一种是由企业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包括体育项目经营权、体育场地使用权、体育运动空间和区域管辖权及使用权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运动技战术和管理、训练方法和手段是重要且易被忽视的体育无形资产。体育运动技术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体育无形资产，这种特殊的体育资源的获得要有大量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投入。因此运动员的转会的实质就是运动技术这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的交易，是运动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而不应该被认为是体育人力资本的经营。在我国，优秀运动员都是由国家出资培养而成的，因此在无形资产的产权问题上与国外运动员不同，既有运动员个人的成分，又有国家的成分。因此在运动员无形资产的经营过程中，既要合理合法地保护国有和集体的权益，又要合理合法地保护个人权益。
4.结束语
关键词：儒家；经济伦理；传统主义；理性资本主义
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周晓虹，2002：1）关系的探寻是古典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个不变的主题。其中，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和“共同体”形式，也成为社会学历史上众多理论巨擘求解“人性和社会秩序”关系之谜的钥匙。从圣西门著作中流露出的宗教色彩，到孔德晚年沉迷于中的人道宗教，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基本特征、宗教起源与本质的揭示，到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理性经济行动关系的比较宗教研究，这些都为宗教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不仅构建了体系庞大的理解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实证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他对理解、理性类型、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出色论述也对其后的社会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晓虹，2002）。除此之外，宗教社会学研究也是韦伯社会理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1904年，韦伯发表了其后对宗教社会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1987）一书。和涂尔干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并通过对原始宗教基本特点来揭示宗教起源和本质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韦伯关注的却是西方社会独特的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某种联系。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讨西欧社会以外的其他文明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一样的理性资本主义这一“韦伯命题”，韦伯将目光转向对“最能把为数极多的信徒吸引到自己周围的那五种宗教或受宗教制约的生活准则”的比较宗教研究。它们包括儒教（中国）、印度教与佛教（印度）、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些文章统统采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的方法”（韦伯，2008：6）。
一、宗教的“经济伦理”
纵观韦伯宗教思想的所有论著，宗教的“经济伦理”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就像韦伯自己认为的那样，一切重要的共同体形式都与经济有关，从家庭与家务共同体到企业、家族、民族共同体，包括宗教。那么，在韦伯那里究竟什么是一种宗教的“经济伦理”？“我们要研究的并非仅仅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的神学大纲式的伦理理论，而是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和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马克思·韦伯，2008：3），这表明了韦伯研究的宗教伦理和涂尔干视域中的宗教伦理有着巨大的不同，在韦伯这里，重要的不是宗教伦理的系统性本身，而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对现实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理性经济行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概念的建构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延续，所谓宗教的经济伦理，简化来说，也许就是当初韦伯在西方社会新教伦理中找寻到的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那些方面。比如赚钱的欲望、勤劳和节俭的品质、最效率的重视以及可计算性等等。正是这种新教伦理刺激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后者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出现。
然而，经济伦理并不只取决于宗教，还受到种种其他社会经济地理因素所谓影响。“经济伦理往往是十分复杂的东西，受到多方面的限定……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只取决于宗教……经济伦理显然有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由经济地理与历史现实决定的纯属固有规律性的标准。生活方式的宗教定规也是经济伦理的诸因子之一，但是这种定规本身，在现有的地理、政治、社会和民族的界限内自然又受到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韦伯，2008：3）也正是因为此，对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进行研究离不开对这些孕育出这些宗教文明的社会背景的诸方面的历史考察。
他尝试解释的是对这些世界宗教的实际伦理影响最大、并且形成了这门宗教独特性质（区别于其他宗教，又与经济伦理相联系）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定向因素。比如，儒教是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食俸禄阶层的等级伦理；佛教是背井离乡、沉思冥想、看破红尘的托钵和尚的宗教；伊斯兰教最初是武夫们的宗教，后来发展出了小市民阶级的修道团体；而仅仅在西方城市，才出现了以市民阶级为主的基督教……无论是对幸福还是对苦难进行神化的道路，都是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各阶级进行利益较量的产物，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伦理的重要特征。“一种宗教预言的方式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或者仅仅是支配性的，它不过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传声筒，这种阶级利益可能是外部的，也可能是内部的。”但是，韦伯也认识到，“那些大的宗教伦理系统的特点，与其说是由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那裸的对立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大大个人化了的社会条件决定的。”（韦伯，2008：13）
随着理性化世界观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对宗教伦理的影响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理性主义”：宗教这种特殊理性化的方式，它越是进步，本身就越被推向非理性。这似乎很难理解，韦伯以音乐理性化过程中的毕达哥拉斯的“小音程”对音响物理倾向的理性化的彻底抗拒为例，说明“前后一贯的理性主义的计算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韦伯，2008：17），那些几大理性类型的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主要是由他们那些非理性的前提塑造出来的。这些非理性特征并不会轻易被消除，相反，却为种种神秘的宗教仪式提供了合法性。在这里，韦伯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仅仅做了一些一般性的阐述，而真正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社会条件具体是什么样的？儒教、道教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差异背后的“物质性结构”又是怎样的？韦伯在本书“社会学基础”四个部分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传统中国的社会图像”。
二、传统主义：传统中国社会的“物质性结构”
韦伯关注的是那些对于经济伦理很重要的宗教特征，即他们与理性经济主义的关系，理性主义可以有判然不同的含义，但韦伯更感兴趣的的是那种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的理性化的形式。
韦伯首先从四个方面对中国与西欧社会的物质性结构进行了比较，分别是：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以及自治、法律和资本主义。这些比较涉及货币制度、城市和行会、官僚体系、农业政策、财政政策、宗族血缘体系、法律制度等各个层面。以货币制度为例，虽然早在《周礼》中就有“造币局长”的记载，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治动乱和战争频繁，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结构中固有的普遍的传统主义的作用，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从来没有真正稳定下来，造成商业发展的滞后；而且，任何异常严肃的旨在推动货币制度理性化发展的改革措施从来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战争需要、财政动机的推动下的对金属商品生产的垄断，以及对通货膨胀的惧怕，这些都使得中央政府不断调整货币形式，并制定了禁止和控制外贸的政策。传统主义不容置疑地强化，“资本主义现象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而中国的城市，不是拥有固定政治资本的“共同体”；中国的行会私占了对其成员的审判权，“缺乏一种互助式地调节自由工商业的受到公认的、正规的、牢固可靠的法律基础”（韦伯，2008：60）。如此种种，根本无法促进中世纪手工业中的小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体系也具有的牢不可破的传统主义的特征。古代中国人的神明观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的特征：中国人的最高神明是非人格化的天神，世袭的最高君主皇帝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皇权从神秘的卡里斯马中产生出来，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为一身。中央大君主拥有分封制的世袭卡里斯马特征，但是，由于不发达的交通技术条件，中国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对一个巨大的胥吏阶层的过分依赖，无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对地方性知识都不甚了了；而且中国官员的俸禄一部分来自中央政府，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税收，正是由于其中巨大的利益关联，整个官僚等级常常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干预，团结一致，怀着切肤之恨迫害每一个倡导‘改革’的理性主义思想家”（韦伯，2008：105）。中央政府无法采取彻底的理性措施，不可能建立一套精确运转的国家机器，理性化——资本主义的经济之魂——的动力不断被削弱，传统主义的束缚越来越难被打破。
“传统主义”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有论述。韦伯的传统主义指的是“对不可更动的行动规范的日常习惯的精神适应与信仰”（韦伯，2008：31），家长制就是建立在传统主义权威基础上的最重要的统治形式：“它有一种坚不可摧的规范系统”，这些规范被视为神圣的东西，使人们相信，这些规范不能被触碰，否则会招致巫术和宗教的迫害。这种传统主义不止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和政治官僚系统中，实际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信仰已经内化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宗族组织的利益，都构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传统力量在束缚着理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三、比较宗教社会学：儒教和道教的经济伦理
“士”等级的存在，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士大夫阶层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那么影响这个决定国家大政和统治阶层精神等级的正统伦理是实质性内容是什么呢？儒教和道教的伦理精神。宗教伦理通过实践伦理或阶层伦理制约和影响经济伦理，对社会秩序领域进行着深刻程度极为不同的干预。所以，韦伯接下来要论述的便是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教与道教。他认为，作为代表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的儒教伦理和近代西欧社会的伦理相比，儒教是一种传统主义取向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外在性”的伦理，它对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而作为一段信仰的道教因为它本身所含有的神秘主义和巫术传统，无力扭转儒教对民众的传统主义影响和束缚。通过对比中国儒教、道教与修基督教的核心伦理观，韦伯进一步坚定了他对理性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宗教因素的论断。
韦伯认为，传统中国人的信仰中没有一个预言一切的先知，也从来没有一个强大的神职人员阶层，没有自己的救世说，没有自己的伦理，因此没有通过自治的宗教势力进行自己的教育。所谓的“世俗宗教”不过是对祖先神灵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其他宗教又不过“基本上是专门的巫术与英雄崇拜的毫无系统的大杂烩”（韦伯，2008：183）。“因为从前没有任何转世论、救世说，根本没有对超验的价值和命运的任何追求，所以国家的宗教政策始终处于十分简单的形态：部分是祭祀活动国家化，部分是放任私人开业的术士，因为他们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对于私人又是必不可少的。”（韦伯，2008：185）这种神圣的对神秘力量的崇拜不仅限制了法律彻底理性化的尝试，抑制了自然科学逻辑的发展，同样也阻碍了中国社会任何一次试图向理性经济发展的努力。
发源于老子的道家思想也曾经对中国社会民众产生过较大影响。道教产生于处于正统地位的儒教价值和信仰体系不能满足人民尤其是统治阶级长生不老和对金钱无节制的贪欲的需要的背景之下，道教采用了一套严格的教阶组织，道士们声称自己有镇魔的本事，这种力量成为他们政治生涯的基础。由于儒士阶层的自然神魔力与巫术总是畏惧“鬼灵”的刺激，因此道教得以在儒教和道教的权力角斗中勉强生长，发展成神圣的治疗术、炼丹术、长寿术和不死之术。道教是隐居道观的术士们的宗教，教导人以“隐匿于世的方式”离群索居，得道之途是放任生灵万物与自在。它的这种神秘巫术气息形态无法将人影响那种积极的理性主义生活。
可以看到，不管是儒教还是道教，二者的伦理思想中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主义的烙印，“在中国，古老的经验知识和技能本身的任何理性化，都是沿着巫术世界观的方向进行的”（韦伯，2008：234）。这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的那种精于计算的积极入世的禁欲主义的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基督新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儒教与清教：对“韦伯命题”的进一步回答
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适应世界，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通过对儒教以及世界其他几个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考察，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预定论”的教义引出的“禁欲说”和“天职观”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着一种亲和性，并最终导致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
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是建立在基于新教概念的基础和分析框架内的，就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不是系统的宗教类型学，也不是纯粹历史的研究。韦伯所谓的“类型学的”是指：“它注意的是，从宗教伦理的历史现实来看，对于同经济信念的巨大对立的联系有典型的重要性的东西，忽视其他东西。他不主张提供所阐释的十分完整的宗教图像，但必须把每一种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同时对于我们的比较研究又十分重要的独到之处弄个水落石出。”（韦伯，2008：28）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韦伯在儒教和新教之间进行的比较是建立在新教的经济理性优势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西方先进论的基础上的，因此，韦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儒教的评价不能说不是片面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韦伯著，王蓉芬译.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广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 研究范式 经济规律
一、经济社会学理论简述
经济社会学定义。经济社会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以社会学家介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为特点，反思和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经济社会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至今在国际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名称和定义，
第一次给经济社会学下定义的是，1976年的，斯梅尔瑟，他认为：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研究经济背后中的社会学变量同非经济背景中的社会学变量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研究经济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群体，经济与社会分层，第二个部分：研究经济行为本身，经济行为是如何把不同的角色和集体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对经济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研究包括地位体系，权威关系，权利系统等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同样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必须获得对经济社会学这门特定学科的新发展； 二是所建构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新发展意味着对旧经济社会学的继承和拓展。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 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阶段。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间， 然而， 他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 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 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 在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范围内， 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即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然而， 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过抽象和机械， 加之其忽视了宏观系统分析的微观基础， 而被认为于研究经验事实无补。力求理论综合而漠视经验分析的倾向， 不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国而且在各发展中国家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因此， 作为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新发展从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应当是一种既突破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限制， 又能充分包容旧经济社会学的成就， 也就是说， 新经济社会学是沿着旧经济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而并非是对传统的反叛或是一种研究上的背道而驰。
我国的经济社会学发展现状。我国的经济社会学界1985年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经济社会学研讨会，并形成了中国学者的经济社会学定义，：“经济社会学以经济和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社会学应该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把经济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既要研究经济政策也要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随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社会学领域发表和诸多的著作，并且以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介绍—经济社会学对于我国的市场转型的指导意义，以及我国的自身的经济社会学学术发展的角度去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学的从产生到发展。
二、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理性选择理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
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
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这三种都是典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其他诸多的小范围理论，本文暂不赘述。
对于环境法的借鉴意义：①揭示了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经济本质。环境被视为可以提供一系列服务的复合性的资产，他提供了维持他们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如同其他资产一样，我们要力图避免对这项资产不恰当地过低估值。环境为经济提供了可以通过生产过程转化为消费品的原材料以及使这种转化得以顺利运行的能量。最终，这些原材料和能量以废料的形式又返回给了环境。环境的资产这一经济属性根本特征是能量和物质的稀缺性。也就是可利用的极限性。也就是能量和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这条定律意味着从环境流向经济系统的大量能量被积累起来或者以废弃物的形式返回给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环境资源的分配和能量运转达成最大化的平衡。②揭示了环境资源法的效率价值。正如波斯纳所说的，正义的第二种含义---是效益。对于善法和恶法的概念，应当引入经济社会学中的关于效率的定义，所谓善法，不仅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现实经济发展的规律。富有效率，能够促进和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这样，效率也是我们的一个要追求的目标。而我们在将资源分配给不同主体的时候，应该实现资源的配置功能，基于不同的权利给资源带来的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其其后所产生的效率效应。
经济学可以摒弃过去的法学的，以正义和公平作为衡量目标，可以从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进行成本分析，能够指出哪种法律制度的规定更能实现机会均等。促进经济的效益。这种法的经济效率价值分析的经济实质，在于揭示法所反应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规律也就是经济规律。而规律作为符合事务的本质的法则，类似于“自然法”和“正义法”。③揭示环境资源法改革的均衡目标。均衡分析时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使得单个决策者能够按照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标准选择最佳行为方案，仅是实现了个体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均衡。个人不再有激励选择其他的行动方案。所谓的法律均衡是法律供给适应法律需求。不存在过剩，也不存短缺。通过将经济社会学引入到环境法的研究中，可以实现环境法资源分配以及代际分配之间的均衡以及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
参考文献：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东奔西跑，格外忙碌，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论坛，能跻身于国际前沿并能在国外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者更是寥寥无几。至今仍无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说或模型。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
第二，崇尚实践，坚持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
一方面，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的结合、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结合等被认为是为经济学发展寻找到了新手段，可以以更加接近白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与发展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使得研究人类的经济动机与经济力量成为可能，能使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加接近真实世界。
在上述两方面，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得到了普遍认同。与此不同，本文主要关注:如果主流经济学把行为经济学纳入到白身理论框架中，可能会给经济学理论体系整体带来什么影响，未来经济学(形式)理论严密化的努力应该走向何方?
(1)首先，行为经济学发展出的系列偏好选择理论松动了传递性，从根本上弱化了理性含义，理性假设的扩展对完善经济学理论框架有着重要意义。传递性是经济学对人类选择行为进行形式化的最低要求，有限理性假设在行为经济学中不再是通过简单缩小选择集来定义，而是直接松动了传递性。如果传递性不能保证，那么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就会面临最大挑战:从特定局部导出的理论不能平行推广到全局范围，Poincare所言的科学就是“A=A”就将不复存在。有限理性的研究进展使主流经济学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加重视两个问题:（1）个体行为在不同时点或者不同长度时问段之问的联系;（2）个人与社会(或者说不同层次)之问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主流经济学中简单的加总或者平行移动)。如何把特定时点、特定层次的个体选择偏好的传递性扩展到全局时问范围和社会体系的不同层次结构是维护经济学理论形式系统一致性的主要挑战。
(2)其次，行为经济学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关注，把主流经济学研究图式从“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转化为“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一劳动”。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各类票赋共同作用形成人类消费品的有效过程，作为选择机制的(效用与利润)最大化只是为了驱动这一过程，所秉持的是“土地加劳动到产品”图式。与此不同，无论是给定环境下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还是脑神经元的白我激励与满足机制，行为经济学所探讨的是个体信念、偏好与行为的演变以及该行为对其白身真实生理上的满足(特别是神经元经济学的出现)，或者说是作为消费行为结果产生的行为选择(个体偏好、信念与行为异质性的内生化)，并把情感或者精神满足纳入到选择分析框架中，从而使行为目的指向人本身。行为经济学研究图式变换为“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一劳动”，经济过程不再只是产品再生产过程，而是产品与劳动的复合再生产过程。
(3)第三，心理账户、前景理论等有关异质性的研究提升了互补性研究的重要性，完全替代的选择空问因为互补性而不复存在，局部选择(偏好)的传递性无法通过平移来维系全局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心理账户发现:异质性使得作为替代性之锚的货币不再具有完全替代性，其充分说明经济体系存在高度异质性。异质性不仅导致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完全，扭曲完全替代和完美一般均衡，进而导致局部传递性无法通过不再是完全替代的选择空问维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白洽性;异质性还会导致技术一社会互补性的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为社会体系中的创造性与生产性提供动力机制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体系收敛的理论问题。这必然要求:经济学把互补性的处理从一般性报酬递增的地位提升到与替代性同等的基础位置，规模报酬必须因异质性而限制在局部空问以保证竞争性均衡的存在。
1.1体育经济学认识分析
体育经济是以发展体育事业为根本目的的，体育经济学是围绕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种现象、问题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主要包括体育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体育市场、体育消费等体育实践的特点和一般规律；人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以及人的思想、习惯对体育市场、体育消费的影响等等；体育资金的有效利用、体育行业的投资与收益等。提高各种投资在体育实践中的收益，使投资的效益最大化。我国的体育经济学研究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以取得了部分成绩。第一，随着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大部分体育经济研究者的付出，我国体育经济研究收获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包括体育经济学相关专著的发表，体育经济学相关学刊的发展等。第二，体育经济学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的成熟和完善，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第三，高校对于社会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为社会提供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在不同的岗位上积极的促进了体育业的发展。当前，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社会在发展、体育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在不断的扩展，只有理论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完善，才能适应体育经济的发展现状，为体育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指导。
1.2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在体育经济学发展前，我国的体育业发展相对滞后，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无足轻重。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健身娱乐、体育竞技观赏等的兴趣日益浓厚，形成了迅速膨胀的消费市场，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拓展了第三产业的领域，，使社会产业布局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体育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的第二产业发展，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更多的机遇。同时，体育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了社会就业的实现。并促进了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升了全民身心的健康水平，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体育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2.1体育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分析
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到今天已取得部分成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发的深入，当前的体育经济学研究已不能满足体育行业发展对经济理论的需求，体育经济理论亦不能科学的、全面的指导体育业的发展。第一，目前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仍停留在以经济学理论分析、解决体育行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体育经济理论体育的构建研究不足。第二，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对实践经验的概括较为成熟，对于实践概括的加工、提炼、升华不够深入，体育经济学理论对于体育经济实践活动的指导力不足。第三，对于国外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功过于极端。要么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到社会主义国家不适用。要么盲目借鉴，对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真实情况考虑的不足。但不论那种情况都不利于我国体育竞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第四，对于体育经济学的属性定位仍有一些分歧，导致了理论研究的滞后和盲目。一部分学者认为，体育经济学具有基本的经济学特点，应为经济学属性；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体育产业、体育消费、体育投资等，应为体育学属性；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体育经济学具有多学科交叉属性。像这类的分歧影响了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并制约了体育经济学对体育实践的指导作用。
2.2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趋向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速增长的物质财富为人们的精神追求鉴定的基础，更多的人开始重视体育消费。体育经济实践的发展丰富了体育经济学理论，促进了体育经济学理论的快速发展。同时，体育经济作物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与整体经济有着情丝万缕的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化促使体育经济的发展也日趋复杂化，这就要求研究者不断的提高自身素养，拓展体育经济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实践出发提高体育经济理论的研究水平。并能注意体育业发展中大众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市场等因素，将其作为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综合性研究。此外，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的体育经济已逐渐的与国际接轨，受国际一些思想、理论的影响，国内的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以促进其对体育实践活动更广范围的指导作用的实现。
2.3体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
体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换而言之经济是体育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反之，体育也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在体育经济学研究中，我们一定要看到经济与体育的内在联系，理解二者的重叠性、互交性，避免片面的属性争执。对于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一方面，要结合实际，联系我国的基本国情，以体育经济实践为基础，科学的、事实求是的进行概况、分析、研究，并使之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另一方，客观的、理性的借鉴其他理论成果，结合实践对相关理论进行融合、加工，以形成适应我国体育业发展的体育理论体系。在体育经济发展中，“人”是发展的核心理论，对于人力资本论的研究很有必要。第一，人力资本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我国虽以政治经济学作为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但并不能因此排除一切“异己”，应结合我国国情、制度以及现状，科学的、理性的对该领域较成熟的理论加以引入、吸收和利用。第二，人力投资在体育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例如，对体育教育、体育保健等进行投资，提高人在体育技能、体育保健知识应用等方面的能力，使人获得了一定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等。这一过程就是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在我国体育经济实践中真实的存在过程，因此不可忽视。产业组织论是产业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体育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拓展了第三参与，对相关的第二产业也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因此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需重视对产业组织论的研究，使这一理论能更好的指导体育事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体育经济业的繁荣。体育专利权、商标权、冠名权等知识产权都属于体育业无形资产，此外，体育业的无形产权还包括技术秘密、经营秘密、特许经营权等，这些产权的保护和利用关系着企业的发展和体育业发展的良好秩序，是客观存在于体育行业的财富。因此，对于无形资产论的研究对于体育经济学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无形资产形成中，“人”投入了相应的资金、智慧等成本，促进了体育服务等行业的发展，提升了体育业的经济效益。此外，体育业的无形资产可用货币竞相计量，属于可交易商品。同时又具有产业经济效益、供给的有限性等特点，利用无形资产论对其进行研究，并结合体育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分析、利用，对于促进体育业发展极为重要。总之，体育经济的核心理论是以体育经济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对体育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现象、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发现和提炼体育业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以理论为基础更好的促进体育经济的发展。
3.体育经济学的科学定位
3.1体育经济学定位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科学的定位体育经济学对于提高体育经济学研究的效率、效果极为关键。在体育经济学研究定位中，主要注意一下几点。首先，实践是一切理论发展的基础，在体育经济学研究中，必须重视现实中的体育经济现象和体育实践，通过对体育领域各种现象、实践的总结、思考、分析获得更高层次的体育经济发展规律，从而利用体育经济的相关问题解决体育利于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及经济现象，促进体育业的发展。其次，重视“人”的因素对体育经济现象的影响，通过对人的活动、意向、需求等的研究深入挖掘体育活动中的各种行为、需求等变化规律，以促进体育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再次，理清体育经济发展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探索体育实践中各种因素的相互渗透、影响等，通过研究分析提炼体育活动中的各种经济规律，用以更好的指导体育业的发展。
3.2体育经济学科学定位的思考
科学的定位体育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体育经济现象及实践研究中，人们不断的发现、总结其经济发展规律。然而体育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体育经济发展，也影响了体育经济学的科学定位。对于体育经济学的科学定位，首先，在当前理论研究基础上，全面的掌握、分析体育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律、特点，联系实践在体育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基础上对该学科进行定位。其次，对于体育经济学定位过程中的分歧要全面的分析、研究、领悟，不能盲从他人观点，轻易做出结论。例如体育经济学的属性定位，面对体育经济学的“体育学属性”、“经济学属性”、“多学科交叉属性”这三种不同观点，一方面，要联系实际，通过对体育实践中经济现象的发生、体育实践问题的解决等对其进行思考。另一方面，要打破界限，挖掘最有利于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属性定位，以创新思想求得该学科的最有利发展途径。再次，研究定位是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关键，对于研究的定位一定要突破抽象的表面现象，深入体育经济发展的核心，找准影响体育业发展的关键进行定位。第四，人才是体育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之源，对于培养的定位要联系社会实践，突破学科差异、思想差异，以人力资本论为基层，培养多元化人才，促进体育业和体育经济学的发展。
4.结语
关键词：社会排斥；残疾人；就业
一、研究的理论背景：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贫困(poverty)研究中的对社会剥夺(deprivation)等概念与理论的探讨。英国学者汤森(Townsen)是较早将“社会剥夺”一词用于定义与度量贫困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社会剥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人们常常因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之后,“社会剥夺”作为一个有丰富内涵的词而被广泛采用。随着社会剥夺的概念内涵,由物质层面向社会文化层面演进, 20世纪90年代,它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排斥理论。现在社会排斥理论被各个国家广泛接纳,并发展出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排斥理论。法国是较早研究社会排斥的国家，它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指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断裂(Silver,1994)。从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排斥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焦点，它对社会排斥的界定是基于公民资格权利的思考，主要指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排斥研究在英国有了较快的进展，在英国学术界，社会排斥指个人未能充分参与主流社会或当时社会认为必要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排斥概念的出现是在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对社会弱势群体重新进行概念化的一种尝试(Gore,1995)。它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弱势群体的重要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的实质是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和传递（李斌，2002年）。
失业的研究是社会排斥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中的主要议题。在探讨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关系时，近期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关系。在社会关系量的方面，失业者参与社会活动和交往数量与频率略低，但并不明显;在结构和质的方面，失业对社会关系排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造成社会分割或孤立，从而使失业者获得的社会支持降低。但也有学者从政府和国家制定政策的角度指出，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相关，人们可能在参与国家运行中受到排斥，基于这样的原因，政府部门不仅应关注社会排斥问题，还需要检验所有政策建议对提高社会融合的作用，强调社会保障的作用。此外，石彤以转型期国有企业下岗失业女工为视角，对社会排斥的制度化进行了结构性、过程性分析。
当代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的主要趋势是关注社会机制、社会产品分配以及社会关系三个大维度。许多研究者在此纬度框架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制度排斥、资源配置排斥及认知排斥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进行分析。本文也拟从这三个层面对我国残疾人就业困境的社会性成因进行分析。
二、残疾人的就业困境分析
就业是残疾人的生存之基，给予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平等的就业机会，不仅能保证其生活来源，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社会价值。然而我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4月1日我国残疾人已达到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6.34%。城镇残疾人口为2071万人，占24.96%；农村残疾人口为6225万人，占75.04%。全国城镇残疾人口中，在业的残疾人仅为297万人。可见，我国残疾人的就业状况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如下：
残疾人就业与就业总体水平有较大差距，整体就业质量不高。外在环境和内在因素的双重压力下，残疾人就业水平与就业总水平差距较大。中国人口众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的矛盾长期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就业供给总量不减；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全部消化，而新的就业矛盾又逐步凸显，这种就业背景十分不利于残疾人就业。另外，残疾人整体素质、就业能力与社会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也较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残疾人文盲、半文盲占70%，残疾儿童入学率仅为20%，这一批人目前正处于就业年龄阶段，特别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残疾人适应新就业岗位能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残疾人就业的整体质量也不高，主要表现在：第一，残疾人就业的稳定性较差。全国55.45%的国有企业中有残疾职工下岗，再就业率不足20%。第二，残疾职工的收入水平偏低。福利企业残疾职工的平均工资不到社会平均水平的40%，许多地方残疾人工资甚至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第三，残疾职工劳动保障水平差。残疾职工参保率低，欠缴社会保险费和下岗残疾职工中断参保情况严重。第四，残疾人在就业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现象，同工不同酬、劳动价值和收入不对等的问题较突 出。
就行业分布而言，残疾人在许多行业遭受排斥。在就业市场中，残疾人在许多行业遭受排斥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而也造成了残疾人在行业结构方面分布极其不平衡的现象。根据1993年抽样调查统计，全国15岁以上的有劳动能力或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当中，待业率为49%(正常人为3%)，同时，残疾人择业时范围也很有限，在业残疾人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占96.6%，而从事脑力劳动者仅占3.4%。尽管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对于残疾人的排斥仍旧严重和普遍，在同等的条件下，即使残疾人的人力资本存量更高，用人单位也愿意招收正常人，熊斌、董志强等学者曾通过对重庆市残疾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若没有行之有效的就业保障措施，一系列新的社会排斥将会不断出现。
现行就业模式不适应就业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就业模式而言，我国残疾人的就业模式仍是“以集中就业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模式，但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模式所受的冲击日益明显。由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日益完善，大多数福利企业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原因，经营困难，关停并转，大批残疾职工下岗失业，据统计，全国福利企业残疾职工人数已从高峰时的90万降至目前的不足70万人；同时相关政策严重滞后，现行政策规定，只有民政、乡镇、街道举办的集体所有制福利企业才可享受税收减免，其他企业则不能享受退税优惠，许多福利企业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因此不再继续享受税收减免，此外现行政策中对福利企业经营范围的限制也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大大影响了残疾人的就业。按比例就业难以贯彻，分散按比例就业是指将残疾人按企事业单位数的一定比例分散安排到各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就业安置模式，它有利于残疾人就近就业，但是由于按比例就业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行政执法主体不明确，难以有效地具体实施。目前有的用人单位以“残疾”为由,把一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拒之门外；有些用人单位宁可向政府缴纳残疾人保障金,也不愿安置残疾人就业；有些用人单位为逃避缴纳保障金录用了残疾人,但却不提供相应的岗位，而是让其闲置家中领取最低在岗工资。不少残疾人由于技能水平不高，缺乏资金，市场应变能力差，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而政府对个体就业扶持范围也较窄，主要集中于加工、修理、修配等范围，对容纳个体就业最多的个体商业经营方面的优惠支持力度不大，使残疾人个体就业困难重重。此外，我国已实施的相当一部分残疾人就业法律、法规、政策，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法律规定之间缺乏协调、易造成矛盾，政策刚性不足，不易落实，还存在一些法律、政策的空白，这使残疾人的就业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残疾人就业困境成因的社会排斥分析
社会排斥理论主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被主流社会排斥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以及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再造和传递的。本文选择从社会排斥视角探讨残疾人就业困境的成因，深入分析社会排斥是如何造成残疾人走向就业市场的边缘，甚至被排斥出就业市场的。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纬度概念，本研究拟从制度安排层面、社会资源配置层面、文化性认知层面三个层面着手进行讨 论。
1.制度性社会排斥
制度性排斥是指由于制度的局限性或缺漏，使得某一部分人群遭受制度的排斥而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从而沦为弱势群体的过程和现象。这种排斥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比较突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尚未形成体系，存在较多的制度缺漏，对许多生活事件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当一部分人遇到某方面的问题而又无相应制度帮助时，就可能逐渐变得弱势和边缘化，社会排斥与制度因素的相关性显然强得多。就中国而言，这种排斥是造成残疾人就业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皮奥里提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其一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力市场，也称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其二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称为第二劳动力市场。两个劳动力市场是相互隔绝的，第一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愿到第二市场中谋职，而第二市场的失业者也根本不可能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和第二市场之间的区隔并不是纯技术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隔离。我国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受排斥状况主要表现为：失业或被排斥出劳动力市场及处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目前我国的残疾人就业制度不够完善，现存的法规权威性又不够，甚至出现一些政策的不协调。例如：在处罚拒绝接收残疾人就业的用工单位和表彰接收残疾人就业的用工单位时，没有赏罚分明的有效制度，不利于创造公平合理的残疾人就业环境；而福利企业中的“四残”职工认定政策不协调，造成某类残疾人的就业遭到排斥，根据民政部、劳动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残疾职工应包括：视力残疾者；肢体残疾者；听力、语言残疾者；智力残疾者。但是，近两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在对残疾职工认定上只限于“四残”（盲、聋、哑及肢体残疾），将智力残疾排除在外，使雇用智残员工的企业不能享受退税。因此，由于制度的缺漏和不完善，大多数残疾人往往被排斥在第一市场之外，甚至被完全排斥出劳动力市场成为失业者。另外，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残疾人口的就业几乎不受政策的保护，处于自我保护状态，他们基本是完全被排斥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之外的。
2.资源配置的社会排斥
(1)信息资源的排斥。充分的信息资源是个体获取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而信息的获取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正规的制度化的途径和非正规的非制度化的途径。前者主要指由国家或各地方政府规划、制定的，为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服务的方式；后者主要指个体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就业信息的方式。对残疾人而言，前者提供的机会较少，尽管在各级政府政策的强制性要求和残联的倡导下，很多省市都开设了残疾人就业网站，有些地区还举办了残疾人就业招聘会，但其实效很差，很多招聘单位只是迫于压力走过场，没有真正招收残疾员工的意思。而第二种途径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社会关系网的好坏决定其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就业的好坏，有关系就能找到工作，没关系就业几率就很小。中国残疾人家庭主要分布在农村，城市残疾人家庭也多是一些贫困家庭，其父辈社会关系网较为薄弱，而残疾者由于个人的缺陷往往不愿意与他人交往，这样使得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残疾人的社会资本变得更为单一和薄弱。信息获取渠道的闭塞，导致了残疾人在就业市场中的边缘化。
(2)公共设施资源的排斥。公共设施是社会为方便其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的一系列服务设施。为残疾人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是保障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的社会目标。残疾人公共服务资源包括：文化体育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等方面。其中无障碍设施是保障残疾人外出工作的基础条件，它的缺乏，无疑会影响残疾人的外出工作。在政府的努力下，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一些发达大中城市的主要道路和商场、机场等公共建筑物及居民住宅，都设置了一批盲道、扶手等无障碍设施，不少电视台开办了电视手语新闻栏目，但目前这些无障碍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残疾人工作、生活的需要，例如：高层电梯、地铁等公共场所没有设立无障碍通道或没有投入使用，许多中小城市除了常见的盲道外基本没设立什么无障碍设施，连公共汽车都经常不报站，更别说其他设施了。无障碍设施的提供不足或使用率还很低，甚至有些设施闲置不用。这种状况主要源于制度上的排斥，导致他们资源分配上的边缘化，他们弱势的地位，使他们丧失公共话语权，因此，人们不会过分地关注他们需要什么，怎样为他们提供便利，怎样保证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忽略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顺利地开展工作。
(3)教育资源的排斥。教育是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接受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层次越高，个人的生活能力就越强，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多。因此，对于残疾人就业而言，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但纵观我国所有关于残疾人教育的法律条文,不难发现相关的法律条文都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残疾人教育保障体系并不健全。长期以来,残疾人遭到的教育排斥十分严重。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 2006年，全国残疾人口中，15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人口(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3591万人，文盲率为43.29%。6～14岁学龄残疾儿童为246万人，占全部残疾人口的2.96%，学龄残疾儿童中，63.19％正在普通教育或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仍旧不理想，尽管1984年后修改了体检标准,每年有1700人左右符合政审、成绩和体检标准,应被大学录取,但每年仍有900人被排斥于大学之门外。到2006年，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残疾人为94万人，仅占残疾人总数的1.1%。初级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发展至今残疾人的初级教育入学率仍旧无法与健全儿童的入学率相比，从而影响他们接受高层教育的机会，同时针对残疾人的职业培训机构也极少，导致了残疾人就业市场的弱势地位。
3.文化认知层面上的社会排斥
(1)认知偏差：偏见和歧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偏见根源于两个群体的差异性及彼此缺乏沟通，这种认知上的偏见往往导致行动上的歧视，残疾人就业机会的缺乏，较大程度上是文化价值观上的歧视与偏见造成的。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在形成有关残疾的文化观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外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曾对残疾人做出过负面、扭曲的理解。珂维曾经把人类社会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三个阶段。“神的时代”和“英雄的时代”可谓是无知和迷信的时代，人们往往从宿命论出发,认为残疾是上天(神明)对一个人的惩罚，形成了宿命论的残疾人观。而在中国社会中，“残”即“废”的观念严重地损害和歪曲了残疾人的形象，并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观念仍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仍有意识、无意识地控制着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尽管法律明文规定了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社会偏见与陈腐观念等非正式约束的存在,社会主导群体在观念上没有很好地接纳残疾人,还普遍认为，残疾人能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就可以了，还需考虑什么发展权。总之,社会对于残疾人的观念上的排斥,是残疾人参与社会和获得平等权益的最大排斥,是其他各种社会排斥的根源。
(2)公众的社会责任感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残疾人的就业权益和其他权益能得到较好的保障，是与它们充分的社会责任感和浓郁的慈善意识分不开的。在西方，受基督教神学中的“恩宠论”的影响，人们从小受到感恩观念熏陶和回馈社会的教育，培养了公民的公益意识。而由于受传统人伦道德的影响，中国人的慈善观是由血缘人伦向外推及的慈善，难以产生对素不相识的人的关怀，缺少现代公益的基因。据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参与过捐赠，只有1%的企业曾经参与捐赠。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残疾人慈善事业起步还较晚，缺乏民间基础，加之一些部门领导不太重视，或是分而不管，或是表面应付，又或是对执行残疾人的优惠政策不感兴趣，寻找各种理由拒不执行，扶残助残意识淡薄，这种现代公益基因的缺失，使本就遭受偏见和歧视的残疾人更是孤立无援，在无助中，被推向就业市场的边缘。
综上所述，残疾人的就业困境主要是多重社会排斥的后果，因此，要改善这种状况，促进残疾人融入主流的就业体系，必须尽量消除社会排斥的影响。首先，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应充当合理规则的制定者，建立完善的残疾人就业制度，为残疾人就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在资源配置方面，完善残疾人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加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建立明确、权威的法律制度，让残疾人遇到教育不公问题时有法可依；最后，应通过多种渠道培养人们正确的价值观，消除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培育社会责任感，共同关心残疾人的生存与发展，但偏见的消除是个双向互动过程，需要公众和残疾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景晓芬.“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综述[J].甘肃理论学刊,2004,(2):15-18.
一、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
（一）竞争与垄断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竞争尤为普遍，这种竞争不仅仅存在于产业模式之中，更是对金融实力的竞争，很多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最终产生了竞争性垄断，而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融资模式以及投资模式的单一性，从而不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的稳定。例如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支付手段已经逐渐产生了竞争性垄断的局面，这有可能会使得互联网金融格局出现服务同质化的现象，并且有少数金融机构垄断大部分市场份额的现象也不利于市场稳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但随着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广泛，例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网贷产品，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加速了贷款公司的倒闭，而这种倒闭，由于受到服务同质化以及监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得互联网金融发展出现竞争性垄断。
（二）资源重构过程中存款与贷款风险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资金的投放以及吸纳互联网资金的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对于金融风险意识相对较低的人，他们往往会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为，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性，这种现象涉及的人群数量较大，且会对社会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很多贷款人群在对资金链条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些银行无法获得小微企业或是个体工商户的融资，而一些传统商业银行在对资产以及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用户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也无法较为顺利地完成最终的评估，因此互联网金融在对资金进行投放的过程当中，没有对客户的信息进行评估，这也会直接导致一些客户不能够正确使用资金，最终影响到互联网金融贷款偿还的及时性，不利于资金链条的运营。因此，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放贷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考虑各项因素，没有对经济周期进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存贷款模式时期出现失效，进而影响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运营者都应当正确判断贷款风险，有目的的提高客户的黏性，从而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力度。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论指导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当中，产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在范围经济还是规模经济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是一门较为成熟且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重要学科，而产品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理论思想还是发展趋势都与经济学趋于一致。产品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两个元素构成，分别为需求方形成的规模经济以及供给方形成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尤为重要，在经济与当下互联网金融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完成了资本与劳动力这两者的转换。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学的知识要素以及技术要素也在不断增强，在成本呈现递减趋势的背景之下，该理论所创造的收益却呈现着递增趋势，这也说明在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供给方规模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联网经济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联网金融的价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次，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成本经济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凭借着成本优势，在大幅扩大产品种类的同时，也使得利基市场得到了开阔，这与范围经济有着相似之处，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法用理论解释的现象。由于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于链条的长尾位置，因此也进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这一类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凭借着这一形态在很多金融业务中获得了延伸，逐渐使得金融成本控制变为可能。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过信息复制来完成，这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成本，还能够吸引顾客进一步占领市场份额。
（二）金融中介理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理论与产业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理论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论也在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论在对信息进行筛选的过程当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信息具有繁杂、无序等一系列特征，这也不能够使得相关工作人员准确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对称等问题，因此很难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时应对这一问题。金融中介理论不仅仅能够快速完成互联网金融主体的信息筛选、处理、判断，还能够运用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为顾客在进行判断决策的过程当中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顾客在对信息选择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准确性，提升了顾客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信任程度，进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过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两者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信息资源复制以及应用的影响，成本表现出了递减规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选出对顾客有用的信息，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提升信息筛选质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理论的影响
通过将信息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疑对互联网金融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过程当中，在搜索理论以及声誉理论的共同影响之下，互联网金融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积极的影响效应，这种影响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进步，再者，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互联网金融造成十分行深远的影响，例如如果在互联网金融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一情况，可能直接给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而通过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能够有效控制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营风险，从而帮助很多贷款公司规定了逆向选择风险，在稳定企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相关互联网金融的运营者以及监管者应当准确意识到互联网金融以及传统金融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应当加大其发展稳定性，通过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结构以及模式问题，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的稳定性以及竞争性，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逐渐到来之前，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应当根据当前的市场需求，对经营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避免盲从金融时代的特点，从而提高自身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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