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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低速稳定增长，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新世纪，江苏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口再生产始终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7549.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28‰，人口总量占全国5.7%。与上年相比，总人口增长1%，自然增长率上升0.07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不变。而同期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48.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经济总量占全国10.3%，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达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长16.80%。
2008-2012年，江苏人口增长2.65%，不足上一个10年增长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99%）。而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则达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经济增幅分别达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递增13.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2年，又创出14.9%的新增速，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快速稳定增长期。从人口经济密度来看，1997年为5.9人/万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万元，2012年继续减少到0.35人/万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江苏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关，处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之间水平，标志着江苏人口与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据我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以来，全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5609.27万人，占常住人口74.3％，与上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103.56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385.2万人，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给江苏带来“劳动力人口增加，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人口红利”现象。2012年，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为34.48%，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7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74%。与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3962.5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全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则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与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少了18人。
（三）教育发展优先，人口素质提高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近年来，江苏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718.55万人下降到2012年455.75万人；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3.5%。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本专科生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8.01万人增加到25.73万人。农村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除。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江苏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9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25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达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万人拥有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万人增加到0.69万人，增加0.3万人，拥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别为3.79万人和1.46万人，分别增加0.15万人和0.15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万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聚集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
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其老龄化过程也不完全同步，就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其老龄化程度和趋势表现也不相同，同一地区各个民族老龄化程度和趋势也不尽相同。所以，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情况十分复杂。
具体来讲,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属年轻型。我国一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年轻型。青海玉树自治州1982年老年人口比重为6.10%，1990年为5.81%。而根据1990年～2050年青海人口老龄化预测，2000年全省老年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4.62%，2005年为5.64%，2010年为6.38%，2050年为14.46%。从2000年四川民族地区年龄构成看，人口年龄结构大多处于年轻型。例如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分别是5.12%、5.36%、5.48%。有的民族地区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镇的水平，这可能与乡村少数民族年轻人口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程度的青年移居到城市等有关。
第二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我国少部分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惯性等影响，还处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四川德格县更庆镇城区人口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属于年轻型人口，而农村的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则达到了成年型人口，所以，从全镇总体看，应该属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
第三种类型:有的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很早进入了老龄化阶段，1995年广西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6.61%,1996年为7.06%,1997年为7.62%,1998年为7.52%,1999年为7.95%,2000年为7.12%。由此可见，广西是在1996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新疆石河子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也基本进入老年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石河子地区200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达11.70%，2003年已升至15.43%。因此，石河子地区已步入老年人口社会，而且呈现逐年递进上升的趋势。
贵州黔东南州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具有代表性。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23万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突出的表现为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逐年增加，到2010年将达到53.09万，其老年人口系数也将达到12.7%。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大差异性。从发展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或即将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其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而人口年龄结构未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也必然发展到老龄化阶段，而且这个过程发展很快。所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影响分析
1.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投资、消费、储蓄、税收、财政支出带来相关影响。
第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赡养功能的发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必然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不足。同时，民族地区老龄化加快，使本来不太富裕的家庭增加更沉重的负担，也必然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代际关系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又必然使民族地区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增加，从而对在职人员收入产生影响，也必然加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民族地区农村老人子女负担，从而导致两代人利益分配的矛盾。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就可能增大民族地区反贫困难度。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会对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传统伦理和社会心理产生冲击。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尊老的传统美德，也就形成了家庭“养儿防老”、“养儿送终”的道德理念，也深深扎根于民族地区各民族人们心里。然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使老人和子女心理受到冲击，也会使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整个社会心理受到冲击。
2.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也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某些积极影响，比如它可以促使民族地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快，对出生率也会产生影响，对可能对推动教育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可以促使民族地区老年市场形成和老年产业发展。
由上可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从多方面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但从长期趋势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三、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和对策措施
1.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民族地区突出的“未富先老”问题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路径只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
2.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措施
第一，转变观念，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制定科学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保持民族地区人口稳定适度增长。民族地区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人口老龄化发展很不平衡。加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一旦进入老龄化，“未富先老”必然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对民族地区稳定与和谐产生极大危害。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未雨绸缪，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
第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缓解“未富先老”带来的巨大压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民族地区经济不发展，就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对经济本来就落后的民族地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重要和急迫。
第三，确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养老模式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养老为主的功能，贯彻“以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城镇，国家和企业要承担养老责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在民族地区农村，推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要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等项目以及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
第四，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农村和城市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强机构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必须加大民族地区城市和老有所养，农村社区环境、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和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加强其硬件、软件建设，使民族地区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可以变人口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可以带来经济社会效益，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关键词]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5-0053-05
环渤海地区主要包括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和北京市、天津市等三省两市,国土面积52.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5.4%,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核心区之一,又是我国流动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因此,当前探讨本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一、环渤海地区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现状特点
(一)经济发展
1. 经济地位突出。2008年该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接近26%,是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环渤海三省两市GDP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地区人均GDP达到32,87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5倍。该地区是我国经济开发历史最长、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据测算,目前该地区开发强度为1.7%,其中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开发强度分别达到了8.0%和5.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经济密度(地均GDP)达到了1,497.33万元/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8倍。
2. 经济区位优越。新亚欧大陆桥东部起点,跨东北、华北和华东三大地区。北京是全国铁路、公路和航空线路布局的核心,环渤海沿岸港口成为连接我国各大经济密集区的主要节点。环渤海地区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截止2008年底,该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和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了14,612.3公里、503,735公里和11,877公里,分别占全国的18.3%、13.5%和19.7%。同时,区内港口吞吐能力很强。在我国16个规模以上港口中,有6个位于环渤海地区。该地区规模以上港口码头长度占全国22.9%,泊位个数为681个,占全国13.9%,其中万吨级别泊位达348个,占全国的32.3%。
(二)人口变动
1. 人口规模持续增大。2008年环渤海地区常住人口为23,592万人,占全国总数17.76%。2001年~2008年,环渤海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比重仅提高0.27个百分点,但其常住人口增长了1,271万人,年均增长达到7.94‰。从历年数据来看,环渤海地区常住人口增速呈现加快趋势,2001年人口增长率仅为4.84‰,2008年则提高到了10.10‰,其中天津和北京最为显著,分别从3.03‰和19.38‰提高到了54.71‰和37.97‰。
2.人口密度不断提高。2000年以来环渤海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从4.29万人提高到了2008年4.55万人,增长了0.26万人,年均增幅为6%。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密度在这期间分别增长到2.03万人/平方公里和1.47万人/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5%和18%。
3.人口分布趋于均衡。计算结果显示,2006年和2007年环渤海地区变异系数值分别为0.564、0.565,均小于全国,说明环渤海地区的人口分布是比较均衡的。从年度变动上看,2006年到2007年,以地级以上城市全市(含所辖县、市)为单元计算变异系数,环渤海地区的结果略有扩大,与全国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如果以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为单元计算变异系数,则其结果有缩小趋势,这一点却与全国变化情况相反。
4.人口流向发达城市。据统计,2008年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机械增长率分别为3.5%、5.2%,明显高于其他三省,也明显低于本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3.42%和2.19%,可见两大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由人口的迁移引起的,其中北京市人口机械增长率波动性较大,但始终保持在高位,天津市则逐年上升,尤其从2003年以来该指标快速提高,并于2006年超过了北京,说明天津市已成为环渤海地区吸引外来人口最具潜力的地区。
(三)城镇化水平
1.城镇化处于快速推进阶段。2000年~2008年期间,环渤海地区总人口增加了1,378万人,而同期城镇人口增加了3,049万人,乡村人口则从12,914万人减少到11,243万人,减少了1,671万人。2006年至2008年,该地区城镇人口年增长率与总人口年增长率的差值从18.9‰扩大到了23.4‰,说明城镇人口增长对总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2.城镇体系结构由单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目前本地区拥有县级以上城市114个,其中直辖市2个,副省级城市4个。合理的城镇结构一般呈序位分布,即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数目越少;城市规模越小,城市数目越多。本地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数目分别是10个、13个和19个。4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的中等城市只有两个,如果考虑到该地区还有为数不少的发达县级城市,实际上中等城市的数目远大于大城市的数目。
二、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流动人口在环渤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人口流动引起的人口规模和分布变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当前,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面临着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流动人口就业与城镇化质量不协调。一般而言,经济因素是引起人口流动的主因,流动人口反过来为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计量结果显示,环渤海地区地级以上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主要依靠城市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其中建筑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会带动2.6个流动人口的涌入,而第三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会带动1.2个流动人口的涌入,这说明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仍以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其中建筑业的吸引力大于第三产业。建筑业就业具有典型的“流动性”特征,但是随着未来环渤海地区城镇化推进速度下降,建筑业发展步伐也将放缓,其所能提供就业岗位随之减少,这意味着流动人口有较强的“回流性”,即一旦就业岗位减少,他们将不得不重新返回流出地,从而影响地区城镇化进程。短期内,环渤海地区城市建筑业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最大,说明该地区的城市难以为流动人口提供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使流动人口规模长期维持在高水平,这最终会影响到环渤海地区的城镇化质量。
第二,流动人口素质与现代产业发展不协调。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素质总体不高,无法适应现代产业发展。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流入目标城市的常住居民整体的水平,2008年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地区常住居民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分别为51.5%和40.2%,而同年两地的外来流动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仅占38.9%和20.9%,作为两市流入人口重要来源地的河北、辽宁、山东三省的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也明显偏低,这就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对于行业、工种和待遇的选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进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的人数比较有限。相当大一部分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建筑业和传统服务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人员流动性大、季节性强、技能低、工作环境艰苦、收入低等,于是决定了他们很难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因而很难在城市扎根落户。
第三,人口流动规模与和谐社会建设不协调。实践表明,持续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将对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一系列的挑战,造成社会管理的诸多困难,比如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其次,长时期大规模人口流动会造成并固化社会二元结构,由于大量流动人口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城镇化来解决,即便是可以,国家和地方财政也很难拿出一笔经费来支付这么高的成本。此外,大规模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经济的波动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造成人口分布的不稳定,尤其是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人口分布不稳定性带来基本公共服务相应的流动,而这个环节要付出很高的制度成本和心理成本。况且,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甚至是不可转移的,这样容易加剧地区间矛盾。
第四,人口流动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不协调。人口的过度集中会给城市造成很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目前,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些环渤海城市常住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2007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已占到常住人口的25.6%,2008年天津市也达到了19.4%。数据显示,环渤海地区是全国流动人口流入的主要目标地区之一,然而,京津冀地区却是我国水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该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必然加剧水资源紧张局面。以北京市为例,目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于3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也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8。并且,城市过度膨胀严重恶化区域生态环境。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其中包括环渤海地区的天津、沈阳、济南、北京、鞍山等五个城市名列其中。
三、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
新时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体制创新,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框架,引导环渤海地区人口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促进,这既能够适应地区人口变化趋势,又能够体现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
推动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坚持以下原则: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相适应、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主体功能相适应、人口流动与地区产业结构相适应、流动人口素质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相适应。我们认为,“十二五”时期环渤海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是:
第一,引导人口有序流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十一五”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天津滨海新区和沈阳经济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出台指导意见将辽宁沿海经济带、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升格为国家战略。这些区域开放开发将迅速集聚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前及今后十年,引导环渤海地区人口有序流动,特别向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承载力高、产业集聚能力强的地区流动,能有效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问题,提高区域就业水平,开创流入地或流出地形成双赢的局面。对于上述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要结合本地情况,创新体制机制,逐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允许有条件的外来人员落户,并创造条件给予外来人员享受市民同等待遇。
第二,优化人口空间分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人口适度集聚,特别是专业劳动力空间集聚,既有利于建立地区性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增强专业知识溢出效应,最终实现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目的。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专业化分工较强,来自不同地区人口往往从事某种特定行业,从而构建起协作良好的分工网络,通过地区产业多样化的途径提高经济效率,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动态优化。因此,要加强对环渤海地区资源环境容量的动态评估,适当提高中等城市人口密度。坚持集聚经济发展导向,协调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限制过度追求城市空间扩张,以避免大量流动人口(如失地农民)产生。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有形或无形分割,允许人口自由、平等、有序的流动,在市场力量和政府引导之下形成空间合理分布。
第三,提高流动人口素质,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流动人口素质影响到流入地或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劳动者,流动人口素质密切关系到经济投入要素的质量,并最终决定了产出劳动效率水平。作为消费者,流动人口素质日益影响到地区市场产品结构,从而决定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扩散的承担者,流动人口素质不仅对技术创新区际传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还对产业地区间扩散转移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流动人口素质推动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要重视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建立社会化劳动技能培训体系,更多给予流动人口免费接受培训的机会,这些措施对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和缩小区域差距的直接动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完善环渤海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基础服务和基本保障两类,前者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教育和公共交通;后者则涵盖生活保障(含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要加快推进环渤海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各省应在2020年之前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水平适度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标准的一致和水平的均衡。
第五,建立地区援助机制,解决落后地区贫困问题。环渤海地区内部发展差距还比较大,各省市都还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贫困地区,环京津贫困带便是这类地区的典型代表。国内外经验表明,落后地区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地区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更严重威胁着地区社会稳定。为此,要将建立环渤海区域性援助机制尽快提上议程。这种援助机制包括援助政策设计、援助机构设立、援助资金募集、援助项目评估等四个方面。由于国家和各省在“十一五”期间加大了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工程建设投入,大大缓解了各地区交通落后、生态环境恶劣等问题。在“十二五”期间,环渤海的落后地区将迎来追赶发展的机遇期,因此地区援助机制要因地制宜调整人口空间分布,采取“移业就民”、“生态产业导入”等多种模式帮助这类地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尽快消除区域性贫困问题。
四、具体政策措施建议
第一,深化城乡体制改革,稳妥推动城镇化进程。首先,把户籍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积极简化流动人口登记手续,提高流动人口登记的信息化水平。放宽流动人口到中小城市落户的门槛,给予市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待遇。其次,加快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严格控制农村宅基地的规模,改革原来宅基地申请制度,有保有压,不鼓励农民申请耕地建房,加快农村宅基地和耕地确权工作。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鼓励宅基地在农户之间流转。编制新农村规划,积极鼓励农户集约用地建房,通过土地整理等方式,回笼部分农村宅基地。限制外出人员回乡建房挤占农地,引导他们就近到城镇或县城落户。对于自购商品房的农民,目前不宜收回其在农村的承包地,但可作价、有期限、有条件收回其农村宅基地。对于购买公用住房的农民,应作价无条件收回其农村宅基地,并有条件、有期限收回其农村承包地。最后,探索最优城镇规模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二五”时期,重点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小城市集聚力和辐射力,发展具有产业特色的县域经济。一方面,改变长期使用计划手段来实现“土地指标占补平衡”的办法,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土地占补平衡指标有偿交易市场,扩大城乡建设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提高县级财政分成比例,扭转当前县级财政过度依赖出售土地的局面。
第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扩大流动人口就业。经历改革开放30年建设,环渤海地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开始显现结构臃肿的现象,为了避免陷入萧条困境,应及时实施产业结构升级,鼓励传统制造业向周边二、三线城市转移,避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激励政策和规制手段必须同时出台,对于主导搬迁的企业应享受税收返还、固定资产投资纳税打折等优惠政策,对于被动搬迁的企业则采取更严厉的办法,提高其运营成本,以促其尽快外移。只有实施这种“移业就民”政策才能有效地解决大量流动人口涌入特大城市、大城市问题。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有序流动、就近从业、合理集中。针对当地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集群,宜对流动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使之实现顺利就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以辽东湾为核心辽宁沿海经济带和以京津唐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是承接流动人口的重点区域,也是创造就业机会重要地带。相反,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则对原有经济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和产业升级,重点发展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这些产业解决就业问题有限。
第三,建立省级对话平台,妥善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环渤海地区三省两市省长级领导对话平台是地区流动人口问题的高层互动形式,可以每年定期举办,由省级领导参加,会议内容重点就是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中流动人口问题应列为会谈的重点,展开实质性磋商,最后达成协议文件并付诸于实施。特别要重点围绕以下两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交流:一方面,发挥重点区域辐射作用,引导人口向重点区域适度集聚,重点区域包括国家战略区域、重化工业基地和特大城市新城。如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要以市场机制为导向,放宽落户条件,建立区域性人才交流市场,引进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满足快速发展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用工需求;另一方面,重视问题区域,及时出台措施缓解日益加剧的流动问题。重点关注两类问题区域。第一种是特大城市,主要针对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日益突出的流动人口问题,包括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居住迁徙等。第二种类型指环渤海地区贫困地区,包括环京津贫困带、鲁西南、辽西北等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建立地区援助机制是国际通行的经验,这也是环渤海地区省级领导对话机制内容,重点探讨建立一个环渤海地区落后地区发展基金,以项目开发形式帮助落后地区发展。
第四,完善地区协作机制,推动服务管理一体化。除了省部级领导对话平台之外,地区人口流动协作机制也是人口服务管理部门定期沟通协调的重要渠道。建立流动人口机制的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包括联席机构、组成人员和磋商内容。联席机构由各省人口计生委和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组成,专设三省两市流动人口协作临时机构;每年择期围绕一个区域性人口问题展开磋商,提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工作目标就是逐步实现区域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每年定期召集三省两市人口计生委举办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会议,负责起草地区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会议主题、行动纲领和逐步实施的框架协议,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的年度评估。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协作机构负责人可由国家计生委分管领导担任,也可由三省两市领导轮流担任。区域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重要内容应包括:流动人口信息共享,问题区域人口密度的跟踪,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互认制度,深入评估流动人口对区域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影响等。
第五,关注重点人群生活,及时提供必要社会救助。第一类群体是城市农民工。环渤海地区农民工主要来自河北、四川、重庆、河南等省,重点解决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问题,宜于企业缴纳;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提高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组织农民工临时工会,提高这群体的组织性和法律地位,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第二类群体是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由于该群体约占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规模1/4左右,其生活和工作环境需要人口计生部门提供必要生育、维权等妇女关爱服务;第三类群体是大学生“蚁族”。北京是我国“蚁族”规模最大的集中地,他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其中环渤海地区占相当高的比例。跟“北飘”相比,“蚁族”带有弱小、高智、群居等特点,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生活环境恶劣,收入很低,应对自身社会风险能力低。对此,出台政策措施解决“蚁族”问题,一方面,将“蚁族”群体纳入全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社会保障范围;另一方面,设立“蚁族”援助社会服务机构,特别针对性地解决他们的心态和求职问题,尽可能地减少负面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2009.
[2]翟振武,段成荣,等.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M].北京:中国
人口出版社,2006.
[3]陈 耀.环渤海地区工业发展的新特点与新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
关键词：人口特征；人口基数；人口素质；人口流动；人口分布；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0-02
一、引言
基于地理、文化、历史、经济等各种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口普遍具有与其相对应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与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均存在着联系，尤其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人口基数、综合素质、年龄结构、人口的流动性、人口性别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因素，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
二、人口基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基数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模式、规模以及速度。就我国来说，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一方面对资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资源供应，这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成本具有较大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庞大的人口基数，却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口。一般而言，对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经济，尤其是较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外向型经济而言，能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巨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分享了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而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廉，生产制造的人力成本较低，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这样的人口红利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显现出它的优势，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经济模式中，这种人口红利就具备了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创新型的高科技或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那么，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于创造人口红利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如：美国有3亿多人口，经济以高科技，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导，其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的2倍；而中国人口基数13亿，比美国多出10亿，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产业，且经济规模虽然快速提升，但仅相当于美国的1/4(是指提升速度还是其它？)，所以，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红利因素也仅限于特定的经济模式。抛开经济发展模式，单纯谈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无从谈起。
三、人口年龄化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年龄化结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人口基数庞大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如果人口基数中人口的年龄化结构不合理，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本质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协调统筹问题。[6]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3亿人口中，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之多，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说明劳动力人口在相应减少。虽然从绝对数而言，中国的劳动力仍将在一定期限内，具备人口红利的巨大价值。但是，我国在经济不发达，人口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会带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社会保障、社会负担增加，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人口基数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老龄化人口比重过大，将直接造成劳动力人口不足，社会成本支出过大，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类似的，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口特征，还有人口的性别比。就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来说，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有一定的先天优势，性别比的失衡，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容易造成后续新生劳动力的不足或延缓新生劳动力的供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而长远的影响。
四、人口的综合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或人均素质不高。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较低，那对于宏观的经济发展而言[1]，只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需要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对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而言，则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满足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正是基于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创造了快速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而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主导产业。虽然我国的人口素质近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快速提升之中，但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基数而言，总体的素质提升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上所述，人口的综合素质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直观的结果就是，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劳动力相对更为充足，反之则劳动力缺少。但这一结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下进行分析[2]。如果对应的产业资源不足，过多的劳动力人口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如在我国的四川、河南等人口过多的省份，以及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充足，但可供分配生产资源不足，就造成了劳动力过剩，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影响。如将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流动到沿海生产制造产业相对集中、发达的地区，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就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对经济发展形成正面的提升和促进作用。同时，如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平衡发展，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人口流动是主观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3]，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可分配生产资源的再次分配，通过人口流动促进生产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是“势利经济”(人的趋势性和趋利性导致的人员向易于产生财富的时间，地点集中的经济行为)造成的一种合理的人口分布策略。人口流动较为集中的区域通常经济活力强，经济发展快；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流动出现区域均衡的状态，则说明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流动人口的地区分布决定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六、人口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城市化进程也基本上是各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条发展脉络，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同样也会加快，反之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加快人口的城镇化进程[4]。人口城镇化的比重加大，对经济发展很显著的一个促进作用就是城市人口越多，商品的消费量也就越大，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越大，消费增加对经济的巨大贡献就很容易表现出来。目前，中国的经济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三驾马车以出口和投资所占比重较大，而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弱的一匹，之所以最弱，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低的原因，我国目前城市化人口比例较小，农村人口比例大，而农村人口总体来说收入低，消费能力差，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能力不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于我国来说，推进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加快城镇化建设，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已从卖方市场时期进入了买方市场时期，卖方市场时期是生产能力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要发展经济，主要是提高生产能力，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一个国家进入买方时期后，要想达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社会就业量的最大化，就必须寻求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仍有6亿7千多万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低，严重制约着我国商品消费量向最大化发展。同时，在农民身上存在着自产自消的行为，而这些自产自消的物品，因为不是通过货币购买消费的，因而不是商品消费，产生不了商品消费的作用，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上，称农民自产自消的物品为“无效消费品”。
七、总结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与经济发展的结果存在着密切的必然关系，结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口特征分析，以上所述的结论同样存在，这是宏观经济学中人口特征对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从微观层面而言[5]，基于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上述人口特征在不同条件下所产生的作用也会存在着略微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影响宏观研究的结论，但却可以从细节处加强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面性研究和导向性研究。本文就微观层面和特定层面的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不多作分析，上述仅从宏观角度对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粗浅分析。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周云波.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对城镇居收入及收入差别的影响――三论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01(04):38-42.
[2]朱传耿.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与空间分布――流动人口空间自相关分析[J].地理学报,2001,56(5):549-560.
[3]周毅.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和对策[J].社会学研究,1998(03):83-91.
[4]王凤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及缩小差距的措施研究[J].特区经济,2010(10):90-93.
[5]孙耀华,李忠民.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05):87-92.
[关键词]协调发展;投影寻踪;指标体系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等制约城市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如何在快速发展经济和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协调人口社会、经济发展、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城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人口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发展具有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协调发展的研究首先是从对经济与环境的两系统协调发展开始起步的。
申海元,陈志等人和李勇, 王金南都对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建立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系统的评价体系,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实证研究中。柯健,李超[4]将数据包络分析理论及数据包络最优分割聚类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评价中,提供了协调发展研究方法的新方向。张晓红,戴昌钧利用灰色预测计算国民经济与电力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以此对两者的协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马敏娜等[6]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提出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随着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因素引入分析当中,由此产生了经济-人口社会-环境资源的三系统协调发展研究。王西琴、刘小林和郁晶等人等分别建立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系统的指标体系,将主成分分析法引入评价中,作为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的方法,采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并对成都平原城市群和苏州市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各自的发展对策和建议。齐晓娟童玉芬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和隶属度函数对西北五省区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指出陕西省为中级协调水平,宁夏、甘肃和青海三省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新疆处于初级协调。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则引入了资源利用作为一个子系统,建立了经济-环境-资源的三系统评价体系。李芳林,查奇芬建立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核算与评估指标体系,并结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陈国权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思想内涵出发,对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作了系统分析,着重论述了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内部冲突与协调的关系。
纵观整个协调性评价的研究,目前的协调发展对经济-环境的两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和经济-人口社会-环境资源三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也比较充分;其研究方法主要引入主成分分析、数据包罗和灰度赋值法。对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还比较少。
本文建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三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并引入投影寻踪模型作为权重赋值的依据,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探讨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协调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城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人口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发展均有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二、北京市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与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是指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作为一有机整体,不能相互分割。在这个有机整体的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各个子系统之间不断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由协调―不协调―高层次协调,循环往复,处于一种动态的稳定。一个时期内一定区域内经济与人口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度就是衡量和评价该区域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高低过程,并由此反映该区域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达到使该区域整个有机系统中诸要素和谐地、合理地发展,达到总体发展的最佳。“协调”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和谐一致、配合得当的关系,是描述事物之间良性相互关系的概念。由于系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而,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处在不断调整中,而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根据曾嵘等人对北京市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研究,设计出北京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如表1。
三、北京市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1. 北京市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投影寻踪(Projection Pursuit)模型可以将高维数据投影到低
维空间上,从而寻找出反应高维数据结构或特征的投影,达到研究高维数据的目的。利用多指标进行测度能从多方面更全面的刻画系统的特性,但问题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为了避免主观因素确实指标权重带来的误差,本文使用投影寻踪进行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投影寻踪建模步骤如下:
步骤一:指标的无量纲处理分为两步:
首先对原始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对于越大越优的指标,有
(1)
对于越小越优的指标,有
(2)
其中, 分别为第j个指标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指标特征值,为指标特征值归一化的序列。
然后将 尽享标准化处理,即
(3)
其中, 分别为第j各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
步骤二:设样本是p维观测数据,投影寻踪所要研究的是通过研究这些数据的一维投影来分析数据的结构和特征。设是p维单位向量,数据在a方向上的一维投影值为
(4)
步骤三;投影指标就是的函数,构造为:
式中,为投影值的标准差,为投影值的局部密度,即:
(5)
(6)
式中,的均值,R为求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他的选取既要是包含在窗口内的投影点平均个数不能太少,避免滑动平均偏差太大,又不能使他随着n的增大而增加太快,据研究,其最佳取值为任意两个样本之间的距离,其计算式为为单位阶跃函数,当 ,否则。
步骤四:当给定样本数值时,投影指标函数只随投影方向a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投影方向反映不同的数据结构特征,最佳投影方向可最大可能的揭示高维样本数据的某种等级特征结构。因此通过求投影指标函数最大化的问题来估计最佳投影方向,即:
(7)
本文利用投影寻踪方法对北京市各个子系统内部进行计算,以求得北京市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从而反映北京市各个子系统内部的发展情况,并作为北京市协调度计算的基础。
2. 北京市协调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作为复杂系统,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从而使整个系统呈现出不稳定和不协调现象。只有通过不断调节,才能保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使系统整体及各个子系统充分发挥其功能,进而达到系统的整体最优效应。协调发展协调性是指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及构成要素之间具有合作、互补、同步等多种关联关系,以及由这些关联关系使整个系统呈现出的协调结构和协调状态。其次,这种关联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协调关系。
事实上,协调发展系统运行的协调与否,不能简单地以“协调”或“不协调”来衡量。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更多是处于“协调”与“不协调”之间。所以,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数只能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进行描述。作为[0,1]区间上的实数,隶属度的变化规律可以通过隶属度函数来反映。依据这一思想,可以构建北京市复杂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协调函数。由于北京市复杂系统包含人口、资源、经济和环境四个子系统,因此,这里涉及的协调发展协调函数包括某一个子系统的对另一子系统的状态协调函数,也包括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状态协调函数。具体如下:
(1)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协调系数方程
(8)
其中,式中:表示i 系统与j 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对j 系统的协调发展,x表示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表示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表示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其中,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的定量计算可以采用回归分析法获得,以i系统为因变量,j系统为自变量,进行多项式回归拟合,从中选择残差平方和拟合曲线交响的方程作为最佳拟合方程。
(2)描述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协调系数方程
(9)
其中 。
式中:表示I系统、j系统和k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与j 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对j 系统和k系统的状态协调度;表是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对应年j系统和k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其中,通过建立以i系统为因变量,j系统和k系统为自变量进行一次线性方程、二次方程以及三次以上多项式的回归拟合,从中选择残差平方和拟合曲线较小的方程作为最佳拟合方程。
在本文中,利用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作为各个子系统的投影值作为各个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利用线性回归拟合的方法计算出其他系统对该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指数。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出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系数,以及某一子系统相对于其他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从而计算出评价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协调度,并以此作为计算北京市各子系统之间及北京市整体协调发展的依据。
四、北京市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1.北京市协调发展的状态评价结果
根据前述的投影寻踪模型,对1992～2007年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人口子系统、资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分类投影方向参数(如表2) 和根据投影方向参数计算得出某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分类综合特征值和总体综合特征值(如表3) 。
特征值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人口子系统 -3.7561 -3.7511 -3.7500 -2.7666 -1.9294 -0.9399 -0.6576 -0.1870
经济子系统 -3.2740 -2.6555 -1.8028 -1.8091 -2.6079 -1.9610 -1.8040 -1.0788
环境子系统 -3.2103 -2.8142 -1.4710 -1.1577 -1.1719 -1.1698 -0.1392 -0.4819
特征值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人口子系统 0.5122 0.6454 1.6292 1.6315 2.5491 3.3541 4.0622 3.3541
经济子系统 -0.3343 0.0923 0.5873 0.9759 2.8994 2.8922 4.1609 5.7194
环境子系统 -0.1576 1.2411 0.7360 1.7880 1.4271 1.4532 2.3882 2.7402
表3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分类综合特征值
2.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协调性评价结果
为了方便起见,以P、E、R分别表示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分别以P、E、R的一个为因变量,其他子系统为自变量,进行线性方程拟合、二次方程拟合、三次方程拟合。选择最优的拟合方程,计算出个子系统的最佳估计值。再根据城市可持续发展各个子系统的综合特征值,到北京市1992年～2007年的两子系统间、三子系统间的发展协调指数。结果见表3和表4。
3. 北京市协调发展协调性评价的结果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来,除了1994年和2007年之外的其他年份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三种协调关系处于相对良好的发展状态。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三种协调关系中,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平均协调发展指数0.9450;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次之,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9351;人口-经济的协调性最差,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8927。如果进一步划分协调发展指数U的范围,定义[0,0.5]为极不协调,[0.5,0.85]为不协调,[0.85,0.95]为基本协调,[0.95,1]为协调的话,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均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特别是自1999年开始至2004年的连续6年间,人口-经济的协调度稳定处于0.97以上,达到并超过了协调发展的要求。但是,人口-经济在某些年份出现了较大的不协调,主要集中在1994年和2007年的人口-经济协调度相对较低。从原始数据中可以看出,1994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相对的快速的增长,经济发展指数上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但是1994年人口子系统的特征值与1993年基本持平,没有显著地变化。这说明是的发展不协调是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早于人口社会的发展。
年份 U(E,R) U(P,R) U(P,E) U(P,E,R)
1992 0.9559 0.8645 0.9407 0.8959
1993 0.8125 0.9418 0.9207 0.9724
1994 0.9947 0.8623 0.5595 0.8049
1995 0.9900 0.9280 0.8884 0.9020
1996 0.8419 0.9898 0.8823 0.9874
1997 0.9999 0.9653 0.8860 0.9390
1998 0.8223 0.9938 0.8789 0.9670
1999 0.9895 0.9922 0.9727 0.9686
2000 0.9960 0.9967 0.9950 0.9388
2001 0.8852 0.9522 0.9897 0.8688
2002 0.9915 0.9771 0.9873 0.9724
2003 0.7505 0.9298 0.9994 0.8830
2004 0.9674 0.9695 0.9995 0.9625
2005 0.9748 0.9006 0.9010 0.8696
2006 0.9992 0.9424 0.9026 0.9341
2007 0.9898 0.9135 0.5787 0.8608
表4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系统两子系统间协调发展指数
而2007年出现的人口与经济显著地不协调,则是因为2007年的人口子系统的特征值出现了显著地下降。而其他两个子系统的特征值依然保持上升的状态。从原始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开始人口社会子系统中的北京市的每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张)和公共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公里)出现了显著地下降。北京市公交运营总里程从2006年的18582公里下降到2007年的16801公里,降幅达到9.58%。于此同时,北京市的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和千人拥有床位数(张)也出现了下降,北京市的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从4.44人下降到3.37人,降幅达24%;而千人拥有病床数量(张)从2006年的6.77张下降到2007年的4.71张,降幅达到30%。这使得北京市的人口社会子系统的特征值从2006年的4.0622下降到2007年的3.3541。于此同时期的北京市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这使得经济发展子系统的特征是从4.1609上升到5.7194。由此导致2007年的北京市人口-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仅为0.5787。同时期的人口-环境协调指数也出现了小幅度的波动。通过人口社会子系统的投影值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北京市对社会基础设施发展和社会福利的调整。北京市的人口社会发展不仅限于单纯的数量增长,同时重视质量的提高。
从整体的协调度来看,人口―经济―资源的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9205,在[0.85,0.95]内,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从图1中可以看出,北京市各年的发展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基本协调状态。这也充分表明北京市的整体发展基本处于一个基本协调的良性发展状态。
五、结论
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北京市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遗传算法优化投影寻踪模型得出了北京市协调发展综合水平,以综合发展水平为基础研究了北京市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1992-2007年度北京市的协调发展状态从整体上讲一直处于较为高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基本协调发展的状态。这说明,北京市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效利用能源努力走集约发展道路。人口-经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在这些年份显著地快于人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从三系统整体协调发展指数平均值看,均已达到 基本协调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北京市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三个子系统之间逐步形成积极、良性的互动关系。协调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目标之一,北京市只有在综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不断提高协调发展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申海元, 陈瑛, 张彩云, 裴艳飞, 樊慧荣,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以西安为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9, 23(9), P29-33.
[2] 陈志,张振,孙志国,湖北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测度[J], 统计与决策,2009,11(287),P114-116.
[3] 李勇, 王金南,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综合指标与实证分析[J],环境科学研究,2006,19(2),P62-65,111.
[4] 柯健,李超,基于DEA聚类分析的中国各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中国软科学,2005,2,P144-148.
[5] 张晓红,戴昌钧,基于灰色理论的我国电力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趋势分析,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35(4), P483-487.
[6] 马敏娜, 连飞,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 2008,15(267), P114-116.
[7] 王西琴,邢思齐,张远,张兵,成都平原城市群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生态经济, 2009,2, P45-49.
[8] 刘小林,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统计与决策, 2007,1(229), P64-65.
[9] 郁晶,陈婷 ,凌虹,苏州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34(5), P130-134.
[10] 齐晓娟,童玉芬,中国西北地区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2), P110-114.
[11] 李芳林, 查奇芬,江苏省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江苏商论,2008,2,P6-8.
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