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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1-0113-02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会对其所在区域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群兴起，而在每个城市群发展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
1、城市群概念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以来，’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城市群体组织。我国学者姚士谋认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纯属于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崔功豪等认为：城市密集区是城市低级阶段，当城市密集区的城镇密度以及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阶段，出现一体化发展的状态时，城市，密集区便实现了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跨越，成为城市群。城市地区的空间序列的演化发展过程为：一般城市一都市区一城市密集区一都市圈与城市群一大都市圈一都市连绵区一都市带。由此可见都市群是城市地区发展过程的一种状态，它是由一个连续的空间范围内的若干不同等级的城镇，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下形成，并具有便捷的内部及对外交通运输系统，社会经济联系密切，产业分工协调的一种复杂城镇体系。
2、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促进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城市群作为一种复杂的巨系统，每个城市群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1)集聚效应
在工业化的初、中期，一些铁矿、煤炭、石油等资源蕴藏量丰富的区域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发展重化TT业和能源工业，伴随着区域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同时发展了其上、下游产业及相应的服务性产业；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不同等级规模的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大量集聚，区内城镇之间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关联或其他方式逐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形成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如德国的鲁尔区域城市群，我国的辽中南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扩散效应
随着技术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城市规模不断膨胀，产业迅速集中，并进一步促发了人口的大量集中，从而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产业扩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产业扩散的结果是在一个城市周围，形成联系若干个中小城镇，这些城镇之间由于存在着密切的产业联系(或劳动地域分工联系)而联系紧密，最终以这一特大(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城市群(或都市圈)。
(3)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
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包括由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物质性线路组成的物质性网络和由市场中各种要素资源流动形成的非物质性网络两种。
物质性网络组织对城市群形成的促进作用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运输业发达的港口城市，凭借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发展如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等相应的传统产业，大量的不同规模的产业包括其配套产业、前后相关联产业和服务产业受集聚效应的作用而在某一区域集聚，导致了区域大批城镇的迅速发展，这些城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最终形成城市群。
另外一种情形是相互邻近的城镇之间，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由铁路、公路、管道、通讯线路、电力等各种线路形成的物质性网络组织，借助现代化的网络组织各城市之间既可以沿相应的轴线进行产业布局又可以开展分工合作，增加区域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
3、呼包鄂城市群概况分析
3.1 区域背景分析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区，是内蒙古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工业中心。其形成与发展是内蒙古近几年取得飞速发展的最强动力，而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与内蒙古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明显加快。2000年至2008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国水平7.4个百分点，并连续7年增速居全国第一。2008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7761.8亿元，位于全国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截至2008年底，全区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2214元，按2008年年平均汇率折算，为4638美元，居全国第八位，连续6年保持西部第一位。2008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431元，位于全国第九位，西部第一位。2008年末全区城镇人口1248.26万人，城市化率达到51.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并且城市化水平仍在稳步增长。
3.2 呼包鄂城市群发展现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部，由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个地级市组成，下辖9个市区、2个矿区、15个旗县、81个建制镇、223个乡镇苏木。三市总面积13.2万km2，总人口670万(20D8年)，域市化率达到67.2％(2008年)。2009年，呼包鄂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呼包鄂经济发展水平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3项指标来看，呼包鄂大部分已经达到或接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水平；从衡量现代化主要标志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三组指标来看，无论是三市GDP、恩格尔系数还是人均居住面积都已经达到或接近基本现代化的水平。
4、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城市群在起步阶段对自然因素的依赖较强，因此城市群往往形成于自然条件良好、地理位置优越、资源富集的地区。而在城市群的发展壮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地位，产业分工协作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将不断加强。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国家方针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社会因素也是重要的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城市群的形成离不开大量人口的集聚，而国家政策如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引导等对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动力机制的共同影响，而同一机制在不同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有不同的外在表现。
4.1 自然因素
4.1.1 区位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中部，是连接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重要节点，也是我国西部开发出海通道。与京津塘和关中城市群相邻，靠近西北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北部与蒙古国接壤，有方便的对外贸易口岸。位于众多城市群和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是呼包鄂城市群最大的区位优势，与周边经济实体的相互作用也必将加快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速度，并提升呼包鄂城市群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
4.1.2 资源条件
呼包鄂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探明煤炭储量为1592亿吨。占自治区已探明储量的70％，拥有东胜、准格尔等我国著名的大型煤田。天然气总资源量4.57万亿m3，探明储量为7000亿m3，其中苏里格天然气探明储量已达6026亿m3，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气整装气田。稀土储量居世界首位，白云鄂博稀土总储量就达1亿吨。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50％以上，占全国储量的800以上。已探明铁矿保有储量17亿吨，占自治区保有储量的70％，其中以自云鄂博大型铁矿最为著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蕴藏极为丰富。主要非金属矿产储量为，天然碱6000万吨、芒硝70亿吨、高岭土65亿吨、石膏35亿吨、方沸石5000万吨，并且匹配条件好，靠近煤源、靠近黄河水源、靠近电网。黄河贯穿“金三角”腹地近千里，多年平均径流量250-350亿m3，土默川平原是优质富水区，相对充足的水源为呼包鄂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
4.2 经济因素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呼包鄂城市群依托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9年，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无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但在人均水平上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呼包鄂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市群起步阶段的原始积累，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4.2.1 产业结构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演进到4.0：52.1：43.9，形成了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形式，按照C，克拉克和A.G.B，费希尔的区域产业机构理论的描述，呼包鄂城市群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三市主导产业各有偏重，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首府城市，是自治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艺术、文化中心，第三产业较其他两市更为发达。包头则是偏重工业的传统工业城市。鄂尔多斯偏重于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呼包鄂三市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而是形成了优势互补、分工写作的良好局面。
4.2.2 特色产业
呼包鄂能源化工产业，在产业链方面不断延伸和拓展，在科技含量上不断提高创新。正逐步成为我国现在化能源基地。此外，畜产品加工业在全国处于领先行列，呼和浩特作为我国乳都，拥有伊利、蒙牛等乳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在乳制品加工制作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鄂尔多斯的羊绒制品加工行业在国内处于先进行列。包头拥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储量，稀土产业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外，呼包鄂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以蒙古族风情及草原文化作为特色的生态旅游，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4.3 社会政治因素
4.3.1 人口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广人稀，截止2008年，三市总人口达到690万人，其中呼和浩特260万人、包头251万人、鄂尔多斯159万人。三市总面积13.2万km2，城市化率达到67.2％。虽然人口规模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处于劣势，但在人均经济指标上已经达到国内发达城市水平。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素质相对较高，三市集中了全区60％以上的科研开发机构，75％的科技人员和大部分自治区重点高校。人口分布方面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其中，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为160万人，包头市区人口为180万人，鄂尔多斯市区人口为60万人。旗县人口分布较少，人口密度偏低。
4.3.2 政策条件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一系列优惠政策及大量资金的投入，在加快呼包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的同时也加快了呼包鄂城市化的进程。呼包鄂城市群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结合自身优势，在短短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4.4 交通条件
呼包鄂城市通联系主要以公路铁路为主。公路方面，有G110、G109、G210、G209等交通干线与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地区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相通。三市之间基本形成了便捷的高速公路环网，城市群内部实现了三小时内互通。铁路方面，京包、包兰线横穿呼和浩特和包头，包神线(包两线)、纵贯包头和鄂尔多斯。另外还有丰准线，集二线，集通线等铁路与自治区内其他盟市连通。航空客运方面，三市各有机场一座，分别有呼和浩特的白塔国际机场、包头的二里半机场和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机场，其中呼和浩特的自塔国际机场是首都机场的最大备用机场，开通国内国际70多条航线，可通达国内各主要城市和欧洲、亚洲主要城市。
5、总结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已成为内蒙古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西部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板块和全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之一。呼包鄂地区虽然发展较快，但是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呼包鄂城市群总体实力还不强，与长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市群内的中小城镇发展相对滞后，还未形成完善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另外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低水平的同构发展、恶性竞争现象却相对严重。
与国内其他大型城市群相比，呼包鄂城市群人口总数较少，且分布不均。约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旗县人口数量少、人口密度低、发展动力不足。城市群首位度较高，城市群内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应着力发展人口较多，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加强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动就业岗位，加快中心镇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将条件好的中心镇发展为县级市，并逐渐发展为城市群次中心，再利用次中心带动周边旗县发展，最终完善呼包鄂城市群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
在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可以将中心市区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周边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镇，以带动中心市区周边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加大对于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投入，一方面积极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为承接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条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提高流动人口数量，加快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另外还应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引进，提升能源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产业附加值，拓展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
在呼包鄂城市通网络建设中，应加强城市群内支网建设，提高城市群网络密度，为城市群内各旗县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高速条路的时机，建设连通包头至西安、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高速铁路，形成京津唐城市群一呼包鄂城市群一关中城市群发展轴线，缩短三个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与自治区内周边各盟市的交通联系，形成网络结构，为呼包鄂城市群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提供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姚士谋，中国的城市群[M]，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2]崔功豪等，当代区域规划导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3]刘静玉，王发曾，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J]，开发研究，2004(6).
关键词：长三角城市群；格局演进；动力机制；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周昌林(1963－)，男，安徽无为人，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硕士生导师；李江(1976－)，男，山东安丘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073－03 收稿日期：2007－04－20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正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地区正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增长极，长三角内部城市群的空间格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在不断演进，正朝着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迈进。
一、长三角城市群的格局演进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长三角的城市空间格局一直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当中。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宁、扬州、苏州、杭州。江宁即南京，六朝古都，始终是长三角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扬州在清代中叶以前也是世界级的大都市，其繁华程度不让伦敦、巴黎。扬州的繁荣得益于盐商和漕运，但随着徽州盐商的消亡及运河时代的结束，扬州便快速地衰败下去(冀朝鼎，1981)。苏州、杭州作为城市起码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但在20世纪初期，被长三角最东端的上海所代替。时至今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空间格局围绕“一核两群”，正在酝酿着一场新变化。
(一)上海核心城市。上海市作为我国沿海、沿江两条经济带的“交汇点”，拥有坚实的区域基础。进一步谋求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和区域布局的三位一体，上海市有必要、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在众多衡量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的指标中，年资金融通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港口吞吐量、外汇市场日交易量、外贸进出口总额是其中最关键的五项指标。从这些指标来衡量，上海与国际大都市还有不小距离。东京面积只有上海1/3强，人口密度却是上海的2.8倍，人均GDP则是上海的21倍；太平洋西海岸的美国加州人口只有上海一半，而GDP则与我国全国经济总量相当，是上海的20倍(郁鸿胜，2005年)。
(二)宁－苏－徐城市群。宁－苏－常城市群形成以前，对农村人口的转移自80年代以来较多地强调“离土不离乡”，较多地强调小城镇的“蓄水池”作用，忽视了城镇化的集聚功能，从而未能充分预见、发掘、抓住城镇化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潜在机遇。如今，该城市群，特别是苏锡常地区，已进人工业化后期，由工业化推动城市(镇)化趋势在加速。2000年江苏省城市工作会议对全省城市发展战略做出新的调整，突出强调大城市的作用。“着力把地区条件较优、综合实力较强、城镇基础较好的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四个特大城市进一步做强、做大、做优、做美，通过强化南京、苏锡常、徐州三个城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带动全省城镇的快速发展”。
(三)杭－甬城市群。从有利于发挥优势、增强中心功能出发，杭－甬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正在逐步被优化。杭－甬城市群的特点是，以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力，消除城乡分割的种种体制障碍、政策障碍，建立有利于城镇集聚和城镇建设的新机制。杭州，作为长江三角洲重要经济中心和国际风景旅游城市，要在较高起点上考虑产业发展，着力培育较强的产业、技术创新功能，较强的商品和生产要素集散功能，较强的信息、旅游等综合服务功能。而长三角最南端的宁波，其最大优势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海岸线资源，非常有利于港口海运业和临港型工业发展，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加快确立区域功能分工优势。总结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递进式”的城市发展进程，城市建设由粗放式逐步转向集约式。这一转变过程大致分为4个阶段：第一，小城镇建设阶段，即城镇化阶段。苏南的小城镇有历史基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镇建设改善了企业和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使农村面貌大大改观。但小城镇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础设施落后、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差、土地浪费、三产不发达及企业办社会等弊端。尤其在没有制度变革的情况下，小城镇建设又一次地复制了二元体制，成为制止农民进城的权宜之策。第二，中小城市建设阶段。以县治所在镇为基础的中小城市发展受两大趋势的推动。一是部分农村企业的高层主管、村镇干部、务工青年农民、中小企业主及个体工商业者开始进城居住。二是产业集中发展趋势加快。一般说来，一个中小城市拥有一个省级开发区和一个民营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基础设施基本上完成，优惠措施、管理制度、服务水平都比较规范，因而成为投资建设热土，外资企业和本地大型技改项目都安排在开发区。在城市整治过程中，住宅建设和开发区建设的两大趋势使县级市市区形成内圈是商业区、中国是生活办公区、外圈是工业区的城市布局，小城市日益丰满。第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阶段。如前面所述，中心城市作用不可代替，由分散化走向集中化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第四，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实质是由集中化走向一体化，谋求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共同发展。目前，建城市群在长三角已形成共识。传统小城镇以步行为半径，小城市(县城)一般以自行车为半径，大城市、特大城市以汽车为半径，而城市群，则以高速路、轻轨等城际交通工具为半径，以现代通讯技术为信息联络的主要手段。无疑，城市群在逻辑上是城市化的最高形式。
二、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
长三角城市群，形成机制有着不同于以往国外大城市群的鲜明特征，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
(一)人地紧张关系。高密度的城市社会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基本现实。拿规模和人口密度堪称发达国家城市之最的东京大城市群作比较，2000年东京23区的人口密度为1．31万人／平方公里，而上海浦西地区的人口密度在上个世纪末就高达3.76万人／平方公里，是东京23区的1.77倍(朱英明，2004年)。在庞大的人口背景下考虑城市群的演化，在长三角出现人口过亿的大城市群之可能性已是无庸置疑。一方面，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发展和就业，还是医疗、上学、福利、社会保障，其规模都将会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和各种资源日益紧缺以及高昂的环境代价，都可能制约从而调整长三角城市群的演化过程。要有效形成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群，两项基础工作必须做好。一是建设公共交通体系，二是建立促进土地高度利用的机制。就前者而言，以小汽车为主的交通骨架不可能有效，进一步地，城市群只有连接世界
和全国的广域交通体系才可能有效运转。就后者来说，只有通过导入严格的土地利用总量控制、土地利用资产税以及技术替代等机制，才能实现土地的集约有效利用。由于城市生存条件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群区域内出现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使集聚区域的地价不断攀升。市中心地价上涨到相当幅度，又会迫使经济活动向郊区扩散。上海发展卫星城，杭州、南京郊县改区，适应了产生多中心的需求。
(二)各地政府间竞争与合作。长三角城市群的各级政府无论是在制度创新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存在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蒂布特(1956)理论”(公共产品的竞争性供给)深入讨论城市政府有序竞争的积极意义。竞争是因为地方政府只有率先改革和创新，才能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即软环境；只有率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创造良好的硬环境。而拥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是集聚和优化生产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地方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博弈理论”又从另一个侧面剖析了政府合作的积极意义。合作则是因为各个行政区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交流，有助于改善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沟通，则有助于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从而达到实现地方快速发展的目的。因此，尽管存在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也一直未停止过，这种合作是竞争中的合作。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立了长三角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后联席会议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并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协调会积极推动城市间的资产重组，打破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加强政策的协调性、一致性，推动市场的开放性、统一性，更好地实现联动发展，互利共赢。本世纪初，成立了沪苏浙省(市)长座谈会制度，相关部门负责人定期召开座谈会，商议经济合作事宜，把共同构筑区域大交通、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区域旅游客运网络、区域信息资源共享、区域天然气管道网络5大专题(洪银兴、刘志彪，2003)，作为合作推进的重点和基础，对改善城市群形成的基础条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企业区位选择
企业区位选择，无论是对微观空间结构，还是在城市空间格局的演进上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一，从产业集聚角度看，企业区位选择主要由运输导向和当地投入品导向。产业集群的空间区位的形成，其机制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因。与此相应，产业集聚进一步引致人口的空间集中。
第二，在城市群内，企业区位选择与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密切相关。企业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考虑出发，其纵向联合、空间分散的生产组织方式，比起纵向联合、空间集聚的生产组织方式来要有利些。而从企业的联系费用考虑，企业在空间上不应分离过于遥远，需要一定的集聚。城市群内企业将占地多、技术含量低的加工环节迁往层级较低的城市，而将公司总部研发机构迁往较高层级城市，就是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从而导致城市群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区位选择越来越关注城市国际化程度。城市群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出现了“代工生产(OEM)”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发展形式。以跨国公司FDI为特色，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明显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的走向。曼纽尔-卡斯特(2001)研究了IT产业四种独特操作所寻求的四种不同的区位类型：(1)研发、创新与原型制作，集中于核心地区高度创新的工业中心；(2)技术性的制造，位于母国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分支工厂；(3)半技术、大规模的组装与测试工作，相当部分位于境外；(4)按照顾客需要而调整设备、售后维修和技术支持，通常是位居主要电子市场所在。由此看来，长三角在全球IT分工体系中大约处于卡斯特分析的第3、4种区位。目前全球500强中已有300余强人驻上海，百余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注册上海，以长三角为腹地，构建其垂直分工体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它不可回避地要担当起新时期国家战略的重任。大城市群是全球一体化下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因为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的完备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群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的竞争。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有越来越多的制造和服务部门都开始面向全球。
(四)信息技术渗透。长三角城市群的兴起适逢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伴随着互联网兴起，时空距离缩短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交易方式和生活方法随之得到改变，而这一切都会深刻地影响产业特征、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甚至是城市群的演化特征。信息技术渗透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增量模式转向效益模式，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了要素地位的变化，使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更趋合理，比如，长三角地区在2003年就在全国率先启动信息高速公路的示范建设，启动“数字城市”工程，建设宽带多媒体信息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使信息在城市间充分、快速的流动起来。基于此，作为能量高度集聚的大城市的扩散效应将通过信息网络成倍放大，便捷的交流使发生联系的机会大大增加。由于发展了更多的关系，也使关系更为复杂，最终导致城市更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萎缩。
三、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趋势
(一)形成“多点并重”发展格局。多座城市快速发展，各自具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发展水平，是后长三角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上海由于其国际大都市地位，当前和未来都是长三角地区的耀眼明星。周边的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10余座大中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上海，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逐渐接近上海，这就和上海一起，形成整体快速发展格局。按粗略预测，大致在2010年前，无锡、常州，以及杭州、宁波、绍兴等市，人均GDP将接近或达到上海水平，其中苏州已经达到。人均GDP并不是衡量区域经济关系的唯一指标，但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周边地区也具有了与上海相近的发展水平、发展起点和竞争实力，意味着自上海开埠以来与周边区域形成的发展差距，转变为区域并重发展格局。
(二)形成多层次经济圈。多层次经济圈，是长三角区别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群的一个重要优势。第一层次是上海核心城市。上海是长三角各市低交易成本的外向窗口和通往世界的主要管道，是长三角其它各市金融、资本、信息、高新科技、人才等的服务中心。第二层次是苏南和环杭州湾城市群，世界其他大城市群，也有这一层次，但长三角周边城市群，的发展空间之大、经济实力之强，则是其它大城市群所没有的。第三个层次是苏中、苏北，以及浙江的温台和金(华)－衢(州)－丽(水)经济圈。通常并不把这些地区包含在长三角之内，但它们显然受到了上海核心城市，以及苏南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很强影响。从经济地理角度考察，可以称之为长三角地区的边缘或区域。
(三)形成制造业基地和投资中心。从统计年鉴数据分析来看，自1997年开始，沪苏浙制造业终于结束了占全国比重下降的趋势。2003年，三地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5％，2005年达到31％。到2010年，假定人民币汇率稳定，长三角制造业占世界比重，有可能达到2.1％，到2020年，则将达到4％左右。按此推论，20年后，沪苏浙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有可能达到8％左右，高于目前东京圈制造业占世界比重的1倍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本地经济密度增加，导致要素价格上升、发展空间缩小、利润率下降，这就将促使企业家向外拓展寻找商机、资本向外流动扩张盈利空间、产业向外转移增强竞争力。从积极的意义看，这将促使本地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本地经济与全国经济之间，不断在更高的水平上形成积极均衡，有利于长三角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协调发展。
关键词：污水处理；自动控制；智能控制
1引言
自动控制相对人工控制概念而言，是指在无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控制器操纵被控对象，使被控量自动地按照预定的规律运行。采用先进的自动控制技术，既可以优化运行过程，节能降耗，又能保证操作的安全，提高生产率，改善工作环境。在早期的污水处理厂运行和管理中，大多根据处理经验进行人工控制，因此运行过程中常会产生较大误差。即使是一些高效的处理系统，也常会因为没有实现自动化系统控制，而大大削减其应有的功效.[1]。虽然自动控制系统的造价不菲，短期内难以回收成本，但从长远角度看，采用自控系统将节省大量的人力成本及运行费用。综合来看，引进自控技术对污水处理行业来说，是提高运行管理效率并有效降低处理成本的明智选择。
2传统污水处理控制方式
传统污水处理控制方式包括人工控制和半自动控制。早期的污水处理厂基本上采用人工控制，其典型的控制方式为：现场显示仪表+人工调节。该方式采用检测仪表对污水处理过程中的液位、流量、温度、浊度、pH值、DO、BOD.5、COD、MLVSS等指标进行在线或离线采集，再根据测量数据调整设备状态，如阀门的开闭与开度、电机的启停等。采用这种控制方式，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很大，且控制过程易出现滞后或易受操作人员的主观因素影响。因此，人工控制方式很难进行快速和有效的实时控制，往往导致出水水质不稳定。
后期出现的半自动控制方式相比前者有了明显的进步。该方式由数据采集装置对过程量进行采样并输入到控制室，控制室内设置有模拟显示器，可显示水质参数、水泵、风机和阀门等的运行状态，监控运行过程。操作员可以通过模拟屏控制部分设备的启停，而其余的设备则需要操作人员现场控制.[2]。半自动控制方式还是存在生产过程无法集中监控的问题，自动化程度较低。
传统污水处理控制方式受制于落后的自控技术而显现出上述的种种缺陷和不足，随着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污水处理的自动化水平也越来越高。
3污水处理自动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3.1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业内很多专家学者对污水处理过程的自动控制展开研究，探索实现出水高达标率与单位低能耗的一系列控制方法。
Zipper等.[3]设计了一套适用于小型污水厂的自控系统，它的核心是一台基于ORP参数监控的控制器。该控制器按预先设定好的程序自动运行，能够在硝化与反硝化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降低了能耗。中试结果显示，污水处理厂的实际负荷与ORP曲线变化有很强的相关性，采用两点ORP控制保证了在增加负荷时硝化时间占运行时间的比率也相应增加，这些研究成果为开发制定小型污水厂控制策略奠定了基础。Yu等.[4]设计开发出带有实时ORP和pH值监控系统的SBR反应器，该系统主要由智能仪表、计算机（人机界面）和控制、执行机构组成。由智能仪表测量出模拟信号，经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再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对输入的数字信号进行采样分析后形成控制信号传递到下位控制器，进而启动或停止搅拌器、鼓风机等设备。结果显示，采用参数实时控制的SBR反应器较之于固定时序控制反应器，底物去除率提高5%左右，曝气量降低了20%左右。Puznava等.[5]在同步硝化/反硝化的生物滤池中引入了实时曝气控制，建立了基于NH.3-N和DO实时监测的串联控制。与传统硝化-反硝化生物曝气滤池法（BAF）相比，采用该控制方式达到相同处理效果时，曝气量仅为传统方法的一半，节能效果明显。
3.2工程应用现状
发达国家在污水二级处理普及后，投入巨资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的监测、运行和管理方面的研发，实现了计算机控制、报警和实时记录。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实现污水处理厂的自动控制，目前主要污水处理厂已实现工艺流程中主要参数的自动监控。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先进控制技术节约能源，例如DO的合理控制能节省运行费用，保证出水水质，瑞典Kallby污水处理厂，通过DO设定值优化，曝气能耗降低了32%。美国Stickney污水处理厂（303万t/d）于1998年投入300万美元用于建立曝气池自动监控系统，每年可节约47万美元电费和72.5万美元的人工费，投资可在两年半内收回.[6]。
国外应用先进自控系统的污水处理厂一般具有以下特点.[7]：①采用分布式计算机监控系统，设置中央控制室和多个分控站，工作人员通过中控计算机和通讯网络进行管理和维护，可实现现场无人值守；②监控系统采用冗余化设计，各分控站有独立工作能力，大大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③采用智能化控制，可根据进水的变化自动对工艺过程进行调整；④大量采用先进的在线水质分析仪和智能仪表，可提供高精度的检测和准确的控制数据；⑤大量采用遥测、遥控设备，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公共信息通讯网络。
相比国外，我国污水处理自动控制起步晚，20世纪90年代后期污水处理厂才开始引进自动控制系统，但大多是直接引进国外成套的自控设备，国产的自动控制产品在污水处理领域应用不多且集中在低端产品，但目前发展很迅猛。目前，国内技术较成熟的是由中央控制室计算机和现场级PLC控制单元组成的集散式控制系统（DCS），它通过通讯网络将中央级监控总站和若干现场控制总站连接起来，构成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计算机测控管理系统。系统扩展容易，各部分功能独立，可根据生产需要增加PLC模块，实现了真正的信息管理和集中调度，并且能够将功能及控制进行分散管理，中控室计算机出现故障，各现场分站仍能独立、稳定地工作，这从根本上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8]。河北承德市某日处理量3万t的小型生活污水处理厂，早期为人工控制，出水COD在60mg/L水平时，电耗0.3kW・h/t，成本0.51元/t；该厂进行自控系统（DCS+PLC）升级改造后，出水COD为50mg/L时，电耗为0.22kW・h/t，成本0.45元/t，吨水降低电耗成本0.06元/t，年可节约电费64.8万元，同时人工费及其他费用也相应降低，经济效益显著.[9]。
3.3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1）无法精确建模。自动控制系统要求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并且提出必须遵循一些比较苛刻的线性化假设，然而实际污水处理系统由于存在复杂性、非线性、时变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等，一般难以获得精确的数学模型和与实际相符的假设，因此采用传统控制理论建立的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在实际工程应用上存在出水水质波动较大等问题。
（2）使用水质间接参数给系统带来风险。反映污水水质的直接参数，如BOD、COD、SS等很难在线监测，不少实验研究中采用DO、pH值和ORP等易于在线监测的间接参数来降低曝气量和控制出水水质，一些污水处理厂也应用到了工程实际中。但这些控制参数只能间接地反映污水处理生化过程，运行过程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系统缺乏相应的应急预案，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导致整个控制系统的瘫痪.[10]。
（3）自动化仪表、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不强。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需要对大量阀门、泵、鼓风机和吸（刮）泥机、曝气池和污泥消化池内的搅拌器等机械设备及沉淀池和消化池进、排泥量进行控制，因此污水处理厂需要自动控制的开关量特别多，它们常常要根据一定时间或逻辑顺序定时启/停.[11]。但当前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中采用的自动化检测设备、仪表的功能还不完善，在实际监测中往往难以实现预期效果、误差很大，因此依靠这些检测设备判断污水处理情况并实施自动控制，很难达到处理水质达标排放和节约能源的目的。此外，还存在网络通信以及系统易受干扰等问题。
4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的发展趋势分析
智能控制是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的发展趋势，它作为自动控制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工智能、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多种学科的高度综合与集成。智能控制主要包括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自学习控制和专家控制等。由于智能控制系统具有自学习、自适应和自组织功能，特别适用于复杂的污水处理动态过程的控制，因此，近年来智能控制在欧美、日本的给水处理、污水生物处理、污水的物理化学处理中都有典型的成功应用，正在研究与开发的项目更是不胜枚举.[12]。
4.1模糊控制
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能将操作者或专家的控制经验和知识表达成语言变量描述的控制规则，然后用这些规则去控制系统。模糊控制适合用于数学模型未知的、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的控制，因此模糊控制方法特别适用于水处理过程，其在活性污泥法节能方面的效果显著，并已应用于污水处理的多个领域。
曾薇、彭永臻等.[13]以溶解氧作为SBR法模糊控制参数，处理石化废水。通过大量实验，总结出反应初始阶段（曝气10min左右）溶解氧浓度不仅能间接反映进水有机物浓度，而且对整个反应过程都有重要影响。溶解氧的高低主要受曝气量大小控制，根据初始阶段溶解氧的浓度变化及变化情况预测进水有机物浓度，进而实现对曝气量的模糊控制。研究还发现，当COD几乎不再降解时溶解氧值迅速大幅升高，理论上可以根据DO的这一变化特点对好氧曝气时间进行模糊控制。
张翔等.[14]采用模糊自适应PID控制方法控制SBR污水处理工艺中的DO参数，并设计了基于模糊自适应PID的控制系统。仿真结果和实际应用表明，采用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器后，显示出较强的鲁棒性，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加快。
4.2神经网络控制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控制 （ANN―based Control） 简称神经控制。神经网络是通过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结构和行为，由大量简单的人工神经元广泛联结而成的复杂网络。它的自适应性很强，并具有学习能力、非线性映射和容错能力，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充分逼近任意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并与其他控制方法相结合。神经网络因具备上述特点，备受国内外污水处理专家瞩目。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在污水处理自控系统中开展人工神经网络控制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常用于污水处理中的神经网络有误差反向传播（BP）神经网络、径向基函数（RBF）神经网络和自适应神经网络等。
Tay 等.[15]在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的基础上，为污水厌氧处理系统开发出快速预测神经模糊模型来预测高速率厌氧系统对干扰的响应，该系统可提前1h对不同系统的干扰进行预测，极具应用前景。
4.3专家控制
专家控制（Expert Control）是智能控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本质是一种智能化的计算机程序系统，它将人类专家的知识、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经验编译成计算机语言并形成数据库，通过编制的特定程序调用数据从而来处理某些领域的问题。专家控制已经在污水处理的自动控制及故障诊断方面崭露头角了。
Sung等.[16]采用在线综合控制系统对水质、水量变化较大的食品废水进行控制研究。控制目标是使出水COD较地方标准低50%，并尽可能降低曝气量。该控制系统分为两层，即管理层和过程控制层，管理层应用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为过程控制层提供最优控制点。此外，为避免鼓风机超负荷运行，还设计了基于规则的负荷分配系统。此控制系统已成功运行2年，与不实行专家控制方式相比，出水COD浓度降低大约50%，节能约50%，基本达到了设定目标。
一、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科技迫在眉睫
(一)发展科技是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质是知识、信息、教育、技术与体制上的差距。现在的经济体制背景、市场竞争态势和对外开放环境等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此情况下,如果欠发达地区只是简单地引进投资、开发资源,就会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使差距越拉越大。当前,欠发达地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十分有限但其潜力相当大,因此必须高起点走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之路,依靠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欠发达地区提高产业竞争力必须要进行科技创新
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与发达地区相比较落后之处就是在于缺乏竞争力,而竞争力的缺乏归根到底还是会落在科技水平低下上。欠发达地区想要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做大做强,缩小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唯一途径就是进行科技创新,没有科技创新的企业是不可能在竞争中占有优势的。
(三)欠发达地区需要依靠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主导产业形成
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形成切合自己实际的主导产业。科学、合理地确定主导产业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关键,对于欠发达地区更是尤为重要。所谓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某一阶段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起着导向性和带动性作用,并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和技术进步能力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是创新的结果,对整个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主导产业的变化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从而对国民经济总体的发展水平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制约作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增长速度慢,如果不通过科技创新形成新的主导产业,靠大量消耗能源的资源型产业,靠农产品初级加工业等,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欠发达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是人与环境友好相处中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我国的既定发展战略。既要处理好资源、环境等领域长期积累的问题,又要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等新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对技术、资金等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强化技术集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已成为欠发达地区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对欠发达地区科技事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建议地方政府在科技资金和项目方面对欠发达地区给予更多支持
1、建议增设欠发达地区科技发展专项
地方科技部门应在科技专项上多支持欠发达地区,建议增设欠发达地区科技发展专项。对欠发达地区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企业进行扶持,对在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方面有亮点的中小企业进行扶持,这必将带动欠发达地区更多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和产品研发,使欠发达地区呈现出积极的科技发展态势。
2、从整体上对欠发达地区的重点发展产业进行扶持
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基地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投入不足等困难,希望在整体上提高对欠发达地区产业基地的科技项目及资金扶持,给园区提供更优惠政策,充分发挥科技对园区、对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和牵动作用。
3、适当放宽欠发达地区承担科技项目标准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每年都有科技项目立项,还有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对承担企业现有科技人员数量、企业现在的产值利税等指标都有严格要求,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同发达地区企业相比缺乏竞争能力。希望能适当放宽对欠发达地区企业承担科技项目及基金的标准,降低门槛,这样就能在项目总量上多支持欠发达地区,引导带动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二)欠发达地区应主动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
希望地方政府重视推进产学研合作,采取更有力措施,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为产学研的联合创造很好的外部条件。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利用区域内的便利条件,积极主动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合作。
(三)欠发达地区对科技企业的招商要给予更优惠政策
现在各地区为了引进科技企业和重大项目,纷纷提供优惠政策,包括财政税收、投资融资、基本服务各个方面。欠发地区要想吸引企业落户,首先必须在基础设施上提供良好条件,保证“九通一平”;其次,欠发达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土地使用上给予科技企业更优惠条件;第三,园区能指导企业进行创新基金、火炬计划、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高技术研究项目、科技公关项目、国际科技合作、高新科技合作、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等各类申报;提供质量认证咨询、无形资产评估、科技信息服务;协助组织技术鉴定、产品鉴定、成果登记、报奖工作。园区聘请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咨询。第四,在税收优惠、科技奖励方面提供比其他地区更优惠政策。
(四)欠发达地区要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发绣一枝花，天下谁不夸，巧手拈秀发，银针飞彩霞……”江苏省东台市是“民间艺术发绣之乡”，陪伴着这一古老技艺的江苏省东台中等专业学校（原东台镇手工业学校），走过了57年的发展道路，如今成了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在全省的首家县级分院（以下简称“东台分院”）。
学校坚持走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为突破口，自2007年与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后，不断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升级校企合作内涵，为校企合作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案例。
磊达模式，开启校企合作之门
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磊达”）位于东台市南郊，总资产约65亿元，在东台市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据公司张增贵总经理介绍，公司不仅是中国建材百强企业之一，近10年来已经形成了建材水泥、钢帘线、宾馆酒店、造船物流四大产业。2007年，磊达公司在东台经济开发区投资42.5亿的钢帘线项目技术含量高，需要人才的及时输送。东台分院抓住机遇与磊达进行校企合作，就学生实习的福利待遇、实习生管理以及学生就业等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学校与磊达进行了订单培养，校企共同招生，共同管理，并采用现代学徒制教学，八年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了磊达模式。
每年招生季，学校与磊达共同商定开设专业、招生人数、就业岗位及待遇等，如2013年磊达钢帘线厂预计招收员工120人，学校确定招生计划为200人左右。“自2013年起，学校每年与磊达合作开办机电技术应用专业钢帘线班2个、旅游服务与管理班1个、中餐烹饪班1个，实现了多种产业的订单培养。”东台分院校长虞静东告诉记者。
这些订单班实行三年学制，学生入学时就与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企业还为班级确定一名企业班主任。前两年半，学生以工学交替为主，最后半年顶岗实习。日常的教学课程按照校企双方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学生在校就读的日常考核与管理由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实训处等部门负责。企业班主任依据综合成绩，每学期为成绩优秀的学生发放奖学金。
为了切实做好学生在企业实习、就业的管理工作，在每批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前一周，校企双方首先要进行人员的对接。校企共同召集各方面的管理人员，具体为分管校长与企业经理进行对接，招就处与企业人事负责人对接，系部主任对接分厂负责人，班主任及专业教师对接企业线长、大班长及指导师傅。他们对接后互换联系方式，这样一来方便双方及时解决学生实习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完成第一步人员对接之后，学生开始进入企业实习；第二步，校企需要在学生培训方面进行对接，一方面学生经过工学交替、顶岗实习以及职业培训合格后上岗，另一方面学校也负责对企业一线员工进行培训。双方利用学生和教师在企业实习这段时间，共同开发培训教材、企业员工手册、岗位知识培训资料；第三步，校企相关人员在问题处理上的对接，针对学生实习、就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前期以学校班主任教育为主、企业管理人员协助，后期处理则需要以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第四步，做好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对接，在这个阶段企业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教育，使学生了解进入企业后的发展空间，促使学生做好本职工作，积极争取发展机会。
以上“四个对接”模式横向覆盖了学生进入企业后的每一个方面。在纵向时间的管理上，校企还制定了“三定期”管理制度：一是每月底校企双方召开学生管理人员例会，协商解决学生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定期集中通报制，企业根据生产实际，在工学交替时间内每周安排半小时左右集中向学生通报校企双方对学生实习的要求；三是定期考核奖惩制，每月底对实习表现突出的学生，校企双方及时通报表扬或物质奖励，学校还在校园网站及校报上进行宣传，并按月对相关管理人员、实习班主任、实习带队教师进行考核、发放补贴。校企双方共同做好学生工学交替、顶岗实习情况的鉴定，并进行考核奖励。
磊达模式促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技能，满足了企业用工需求，为校企合作树立了典范，从而带动了其他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性，江苏领胜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捷士通科技有限公司、东台市永宁汽车城等10多家企业也相继与学校开展了紧密型校企合作。
传承发绣文化，校企合办特色专业
发绣艺术是东台市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记载，唐代海陵西溪镇（即东台市东台镇）佛教兴盛，信女们为表示对佛的虔诚，用青丝在丝绢上绣成观音、如来等佛像，朝夕焚香，民间女子受其影响，也以发丝绣成鸳鸯蝴蝶等赠送情人。宋徽宗年间，这一民间艺术被引入宫廷，兴于元明，衰于民国，几近失传。为更好地传承发扬发绣艺术，东台县工艺品总厂成立，使发绣这一民间绝艺重现生机。
为做大做强发绣产业，培养高水平的发绣人才，2012年由东台市人民政府牵头，东台市文广新局和东台分院联合开设了发绣艺术专业班。该班实行三年学制，每年招生50人。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学校依托东台地方发绣企业、发绣协会、东台发绣艺术馆等资源，与东台市天艺发绣有限公司合作，在校内建成了集发绣生产与学生实习为一体的专用车间，实现了学生在校内实习与企业生产的零距离对接。
由于发绣技艺的民间传承多以手口相传、师徒面授为主，没有相关的专业教材。因此，学校相关专业教师与东台市发绣行业协会、企业专家联合组成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共同研究发绣专业建设、发绣人才培训方案的修订及发绣专业教材的开发，编写出版了《刺绣基础》《刺绣针法》《刺绣艺术设计》等专业教材，后期相关教材的研发工作仍在进行。
围绕培养发绣艺术基础型人才和发绣艺术大师两大目标，学校为发绣班配备了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实践，企业也配备了2名具有实践经验的师傅指导学生实习。发绣艺术班采用半天理论课、半天实训课的教学模式，管理上参照磊达模式实行校企共同管理。
发绣艺术班的学生除了免学费和住宿费之外，每学期还享有助学金。当学生能单独完成产品并达到企业生产质量要求时，企业按照标准计件支付学生报酬，在顶岗实习时，学生与企业员工同工同酬。校企合作让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提升技能的同时，也体现了自身价值，如学生盛星晨的作品《春晓》被天艺发绣有限公司收购，部分学生参与创作的《富春山居图》也得到了企业的肯定，发绣专业学生林娜获2013年光华创业精神大赛江苏赛区一等奖，校企共同开发的发绣作品获2014年全国“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银奖。
“发绣艺术班的开办为东台市发绣企业提供了新鲜血液，东台发绣企业众多，学生就业形势非常好，发绣专业成了学校的特色专业，发绣艺术班学生供不应求。”虞静东说到。
对接新型产业，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在东台沿海经济开发区，有一片由海水冲击而成的滩涂，每年以一万亩的速度增加。当地政府对滩涂进行围垦，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业和新能源开发等。在虞静东的陪同下，记者参观了滩涂上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风光渔”一体化发电站——上面风力发电、中间太阳能发电、下边养鱼。一座座风塔上徐徐转动着的宽大叶片，一排排光伏矩阵，连绵不绝；广阔的电池板下方，清澈的水面上，鱼儿欢跃。参观过程中，一辆大巴上下来一支旅游团，带队的导游和记者打了一声招呼，虞静东说：“这是我们学校旅游服务专业的学生，东台富有鲜明的生态特色，除了黄海森林公园、永丰林生态园、佛教文化园等，就是这片利用滩涂形成的‘风光渔’观光基地。我们利用沿海新校区的地理优势，与周边旅游产业基地也达成了校企合作意向。”
随着地方产业升级，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成了东台市的一大支柱产业。学校沿海新校区位于东台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借此机遇成立了新能源职教集团，集团主要是利用学校的机电技术应用中职、机电一体化高职等专业与风光电等新能源生产、相关的设备制造和维护企业的合作。上海电气东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东台市新能源装备制造的领军企业，致力于兆瓦级陆上、海上和潮间带大型风机的整机装配生产线及安装调试、维护，江苏捷士通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思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涉及新能源通信产品的生产和以太阳能产品生产为主。学校与这几家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培养，实现了校企生三赢。
据了解，上海电气东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学校合作后，2010年9月第一台风机下线，当年纳税超千万元，2014年8月该公司二期工程竣工投产。公司发展之所以如此快，得益于与学校的合作。该公司一方面通过订单培养预定人才，另一方面与学校合作开办高级工技能提高班，目前已有36人参加培训，24人获得高级工证书，11人获得技师证书，1人获得高级技师证书。
江苏捷士通移动科技有限公司注重产品研发，对产业技术工人要求比较高。公司与学校合作的订单培养成了人才引进的重要方式，公司50%左右的工作人员都来自于该校。今年，该公司打算与学校在电子技术应用、通讯技术专业订单培养招生150人。
关键词: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国家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由点及面,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调整现有农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特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增加农业剩余,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改造传统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为推动地区城市化,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医疗为主体,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覆盖城乡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研究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有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合理构筑和不断优化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从而为加速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动力机制之一：农村工业化推进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经营自，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但当时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却严重限制着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在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出现了极具特色的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对城市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它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为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结构基础。乡镇企业大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促进人口集中方面有着特殊的效果。同时乡镇企业也加速了资本、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向乡镇工业小区区域内的转移。
二、动力机制之二：比较利益驱动
相对二、三产业而言，农业是一个比较利益较低的弱质产业，要受到市场和自然两种风险的双重约束。由于比较利益的驱动，农业内部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必然要在非农部门外在拉力和农业部门内在推力的双重作用下，流向非农部门。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的趋势是，随着经济发展，一次产业逐步减少，二、三次产业相应增加。在实践过程中，伴随着劳动人口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也必然导致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的重新配置。产业转移主要体现为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空间转移主要体现为由分散到集中，由农村流向城镇和城市的转移。产业结构的演进导致了经济的非农化和工业化，产业空间布局的转移导致了人口定居方式的聚集化、规模化，这实质上就是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当第二产业及人口的聚集程度达到第三产业大规模发展的“门坎条件”后，也将极大地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城镇化进一步在三次产业比较利益的驱动下进一步“成长”起来。
三、动力机制之三：农业剩余贡献
这里所说的农业剩余既包括农产品的剩余，也包括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等的剩余，是一种广义的农业剩余。农业对城镇化的贡献，一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工业生产原料――产品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尽管农业的就业份额、产值份额都在大幅度地下降，但人们所需要的食物仍然要来自于农业。同时，伴随着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人们对食物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而且，农业部门提供的原料也直接推进了作为城镇发展动力的工业发展。二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市场――市场贡献。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从而使城镇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使城镇化动力不断加强。三是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农业为其提供生产要素――要素贡献。城镇的发展和扩张，必然要求资源的不断增加和集聚。除国家依靠行政力量强制使农业资源转向非农部门外，城镇经济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由此提供的要素的高价格，也诱导着市场条件下的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些生产要素是城镇化实现的基本条件。四是城镇化的推进也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外汇方面的支持――外汇贡献。通过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可以为工业发展换回进口国外技术设备所必须的外汇，从而推进城镇化发展。
四、动力机制之四：制度变迁促进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镇化动力；城市工业；四川藏区
〔中图分类号〕F32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025-04
一、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相关文献回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新型城镇化强调人口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它是对我国城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新阶段性认识。倪鹏飞对新型城镇化概念做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坚持全面可持续的原则，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的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政府应通过制定战略与规划，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监督与管理来积极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1〕张占斌分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列举了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应该区分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动力问题，这样才能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城镇化的发展，努力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2〕刘嘉汉，罗蓉认为新型城镇化应是以发展权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传统的城镇化思想忽视发展权，体现为城乡分离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推动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3〕 王雅莉，张明斗通过对民生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运行框架的全面分析及其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城镇化主导力量、推进方式及土地制度方面的比较中，他们认为转换城镇化发展思维模式，回归城镇化本位、优化社会、经济、资源及环境四大系统、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结合及营造优质的外部环境等成为民生型城镇化的优化路径。这种新型城镇化是顺应城镇化发展本质需求，并呈现出和谐性、高效性、可持续性、绿色性及共享性的基本特征，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选择。〔4〕陈映通过对四川城镇化数据的分析，认为四川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使四川城镇化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四川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加快制定和完善全省城镇体系规划、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5〕
以上文献对新型城镇化基本内涵、意义以及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方面在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但相对较少分析发展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结构和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寻找适合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结构。本文在论述城镇化一般动力机制结构的基础上，结合四川藏族地区的具体情况，试找出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并提出四川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
二、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系统的一般分析
城镇化是居住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转变成居住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城镇化是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和发展。城镇化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聚集，城市地域的不断扩张。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因此，不同地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亦是不同。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虽然各地区有所不同，但都满足于基本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将一般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作为框架，分析各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具有理论价值意义。
（一）农业技术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初始动力
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的发展为国家城镇化提供源动力。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使相同面积的农地所需要的人数减少，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选择去其它地方进行就业和谋生。而城市拥有密度更好、质量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还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这促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这些农村劳动力是城市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他们在城市生活消费，促进了城市的横向和纵向发展。
（二）城乡收入与服务差距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城镇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同时，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很低，被排挤的农业工人生活也处于无保障状态。〔6〕城里从事非农的收入明显比在农村从事农业收入要高，这种落差对农村居民来说是城市的一个拉力，推动他们进入城市。收入差距是农民的物质利益动力，而追求城市的完善的公共服务是农村居民的非物质利益动力。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吸引着农村居民去城市获得优质的公共服务，以此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机会。生活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不甘心在农村里发展，他们渴望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机遇，因此，他们进入城市寻求工作，这样的人多了起来，就使原来的农村出现了异地城镇化的局面。
（三）城市工业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学术界一致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工业化的发展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在初期阶段是推动城市规模和经济总量的发展，使城市吸引周边的人进入城市；工业化在中后期阶段深化城市发展，为城市的各项设施和制度不断完善提供动力。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则逐渐升高。与此同时，三个产业的就业人口也存在同样的发展规律，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比例不断上升。而二、三产业由于集聚的要求通常集中于城镇地区，相应地，就业人口也不断转移到城镇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就是产业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演变的伴生发展过程。〔7〕从克拉克定理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转换内在地推动城镇化的不断前进。当前，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以工业化为主的城镇化，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第二产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工作；第三产业通过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服务和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城市的吸引力，是城镇化的持续动力；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人收入比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收入要高很多，这一方面的城市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另一方面从事两者不同职业的差距促使着越来越多的的农村居民走向城市。
（四）制度改革是推进城镇化的新型制度动力
制度改革可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使生产资源在最优的情况下进行配置。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改革的过程，这种制度改革同样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随着学术界对城镇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城镇动力机制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到制度层面，主要涉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收制度等。制度改革与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制度改革有利于实现非农化同时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出现快速的城镇化；当制度改革有利于非农化但阻碍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出现滞后的城镇化；当制度改革不利于非农化但是有利于城乡经济要素尤其是人口转移时，城镇化发展出现过度的城镇化。珠三角地区在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措施后，生产力得到飞速提升，推动了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珠三角地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城市群。
城镇化的这四个动力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并形成一个动力结构系统。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这些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因此农业技术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推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同时城市工业的发展也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又不断地吸引着低水平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这扩大城市发展的影响范围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因此城市工业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城市工业发展仍然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这时城市工业转换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改革也在推动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制度改革扫除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各项不适应的制度，同时制度安排有利于城镇化朝着高质量城镇化的方向发展。新时期城市工业转换和制度改革这两个城镇化动力推动城镇化向后一个阶段不断向前发展。
三、四川藏区城镇化现状及动力分析
四川藏区包括阿坝州、甘孜州、木里县，这三个地方2010年的城镇化率分别是30.1%、20.5%、27.5%，低于四川全省平均城镇化率40.2%，更加低于全国的平均城镇化率49.7%。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发展缓慢，且发展水平不均衡。四川藏区的城镇化率一直低于中东部的城镇化率，在解放前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很低，解放后由于三线建设的推动，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在这里建造带动了当地的城市化发展，使四川藏区的城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发展的缓慢，相比较中东部的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发展则处于停滞状态。目前，四川藏区的城镇化的水平较低表现在：城镇人口较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城市数量少，四川藏区的城市数量少，四川藏区只有31个县；城市规模小，四川藏区缺乏大中型城市，基本上都是小型的县级城市。这些表现使四川藏区的城镇难以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实施城镇化的建设，同时，也限制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和城市的辐射作用。
四川藏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政府的推动，像康定县的城镇化率是45.7%，远高于其它县域，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康定县是甘孜州藏区政府的驻地，各类行政部门人员的居住以及行政人员家属的居住，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消费和其它县域前来康定办事的人的生活消费，带动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动力，使康定地区更多的人从事商品贸易而没有从事农业生产，这种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康定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而其它城镇化动力则略显不足，四川藏区的工业化水平较低，且大多从事低级生产资料的生产，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很小。四川藏区的城镇化需要城市工业的带动，但是城市工业对藏区经济的辐射作用不是很强，导致城乡经济两级分化明显。四川藏区少受大城市的辐射，区内经济发展好的康定，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达到带动周围县域经济的发展的程度；大城市的成都工业化水平高，但是离四川藏区较远，无法拉动四川藏区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城市产业结构的转换也是推动城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中东部地区城市产业不断向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会增加城镇的就业机会、拓展城镇化的广度和深度，而四川藏区依然停留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上。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动力主要是政策推动、农业发展和城乡互动，缺少工业经济的带动。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四川藏区城镇化应该关注人口城镇化和工业城镇化这两个方面，利用发展特色经济，以促进藏区经济的加速发展，实现藏区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四川藏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四、四川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保障：制度机制创新
制度机制的创新，可以为藏区城镇化的发展注入活力，同时还能激发藏区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城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制度机制的逐步完善和创新，有利于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四川藏区应利用制度创新优势，建设符合当地特点的城镇化道路。第一，创新户籍管理制度。在新形势下，对有稳定收入、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场所的外来人口一律视为本地人口，允许户籍登记为本地城镇常住居民，按居住地管理，实现城乡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同时，实行“同城化”的无差别对待，对外来人在本地购房按本地人口优惠对待。第二，创新就业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各项法律法规，打通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沟通渠道，实行公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鼓励农牧民进行自主自由择业。 第三，创新社会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创新四川藏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收入低下的农牧民能够享受到国家给予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者的贫困生活。将农村农牧民纳入统一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农牧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取消各种歧视性的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享受社会保障居民的范围，使大多数居民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好处。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特色藏区经济
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建设必须依托本地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共同推进藏区的和谐发展。四川藏区的经济现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缓慢且发展不均衡，主要是以农牧业经济为主。大力发展藏区的特色经济，就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工作：第一，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四川藏区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其水能和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对水能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应作为其发展的突破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使经济效益能够惠及普通民众，同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能带动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让当地的剩余劳动力可以“离土不离乡”，推动四川藏区的小城镇发展。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的，藏区的自然环境较为脆弱，所以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是经济发展中首要考虑的。第二，发展特色农牧业经济，延伸农牧业的产业链。农牧业经济是藏区的特色经济，是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到目前，藏区的农牧业经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牧民主要以出售自己家的牦牛为主，没有对牦牛进行产品的发展延伸。今后，应注重对农牧业经济的产品延伸，当地政府建立和指导农牧业深加工的企业，增加牧民的经济收入，帮助其提高生活水平。第三，发展以旅游业为中心的生态经济。藏区的自然环境一方面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为当地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四川藏区由于经济开发资源的时间较短，所以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比较好，这使当地的自然景色非常地诱人。如九寨沟充分利用当地的旅游优势，发展与旅游相关的第三产业，使当地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藏区其它地方应利用本地特有的自然环境充分利用和开发，打造绿色健康的生态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人口素质的提高
提高人口的素质，是推动四川藏区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人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素质，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改变自身生活状况下也建设自己的家园。藏区的基础教育相比较中东部而言是发展不足的，主要问题是当地的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不够，没有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其次，藏区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较少，虽然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但相对藏区总体人口来说比例还是非常低的。最后，是职业培训教育发展的不足。针对基础教育发展，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加强基础校舍的建设，同时，还应当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使得孩子们有充分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能够享用，能够就近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鼓励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入读，在经济上激励这些大学生努力学习知识并学成回来建设美丽家园；加强四川藏区大学生与中东部学生的交流，在交流与学习中，开拓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使他们能掌握前沿知识来共建家乡。没有进入高等学校入读的青年人，政府应为他们提供职业教育培训，让他们学习到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教育，帮助他们及时就业，并且政府给予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创业，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教育的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持续动力。
（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城镇建设的规划
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可以走教授所倡导的小城镇路线，这是与当地特殊的人文地理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城镇化路径。但是，走小城镇路线首先应重点培育中心镇，使中心镇成为周边乡村的中心，中心镇周边的乡村如教授所说的是中心镇的“乡脚”，中心镇是周边乡村的经济文化服务中心，也是他们的经济交换场所，以此来推动中心镇的城镇化。因此，对中心镇的合理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邀请专门人员对中心镇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规划，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前提下，选择一个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中心镇，这个中心镇比起周围的村镇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中心镇能够率先进行城镇化。除了进行合理空间布局规划外，还应加大对中心镇及周边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一直是制约藏区发展的一个瓶颈，四川藏区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其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比较落后。城镇化的发展必须依靠基础设施的完善，所以当地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使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中心镇的城镇化建设创造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倪鹏飞.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J〕. 江海学刊，2013，（1）.
〔2〕张占斌.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
〔3〕刘嘉汉，罗蓉. 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J〕. 经济学家，2011，（5）.
〔4〕王雅莉，张明斗. 中国民生型城镇化的框架设计与优化路径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13，（5）.
〔5〕陈映. 四川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J〕. 经济体制改革，2010，（6）.
[关键词]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8-0052-03
1 前 言
社区体育志愿者是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快速发展及志愿服务的日益深入人心而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所谓社区体育志愿者是指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以社区为具体服务点，在社会体育活动中，自愿从事运动技能传授、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而不以获得报酬为直接目的的人。[1] 社区体育志愿者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增进社区居民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深入推动全民健身纲要的实施，更好地满足和谐社会人们对体育健身和娱乐的需求，我国社区体育人力资源仍面临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国外大众体育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社区体育志愿者是大众体育发展的基石。”因此，如何提升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开发成为当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时代背景及城市发展的内外动力机制。本文基于社会、文化、政治及市场的视角来考察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发展历程，力图为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2 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动力机制分析 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发展动力机制是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生命所在，动力机制功能的发挥如何将决定其生存能力大小和发展速度及水平。我国社区体育建设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政府支持、个人奉献精神以及历史传统等动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构成了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发展的动力机制。
2.1 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构成了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根本动力 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2]社区建设是社区服务的拓展，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基层社会结构面临着重组，众多的社会服务职能由单位分离到社区，社区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加强社区建设已成为承接这种社会服务职能的转变、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的兴起就是在社区建设的基础上，伴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体育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健身意识的不断增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社区建设为社区体育志愿活动提供了空间。社区这种城市实体的形成可以说是为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伸展大舞台，社区的体育服务也应该是社区体育志愿者服务的一个主要领域。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作为一种有别于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社会服务行为，必然是通过城市的社会服务领域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就决定了它与城市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载体的社区有着内在联系。因此，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进社区，是有效服务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现代社区把社区体育志愿者服务与城市发展最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连接起来，在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与城市社区之间架起了一座最宽大、最牢固的桥梁。
2.2 社区居民对体育的需求构成了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直接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参与体育的意识得到改善，对体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据2008年第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民参加体育活动时表现出强烈而稳定的健身动机。特别是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参加体育活动成为现实需要。同时伴随着我国以“单位体制”为主的社会体育的逐步瓦解，原先由单位全部承担的包括体育福利供给功能在内的社会服务转移到社会和社区，社区体育作为承接体育福利供给功能转变的重要途径成为社区居民身心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些因素都共同促进了社区体育的开展。
城市社区功能的重新定位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社区居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希望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来满足精神和物质需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需求的内容和服务质量比以往明显增加。然而，由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的相对不足，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指导社区居民体育健身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制约着社区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影响着人们参与的热情。同时由于现阶段我国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消费的能力有限，如天津市65.60%以上的居民愿意支付较低费用，参加由专人指导的正规体育组织的体育活动。而同时商业性的体育健身组织由于完全按市场的规律来运作，收费较高，一段时间内只能满足少部分较高收入阶层的健身、娱乐、消遣、交际的需要，不会成为大众体育的主流（引自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区体育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通过发展社区体育志愿者，对社区体育志愿者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从而获取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各类、各层次人才，从人力资源上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志愿者提出的要求和需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的强烈需求才是推动社区体育志愿者形成与发展的直接动力。
2.3 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政策导向形成了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间接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伴随着一系列促进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政策与法规的推出，我国非营利性组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社会团体数量达到近41.4万个，比上年增长近7%，其中：科技教育类占38%，卫生体育类占15%，生态环境类占1%，农业及农村组织占10%，就业类占4%，社会服务类占19%，其他占到将近13%[3]。
特别是2000年11月，民政部颁布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社区建设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并在《意见》中指出，今后五到十年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包括“适应城市现代化的要求，加强社区党的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建立以地域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构建新的社区组织体系。”同时在《意见》中还提出“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和老年等组织在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政府导向越来越多强调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发挥非营利性组织的作用。社区体育志愿者的产生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作为城市社区服务系统的组成部分，对于满足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区体育志愿者作为城市社区非营利性组织的一部分，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志愿者组织的发展，对社区体育志愿者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从而获取与开发城市社区所需要的各类、各层次人才，从人力资源上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志愿者提出的要求和需要，同时也可以满足志愿者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需求，进而促进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2.4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夯实了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物质保障 经济是体育发展的基础，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对体育的需要，更重要地表现在经济为体育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经济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制约着体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不但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源，而且要以一定的体育场馆建设为基础，这就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具体表现为用于体育事业的财力，即体育经费和体育场馆的建设，而经济增长则是体育经费增长和体育场馆建设的前提。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也为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体育经费将会继续增加，体育场馆建设也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必将更加夯实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
2.5 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基础 所谓公民社会，强调的是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国家无权侵犯的基本人权和影响国家政治过程的参与权。公民社会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及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志愿者行动的兴起，是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状态相适应的。志愿服务是一种非政府系统的组织行为和服务行动，是民间系统服务于社会的群体行为或个人行为，即民间组织或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体能或财富，通过各种服务性的行动去实现和体现对社会事业的服务与奉献，或实施和完成对有困难的社会群体及个人的服务与保障。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志愿者以自己的行为接受了社会的评价与检验，并获得了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升华。志愿服务所体现的核心精神是人道主义。
当我国城市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这就会发生两个转移：一是他们对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全心关注，就会向个人以外的世界转移。二是他们对于艰难生活的个人感受，就会向仍然处于艰难境况的社会中的人们转移。以前主导人们的“生活的道德”也就会向“道德的生活转移”。对于私人利益的急切要求，相应会向公共利益的奉献转移。这些转移大势，正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志愿者的社会发展基础。城市社区体育志愿者的发展也正是在我国公民社会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而逐渐成长起来的。
3 结 论
我国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健全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开发。而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形成与发展又离不开时代背景及城市发展的内外动力机制。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发展动力机制是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生命所在，动力机制功能的发挥如何将决定其生存能力大小和发展速度及水平。我国社区体育建设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政府支持、个人奉献精神以及历史传统等动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构成了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发展的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肖生鹏.天津市城市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天津：天津体育学院，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