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0 18:13:31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区域经济问题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键词：区域经济;交通运输;宝天高速
中图分类号：F287.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宝鸡—天水经济区的形成
2009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将关中—天水经济区确定为西部大开发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致力于将其打造为“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交通网络作为支撑。宝鸡作为陕西的第二大城市、亚欧大陆桥上的第三个大十字枢纽，毗邻天水，在这一经济区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实行宝天一体化，也就成为推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交通运输发展的必然性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建设宝天高速公路的必然性
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大发展中处于一个纽带位置，它通过实现人与物的空间位移来刺激流通，使自己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又通过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进行有机结合，刺激其它部门扩大再生产，推动社会发展。由于秦岭和渭河的天然阻隔，宝鸡和天水之间的交通很不便利，交通运输就成了关天经济区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在规划关天经济区的过程中，要优先考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突破这一瓶颈障碍。在2009年以前，宝鸡至天水这一路段是新丝绸之路上唯一没有开通高速公路的路段，从东向西行驶的汽车每每到此，只能沿国道缓慢行走。2009年9月26日，宝天高速公路经过建设者4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通车。这段公路全长91公里，总投资66.96亿元，设计时速80公里，采用全封闭、全立交、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二）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1.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作为连云港至霍尔果斯国家东西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宝天高速公路在促进关中—天水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交通运输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工业发展。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能够加快产品的流通速度，降低产品的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完善的交通网络可以加快信息、人力和技术的流通，为企业发展提供优势力竞争，吸引投资，推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
其次，便利的交通有助于经济区内旅游资源的协调发展。宝鸡又称“青铜器之乡”、“炎帝故里”，拥有旅游资源单体总数1240个，在陕西省内仅次于西安，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比较丰富。天水素称“西北小江南”，以“羲皇故里”闻名全国，有麦积山、水帘洞、石门山、仙人崖等旅游景点。宝鸡和天水均处西北内陆，丰富的旅游资源一直难以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以推动经济的增长。宝天高速的建成，改变了宝鸡、天水之间除了陇海线外没有其它交通基础设施的局面，大大方便了两地之间的合作交流。宝鸡、天水两地拥有很多的相似型旅游资源，如佛教资源（宝鸡法门寺、天水麦积山）、三国历史遗迹（宝鸡五丈原、天水街亭）等，便利的交通有助于两地对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开辟共同旅游项目，实现双赢。
2.区域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反作用
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会使社会各方面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一方面，随着交通运输需求的不断扩大，建设成本会越来越高，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为交通运输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为交通运输提供技术支持，即通过发展新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交通技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交通运输系统。
三、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运输经济问题及其对策
（一）存在问题
1.交通运输建设缺乏资金支持，投资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不断增大，交通运输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政府在建设高速公路的过程中还要向银行贷款，导致很多政府入不敷出，财政压力大，从而影响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 交通运输带来环境污染
一方面，在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我们会人为的破坏沿线原有的生态环境，影响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以及物种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交通运输能源消耗高、污染大，随着运输需求的不断增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1. 增加地区对交通运输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
我们一方面应该提高政府对交通运输建设的资金支持，扩大交通网络，拓展城市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交通建设；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筹融资体制，灵活运用政府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引导社会投资，支持交通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周边地区与中心城市的人员、商品、信息的流动，实现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2007年，宝天高速在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设立了“宝鸡市宝天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资金信托计划”。这个项目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利得赢”2007年第32期理财产品所有资金认购,信托期限为1.5年，信托资金募集规模为人民币29,999万元，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宝鸡市宝天高速（陕西段）建设工程项目。
2.秉承环保理念建设交通运输设施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项目建设以及运输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交通运输的可持续续发展，在进行交通规划时就应该首先考虑环境因素，加强绿化，始终将保护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宝天高速公路在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阶段，征求了专家意见，选择了地质情况相对较好、又能最大限度带动沿线经济发展的南线走廊带，避开了自然风景区，保护了沿线景区、居住区的生态环境。在建设过程中，本着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对当地的地质构造以及水文环境进行调查，科学地选取三叶草、鸢尾、野蔷薇等草本植物作为路域绿化的主要类型。
交通运输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条件，它极大地加强了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区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对交通运输提出更高的要求，反过来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使交通运输业不断增加基础设施，为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李方中,我国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J],知识经济,2012(6).
关键词：交通运输；空间结构；增长；区域经济
前言
本文对交通运输与外区域经济问题进行三方面的探讨。首先探讨了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交通运输影响着区域经济活动区位。然后从三个部分分析，通过经济系统、扩散聚集效应以及二者共同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效益的分析；交通运输的技术与手段的革新制约着经济区位的发展程度。最后探讨了交通运输与经济带的关系，交通运输的发展推进各地区的联系，使国家各部分地区相互融合，实现共同发展。交通运输业不仅给区域经济带来了物质价值，同时实现了区域经济的空间位移，促进各项经济高速发展。
1 交通运输对经济活动区位的一般影响
交通技术与手段决定空间相互作用的深度与广度，交通运输方式与技术的改进可以提高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古典与现代区位论都以给定的交通技术和手段讨论经济活动区位及空间布局。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中指出：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具有工业区位，要看那里的生产成本是否最低，特别是在实现产品的最终销售时，能否将运费降到最低。美国经济学家埃德加・M・胡佛研究经济活动区位时非常重视运费的影响。胡佛在韦伯工业区位论的基础上，认为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往往直接改变工业布局。胡佛通过对运输方式、运费结构的研究，指出运费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子。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直接影响运费，进而进一步影响到经济活动区位选择和产业布局变化。例如工业企业在考虑选择区位布局时，从获取最大利润角度，会尽量使运输成本最低，由此选择交通便利，通达性好的区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古典区位论者都将运输费用（运输成本）作为一个影响区位的重要因素，纳入自己的理论之中。运输成本的存在会影响工业空间布局，进而会通过影响工业区位和工业布局影响区际贸易。
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2.1 区域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系统的子系统
一般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表现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过程，整个过程又是依靠人流、物流、能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种“社会流”的运动维持，作为其子系统的区域交通运输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善会改变地区的运输可达性及经济可达性，可改善经济地理区位，促进交通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交通运输承担着区域经济系统与系统环境以及系统内部的物质、人员、一次能源的流动功能，具有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功能。经济区位理论指出，当某个地区具备发展的优势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时，该域的各项生产、储备、物质积累的优势会超过其他区域。具有市场、竞争、生产等优势，并且具有吸引力，对于各项产业的各项要素的吸引以及生产力的吸引。区位优势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主要分两方面影响：一是微观影响，主要从经济生活的区位选择出发，交通运输根据区位的选择促进各项经济的发展；二是宏观影响，交通运输影响着该区域的区位条件与其开放的情况。交通运输系统具有影响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杠杆作用，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而且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作用，扩大市场范围和规模，促进市场竞争，改善厂商的区位，引发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土地增值。区域交通运输系统在空间上拓展，促使地区优势区位得到发展并产生位势，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从低位势向高位势流动。
2.2 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
根据点――轴系统理论，在区域经济核强大经济势作用之下，会在交通运输线路形成运输束沿线，形成物质高度聚集、技术高度聚集、产业高度聚集、市场高度聚集、人力高度聚集、资金高度聚集的经济带。当聚集效应达到一定程度，集聚从整个对外部依赖性向自我维持性经济过渡，经济核的经济势将会向经济腹地或周边地区或按照中心地等级体系由上而下扩散，也就是说，那些具有优区位点的发展达到相应水平，聚集效应开始溢出，产生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扩散效应。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存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二者不断相互作用和制约，不断转化，从而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极大加强了产业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联，实现了经济势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能”的转化。
2.3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交通运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双重功能
2.3.1 从属功能。交通运输主要作用是为区域经济服务，在货物等材料、资源的运输方面为区域经济提供了告诉、便捷的交通服务；增加了资源在空间上的位移，建立区域经济整个网络体系，改变了区域结构与布局，从而增加了区域经济各区域运输之间的联系。
2.3.2 交通运输对地区经济结构、规模和空间布局具有反馈作用，交通运输的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具备生产、运输、交通、市场竞争等优势。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扩大经济的空间位移与各项事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形成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交通运输发展的同时注重质量的提高。为区域经济各项运输事业与空间结构的发展做基础保障。有利于区域经济更加高速的发展、区域经济开放范围扩大，使区域各向工作协调发展；从而增加区域经济效益加强各项经济的联系，推动区域产业的发展。
3 交通运输与经济带
随着经济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展、运输通道的不断完善，区域经济系统的空间演化与交通运输线的联系不断密切，逐步形成以交通干线或运输通道为发展轴的产业和城市高度发达的经济集聚带，它是运输通道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人员、产业、技术等要素在空间上沿交通干线集聚和扩散，并且由于运输可达性和经济可达性的提高，改善了经济地理区位，促使企业间、产业间、各极点间实现要素在以交通运输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上进行空间运动。沃纳・巴特松在其提出的生长轴理论中，直接把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强调了交通干线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交通运输会使现存的增长极之间建立联系，方便人员、要素流动，降低运输费用，形成新的有利区位和优良投资环境，产业和劳动力会受到新的交通干线的吸引，向交通轴线积聚，促成产业带的形成和发展。围绕交通经济带的思路，甘肃省可依托自身交通运输发展的实际情况，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了交通干线轴上各极点间的联系，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促使经济带上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
结束语
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实现了其空间结构的改变，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聚集和扩散的效应，实现了空间结构的变化；推动了各项运输事业的位移；同时促进产业带的发展；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完善发展，应该将其关键影响因素提高，交通运输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首先应该完善交通运输体制，加强管理；增强交通运输建设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空间结构及范围，扩大产业带；为区域经济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关 键 词】区域经济史/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论
任何的都涉及方法论，可惜在区域史的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四、现实意义
作为学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对策
Abstract: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 country's economic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strategy, regional economy that all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important supporting power;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firmly with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dominat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for in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career, 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area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foreign help to strengthen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promot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improve regional popularity, set up the good image region, promo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way. This article from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is strategy selec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th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y statu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croscopic research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ic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for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Keywords: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blem; 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区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果差距过大，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所以本文将通过对我国区域经济的现状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希望能够提出合理的发展对策加快我国区域经理的合理化发展。
一、区域经济的概念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范围内，各种经济要素、社会因子相互作用的综合，是该区域内国民经济整体的总称。区域经济理论是在区位论与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发展而来，是对区域经济研究的理论升华。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1．东部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又主要通过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三大地带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来体现。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区域。也将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
2．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形势令人堪忧，在东部地区率先开放并走上起飞之路后，国家又有目的地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提出并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导致中部的发展水平相对下降，出现了“中部塌陷”的危险。另外中部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明显滞后于东部。
3．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西部经济发展主要是产业规模小，城乡居民收入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劳动生产率低，竞争力较弱；对外开放的水平较低，吸引外资的规模有限等。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西部和东部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将形成相互隔绝的需求供给关系，影响地区间合理分工的实现。国内外地区发展的实践证明如果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相似则其需求结构和消费偏好也会相似，市场之间的隔离度就小，区域分工和贸易的机会增大。反之则需求、供给关系就会弱化。
2．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
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速度的重要标志,合理的结构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和社会较快地发展。反之,则会对发展构成阻力和约束。在我国区域经济中较长期存在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3．区域间尚未形成统一的市场。
市场是资源配置和流动的场所，市场经济的突出特征就是以市场作为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而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区域间市场分割现象严重，统一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
4．各区域没有做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以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高污染型产业为主。在技术水平低的情况下，各区域资源利用率低下，污染排放量大，加剧了我国资源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从根源上讲，在于各区域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基本上走的是只顾眼前利益的发展道路。“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先耗竭、后节约；先砍伐，后种植”是我国长期走的老路。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利益协调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还没有树立起来，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对我国新时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是一个挑战。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关键词】城镇化；区域经济；问题；发展
现如今的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不仅优化了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是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而在城镇化的推动下，城市与乡镇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乡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普遍的提高。同时，城镇化还使得我国的经济开始走向平稳，不再是城市经济远远高于其他地方，改变了以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并且，我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现实而稳定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已然变得较为成熟，对国内整体经济的发展起着最为核心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的城镇化整体进程，在时代的不断发展当中，也出现了一部分问题和不足之处，尤其是城镇化后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成为了干扰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一部分区域的整体城镇化进程相对较快，而其他部分的则相对较为缓慢，但是它们的经济制度往往是相同的。于是，不同区域内的工资状况也出现了偏差，高经济地域内的消费水平往往较高，相应的工资水平也十分高。但低经济区域内，不仅工资较低，而且与高经济区域有着明显的经济差异。并且，不同地方的经济地域，往往会相互模仿彼此的经济体系，比如有的地域内房地产经济十分流行，而且较为火热，整体的经济姿态较高。而其他区域也会相应的进行模仿，着重发展房地产经济，但是很快便发现房地产经济根本不适合当地的实际状况，难以获得有效的发展。因而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便迅速下降，区域经济也不再那么明显。
一、城镇化后的区域经济现象分析
（一）城镇的人口不断上升
在国家大力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之后，我国城镇的人口迅速上涨，停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急速锐减，一些时候，乡村几乎成为了无人问津的区域，整体的发展走势十分艰难，而经济的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虽然乡村也面临着城镇化的机遇，但是其经济基础十分的差，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自身的经济水平。同时，很多乡村盲目的进行城镇化发展，开始学习城镇化内的一切经济模式，但是城镇的经济模式开展，需要有较高的经济基础支撑，失去了经济基础，所开展的经济模式已然没有丝毫的意义。并且，乡村的经济发展需要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如果盲目一味的跟从城镇的经济体系，不仅换不来经济的有效提升，还会使得整体经济质量迅速下降。城镇化之后，城镇的人口迅速上升，他们无疑是城镇区域经济的带动者。有了人口的扩张，城市的消费水平获得了整体的提高，所形成的劳动力系统也更加的庞大。但是其中也产生了一定的问题，比如经过城镇化的不断扩大，很多地域内的基础公众设施已然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实际需求，而且如医疗一类的公众设施，首先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作为基础，伴随着人口的增长需要进行迅速的扩张，但是公众设施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迅速的优化，因而给国家的公众服务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城镇化的开展，无疑推进了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同时缩短了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距离。但是，城镇化的开展，却是片面性的，不同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对于这些城镇化内容，如果不能加以合理的优化，将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发展效率。比如，以北京、上海一类的城市为例，他们的城市化水平已然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而周边的小乡村也在城市化范围的不断扩大中，被完全的覆盖，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整体的经济也迅速涌入飞快的发展状态中。但是，依旧有一部分山区的乡村，由于距离城市相对较远，它们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即使在城镇化进程的引导下，整体的发展速度也并没有较大的提升。而且，这些乡村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其他区域内的乡村，它们无法找到较多的消费人群，而且其中的青壮年往往都选择了进入城市打工，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他们的劳动力十分的低，根本无法迎合当前时代经济发展的主体需求。而且，城乡一体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以经济特色作为基础，如果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始终跟随着城市的步伐去走，并不会有太大的突破，整体的经济效益也只能保持较低的水平。
（三）区域经济片面化过于严重
在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当中，衍生出了相当多的区域经济，区域经济是我国着重发展的经济内容之一，但也是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我国的区域经济，指的是一部分经济基础较为优秀的区域，在城镇化的冲击下，得到了相当迅猛的发展，融入了城镇化当中。而很多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区域，即使有了城镇化的引导整体的城镇化水平也并不是那么优秀，该片区域无论在经济水平上，还是在经济质量上，都与经济实力较厚的区域，有着明显的差距。同时，国内城镇化的进程，不同区域内的发展速度也是不同的，很多城镇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经常难以适合当前时代的具体需求。而且，城镇化拉近了城市和乡镇的距离，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却是一种区域化的状态，仅仅是一部分区域内的经济水平差距被缩小，而与其他地域的城镇化经济水平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域。这也是导致当前城镇化进程十分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城镇化后的区域经济优化策略探讨
（一）加快^域经济改革步伐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区域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整体性的提高，并且相当多的经济主体已然走出了国门，开始走向世界。但是当前区域经济也面临许多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国外企业，直接对国内经济形成了直接的挑战，如果无法对这部分挑战加以合理的应对，将会整体性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为了改善这样的状况，我国可以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加快区域经济的改革步伐，迎合当前社会的实际发展需求，形成最为科学实际的经济发展体系。在区域经济的改革上，我国可以重点选择一些内容进行优化，尤其是区域经济内的经济特色，大力建设基础的公众服务设施，使得人们的基础生活水平得到有力的保障。对于不同的区域经济而言，如果没有区域经济的特色可言，十分容易被社会所抛弃，整体的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也会迅速的降低。为了形成区域经济的特色，政府应当着重分析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选择最为合理科学的经济内容，比如基础的餐饮和旅游经济，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进而使得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益获得全面的上升。在区域经济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当起着引导的作用，而不是完全的进行管理。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政府不应该过于着急，而应当尝试给予区域企业一些发展的契机，使得整体的经济水平得到全面优化。
（二）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虽然缩小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差距，但是仅仅针对部分区域而言，有相当多的区域，整体的经济走势并不是那么完善，经常与其他城镇化区域有着明显的差距。而且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在不同的区域所表现出来的状况也是不同得，一部分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较为优越，而另一部分的城镇化水平则十分的低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距，与这些区域之间没有较好的联系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对于城镇化而言，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使得我国的经济状态处于较为优越的状况。同时，它也是缩短城乡经济差距的主要措施，能够直接影响到城镇化经济的最终质量。但是当前的状况却表明，城镇化的经济体系十分的不健全，经常难以迎合当前时代的具体需求，并且不同区域间的城镇化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为了较好的改变这样的状况，政府应当尝试加强这些区域之间的联系，使得它们能够对彼此的发展历程形成一定的认知，并从中相互学习彼此的经验和成长技巧。同时，城镇化虽然是一个整体性的大工程，但是对于不同地域的效益是十分不同的，如果采用的引导策略和方法过于统一，将会整体性的影响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为此，政府应当根据不同的区域，选择最为完善的经济优化方法，进而实际科学的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使得国内的经济呈现较为良好的发展状态。
（三）给予乡村较多的政策引导
当前国内的许多乡村，虽然十分想要迎合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获得全面的发展机遇，但是并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而且很难建立独特的经济特色，发展起来十分的不容易。于是，很快便与其他城镇化后的乡村有了明显的差距，整体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我国政府应当给予乡村较多的政策引导，并对其中的经济体系进行优化和完善，使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满足当前时展的具体需求。同时，对于乡村劳动力过于缺少的状况，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福利政策，鼓励大学生下乡，从而通过新知识分子的力量，实现对乡村经济的进一步优化。此外，对于乡村内的发展，政府不可以鼓励企业一味的模仿周边的城镇，毕竟城镇有着一定的经济特色作为基础，而乡村的经济，如果完全的按照城市M行发展，将会影响最终的城市建设质量。
结束语
总而言之，城镇化后的区域经济发展，虽然获得了一定的优化和发展，但是整体的进程并不是那么完善，依然出现了较多的经济问题。而我国必然需要对这些问题和挑战，采取最为合适的经济政策和实践策略，最为实际的提升区域经济效益，进而促进城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本钊，范红岗. 健康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 中国物价. 2017（01）
[2] 李停.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关系――基于门限模型的经验研究[J]. 德州学院学报. 2016（06）
[3] 孙翠勇. 社会保障基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新经济. 2016（35）
[4] 孙春燕，毛俊捷. 我国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探讨[J]. 品牌. 2015（07）
[5] 杨扬，费越，谭芮秋，郭力铭. 社会资本、创新与经济增长之谜[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13（03）
[6] 李欣先. 山东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现代商业. 2013（06）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5-0037-04
引言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准确、全面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观衡量经济发展进程的统计数据是当地政府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科学的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可以为人们准确地了解和认识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可以量化的判别、评价标准,为客观地衡量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为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制定科学规划与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因此,选择或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的衡量区域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有着显著的必要性。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经济指标体系的研究颇有成果。本文主要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及其在区域经济研究中的作用,回顾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对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评价和总结,探讨各种指标分析体系和方法的优劣点,以期对构建更为科学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提供一定启迪,为能够全面、准确地考察区域经济状况和发展变化规律,以及科学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供衡量标准和依据,为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为那些对区域经济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根据区域发展实际选取合适的分析、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下面部分的结构安排主要由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作用、对已有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的回顾、综合分析和总结评述四部分组成。
1.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作用
指标是反映实际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特征的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范畴的具体表现,一般由指标名称和数值两部分构成。指标体系是描述和评价某种事物的可量度参数的集合,具有描述、评价和预警导向功能。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是直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可量度参数的集合,是综合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指标构成的有机整体。它既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的标准和依据,又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其主要作用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1 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是评价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状况的主要依据
指标体系是测定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的标尺,是综合评价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程度、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由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的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能够从不同侧面、不同领域客观、具体地反映和评判区经济发展状况,进而指导区域发展实践活动。
1.2 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是正确制定区域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前提和参数
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可以使决策者关注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的关键问题和优先发展领域,掌握这些问题的状态和进展情况;可以引导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在制定各项政策和决策时,能够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或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办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各项政策相互协调,保证不偏离科学发展的轨道;还可以使政策决策或制定者根据指标体系反映的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相关政策实施效果和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反馈的信息及时地评估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进而改进或调整发展区域经济的政策。
1.3 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具有导向作用
指标体系既是测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标杆,也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杠杆。标杆的主要功能是导向,其导向作用主要表现为:
1.3.1 引导作用。科学、全面、可行、量化的指标体系展示了一个可操作、可衡量、看得见的具体指数乃至形态,在实践中有着很强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如,山西省在2007年就采用新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用于指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如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我国全面小康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科教文卫、资源环境等六大类指标;江苏省制定的全面小康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四大类18项25个主要指标。这些指标不仅描绘了全面小康的形象,也引领不同区域的人们比照具体指标建设区域全面小康。同样,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也为确立人们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和具体要求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
1.3.2 激励作用。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是包括经济、社会、生活、环境等各类发展指标的系统化。为了全面达标,促使各级政府努力转变职能,从单纯抓经济转变为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激励各级政府通过指标体系把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具体化、项目化,一项一项对照落实,按照既定时序,扎扎实实推进区域经济全面发展。
1.3.3 促进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可以简化和改进社会各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了解,促进社会各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计划和行动的共同理解,并采取比较一致的积极态度和行动。
1.3.4 预警导向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能够如实反映出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情况和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使人们随时掌握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提醒人们该努力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同时它又是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调控工具或预警手段之一。通过指标体系序列,决策者和管理者可以预测和掌握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调控或系统结构的调整。
1.4 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也为区域发展理论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是一项融理论指导与实践操作于一体的工作,它要求建立的指标既要有完备的理论指导,又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不可能仅停留在某一理论层次,要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客观的指标体系,来定量地刻画、反映复杂多变的区域经济发展系统,指导实际工作,预测未来发展走向,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发展理论的研究开辟更广阔的空间,推动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总之,科学的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以比较明了的方式,比较全面地向人们提供被评价区域经济发展的变化过程,能更加全面、准确地考察区域经济状况和发展变化规律,不仅为综合评价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提供衡量标准,也为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绩效,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对人们树立区域发展新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具有导向作用、激励作用、促进作用、预警作用,现实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对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已有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综合、系统性范畴。从横向上看,它是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从纵向上看,它表现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度量或评价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生活、环境与社会和谐、居民幸福指数等多方面因素都要考虑进来。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区域经济差异及协调发展的研究以及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两个方面。
2.1 对区域经济差异和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拉大,对区域经济差距研究的重要性也愈来愈突出,研究数量较多,下面就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
成果进行简要归纳,见表1。
从以上的归纳和分析可以看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数量虽然很多;但其主要的研究思路和思想却不尽相同;研究主体多样,从对某个区县的研究(汪波、方丽,2004)到对整个国家的研究(胡细银,1991、韩兆洲,2000等);所选指标涉及经济、贸易、科教文卫、环境、基础设施、人口、就业、科技、自然资源、居民生活质量等多个方面;而指标权重的确定也方法多样,比如主成分分析、Delphi方法等。
2.2 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种,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指标体系、联合国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的指标体系、世界银行的指标体系、美、英的指标体系以及我国国家统计局与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等。具体见表2。
以上几种分析方法各有优缺点,比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指标数过多,而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方法选取的指标彼此之间的重叠性很强等。
2.3 小结
通过上面对文献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发现:
其一,不同的研究者所采用的具体指标是不一样的。
其二,不同研究者所采用的具体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其三,虽然存在上述不同,但是他们建立指标体系的一般步骤还是类似的:首先根据研究和以前的研究成果选取主要关注的指标类;再是选取具体指标之后确定指标的分析方法,比如主成分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回归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等;最后是选择合适权重来综合所选的细类指标,得到最后的评价指标。
3.对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分析和评论
3.1 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目前对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数量不少,但是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指标数量大,内容庞杂,比如表1中有些研究曾采用300个初始指标。
其二,虽然指标体系庞大,但是指标选取的随意性和某些重要因素的可衡量性比较弱,从而导致指标体系对所研究的问题覆盖不全。
其三,缺乏科学有效的定量筛选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往往起到很大的影响力,即便是那些采用了较多的较规范的统计方法的文章也存在这些问题。
其四,指标信息重叠问题严重。现实中某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发展往往是高度相关的,再细分到每一个子系统内部,其相关性就更加高了。虽然这可以通过采用某些统计方法(比如主成分分析法)来改善,但是终归是不完善的。
其五,指标权重的确定随意性强。在选定具体的指标集合之后,需要确定不同指标的权重,现实中由于指标数量比较大,不同指标之间的信息重叠严重,从而导致研究者对不同指标给定权重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导致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非科学性。
其六,评价方法越来越复杂,经济直觉越来越弱,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方法的应用和推广。
其七,评价体系不能很好的考虑单个经济体的特殊性,比如某个因素可能对某地区特别重要,而对其他地区则并不重要等。笔者认为在做具体研究的时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指标体系和构建方法。不同的区域以及在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时,重点和阶段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根据构建指标体系的动态发展原则,需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工作。在构建时要尽量遵循上面说论述的原则,客观的科学的进行分析和评价。
其八,某些研究忽略了对投入的衡量。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其产出如何,也取决于其投入的多少,比如我国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消耗巨大的能源、污染环境,如果在最后评价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的时候只考虑GDP、人均收入等产出指标,势必会造成偏差。
其九,某些研究忽略了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几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关关系。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社会发展与生态损失、宏观政策保证、法律和法规等制度建设等协调度指标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和长期发展,在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时需要加以考虑(余丹林,1998)。
3.2 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选取存在分歧的原因
对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选取和建立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和分歧,归根结底是由于几个方面:第一是客观条件所限制。由于实际处理问题时需要考虑数据的可得性,而不同范围的区域在数据统计上是存在差异的,这就导致对不同大小的区域进行分析时要根据数据可得性和研究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之间做一个折中。第二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经济体系是系统性的、多方面的,是复杂的。它不仅涉及经济、社会、环境,还涉及科教文卫等各个方面,而很多指标是无法准确衡量的,所以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择合适的可测量指标来近似表征所要研究的事物。第三点是各种不同的研究所遵循的建立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存在差异。
3.3 小结
总之,之所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因为该指标体系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从而导致其无法完全的兼顾所有的方面。笔者认为,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尽量兼顾和综合考虑一些基本的原则。具体应遵循系统全面性、简明科学性、实用可操作性、可测可比性、发展创新性、合理和谐性、可持续性等原则。二是所要选择的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能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了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既突出中心和重点,又兼顾一般;既关注经济增长,又关注社会进步;既关注经济总量和速度,又关注经济发展质量及资源、环境的保护;既关注行业、部门和企业,又关注城乡居民个体,是一个综合性强、涵盖面广、力求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人民福祉等结合起来、兼顾经济、社会、生态和人全面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也是评价区域经济的可行性指标体系。三是要将区域经济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综合研究其整体结构、动态过程、有机协调等(乔家俊,许萍,王宜晓,2002)。只有这样才能真实、科学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
4.结论
对区域经济发展指标的评价体系的研究很多,但是至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得到大家认可的评价体系出现。现有的主要分析方法受学者本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及所研究的问题的影响都很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同研究和不同学者之间的研究的可比性,也限制了对研究成果的推广。本文主要回顾了已有的对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文献,并对其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简而言之,笔者觉得要想建立科学的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指标选取不能太过随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分析应该科学而规范。
参考文献:
[1]Anderson,V., Alternative Economic Instruments, London: Routledge, 1991.
[2]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8.
[3]刘阳.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 评价[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94―96.
[4]李答民.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05):28―32.
[5]胡忠俊,姜翔程,刘蕾.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08,(20):17―19.
[6] 颜蔚兰,曾鹏.广西经济发展区域差距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13):98―102.
[7] 曾小平.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和评价体系研究的分析[J].经济师,2007,(04):269―272.
[8]吉宏.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与预警系统研究[J].经济问题,2005,(06):78―80.
[9] 曹洪峰.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评价与分析[J].山东经济,2005,21(02):95―99.
[10] 汪波,方丽.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评价实证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06):52―55.
【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资源科技计划
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是国家在实施《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赋予我省的一项重要任务和重大机遇。统筹科技资源,是国务院在批复的所有经济区发展规划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实际看,尤其是关中地区,其科技资源优势突出,但由于体制等原因,科技实际贡献能力并不理想,寄希望于通过对科技资源的统筹整合和优化配置,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使这里最终成为具有较强核心竞争能力的战略高地,进一步提升科技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引领作用,示范辐射作用,实现率先发展,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统筹科技资源改革是关天经济区建设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1.1统筹科技资源的内涵
“科技资源”的内涵,从内容上看,是科技人才、科技活动资金、科学研究实验(试验)装备、科技信息等要素的集合,或者也包括科技组织资源;而从体系结构看,包括科学与技术所形成的坚实核心、专业技能系统、技术市场、制度界面等。“统筹科技资源”是促进公共科技领域中科技资源的共享与合作,实现科技资源高效配置,促进国家或区域创新系统中知识和信息的高效生产和流动,强调的是促进科技资源的共享与合作,促进知识和信息的高效生产与流动,最终目标是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统筹科技资源与科技资源配置的差别在于统筹科技资源主要依赖于政府干预,而科技资源配置还要包括市场化的配置方式。目前,我省科技资源配置存在许多问题,说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还比较低,需要通过优化配置予以改善,我认为比较适合我省当前发展的情况的配置方式,是加强政府在公共科技资源投入及其整合中的主导作用,并利用政府职能推动科技资源市场化配置,即通过科技资源整合实现优化配置。
1.2统筹科技资源是进一步提升科技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引领作用,实现率先发展,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资源配置,是实现生产力创新提升的根本前提。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将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的面貌。科学技术应用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造就新的追赶和跨越机会。因此,要站在时代前列,迎接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强化科技创新战略,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超前部署和发展前沿技术及战略产业,实施重大科技计划,着力增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其次,从“一高地、四基地”建设及相互联系看,其中最具影响力和最有带动作用的也首选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只有在这个基地建设上取得突破,才能保证其他基地(高地)建设的成功实现。最后,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实际看,其科技资源优势突出,但由于体制等原因,科技实际贡献能力并不理想。通过对科技资源的统筹整合和优化配置,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使这里最终成为具有较强核心竞争能力的战略高地。
2关中-天水区域科技资源存在的问题
(1)从科技资源来看,西安是西北地区科教资源最为雄厚的地区,高度集中,拥有76所大学,80多万在校大学生,3000多个科研院所,9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拥有一批达到国际水平的开放型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些尖端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多种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和专利转化成效显著,科技进步对西安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9年已达53%,西安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第三。形成了在国内举足轻重、在亚洲颇具影响的教育科技综合实力。而关天区域的其它地区科技资源配置则相对较弱,创新能力弱。
(2)由于中央与地方条块分割、军工与民企分属管理,以及产、学、研之间关系不协调等体制性原因,致使陕西省整体上的科技优势,一直未能得以充分展现。因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应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切实解决好“中转省”、“民”、“研转产”的问题。
(3)根据目前的现状,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二元”问题。第一个“二元”是资源上的二元,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一些资源是中央政府控制,一些由地方政府控制;一些是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科技资源,而另一些则是以地方企业为代表的科技资源。高校也具有两重性,即地方政府高校和中央部属高校。第二个“二元”是如何形成科学和技术的统筹。第三个“二元”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二元。
总的来说,就是在科技和资本所有属性下,以中央企业和中央高校、地方企业和民办高校所表现出来的二元化,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二元,科学和技术的二元化。如何将二元转化为一元的过程,解决统筹科技资源的问题。
(4)科技资源统筹乏力。科技资源配置具有浓厚的部门特色,难以发挥科技系统整体优化功能,分散大于集成,致使相关部门对科技资源不能统筹管理,从而导致科技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
3建立长期科技规划和年度科技计划制度,统筹科技资源
3.1科技计划在统筹科技资源中的作用
政府在科技资源整合中的干预手段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科技政策、法规,二是通过科技计划。科技计划是为实现科技发展目标而设计的和策划的、在相应的条件下组织实施的行动方案,在科技资源整合中的表现如下:
(1)科技计划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科技计划是在科学技术的探讨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或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经专家确定的科技发展行动方案,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使它容易成为科技发展的共同愿景,因而对科技资源的统一利用具有指导性和号召力。
(2)科技计划需兼顾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使有限的科技资源充分发挥效力,并使科技进步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在确定发展任务时,需要综合考虑科学发展的需求和希望通过科技进步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以便集中资源解决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需求压力本身客观上促使科技计划必须重视科技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
(3)科技计划采取增量带动存量,滚动发展的方式。科技计划制定之前首先是对原有科技资源进行调研,在对存量充分衡量之后,确定追加投入的数量;科技计划在立项过程中,也要审核申请者已有的的科技资源和科研实力。通过增量投入引发存量部分的再配置,既利于充分发挥存量的效力,也利于整合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
(4)科技计划拥有一套全面系统的规划利用科技资源的工具。科技计划由目标定位、期限、范围、支撑手段、组织管理模式、绩效评估等诸要素组成,能以比较完备、成熟的方式规划利用科技资源,其中包括:第一以课题为中心、以课题组为基本活动单位,允许跨专业、行业、单位、区域择优聘用研究人员,这是它能够实现跨专业、行业、单位、区域地整合科技资源;第二能通过资金联合、计划间的协作、申请条件限制等方法,促进各种科技合作,并通过合作整合资源;第三能灵活确定和调整科技投入在研究阶段、科研主体和产业技术上的比重,从而使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中试、试验发展等研究阶段,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科研主体,在不同产业领域之间得到优化配置。(5)科技计划能促使科技资源与社会、经济资源整合。科技计划通过推动产学研结合,推动科技为政府、为社会服务,促进科学家与社会的交流互动等方式,促使科技资源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其它资源结合,并使科技资源充分发挥效力。
3.2科技规划和科技计划管理申报制度
科技规划、科技计划项目是我国科研管理中的一个主要手段,针对我省科技资源的实际,应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科技活动的各阶段上推出一系列的专项科技计划,形成完善的科技计划体系,促进经济、科技和社会协调发展,发挥科技计划体系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设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包括项目立项管理、实施管理以及结题验收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形成科技管理体系的保障政策与法规、信息服务系统。进而通过项目带动促进科技资源优化整合,并使其成为一项不断推进、长久坚持,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相配套的建设任务。
4解决统筹科技资源体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及几点建议
4.1以建立科技报告体系为起点,推动科技计划项目的科学化管理
由于科技报告在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建议以建立科技报告体系为突破口来启动科技计划管理,建立科技报告体系的具体建议有:研究提出我省科技报告管理体系工作制度及保障政策与法规,构建科技报告管理工作流程,确定协调管理以及参与部门,单位的职责,以工作制度的形式体现。
整理关于科技报告制度的现有政策,研究拟建设的科技报告管理体系是否与当前的知识产权,保密等政策,法规存在冲突,提出协调机制,补充出台保障科学技术报告管理体系的管理政策或法规。
4.2建立科技计划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平台
(1)建立“一站式”的网络化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依靠该系统,科研人员可以通过统一的门户登录并提交各类申报材料;在项目执行中,科研人员可以根据项目的要求提交各类过程管理文件,项目验收结束后,提交的成果性文件将直接形成为科技报告资料库中的相关档案。各类计划项目管理人员在组织项目的申报、评审、过程管理、验收、推广等环节中,均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进行网络化的流程管理,效率可望及大的提高。同时通过该平台,社会公众能有机会参与到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有关环节。
(2)建立基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的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应能及时、快捷地提供通过平台而得到各类统计数据,组织专家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深度挖掘,通过定期总结,完成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省对科技的投入和产出、科技项目领域和行业分布情况等信息研究报告,直接为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的出台提供决策支持,便于统筹科技资源。
4.3健全区域创新服务体系
(1)建立区域创新服务平台,结合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构建一个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服务平台,平台通过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网络技术充分整合区域内企业、高校和政府以及国内外的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和专供服务。
(2)健全创新服务机构。科技创新服务机构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服务机构须围绕区域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和区域科技先导型产业,提供技术检测、技术转移、技术培训、创业孵化、科技咨询、竞争情报等服务。加强信息共享和建立良好的协作机制,加速知识扩散,以提高成果转化率。
4.4通过科技计划整合跨专业、行业、地区的资源
(1)在同一科技计划内实现跨专业、行业、地区科技资源整合,需要设置多元化的投入目标体系,通过目标分解使科技计划渗透到各个行业,专业和地区,再通过统一的资助原则、资助领域、资助区域等实现各目标之间的协作。这种按行业划分的方法,就可以实现跨专业、跨机构、甚至跨地区集中人才资源、试验装备的整合效果。
(2)利用科技计划体系进行资源整合
利用科技计划整合科技资源、就是把一个复杂的科技资源整合目标分解成多个子目标,然后针对各个子目标分别制订科技计划,并使各子计划之间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与促进,在内容、规则上相互衔接或配合,制订科技计划体系包括以下两种情况:建立跨行业整合科技资源的科技计划体系,建立跨地区整合科技资源的科技计划体系。
通过科技计划、项目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等类型研究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和促进。
4.5构建共享科技资源的政策法律支撑体系
(1)为使科技资源共享立法更容易进行,在立法规划编制过程中,要把握两个基本思路:一是在立法规划核心法的定位上应遵循“先易后难”立法路径,一步一步推进立法,成熟一项,制定一项,二是在立法规划核心内容的界定上应遵循“增量建制”的立法思路,在现有利益增长格局以外,创设一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以求在立法建制的过程中不断加大科技资源共享总量,扩大可供在各个利益集团间进行分配的份额,把改革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获得最大限度的各方受益支持和法制上的持续性。
(2)政策框架
为保障科技资源共享法规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多方构建科技资源共享法规建设的支持体系、在政策方面,需要确立自然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政府参与和扶持的指导思想,制订有关科技资源共享强制性,倾斜性及综合性政策,为科技资源共享法规则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4.6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着力发展关中-天水经济区区域比较优势产业
产业结构趋同既造成地区间的过渡竞争,同时也造成资源(包括科技资源)配置的不协调及浪费,政府在制定区域的产业发展政策时,应该从比较优势出发,主要是从该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行业中产生,发挥比较优势只是被动地适应资源禀赋特点,而创造竞争优势则是主动地催生新的比较优势或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及技术优势的综合,通过创新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这样才能保持优势产业的持续发展。为此应加强战略分析和长期规划,重新评估发展的条件和发展目标,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制定科技计划和规划,特别是应当深入分析和研究到底有哪些优势和劣势,然后在些基础上通过制定长期规划,确定在支持和发展的重点领域。
5关中-天水区域统筹科技资源体系
关中-天水区域的科技资源共享与技术转移活动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本身即构成一个系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高新技术基地和企业是最主要的活动主体,产学研合作则是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为了促进该空间系统的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的高效运行,有效的对策必然是一个系统。该对策系统在本质上是一个巨型综合平台,一个网络化的系统,构成该系统的要素包括人才、资金、技术、政府、政策、体制、机制、法制、信息等,这些要素在系统内有机结合,密切联系,高效有序,优化配置,自由流动,支持产学研合作,进而实现系统的目标,促进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的高效运行,达到统筹科技资源的目的。
从长远看,关中-天水经济区科技资源共享体系的建设对该区域的创新发展需要持久的强力的支撑,整个区域达到区域科技经济一体化,所有领域都在奔向一体化,区域科技资源共享的大合作大转移必将成为制度,成为常态。
参考文献
[1]丁厚德.中国科技运行论:科技战略与运行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朱付元.我国目前科技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J].中国科技论坛,2000年(2).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 view of the economy develops, the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henRuXing research, from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y since the main and so on several aspects, through the problem ar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to some extent, promote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county economy to the virtuous cyc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underdeveloped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y structure to the world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大力发展县域城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是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水平低，这就要求中西部欠发发达的地区找到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把县域经济搞上去。
一、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发展水平低，整体竞争力弱。县域经济一般指在县域行政区间范围内或其经济空间的一种区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迂腐是从经济总量还是财政收入和整体竞争力上，都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2、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依然滞后。一直以来，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产业及产品结构升级缓慢。一般说来，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都比较高，而在第一产业中，传统种植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优质高效农业、农业、生态农业近几年虽然有所发展，但占经济问题的毕生很小；第二产业优势不突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低，规模经济及现代高科技企业少之又少，缺乏技术含量高或市场占有率高的拳头产吕，第三产业近年来比重有所提高，但是受第一、二产业现状的制约，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缺乏现代商流、物流、信息流等现代服务业。
3、经济自主乏力，县级转正运转困难。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自主增长乏力，主要表现：一是县域投资面临困境。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东部丰富，但由于生产要素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吸引外资能力差，社会投资总额低。二是县域工业发展水平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县域工业大多数是一些传统工业，粗加工产品多，精加工产品少，大众产品多，名牌产品少，市场活力明显不足。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落后的直接表现就是地方财政困难，县组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财政收支缺口过大，导致地区人居环境差、待遇低，不仅难以吸引资金和人才，反而使本地人才大量外流。
二、推进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1、以现存资源为依托，开展错位竞争，打造特色产业。无数实践证明，一个地区竞争优势的的获得关键在于自身优势的认识和把握。因此，落后地区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决策中，应始终注意自身的比较优势。我们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确立主导产业，实行重点开发，在资源优势中培育地方特色，在传统产品中筛选品牌，打造独具特色的战略产业和名牌产品。通过提倡一县一业、一乡一品，坚持一业为主，多元互补，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根据地区的特点，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好、气候独特的优势，发展特色农家业，积极开发绿色食品，创自己的品牌。打造特色产业一定要破除照搬模仿、盲目跟风、粗放加工的观念误区，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经济新理念，提高特色经济的竞争力，使特色经济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上规模、上档次、出效，从而带动整体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
2、以转移农村劳动为为突破口，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引发农村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无以伦比已成为解决“三家”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所在。实践证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轼转移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同时还可以培育一个新的较高层次消费群体，发对发展县域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很多县政府已经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列入到议事日程，其主要做法是采取“标本兼治”的方针。“”治标“，冰是现组织好劳务输出，通过加强劳务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技能。文化素质较低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转移到非家行业就业的比例也越高。同时通过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使农民增长见识，开拓视野，学到技术，积累资金，为人口城镇化建设准备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治本，就是进一步加大城镇化建设力度，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要做好县域和中心城镇的民黯然规划和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加强县级工业崁区建设，提高县域产业聚集度。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城镇综合服务业，积极引导农民进镇人区，发展餐饮、商贸、旅游、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完善城镇功能，发挥小城镇地域性经济、文化、商贸中心作用。“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只有湖海农民，把农民问题解决了，县域经济才会健康快速发展。
3、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建成优质农副产品基地。在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上，要发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由单一的种植型农业向种植、养殖、加工并进的复合型农业的飞跃。在种植业结构上，调整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好、有发展前途的经济作物、饮料作物种植比例，大力发展高经济作物。在养殖业结构上，稳定畜禽生产，大力发展优质牛羊业，养殖业的内部结构调整要适应市场需求，不能盲目发展，在上一人项目前应做好市场调查。在油、瓜、果等区域特色农业。在农副产品浑圆工方面有所突破，走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实现农业的立体发展。近年来朝阳县非常重视农业产业化基地在发展壮大，必将为农业的展起到推动作用。
4、加大对外开放，利用好版次。目前东部地区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土地、人力要素成本大幅上升，东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了降低成本，开始大量西进寻找商机。欠发达地区要在东部产业转移中抢占“地利”先机，尽可能引进更多的东部民间投资。落后地区由于缺乏资金，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对外开放。在招商引资
引进项目上，要杜绝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急功近利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求得眼前发展和一进繁荣，坚决防止重复建设、低水平扩张、粗放经营等短期行为，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增长。
5、县域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亟待优化。相对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还存在发展环境尚待优化的问题。一方面，体现在经济“软环境”上，县域软环境建设要向“执法就是罚款，管理就是收费“、”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机关顽症痼疾开刀，从改善行政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和服务环境着手，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使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显著改善。要切实搞好县乡机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要依法行政；依法治县；尽可能地湖海行政审批与收费；要打击各种违法乱纪、违法经营、黑恶势力等。这样，县域经济”软环境“改善才会有可观的前景。另一方面，经济的”硬环境“也亟待改善。要加大硬件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大对道路、能源、、水足、电足，为项目建设创造必要的硬设施。这样才能留住资本、留住企业、留住人才，从而促进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走向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