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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生产和消费主体环境意识的制约
生产和消费是经济活动的两个最重要环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如何,将对循环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我国,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其环境意识都令人担忧。生产者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不顾一切地生产和销售新产品,强调产品的更新换代,从而造成产品使用的短效性(即低使用),不能物尽其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至少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废物的大量排放,其最终结果是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在消费者方面,环境意识缺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片面追求物质享乐,在不断购置新产品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将尚未完全使用的旧产品当作废弃物淘汰并排入环境,人为地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二是消费者不能自觉抑制非环保产品(如一次性用品),为非环保企业提供了市场,造就了生存空间。消费者的这种过度消费和盲目消费,一方面刺激了生产,加剧了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加大了废弃物的排放量,加剧了环境污染,同样导致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阻碍循环经济的实现。
2.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在许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人们优先选择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广大落后的农村和西部地区,人们根本没有循环经济的意识,即便有循环经济的意识,他们也不会自觉遵守循环经济的规则。毕竟,衣食住行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也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发展。只是当初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没有觉醒,没有意识到环境危害的后果而已。循环经济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也难免给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暂时的消极影响。比如,它会延缓经济发展速度、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限制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减少就业、减少政府财政收入等等,有时甚至会与地方政府的快速发展经济的政策相冲突。因此,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循环经济间找一个平衡点,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许多地区始终是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的。
3.受环境科技水平的制约
发展循环经济,科技是最主要的支撑因素。环境无害化技术主要包括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即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工程技术,是用来消除污染物质的技术,如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水污染防治技术等;废物利用技术是废弃物的再利用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实现产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如废纸加工再生技术、有机垃圾制成复合肥料技术等;清洁生产技术是无废少废生产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零排放和制造产品的绿色化。由于我国科技水平比较落后,特别是环境科技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在循环经济的推进过程中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据统计,全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还不到20%,远低于国外50%以上的平均水平。又如,国外每年旧胎翻新量一般占新胎的10%。我国每年生产新轮胎1.01亿条,产生废旧轮胎约3000万条左右,仅400万条得到翻新,占新胎的4%。循环经济在污染治理方面,企业的治污技术落后,甚至根本没有治理,或者由于排污费比治污成本低,许多企业选择了交纳排污费。简言之,由于我国企业技术装备落后,科技基础薄弱,自主开发能力差,导致了我国大量企业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难以自觉地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4.受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制约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因此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容忽视。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好。日本在2000年相继修改和通过了多项环保法规:《推进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特定家庭用机械再商品化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德国也于1996年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这些法规对不同行业的清洁生产、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生利用等作了具体规定,从立法上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相比之下,我国目前虽然制定了一些鼓励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政策、措施,但除了一部《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外,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这使得循环经济面临的诸多技术、经济和社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阻碍了循环经济发展。
5.受环保投入不足的制约
首先,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比例失调。政府用于环保的资金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偏低,难以很好地发挥其引导作用;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中,也主要用于污染治理或环境破坏的修复,对源头治理、全程监督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环保工作事倍功半。这与循环经济所倡导的清洁生产,废弃物的无害处理,资源的循环利用。综合利用不能形成良好的呼应,阻碍了循环经济的推进。其二,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处在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起着主导作用。企业往往只注重自身眼前的利益而忽视由于不重视环保建设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直至今日,我国各行各业的生产企业都没有固定的环保投入,对生产中产生的“三废”治理,全凭领导的好恶,领导说治理就治理,领导不表态,治理环境污染的事就得泡汤。即使领导说要治理,也是临时从财务上抽调资金。如果企业有经济效益,那么临时还能抽出一些资金,购买急需的环保设备,解决燃眉之急;如果企业效益不好,那么,即使想治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拿不出资金。不计环保成本,没有固定的环保投入,已成为制约企业治污的瓶颈。
二、进一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1.确立新的经济发展现,这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前提
循环经济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要求经济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总量的提高,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不仅要关心经济的发展,还要关心子孙后代的生存。要改变以资源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减少物质资源消耗和以无形的、边际效益递增的知识资源为主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走以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经济活动的知识化转向和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减少经济活动中物质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
2.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和服务职能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体制保证、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政府要优先进行制度框架设计,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人市场“流通”;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及交易机制;明确涉及循环经济中各利益实体的权利与责任的问题,利益分配的问题,效率与公平问题。要深化改革,适应循环经济的发展,将环保指标纳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考核政府官员的环保责任,彻底转变单纯追求GDP的狭隘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起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问责制”。将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绿色GDP投资增减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以及各级政府对国家各项环保法规、政策的落实情况,一并纳人政府官员考核标准,并使之形成衡量选择使用政府官员的重要标准之一,使环保政绩与政府官员任免、升降密切挂钩,促使各级政府、各地各部门的主要管理者都要成为环保考核的对象和环保责任的承担者,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体制保证。
3.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推进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循环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价格没有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性程度,企业的生产成本没有包含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社会成本。美国资源环境经济学家汤姆•泰坦伯格曾指出,“宏观政策与可持续发展一定要保持和谐一致。政府必须确保市场给所有的参与者发出的是正确的信息,以便由此产生的后果与其他的商业目标兼容一致,各种经济激励方法只是形成这一兼容性的一种手段。”欧美国家经验表明,经济手段是可行而有效的。政府的责任一方面是确保资源市场的有效运行,发出正确的信号,把生态治理、环境保护和从业者福利纳入资源产品价格;另一方面是约束企业的行为,促使企业把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对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具有灵敏的反应。有效的市场必须能够对资源节约型技术、设备、企业起到激励作用,又能够对高消耗、高污染技术、设备、企业起到约束作用。
4.重视科技进步为循环经济的实现提供的技术支撑
发展循环经济,最根本的就是技术。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技术的研发,把相关的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力,更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而要实现这一前提,就必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也是污染排放减量化的前提。如果我们的技术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我们就可以提高煤矿,石油等资源的开采水平,就能有效控制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可以拓展资源的用途,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也可以拓深资源的使用,使得资源可以循环利用。有了技术的保证,对于污染企业的污染气体,污染水的排放,我们可以采取更先进的方法把污染减少到最少限度。有了技术的保证,我们可以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将污染尽可能地在生产企业内进行处理,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污染控制在一个小区域内,对污染的控制作了更多的关卡,对污染物作了更多的过滤,甚至可以做到零污染排放。有了技术的保证,我们就可以对生产和生活用过的废旧产品进行全面回收,可以重复利用的废弃物通过技术处理进行无限次的循环利用。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初次资源的开采,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造成污染的废弃物的排放。而对于企业无法处理的废弃物,我们将实行集中回收,将污染的区或尽量减到最少,使污染源得到有效的控制。
5.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表现为严重的法律滞后。现行环保法律的立法观念还局限于“污染治理”的思维模式上,对于废物的回收利用认识含糊,执行居于从属次要位置,这和循环经济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要发展循环经济,国家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循环经济的开展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也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明确发展方向。加大对循环经济的宏观指导,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有着很大的调整空间。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扶持农业产业的发展,适当限制工业的发展,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关的法规必须做到从宏观上调整工业的发展方向。对于有特大污染的企业,如煤矿,水泥以及其它相关的化工企业等,我们要限制其发展,或者要延长其生产的深度,如对相关的污染企业的生产条件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企业产生的废气,废水等的排放要提高衡量标准。对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一律不得从事生产。同时,要制定高耗能、高耗水行业市场准入标准,完善主要用能设备能效标准和重点用水行业取水定额标准,组织修订主要耗能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建立强制性产品能效标识和再生利用品标识制度,制订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与之同时,我们必须加强执法的力度和频率。严格监控企业的执行程序,生产动向以及执行成效,做到确保相关法规,政策的落实。
关键词：区域经济；共同富裕；少数民族；重要性
少数民族和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事业，是一直以来着重强调并重视的民族理论的政策原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国家里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同时也是我国实现各个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根本的有效途径。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
1.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建设是实现我国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我们都知道科学技术决定着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水平低下、文化教育落后、高技术人才的匮乏也从客观上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对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也起到了制约作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也受到了影响。由此可见只要一步步解决这些制约因素，从教育文化、人才引进、科学技术这些方面加以改善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民族区域内的教育水平，引进人才，培养高科技人才，民族区域经济必定能快速的发展起来。同时不断的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使人民共同进步，为实现国家的共同繁荣富强创造良好的条件。
2.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既能给民族经济带来利益，又能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根本利益，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建设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族区域人民的热情参与与支持，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优势资源的重要作用，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林业、畜牧业等是少数民族区域中重要的经济构成，同时也是我国国民经济中重要的构成部分。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相比东部来说区域经济发展迟缓。在西部地区中，一些城市的经济由于交通便利的条件发展的相对较快，但是大部分农村经济的发展则相对缓慢，城乡贫富差距较大。这些差距的存在虽然是历史的、现在的以及未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的，但是我国需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需要实现共同富裕。
由此可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事业的发展是是缩小区域发展之间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同时也有益于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从根本上加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进度。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不仅代表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更代表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从目前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处于滞后的原因是由多方面构成的，例如：教育文化事业的落后，人才综合素质的低下，投资的力度不够，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这些都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教育、人才、科技比喻为三辆马车，共同拉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事实上，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也面临着这样相同的问题，人才匮乏严重，科技技术的投入不到位，劳动力低下。由此可见，要想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教育、人才、科技是缺一不可的。同样，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到来的今天，也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人才、科技这三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然而，经济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世界一体化，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经济水平低下。在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由于存在自然和历史的因素，导致民族区域经济与内地经济水平上的差距逐渐拉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均消费、人均GDP、人均收入等水平均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
2.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观念相对陈旧，社会文化心理较低。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贫民群体里，有一大部分人的思想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都处在一个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状态中，并且带有严重的封建色彩与小农意识，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形成了思维定式，不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和新的社会观念。
3.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经济基础的落后，同样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条件差、区域内人少地多、生态环境脆弱等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中面临的难题。近些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投入了较大资金，但是有一些基础设施上仍然相对落后，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差。虽然国家对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及财力，但是投入和产出的价值比仍然较低。同时农民通过劳作生产出来的物资运送不出去也是一个较大的问题。
4.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些基础设施的落后主要体现在交通和通讯方面，民族地区通讯线路少、通讯质量低下、导致整体通讯能力差，这是少数民族地区进出建设滞后的重要体现，通讯设施的建设急需完善。
三、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1.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根本是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首要任务是加强生态农业的建设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在生态环境治理上要加强退耕还林、建设天然保护林，植树造林，减少地质灾害、沙化等造成的环境问题。加强农田水利、乡村公路、房屋改造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抵抗自然环境灾害的能力。我们只有从这些方面着手改善，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转换为有利条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温饱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条件，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环境。
2.加强人才培养计划，解决人才匮乏的难题。
人才的匮乏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只有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投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在人才发展上，我们不仅要引进优秀外来人才，同时也要从提高本地文化教育水平，对当地居民提供良好的文化教育，加强培养区域内居民的综合文化素养，培养优秀的当地人才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同时，在文化资金方面的投入要加大，并且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来留住人才，发挥人才效用的最大化。
3.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强体质改革
资源开采加工问题和农产品流通体制问题一直是少数民族区域经济体存在的主要问题。资源优势一直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最大优势，然而资源开采加工体制的主要问题体现在这些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和资源的优势没有办法与区经济优势和利益优势相转化的矛盾问题。由于资源国有体制对资源的所有权、购销权、深加工权、开采权这些主要的资源品种采取直接或者间接的计划控制，从而造成了资源所在地失去了这一大优势。
4.强化优势产业建设，加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加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各种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不仅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优势也为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族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能源、矿业、农业、旅游业等优势产业。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地理优势，加快经济贸易的往来，实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互通，促进民族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除此之外，民族地区还具有丰富的人文优势，比如民区传统、地域因素、特色文化等优势。这些人文优势也是提高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少数民族地区所具有的人文社会优势，一方面是有利于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优势另一方面有利于创造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积累低消费的社会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1]温军.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一、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
主要表现在墨江县缺乏大企业、大集团，没有形成特色支柱产业，企业产品缺乏竞争力。拳头产品少，产业链较短，带动效应不突出；县域经济中小企业经营规模较小、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产品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低，从经营规模、资产规模、整体实力上与先进地区差距较大，企业往往经不起原材料或产品价格的波动，有的产品能耗高，达不到国家环保标准，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增加了企业自身经营的风险，更难以获得银行资金的青睐。比如：墨江规模企业中的“森鑫达水泥建材”，生产工艺仍为“立窑”技术，属高能耗受限行业；“兴华矿业”冶炼成本过高，价格倒挂无法正常生产；“沪森木业”因原材料不足，生产受到限制。
（二）资金需求不符合金融机构贷款准入条件
墨江县目前共储备项目30项，总融资需求22.29亿元，资金需求量非常大，但一些交通类融资项目、水利类融资项目、市政建设工程项目所属部门是行政管理单位，承贷主体不明确或贷款主体不符合条件、所能提供的资产抵押担保不足等原因，不符合金融机构贷款的准入条件，项目无法获得支持。
（三）存贷比较低使资金未能发挥效益
目前，国有银行将授信审批权限集中到市级、省级行。这种管理方式导致因审批时间延长而流失一些优质客户，也制约了县域信贷投入。从近两年来墨江县金融运行情况看，新增存款转化为本地贷款的总量虽有所增长，但与县域经济增长对资金巨大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2012年存款余额为40.69亿元；贷款余额为22.2亿元，2012年存贷比为55%，2007年至2012年存贷比基本一致，2012年资金闲置约18亿元，存贷比例过低，资金未能充分发挥效益。
（四）资金与项目不匹配及信息不对称影响银企合作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多采取“一盘棋”管理模式，需要靠项目争取指标，也造成银行缺乏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服务的动力。墨江县属欠发达县域，项目难以挤入“中央、省、市”的盘子，或县域商业银行管辖行对地方项目、企业信息的不了解，影响对县域实体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县域商业银行有限的信贷资金往往流向预期明确、信贷风险小、期限长，投放集中，管理方便，收益稳定的一些领域，使得县域有待扶持的一些新兴发展的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资金支持。另外，银行自身注重风险管理，在信贷资金较紧时，信贷门槛更为提高，中小微企业由于资产规模较小、不动产少、缺乏土地、房产这类硬抵押物，获得信贷支持的难度增大。
（五）融资渠道单一和信贷产品创新难满足县域经济需求
目前，县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受银行体制、管理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基层银行的创新动力较弱，对上级行经营管理更多的是被动执行，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开拓适合县域经济实际的金融产品意识不够。面对“三农”和中小企业巨大的资金需求，金融机构无论在投放贷款总量上，还是在金融产品上，都难以满足县域经济发展需要。企业普遍反映，现有银行贷款大多是流动资金贷款，缺少对技术改造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
（六）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服务缺位之间存在矛盾
在各级政府引导下，当地农民积极发展茶叶、橡胶、烤烟、紫胶等产业，收入以较快速度增长，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必然产生多样化需求，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撤并致使目前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位，虽然政府、金融部门作了不少努力，全县已实现了所有乡镇金融机构设置的全覆盖，但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只能做到限时服务，无法满足农民群众金融服务需求，在许多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民一笔存、取款业务通常需要到离家数十公里远的乡镇甚至县里外的金融机构去办理，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对策
（一）立足核心产业，培育中小企业，增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
建议围绕墨江县“农业稳县、工业富县、文化活县、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引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实力、有前景的大企业、好企业，围绕核心企业提供加工和服务，拉长产业链、贸易链、供应链，发挥特色产业的带动效应，增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关键要培育，关注信誉好、发展快、合作对象强的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银行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要做到“懂你”，研究企业交易的对象，交易的真实性，研究行业规律、成长周期、治理结构，帮助企业发展，做其长期业务伙伴，根据其需要设计产品，服务上突出简洁高效，注重风险防范。
（二）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县域经济建设资金需求
结合不同的项目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融资的渠道和方式是融资的核心内容，融资渠道主要有：金融渠道融资，财政渠道融资（比如：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土地渠道融资（比如：利用土地储备和管理政策，搞好土地资源的经营和租赁，利用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联营入股、租赁、抵押等方式取得收入，参与经营、吸纳投资，融通信贷资金。），信用担保渠道融资（通过担保业务，为融资拓宽渠道，促进银政合作贷款融资、银农合作融资）以及其他渠道融资（比如：BOT融资，特殊经营权融资），我们应充分运用融资渠道来满足县域经济建设资金需求。
（三）增强银行经营活力，创新适合县域经济融资要求的金融产品
统一的信贷管理模式和标准并不适应银行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各金融机构要强化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牢牢把握自身发展和支持地方经济的契合点，在积极贯彻央行货币政策的同时，牢固树立服务地方经济就是壮大自我的意识，积极向上争取资源，加大对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建设项目支持，努力争取贷款规模，增加信贷投放总量。并根据欠发达县域经济结构的特点，在贷款方式、抵押担保方面寻求突破，开发新产品，形成特色化服务、多样化服务。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要有创新举措，比如：通过政府、银行、税务、工商、行业协会、商会联合对中小企业市场板块进行分类，批发性授信，减少成本；通过对中小企业的调查研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权利质押、动产融资、无抵押信用放款，为中小企业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尽可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环节，简化贷款手续，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增强基层分支机构的盈利能力和服务当地的经济活力，使信贷改革创新更符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切实提高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服务水平。
（四）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促进项目需求与信贷资金的有效对接
通过搭建银政企互惠合作平台，加强县域经济和金融信息的双向交流。一方面向辖内金融机构提供经济信息，包括资金需求信息、生产经营信息、市场供求信息，另一方面向县有关经济主管部门传导金融政策、金融产品和金融信息，协调化解贷款难、难贷款问题的症结，为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提供有效服务。比如：农业发展银行业务有所拓展，信贷支持内容范围扩大，除粮食流通企业信贷支持外，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流通体系给予信贷资金支持（包括路网、水网、电力建设、酒业、渔业等行业），但政策性银行准入条件较严，项目逐级审批，以项目增规模。一旦项目能形成有效对接，对地方支持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又如邮政储蓄银行其信贷资金全市统筹，可用信贷资金较为宽裕，2013年，墨江县邮政储蓄银行已争取小额担保抵押贷款规模1559户，可贷金额7795万元，可用于中小微企业信贷资金规模大致有2000万元，一旦上述信贷资金能有效对接并投入，一方面可对地方经济形成有效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原承担小额抵押贷款的信用社可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其他需要支持的项目。所以，要有效疏通金融部门与经济主体的连接渠道，搭建互信、互利、互助的良好合作关系。
（五）大力推进信用体系，加强信用环境建设
进一步加强信用宣传教育和信用工程体系建设的宣传力度，树立诚信是生存之魂、经营是成败之根的理念，增强群众和企业的信用观念。进一步加强非银行信用信息采集力度，各相关部门做好协调和配合，支持信息采集，持续提高征信工作建设水平，为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严厉打击破坏金融秩序、骗取银行信贷、恶意逃废债务的行为，努力为金融运行安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我国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
走绿色发展道路正在形成党内外共识。在这样的共识下，很多企业、地区都喊出了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口号，但对于其发展理念和体系思路还存在着理解上的偏差，对于绿色发展的实践指向还处于摸索阶段。首先是将绿色发展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有的地方政府认为，绿色发展就是摒弃经济发展的理念，把绿色发展同提高GDP对立起来。这使得政府尤其是后发地区政府认为，绿色发展是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桎梏，有些地方甚至提出：“发达地区走原有的工业之路发展起来，现在轮到我们要发展，又谈什么绿色发展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关于发展本质的错误理解使得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广遇到了情绪上的抵制和操作中的困难。
其次，绿色发展道路现阶段还多存在于理论的探讨中，实践中国家和地方还没有形成具有实际操作和时间步骤的绿色发展战略规划。要使绿色发展真正能够融入生产、生活实践中，就需要制定纲要性的绿色发展战略和可操作性的绿色发展规划。通过政策引领、法律保障、科技推动、社会扩散进行彻底性的绿色化革命。
第三，当前我国绿色发展的法制环境建设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的立法理念与实践存在着脱节，绿色发展尚未完全成为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还需要不断地加强完善；环境保护法的司法和执法面临着重重困境，环境司法时间效果有限，环境执法面临困境。
最后，绿色发展道路缺乏制度保障。由于多年实行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目前现有的许多政策制度都是基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所制定的，这些政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发展道路的实施，如何通过改革的方式解决绿色发展同现有经济、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将不适应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的相关政策通过制度约束的方式加以转变和改进，从而保障绿色发展道路的可行顺畅，还需要相关部门积极探索。
二、开创中国绿色发展的新道路
1.确立绿色发展战略和规划
只有将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绿色发展内容具体化，才能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建设。要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在我国绿色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结合相关方面的制度创新，以机构的改革和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点，重点解决当前我国由发展部门主管经济、环保部门管理污染这种部门分权管理的局面，从体制上大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多元化的环保机制的建立。
2.构建绿色创新体系
著名环保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说过：“最环保的国家往往是最创新的国家”。党的十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同时又着力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指出要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道路的抓手就是要构建绿色发展创新体系。由于绿色发展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是对传统的科学范式的颠覆，其创新模式也要求符合可持续、低能耗、低污染的要求，是需要内生出以当前绿色科技为内核的科学范式的，因此，绿色发展道路给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新的创新范式又会给绿色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投资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对创新的投入，要着眼于资源节约方向，而不是和西方一样的劳动力节约方向。这正是一系列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新的增长模式。”进一步来说，中国的绿色发展应当建立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创新体系。要推进绿色技术的扩散，将环境因素引入技术研发过程中、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企业同科研机构的绿色科技联合，完善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制度，积极投入国际竞争，突破绿色技术壁垒。
3.完善绿色发展政策保障
完善绿色法律法规建设。我们要借鉴国际上绿色发展较好的国家的立法经验，引进先进的绿色发展方面的立法手段和技术，加快履行国际条约的国内立法过程。除了和国际接轨之外，还应当将绿色发展的理念纳入到国内法律体系当中，将绿色发展的相关要求与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法律和其他相关法律相结合，促进国内法律的绿色化。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渠道，在金融改革发展中引入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真正的生态金融政策环境，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金融增长模式，利用金融制度的融资作用，将资金有目的地向着绿色发展的相关产业倾斜，为绿色发展的新模式提供有效的金融政策服务，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制度的激励作用，将个人、企业的发展愿景同社会的发展目标协调统一起来。
4.培育绿色发展社会氛围
关键词:云南贫困民族；农村地区；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因素
一、云南贫困民族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现状
（一）对教师专业发展认识不够
云南贫困民族农村师资专业发展总体是比较滞后的，长期以来严重阻碍了云南农村教育的发展。这种滞后，既表现在师德素养上，也表现在业务素质上。在一些贫困民族农村中学，教师中接受过全日制本科教育的寥寥无几，大部分还是中等师范毕业，接受过专科教育的几乎没有。云南贫困民族农村小学教师队伍中，代课教师的比例较高，由于代课教师的起点低，人数多、来源渠道多、文化水平低，有的没有受过师范教育，再加上贫困民族农村图书少、信息闭塞，教师的业务水平很难有保障，年复一年云南贫困民族农村地区的教育就步入了恶性循环。
（二）掺水文凭、教非所学使农村教师专业水平低
为了提高贫困民族农村师资水平，云南广大农村教师积极参加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的进修函授、自考和“三沟通”等学历教育，虽然相当一部分教师教学相长，学到了高一层次的知识，但确有一些浑水摸鱼者，如中师函授集体报名，开卷考试、人人过关，个个拿证，一下子将村级学校80%以上的教师学历提高了一个层次。近些年来，上级对中小学教师又提出高一个学历层次的要求。于是，云南的各级各类大学办到了家门口，个个交费，集体办班、部门发证，变相集体买卖文凭。群众评价说，“正牌军”驻城、“杂牌军”进镇，“土八路”下村。形象描绘了城、镇、村教师三个层次的学历达标与能力达标存在的较大落差。造成“教非所学”现象相当普遍。
（三）教师流失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在人才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经济落后地区本来就脆弱的优秀师资队伍，还在向大中城市、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受财政经济状况的限制，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很难吸引高层次优秀人才去从教。这样导致云南贫困民族农村教师大量流失，云南有些村小学只剩下一个“留守”教师。在目前的教育环境、经济待遇和职位现状条件下，随着入世后行业利益的变化或加剧，一批高职位、高回报岗位的产业，在利益的驱动下必将引发贫困民族农村教师尤其是农村优秀教师流向其他行业，这是云南贫困民族农村教师队伍受到的最大挑战，严重地影响了农村教师队伍专业化的发展。
二、影响云南贫困民族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
（一）自然环境因素
由于云南贫困民族农村地区历史形成的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偏远闭塞的地理位
置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人口文化素质差和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多数地区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刀耕火种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几乎没有自由发展的能力，其贫困是不言而喻的，贫困制约了人们实现教育的需求能力，而缺少教育使人们继续着落后的生产方式，继续着封闭的思想，这种落后的生活，封闭的思想又阻碍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这些地区教师与外界联系较少，交流机会少，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极深，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安于现状，较为重视短期效益问题，教师的知识面相对狭窄，对教师专业发展非常不利。
（二）经济因素
没有资金，一些学校甚至没有办法提供基本的办学条件，教师仍然在破旧的庙宇、濒临倒塌的危房中上课，许多教学中应该使用的教学设备、仪器、图书资料少得可怜，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部分山村小学，尽管接受了社会的各种援助，有了计算机、电视机等教学设备，但是，山区供电不足，根本没有办法使用，这些设备就成了一种摆设。
（三）教师的教育观念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师长期生活在交通比较闭塞、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教师接受教育观念的机会不多，许多新学生观、教学观、师生观没有听说过，更无从理解和应用。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及时转变教育观念，认识、吸收和培养现代教育观念，树立新的教学观、学生观、师生观和课程观，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实施新课程，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四）教师的知识水平
这里的“知识”既包括教师的学科知识，也包括其他相关学科知识和一些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民族农村地区教师选择参加函授、自学考试作为提高自己学历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成为教师提高自身知识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随着新课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开展和实施，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知识水平逐步凸现为影响这次课程改革的关键因素和主要障碍。
（五）管理制度
许多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育管理制度十分不健全，没有合理的奖惩制度、考核制度，对教师教育工作的管理全凭经验、靠个人情感，不能有效的实施学校科学管理，教师的工作热情、教学积极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负面影响。
三、促进云南贫困民族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对策
（一）改善教师专业发展的环境
国家应对贫困民族农村教育继续实行较大的财政倾斜,加大对贫困民族农村地区的教师资金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贫困民族农村教师工资保障机制,缩小城乡教师之间收入的差距。在现有的财力下,国家可以根据东部、中部、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师工资分担比例，建立相应的监督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民族农村教师工资待遇偏低问题。为贫困民族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保障。
（二）师范教育改革要关注农村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
“当前,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对教育更多更高的要求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是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①各级师范院校、特别是地方师范院校要认清形势,针对当前贫困民族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实际需要,调整师范教育功能定位,变一次性教育为终身教育,建立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开放式教育体系,为农村教师接受正规的教师专业教育提供广泛的机会，以信息化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三）贫困民族农村教师要强化专业自主发展意识
“教师的生命是从教师职业开始的,教师在自己的职业中和工作要求中寻找生活的满足。因此,教师必须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发展和进修同自己的职业紧密地联系起来。”教师的生活实践与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可能独立于教师的生活实践。农村教师要有专业自主发展的勇气和意识,积极投身于农村教育教学改革,在实践中提升专业生命。
（四）积极参加校本培训,促进个体专业成长
由于农村各地区各学校发展水平的差异,农村学校需要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的校本培训模式,使农村中小学校不仅仅成为培养学生的场所,更应该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主要环境和重要基地、成为师生共同发展的家园。农村教师要立足于学校和教学实践,在教、学、研一体化中主动参与,不断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从而历练自身、不断自主发展。
（五）完善农村教师管理制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政府要建立农村教师合理输入与补充机制。国家和地方要通过优惠政策,包括一定的强制措施,有效地吸引和鼓励城市、城镇教师到农村任教,促进教师向农村地区的流动,保证一定数量的新教师或优秀大学毕业生补充农村教师队伍。此外，贫困民族农村学校应结合本校教育教学实际，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为原则，制定科学、多元化的评价体制，既鼓励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又注重教师参加培训后运用新知识或新技能改进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既大力支持教师的教学科研，又重视对教师的激励和指导，使教师始终保持不断的探究教学实践问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既注重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和家长对教师的评价，也重视教师的自我评价，从而激发贫困民族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主体意识，发挥教师在专业发展中的主体意识作用。②
注释：
关键词：现代科技；二难困境；理性；责任主体
一、现代科技发展凸显的二难困境
科学技术是人类进步的产物，也是人类在改造世界行动的外化形式。它从产生之日起，就以其特有的威力不断地为人类谋取福利。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它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现代文明的组成要素和内在的原动力。然而，人类获得的科技进步，实质上是以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资源、甚至是以人类自身的生命健康为惨痛代价的，人类社会持续进步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科学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日新月异、幸福舒适的生活的过程，也是人在安逸的生活中逐渐与人自己类本质异化的过程，是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逐渐紧张的过程。现代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双重效应，让人们在做出科技发展决策和评价科技发展成果时陷入了二难困境。
二、二难困境背后的实质
（一）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指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源于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紧张和对立。韦伯认为，所谓工具合理性行动，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是排除价值判断或价值中立的行动，是非理性的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是指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性的价值，而不顾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的行动，是引入价值判断的行动。对价值合理性行动来说，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是重点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至于行动可能会引出什么后果，则不会加以关注。
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现代生活两难处境的根源，由此伴随而来的人的两难处境贯穿在经济、法律、政治各个社会生活领域里，统摄了整个社会生活。从形式合理性角度看事物必然引出实质非理性，从实质合理性角度看事物必然引出形式非理性的结果，这就使现代人在面对生活做出抉择是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那两种合理性之间的冲突也仅仅是抽象的理想概念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
（二）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韦伯心里，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并非绝对对立，它们彼此互为前提地共存于同一事物之中，是同一事物属性的不同方面。工具合理性以透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专注功能而排斥价值理想，在这里人通过服从理性而旨在控制外在世界。价值合理性行动，以满足主观信仰的要求为行动目标，重理想而牺牲理智，缺乏达到目标的手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对于人这个既有情感又需要理智的存在物来说，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
（三）现代科技发展突出问题是工具合理性过分张扬与价值合理性缺失的结果
如上所述，一个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能以价值合理性为动力，以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辩证统一地完美地结合起来。然而，现代社会使人难以在获取工具合理性行动的同时又服从价值理性，在这二难抉择中，现代人张扬了工具合理性而忽视了价值合理性，这一绝对化的行动必然导致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在工具合理性行动指引下，现代社会将人的生存目的、社会责任和人类命运问题置之度外。一方面，片面强调工具合理性、逻辑性和规律性的重要性，强调操作系统的客观有效性，忽视人性、尊严和人的价值合理性，从而导致了人的普遍物化和畸形发展，导致了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工具合理性对于功利化、技术化的追求，对于物欲、占有性的强调，导致人对自然的奴役意识，是人类在征服自然中忽视这自然固有的生态系统的本性和规律，造成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三、解决二难困境的根本立足点----作为责任主体的人
（一）作为责任主体的"人"
对于如何解决二难困境的问题，既需要形式上的方法，又需要实质上的内在信念作支撑。如论如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评价和做选择的根本立足点。在此，笔者将其定位为作为责任主体的"人"。第一，作为具有类本质特性的"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无论科技如何发展，都要使人能够在遵守社会规范的前提下，真正使人在社会发展中能自由全面的发展，保证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格的完满性和完善性。第二，作为人类一员的"人"。人具有社会属性，个人的生存发展始终与他人、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科技的发展不仅要关注个人，也要保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同步发展，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同时更不能因为个人的发展危害到他人或整个人类的利益。第三，作为自然界一员的"人"。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者，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处于统一个系统之中，人与自然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以上三点，第一点是处理人与自己的关系，保障人的自由自觉发展，维护人之为人的类本质属性，是"点"的开始。第二点是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保障人类共同发展，是"点"在横向上的延展。第三点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发展，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根本上是保证人的持续性发展，是"点"在纵向上的延伸。作为主体的人必须在行动决策前、行动中以及做出事实的评价时必须考虑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作为 "责任"主体的人的确立
1、实现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辩证统一
工具合理性片面强调逻辑性和规律性的重要性，强调实用性和有效性，剥夺了个人主体性、意志自由和创造性，把人的生存目的、社会责任排斥在理性之外，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终极关怀。价值合理性注重对目的本身的合理性进行反思，从人的价值、利益等方面考察合理与否，重视终极价值，而忽视实现的手段。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的。正是她们的内在辩证统一，才能构成人的完整本质。对人的存在来说，无论是单纯的工具理性还是单纯的价值理性，都无法唯一地规定或实现人的全面本质。因此，既要注重实用性、功利性又要实现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的全面发展。
2、作为"责任"主体的确立
为了弥合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之间的冲突，作为主体的人必须按照须按照责任伦理行动，确立自己的责任意识。责任伦理使工具合理性具有伦理意义，使工具合理性的认识对实践的价值判断发生影响，成为实践主体形成独立人格的依据，从而通过工具合理性认识，使行动与道德责任相联，自觉地过着既是合理性的又是符合道德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人一方面要忠实于自己，要有不屈服外在强制的坚强意志，把自己既定的价值作为参照决定行动的取向，本着对自己选择负责任的态度果敢的行动。
通过责任伦理的实现，力求使价值合理性的观念通过工具合理性行动落实到责任伦理上，完成独立人格对社会历史的自觉意识。面对现代科技发展带给人们的二难困境，人们在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策略和进行科学技术发展成果评价时，既要注重科学技术的实用性、功利性又要实现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投入；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7-0057-05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促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06JA880058)阶段成果。
传统教育经济学研究认为，教育是一种投资，发展教育旨在全面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教育治贫”。因此，目前的研究多以此为依据，坚持认为如果要促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就应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依靠教育提供的智力支持摆脱贫困现状。为此，贫困地区政府为早日脱贫，尽管财力严重不足，还是倾全力发展教育，甚至负债累累也在所不惜。
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贫困地区在大量投入教育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因此有效改变贫困的面貌。因创立人力资本理论而奠定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舒尔茨（Schultz）也承认：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的农业增长并不是依靠农民所获得的能力，有很多国家“向农民的教育投资量增加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效益”[1]。也就是说，“把教育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2]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这个条件根据各个地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不同。以西南地区为例，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公布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西南地区除外共有201个（其中广西28个，重庆14个，四川36个，贵州50个，云南73个），占全国重点扶贫县总数的33.95%。①至今，这些持续增加教育投入的贫困地区无一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在东部经济率先起飞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就成了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县级单位――国家级贫困县，其教育与经济的发展状况对我国整体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我们对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个案调研主要在四川省万源市（县级市）和重庆市城口县②进行，选点的依据主要有三：第一，两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且处于西南地区，样本的代表性较强；第二，近几年国家、社会等对两县教育比较重视，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两县的教育发展；第三，可以通过两县近几年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教育对贫困县经济的贡献作用，针对西南地区贫困县的具体情况寻求适宜对策。
一、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状况
1.贫困县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教育支出比例偏大
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3月的《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公报》显示，西部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305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比重为5.7%；西部地区的低收入人口为2,396万，占该地区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0.5%。[3]与此同时，国家级县同全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相比，差距更大，不仅绝对贫困的发生率高，而且相对贫困、贫困深度问题严重。如2004年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1,582元和1,392元，分别占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936元的53.9%和人均支出2,185元的63.7%。[4]由于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贫困县无力增加投入以改善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基础社会服务的低水平状态，形成恶性循环。
国家级贫困县各级财政收支缺口、负债问题突出，债务形成时间跨度长，仅依靠地方财政难以解决。如万源市2002年财政预算内收入为 3,704万元，而财政预算内支出却达到了18,100万元，其中教育支出为4,299.5万元，仅教育支出这一项，将该县财政预算收入全部投入，还要缺595.5万元，更不用说其他支出了。从2002年至2006年，虽然财政预算内收入有一定的增加，但仍难以超过财政预算内支出的增长速度，也难以超过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见表1）。又如城口县2002年财政预算内收入为3,121万元，而财政预算内支出却是21,280万元，缺口为18,159万元，而后2003年缺口为18,267万元，2004年缺口为23,489万元，2005年缺口为24,060万元，2006年缺口为34,927万元，该县从2002年至2006年财政缺口越来越大，虽然给予大量的资金补贴，但本县经济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虽然万源市和城口县的经济比较落后，但两县对教育都十分重视，教育支出在一般预算中的支出占了较大的比例。例如经济比较发达的重庆市沙坪坝区，2005年一般预算支出是149,029万元，教育支出是15,683万元，教育支出在一般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10.52%。而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城口县，同年一般预算支出是3,1261万元，教育支出是5,099万元，教育支出在一般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16.31%；万源市更是达到了22.02%。（见表2）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贫困县对教育的投入比比经济发达的区县和经济发展一般的区县要普遍高一些。在这种教育投资环境下，一方面，贫困地区对于其它如基本建设的支出和卫生的支出就要低一些，这样会拖慢它们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贫困县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而用于发展本县的物质基础就会变得更加薄弱，难以吸引人才促进本县经济的快速发展。
2.贫困县教育投入方向与当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市场需求不一致
由于国家政策的有利倾斜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西南地区贫困县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发展了一些新兴产业，为劳动者就业增加了新的门路。但由于这些新兴的物质生产部门和新的经济活动领域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熟练劳动力，在当地劳动力素质结构与技术结构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如下现象：一方面政府对本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投入，培养了许多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又有许多部门或产业找不到自己所需要人才，形成结构性失业问题。例如，2005年城口县的三大产业实现增加值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5,112万元；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0,612万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5,417万元，三大产业比重为24.8∶40.2∶35.0，可以看出城口县工业快速发展的初始阶段开始起步。（见表3）第二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性人才和熟练劳动力，而教育投入所培养的人力资本由于政策导向和盲目投资等原因，不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施因时因地而制宜的教育投入措施，很难适应新的工业发展需求。该县工业发展由于教育投入方向的偏差而得不到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工业基本依赖对地方资源的开采利用，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工业，企业规模偏小，主要着眼于区域内的竞争，企业赢利能力不强。大规模、系统化的工业投资尚未出现，基本上处于依据对本地特有资源的偶发性投资阶段。一旦资源优势消失，工业化进程就有可能受阻。
3.贫困县教育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不对称
在贫困地区，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本地政府在教育上大量投入经费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因此有效改变贫困的面貌。这说明贫困地区政府的教育投入策略仍然存在不合理性，教育投入、教育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强。在四川省万源市，从2002年至2006年，本级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分别为6,190万元，6,232.2万元，6,941万元，7,685.9万元，11,900.2万元，呈现快速递增的趋势；而本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从2002年至2006年分别为170,697万元，194,313万元，241,036万元，285,069万元，332,600万元，(见表3)本县对教育的经费投入与本县经济增长百分比没有形成对称发展（见图1）。
我们通过进一步调查城口县、万源市近5年的人均GDP等情况，并与全国和重庆市人均GDP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政府对贫困县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投入，但贫困县的经济状况近5年来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仍然偏低。例如2004年，万源市人均GDP为5,291元，比达州市平均水平少3,29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少5,270元；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9元，比达州市平均水平少71元，仅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的56%。又如2005年人均生产总值最低的城口县为5,253元，而所在的重庆市却达到了9,727元，两者相差4,495元；当年的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为13,926元，两者相差8,673元，连全国的人均生产总值的一半也没有达到。我们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并与全国、重庆市人均水平差异较大，且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大量的教育经费投入没有达到相称的经济增长效果。（见表4）
4.贫困县教育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不对称
教育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而贫困县具有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不完全一致的特点。贫困县孩子们身上的教育支出由父母所提供，子女以后接受高等教育再参加工作会离开贫困县，而父母却依然留在原地。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贫困县教育投资的成本仍在贫困县，收益却在发达的城市地区，从而出现了贫困县教育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不对称性，也可以说贫困县的教育产生了对城市经济发展而言的正外部性。
针对此问题，我们对城口县和万源市进行了调查，并与重庆市经济比较发达的沙坪坝区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沙坪坝区的非普通中学和小学阶段的学校数和在校生人数相对来说比例大一些，而两贫困县的学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学和小学两个阶段。例如重庆市经济较发达的沙坪坝区集中了重庆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它的在校生数为210,235人，属于非普通中学和小学阶段的就有119,022人，比例为56.6%，而属于贫困县的城口县，它的在校生数为35,713人，可是非普通中学和小学阶段的在校生数却只有3,576人，比例为10.01%。（见表5）这就说明贫困县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上，而在这一阶段的教育投入，在“以县为主”的政策下，本县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一阶段是属于教育的投入阶段。而到了教育的产出阶段，例如到了高等教育阶段，贫困地区的人才却带走了属于自己本县的生产总值到外地求学，然后在城市工作，实际上是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作为这些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国家级贫困县，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大大减缓了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速度。
二、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思考
1.优先发展经济，为教育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创造条件
拉格纳•纳克斯曾得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国穷是因为它穷”[5]，同时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地区教育发展和提升的基本物质保证。通过对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与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教育先行”策略在本地区现阶段行不通，而优先发展西南地区经济,增加其人均收入，才是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当务之急。只有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增强他们供养子女受教育的能力，从而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提升中等教育的程度，扩展高等教育的范围，使贫困县人力资源向更高层次发展。其次，通过发展西南地区经济，有助于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从而可以提高西南地区财政对教育的经费拨款。另外，由于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财政困难，其财政支出绝大部分抵消于发工资等项目上,而用于改善校舍建设、教学科研设备等基础设施的支出严重不足，有限的财力不能提供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致使许多科研人员无用武之地。因此，我们要因地制宜，在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经济起飞阶段优先发展经济（起点①），用经济发展带动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阶段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拐点A），能够为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后，再优先发展教育（起点②），依靠教育培养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丰富的社会资本通过生产功能和配置功能促进经济发展（阶段Ⅱ）；在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都达到一定的高度后（拐点B），由于“追赶效应”的作用，经济和教育很难大幅度提高，这时要“双管齐下”，集中精力把自己的特色经济和特色文化做大做强，形成以特色产业为龙头的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圈，从而带动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发展。（阶段Ⅲ）通过在三个不同阶段采取三种不同策略，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三方共赢”(见图2、图3)。
2.依托邻近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开展校地合作
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同时，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还可和附近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人才和科研优势，而这又是贫困地区所稀缺的。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有丰富的资源，但走不出来，变不成商品，没有经济效益，专家走进贫困地区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当地资源，并介绍有志于贫困地区农产品开发的公司到贫困地区兴办企业，化贫困地区资源优势为名特优产品优势，有效推动了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同时，学校又可以贫困地区为“实验基地”，坚持科研、教学、推广三结合，面向农村、服务农民、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质量科技、教育人才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例如，西南大学在三峡库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建设的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通过开展“一院一镇一部门”产、学、研对接，转化科研成果，培植和引进龙头企业，以高校+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在石柱县实施了粮油制种、中药材产业、养蜂产业、畜牧产业、特色蔬菜产业和蚕桑产业。根据石柱特色资源优势，在黄连综合开发利用、辣椒精深加工、莼菜加工、高山冷水鱼养殖、高效生态蚕桑、中草药系列配方饲料等方面以西南大学科技作支撑，培植当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植专业大户，利用企业、大户带动产业的发展。同时又把石柱县建成西南大学教学、科研、实验实习基地，实现地方、学校双赢，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石柱模式”。
实践证明，校地合作是实现产学研相结合的一种有效形式，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贫困县增收的良好平台，有助于推动贫困县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提升竞争力，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3.建立“奖偿并进”的教育投资激励机制
由于城市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城市比农村对人力资本有更大的吸引力。正是因为这种更大的吸引力导致西南地区贫困县人力资本流失严重，形成了贫困县教育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不对称性的不良后果。我们可以根据贫困县人力资本流失途径，考虑对贫困县流失的人力资本进行补偿。由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贫困县家庭（或父母）对其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同时，社会（或国家）也部分地获得了私人教育投资所带来的益处，如增进社会文明程度、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工作效率等。因此政府应对教育投资主体进行奖励和补偿，建立“奖偿并进”的激励机制。如国家可给予当地政府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以作为对地方经济的补偿；政府还可以给予考上大学的贫困县子女家庭一定的经济奖励或免费为其父母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等。这样不仅会有助于东西部区域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还可以激发了当地政府及贫困县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对于已经转移到发达地区的贫困县人力资本，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交纳一部分资金或税款，用于补偿贫困县人力资本的流失；或可以为贫困县提供技术支持和物质补偿等。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偿因贫困县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流失对贫困县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4.加强贫困县职业教育，重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与教育问题
在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现阶段大力发展正规教育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职业教育或“在干中学”则为另一个重要途径。贫困县的正规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贫困县的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在很大程度能够有机统一，因为贫困县的职业教育主要是进行各种生产和生活技能培训，而这种技能是可以直接应用于贫困县的日常工作中，如各种养殖技术、园林园艺等。这种教育由于其受益在贫困县，能够直接增加贫困县家庭的收入，因此他们也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但是我国很多地方的贫困县，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职业教育机会，或者提供的职业教育不切合实际。因此，发展与西南贫困地区市场需求相一致的职业教育，不仅可以提高贫困地区经济的生产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培养的相关技术人才有针对性地从事一些与贫困县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形成良性循环。
同时，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有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而少数民族众多是其人文环境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据统计,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公布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西南地区除外共有201个，占全国重点扶贫县总数的33.95%，而这些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就有59个，占29.3%。[6] 其中，四川36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20个民族贫困县；28个省级贫困县中，民族贫困县有10个。四川的30个民族贫困县占64个贫困县的47%，占50个少数民族县的60%，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覆盖面之广可见一斑。[7]因此，重视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对于整体提高该地区整体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努力控制少数民族人口盲目增长，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特色产业，让其自身的特色文化转化为本地区的特色经济，从而增加少数民族人口的劳动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加强对少数民族人力资源的职业教育培训，使其与劳动力市场需要密切结合，与经济和生产发展实际密切结合。只有使职业教育培训与劳动力市场结合起来，教育的投资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人力资源的作用才能更加鲜明的凸现。
[注 释]
①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公布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计算而得。
②万源市在1993年7月由原万源县和白沙工农区合并建立，但其属于县级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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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1982.
[3]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监测公报[R/OL]. stats.省略/tjgb/qttjgb/qgqttjgb/t20050421_40224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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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西部农村统计资料（2004）[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5]闫天池.论我国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4)：37.
[6]张学敏,杨明宏.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再思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73.
[7]四川年鉴编委会.四川年鉴（2005）[Z].四川：四川省年鉴出版社,2006.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tate Poverty Counties of Southwest Region
FanLei
(College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一、社保审计面临的困难
现有审计力量与审计任务之间矛盾突出。首先,社会保障资金覆盖面广,涉及所有干部职工和弱势群体,审计户数多是社会保障基金审计的主要特点。其次,社会保障基金种类繁多,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及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基金。第三,社会保障基金收支渠道复杂,基金来源有各级财政拨款、单位及个人缴纳、社会捐助及基金银行利息收入和基金投资收益等,基金支出有养老、医疗、失业、低保、救灾、扶贫等。第四,管理和经办机构多,涉及部门多。社会保障工作涉及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民政部门、卫生部门、人民银行、税务部门等主管部门。审计部门受人力资源和时间所限,审计延伸调查的面相对狭窄,纵深度不够,如果不改变以往的审计组织方式和审计手段,以现有的审计力量将难以有效开展社保审计。
新时期社保审计涉及的范围广,政策变化快,审计难度增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审计人员在社保审计中面临的往往是新兴事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学习政策;另一方面,每项政策背后都有其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需要审计人员长期了解和掌握社保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加以深入细致地研究分析,对审计人员的专心性和稳定性都有较高要求。
目前社保审计的组织管理和方式方法制约着审计成果的转变。一是计划管理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不利于审计成果的转化。二是社保审计反映的问题多而散,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屡查屡犯的问题。三是社保审计未形成合力。社保审计要追求规模效益,单一确定被审计对象或小范围组织社保审计没有太多的积极意义,要主体突出并注意纵向和横向的联动。四是社会保障资金制度立法不健全,政策存缺陷,审计评价难。五是社保审计缺乏完整的评价体系和科学的评价指标,绩效审计开展困难。目前评价指标仅限于保障水平、参保率、赔付率等简单的指标,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保管理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
二、社保审计转型发展的路径
新形势下社保审计要紧紧围绕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特点,从社保资金的特殊性质出发,树立科学审计理念,从审计目标、审计内容、审计方法和审计方式四个方面做出调整和改革。
正视社保审计现状。树立正确的社保审计价值观念。社保审计工作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工作量的大小、项目多少、不在于发现多少大案要案,而在于为老百姓解决了什么问题,要以人民群众满不满意、需不需要作为评价标准。新时期的社保审计要树立“民本审计观”,审计的最终委托者来自于人民群众,受托者要对委托者负责,即审计监督要对人民群众负责,审计监督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关注民生,维护民权,当好人民群众的“保护神”,通过各种渠道,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
加强制度审计,将促进完善社保制度作为社保审计的重要目标。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整合,改变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现状,打破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人群分割的状态,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在特定发展阶段,这些制度和政策大多是城乡分别设计和实施,统筹和融合度相对较低。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劳动力和居民在城乡之间流量增大、流速加快、涉农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不足矛盾凸显,重复参保、重复建设、公平性欠缺等问题初现端倪,这就需要在政策、体制、制度层面加快推进城乡统筹。二要加强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险之间的配套衔接,形成梯次保障结构,促进各相关政策措施在保障对象、保障政策、保障标准、保障资金、服务管理网络等环节的互联、互动、互补,形成整体合力。
在审计内容上,注重宏观性和建设性,为宏观决策服务。当前的社保审计工作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着眼于加强宏观调控,积极推进财政政策与相关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和有效落实。要克服传统社保审计就项目审项目、就事论事的缺陷,发挥审计监督面广、监督层次高的特点,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其他经济监督无法替代的综合性作用。开展对社保资金归集征缴、投资运营、待遇支付的运营全程审计。通过对大量项目进行综合分析,从微观中找出带有规律性、普遍性、倾向性和政策性的东西,实现个别到一般、微观到宏观的提升,从管理、制度上发现和揭示问题,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危害、发展的趋势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向政府和有关决策部门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促进社会保障资金形成良性循环机制,推动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审计方式方法上,根据形势需要,不断创新审计组织方式方法:
一是宏观布局,发挥审计整体合力。定期组织一次“大兵团”作战,打破现有组织架构,改变以往“各自为政”的情况,实现广覆盖。在审计方式上实现“五个统一”,即统一审计计划、统一审计方案、统一审计实施、统一审计
报告和统一审计处理,发挥审计的规模效益,形成整体合力,针对社保审计涉及范围广,涉及人社、卫生、民政、公安等各行业数据的特点,探索开展“统一分析、分散核查”的审计模式,即整个项目一盘棋,统一指挥调度、统一质量控制、上下联动、集中分析、分组核查。 二是加强中央审计与地方审计,以及地方审计之间的联通协调机制,将社保审计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现“整体”功能,并建立各级审计机关社保审计信息共享机制。
三是完善审计计划管理。强化年度计划与规划相衔接的同时,避免和减少审计交叉重复,关注社会保障审计覆盖面,努力实现社保审计全覆盖,确保不留空白和死角。关注热点、难点、焦点等民生问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社保审计价值。
四是不断创新计算机审计方法,创新审计信息化机制。不断创新计算机审计方法,通过研发审计数据综合分析平台、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及构建数据模型等措施,在审计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提高对社保资金审计的效率和效益,探索以社保信息系统审计为特征的社保审计信息化管理机制,不断推进审计署与省、省与市、县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备的审计数据库,逐步建立联网审计系统,促使计算机审计能力和水平的全面提高。
五是通过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社会保障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推行公认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绩效审计,发挥审计的有效治理功能,促进建立基金运营各环节相互制约的运行管理机制,保证资金运营过程中的安全、客观评价资金运营业绩,促进资金最大限度保值增值。
关键词： 景德镇陶瓷 舍本逐末基模 增长上限基模
1.引言
系统基模是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彼得・圣吉教授在他的著名著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中首先提出来的。美国MIT的Jaw Forrester在2003年的国际系统动力学会议上，强调了系统基模的作用。系统基模（archetype）可以作为分析复杂系统的一个主要工具，它们可以涵盖人类大部分的动态性复杂问题：它们蕴含在小至个人、家庭，大至组织、产业、都市、社会、国家和世界，甚至民族、历史及生态环境的种种活动之中。系统基模是由不断增强的回馈（“+”反馈环）、反复调节的回馈（“-”反馈环）和时间滞延等三个基本元件建立起来的，揭示了在管理复杂现象背后的单纯之美，分析系统基模的目的是重新调整我们的认知，以使我们更能看清结构的运作，寻找结构中的杠杆点。彼得・圣吉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总共提出了八种基模，这些基模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中。
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瓷器精美绝伦，一直就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之说，闻名全世界，故有“瓷都”之称。景德镇在唐代烧造出的洁白如玉的白瓷，有“假玉器”之称。在宋代御赐殊荣，即皇帝宋真宗将年号景德赐给景德镇，于是景瓷驰名天下。在建国初期，景德镇在原有的小作坊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景德镇十大瓷厂。到了80年代景德镇又建一大型陶瓷工厂――华风瓷厂，很是红火，景德镇大部分人都从事制瓷工作，瓷厂是景德镇经济的支柱。但是自90年代开始十大瓷厂和华风瓷厂因经营不善陆续停产，瓷厂部分工人陆续下岗，影响了整个景德镇的经济发展。为了找到景德镇陶瓷发展的新契机，故通过引入系统动力学基模分析的理论和思想，分析景德镇陶瓷生产供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管理方针和对策。
2.景德镇陶瓷发展存在的问题建立基模
2.1景德镇陶瓷商品成本问题――舍本逐末基模
由于个别地方生产的陶瓷成本比景德镇生产的低，品种比景德镇的多，因此景德镇某些商家引进这类陶瓷制品在陶瓷市场上售卖，借着景德镇这个金字招牌，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外来购买者难以分辨外来陶瓷和本地陶瓷，在景德镇买到的不是景德镇本地产的陶瓷，回去才发现不是景德镇的，心里会产生对景德镇陶瓷不好的印象，这样会降低景德镇陶瓷的美誉度，损害景德镇陶瓷的声誉。用模型来刻画：
2.2景德镇陶瓷运输差额问题――增长上限基模
对于陶瓷制品来说，在运输过程中只要不磕磕碰碰就没有多大问题，但是运输过程中最重要的交通对于景德镇来说很是困难，在九景高速公路没有修成之前，除了国道之外，景德镇基本没有什么路。尽管景德镇较早拥有了飞机场，但是航班班次很少，去往的地方也只是北京、上海、深圳等，而且即使有航班空运也不可能成为普通货物的运输方式。这也造成了陶瓷运输方面的困难。
2.3景德镇陶瓷技术工人差额问题――增长上限基模
陶瓷产品的生产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陶瓷生产过程中环节众多，要想生产出质量上乘的陶瓷制品，对陶瓷技术工人的要求很高。目前，由于工人待遇得不到提高，很多的熟练技术工人都离开了这个行业另谋出路。这就造成了技术工人不足的局面。
2.4景德镇陶瓷品种差额问题――增长上限基模
景德镇不乏众多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很多大师工艺方面很是了得，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但是后续力量不是很充足。景德镇虽有三所高校培养陶瓷设计人才，但由于地缘关系，学生大都是本地人，设计上近亲繁殖现象严重。景德镇的陶瓷设计品种不多，除了生产日用陶瓷外，还有工艺性陶瓷等。近年来，不少生产商把陶瓷运用到商品包装上，例如陶瓷酒瓶。但是陶瓷商品品种还是较单一。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一个景德镇陶瓷发展增长上限基模，其中有三个变量，陶瓷商品运输差额v5，陶瓷技术工人差额v6，陶瓷商品品种差额v7。
如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负反馈环，这三个因素是制约景德镇陶瓷发展的主要因素。
3.消除景德镇陶瓷发展瓶颈的对策分析
3.1对于景德镇陶瓷发展舍本逐末基模分析
想要扭转舍本逐末的情势，需要增强治本的反应与减弱治标的反应。陶瓷发展有一个成本问题，目前景德镇陶瓷商有部分着重引进外来低成本陶瓷，这只是一个缓解成本问题的症状解，一时能获得收益。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致力于根本解，要想降低陶瓷成本，还应该先投入资金，建立研发团队，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陶瓷成本问题。大批量生产，也是降低成本的一个方案。
3.2对于景德镇陶瓷发展增长上限基模分析
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了针对成长上限基模的管理方针：不要去推动“增强（成长）环路”，而要消除（或减少）限制来源。因此，当系统中出现了成长上限结构时，努力地推动增强回路，是在做无用功，应该在负反馈环里找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消除负反馈回路的抑制因素，使正反馈增强。
3.2.1建立陶瓷大型生产企业，改变原来的手工作坊形式。这类型企业可以自我培养技术工人，自我研发新产品，从而消除陶瓷技术工人差额，以及陶瓷品种差额带来的增长上限。
3.2.2引进外来设计人员，改变地域限制，打破设计瓶颈。目前，景德镇从事陶瓷设计工作人员大都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毕业生，理论学派一致，在某些情况下作品风格类似。引进外来设计人员，可以打破地域限制，与本地设计人员更好地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设计出更多新颖的陶瓷商品。
3.2.3集中运输，打破运输瓶颈。虽然景德镇的地理位置限制了景德镇的运输状况，但是集中运输能降低运输成本，还能消除地理位置带来的不便。
参考文献：
［1］贾仁安，丁荣华编著.系统动力学――反馈动态性复杂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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