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0 18: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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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目前，有关城市旅游发展动力问题一直是学者的研究焦点所在，对此的讨论基本上集中在定性分析和个案研究上。如何将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因素量化，用定性结合定量的方法来分析，从而推动城市旅游的发展，便成了业界讨论的热点。
运用旅游学、经济学、城市学、地理学、数理统计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数学建模的手段，广泛地、分层次地定量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因子和入境旅游收入的相关性，研究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及瓶颈所在，是一种全新的研究城市旅游业的方法，因此，通过对大中城市的分类，以客观的计算结果讨论不同层次的城市不同层面的旅游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有选择地对动力因子进行数学建模，深入研究在有限的投资额下快速地发展城市入境旅游业的对策具有创新意义。
一、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模型
我们设定入境旅游收入指数为Y，城市化水平为A，文化氛围为B，服务水平为C，自然旅游资源为D，人文旅游资源为E，对外开放为F，基础设施为G，旅游环境为H，城市国际知名度为I，区位为J，政府管理和创新能力为K。
Y=0.0059A＋0.0645B＋0.0786C＋0.066D＋0.0188E＋0.1134F＋0.000000G＋0.194H＋0.11I＋0.2275J＋0.02K
第一，从模型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对整体的入境旅游收入贡献基本为零。虽然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告诉我们城市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与入境旅游收入是很相关的，是发展旅游业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由于动力模型的建立是综合考虑了其他因素，因此，这两项因子对于这几个城市旅游业发展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所选择的都是经济较发达的旅游城市，无论是城市发展水平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处于一定的发展水平之上的，指数差距不大，综合其他因素对入境旅游业的影响考虑，这些城市如果要加大入境旅游业发展的步伐，在这两项因子上投资基本上不会产生旅游收益。
第二，区位在这整个动力模型中是最重要的，占的比重非常大，这就不难解释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大多城市在全国200个城市的入境旅游收入的排行榜上是名列前茅的。这些城市处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大城市圈中，而且都是一些沿海城市，交通便利，对外联系广泛，自然区位非常好。但从区位因子看光靠一个或几个城市是难以扭转城市区位的劣势的，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邻城市间的协调合作，共同发展，还有国家的政策的支持。
第三，旅游环境的重要性在动力模型中仅次于区位。目前各大城市旅游环境建设的水平是不均匀的，因此，旅游环境建设好的城市的入境旅游收入明显高于旅游环境质量低的城市。说明投资发展入境旅游业，投资维持较好的城市环境质量或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会取得较好的收益。
第四，对外开放在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模型中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广东省的东莞。东莞以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但现在它的入境旅游收入可以媲美沈阳、成都这些旅游资源丰富的省会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东莞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这些城市中最高的。东莞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主要是香港同胞。香港有一句话“每10个香港人中就有1个是东莞籍的”。东莞也有一句话“每1个东莞家庭，都有至少1位亲戚在香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香港接了许多国外的玩具、电子等加工定单，当然选择人工便宜、交通方便、政策有利、靠近香港、又有熟人的地方，所以东莞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第五，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在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模型中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入境旅游收入是呈正相关分布的。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其国际知名度是排第一的，当然入境旅游收入也是最高的。上海和广州知名度次之，他们的入境旅游收入也次之。
第六，服务水平、自然旅游资源在动力模型中也体现出其重要性，一方面由于建模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各个城市的这些动力因子发展水平不均匀所至。
二、大型城市群旅游发展动力模型
Y=0.000000A＋0.1226B＋0.20647C＋0.000000D＋0.0843E＋0.1106F＋0.000000G＋0.1048H＋ 0.170551I＋0.1092J＋0.000000K
第一，城市发展水平、自然旅游资源、基础设施以及政府管理及创新能力所占的权重都是零。自然旅游资源和政府管理及创新能力的权重为零，这和大型城市群发展的共性有关。纵观这几大城市，自然旅游资源、政府管理和创新能力的指数较之中小型城市都非常高，但他们之间的差距却很少，这说明大型城市群这两个方面发展较好，各城市的步伐较一致，因此自然旅游资源以及政府管理及创新能力在整个动力模型中权重就被忽略了。
第二，服务水平占的权重最大。大型城市间入境旅游业的竞争在于各方面的综合竞争。服务水平所占的权重大则说明各大城市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的，服务水平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服务水平不高的大城市，大力引进、培养高素质的服务业人才是提升其入境旅游业的关键。
第三，城市国际知名度对于加快发展大型城市的入境旅游业至关重要，重要性仅次于服务水平。一个不知名的城市很难吸引到入境旅游者慕名前来，相反，一个高知名度、高美誉度的城市是旅游者的首选旅游目的地。
第四，文化氛围对于发展入境旅游业也是必不可少的。游客景仰中国文化，在欣赏自然景观、浏览古迹的过程中，走进历史，感受异域文化，产生思想共鸣，这样才能使旅游者效果达到最佳境地，体会到旅游的深刻价值。此外，城市文化氛围，居民、旅游从业者的文化素质对旅游业影响活动很大。
第五，对外开放、区位因子占的权重也是比较大的。两者又是有联系的。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沿海城市、内陆对外开放力度不一。处于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城市一般来说经济区位、自然区位都非常好，对外开放也比较早，造成该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也比较大。因此吸引的国际游客就比较多。
三、中小型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模型
Y=0.0411A＋0.000000B＋0.00000C＋0.0126D＋0.19188E＋0.1287F＋0.000000G＋0.2571H＋0.09944I＋0.14787J＋0.000000K
第一，从这个动力模型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氛围、服务水平、基础设施、政府的管理和创新能力所占权重为零。这个结果和大型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模型是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文化氛围、服务水平在大型城市中的权重很大，在中小型城市中却为零，这个结果和相关系数的部分计算结果不谋而合。因此中小型城市吸引入境旅游者最关键的不在于服务水平的高低、基础设施的好坏、文化氛围的浓淡。至于政府的管理和创新能力，每个城市发展水平比较一致，故而体现不出其重要性。
第二，旅游环境在中小型城市旅游发展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可看到入境旅游收入排名前几位的中小型城市旅游环境都非常好，如中国最休闲的城市苏州，最浪漫的城市珠海，都以其优美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给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自然旅游资源对中小型的城市来说仅次于旅游环境，这也在情理之中。优美的自然旅游资源才是吸引的关键。众所周知，中小型城市由于其规模和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没有一些大城市所拥有的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由于中国特殊的入境客源结构即观光游览的比重远大于休闲度假。因此，中型城市在区位优势不是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能够吸引国际游客，关键在于他们优美的自然旅游资源。
第四，区位在中小型城市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中小型城市中入境旅游收入名列前五名的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珠海、泉州、苏州、中山、佛山。他们和其他一些旅游城市相比，区位优势非常明显。他们地处沿海一带，自然区位非常好，又属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城市，距离经济圈中的核心城市上海、广州、深圳非常近。很容易吸引来这三大都市的入境旅游者。
第五，对外开放对于中小型的城市发展入境旅游业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中小型城市中入境旅游收入名列前五名的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他们同时都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无论是开放时间还是开放程度都远远高于其他一些城市。对外开放可以吸引很多来华的投资者、商务旅游者甚至一些观光的游客。因此，这些城市的入境旅游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四、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模型的综合结果分析
第一，该动力模型是用相关系数拟合的方法来建模的。但从模型的分析上，可看到每个因子在入境旅游收入中所占的权重和单个动力因子与入境旅游的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有的因子和入境旅游收入的相关性很强，所占权重也很大，如政府的管理和创新能力对入境旅游收入的贡献。有的因子和入境旅游收入的相关性也较强，但所占的权重几乎为零或不大，如对外经济联系这一动力因子。其原因是综合考虑了各个因素，比相关系数这一单变量的分析更为准确。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动力模型前的各因子的系数，这说明各因子在入境旅游收入中所占的权重，这样我们可明显看出在现阶段一个城市要发展入境旅游，增加入境旅游收入所做出的投资，投资额侧重于哪一方面会有较好的收入回报。这对于发展入境旅游业是指导作用的。还需说明的是，各因子前的系数看上去都不大，甚至可以认为很小，但是这些系数后面的因子的数据是巨大的。因子前面的系数只要不是为零，该因子和入境旅游收入关系密切。通过三个城市的随机抽样，事实证明，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模型的创建还是比较成功的。
参考文献：
摘要: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影响或支配着其他制约因素。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能力;城市化;欠发达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协调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大问题,而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重要途径。关于如何推进城市化,探寻其中所存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机制,并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出发点,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的关系予以全面剖析,并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试图证明转移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作用及程度,进而揭示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内在约束机制。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关系
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涉及到产业和空间的双重转移。在产业方面,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空间方面,农村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向城市(镇)转移,这是由于非农产业的区位绝大部分在城市(镇)的缘故。显而已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就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多个因素。在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经典的模式包括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式、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式(FeiRanis)、乔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达罗(M.P.Todro)人口流动模式。这些模式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他们提出的观点对人们认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乡具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近年来,我国广大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陈吉元、胡必亮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模式;李勋来、李国平进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景普秋、陈甬军等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概括为:来自农村的排斥力、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来自转移过程的摩擦力。
显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多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一般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越强、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越大以及转移的制度越小,就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影响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因素应当包括:(1)供给数量。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表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变化快慢,反映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释放”的数量大小和速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源泉;(2)转移动力。用从事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表示。期望获得更高的收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动力,预期收入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越强;(3)转移能力。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示。二者能近似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前者是文化和知识能力,后者是物质能力;(4)转移空间。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表示。这两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的大小。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既取决于二、三产业的经济规模,又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5)制度因素。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设定市场化分配资源比重、市场化指数、非国有化率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度作为测定制度因素的指标。在上述5方面的因素中,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指标来度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应当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规模,从而影响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因素。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这主要是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所起的作用。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是开发和培训人力资源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和有经济含义的经历特征等,农村人力资本状况是农民数量和质量状况的综合反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在城镇中的就业空间往往也就越大。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转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城镇找到工作机会。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主要在那些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或部门工作,如建筑业、服装和玩具制造、电器组装、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部分社会服务业等。因而,不难理解,从静态的角度看,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低“门槛”的就业空间将会越来越狭小,而技术含量高的技能型岗位的比重却会显著增加。这样,如果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保持不变或提高缓慢,那么其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必然会受到制约;反之,如果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能快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能进入更多的行业工作,获得更大的就业空间,从而极大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第二,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决定力量是比较转移成本和利益的理性经济考虑。因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支付各种必要的流动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只有转移后所获得的各种收益能弥补转移成本,且实际收入水平超过农业生产纯收入,才会使作为“经济人”、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做出转移决策的愿望和动力。从这个方面讲,伴随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必然会增强。因为,文化素质高,具有较高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岗位,对自己有较高的迁移预期收入,其迁移的动机和意愿就会更强烈。此外,农村劳动力是否迁移也与其获取信息和做出决策的能力有关。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能更为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他们有更为广泛的现代信息获取渠道,其获取的信息质量高、数量多,决策的正确程度较高,正面强化了其向城镇转移的动机和意愿。
第三,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我国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第一产业生产率增长滞缓的重要原因,一是劳动力素质偏低,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以农户为单位的购买力较低。而农村劳动力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即转移能力的提高,可以从两方面提升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方面,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懂得科学种田,并有利用现代工具进行农业生产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也使得更多的农户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投入生产以降低体力消耗。这样,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中“释放”出来。
第四,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各地都在大力推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乡之间的篱笆已有所降低,但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仍然不可小视。不过,从改革的具体内容上看,对转移能力强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其向城镇转移的阻力确实是大幅度降低了。如,多数地区都逐步降低了外来从业人员进城落户的限制条件,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城镇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显然,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获得稳定职业与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反映了农民转移至城镇就业的“支付能力”。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他们就越有条件和能力在城镇购买或租借房屋,从而获得合法固定住所,进而在城镇落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所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能一定程度克服转移过程中的制度阻力。
第五,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只有稳定地转移到城镇并安家落户,才能真正提升城市化水平。我国许多欠发达地区尽管在形式上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规模很大,但真正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却比较少,因此城市化进程也就比较慢。这种状况仍然是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有关。一方面,许多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在城镇找到工作的难度较大,即使找到工作,也都为临时性、季节性工作,很不稳定,容易“回流”。另一方面,我国劳务市场目前尚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与文化素质高的劳动者相比,素质低的劳动者的权益更易受到雇主的侵害,素质低的劳动者也更易重返农村。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
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三、结论与建议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最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也最大。这就说明,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并决定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从而支持了上述结论。这为加快河南乃至我国落后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在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中,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素质能力”。随着现代化产业的加快发展,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农村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城镇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形成城市就业的“素质门槛”与城乡人力资本鸿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阻碍城市化进程。换言之,增强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基本保证。
为此,应继续改革农村教育投资体制,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由“以县为主”转变为“以省为主”,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同时,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按时投入和农村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此外,要制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的总体规划和劳动力培训与转移的协调机构,按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组建职业培训基地,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结合各地实际展开特色培训,结合市场需求展开对口培训,从而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转移能力。
第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如果仅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动机”角度看,似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大,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事实上真正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是“动机”,而是劳动力的“能力”,仅有转移动机不足以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客观事实。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相对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就难以支付高昂的转移成本,反而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具体来说,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加快农村科技发展和成果转化,以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快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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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肃省城市化发展基本概况
甘肃省位于我国西北部，全省面积42.58万平方公里，人口2577.55万，现辖14市州。近几年来甘肃省城市化发展迅速快速发展首先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甘肃省位于西北五省的区域中心。新亚欧大陆桥横贯全境，是西北交通、通信枢纽；其次，农牧业资源独特。甘肃人均耕地为2.66亩，居全国第6位。草原面积2.49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31.7%，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第三，矿产和能源资源富集。已探明储量的矿种为98种，其中，镍、钴、硒、铂等10种矿产的储量居全国第1位；第四，旅游资源丰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对外开放局面正在形成，甘肃省城市化率迅速增大，城市化的发展直接促进了甘肃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
二、城市化发展趋势下西部高校发展的驱动力研究，基于J高校的个案分析
驱动力之一：城市化进程要求高等教育普及化。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重要的经济要素和生产要素，以科技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原始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而创新人才的知识积累，能力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提高，主要形成于学校教育阶段，尤其是高层次的教育阶段。1999年在全国普通高校扩大招生的形势下，甘肃省高校积极扩大办学规模，使得在校大学生数迅速膨胀，大学生入学率稳步提高，大大缓解了甘肃省人才匮乏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以J高校为例，这所高校是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由兰州市原有的一所知名的专科类院校改建而成的，虽然升为本科院校时间不长，但是其前身具有悠久的历史。该校始建于1958年，建立之时就是一所普通的专科类院校，1962年曾被并入同省一所本科院校，1978年又独立恢复招生，一直到2006年被教育部批准成立更名，升格为本科院校。建校初期，学校专业不足10余个，学生也不足千人，教师只有不足百人，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占地面积700余亩，校舍建筑面积39.69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4.5亿元，教学仪器设备值9100万元，图书馆藏纸质图书76.2万册，电子图书13.5万册，中外文学术期刊2365种，电子期刊8500余种。学校现有教职工1097人，学校现设17个二级学院，有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等16个研究院（所）。有各类本专科专业73个，全日制在校学生14332人。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通过增进人类知识、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演进而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发展又为高等教育提供了物质支撑和新的需求，新的技术和文化需求又对高等教育产生拉力，拉动高等教育不断推陈出新，创新技术更新知识以适应城市化需求，更先进的技术和技能又以更高的人力资本提升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升级演进，升级后的城市化又以更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更强劲的需求推动高等教育经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发展。
驱动力之二：城市化发展趋势下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需求。
新世纪的高等教育，面临着愈来愈接近市场变化的改革。一方面国家根据科教兴国和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的决策精神，加大教育投资，扩大高校办学规模，挖掘办学潜力，改革和完善招生制度，不断扩大招生，使大学成为更开放的大学；另一方面，国家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将高等学校推向市场，实行高等教育有偿服务。为了适应这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J高校就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
（一）继续深化学校院系设置与管理机制的改革
学校在升本后不久先后合并了同省两所颇具名气的大中专院校，学校在升本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对学校一些部门进行了整合，行政部门由原来的科一级单位升为处一级单位，根据分管的内容不同，分别设有各科室主管不同的主要业务；教学院系分别有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城市经济与旅游文化学院、教育学院、幼儿师范学院、社会管理学院、传媒学院、数学学院、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培黎工程技术学院、培黎石油工程学院、培黎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学院、体育学院、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17个二级学院；每个学院又分别下设各自的教研中心、管理中心；科研单位目前有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甘肃方言研究所、信息技术教育与应用研究所、城市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教师教育研究所、绿色化学实验室与教育研究所、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机械检测与故障诊断研究所等10个研究所；教学教辅单位有教授委员会、教学督导委员会、档案馆、图书馆、信息网络中心、《甘肃高师学报》编辑部、附中（实验中专）、校医院、实训中心、21职业技能鉴定所、心理咨询中心等11个部门。
（二）不断转变传统教育理念，改革学科专业设置
目前学校有各类本、专科专业73个，其中本科专业29个，专业设置涵盖文学、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工学和社会科学等8个学科门类。2006年起，学校面向全国14个省（市、区）招生。2006年，学校首次开设汉语言文学、英语、音乐学、经济学、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等六个本科专业；2007年新开设新闻学、社会工作、历史学、体育教育、物理学、化学、艺术设计、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科学教育等9个本科专业；2008年又新开设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5个本科专业；2009年再次开设对外汉语、播音与主持艺术、焊接技术与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交通运输等5个本科专业；2010年，学前教育、地理科学、城市规划、化学工程与工艺4个专业开始招生，实现了29个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的全面招生。
（三）以人为本，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
1.完善职称和学历结构。根据学校2009-2010学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显示：学校目前有教职工人数1097人，其中专任教师69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62%；专任教师中教授51人（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高级实验师等）238人，讲师（实验师、工程师、助理研究员等）29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含在读）65人、具有硕士学位教师（含在读）361人；副高职称以上教师占专人教师的41.8%，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60.12%。
2.改善学缘结构。经过笔者统计了解，学校教师来自211院校的有103人，来自985院校的87人，其他普通高校665人，本校历年留校人员242人，其中大多数教师都是来自于同省其他的一些兄弟院校，省外其他高校和211、985院校教师所占比例严重偏少。
智慧城市建设须打通信息孤岛
为了紧跟国家发展城镇化、信息化和各地政府推动城市转型发展智慧城市的需要，由深圳市智慧城市研究会牵头，联合全国智慧产业链的优秀企业共同发起筹备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投资联盟，共同拓展全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投资市场。其中包括深圳企业达实智能、亚信联创、华南智慧城、华丰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
智慧园区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支撑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引领智慧产业发展。姚建铨院士和李林教授一致认为智慧城市涵盖了一个城市全部的社会机构、资源管理、社区人文和经济组织全方位、全系统的升级改造，以打通信息孤岛实现智慧化的发展目标。因此，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涉及到顶层规划、产业标准等工作，还需要从产品、系统单元和园区、社区的智慧做起。在保证低碳、节能的情况下走可持续建设路线，稳步建设智慧城市。
打造低碳环保的智慧园区
可以说，智慧园区是智慧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智慧园区将是一个低碳环保绿色示范园区，汇集云计算、物联网、能耗管理、BIM+FM新技术应用的智慧园区。如常熟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山翠亨园区、华南智慧城园区、深圳市南山区大沙河创新走廊、深圳软件园管理中心等在论坛上分享了智慧园区建设经验。
目前从事智慧城市建设的著名企业，如达实智能、亚信联创、华南智慧城、华丰集团等，业务涉及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化、建筑智能化、建筑节能、安防服务和基础建设等多个领域。当中已有部分企业在全国智慧城市建设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达实智能为例，作为深圳本土的建筑节能服务上市企业，其智慧城市建设及建筑节能投资计划金额以数亿元计，已成功帮助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区的建筑完成智能化及节能建设。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将从顶层设计开始就要与达实智能这些有着成熟服务以及核心技术的企业进行紧密合作，走强强联合的发展道路。
智慧园区的发展现状
“智慧园区”是园区全面数字化基础之上建立的智能化园区管理和运营，标志着园区整体信息化从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智慧园区的核心是以一种更高效集约的办法，通过软件、服务、物联网技术未提高办公和管理效率，提升园区产业服务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以提高服务的明确性、高效性、灵活性，做到随需服务，建立自主创新服务体系的新型园区，实现园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产业价值链提升的目标。
目前国内的苏州工业园区、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等园区纷纷从自身特色出发，制定出台相关战略举措，有针对性地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并且已取得一定成果。苏州工业园已经建成了包括电子政务私有云、数据中心、非凡城市SIP等软硬件平台架构，具备了云服务方式的条件。依据其工业园区信息化“十二五”规划要求，未来园区将以建设“智融服务、慧聚创新”的智慧新园区为目标，2015年基本实现电子政务、社会资源、公众服务、企业应用的“共享、整合、服务、创新”落地；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城市光网建设完成覆盖，漕河泾开发区数字园区网络建设的初步完成，成为我国首个全面覆盖城市光网、3G和WiFi三种网络的高科技园区。
智慧园区的前景
伴随着国内智慧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工业园区投身于智慧园区建设，智慧园区投资规模正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据分析认为“十二五”期间用于建设“智慧城市”的投资总规模将高达5000亿元，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将带来2万亿元的产业机会。
关键词：动力机制 发展模式 城市化 影响因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间二元结构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发展的不足，贯彻和谐理念，在我国城市的发展中，还需要不断的探讨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从而寻找到一条科学高效的城市发展之路，来推动我国城市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理论
（一）城市化发展的含义
由于城市化研究的角度不同，在加上城市本身发展具有复杂性，所以对于城市化发展含义的界定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一般来说，城市化也被称为城镇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使得居住在城市、城镇地区的人口占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社会发展由主要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村型社会逐步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现代城市型社会发展的过程；三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质归根到底来说，是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经济结构转换与重组，及城市发展要素与城市经济关系不断被创造与扩散的过程。
（二）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区域发展间不平衡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与其他的经济现象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区间的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东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与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中国的城市发展报告来看，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我国东部地区新增的城市有215个，西部新增城市只有85个，而东西部之间的城市个数比例为1：0.4，人口比例为1：0.27，东部的城市化率是54.6%，西部是35.7%，单单城市化率来说，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5倍。这些数据深刻的表明了我国城市发展的地区差异十分的明显，区域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2、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同步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内涵，而城市化则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表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新常态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转型时期，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力的推进工业化，促进专业的转型，各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这反映了我国的工业化逐渐的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与高新技术产业型转变，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的下降。而就目前来说，我国劳动力还是十分的充足，这就造成部分劳动力面临失业的形势，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对城市发展来说，劳动力的素质与质量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会阻碍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
二、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化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在不同的时期，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也有所不同。下面分别从经济、科技、基础设施与投资等因素入手来介绍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经济因素
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农业角度说，虽然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农业在整体产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但是，农业产业的发展仍然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首先，农业的发展能够为城市提供丰富的食品与工业原料的物质，满足城市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其次，农业的发展，来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推动了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再次，能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而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工业角度来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工业的发展，拓展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大力的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二）科技因素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发展能够有效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速经济的增长，进而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据资料统计，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中，科技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资本与劳动力因素所带来的贡献，从上个世纪初的5%―20%到末期上升为60%―80%，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新常态下，我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出台各项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另外，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从沿海到内陆，建立不同的经济特区，积极引进各项高新技术与外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城市发展。
（三）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一个城市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它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城市的需求程度，也是城市吸引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反映了市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也是评价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营，不仅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增强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城市的环境，维护城市的稳定发展。在新常态下，在我国城市的发展支出中，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显著的提高，完善了城市发展的投资环境与居住环境，不仅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四）投资
在经济的发展中，投资、消费、出口可以说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三辆马车。在新常态下，投资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了产业集聚与升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投资这个重要因素，对城市发展来说，通过投资所形成的物质产品数量与质量带来的改变，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经济发展的水平，并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投资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从90年代末的4517亿到2003年的55119亿，增长的幅度之分的大。伴随投资总量的加大，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不断的提高，从二者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城市发展的模式
（一）典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以东部地区城市发展为例
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离不开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自然条件优越，靠近沿海，地势平坦，气候条件优越，从社会经济条件来说，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城市辐射作用强，人才集聚等等，成为城市发展的有利因素。东部地区城市的发展模式主要构建城市群的方式为主，其中包括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极大的推动的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以长江三角洲为例，以上海为中心，涵盖了16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长江三角洲主要走的是以农村带动城镇发展、城镇带动城市发展、城市带动大城市发展，最后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的模式，取得的较好的成效。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又出现了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特点，这样大力的推动了城市的产业发展，提供许多的就业机会，有效的拉动经济增长，进一步提升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二）我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城乡一体化一次是由城市融合含义演变而来的，在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下，我国学者就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通常来说，城乡一体化的含义是指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促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结合。从江浙城市发展的模式来说，江浙城市仅仅的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一好时机，在考虑实际情况后，敢于突破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发展模式，而是大力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使农村的发展和改革步伐快于城市，从而创造了城乡工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城市、农村以及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模式。
在新常态下，急需要改革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这些因素的改变，将大大的影响了我国城市发展的步伐与城市模式的选择。总的来说，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需要善于利用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分析每座城市发展适合的模式，这样才有利于推动城市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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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4日―25日，由经济日报社指导、《经济》杂志社主办的全球智慧城市（北京）高峰论坛暨百城百企经济技术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该论坛以“城市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采用“政府参与、政策扶持、市场运作”的模式，旨在加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企业、项目与金融的结合，创新智慧城市发展模式，营造良好的“互联网+城市”氛围，破解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落地和融资难困境，同时也向读者呈现一份《经济》杂志精心酝酿了3年的智慧城市答卷。
回顾
2008年IBM率先提出“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
2012年11月22日，住建部办公厅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附文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正式开启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审批工作。同年12月，《经济》特刊《绿色中国》以“智慧城市如何‘致惠’”为题进行了封面报道，为读者提前揭开智慧城市的神秘面纱。
2013年1月29日，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公布，随后，《经济》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郭理桥进行了专访，并独家报道了其4月10日的智慧城市创建任务书编制培训会。
2013年5月，《经济》杂志特别策划了“智慧城市深度观察”系列报道，并以“什么是智慧城市”、“为什么要建设智慧城市”、“怎样建设智慧城市”为题，进行了《智慧城市如何打造》的封面报道。
2013年6月4日―5日，由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住建厅及湖南行政学院联合主办的“全省提升推进新型城镇化能力专题培训班”在长沙举行，《经济》杂志作为特邀媒体进行独家报道。
2013年7月，《经济》杂志对湖南省株洲云龙示范区进行一线调研，就其智慧城市建设和“两型”社会发展情况，对株洲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蔡典维进行了专访。
2013年10月，《经济》杂志受邀参加在海南万宁举行的“全球智慧城市高峰论坛筹备会”，并就万宁智慧城市建设情况对万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东屿进行了采访。
2014年初，在前期报道的基础上，《经济》杂志社开始筹备《智慧城市》专刊的制作，经过3个月的努力，2014年4月，《智慧城市》专刊第1期顺利出版，得到业界的高度认可。
2014年6月16日，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创新日在四川崇州启动，作为联合实验室媒体成员，《经济》杂志全程参与报道，与崇州市时任书记赵浩宇、时任副市长刘荣华进行座谈，并对崇州市市长助理叶志俊进行了采访。
同月，2014第二届智慧城市高端沙龙在北京举办，《经济》杂志作为唯一报道媒体在会议上发言，介绍了媒体对智慧城市的关注重点和建设建议。
2014年9月3日，作为第三届信息化创新克拉玛依国际学术论坛暨首届智慧社区高峰论坛会刊合作媒体，《经济》杂志受邀参会并对会议进行了全面报道。
2014年9月底，《经济》杂志联合《经济日报》内参编辑部对吉林辽源市进行了为期5天的调研采访，深入了解其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并对辽源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金育辉进行了专访。
2014年10月，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博览会举行，作为博览会官方媒体，《经济》杂志全程参与报道，并对与会城市代表进行了采访，聆听他们对智慧城市的独特见解。
2015年1月，《经济》杂志协助经济日报社内参编辑部共同完成《智慧城市建设要更多体现安全应急管理》一稿，并刊登于2015年《经济内参》，后以《用“智慧”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为题公开发表于《经济日报》。
2015年1月31日，由《经济》杂志主办、中经互联（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智慧城市智库沙龙2015宏观走势分析交流会在经济日报社召开，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原副主任杨京英、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鄂尔多斯数智办副主任武玉平、IBM（中国）智慧城市首席顾问文金言、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唐斯斯等参加会议并发表观点。
2015年2月初，智慧城市2014年度试点现场答辩会于北京召开，作为唯一受邀媒体，《经济》杂志对会议进行了跟踪报道，并通过采访数位申报试点城市的代表以及评审专家，为读者全景展现了答辩会现场。
2015年4月开始，《经济》记者对安徽阜阳太和县、山东威海市、山西大同市等智慧城市试点进行了密集调研采访，结合前期对吉林辽源市，安徽合肥高新区、霍山县，陕西杨凌示范区，湖南株洲云龙示范区等50多个地方的调研结果，完成稿件《进展缓慢，智慧城市哪里受阻？》，并得到新浪网、中国经济网、中国网、腾讯网、搜狐、网易等多家媒体转载。
关键词：城市化；地区差异；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48-03
中国科学院的《2012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51.3%。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也显示着我国城市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1979～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实现从18%～51%的快速增长，仅用30多年的时间便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然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3.7%、42.1%、36%，到2011年末，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60%，而西部省份如贵州的城市化率不足40%。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必然进一步加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如何协调区域间城市化进程，防止区域间城市化差距进一步拉大，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则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来源。劳动力流动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城市化的发展：第一，对GDP的贡献。流入城镇的劳动力与城市的资本结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已经构成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冲击了城市的计划福利体制，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降低了城市劳动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城市职工的流动性。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率，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27.7%，远低于按照常住人口登记所测算的城市化水平（4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流动又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目前，虽然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还没有实现市民化，但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点，不能因为农民工还没有进入城市社保体系就将他们剔除在城市化进程外。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标志，否则很难解释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51.3%的城市化水平可称为毛城市化率，这样既肯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增长的共性，也反映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市社保体系的特性。
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输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比为65.4%，中部地区占比为17.6%，西部地区占比为16.7%。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477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看出，大量的劳动力涌向了东部地区，这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拉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规律与中国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判断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很少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二阶段，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三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有所减少；第四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大大减少直到第五阶段人口流动消失，即城市化达到最大程度。在整个过程中，人口流动呈现倒U型的曲线。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在每个阶段的速度往往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在城市化进程中，20%以前为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50%为加速阶段，速度递增；50%～60%为基本实现阶段，速度逐步放缓；60%～80%为高度发达阶段，每年的增长微乎其微。这样，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一个“s”型（诺塞姆曲线）阶段演进规律。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是一一对应的。在城市化起步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较少；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到了城市化高度发达的阶段，人口流动也逐渐消失。
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51.3%，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过去那种快速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不会一直延续，即城市化水平达到50%后会有所放缓。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正在逐渐减少。通过把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预测结合起来观察，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同时，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意味着内地劳动力开始选择性地在沿海和内地间务工。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经趋缓。中西部地区由于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跨地区转移意愿弱化，“用工荒”特征更加明显。尽管目前对我国是否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有争论，但由我国的国情决定，可以用“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即以时期数代替时点数，以说明和概括农村劳动力供应所出现的上述紧张现象的本质。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浪潮，将演变为在一个庞大存量基础上的细水长流式的增加。因此，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将有所放缓，但城市化的质量会有所提高。
三、劳动力回流的成因
从曾经的“东南飞”，到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导致部分时期的农民工“返乡潮”，还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进行探讨。一是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东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物价的逐年上涨使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这将促使他们迁移至中西部欠发达、生活成本低的地区。二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作为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国际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影响直接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从而不得不选择返回中西部地区。据统计，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国际金融危机失业返乡。三是国家对农业的扶持。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农民农业收入逐步提高，大量农民返乡务农。
四、我国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将会缩小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空间约束越来越大，城市发展可利用的空间在减少，土地要素资源价格大幅上升，基础设施及城市配套建设空间近乎饱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化仍然处于加速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建设都会吸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其次，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西部市场的扩大，将有大量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这将进一步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作为导致城市化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回流使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减慢的同时，必然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将从政策、制度和投入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这将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到中西部地区，进而会加速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的缩小，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利于我国区域间非均衡增长向均衡增长过渡。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之间的理论关系出发，讨论了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差异的现状，并根据劳动力流动规律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认为我国目前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进一步讨论了目前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后，分析了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将有所缩小。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指出，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引导其合理流动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距。因此，应抓住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的边缘产业，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而调整劳动力流动方向。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趋势，我国呈现工业经济重新配置的新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以加工制造业著称，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很难寻找到新的利润空间，并且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产业劣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因此企业转型以及产业升级成为企业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从而形成我国国内产业升级的雁阵模式。一旦中西部地区接纳并吸收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形成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流动人口流人中西部地区，从而有利于缩小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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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化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要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信息化是必然的选择，它必将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一)信息化推动了城市政府的管理机制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政府的运行效率和城市的服务功能
现代城市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的各类问题以及瞬息万变的海量信息，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很难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需要。信息化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更是管理制度的一次深刻变革。电子政务的施行，有助于改进和优化政府的工作流程，实现资源整合，逐步实现政务信息和数据资源的全面共享，提高办公效率和政府工作透明度，促使城市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同时，以电子政务为基础，充分开发利用城市的地理、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信息资源而建立的城市各种公共信息服务系统，也为城市社会各领域提供更加快捷、方便、公平、公正的服务，大大提高了城市的服务功能和运行效率。
(二)信息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虽然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将增加30％的投资，但可以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改善生产环境、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从而增加85％的经济效益。因此，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应成为我国城市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突破口。同时，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提高城市原有产业的技术层次并带动城市其它领域的信息化，而良性的城市信息化建设将会进一步促进信息产品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会促进一批新兴的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如软件产业、数据产业、咨询服务产业等，最终实现“城市信息化带动信息产业，信息产业支持城市信息化”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城市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变迁，大幅度带动城市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缩短工业化进程，实现城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三)信息化提升了城市间的竞争以及参与全球性竞争的能力
信息化将极大地促进城市对信息的产生、交流、释放和传递的有序化、高效化，带动了城市经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提高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综合竞争能力，对消除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具有至关重要意义。同时，城市信息化通过利用信息化手段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保持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通畅与协调，使城市的支撑体系发生质的变化，促使城市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及它们的组成要素(资本、劳动、原料、管理、信息、技术、市场等)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中能够频繁有序地流动，这样一方面，城市经济活动得以从城市内部延伸至跨城市、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广阔空间，直接或间接地融入到全球市场体系中，使城市能迅捷地与全球进行经济、信息、资本、技术等全方位的互动。另一方面，城市良好的信息网络支撑环境也吸引外资甚至是跨国公司的注入，使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的网络节点和产业链条，直接参与全球性竞争。
(四)信息化推动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的维系城市发展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物质和能量资源，当物质和能量资源的利用强度超过一个客观限度，就会导致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道路阻塞等城市问题，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信息化是解决城市工业经济危机的重要途径，以信息、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密集型、清洁型、低耗能型的产业将逐步取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从生产、服务、流通等各个环节省略许多无谓的消耗和浪费，大大节约了不可再生的实物资源，减轻了对自然界和环境的压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再需要以牺牲美好的生态环境为代价，使城市可持续发展从理念成为现实。
(五)信息化推动了城市社会全面进步
一方面信息化引发城市居民的教育、文化、休闲、娱乐、旅游等社会生活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革，进一步改善居民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丰富和提高城市居民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素养；另一方面信息化又完善了城市各项服务功能，缓解地区间、社会各阶层间发展不公平矛盾，解决教育、医疗、就业、环保、防灾等方面存在的传统问题，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城市发展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整体的繁荣进步，大大提高人类的文明程度。同时，信息城市是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城市信息化也是城市国际化的重要表现。
二、以信息化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的问题
(一)建立一个权威性的信息化主管机构来规划和协调全市信息化建设
城市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涉方方面面，在城市信息化的初始就应该由这样一个权威的机构来进行规划、组织和协调，制定信息化的标准和规范、政策和法规，实施监督、测评和检查，可以解决由多头管理导致的信息化建设力量分散、组织管理和协调效率低下、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业务应用系统条块分割、自成体系、不能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发挥综合优势等制约城市信息化整体效益发挥的一系列问题。
(二)以政府的信息化为城市信息化的龙头
在中国，由于80％的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是最大的信息拥有者也是电子信息技术的最大使用者，因此电子政务在整个城市信息化过程中不仅是切入点，而且处于龙头地位，高效的电子政务一方面能引领企业、教育、社区等社会其它部门信息化进程，同时，它所包含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共享资源库建设及社会服务系统建设等对整个城市信息化建设有着以一带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电子政务是启动数字城市之车的一把最便捷的钥匙”。
(三)以企业信息化为城市信息化的重点
一方面，企业是城市经济的命脉，企业信息化建设有利于实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使城市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城市经济效益，并减少其它资源的消耗，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企业信息化建设，会带动对IT产品的市场需求，为城市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和开拓更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有利于信息产业的发展。此外，企业信息化也是电子商务的基础，企业信息化的发展和完善，会进一步带动电子商务的应用和发展。因此，重点发展企业信息化，将会加快城市其它领域信息化的发展步伐。
(四)以需求和应用拉动城市的信息化建设
城市信息化建设在考虑到全局性、前瞻性的同时，必须要以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信息化的内在需求以及特定用户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遵循“以需促用，以用促建”的基本原则。任何脱离实际需求的网络建设、为数字化而数字化的信息资源开发，实际经营管理中不能收到预期效益的信息系统建设，无论水平多高、规模多大、牌子多响，都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成为发展中的败笔。同时要避免贪大求全，搞花架子和形象工程。
(五)提高全民信息意识，培养城市信息化建设人才
关键词：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动力系统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2-03-0007-02
皖江城市带，包含安徽“八百里皖江”地带的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铜陵、宣城8个地级市全境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安徽沿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运行处在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短周期弱复苏的交织阶段，结构性矛盾突出，运行风险增加，经济进入新常态。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也矛盾重重，经济快速增长的不确定因素还依然存在。进入新常态之后，皖江城市带该如何寻找新动力，构建县域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机制，促进经济结构的持续发展，是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1 皖江城市带县域发展动力机制构建
1.1 内在驱动力
1.1.1 资源驱动 （1）矿产资源。感谢皖江城市带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拥有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铜陵是中国铜都，丰富的矿产资源，能蛭皖江城市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支撑；（2）生态资源。皖江城市带生态资源良好，安庆、池州等地是国家级森林城市，境内拥有九华山、天柱山、花亭湖等一大批名山秀水，良好的生态资源，可以为皖江城市带现代农业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发展奠定支撑；（3）旅游资源。皖江城市带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一大批风景秀丽的自然资源，包括天柱山、九华山等风光旖旎的5A名胜风景区。与此同时，皖江城市带还有一大批文化遗产，如黄梅戏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遗产资源，能够使皖江城市带发展旅游产业，壮大县域经济发展。
1.1.2 要素驱动 皖江城市带内在发展具有一定的要素驱动潜力，合芜蚌自主改革试验区的芜湖、合肥创新实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合肥成为国家综合科技中心，技术创新能力强。境内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一大批国内知名高等学府，人才聚集。另外土地资源也十分丰富，奠定了要素基础。
1.1.3 改革驱动 经济进入新常态皖江城市带各地级市政府不断下放行政审批权力，为各地区政府拥有更多的审批权力，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与此同时，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简化登记程序，并且优化外贸发展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在金融创新体制改革方面，创新林业金融产品的风险防控，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难题。
1.2 投资动力 皖江城市带不断加大投资，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效益。机器人、智能语音、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聚基地的发展投资，京东方10.5代线、康宁玻璃、晶合30.5cm（12英寸）晶圆等投资聚集等，使得皖江城市带经济迅速发展。2015年，皖江示范区生产总值达14 639.3亿元，增长9.6%；引进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到位资金5 891.5亿元，增长14.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5.3亿美元，增长12.3%，大大超过2010年皖江城市带获批时确立的目标。
1.3 市场动力 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在实体经济发展不振的情况之下，消费萎靡实体经济发展困难，所以必须要充分的挖掘市场潜力，通过市场动力和市场开拓，为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皖江城市带人口2 000余万，经济总量接近1.5万亿，市场潜力巨大。从目前来说，皖江城市带市场动力的挖掘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改造传统的流通业态，对目前的物流设施和物流中心进行整体改造，建设区域性中心的物流城市，将皖江城市带的主要产品通过物流中心，储存发放。与此同时，加强对重点项目的推荐，尤其是皖江城市带旅游产品和技术产品的推荐，可以通过主持召开相关的会议推介皖江城市带的主要产品，与此同时，打造皖江城市带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强化对旅游产品的营销，打通旅游产品的市场。另外，皖江城市带还可以通过网络途径加强对皖江城市带产品的营销，可以通过培育各类电商主体、网络渠道，打通皖江城市带企业主要产品的营销渠道。
1.4 人才动力 人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只有拥有高素质的人才，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才有良好的智力支撑，才能为皖江城市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建言献策，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推进制度创新，为皖江城市带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撑。到2015年，皖江示范区的人力资源总量由2010年的2 127万人增长到2 500万人，人才资源总量增长到335万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超过11a，人才素质大幅提升。
1.5 创新动力 近年来皖江城市带已经形成了装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黑色冶金及有色金属业、汽车及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生物医药等一批有规模和特色的产业。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合肥综合国家科技中心、中国科技大学等一大批创新实验在皖江城市带具备良好创新潜力。
2 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新动力机制的运作模式
在立足内在驱动力的基础之上，通过投资刺激，市场牵引，创新驱动，人才牵动，资源拉动五个动力系统，全面推进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图1）。
在投资刺激上，立足于目前皖江城市带重点工程项目，加大对重点工程项目的投资，同时在市政工程，交通投资等方面下功夫为皖江城市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通过发展投资刺激相关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
在市场牵引上，充分地发挥市场对于经济刺激的作用，通过加大对皖江城市带旅游产品和市场产品的宣传和推荐，促进产品的营销。与此同时，通过网络渠道，鼓励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通过网络渠道，拓宽企业产品的营销。另外，皖江城市带还需要建立物流中心，通过区域性物流中心，将皖江城市带企业的产品运送到全国各地，促进产品营销，开拓产品市场。
在创新驱动上，鼓励企业全方位的进行技术改造，加强企业的创新力量。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和院士工作站，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为企业的创新添砖加瓦。另外对于新兴的创新创业项目，皖江城市带政府应该要给予全力支持，通过企业创新孵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人才牵动上，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通过财政资金支持，鼓励技术创新，与此同时，强化人才服务和人才的吸引，并在职称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资源拉动上，就是充分的发挥目前皖江城市带的土地资源和生态资源，在立足于现有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合理征地拆迁，为工业的发展，腾出更多的工业用地。并且立足于现在的生态资源加快发展现代旅游业，为皖江城市带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支撑。
3 结语
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皖江城市带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安徽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经济步入新常态之下，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动力，以促进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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