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0 18: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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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素质，心理素质，心理现象。
分类号 B84
“心理素质”是我国素质教育中提出的本土化概念。我国心理学界对这个概念大致经历了“陌生―认同―重视”这么一个认识过程。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迫切要求加强心理素质研究。目前，不少心理学研究者已积极介入心理素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积累了一些实证研究资料，为深入开展学生心理素质研究和学校心理素质教育作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拟按“素质―心理素质―心理素质与心理现象”的逻辑顺序，对该问题作初步探讨，为深化此领域研究发表一孔之见。
1 素质及其基本涵义
关于素质概念，研究者从语义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①事物本质论。《辞海》对素质一词作出两种解释：“白色的质地”和“本质”[1]。《现代汉语词典》界定素质有三种含义：“1.指事物本来的性质。2.素养：提高军事素养。3.心理学上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2]”其中第一种含义与《辞海》的界定是一致的，都是指事物的本质。②生理特征论。这是传统生物学和心理学所持的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卷》是这样界定的：“素质是能力的自然前提，人的神经系统以及感觉器官，运动器官的生理结构和功能特点，特别是脑的微观的特点，与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关系。[3]”另一部权威性的《心理学大词典》认为：“素质一般指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的特点，主要是神经系统、脑的特性，以及感官和运动器官的特性。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4]”③人的本质（或本性）论。我国心理学家燕国材教授认为：“人的素质就是人的本质、本性。[5]”“所谓素质，乃是人们的先天自然因素和后天社会因素的‘合金’，亦即人们的一系列自然特点、知识技能、行为习惯、文化涵养、品质特征的有机结合。[6]”④素养论。有研究者认为素质“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性及其基本品质结构，通常又称为素养。[7]”⑤基本品质（特性）论。我们课题组根据素质形成的基本条件和特征，提出素质“主要是指机体在先天的生理基础上通过环境和教育的作用逐渐发育和成熟，并通过实践活动而形成或内化为个体相对稳定的、基本的、具有衍生功能的品质。素质具有基础性、相对稳定性、结构整合性和发展潜在性的特点。素质的结构包括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含思想道德素质）三个基本维度”[8]。
上述观点，在内涵外延和范畴上表述不尽一致。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素质概念的分歧在逐渐缩小，共识在不断扩大。目前人们对素质概念的一般认识概括起来有三点较趋向一致：①素质是有机体（人）特有的；②素质是人基本的、稳定的、内隐的特性（品质）；③素质形成的基本条件既包括先天生理基础又离不开后天环境（含教育）的影响。由此看来，素质主要是指有机体在先天生理基础上，通过个体与环境和教育的交互作用，在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中形成并内化为个体相对稳定的、基本的和内隐的，并具有独特功能的品质。
素质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①基本性。基本性是素质最基本的特征，它是指素质是人最一般、最基础的品质。素质不只是社会中少数精英固有的，而是对每一个人都需要并且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素质差异，不是“有”或“无”的差异，而主要表现为：?素质水平的“高”或“低”的差异；?素质结构“完整”或“不完整”的差异；?素质功能发挥程度上的差异。②稳定性。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人的素质一经形成便以一定的结构（自组织系统）的形式存在于有机体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既可能是人体的神经生理系统的特性，又可能是人在主观与客观的交互作用中形成起来的概括化了的心理系统的特性（品质），还可能是人的身心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结构系统的特性。个体素质一旦形成，既不会因一时一事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也不会因一时一事的出现而形成或发展。个体偶然的、一时的、片断的认识和行为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素质，只有那些惯常的、稳定的心理与行为特性才是素质。③内隐性。人的素质是基于先天生理基础，个体已有知识经验和外在环境刺激的交互作用而形成并内化了的品质（或特性）。因而，素质就其本身来说是以内隐的形式存在的。但素质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其外显的认知、情绪、态度、行为等来释放出个体的内在能量，并作用于相应的活动对象，产生一定的活动效果。所以素质既以内隐的形式存在，又以外显的方式表现。
2 心理素质的基本涵义
关于心理素质概念的涵义，目前国内心理学界尚未取得共识。概括分析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发现，主要有这么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①心理素质是一个由心理能力素质（智力因素）、心理动力素质（人格因素）和身心潜质三个亚系统交互作用的、动态同构的自组织系统[9]。②心理素质是以人的自我意识发展为核心，由积极的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导向的，包括认知能力、需要、兴趣、动机、情感、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有机结合的复杂整体[10]。③心理素质是多类别、多要素、多品质系统的动态综合体，包括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心理健康与潜能因素[11]。④心理素质就是人格和个性，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能力、气质、性格等[12]。⑤心理素质是一个人的性格品质、心理能力、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心因的水平或质量的综合体现[13]。⑥“心理素质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将外在获得的东西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衍生性的，并与人的社会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8]”
根据前面我们对素质涵义的理解，试将心理素质的基本涵义作如下概括：心理素质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内隐的，具有基础、衍生和发展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我们提出的心理素质涵义的理论根据是：①列昂捷夫关于人的研究不同水平及其相关论述；②根据维果斯基关于心理机能的理论；③综合分析我国心理学家关于心理素质的观点；④我们对现代素质涵义的思考和探讨。实践上主要依据对专家和教师的问卷分析。
心理素质是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结构-功能角度分析人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又是心理和行为的内容要素与功能价值的统一体。所谓心理素质的内容要素，是指以生理条件为基础，将外在刺激内化而形成的稳定的、基本的、内隐的心理品质。根据其对个体心理活动和行为实践的作用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认知和个性两项基本内容。认知要素表现在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活动中，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具体操作，是心理素质的基本成分。个性要素表现在人对客观事物的对待活动中，虽不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具体操作，但是对认知操作具有动力和调节机能，是心理素质要素的动力成分。所谓心理素质的功能价值，就是以一定的心理特质要素（认知要素和个性要素）为基础，通过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选择、适应和改变环境，使自身与环境和谐协调的适应能力，即心理素质结构中的适应性因素。由此看来，人的心理素质是一个由认知特性、个性和适应性构成的心理品质系统（关于心理品质系统将另文探讨）。
3 心理素质与其它心理现象的关系
心理素质作为心理学中的一个新概念，要比较清楚地认识和科学地界定它，有必要与其他相关的心理现象区别开来。
3.1 心理素质和心理现象
心理现象主要包括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在人的心理生活中，它们是外显的、动态的；心理素质是心理现象内在的属性和特征，它们是内隐的、静态的。心理素质是在心理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通过心理过程表现出来；心理过程受心理素质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心理状态介于心理过程和心理素质之间，如果某种心理状态经常出现就有可能转化为个体稳定的心理素质。同时，心理素质又会影响心理状态的性质。因此，心理素质的培养又离不开心理现象的作用，在心理素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学生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要通过活动使学生的心理过程得以展开和进行，并强化积极的心理状态，最终形成健全的心理素质。
3.2 心理素质与人格
心理素质是中国的本土化概念，人格是西方心理学中常用的概念。关于心理素质和人格的关系，以前也有人探讨过。有些人直接把心理素质看成是人格。比如刘晓陵等[12]认为心理素质就是人格或个性。刘华山[14]认为，心理素质就是个性心理品质在人的生活实际中的综合表现。还有人则认为人格只是心理素质的有机成分，如钱含芬等[15]认为心理素质是一个由心理能力素质（智力素质）、心理动力素质（人格因素）和身心潜质三个亚系统交互作用的、动态同构的自组织系统。我们认为，心理素质和人格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而心理素质则是个体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内容要素和功能价值的统一体。人格的基本内涵可以用人格特质来描述，人格研究的基本任务也就是探求制约人们外显行为的内在根源性人格特质；而心理素质的基本内涵却包含基本心理和行为结构内容以及外在的心理和行为的功能价值两个方面的特性，心理素质研究的基本任务不仅要探求其心理和行为内在依据，而且要揭示其外在的、适应性的心理和行为功能。人格的基本维度在特质上是同质同层面的；而心理素质的基本成分则是根源特质与适应特征等不同层面的整合。因此，在结构层次上，心理素质比人格更复杂。其二，人格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的稳定的个别差异，而心理素质则表现为内在稳定差异和外在适应、健康功能的整合。也就是说，心理素质是以人格为内容结构前提的，但是，人格内容是否能进入心理素质内涵，还要以它们是否具有相应的适应和健康功能为取舍依据。比如，内外倾性是人格的基本维度，但却不一定是心理素质的有效成分，它与心理素质也许只具有相关的意义。
3.3 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
从根本意义上说，心理素质是一种稳定的心理品质（特性），而心理健康则是一种积极、良好的心理状态，它们是人的心理现象两个重要的侧面。但是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又紧密联系。从心理素质的功能来看，心理素质的高低与心理健康的水平有直接关系。一般情况下，心理素质水平高的人，很少产生心理问题，心理经常处于健康状态；相反，心理素质水平低的人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心理易处于不健康状态。也就是说，心理健康是心理素质健全的功能状态和标志之一。从心理素质的内容要素-功能价值的统一性意义来看，心理健康只是心理素质的一个层面，即功能性层面。我们考察心理素质不仅要考察心理素质的内源性的基本人格层面，而且要考察心理素质体现在个体与社会交互作用中而达到和谐的行为习惯和心理状态层面，即心理健康层面。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心理健康看作心理素质健全的重要指标。我们认为，心理素质包含从稳定的内源性心理基质到外显的适应习惯的多层面的自组织系统，那么心理健康作为外显的行为表现和心理状态是心理素质的功能性成分，二者的关系是“本”与“标”的关系。
3.4 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能自由地选择其所从事的活动，追求自己的目标以顺应环境、调控环境或改变环境。社会适应有三种状态：一是不适应状态，即个体无法调控或改变环境，也无法顺应环境，于是处于与环境相互排斥、相互孤立的状态；二是适应状态，即个体无法调控或改变环境，却能够适应环境，从而保持和谐状态；三是控制状态，即个体凭借自己的能力优势和人格潜能，可以比较恰当地调控或改变环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活动，追求自己的目标。在这里，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具有健全心理素质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人格的优势，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达到积极的社会适应状态，即适应状态或控制状态；而那些心理素质欠佳的人，则可能无力适应或调控社会环境而处于不适应状态。可见，在某种程度上社会适应也是心理素质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另外，从心理素质的内容要素-功能价值的统一性意义上看，社会适应也是心理素质的一个层面，即功能性层面。总之，社会适应既是心理素质的功能，也是心理素质的构成成分。
综合上面的分析，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心理素质的核心内容要素是人格，它从认知因素到个性因素，从人格基质到适应习惯，从基本人格要素到表现出的适应和健康的功能，在结构上呈现出多成分、多层次、交互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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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N′S MENTAL QUALITY
Zhang Da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in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关键词 德育；品德；德性论；精神；情境
品德是道德教育的核心范畴。然而，在理解和把握品德的时候，理论视域的缺位以及实践认知的偏差容易造成一系列违背德育本性的事实。比如，人们常常把本应属于道德范畴的品德误以为心理学范畴；品德教育、知识教育、规则教育、信仰教育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学理边界不清晰；品德理解的知识化、规则化倾向明显等。而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些理论难题与现实困境，就需要攻克一系列根本性的德育难题，其中就包括德育的理论支撑，特别是“德”与“育”之间的生态关联问题。如果说以往的德育更多偏向于“育”，考虑按照课程论、教学法等具体路径，“化德性为现实”的话，那么，当前德育的深化研究必须要转向对“德”的关注，寻求道德理论的滋养。具体到德育中的品德理解而言，品德是一种重要的道德现象，也是德性论（virtue ethics，也称之为德性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德性论能够为品德理解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有助于实现品德在德育中恰当的理论归位和应有的本性释放。
一、反思品德的心理学理解
作为德育的核心范畴，品德（即道德品质）反映出德育中“德”的属性与内容，规范了“育”的实践要求，属于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德范畴。即便将德育作广义理解，品德也无不体现与人的品质、品性、人格等的相关性，表达德育主体或对象的心性与内在特征。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对品德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心理学的解读模式，品德被视为“教育学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1]。“任何一种品德都包含了一定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四种基本成分，简称为品德结构的知、情、意、行。”[2]这样，“研究品德的时候大都是指品德心理结构”[3]。可以看出，尽管道德教育会赋予“品德”以重要地位，但在具体的理解时却侧重于品德结构和品德发展，且带有浓郁的心理学色彩。不仅如此，由于缺少有效的理论澄明，德育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心理问题与品德问题混同的现象。
应当说，从伦理学与心理学的亲缘关系看，品德的心理学理解有其合理之处。梯利（Frank Thilly）认为：“伦理学必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学。……就伦理学研究道德意识状态而言，我们简直可以说它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4]霍卡（Thomas Hurka）更为明确地指出，人们必须要通过人的“可欲的状态”[5]界定品德。品德与个体的内在状态和心理现象紧密相连，最终落实为个体的性情（disposition）。可以说，品德是个体性的道德现象，品德的发生有其心理基础，心理学正是要揭示品德的心理结构及其发生的心理机制。
然而，尽管品德具有心理学的发生基础，但品德（道德）现象与心理现象存在根本的区别。一般来说，品德与德性同语，是个体稳定的、向善的性情与品质。“在汉语中，我们一般也将德性作为品德的同义词。”[6]品德表达人的生存方式，体现人之为人应有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关怀，反映人的心性、品质、人格等内在精神状态。品德有其明确的价值内涵，以向善的精神定势为内容，同时又表现为综合的精神形态。品德涉及个体心理，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心理现象。心理现象与价值无涉，无关乎人的善恶抉择，不会触及人的生存意义、价值关怀和精神世界建构。一旦把具有鲜明价值性的品德，还原为单一的心理感受，就会丧失品德应有的价值本性，消解德育应有的引导性与超越性。如果混淆了人的自然化、本能化的心理体验与人对于社会政治伦理价值的感受与体验的话，那么，不仅会影响德育实践的专业化、科学化，而且也会造成德育现象认定的泛化、混乱。
此外，就具体结构而言，品德表现为人内在的、多维的综合性精神形式，如果把品德现象还原为心理现象，将会消解品德的统一性与丰富性。品德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作为人生存的精神表达，品德以向善的精神形式表达个体的合理欲求、期待、意志等。“作为人存在的精神形式，德性在意向、情感等方面展现为确然的定势，同时又蕴含了理性辨析、认知的能力及道德认识的内容，从而形成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结构。这里固然亦涉及知、情、意等方面，但在德性结构中，这些规定并不仅仅具有心理学的意义。”[7]事实上，人的存在的统一性赋予了品德以整体性、综合性的结构形态。对德性的把握应立足品德（德性）与存在的关系，人――这种整体性、全面性的存在，决定了表达其内在的心性、品格等精神定势具有统一性，对品德作出心理学化的单向度处理，远离了德性的整体性、统一性，也体现了对人理解的片面化。
就德育实践来看，对品德的心理学化理解会直接导致德育的实践形态模糊，缺乏明确的、专业化的操作路径。对德育现象的判断，人们会因难以真正把握品德的本真内涵，而缺少明确的认知标准和精准的操作域。由此，德育成为无边界的“箩筐”，德育边界不甚明了，德育现象与其他现象混同，大量与主体道德品质无涉的心理问题泛化为道德问题。这些德育领域出现的“泛化”现象，严重制约了德育实践的专门化、科学化和精细化，不利于道德主体的成长和发展，难以真正达到育人的目标。因而，在德育实践中，应该纠偏以往理解品德时的单一的心理学认识，真正按照德育中“德”的本性来开展，回归到品德应有的道德视野，保证德育的专业化与科学化。
二、品德理解的德性论视域
作为一种道德现象，品德是人的稳定的、向善的道德性情与内在状态。在道德理论谱系中，最能够为之提供解释的，就是系统研究人的品质及其生成的德性论（virtue ethics）。与规范伦理学聚焦行为、关注“什么样的行为是好行为”不同，德性论是以行为者为基础理论，关注行为者的道德品质。德性论在揭示品德的特殊性以及品德培养的规律性方面具有恰切的解释力。具体来看：
第一，品德是个体内化后形成的道德品质。在斯洛特（M. Slote）看来，德性是人的内在状态（inner state）[8]，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客^的实体（unity），而是人的性情（disposition）。这种品质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完成道德行动的目标。一个人有了品德为支撑，便会做出符合德性的行为，其能够从人的整体生活出发，帮助人们实现幸福美好的生活。德性伦理学认为，“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为了兴旺发达、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质”[9]。这些品质不是自然的、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获得的，是人的“第二天性”。安娜斯（Julia Annas）在解释virtue的时候，特意提及德性作为人的道德品质的三个特征：性情化（dispositionally）、习惯性（habitually）以及可靠性（reliably）。性情化（dispositionally）意味着德性是一种内在的品质状态，习惯性（habitually）指的是德性是经常性、习惯性的道德品质，可靠性（reliably）则表明了德性具有稳定的特征。品德一旦形成就会牢牢地扎根于个体身上，成为人身上固有的品质。
第二，品德是个人将社会道德价值内化的结果。尽管品德以个体性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来，但它具有非常鲜明的社会性内容。德性论认为，人的德性并非抽象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中，同时，品德表现出特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任何一种道德哲学必须以某种社会学作为前提，道德发展应该契合相应的社会形式。“人本性上是社会性的。……个人的善离开了家庭和城邦就不存在。”[10]178品德承载着社会要求的道德价值。安娜斯认为，德性不同于性情的地方在于德性是有伦理价值（ethical value）的性情。在德莱夫（Julia Driver）看来，道德价值关系到他人的幸福，会“以对他人幸福产生影响的方式相互作用”[11]。德性体现人们对幸福生活与自我增进的追求，是人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会将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构成个体稳定的精神定势。有了稳定的道德品质作为保障，人们自然就会做出相对稳定的道德行为。
第三，品德的核心是实践智慧。德性是符合中庸之道的适度行为，而要保证做出合宜的行为，就需要实践智慧作为保障。“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中。这种适度是由逻各斯规定的，就是说，是像一个明智的人会做的那样地确定的。……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德性是适度。”[10]47有了实践智慧作为保障，道德主体才会保持审慎的判断，避免过与不及，做出合宜的行为，展现卓越的品质。品德的实践必须符合逻各斯的要求，即按照实践智慧的要求。“德性不仅是合乎正确逻各斯的，而且是与后者一起发挥作用的品质。”[10]189实践智慧为德性提供指导，德性为实践智慧提供方向。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论那里，德性（品德）是“正确的审视者”[12]（correct perspective），它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恰当的、合乎德性要求的行动。拥有了实践智慧，人们不再按照道德原则的条条框框去照搬照抄，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有针对性、具体地行动。因而，品德不是按照统一化的道德原则，而是个体遵从实践智慧将道德原则、价值加以内化的道德心性。
第四，品德展现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品德是个体内化后的内在状态，不同于抽象的、外在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是僵死的、机械的，而品德包含了个体主观体验、感受的道德心理状态。“合乎德性的活动就是这样的事物。这样的活动既令爱高尚的人们愉悦，又自身就令人愉悦。”[10]189品德是优良的道德品质，伴随着人们的道德情感，它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人们在做出道德行为中自觉感受到的主观体验。“德性的行为是愉悦的或不带痛苦的。德性的行为最不可能是痛苦的。”[10]97品德能够激起人们的道德情感，对不同性质的道德行为能够保持合适的态度。“对该愉悦的事物愉悦、对该痛苦的事物痛苦，并且以适当的方式，是有德性的人的特点。”[10]9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指出正确的教育应该培养孩子对快乐事物产生快乐的感受，对痛苦的事物产生痛苦的感受。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德性是与快乐和痛苦相关的、产生最好活动的品质。”[10]40品德帮助人们由内而外地产生道德行动，将道德行为的动力转移到个人身上，尤其是个人的内在欲求、动机、情感等。
可以看出，作为关注人的内在品质、性情、气质等的道德理论，德性论与主体紧密相关。品德是个体内化社会价值观而形成的道德品质，以人的精神状态为表现形式，以实践智慧为核心内容，注重道德主体对道德情境的感受性以及对道德情感的体验性。在德性论看来，品德是融理智、情感、情境、价值等为一体的互相关联的精神结构。品德不是单纯的心理效果，是现实的人在生存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向善的精神定势，并体现社会性、情感性、价值性等多维品格。
三、德性论视域中品德理解的德育效应
从德性论的视角审视品德，进而对德育中的“德”作出德性论的阐释，摒弃了对品德的单一化理解，为人们审视德育开发出关注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和生存境遇的生存论视域。在此，德育中的“德”旨在提升人的精神本性、展现人性卓越的道德品质、表达人的存在方式、把握人的情境感受性与情感体验性，并在内化社会价值观的过程中展现人丰富多彩的现实品格。这样，对“品德”的德性论理解，自然会改变“德”与“育”的生态关联。
第一，德育关乎人的存在，关照人的精神生命。作为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表达，品德与人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道德教育正是要让人的内心更加充沛，让人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让人的灵魂更加多彩，帮助人们追寻生活的意义。所以，品德是人之生命本性的展现，与人的成长、发展紧密相关。在道德教育当中，应当充分注意到品德与人之间的根本性关系，德育应指向人的存在，关注人之为人的价值理想与价值原则，发挥品德在展现人生命品质、追求向善的精神品格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道德教育就不仅是一个习得知识、遵守规范的问题，而是一个养成尊重人、感受人、激发人的精神修炼过程。正是在向善的生命历程中，道德主体展现出人作为一种精神性、伦理性存在所应具备的崇高性和卓越性。可以说，人的精神生活在德育中得到沉淀和绽放，德育让人成为真正的人。
第二，打通道德理论与道德教育内在关联，构建“德―育”的合理生态。目前，道德教育受到教育学的影响和支配，突出强调“育”，而“德”（道德理论）的供给明显不够，特别缺少可以解释人之品德及其养成的德性论。事实上，任何一种道德教育都需要建立在“德”与“育”的合理生态的基础上。“道德教育理论的成熟，在学术资源方面与两大因素深度相关，一是伦理学的理论供给；二是教育学理论与伦理学理论的生态整合。”[13]德育必须以一种道德理论作为前提，德育如何“育”往往取决于“德”，什么样的“德”决定相应的“育”德内容、原则和方式。所以，道德教育需要从道德理论汲取恰切的理论资源，在“德”与“育”之间建立合理的生态联系，特别是在规范伦理学主导的当下伦理学界，积极引入德性论将有助于优化当前德育的研究思路。
第三，德育的目标旨在培养人的实践智慧。作为人的生命本性的展现，品德表达向善的精神追求，它融于人的生命体验，表达人的生存感受。道德教育旨在激发人的内在热情、向善的信念和追求，提升人的精神层次和境界。这样，道德教育不再是一个知识论的命题，而是一个生存论的命题。人类生存的道德实践是多样、复杂的，这就决定了道德教育的目的并非遵循既定的、统一化的客观标准，而是根据主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合理需要，⒑虾跞诵缘募壑翟则与具体生存情境结合起来，展现出一个有德性的人应有的实践智慧。这样，道德教育更为重要的使命在于培育人们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的特点既在于扬弃一般原则的抽象化与教条化，使之在特定的情境中获得具体的内涵与现实的品格，又表现为克服经验的自发性与盲目性，使之在一般原则的引导下获得自觉的品格。”[14]这意味着，德育将不再是机械的规则适用、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渗入道德主体的情感、道德情境、人格魅力的实践智慧的展现过程。
第四，实现德育的情境化与情感化。品德与人的生存紧密相关，表达人的内在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体验，其本身就是情境化的、情感化的，而非外在的、抽象的。德性论具有明确的主体指向性，其本身就是鲜活的、丰富的、展现人的生命本性的道德理论。德育是“有情”的，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德育是情境化的，任何德育都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在一定的现实社会情境当中展开的；二是德育是情感化的，其表现出人的真情实感，与人的某种情感状态相伴，表达人的某种生存欲求。这样的德育将不囿于抽象、机械的法则，也不受制于外在的功利计较，而是真正体现在人的内在欲求、人的现实需要以及人的生存实践当中。一旦我们从德性论的视角去把握品德，就会为德育注入反映主体内在精神生命的维度，进而突出道德主体在道德教育乃至整个生存实践中的情境感受性和情感体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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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关键词】证券投资；不良心理表现；调节；对策
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而又稳固的发展，人们对经济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理所当然地对投资理财上所倾注的时间和精力也越来越多。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以及选择的多元性，人们的投资早已经不再局限与单一的储蓄了，其中证券投资幸运地成为人们的新宠儿。但是，事实上，很多从事证券投资的个人甚至集团经理却没有完备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面的相关知识，更不用在投资行为中至关重要的长期投资计划了。因此，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不良的投资行为，那么，出现诸多不尽如人意的行为都有其特定的原因。
1.证券投资心理行为的特征
1.1 证券投资心理及行为的基本概念
证券投资心理就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的投资行为和投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心理现象。证券投资心理与行为分析就是对证券投资者个体和公众在投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投资心理活动和投资行为所进行的分析和描述。
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投资行为是指人们在投资、融资的利用和配置过程中进行判断和选择，以达到满意水平的决策行为，包括企业的融资行为、投资者的投资和投机行为、管理者的监管行为等。
1.2 证券投资心理行为的特征
证券投资中的行为特征有多种，这里试举几例，有心理特征的偏执性，心理投资行为的趋同性和以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为指导的层次需要的观点。
1.2.1 投资者个性心理行为特征的偏执性
投资者个性心理特征是指投资者经常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具有某种倾向性的各种心理特点的总和。它是个性结构中比较稳定的成分，主要包括气质、性格和能力。投资个体行为偏执性指的是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的投资品种分析时所产生的某种不符合实际的固执的妄想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2.2 投资大众心理行为的趋同性
投资大众就是投资个体受利益的影响而结合在一起，进行相同的活动、相互交往而形成的群体。心理行为的趋同性就是在共同的目标驱使下，这个群体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投资决策都表现出相似的特征，正是这种趋同性影响和决定了证券市场的走势，表现为：一是大众心理行为左右并影响投资市场的趋势。特定大众其情绪性的变化强度，将随着投资市场的多空循环的阶段与时间而改变。二是个体心理价位的共同作用形成大众心理价位。所谓心理价位，是指投资者根据股价走势预先设定的股票交易价格。群体心理价位的形成是广大投资者心理价位共同作用的结果。
1.2.3 证券投资行为中的层次需求
通过对证券投资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及行为的分析发现，证券投资行为中的心理现象伴随者个人甚至企业集团的需要的满足。整个的投资过程，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思想活动和不同的基本动力。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不同的逐渐升级的过程，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这个过程同样体现在证券投资中。
2.证券投资不良心理的表现
证券投资不良的心理也即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心理行为误区。在投资过程中，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压力与来自于市场外部的压力，会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人们的投资决策。如果在投资时不能把握好这种心理上的平衡就可能错误地估计投资价值，以至于产生不恰当的投资行为，从而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这就是由于心理行为误区的影响。在实际的投资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又称为从众行为，是指投资者在面对信息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做决策时，行为受群体的影响，不能独立的做出决策，更不能采取独立的投资行为的现象。
2.2 赌博心理
有些投资者没有正确的投资理念，急于求成，总把股票投资等同于赌博，带着赌博的心理来参与证券市场的投资。这种投资者投机的心理动机要强于投资的动机，因为这种投资者是完全根据直觉行事的，而且在他们往往选择某一时段和特定品种的股票。
股市的特点就是高风险、高收益，投资者如果以赌博心理入市和购买股票，肯定很难获利，而且还可能会被股市的高风险所击倒。可想而知，这样的投资方式肯定很难获利。
2.3 知错不改与恶习难改
所谓知错不改与恶习难改是指，证券投资中过程中，投资者面对自己出现的一系列错误及问题时，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的不足，坚持错误的投资理念和思路的现象。知错不改与恶习难改是股市常见的心理行为现象。也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为“仓位决定观点”。
2.4 反应偏差
反应偏差指的是投资者不能有效的分析来自市场中各方面的信息，从而导致决策失当甚至错误。具体可分为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
过度反应是指投资者容易对最近的价格变化赋予过多的权重，轻易的以近期趋势外推，偏离长期均值。相反反应不足是对市场信息反应不准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使近期的收益朝相反的方向转变，投资者会错误地相信是公司处于均值回归过程，并且会对此反应不足。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反映和对公共信息的反映不足，都会导致股票回报的短期持续性和长期反转。
2.5 贪利惧险心理
人在面对不确定的因素时，本能地会产生恐慌心理，从而做出躲避风险的行为举措。而证券市场投资本身就是风险投资，股票价格的本质就是不稳定，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经济、法律等宏观因素，还要有企业经营、利率水平、通货膨胀以及投资者心理等因素。因此，投资者容易产生不知所措的盲目投资行为。
3.证券投资不良心理的对策
投资心理调试对于以上投资者心理行为的误区，如何进行调适以减少投资失误呢？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认识市场和自我
股市的起伏和沉寂，就是市场的正负反馈系统此消彼长变化的过程，是人性中追逐利润的本性和规避风险的理性间斗争与较量的过程。因此在参与投资时，特别是选择策略和方法上，需要经常注意规避自己气质上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
3.2 制订详细的投资计划
要想保证自己的投资取得成功，制订一个详细的计划是保证不发生失误的必要条件，正如彼得・林奇在《战胜华尔街》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能执行一个固定的投资计划，而不理睬市场所发生的变化，你会得到丰厚的回报的。”制订投资计划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可以使投资者提高投资的客观性，减少情绪性，从而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不随波逐流，而始终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
3.3 建立明确的投资目标
人生需要目标，事业成功需要目标，股市投资更需要目标。在股市投资中，投资者必须要确立自己的目标。
眼光放得长远，回报才会更多，更大。比如，摩根富林明1971年推出的JF东方基金，到现在概整体回报率是238倍。在证券市场中，投资和投机是孪生兄弟，但投资是基础，从短期来看，投机的收益有可能超过投资，但长久来看，只有洞察市场规律、选择价值过硬的投资品种才能给投资人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因此，投资其实是场持久战，投资者应着眼长远，避免过于追求短期回报。
3.4 控制自己的情绪
虽然投资市场需要的是冷静、客观、理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很多时候个人投资者甚至投资经理的决策结果及行为都多多少少地受到了决策者主观情绪的影响。要做到正确的做出投资决策，可以试着从克服贪婪和狂热、培养独立的判断力等几个方面着手。
3.5 遇事要果断
心态是投资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投资者应以投资的心态介入股市，并且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股市如潮，有涨有跌，涨多了就要回调，跌多了就要反弹。股市不可能每天都有行情，相反，如果日日忙于股市，时时都想从股市上获益，其结果必将影响个人的心态，做出事与愿违之举。要注意培养自己的独立判断分析股市的能力，股市中最可信赖的是自己的判断。只有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有及时认错的勇气，在发生错误的时候才能及时止损、止盈，不怕、不悔，该出手时就出手。
4.小结
要想在证券市场上取得成功，不能靠侥幸心理，除了必需一定的证券知识、操作技巧之外，更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清醒的头脑，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透视各种现象。这就要求投资者能正确看待投资行为中的各种不良行为和障碍。总之，在现代证券投资过程中，总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行为，但是，明白证券投资中存在的一般问题和基本障碍之后，有益于在投资行为中做出科学的决策并且改善投资状况。
参考文献：
[1]浅析资本市场的投资心理――行为金融学应用[J].上海华东师范学报，2009，8（11）：108-109.
[2]李英.浅析证券投资心理行为的特征[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2（6）：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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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素质；适应性；大学生；量表修订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3-0075-07
一、引言
大学阶段是个体人生发展的重要转折期，是个体完全走向社会、独立承担社会重任的准备期，因此该阶段也被称作人生的第二个关键期。在此阶段，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对大学生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处于一个剧烈发展与变革的时代，社会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大学生的适应性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影响身心健康、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生适应性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对适应性有不同的理解。有的研究者从外在状态的角度对适应性做了界定，探讨适应性的功能；而更多研究者则是从内在本质的角度对适应性做出界定，探讨了适应性的机制和发生条件。但是，适应性究竟是一种能力倾向还是行为状态，是心理特性、心理过程还是行为结果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根据王钢对人际适应和人际适应性的区分，适应性应当是在适应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特性，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静态性。张大均从个体心理素质的角度界定了适应性的概念，即大学生的适应性是心理素质的重要功能成分，指个体对环境及身心变化引起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中比较稳定的心理特性或品质，是心理素质结构中最具衍生功能的因素，它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息息相关。
在大学生适应性的测量上，国外目前应用较多的量表主要有大学适应量表(CAS)、明尼苏达多重个性测试表中的大学适应不良分量表(MMPI-2)和大学生适应问卷(SACQ)等等。但是，这些量表基本上都是从问题角度出发，被用来筛选可能具有适应问题的在校大学生，并以此为相应的干预提供指导意见。并且，这些量表多关注的是新生的入学适应问题，缺少对大学生的持续发展的关注。鉴于国内外的文化差异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国内学者开发了一批针对中国大学生适应性的测量工具，目前主要有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大学生学校生活适应量表、大学生适应性量表、大学生心理素质适应性分问卷和大学生学校适应不良量表等。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上述量表存在以下问题：(1)从可推广性看，部分量表取样集中于某个别地区，故进一步推广有待考虑；部分量表仅针对学校适应，并未能全面考察大学生适应性。(2)从编制细节上看，部分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不够理想，因素负荷值过低。(3)从测量角度上看，除王滔编制的大学生心理素质适应性问卷是从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功能性层面出发，其它测量工具主要是从适应性的状态、过程等心理活动的动态方面出发。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它们是动态的、外显的成分，受到稳定的、内隐的心理素质的影响和制约。心理素质作为人心理结构的核心成分，是心理活动的根本(起支配作用)，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内源性因素。我们认为适应性作为心理素质重要的功能性成分，是心理现象内在的属性和特征，体现的是适应的内部本质特征。实现对大学生适应性品质的测量，不仅可简单地了解大学生适应状态或存在的问题，还可以诊断大学生适应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并能进一步预测大学生适应状况发展变化的趋势。因此，从心理素质的功能性成分的角度来探讨大学生的适应性问题，对于深入开展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形成健全的心理品质，培养大学生的主动适应能力，从根本上优化大学生适应性心理品质，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预防和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滔从理论探讨和实证调查两方面着手，采用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系统探讨了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结构成分，并研发了相应的测评工具。她认为，大学生适应性品质应当包含自我定向适应性和社会定向适应性两大维度。这两大维度又细分为七个因素，分别为学习适应性、生活适应性、生理适应性、职业适应性、社会环境适应、人际环境适应和应激适应。她编制的大学生心理素质适应性问卷共有35道题：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53，稳定性系数为0.775。但是此问卷存在以下问题：首先，部分因素定义的属性不一致。有的侧重于能力，有的侧重于状态，未能更好地测量到适应性品质；其次，从问卷的可推广性看，样本集中于重庆、厦门和广州，不具有普遍性；最后，从编制程序上看，在进行差异分析时未能报告效应值等。所以我们在王滔编制的大学生心理素质适应性分问卷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以求编制出更科学的测量工具。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首先通过访谈对原量表的结构进行审核，并结合专家讨论意见，最后确定大学生适应性包含六个因素。其次，通过整理访谈提纲、参考原始问卷部分题项及同类量表题项等途径形成项目库。然后集合多名心理学专业博士硕士反复讨论，在确保项目内容效度的基础上，形成初始测验问卷。另外，通过试测、初测和正式测量，验证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指标，最终形成正式问卷。最后，我们选取一般健康、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作为效标考察其效度。
二、方法
Abstract:In sports psychology, sports achievements in the influence of anxiety on sports research hotspot is.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cept, type and anxiety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research, intends to identify anxiety and sports for the inner relation between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provides the theory basis.
关键词：焦虑 测量 比赛
Keywords: anxiety measurement match
作者简介：张作舟 ，硕士，衢州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讲师。翁小红 衢州市鹿鸣小学
一、焦虑的概念
1.1 概念
焦虑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心理现象，也是影响人的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焦虑指由于不能克服障碍或不能达到目标，而体验到身体和心理的平衡状态受到威胁，形成的一种紧张、担忧并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
1.2 焦虑的类型
焦虑有不同的种类，其中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躯体焦虑和认知焦虑这两种分类系统在体育运动中具有特殊意义。
Sigmund Freud 在《危险信号理论》一文中对焦虑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认为焦虑研究的重要发展之一就是将焦虑区分为短暂的情绪状态，即状态焦虑和稳定的人格特质（即特质焦虑）。状态焦虑是一种短暂的情绪状态，特点是由紧张和忧虑所造成的一些可意识到的主观感受。特质焦虑则是一种人格特质，即在各种情境中产生焦虑反应的情绪倾向和行为倾向。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在何种情境中都预先具有一种以特殊的焦虑反应方式和焦虑反应程度来对待事物的倾向，从而显示出多种情境中焦虑反应的一致性。
1.3 焦虑的测量
随着人们对焦虑的认识不断加深，测量方法也在相应地发生着变化。Spielberger曾在特质说和状态说的基础上发展了《特质―状态焦虑量表》。运动员的焦虑问题早期研究阶段，Marters在当时有关焦虑问题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制定了测量特质焦虑的《运动竞赛焦虑量表》(SCAT)。后来，为了发展焦虑的多维度理论，Marters等人在SCAT基础上又制定了《竞赛状态焦虑问卷》（SCAT-2 ）。我国的祝蓓里在1994 年将SCAT-2 进行了翻译和修订以在中国使用。尽管焦虑的多维度理论及其测量工具得到广泛认可，但张力为认为，社会评价压力是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下考察焦虑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文化和体育文化的双重特征，他提出，可由自信、躯体焦虑、个体失败焦虑和社会期待焦虑5个因素组成赛前情绪模型，他还根据此模型发展了《赛前情绪量表―T》。
二、焦虑与体育运动
2.1焦虑与比赛成绩的关系
关于焦虑与比赛成绩的关系，首先提出倒U假设。倒U假设是一个关于唤醒和成绩关系的早期模型，该模型认为，唤醒程度和成绩之间关系呈倒U形，即成绩随着唤醒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唤醒程度增加到一定高度时，成绩就开始下降。倒-U模型得到了大多数研究的支持。在倒U假设的基础上，马滕斯于1982年提出多维焦虑理论。该理论认为，焦虑在特性上是多维的。由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构成。认知焦虑是焦虑的心理成分，而躯体焦虑是焦虑的生理成分。结合运动实践马特斯又将竞赛焦虑分为认知状态焦虑、躯体状态焦虑和自信心三个方面。多维焦虑理论对焦虑与运动行为关系进行了如下假设：在认知状态焦虑和运动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线性关系；在躯体焦虑和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关系；在状态自信心与运动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线性关系。
随着研究的进展，Fazay和Hardy将突变模型引入运动心理学．根据该模型，认知焦虑是一个偏向因子(bias fac―tor)，对成绩的动态变化起决定性作用．当认知焦虑较低时，唤醒的改变对成绩的影响较小，比赛成绩与唤醒的关系似一条柔和的倒U 形曲线；当认知焦虑较高时，比赛成绩与唤醒的关系变得复杂了，唤醒对比赛成绩的正或反的影响取决于唤醒水平的大小．当唤醒水平太高时，比赛成绩会急剧下降，即呈现突然性的跳跃或突变．突变模型指出，调节运动员情绪状态时，必须控制好认知焦虑，因为在认知焦虑较高时，对过度生理唤醒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2.2 焦虑与感知比赛重要性的关系
运动员的赛前焦虑是即将到来的比赛压力所唤起的一种运动员的身心反应，常伴随有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因而会影响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当运动员感知到比赛结果对自己很重要，而比赛结果又不确定，这样运动员就会在赛前感受到比赛的压力，运动员知觉到比赛对自己越重要，所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在比赛压力之下，赛前焦虑产生就不可避免。
三、结论
综上所述，自我妨碍、焦虑是非常重要的心理现象，对自我妨碍和焦虑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自我妨碍对成绩会产生影响，对比赛成绩也会产生影响；感知比赛重要性又会影响个体是否采取自我妨碍的行为。焦虑作为个体不能克服障碍或达不到目标时体验到的一种紧张、担忧、恐惧的情绪状态，通过消耗运动员体能、干扰运动员的思维能力对比赛成绩产生影响。自我妨碍对焦虑有一定的舒缓作用，而较高的感知比赛重要性会让运动员感受到更多的压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焦虑的情绪。可以看出，自我妨碍、焦虑、比赛成绩、感知比赛重要性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个性倾向性：是人对社会环境的积极特征，是一个人精神面貌之所向。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爱好、理想、信念、世界观等。它制约着人的行为活动的方向，决定着人对周围世界的态度和行为倾向，构成着人的活动的动力系统。
2、个性心理特征：是表现在个体身上的经常的、相对稳定的心理活动特点。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
二、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与心理学结合的任务和意义
1、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与心理学结合的任务
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干部、战士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理活动过程及个性心理形成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干部、战士良好心理品质形成发展的规律。一是认知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表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有哪些活动规律。二是个性心理形成发展的规律，为做好新时期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心理学依据。三是良好心理品质形成发展的规律，研究良好的心理品质与实践活动的关系。
2、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与心理学结合的意义
（1.理论意义揭示心理现象对物质世界的依赖关系，具体论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等哲学基本命题，使人们更具体更深入地领会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自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实践意义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在心理活动调节之下完成的，心理学正是以心理活动的规律性的知识来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服务。继承和发扬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我们党从建军的那一天起，就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体系教育干部、战士，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强大的优势。事实表明，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优良传统，完全符合干部、战士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表现着心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一致性。学习心理学，弥补缺陷和不足，进一步总结经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部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使之更加理论化、系统化。
三、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与心理学结合的方法
1、实验法是有目的地严格控制或创设一定的条件来引起某种心理现象加以进行研究的方法。心理学使用实验法有两种形式，即实验室实验法和自然实验法。
（1.实验室实验法通常是在实验室内借助各种实验仪器并严格控制外界条件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方法一般多适用于简单心理现象的研究，如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思维过程的脑电变化等。
（2.自然实验法在日常生活条件下，适当控制条件结合正常业务工作而进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把科学研究同正常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所得材料真实可靠，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
2、心理测验。它是指通过各种量表测量被试者智力水平以及个性特征的方法。运用测验法可以测量被试者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注意、情绪、意志、态度、性格、兴趣、动机等种种心理特征；还可以测量被试者的特殊才能。
3、它是在自然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的。观察后，必须对所观察到的事实加以分析、概括，做出科学的结论。心理学的方法很多，除了上述的方法以外，还有问卷法、谈话法、活动产品分析法、个案法等等。在研究每一心理课题时都不能只用一种方法，必须综合运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或是以某种方法为主，以其它方法为辅；或是几种方法交错运用。如此，才能互相补充和取长补短，掌握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
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1、客观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就是尊重客观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反映事物，切忌主观臆测，把主观体验和客观事实相混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的研究之所以强调客观性原则，就在于有效的防止主观唯心主义，真实地了解干部战士心理现象的本来面目。
2、联系性原则联系性原则是指引起干部战士的心理与行为发展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变量，也有原有知识经验、心理状态、心理水平等主观变量。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的研究中，既要注意对客观条件的严格控制，又要注意被试主观因素对当前心理活动的影响，揭示干部战士心理发展变化的条件与原因，在联系和关系中探索干部战士心理发展变化的真正规律。
3、发展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就是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对心理活动的变化进行生学的动态研究。既要看到它的现时特征，又要看到发展变化的全部过程，特别是发展前景。防止静止地、孤立地看待干部战士心理现象。
五、总结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