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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职旅游；英语教学；跨国文化；交际能力
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空间。旅游业相关的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12年，我国全年出入境的旅游人数已经突破8000万，同比增长16.7%，出入境旅游创造的经济金额达到了980亿元，而且我国出入境旅游的规模每年还在以20%的速度增长。出入境旅游规模的扩大，使旅游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中职旅游服务专业是培养旅游以及饭店行业工作人员的主要机构。如何培养出具有良好交际能力的优秀人才，使其更好地适应出入境旅游的发展，成为中职旅游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在中职旅游英语教学方面，我们应侧重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以及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为学生选择与时俱进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对多种文化的理解力，最终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关于中职英语教学的相关分析
目前，虽然旅游英语教学对培养旅游业专业人才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中职旅游英语教学活动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旅游英语教学发展的问题。现阶段，中职旅游英语专业的学生在旅游英语的学习中积极性不高、学习能力不强、学习效率低下。因此，英语教师应适时地转变教学观念以及教学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旅游英语的兴趣。在目前的中职旅游英语教学活动中，英语教师应以英语导游服务的发展，作为旅游英语教学的基础要求。在实际的英语教学活动中要求学生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与英语知识。在文化知识的教授部分，应适当地添加我国名胜古迹以及民族习俗的相关知识，同时注意引导学生积极探索外国旅游文化的知识。激发学生学习旅游英语的热情，鼓励学生以口语的形式表达所学的相关内容的同时，加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英语交
流，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学生只有在了解各民族以及各国的文化历史的基础之上，才能提高与外国游客之间的沟通能力。
二、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相关分析
目前，我国出入境游客的数量与日俱增，涉外旅游的发展使旅游业对其从业者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中职院校在发展旅游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使之对各种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在中职旅游英语教学活动中，中职英语教师有必要积极地引导学生去学习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使之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能够顺利地与游客进行沟通。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的培养，需要教师强化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一定的情景交际法，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到与外国宾客或者少数民族宾客的交流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自主解决交际问题，使学生体会解决实际问题的感受以及充分地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增强学生最于异国文化的敏感度，使之在以后的学习或者工作中，能够有意识地扩大文化视野，促进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学生只有在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快速的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交际能力的提高，可以促使其在旅游工作中与外宾进行顺利的沟通。因此，跨文化能力是旅游从业者实现各民族以及全国的文化交际的基础，是出入境旅游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在中职旅游英语教学活动中，英语教师要在相关的模拟训练活动中，引导学生在问候、介绍、节庆、宗教、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积累，学习对待外宾以及少数民族的宾客应注意的细节问题，强化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对其专业人才的需求仍在继续增加。如何发展好中职旅游英语教学以及培养学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使之可以更好地在将来的岗位中尽职尽责的工作，成
为中职教育者值得深思的问题。现阶段中职旅游英语教学，成为旅游从业者与外宾沟通交流的基础课程。因此，我们更加重视在中职旅游英语教学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方面的学习。未来的旅游从业者在掌握原有学习技能的基础之上，还应注重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确保自己可以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从容淡定地与人交流，为我国出入境旅游的发展做出一定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振东.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的外语教学[H].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2]孙小珂.把“文化”引入旅游英语教学的课堂.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一、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开发问题
（一）原有的真实性被商业模式所覆盖
强调原生态，保护历史真实性的文化区是旅游价值的重要体现。在历史文化景区的创建过程中，必须要保持真实，保护历史文化和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建筑，坚持历史和环境相互融合保护文化街区的保护原则，保护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旅游业发展文化区，必须要保存其原生态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生活条件，以及居民的生活习惯。将旅游在当地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中延续，它的真实性才能有较高的保护值和重要价值。正是这种“真实性”才能吸引大批游客前往体验，保护历史和文化的“真实性”是开放旅游体验的前提。
（二）历史街区发展缺乏地方特色
从目前来看，有许多旅游企业都会盲目遵循旅游业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看到其他地区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开发的很成功，就会误认为本地区的旅游开发也会发展起来。所以不管是否合乎本地情况，都复制相应的经营方法和模式，什么地方经济发展的好就从什么地方开始改进，不考虑当地的文化背景和资源属性就开始扩建，它是完全不符合旅游发展模式的。盲目跟风使得大量开发的历史街区文化吸引不了游客的眼球，而且当地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原文化过度破坏也更加失去了对游客的吸引。不进行有本地特色的人性化的发展，不注重旅游体验，最终会损失大量的游客。所谓的人性化就是通过细致的服务，将当地的景观和社会文化同观众的情感之间产生密切的联系。这也意味着要从游客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以满足游客的需求为前提。历史文化街区在其旅游业的发展应当尊崇“一切为了游客，为了所有游客”的宗旨，充分考虑游客在旅游当中存在的需求，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指导设计相应的旅游体验。在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方面全方位的刺激游客的感官神经，为游客创建一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独具特色的旅游体验。
（三）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深度不够
一些历史文化街区虽然有开放的发展思想，想大力传播自身文化的内涵。但由于历史深度挖掘不够，或者因为没有精确的把握文化和历史脉冲方向，旅游建设环境和设计活动没有与当地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度的融合。由于没有足够的意识进行内涵的发掘，导致许多旅游产品以次充好，牵强的存在于历史文化街区中。一些旅游地区由于没有深度挖掘地域文化的内涵，不重视历史文脉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延续，使得到此来旅游的游客数量日益减少。人类发展的历史是由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文化街区核心区。保留和历史文化背景，延续当地文化精神，是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开发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吸引游客，满足游客体验需求的重要依据。
二、基于旅游体验的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发展对策
（一）建立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业发展形式
在当前的旅游业发展中，为了适应旅游业不断发展的情况，就需要建立一个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业形式，创建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需求，让消费者在旅游中产生值得铭记的场景。满足这些要求就需要在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中要产生体验旅游的浓厚氛围，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在历史文化街区中形成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色文化，让游客在参观时会得到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二）深入挖掘当地社会文化内涵
文化内涵是一个历史文化街区的灵魂，当地特殊的文化和习俗会深深地吸引游客前来，这就是支撑游客人数的基础。历史文化街区旅游体验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优势，利用与其他相同的旅游景点不同的文化资源，避免有相同的产品出现。只有真正利用当地的丰富的文化资源，才可以创造一个鲜明的旅游主题并被旅客所记忆。
（三）注重景区游客体验
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设计应配合当地的旅游体验活动，以满足最大化需求为导向，以增强旅游者的体验为目的，用自己的综合效果实现资源属性与游客载体相互作用的成果。旅游活动的发展，应当是重点关注游客可以参与的活动。旅游企业可以引导游客参加一些活动，让游客和文化进行互动。由于游客的活动和街区的舞台双边进行接触和互动，这既增加了游客游玩的时间，也会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提供可参考的经验，更会让观众的感受变得强烈，产生印象深刻的记忆。同时，文化街区还可以依靠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合理的开发利用，以满足游客的“角色入境”的愿望。通过将历史文化与旅游当中存在的元素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有效的提升游客的兴趣，给予游客高品质的旅游体验感。
三、结语
[关键词]旅游节庆；文化定位；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三月三”歌圩；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将传统节庆以旅游形式进行开发，可谓遍地都是，特别在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下文简称南宁民歌节)即为典型例子，它至今已在毁誉参半的评论中走过十年历程。赞誉者多因其在经济方面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批评者多因其对壮族民歌文化传统的违背。南宁民歌节其本来的宗旨，即其文化定位是“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本质上应是壮族民歌文化展示的舞台，其根本性目的应在于为壮族民歌适应新的时代环境，而谋求新的生长点，以求保存与发展。而为何在现实中以“背离”传统受到批评?笔者以为这是因为它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并未能贯彻实行其原有的文化定位。
一、南宁民歌节自身审视
(一)南宁民歌节经济成分与民歌文化成分的对比
南宁民歌节，是植根于远古时代乡土壮族歌圩的现代都市节庆，“歌圩”一词本身就包含有经济因素，因此不仅从现实利益来看，它的经济因素是必要的，同时从本身来看，也无可非议，但是首先有“歌”，然后才有“圩”，正所谓“因歌成圩”。因此它作为一种民歌文化继承与发扬的载体，必然不可能过多的强调经济因素，否则就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
根据历届南宁民歌节的活动内容，可将其活动分为民歌展示、相关民族文化活动、一般文化艺术行为、文化研讨、经贸行为等五类。民歌展示，包括“大地飞歌”开幕式文艺晚会、“绿城歌台”广场文化活动、“民歌荟萃”、少数民族声乐大赛、中华民歌大赛等；相关民族文化活动，包括广西民族风情展、“东南亚之夜”等；一般文化艺术行为，包括中外歌唱家演唱会、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中国戏剧节相关活动、时装秀、“中泰友谊”主题文艺晚会等；文化研讨，包括南宁国际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一东盟当代舞蹈文化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一东盟舞蹈论坛等；经贸行为，包括广西投资贸易洽谈会，南宁经贸洽谈活动，贸易物流、制造业、农业产业化等专题考察洽谈活动，以及相关产品博览会等。在明确活动类型的前提下，将这些活动内容进行比较(图1)，明显发现经济与文化之间失去和谐。
从图1可明显发现，文化性活动在逐渐减少，而经济型行为相应在增加，商业味道愈为浓重；每届文化活动与经济行为的比例同样失调。就民歌展示内容而言，实际上它只是坚持了“大地飞歌”开幕式文艺晚会与“绿城歌台”不变，成为固定活动，此两者成为是展示民歌文化的主要舞台，同时也为民众参与的主要活动项目。从中也不难发现，节庆内容严重缺乏文化研究性活动，例如只是在1999年第一届中有“国际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2005年第七届有“中国一东盟当代舞蹈文化发展国际研讨会”以及2006年“中国一东盟舞蹈论坛”等之外，其余都不曾开设，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它对文化的忽视。并且，自2002年开始由南宁“大地飞歌文化传播公司”承办，采用“公司经营”的形式之后，似乎这种表现更加明显。本来采用市场运作的方式，在政府指导下由企业承办，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如利用相关企业的积极参与等活动举措，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市场的消极作用。过度的商业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传统民歌文化在南宁民歌节中的地位与作用。其实，从南宁民歌节举办时间的改变(从农历“三月三”改为与南博会同期举行)也可表明这一趋势。
(二)“大地飞歌”中民歌成分与其他歌曲成分的比较
既然每届“大地飞歌”开幕式文艺晚会是展示民歌文化的主要舞台，则有必要将其中的民歌成分与其他歌曲成分做一比较。
什么是民歌?“民间口头流传的歌，多不知作者姓名”。这涉及到了民歌的内涵与外延，即民歌是什么，民歌的收集、整理、加工等问题。朱光潜曾指出：“我们可以说，民歌的作者首先是个人，其次是群众；个人首创，集体完成。”这一定论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并得到了广泛认同。一首民歌的产生，常常是由某个人创作出来后，经过许多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加工而成的。由此可找到民歌的特点，“作为民族音乐的一部分，民间音乐是由历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途径，以自由流变为其基本存在方式和生命源泉的音乐作品。集体创作、口传心授、自由流变构成了民间音乐的民间性的三大特征。”集体创作，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将民歌进行加工润色；口传心授就意味着民歌的创作存在即兴性，即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受民歌当时即其流行时期格式或内容的限制；自由流变则是前两者所产生的结果。
在理解民歌内涵等的基础上，再来审视南宁民歌节，以其2001年、2004年及2007年开幕上正式演出的歌曲为例进行分析(图2)。
2001年正式演出有35首，按民歌标准来说有10首，不及三分之一，包括内蒙古民歌《暖吉娅》、俄罗斯民歌《雪球花》、广西民歌《什么结子高又高》及《山歌年年唱春光》、朝鲜民歌《阿里郎》、澳大利亚民歌《羊毛剪刀喀嚓响》、加拿大民歌《红河谷》、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福建民歌《采茶捕蝶》。其余有两类：一是专业创造的民族歌曲，共15首，其中包括《广西好》《梦壮乡》《走进》《幸福万年长》《雕花的马鞍》《婚事》《太湖美》《孤独的牧羊人》《采茶少女》《请茶歌》《壮族大歌》《大地飞歌》《花心》(改自日本民歌)《漓江情》及《山歌年年唱春光》。这一类歌曲虽然吸收了民间音乐的元素，但是不能归纳到民歌范畴。另一类即流行歌曲，共10首，包括《龙的传人》和《爱的就是你》《今夜你会不会来》和《非我莫属》《看》《去》《没有爱在身边》《锁不住的旋律》《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想起我》及《满江红》等。这一类歌曲则是与民歌毫无瓜葛的。2004年28首，其中为民歌者8首，所占比例不到三分之一。除了一首印尼民歌《宝贝》之外，其中4首(《抛绣球》
《世上哪有树缠藤》《红水河》及《山歌情》)根据广西民歌改编，另外3首(《太阳出来喜洋洋》《森吉德玛》及《永远在一起》)分别根据四川、内蒙和新疆民歌改编而成，剩下三分之二的歌曲中有近一半都是流行歌曲。2007年35首，为民歌者5首，即《在那遥远的地方》《难忘的黑马》《诺吉娅》《重归苏莲托》和 《桑塔露琪娅》等，其余为专业创作的民族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诺吉娅》《今夜无人入睡》《神鹰传说》《高原之歌》《梦驼铃》等)，或流行歌曲(如《情非得已》《星光游乐园》《八十块环游世界》《因为爱所以爱》等)。可见，其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歌仅占1首(即《在那遥远的地方》)，而更甚者在长达3小时的演出中，竟然没有一首广西原生态民歌。同时，即使纯粹意义上的民歌也是在充满现代气氛中演绎的，舞台豪华，布景绚丽，歌手在眩目多彩的灯光和振聋发聩的音响中狂歌劲舞。这些都显示出了与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的背离，并越走越远。
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赞成者，认为面对这些新的民歌，不应“胸怀狭窄”，而应具有“开放”的思想。“不仅将民歌视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构成的复杂性范畴，从而看到其外延和内涵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而且应将民歌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时间运动范畴，从而看到其灵活性和流变性。从这个角度看，民歌可分为狭义民歌和广义民歌，或者分为纯民歌和杂民歌，可将那些土生土养、原汁原味的民歌视为狭义民歌或纯民歌，并将那些经过人文化、都市化、现代化、表演化的民歌，无论创作还是演唱，无论其作者、演唱者的文化身份转移还是受体的文化身份的变迁，可视之为广义民歌或杂民歌。”将民歌的内涵进行扩充，外延进行扩大，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如此也许能应付民歌当前的严峻现状，但肯定这将使民歌脱离本身性质，并使内涵出现紊乱，对民歌的评判将失去标准，无益于民歌文化的传承与长远发展，绝非民歌的自救，也绝非民歌未来的走向。假如内容与形式毫无合理的脱离，自然而然将失去民歌中体现民族特色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如此也就会失去其最具魅力、吸引人的精华部分，而余下华丽外表，虽然也许能获得一时的喧哗掌声，但依然只能代表毫无意义的虚荣或贫乏。所以这是应当批判的。例如，把《刘三姐》这一传统题材伴以疯狂的摇滚，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南宁民歌节并非民歌盛典，并假如一味以“时尚”为标准，以追求经济为归依，这是与民歌传统文化的背离。自举办以来，南宁民歌节在此方面的负面作用愈为严重。尽管舞台气势恢宏，尽显现代时尚，明星阵容浩大，然而却没有广西原生态壮族民歌的一席之地，充满“都市文化”、“时尚文化”，而“民歌”缺席“民歌节”的结果，也许是那些被误导者纵容或指引所导致，但是应该绝非他们所想得到的结果。
二、传统歌圩、城镇歌圩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当前，壮族歌圩呈现出传统歌圩、城镇歌圩、都市歌圩的发展趋势。武鸣“三月三”歌圩、田阳敢壮山歌圩、宜州壮族歌圩等即为城镇歌圩。其中武鸣“三月三”可谓典型。武鸣县是壮民族聚居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素有“三月三”歌圩习俗。从1985年起，武鸣县在县城开始举办壮族“三月三”歌节。至2003年，本以“弘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打造壮民族文化品牌，促进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宗旨，将“歌节”改名为“歌圩”，并于2007年11月入选第一批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歌圩是壮族文化的重要特征，然而“如果失去了共同的文化，将不成其为原来的民族。……而只要还保留着共同的文化特点，就有维系民族自我意识的纽带。共同的文化特点是构成民族的最根本特征。”因此无论发展的途径如何，坚守文化层面的民族本质，是最基本的原则；可见作为“都市歌圩”的南宁民歌节，必须坚守正确的文化定位，这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也是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
(一)三种形式的总体比较
这里将其发展轨迹中的形态作一比较(表1)，以明确南宁民歌在实践中文化定位的偏离，其中城镇歌圩以武鸣“三月三”歌圩为例。
可看出，作为发展中间阶段的城镇歌圩武鸣“三月三”歌圩，与传统壮族歌圩比较，在许多方面呈现不同。首先，从活动组织方式来看，传统歌圩由民众自发组织而成，而武鸣“三月三”歌圩的形成，虽然存在民众自发的因素，但其形成主要还是建立在政府参与、组织的基础之上的；其次，从歌曲类型来看，传统歌圩中歌曲类型一般都为原生态壮族民歌，而武鸣“三月三”歌圩的歌曲，尽管传统的壮族民歌仍然是重要部分，但自行创造的带有民族风格的歌曲也占有不小比例。再次，从参与主体看，相对传统歌圩而言，武鸣“三月三”歌圩参与的主体虽然仍然是本区域及相邻地区的民众，但是由于许多旅游休闲者参与其中，使其显得更加泛化，一定程度上，它已成为了一种旅游资源在进行开发、利用；最后，从两者的功能来看，由于武鸣“三月三”歌圩中经济的内容增加，使发展经济成为主要目的，从而削弱了传统歌圩的交流、社会教化等方面的功能，并使其择偶的功能几乎不再存在。
相对传统歌圩，武鸣“三月三”歌圩虽然在活动的组织形式、内容、功能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基本性质并没改变，无论从参与的主体、举行时期、还是歌曲性质等民俗基本要素和传统惯例方面，都体现出了民族特质的性质。壮族民歌在此依然具有“激活族群记忆、传播知识、活跃社流、加强文化认同的特质。”然而南宁民歌节，不仅是活动的组织运作方式、内容、功能改变了，其性质也处于转变状态，作为节日基本要素和表征的时间和地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已超出了民歌艺术的现代表演和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简单化内容，而更清楚地表现出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展示、地方文化身份的塑造、族群和社区认同的维系、本土与外来观念的冲撞等多种因素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共生互动关系。”那么如何在这种“关系”中保持“民族最根本的特征”?可以看出，贯彻“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这一体现文化定位的宗旨是关键。“面对当今强烈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冲击，对这种文化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之根的呼唤、认同与养护，也是一个民族沿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会使一个民族迷失最基本的认同依据，在文化的根部动摇归属方向，找不到精神的国籍――这将是灭顶之危。”
(二)武鸣“三月三”歌圩节与南宁民歌节
再就武鸣“三月三”歌圩节与南宁民歌节做一较为具体的分析。
从文化层面来看，武鸣“三月三”歌圩节较南宁民歌节更能体现传统民歌的特点。举办时间定为农历三月初三，大约4―5天时间，这更符合民众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心理，这也是民众能自发参与的一个积极因素。在举办形式及场所上，较南宁民歌节更显大众化。在歌圩城镇化的同时，也存在更为传统的歌圩形式，各乡镇、自然村的民众自发形成歌圩。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武鸣大致有28个壮族歌圩点，多数于农历三月举行，其中三月初三的有县城、甘圩、那羊等14处，三月初九有陆斡、覃李等4处，清明之日有覃内，三月十三有罗波等。
在举办内容上，根据表1也可看出其中传统、大众文化的内容较多于南宁民歌节。以2007年及 2008年武鸣“三月三”歌圩节的主要文化活动内容为例，2007年其主要有：千人竹杠阵、山歌擂台赛、建设新农村“663”工程文艺比赛、板鞋竞速、武术散打、抛绣球、抢花炮、搬运粮食、斗鸟、斗鸡、斗狗等项目。2008年其主要活动内容有：歌圩开幕式、干人竹杠阵表演及竞赛、山歌擂台赛、民族体育竞技展演(抢花炮比赛、30人板鞋竟速、抛绣球比赛、“搬运粮食”接力赛、“赶猪”接力赛、花样跳绳、武术散打擂台赛)、广场文艺演出(《壮乡欢歌》文艺晚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663”工程壮话小品比赛、特邀艺术团专场演出)、旅游美食节、民间传统斗狗、斗鸡、斗鸟、斗牛比赛、书画、摄影作品展等。可以看出，其中存在传统歌圩形态的影响，并同时体现了现代歌圩形态的因子。而南宁民歌节更趋于都市化，除在形式上外，几乎难以看到其中存在原生态歌圩对它的影响。
武鸣“三月三”歌圩节和南宁民歌节，都是建立在传统壮族歌圩的基础上的，也都是在政府的积极支持、参与的条件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两者利用区域文化特色优势，在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谋求经济的发展，这无可厚非，因为这既是对传统歌圩习俗的继承，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但是民族文化资源毕竟与一般的经济资源不同，它存在自身的特点，不可再生，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或区域人们的重要精神风貌的体现，而作为民歌文化而言，正是壮族精神的体现，是壮族的特质，因此不能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传统民歌文化的完善与发展。
三、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无独有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为壮族歌节的第二年，即1984年，曲阜县人民政府创办“孔子诞辰故里游”，本来这只是一个纯经济性目的的旅游项目，但是在利用名人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于1989年进行了重新定位，更名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下文简称曲阜孔子文化节)。于每年孔子诞辰(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期间，即公历9月26日至10月10日举行。并确定以“纪念孔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鲜明的文化定位，当然也毋庸置疑，曲阜政府这一举措的内在目的中包含有经济性目的；如广西欲借“民歌”以“文化搭台”达到“经济唱戏”的目的一样。但是从其发展的历程来看，它始终坚持、贯彻了原有的文化定位。至今已成为一个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由省县各级部门或政府或相关企业承办的，一项融纪念孔子、交流文化、旅游观光、学术研讨、经科贸旅合作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际旅游节庆活动，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孔子文化节的比较
本质上，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孔子文化节，两者都是一个融文化、旅游、经贸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节庆活动。只是各自凭借的文化资源类型、形式不同而已，一是借助区域传统壮族民歌文化资源的优势以及中国传统民歌文化的深厚，一是依靠中国先哲名人故里以及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但这无法改变两者本质上都是为一个节庆的性质。因此可将曲阜孔子文化节作为研究南民歌节研究的横向比较对象。
从举办组织来看，两者都由政府机构举办，并都由国家部级单位挂帅，但是相对而言，曲阜孔子文化节的举办单位更为广泛，它是由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三个部级组织以及山东省政府参与，同时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而南宁民歌节是为国家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和南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比较之下，曲阜孔子文化节得到了政府更高的重视。
从运作方式看，曲阜孔子文化节采取各级政府与相关企业联手承办，共同运作的方式，而南宁民歌节则是采用政府指导，完全由企业(南宁大地飞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进行市场运作的方式。两者的运作方式比较，各有利弊，难分优劣。在政府正确的指导和强有力的调控下，以及在市场较为完善的基础上，采用市场运作的方式更能适应节庆市场的发展。但是，当政府意识中商业成分过度，或承办公司难以把握节庆的文化定位，或难以顺应市场时，市场运作的方式则是弊大于利的，当前南宁民歌节就存在这样的情况。
从地缘条件来看，曲阜孔子文化节的举办地点在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南宁民歌节的举办地点在广西省会南宁市。比较而言，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在地缘条件上更具优势，因为南宁位于广西西南部，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毗邻，在环北部湾范围之内，属亚热带气候，四季常青。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系的加强，中国一东盟博览会、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落户南宁，南宁民歌节更加显出地缘优势。
从参与群体来看，两者都采取了国内全面宣传以及国际化的策略，都利用各种媒介，如中央电视台、各类报业、新华网、人民网等强势媒体，以吸引全民关注、参与。在国际化策略上，虽各有侧重点，曲阜孔子文化节侧重于日本、韩国等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国家或地区。同时，比较强调发展香港、台湾等地的市场。而南宁民歌节侧重于东南亚诸国，以及比较重视美国、英国等发达欧美国家的客源市场。两相比较，难分高下，但是就群体参与的程度而言，实际表明，南宁民歌节较为落后于曲阜孔子文化节。
从举办内容看，两者都是利用“文化交流”、“旅游观光”、“学术研讨”、“经科贸旅合作”等形式来安排节庆活动，涉及“文化”与“经济”等多方面内容，且两者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因此在内容方面的比较，两者应无差别，但实际表明，南宁民歌节在文化内涵的挖掘方面未及曲阜孔子文化节充分。
(二)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孔子文化节两者文化定位的比较
由上比较可知，曲阜孔子文化节，作为与南宁民歌节同样性质的节庆，其影响、规模等却都超过了南宁民歌节，究其原因，绝不在于所利用文化资源对象的不同。传统文化资源无大小之分，正所谓“境界无大小”，应在于其资源的优劣，两相比较，传统民歌文化甚至传统壮族民歌文化资源，绝对有着与作为名人资源的“孔子文化”同等的地位。可见其原因应当在于如何进行文化的定位，并怎么去真正的贯彻它。如何实现一个文化节庆的文化定位，必须依靠节庆的举办宗旨、举办单位、参与对象、宣传手段等多方面多层次来反映的，若对这两者的文化定位进行比较，也必然进行多方位比较，但是最能反映文化定位的是活动的内容，因为它是前述这些方面的基础，是其文化定位的真实体现。同样根据曲阜孔子文化节的活动分类，可分为“孔子文化”展示、一般文化活动、文化研讨、县域文化展示、经贸行为等五类。“孔子文化”展示，包括孔子诞辰纪念暨祭孔活动、“孔子教育奖”颁奖活动、孔子学术会堂、《论语》及古诗文朗诵等；一般文化活动，包括大型文艺演出、主题焰火晚会、街头戏曲定点演出活动、景点文艺演出、古琴音乐会、摄影展、民间文艺展演、名人书画展等；文化研讨，包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学术报告会、儒家文化与企业信 用高层论坛、世界儒学大会、尼山文化论坛等；县域文化展示，包括嘉祥石雕艺术节、鱼台孝贤文化节、梁山水浒文化节等；经贸行为，包括旅游热线推介会暨旅游商品博览会、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经贸合作交流、孔子商品展览交易会、人才交流会等。在此基础上，将各项内容进行比较(图2)，可发现其中文化因素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以坚持“纪念孔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主线，连贯各项活动，文化行为在历届中占据主要地位。
曲阜孔子文化节其本身自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这里不作评论，只将其与南宁民歌节进行比较，以体现南宁民歌节在其文化定位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足。且不论，最能体现南宁民歌节文化定位的“大地飞歌”中所含有“民歌”成分较少的事实，两相比较，明显可知，就其所附活动而言，经济因素远远地超过所含文化的成分，即使从活动的名称来看，似乎也过于商业化。毫无必要所谓的“冠名”(如“南宁化工・绿城歌台”、“联通之夜・大型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等》”等)，给人以裸的金钱气息，而显得与“民歌节”毫无瓜葛(其实吸引商家、筹集资金的方式有许多种，如曲阜孔子文化节中所谓“儒商”即为例子，并且在一定程度应该倡导商家从公益的角度进行赞助)。相对而言，南宁民歌节在其文化定位过程所出现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未能多角度展示民歌文化
这也就意味南宁民歌节所设计活动并不能充分挖掘民歌文化的内涵，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将孔子文化放置于一个“大场景”来审视，从孔子到祭孔大典、古典礼仪；从儒学到古典习俗、齐鲁文化等；从教育到古典诗歌朗诵、书画竞赛等。从而做到多角度展示、多方面利用。民歌是为一个民族文化的“镜子”。壮族民歌文化是贯穿于其他文化现象之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及建筑艺术、饮食、礼仪等等都离不开壮族民歌的影子。反之，则能在壮族各种文化中体现出壮族民歌文化。因此完全可以多角度来审视民歌，并设置相关项目，如可将壮族传统的喜庆婚俗、迎客歌俗，甚至壮族古时祭祀、巫术等等为内容设立项目，进行艺术的展示等。其实这也正是南宁民歌节总是只有单调的“大地飞歌”与“绿城歌台”作为展示民歌的舞台的原因之一。
2 严重缺乏学术研究性内容
这也就意味社会文人学者阶层参与的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将减少社会的支持，或缺乏理论上的指导。南宁民歌节自举办以来，只有1999年、2005及2006年三届活动中设置有相关内容，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则不仅每届安排固定的项目，如儒商文化论坛、儒学学术报告会等，且不时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性项目，如2006年设置有“梁山文化民俗研讨会”等。其实民歌文化尚待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南宁民歌节完全可以增加此类内容，如可长期设立相关“传统民歌文化”研究的项目，也可以“专题研讨”、“作品研讨”等形式进行设置。
3 区域内地方性文化展示机会少
因此，南宁民歌节自然也就无法真正起到“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的功效，体现“浓郁民族风情”的特点。除了其在文艺晚会上地方民歌有所展示自己风采，就是每届的“美食节”颇能展示饮食文化了。可是八桂大地，文化何其丰富，本就有着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资源，有着典型的岭南文化，并且区域内文化又各呈其彩；壮、瑶、苗、侗等民族随选其中之一，都会有让人产生惊艳之感的文化。但是这些却没有展示的机会，其实即使广西区内各异的壮族民歌也未有充分展示的舞台。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却能在区域内各地找到各具有特色的文化作为对象，在节会上进行展示。如曲阜孔子文化节每届都是固定或特设的地方项目，如嘉祥石雕艺术、梁山水浒文化等，充分展示了办节目的之一的“突出地方特色”。
4 文化与经济之间缺乏融合
这以致南宁民歌节显得文化内容的贫乏，商业化过度。本来经济目的，是为主要目的之一，但实现经济目的是必须依赖于壮族民歌文化这一土壤的。当然这并不是一定排斥其他经济因素，适当条件下(经济与文化因素联系视角不同，融合性显示也就不同)依然是可以存在各类经济因素的，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没有必要将某些毫无关系的经济成分放置其中。因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只寄托在一个节庆之上；同时与此相联系的经济成分，已是涉及甚广，例如旅游业、音乐产业、传媒业等等。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在此方面则是显得十分成功的，例如从孔子到孔子故里游、孔子商品展览交易会、孔孟颜曾圣裔恳亲联谊、海外孟氏后裔恳亲联谊、曾氏后裔恳亲联谊等，从儒学到儒商大会、儒家文化与企业信用高层论坛等；从教育到孔子修学游、教育用品展览会、人才交流会、海外留学人员孔孟之乡创业行等，可谓是层出不穷，让南宁民歌节相形见绌。
同时，从其他方面来进行比较，也可发现南宁民歌节中文化定位的不足。将两者的专门互联网站进行比较，其中形式设计或技术水平且不说，就两者的栏目内容来进行比较，差异也较大。南宁民歌节的官方网站主要栏目为“快讯、直播、视频、图片、大地飞歌、风情东南亚、经贸洽谈、绿城歌台、明星”等；而曲阜孔子文化节的官方网站则为“新闻动态、文化节资讯、儒家文化(诸子百家、儒学典籍、儒学研究、当代儒商)、天下文庙、文化圣地、孔子学院、文化产业、图像中心、视频中心、过客留言、博客、百度孔子吧”等，并有英文网站。不言而喻，南宁民歌节不仅缺乏研究所利用文化资源的栏目，也缺少能体现传统壮族民歌文化的甚至传统民歌的平台，体现的更像一个纯粹娱乐、而非推广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的网站。另外，两者的运作方式虽然实质上是难分优劣，但至少可以知道，单一专业公司承办运作的方式，应该更容易跌入过度商业化的恶性处境，而造成对其文化定位的偏离。再如两者的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门票来比较，2008年南宁民歌节的总门票共分为1080元、880元、780元、680元、580元、380元、280元、180元八个档次，分别设为VIP区、嘉宾区、歌迷区、台阶区等四大区域；而曲阜孔子文化节的门票仅分350元、450元两个档次。南宁民歌节明显的体现了其谋求经济利益的目的(其中皆带以数字8的做法且不作妄评)，并如此高价及高低之差距如此悬殊，不仅让百姓望而止步，而且让人难免有“人分等级”的想法，而非所谓区域划分；更为严重的是这将使其远离本来的文化定位，丧失文化关怀的初衷，失去大众基础，成为“货真价实”的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
四、南宁民歌节必要的改观策略
民歌有着自身不可变更的本质内涵，也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内在机制，这集中体现在唱山歌、对山歌、赛山歌、听山歌等经千百年锤炼而形成的风俗，及其内含的隐形的制度化的规则与规范。所以一切作为保护、保存、承传壮族民歌的所有举措，不仅应该坚持民歌的本质不可更改，而且也应该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为那正是其很强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的原因所在， 而不可人为的破坏，而这也正是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化意识等应该予以准确的文化定位的内容。南宁民歌节所奉行的宗旨“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是其文化定位的体现。于是观之，真正贯彻正确的文化定位，是南宁民歌节实现初衷，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此前提下，至少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深层挖掘、多方位展示传统民歌文化
南宁民歌节应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民歌文化的内涵，对其进行多角度审视，以求充分展示民歌风采；如在与曲阜孔子文化节的比较中所言。在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保护优势的文化资源，否则现在的绚丽也许只是昙花一现。而当前它必须要做出的决策，则是充分利用传统民歌文化成分，将所谓的“新民歌”，以及“假民歌”、“非民歌”等请出舞台。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实现其初衷，做到“名正言顺”。其实不管从经济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独具特色且资源丰富的中国传统民歌文化也完全可以用来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有能力支撑南宁民歌节良性的运行。优秀的传统民歌并非没有市场，如纳西族东巴古乐曾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王演奏中心首场演出成功后，又在中国驻英大使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曼彻斯特音乐节、赫尔大学音乐厅和伯明翰艺术中心分别举行了七场音乐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和高度评价。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民歌文化完全有能力独立支撑起南宁民歌节，并达到文化传承与发展、区域经济建设两个目的。当然这不是说必须将民歌定位于“传统”或“经典”而不变，适当的顺应时代需要而变化，是民歌本身发展的必然，并且在现实中也能获得受众的认同。例如《康定情歌》、《小河淌水》等民歌配上轻摇滚，把时代气息与民族风格融合在一起，也博得了年轻人的喜爱以及中老年人的认同。而将“假”民歌等充斥其中，或干脆以流行、通俗代之，不仅只是鼠目寸光地谋求短期利益的做法，更甚是破坏传统文化的犯罪。“在技术力量的强力作用下，民歌原有的古朴、纯真之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刺激感，只在偶尔的尾音残留着原初的遗韵。”这样的结果无疑不仅是遗憾，更甚应是悲哀。壮族优秀传统民歌的弘扬与发展，应该是把时代气息与民族风格更好的结合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拒绝迎合世俗，坚持正确的演绎方式
不仅应该把所谓的“新民歌”，以及“假民歌”、“非民歌”等请出舞台，同时真正民歌的演绎方式也应该是采取正确的形式。而完全一味追求“时尚”，迎合世俗，这无疑是对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的摧残。如此以往，文化资源的优势很可能丢失，自然也就无法保证良性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处理好传统与时尚的关系。“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话，在非哲学的层面来说，显然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假如当南宁民歌节因为非时尚或流行，而失去追星一族，无足为怪，也不足可惜，因为在世俗的影响下，他们只是一群盲目的崇拜者而已。真正意义上的民歌艺术节同样会吸引更多的喜爱民歌的观众。同时假如当南宁民歌节成为世俗追星族的中心，害处不仅体现在对当下的年轻人对民歌产生误解，认为那些非民歌的歌曲就是民歌，民歌的演绎就是应该伴以摇滚与疯狂，以致传统民歌难以实现健康发展，而且也造成对传统民歌文化的直接损害。把民歌演绎成摇滚与疯狂的做法的确吸引广大的年轻人，当问及他们来参加开幕式的原因时，多数表示是因为自己喜欢某某明星。年轻人喜欢时尚或异文化，天性使然，对民歌文化的不喜欢，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的美，就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一代年轻时喜欢西装而不穿长袍马褂一样，可是年岁既长时不是都穿回了长袍马褂?并且其中也有认识到民歌价值的年轻人，他们希望歌手就是普通演员，是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想听到歌手们真正的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以来自大山里的歌声演绎他们内心所想表达的东西。也许这种观点才能真正代表民歌的未来市场，实质性的反映民歌未来的发展前途。
(三)正确、积极引导，扩大民众参与
在当下南宁民歌节的运作中，政府无疑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其正确的指引，是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及民歌在新的层面上展开的。从现实来看，民众参与的程度并不高，如从高价位的门票来看就可知道。而民歌的听众必定永远是民众。一些民众只对每年有哪几位明星来参加等等感兴趣，其他的活动鲜有参与，甚至知晓。所有活动中只有美食节比较贴近广大百姓，其他活动与民众还存在一定距离，并且大部分“民歌”都引起不了他们的兴趣，甚至引来不满的批评，认为其所演绎的歌曲并非本质上的他们喜欢的民歌。其中原因主要应该是与政府的引导或者与南宁民歌节举办的内容与形式分不开的。因此应不仅正确引导民众，同时还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变当前民歌节所存在的问题，提高传统民歌文化因素。有许多民众还对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建议在壮族地区的基础教育中，增加传统民歌的知识内容，以期年轻的壮族人更好的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等。这样的建议不论其可行性如何，但是其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关键词：赣州历史城区，保护，文化旅游产业
赣州简称虔，是中国江西省下辖的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也是江西三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赣州老城区面积大、传统建筑多、文化积淀深厚，集中了众多宋代、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历史古迹，保留下来的一大批传统民居建筑，至今保存着原本的建筑结构、装饰特征和传统的街巷风貌，并且仍被居住和使用。这些传统民居建筑和其所在的赣州历史城区具有鲜明的资源特色、紧凑的资源组合和良好的区位条件，其开发利用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建筑结构老化、生活条件落后等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如何保护和延续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源，使其不但不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负担，反而成为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值得深入思索。
笔者认为，可以在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资源并与现代旅游产业充分结合，将赣州传统民居建筑较为集中的核心区域进行一体化规划，打造特色鲜明、具有文化地标意义的赣州历史文化旅游综合体，营造一座"城中之城"， 从而为传统文化遗产保护注入新的不竭活力，使之可以成为赣州传承历史、立足现代、拥抱未来的文化窗口和经济引擎。
一、区域范围
依据2010年8月25日公布实施的《赣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所述，赣州历史城区范围为北至章江和贡江，南至红旗大道，西至环城路，东至东河大桥，面积约3.22平方公里，包含"一城、一带、四区、六街、三十二点"。赣州历史城区具有相对完整的赣南传统古城风貌特征，并集中体现了赣州宋至明清商业和居住的历史风貌1。
在整个规划中的赣州历史城区中，又以姚前里和灶儿巷两个历史文化街区在区域聚合度、古民居建筑和古街巷景观方面最适合进行一体化规划。首先，不同于单个的文化古迹景点，该区域具有较大的地理范围，是一大批民居古建、历史遗迹的集合体，民俗文化和客家文化特色鲜明；其次，该区域与现当代城市结构互相渗透，并没有明确的边界界定，与国内知名的丽江、大理和凤凰等古城在区域类型上具有差异性，因此，笔者将这种位于城市内部、边界模糊、但历史文化内容又高度集中的区域，在与现代旅游产业结合的方式上，界定为"历史文化旅游综合体"，并根据区域特点提出了"城中城"的概念。
二、指导原则
将赣州历史城区的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其根本原则是以保护为基础、以发展为方向，保护与发展并重。
1、"保护"是前提、是根本出发点
一个城市的历史城区是完整的生命体系，她有文化内涵，她懂人情世故，既是传统文化的"根"，又是民族情感的魂2。同样的，赣州的历史城区也承载了赣州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无比厚重的家乡情节，赣州人对家乡的认知与认同，是与这些纵横交错的街巷和斑驳厚重的宅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发展"是方向、是不竭生命力
既然一个城市的历史城区值得保护，那么该以什么方式、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方法呢？首先要注意的是，必须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要避免单纯强调保护的极端，二是要避免过度开发的极端。针对全国普遍存在的情况，原建设部仇宝兴副部长就曾撰文指出："不幸的是......城市发展之源、文脉之根的旧城区或历史文化街区纷纷被推到、拆平，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毫无特色的现代楼宇，彻底破坏了上千年历史形成的独特风貌，成为失去记忆的城市。3"
对于像赣州这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历史城区而言，唯有将保护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赣州历史城区注入可持续的内在活力，才能真正在时代的洪流中获得不竭的生命力。保护重在传承，而传承的根本在于能否为其注入可持续的不竭活力。赣州老街区的古建筑、文化景观不应该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担，或是变成毫无生气的标本，而应该充分研究保护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整体设计，进行分阶段、分步骤的合理规划，才能真正实现赣州历史城区的"科学保护"和"有机更新"。
三、规划思考
作为一种行为和体验，历史文化旅游活动古已有之，历史文化旅游产业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我国，随着近年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旅游产业结合的实践蓬勃开展，人民大众也热情参与其中。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考虑将赣州历史城区保护与现代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不失为赣州历史城区保护与发展的有益探索。具体来说，是从宏观的角度，将赣州解放路社区及周边区域这样的古建筑集中的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一体化规划，从古建筑保护，到历史街区景观重塑，到功能规划（如民俗街、小吃街、酒吧街、创意街等），再到与周边景观的融合（如郁孤台景区、八境路古玩街区、古城墙景区等），逐渐形成集古建保护、特色文化展示、现代时尚旅游于一身的赣州文化旅游综合体，即"城中城"，特点是特色鲜明、功能完善、内涵深厚，可以成为赣州传承历史、立足现代、拥抱未来的文化窗口和经济引擎。
四、前景展望
赣州历史城区中的古建筑和古街巷景观不应该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担，或是变成毫无生气的标本，而是可以在对各方面因素进行整体规划的基础上，与旅游产业充分结合，从而从根本上把保护和发展相统一。这样可以改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的资金投入，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促进区域生活条件改善、展示地方特色文化的多重目的，从而延续城市文脉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促进城市经济和综合实力的持续发展，真正为历史城区注入不竭的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1] 吴良镛，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11.
[2] 周岚，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和整体创造[M].科学出版社，2011-1，P71.
[3] 单霁翔，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
[4]朱燕芳，历史文化名城赣州旧城保护和可持续再生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9.
基金：本论文为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保护城区古建筑群的新思路--营造文化旅游城中城"（YG2014281）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游客满意度；老门东
一、城市历史文化街区概述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座城市独特历史文化的现实体现，也是许多城市进行旅游开发的重点区域。将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一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再开发，已经成为国内外常见的推动城市再生的重要手段。
我国于1986年初次提出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即历史文化街区是文物古迹比较集中，能完整地或能较完整的体现某一历史时期的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均应予以保护。并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划分为地方各级历史文化街区，可以是一条街或几条街组成。
因此，城市历史文化街区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并且保存相对完整的历史建筑和历史遗存，具有历史价值，能够反映该城市在相对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地域文化特色以及民俗风情。对游客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同时，适度的旅游开发也有利于历史文化街区状态的持续更新，能够为街区及其周边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活力。
二、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概况
老城南是南京文化的发源地，它的南部以夫子庙为中心，南至中华门，北至白下路，东西两端至城墙，是南京的居民的集中地，所以被称为“老城南”，它包括南浦厅、牛市、老门东等等。老门东地处南京城南门（中华门）以东，故称“门东”，历史上是非常繁荣的商业地和居住地。早在三国时期便有民居聚落出现，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世族大家居住之地。清末以后，门东、门西等老城南地区逐渐成为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区域，集中体现了南京老城南传统民居的风貌。
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组成部分，位于夫子庙箍桶巷南面一带，自北面长乐路起，南至明城墙，东至江宁路，西临内秦淮河，总占地约70万平方米。现今按照传统样式开始复建，比如马头墙、中式木质建筑等等，来集中展示南京的古老历史文化。
目前明清建筑示范街区已经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同期开放的还有具有南京特色的老字号文化馆，如金陵美术馆、老城南记忆馆等。箍桶巷是老门东的集中示范区，在此设立了展示金陵刻经、南京白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以及德云社、剪纸、手制风筝、提线木偶等民俗工艺展示区。在三条营巷子口，打造了名为“南京味道”的美食聚集地，汇聚了小郑酥烧饼、蓝老大糖藕等12家最具南京特色的美味小吃。此外，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白鹭洲啤酒吧、星巴克等餐饮店也在老门东落户。2016年春节，作为秦淮灯会的主要展区之一，向来自各地的游客展示了南京老城南民居街巷和市井传统风貌。
三、老门东街区游客满意度分析
1.游客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游客满意度是游客对旅游产品或者服务的满意程度的一种评价，是游客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游客满意度来源于游客在景区消费某种产品或者享受某种服务所产生的感受与自己的期望所进行的对比。国外学者对于游客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游客满意度的定义、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和满意度测度这三个方面。我国学者对于游客满意度的研究层面主要集中在游客满意模型和测评体系两大方面，而且获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比如：董观志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王群的TSI模型。
游客满意度受到影响的因素众多，不少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在1978年美国麻省的科德角海滨旅游地游客满意度研究案例中，美国学者Pizam等首次提出海滩、游憩机会、成本等8个游客满意因子。1979年Dorfman在进行野外活动的时候发现，游客满意度不仅会受到旅游目的地众多要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其它一些要素等影响，比如游客的个人出游目的、天气温度、环境条件等等。1988年Whipple等发现游客满意度中存在一种晕轮效应，即如果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某一要素感到不满意，则会使其对整个旅游目的地的不满意。
本文认为由于游客满意度是通过游客的期望与感知相互比较得到的，所以影响游客满意度的因素应贯穿于游客的食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还应考虑到景区的服务与管理方面因素影响。由此，本文构建了老门东游客满意度的指标体系，包括七项一级指标和二十项二级指标。
2.调查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于2014年的3月份到老门东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共发放100份调查问卷，回收了100份，有效问卷数为99份。问卷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游客的基本信息采集，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等。第二部分是游客满意度调查，包括总体满意度以及各影响因素。第三部分是游客的游览之后的行为预测，主要包括是否愿意再次重游等等。采用SPSSv19.0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计算分析，以李克特的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1，2，3，4，5]，作为相对应的分值，对有效问卷进行整理分析。
3.游客满意度分析
（1）总体满意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在99份有效问卷中，对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很不满意的游客数为9人，占9.1%，不满意的游客数为24人，占24.2%，感觉一般的游客数20人，占20.2%，满意的游客数36人，占36.4%，非常满意的游客数为10人，占10.1%，游客满意度指标体系的总目标是3.142，这说明游客对于老门东街区整体印象比较一般，景区还有很大改善的空间。
（2）一级指标满意度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将一级指标满意度数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赋值相比可以看，除了旅游交通指标达到满意外，其它六项指标旅游景点、旅游餐饮、旅游住宿等都未达到满意水平，见图。
（3）二级指标满意度分析
通过满意度计算结果显示，在20个二级指标中，只有3个达到满意程度，即旅游住宿中的服务人员的态度、旅游交通便利程度和旅游交通安全性，其它大部分指标都是感觉一般。其中最不满意的是旅游购物的特色与种类和娱乐节目的种类。这样的计算结果显示老门东街区还不少有待提高与改善的方面。第一，在与“游”密切相关的旅游景点方面，对于景点的设施、建筑、特色与形象大部分游客都不是很满意，感觉一般。第二，在旅游餐饮方面，3个二级指标中，就餐环境相对满意度较高，而价格相对满意度较低。第三，在旅游住宿方面，这一项中游客对于住宿价格和住宿的环境卫生感觉一般，但对酒店的服务人员感觉还是满意的。第四，在旅游交通方面，游客满意度最高，大部分游客认为交通比较便利，安全性较高。第五，在旅游购物方面，满意度较低，大部分游客认为在价格和质量以及种类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第六，在旅游娱乐方面，游客满意度也较低，其中对于娱乐节目种类，很多游客表示不满意，认为景区内的很多展现南京特色文化的娱乐项目还是较少，商业气氛过浓。第七，在景区服务与管理方面，景区内的服务人员态度以及游客的旅游行程都感觉一般。总体来说，通过表2的计算结果可以了解到，游客对于老门东的满意度并不高，街区未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游客总体满意度与推荐率与重游率之间的关系
通过问卷调查，笔者发现游客总体满意度与推荐景点之间存在正相关。在总体满意度中，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人数为46人，这46人都表示愿意将老门东推荐给他人，剩下的53人中，只有17人选择愿意，36人选择不愿意。结果显示，游客的总体满意度越高，将景点推荐给他人的愿意就越高。
而总体满意度与重游景点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总体满意度中选择满意和非常满意的46人中，有30人选择不愿意再次重游，选择很不愿意、不愿意和一般的53人游客中，48人表示不愿意再次重游，这表明总体满意度和重游景点之间并没有正相关的联系，由此表明，老门东街区游客的重游率较低，仅为21.2%。
四、老门东街区旅游开发的提升建议
1.注重游客感知，充分体现南京老城南历史文化特色
有人说过：“最金陵是城南，最城南是门东”。老门东有着较为完整的明清古老街区，应将其打造成为展示南京本土文化的重要场所。老门东的复建吸引了来自南京以及其他各地的游客，城南旧景感染了很多人，但是也有不少人发现对老城南文化的表达并不准确。除了房子外，有很多场景也和老一辈南京人的记忆相差甚远，其中在街边有一幅展现以前老城南的旧照片，上面就有很多瑕疵。另外有一尊展示箍桶匠劳作的雕塑，也被市民指出有很多不符合历史的地方。由本文的调研可以看出，游客对传统文化和南京地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但目前街区内提供的相关项目数量上还不能满足游客所需，因此可以更多地提供向游客展示传统文化技艺的场所，控制过度的商业化。在项目选择上，应适当提高游客参与度，以增加游客回访率，增强景区的吸引力，打响南京老门东传统文化品牌。
2.秉承古意，尽量保持传统建筑格局与尺度
老门东在修复开发过程中已经保留了一些老房子和街巷，并依附原有建筑样式进行建设。但在本文调研中，游客对老门东景区建筑景观的满意度并不高。一方面可能与街区周边新开发的木匠营小区、江宁路花园、长乐渡等地产项目有关，这些项目取代了旧式民居，破坏了景观的一致性，影响了游客的感受；另一方面，在修复过程中，一些老街变成了宽敞的大马路，仿古建筑形式做工粗糙，翻新过多。此外，过多星巴克、哈根达斯等洋品牌入驻，对景区的古意传承也有所影响。
3.增加景区内服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从业素质和服务水平
作为历史文化街区，老门东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应加强街区从业人员加深对老门东文化的了解，同时可以选择一些有良好表达能力的导游，引导游客了解南京的本土文化，诚信待客，加强行业规范，提升老门东的品牌。
4.以政府为主导，加强监督与引导
政府要有前瞻性，加强监督力度，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在保护和开发的同时，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或者历史遗存予以保留。遵循循序渐进审慎更新的原则，根据老门东的现状和居民的需求，对居民的环境加以改善。既要尽量保留老门东原先的街巷布局，同时也要考虑现代化城市进程以及交通便利程度。完善供电、排水、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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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以端午节为例，从文化象征的视角，通过列举端午节多彩的民俗事项，挖掘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最终对端午节日旅游的发展提出探索性建议，以期能给中国传统节El旅游的发展提供借鉴。
2008年，国家对法定节假日做出调整，将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三大传统节日增定为具有三天假期的小长假日。旅游业是为“窗口行业”和公认的“朝阳产业”，从文化象征角度探讨中国传统节日旅游的发展，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践行意义，还可以使旅游业由于传统文化的注入取得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最终实现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交融。
一、端午节文化象征意蕴挖掘
何星亮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象征系统进行论述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形式多样，隐藏在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分析。他从文化习俗和信仰的角度分析了二元、三元、五元、八元思维结构。根据端午节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表达方式，本文采取三元思维结构，并基于“三才“即“天”、“地”、“人”的视角对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象征进行解读。
(一)天：崇尚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中国的传统节日无论是在节日设立的时间、节日的诸多风俗还是在节日的演变上，都体现了要顺应自然节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针对端午节来讲，关于端午节起源的说法很多，其中有一个便是“源于夏至说”。在中国古代，夏至和冬至由于处于季节变化性较大的时间节点而备受重视，是中国古代两个最重要的节气，也被当做重要的节日来过。古语有云：“冬至如大年。”冬至节日一直保留至今。夏至也曾经作为节来过，后来是端午节的盛行，夏至作为节日的活动内容才被挪到端午节了。从这个角度讲，端午节的出现是和季节交替密切相关的。它可以看作是自然对人的生活的制约，人对自然的一种认识、顺应与把握。它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智慧对变化自然的一种适应。
(二)地：鲜明的农业文明特色
端午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农耕生产中产生的应时而作，张弛有度的自然生活习惯。端午节万物孳生，它的选定正是夏伏这一特色的最好体现。入夏，农事渐忙。收获的季节尚未到来，青黄不接，而且此时天气春意已消，逐渐燥热，天灾地孽开始出现。端午节期间的多种民俗事项都表达了人们对农业丰收的渴盼。拿吃粽子的习俗来讲，粽子古称角黍。黍是中国古代五谷(稻、黍、稷、麦、菽)之一。古人认为黍具阳火之性，又称“火谷”。角黍之所以要用菰叶包裹，是因为菰叶生于水中而属阴。菰叶包于黍外，象征“阴外阳内”、“阴阳相合”之状。表达古代中国人祈求端午之后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的愿望。
(三)人：对个体生命的关爱，对家庭亲情的重视和对爱国主义的弘扬
中国的传统节日处处显示出人的主体地位，对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的关注几乎是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容。端午节中，采用多种厌胜之物如艾蒿、符图、雄黄酒等进行驱邪避瘟，体现了人们对健康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姻亲交往、朋友相聚、师生互礼则表达了对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视；尤以家庭关系为重，寄托了人们以过节的形式维持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愿望；通过吃粽子、划龙舟等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体现了端午节对爱国主义这一国家、民族永恒主题的弘扬。
二、文化象征视角下端午节日旅游发展对策探析
从“天”、“地”、“人”的视角对端午节进行传统文化象征解读可知，端午节以其独特的节日象征符号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在运用端午节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行旅游载体化运作时，要在宏观上把握好端午节日旅游这个基本特征。具体来说可以从“处理好三对关系”和“发展好一个产业”两个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处理好三对关系
1．西方外来文化与东方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群体性的特征。绝大部分象征符号反映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群体文化心理写照。中国的传统节日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取向，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折射。在全球化发展日益加快的今天，西方传统节日在中国大行其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洋节日文化个性化强，没有固定模式，对好奇心强、爱赶时髦、爱模仿的年轻人有吸引力，结果使得传统节日备受冷落。对此，一方面顺应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趋势，认清并承认西方传统节日在中国盛行的事实；另一方面，不能对此状况“听之任之”，而应审时度势，加大本土节日文化宣传和建设：保护中国古老文化的根。同时，积极吸收西方传统节日中有益的、能唤起人类共同美好情感的成份，为己所用。
2．社会政治文化与大众娱乐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其表现之一为同一种象征符号因其本身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被人们赋予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其多彩的民俗事项使其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目前，对于端午节文化的宣传大都停留在其作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的狭隘范围内，过分强调其纪念性的内容，夸大其政治性的色彩。这导致了端午节日的严肃性有余，活泼性不足，使得普通民众融入传统节日的文化活动匮乏，形式单一。因此，在发展端午节旅游时要充分展示其传统文化的魅力。除了注意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外，还要积极地融人大众娱乐文化，创新各种节日文化活动形式，让人们在较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去感知并寻找传统文化的灵魂。
3．现代流行文化与传统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传承性的特征。传承性强调象征符号在社会演变中基本的表现形式和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内涵的稳定性。节日符号的传承性决定了其在文脉相传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意味着节日具体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固步自封。传统节日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不断变换的社会时空中进行的，其演变与与时俱进是一种历史衍义的潮流。符合民众心理的节日文化形式的“以旧换新”是十分必要的。在发展端午节日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破除目前端午节就是吃粽子、划龙舟的单调节日模式，积极利用现代流行文化载体和手段，通过探索流行文化的创意、生产、传播与青少年的审美、志趣、利益情感诉求以及休闲娱乐之间的内在联系，努力吸收其中极具活力的、能唤起强大的市场感召力和情感共鸣度的流行文化元素，来充实传统节日的现代感，实现现代流行文化和传统古典文化的有机融合。
(二)发展好一个产业
文化产业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潜能的产业。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文化产业的范畴之内，旅游产业的综合性特点和文化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开展端午旅游时，要坚持文化大产业的发展观念，积极利用旅游产业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优势，将端午节诸多传统文化象征符号诉诸于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感性载体之上，打造端午旅游文化大餐。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多行业联合运转。将和端午旅游相关的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和销售、新闻媒体、出版等各行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端午旅游文化大产业链，积极开展产业链条上各个节点的呼应合作，促进端午节象征资本的扩张。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利益协调；元阳哈尼梯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6）00-0000-0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6.00.000
引言
世界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文化遗产，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最高级别。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截止2015年，我国已拥有世界遗产48项，其中文化遗产34项，在数量上居世界第二位。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往往能够吸引众多旅游者，满足游客的旅游体验需求。2013年6月，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个农业文化类型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哈尼梯田也在2010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元阳哈尼梯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内，是整个红河哈尼梯田遗产保护的核心区域。元阳哈尼梯田以壮丽多变的景色、复杂的耕作、水管理体系等农业文化吸引了众多旅游者，成为著名的农业文化观光与生态旅游目的地。然而，在哈尼梯田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社区、旅游者等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与纠纷问题层出不穷，使决策者在制定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政策时遇到很多困难，同时也成为阻碍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研究文献看，对遗产地利益相关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地旅游规划管理过程中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合作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1-9]，这些文献主要运用利益相关者视角，侧重于遗产旅游管理机构、企业、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两两关系的研究，但却忽略了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往往表现为立体多维结构中的某种动态关系，这些复杂网络关系的结构分析对于传统利益相关者关系来说显得力不从心，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可以弥补上述分析的不足，具体表现在：从内容看，社会网络分析侧重于关系和位置角色研究，主要分析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关注关系流动中的资源，并侧重于分析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分析。从方法看，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一整套分析方法，如凝聚性分析、关联性分析、互惠与传递分析、等级性分析、性分析方法，重点分析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强弱、派系、互惠传递性、权力和经纪人等现象。从范式看，传统利益相关者分析仅能研究两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二元关系，无法将二元个体分析扩展到多元复杂关系整体网络分析，而社会网络分析则可以从复杂网络分析入手，解决微观个体与宏观网络分析的对立统一问题。
目前，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研究遗产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研究成果还是空白，但可借鉴与之相关的旅游目的地利益相关者方面的文献。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侧重于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研究旅游目的地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治理网络[10-13]、旅游目的地政策网络[14-15]、旅游目的地和企业创新与知识转移网络等方面[16-18]，虽有少数研究关注旅游村落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利益关系网络及利益协调等问题[19-20]，但却没有关注到遗产旅游目的地中的利益网络问题。因此，本文拟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出发，以云南红河州元阳哈尼梯田为例，构建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网络，通过对遗产旅游发展中利益网络的凝聚性、关联性、互惠传递性、等级性和性网络指标的分析，提出疏解利益纠纷与冲突的建议。
1 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及分类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 ）最早起源于企业管理学中，并于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人员正式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而其中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定义比较经典， 即指“任何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该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 [21]，这一定义在旅游领域中也同样适用。在旅游研究领域中，1999年10月的世界旅游组织大会十三届会议中通过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中明确使用了“利益相关者”一词，标志着“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正式引入旅游领域中。在旅游领域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是研究的重点。Weaver等[23]将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基本上划分为当地社区、政府机构、旅游企业、旅游者、志愿部门（NGO/NPO）、专家和媒体等，国内多数学者也基本上沿用了这一划分方法[24-25]。根据上述对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划分方法，本文根据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实际情况，并依据10位相关专家的建议，确定了元阳哈尼梯田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16个利益相关者，并进一步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4类（表1）。
2 研究方法
2.1数据的收集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要求的数据类型与传统的统计数据类型不同，统计数据要求的是属性数据，而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则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数据。从关系数据收集的方法看，可以有两种数据收集方法，一是自我中心社会网络数据的收集方法，主要运用问卷的方法来收集数据[26]，二是整体网络的数据收集方法，数据的收集方法则是多样的，可以运用访谈法、问卷法、档案法、二手文献法、线人法、观察法、实验法等[27]。而本文的利益关系网络属于整体网络分析，收集数据方法选择了专家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媒体新闻报道。之所以选择专家问卷调查方法，是因为专家有丰富的相关田野工作经验，与当地各利益相关者都有过接触，对当地利益关系比较了解，能够从客观角度进行当地利益关系的评价。为此，根据是否进行过元阳哈尼梯田野调查、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了解程度、是否有过相关研究或相关项目规划经验、在哈尼梯田遗产保护和旅游规划开发过程中是否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过建议与意见这4条标准选择了10位哈尼梯田规划与研究专家，并依据上述4条标准符合程度对每位专家进行赋权，确定每位专家的权重，要求专家对16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打分评价，并对10个专家的评价分数进行加权平均。此外，为了进一步修正10位专家评价数据的准确性，还对当地利益相关者代表（包括旅游核心村和遗产保护核心村居民、世博元阳旅游公司、元阳县旅游局、州县哈尼梯田管理局、研究机构、旅游者）进行了访谈，同时还搜集了相关媒体新闻报道资料。将3种方法获取的关系数据以专家问卷调查方法获取数据为主，同时通过访谈数据和新闻资料进行补正，通过对专家数据加权平均后，得出最终的利益关系网络数据矩阵（表2）。表2中利益关系网络的调查数据取值分别为0，1，2，其中，0表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没有利益关系，1表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一般，指弱利益关系，包括提供好的利益信息途径，就业与投资机会，利益沟通渠道，技术与知识、短期利益合作与支持，2表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密切，指强利益关系，包括旅游发展中利益影响力、长期利益支持、长期的利益合作。表2中的数据矩阵可以转化为网络图形（图1）。
1 0 1 0
注：表中的行与列所对应的数据表示两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数据，每“列”数据具体表示的是“行”中的利益相关者认为与“列”中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强度。表中的利益相关者用字母代替，字母所替代的利益相关者名称详见表1。对角线数据均为0。
2.2 数据的分析方法
采用社会网络专业分析软件UCINET6，运用凝聚性分析、关联性、互惠性、传递性、中心性分析和性分析方法分析利益网络数据，每种方法的指标公式与含义如下：
2.2.1 凝聚性分析的密度与E-I指数
凝聚性分析是网络内部小团体的凝聚性和团结性方面的分析，该分析认为网络内部的小团体凝聚性很高，组内的凝聚程度往往高于组间凝聚程度，并容易形成派系。衡量指标为密度指标和E-1指数。密度指标是衡量网络关系凝聚性的指标，对于多值有向网络来说，该值越接近2，表明网络关系越紧密。公式为：S/g（g-1），其中：S=网络中所有关系之和，g= 网络中节点数。 而E-1指数是衡量网络中派系林立程度的指标，指标取值介于-1～1之间，该指标值越接近1，表明关系趋向于发生在群体之外，派系林立程度小，反之，则表示关系集中于群体内部，派系林立严重，公式为：E-1指数= ，其中：EL=组间关系数，IL=组内关系数。
2.2.2 关联性分析的点关联度指标
关联性分析指测量利益网络成员之间联结状态方面的分析，该分析要求网络各点之间必须具有可达性，即任何两点之间都至少存在一条途径，两点之间途径越多，关联度越大。主要测量指标为点关联度矩阵指标，点关联度矩阵指对网络中某个点来说，去掉多少点才能使该点不能达到其他点，该矩阵是一个交叉频数表，单元格数值越高，说明两点之间关联性越高。高关联度网络特征表现为权力与信息分散、行动者平等且不易受个别行动者影响，结构均匀，而低关联度网络的特征则相反。
2.2.3 互惠性和传递性分析指标
互惠性主要分析网络中两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本文重点研究4个利益集团内部与之间的互利互惠关系，具体衡量指标为互惠指数，即组内或组间互惠关系数/组内或组间关系数，互惠指数介于0～1之间，该值越大，表明组内或组间互惠性越强。
传递性指网络中三个行动者之间关系传递的情况，传递性高则有利于利益的沟通，信息、机会、合作资源的获取与使用。传递性可以通过聚类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来表达，聚类系数=网络中节点i为中心的三角形数量/节点i为中心的连通三元组的数目，该值介于0～1之间，该值越大，表明该点传递性越强。
2.2.4等级性分析的中心性指标
中心性分析侧重于网络内部的支配性权力分析，重点考察关系网络内部的权力集中程度，控制别人的程度，以及被别人控制的程度。主要衡量指标分为程度中心度指标，中介中心度指标和接近中心度指标。
程度中心度是行动者关系的数量总和。如果网络具有方向性，可分为外向程度中心度和内向程度中心度，外向程度中心度指一个节点承认对外关系数量的总和，即你认为别人重要的程度，内向程度中心度为其他节点承认对某一节点有关系的数量总和，即别人认为你重要的程度。
中介中心度是衡量一个节点对控制别人的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 ，其中， 是节点j达到节点k的捷径数， 是节点j 达到节点k的快捷方式上有节点i的快捷方式数。
接近中心度是衡量一个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不被别人控制的指标。一个节点的接近中心度是该点网络中所有其他点的捷径距离之和。其计算公式： ，其中， 是点i和j之间的捷径距离（即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段数量）。
2.2.5 性分析
性分析指网络中的经纪人（或中间人）分析，而经纪人的角色在网络中相当于一个“桥”，连接了两点，甚至两个子网络。在网络分析中，如果经纪人拒绝做媒介人，则其所连接的节点，或子网络之间就无法沟通。因此，若要彼此信息进行交流、意见沟通与协调的话，经纪人就非常重要。经纪人一般占有网络的重要位置，并利用其优势位置获取资源与利益。经纪人可以分为五类：分别是协调人、顾问（Consultant）、人（Representative）、守门人（Gatekeeper）和联络人（Liaison），协调人指组内关系的调解人，顾问是对组内关系进行调节的局外人，人是与组外联络的经纪人，守门人是接受组外联系的经纪人，联络人是联络网络中另外两个团体的经纪人。五类经纪人在网络中的角色具体如下所示，给出 1-->2-->3中， 2 代表的是经纪人，1代表发起者，3代表接收者：
协调人： A-->A-->A （所有节点均属于同一集团）
守门人： B-->A-->A （发起者B属于不同的集团）
人： A-->A-->B （接收者B属于不同的集团）
顾 问： B-->A-->B （经纪人A属于不同的集团）
联络人： B-->A-->C （所有节点均属于不同的集团）
从协调利益纠纷与矛盾的角度看，这五类经纪人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利益集团内部的利益纠纷与冲突的协调人，具体角色为协调人和顾问，协调人是利益集团内的调解人，具有协调成本低，协调效果好，及时性强等特征，因此协调人是集团内部利益纠纷解决的最佳人选，而顾问虽然也是利益集团内的调解人，并相较于协调人，更能保持利益协调上的客观中立性，但利益协调效果却不太高，且具有协调成本较高、不及时性等特点；另一类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纷与冲突的协调人，具体角色为人、守门人和联络人。其中，人和守门人是利益集团内部人，是协调其所属利益集团与外部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经纪人，这两个角色对于协调集团间的利益关系很重要，而联络人是协调其所属利益集团以外的两个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经纪人，这一角色虽然对其所属利益集团来说并不重要，但对于另外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却很重要。
3 数据分析
3.1 利益关系网络的凝聚性分析
从网络整体看，元阳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密度值为1.183，接近于1，标准差为0.5161，表明网络成员之间整体利益关系一般，成员利益关系并不紧密，且网络内部成员利益紧疏关系的差异较大。从分组层次E-1指数来看（表3），4个利益集团的E-1指数均介于0～1之间，表明利益关系整体上发生在群体之外，网络中不存在明显派系林立的情况。从表3可知，当地政府机构的密度为1.7，表明该集团内部利益关系比较紧密，其次是当地社区的密度为1.333，该集团内部利益关系的紧密性较当地政府机构低，最后是当地企业和压力集团，密度分别为1和0.9，成员内部利益关系一般。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凝聚性看，当地社区和当地企业之间（density=1.625），以及当地政府机构和当地企业之间（density=1.5）均有较强的利益关系，说明当地企业在网络利益集团中处于重要地位。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运用UCINET中的核心边缘回归模型（Core/Periphery 1 model）考察4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发现，模型的核心密度为1.651（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系数值0.51+模型中的截距值1.141），边缘密度为1.141（回归模型中截距值），边缘密度较核心密度小0.51，核心利益关系主要指当地政府机构的强利益关系，当地政府机构和当地企业的强利益关系。当地社区和当地企业所形成的强利益关系，边缘关系是指除了核心利益关系之外的弱利益关系。从核心边缘回归分析可知，需要平衡与加强边缘群体和核心群体之间的利益沟通与合作，从而实现利益集团核心与边缘关系的利益协调。
3.2 利益关系网络的关联性分析
通过计算，利益网络中任何一点需要至少去掉其他10个点或以上，才可能使该点不与其他点连接，网络整体上平均每个点去掉13.51 （标准差1.53个）个其他点，才能使所有点之间均不连接，这表明哈尼梯田利益网络整体上各点之间连接密集，关联性度很高。表4列出了利益网络分组平均点关联度矩阵，可知当地企业内部平均点关联度最高（15个），而当地政府机构内部平均点关联度则相对最低（13个），对比表3可知，当地政府机构的密度最高（1.7），但平均点关联度最低，而当地企业的密度最低（1），但平均点关联度最高，说明当地政府机构内部利益关系较高且密切，但存在权力集中，容易受行动者影响等问题，而当地企业内部则利益关系一般，但权力分散，行动者之间平等。另外，表4中可知，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互为关联（各为14个），表明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之间存在高度的利益互惠性，对比表3可知，这种互惠关联的密度较高（1.5）。此外，当地政府机构到当地社区平均关联度（13个），和当地社区到当地政府的平均关联度（13.2个）相对网络整体关联度来说较低，结合表3可知，当地政府机构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密度一般（1.25），表明当地政府机构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联度相对较低，且利益关联的密度一般。另外，当地企业和当地社区和压力集团之间也具有较高关联度，说明当地企业在其他3个利益集团中均处于关联的核心地位。
注：单元格中数据为各利益集团点关联度矩阵均值，括号中数据为标准差
3.3 利益关系网络的互惠性与传递性分析
表5给出了互惠指数的计算结果，整体上看，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互惠性整体上非常高，除了当地社区与压力集团之间（0.95），压力集团内部（0.89）互惠指数相对低一些外，组内和组间的互惠指数均为1，表明哈尼梯田利益网络无论组内或组间均具有非常高的互惠性。
通过计算，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整体聚类系数为0.952，表明整体利益网络传递性非常高。4个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点聚类系数和组平均聚类系数如表6所示，当地社区的平均聚类系数要高于其他3组平均聚类系数，运用UCINET中的点属性方差分析，发现四个利益集团的聚类系数存在显著差异（p
此外，从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整体三元组结构看，300这种互惠传递三角结构占三元组比重最高（82.5%）。在300传递结构中，利益集团内部共有19个（政府结构有10个，压力集团部有5个，社区有4个，企业为0个），利益集团之间共有443个。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哈尼梯田利益网络是具有高传递性的互惠网络，且这种互惠传递网络主要分布于利益集团之间。
3.4 利益关系网络的等级性分析
在利益关系网络中，内向程度中心度指标和接近中心度指标上显示4个利益集团在统计上无显著差异（p>0.05），说明4个利益团体整体上的权力集中程度以及不受别人控制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表7）。但从各利益集团内部看，在政府机构中，临近县（乡镇）政府部门的内向程度中心度值为11，低于平均内向程度中心度（均值=17.75），且接近中心度为20，高于平均接近中心度（15.875），表明临近县（乡镇）政府部门在元阳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中处于弱势少权地位，容易受他人控制。在压力集团中，除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高于平均内向程度中心度（均值=17.75）外，旅游者、媒体、专家及研究机构、NGO组织及行业协会的内向程度中心度则低于其均值17.75，表明压力集团内部除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重要性比较高外，其他几个利益相关者重要性比较低，在网络中拥有的权力较小。社区利益集团中，普通村落和社区生态民俗宗教文化传承者内向程度中心度较低，网络中权力较小。此外，各利益集团在中介中心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
3.5 利益关系网络的性分析
性分析可以通过经纪人（Broker）分析来实现。从协调利益集团内部利益纠纷与矛盾的角度看，通过表8可知，在协调人方面，当地政府机构、当地社区和当地企业三个利益集团内部，协调人角色均是缺失的（三个利益集团的协调人角色出现次数均为0次），这一角色主要出现在压力集团中（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NGO组织及行业协会、旅游者都承担了这一角色），由于协调人是利益集团内关系的调解人，具有协调成本低，协调及时等特征，因此集团内部一旦出现利益纠纷和矛盾，要想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协调人这一角色，而这一角色的缺失将不利于当地政府、当地社区和企业内部的利益矛盾解决。另外一种协调集团内部利益关系的角色是顾问，当地政府、社区和企业利益集团中的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承担了2～3次的顾问角色，这些顾问角色都是协调压力集团内部利益关系的，综上关于协调人和顾问角色的分析，意味着压力集团内部如果出现利益矛盾与纠纷，既有内部协调人角色，又有外部顾问角色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压力集团内部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内外部协调者的存在，比较通畅与和谐。而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内部如果出现利益矛盾与纠纷，由于顾问和协调人角色的缺失，这可能导致利益纠纷在集团内部无法得到疏解，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
从协调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与纠纷角度看，守门人、人和联络人均可承担这一角色。整体上看，守门人、人和联络人均为政府与社区之间，政府与压力集团之间，以及社区与压力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纷协调者，但缺少协调当地企业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沟通协调者，这将不利于企业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利益矛盾的解决。从各利益集团所承担的守门人、人和联络人合计次数看，压力集团承担了40次（联络人30次，守门人4次，人6次），在所有利益集团中承担三个角色的合计次数最多，表明压力集团在协调本集团与外部集团之间利益关系时（人和守门人），尤其是协调除本集团以外的另外两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时（联络人角色），占据了优势中间人的位置，这可以为压力集团带来控制其他利益集团成员的机会，进而获取经纪人收益。其次是政府机构，承担了17次（联络人2次，守门人8次，人7次），这表明当地政府也在协调利益集团间利益关系时占据了不错的优势位置，进而依靠中间人位置而获益。再次是当地企业，承担了9次（仅为联络人角色），虽然企业在协调除本集团以外的另外两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时，依靠占有优势中间人的位置而获益，但由于其内部守门人和人角色的缺失，导致企业集团与外部集团之间缺少协调者。最后，当地社区仅仅承担了2次守门人角色，为压力集团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协调者，但社区内部缺少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协调利益关系的守门人或者人，更缺少充当可使自身获取收益的联络人角色，这将使当地社区利益集团处于整体利益关系网络的边缘位置。
4 研究结论
上述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网络进行了凝聚性、关联性、互惠性与传递性、等级性和性分析，整体来看，利益关系网络的密度一般，且不存在派系，整体上各点之间连接密集，关联性度很高，且利益网络之间具有非常高的互惠性与传递性，网络整体权力分散，中介性比较低，其他行动者不太容易受到个别行动者影响。利益网络的具体结论如下：
一从凝聚性角度看，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整体上以弱利益关系为主。从E-1指数可知，利益集团间存在着核心―边缘关系，易形成强势与弱势两大对立利益阵营，这不利于集团之间的利益沟通协调与合作。
二从关联性角度看，哈尼梯田利益网络整体上各点之间连接密集，关联性度很高。从各利益集团情况看：（1）当地企业内部利益关系为弱利益关系，但平均点关联度是所有利益集团中最高的，说明当地企业内部虽然为弱利益关系，但权力分散，利益信息与机会能够在集团内部分享，短期内有合作与支持行为，行动者关系平等。当地企业分别与政府和社区具有高度的强利益关系关联，而与压力集团有很高的弱利益关联，并在这四个利益集团中均处于关联的核心地位。这表明哈尼梯田旅游企业利益集团处于有利的关键中间人位置，可以从政府和社区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影响力、长期利益支持、长期的利益合作方面资源，可以从压力集团处获取利益信息获取途径，投资机会，技术与知识、短期利益支持与合作方面的资源。（2）政府机构内部利益关系为强利益关系，但平均点关联度则相对最低，说明政府机构内部利益关系密切，但存在权力集中，利益合作与支持不够，行动者地位不平等问题。政府机构除了与当地企业之间具有高度的强利益互惠关联外，与当地社区及压力集团之间则为弱利益弱关联，表明政府机构仅与旅游企业展开了密切利益合作与相互支持行为，而与当地社区和压力集团之间联系相对较少，且可能存在利益信息、知识技术、各种利益获取机会分享不够等问题。（3）当地社区内部利益关系为弱利益关系，但平均点关联度相对网络整体关联度来说较高，说明当地社区内部虽然为弱利益关系，但权力相对分散，利益信息与机会能够分享，短期内有合作与支持行为等。社区与当地企业之间具有相对较高的强利益互惠关联并可获取强关系资源。社区与压力集团之间则为较高的弱利益关联，而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利益关联则表现为弱利益关联。（4）压力集团内部利益关联特征与当地社区基本一致，为弱利益强关联特征。压力集团与当地企业之间具有相对较高的弱利益互惠关联特征，而与社区和政府机构则之间则呈现为弱利益弱关联特征。
三从互惠性与传递性角度看，高互惠性与高传递性有利于利益机会的分享和利益信息资源的传递，整体上看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具有高互惠性与高传递性的特点。结合表6的密度分析可知，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整体上以弱利益关系、高互惠性、高传递性为主。从利益集团的互惠性角度看，政府机构内部，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社区之间为高互惠、强利益关系，处于核心位置，这有利于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长期利益支持与合作。而除高互惠、强利益关系以外的关系则为高互惠，弱利益关系，这些互惠关系的存在可以保证相互之间分享利益信息，投资机会，技术与知识、短期利益支持与合作方面的资源，但从长期看，这些弱互惠关系仍需转变为强互惠关系，才能保证社区、企业和压力集团的应有利益，促进梯田生态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另外，从利益集团的传递性角度看，利益网络是具有高传递性的互惠关系网络，且这种互惠传递网络主要分布于利益集团之间，且以社区利益集团为顶点的传递性相对于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来说传递性更高，更有利于利益资源的传递。
四从等级性角度看，虽然在内向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方面，四个利益集团在统计上无显著差异，但从各利益集团内部看，普通村落和社区生态民俗宗教文化传承者内向程度中心度较低，网络中处于弱势少权地位，临近县（乡镇）政府部门在元阳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中权力较小，容易受他人控制，而旅游者、媒体、专家及研究机构、NGO组织及行业协会的重要性比较低，在网络中拥有的权力较小。此外，当地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控制别人的能力方面（中介中心度）要明显弱于其他三个团体，导致社区在决策权、话语权和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
五从性分析看，第一，从协调集团内部利益关系的角度看：压力集团内部如果出现利益矛盾与纠纷，既有内部协调人角色，又有外部顾问角色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压力集团内部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内外部协调者的存在，比较通畅与和谐。而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内部如果出现利益矛盾与纠纷，由于顾问和协调人角色的缺失，这可能导致利益纠纷在集团内部无法得到解决，将导致集团内部利益纠纷与矛盾不断，由于利益纠纷和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解，可能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第二，从协调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角度看：（1）企业集团方面：守门人、人和联络人均为政府与社区之间，政府与压力集团之间，以及社区与压力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者，但缺少协调企业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沟通协调者，这将不利于企业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利益矛盾的解决；（2）社区集团方面：社区内部缺少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协调利益关系的守门人或者人，更缺少充当另外两个利益集团的联络人角色，这将使社区利益集团处于整体利益关系网络的边缘位置；（3）政府集团方面：政府在协调利益集团间利益关系时占据了不错的优势位置；（4）压力集团方面：该集团是所有利益集团中承担三个角色（人、守门人、联络人）的合计次数最多的一个，压力集团在协调本集团与外部集团之间利益关系时，尤其是协调除本集团以外的另外两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时，占据了优势中间人的位置，这可以为压力集团带来控制其他利益集团成员的机会，进而获取经纪人收益。
5 建议与未来研究
依据上述结论及相关问题，提出哈尼梯田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协调建议：
（1）凝聚性的角度。要提升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由弱利益关系转变为强利益关系，并改变利益集团间存在着核心边缘利益关系格局，实现哈尼梯田的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要分清政府利益集团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在旅游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方面，政府要放权给企业和社区，不参与企业和社区的经营管理与利益分配，而在生态环境和文化保护及旅游规划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与协调作用，并与其他三个利益集团展开有效沟通与合作。二要提升利益网络中边缘关系的网络凝聚力（即网络密度），短期内通过旅游利益信息交流，投资与就业机会以及技术知识的分享等方面联系加强利益关系，长期通过全面项目合作，利益互惠支持，哈尼梯田生态文化与宗教保护来增强利益关系。三要建立核心集团与边缘集团之间的利益沟通与合作机制，一方面加强政府与社区和压力集团的利益沟通与合作，另一方面利用企业集团是政府和社区的关键中间人地位，创造利益合作机会，进一步增进政府和社区的利益关联。
（2）关联性的角度。从企业方面看，虽然企业处于利益集团的核心关联地位，但长期看，企业还应该与压力集团建立长期的利益支持与合作关系，进而扩大企业在旅游发展中的正面影响力；从政府方面看，由于政府内部的关联度相对较低，因此需要增加政府集团内部各行动者之间的有效关系，具体增加云南省（红河州）政府、元阳县（乡镇）相关政府部门、州（县）元阳哈尼梯田管理局、州（县）元阳哈尼旅游局、临近县政府部门（金平、红河、绿春） 之间的有效联系数量。同时还要提高政府与当地社区及压力集团之间的有效关联程度，重点提升政府各行动者与普通村落和专家及研究机构之间的有效利益关联；从社区方面看，首先还是加强社区内部利益关联，提升普通村落与旅游村、遗产保护村、民族文化传承者之间的利益关联，其次要提升普通村落与政府之间的有效利益关联；从压力集团看，首先加强集团内部旅游者与内部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有效利益关联，其次加强压力集团同普通村落和临近县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利益关联。
（3）互惠性与传递性角度。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弱关系、高互惠性、高传递性有利于利益机会的分享和利益信息资源的传递，因此要充分利用哈尼梯田利益网络这一特征，进一步促进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分享利益信息，投资机会，技术与知识、短期利益支持与合作方面的资源，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弱关系、高互惠性、高传递性特征，变为强关系、高互惠性、高传递性特征，加强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顶点的组间利益传递，让利益流动逐步打破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结构，并建立起长期的旅游与遗产保护项目合作模式。
（4）等级性角度。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参与机会与权力，对社区进行增权。一是增强普通村落和社区生态民俗宗教文化传承者在社区利益参与和分配中的重要性，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要向普通村落和文化传承者提供好的利益信息途径，充分利用哈尼族的“四素同构”生态文化、宗教祭祀与节日文化、农业歌舞文化资源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创造就业与投资机会，使普通村落能够参与到旅游利益分配中来。二是加强社区与利益集团合作中的决策力与话语权，重点培育社区内部、社区与政府、旅游企业和压力集团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如协调人、顾问、守门人、人角色，具体分析详见性分析），清除冗余的无效利益关联，建立有效的且能为社区带来收益的强利益关系（如与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建立长期利益支持、合作关系），并尽量缩减社区内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捷径距离。
（5）性的角度。在协调元阳哈尼梯田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关系角方面，要培育协调人和顾问角色。重点要在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内部培育协调人角色，由于协调人是利益集团的内部人，该角色的存在降低了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协调成本，并具有协调效果好和及时性强等特点，因此在协调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关系时对于元阳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而言非常重要。同时，还要有意识培育顾问角色，虽然顾问角色存在协调成本高、协调有效性低、不及时等特点，但在调节利益纠纷时由于顾问是局外人，可能要比协调人客观公正，在协调利益纠纷时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因此顾问角色可以作为协调人角色的补充。此外，从协调元阳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角度看，一是培育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沟通协调者，从上述分析可知，元阳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守门人、人和联络人均为政府与社区之间，政府与压力集团之间，以及社区与压力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者，但缺少协调企业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沟通协调者，这将不利于企业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利益矛盾的解决，因此要培育企业与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守门人、人和联络人，搭建起通畅的利益沟通与合作平台。二是培育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守门人、人角色，由于社区是元阳哈尼梯田的创造者，农业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承者，因此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非常重要，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守门人、人角色的培育与建立将构建起疏解社区与政府、企业之间利益纠纷与矛盾的平台，有利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考察仅仅为一个初步的探索，虽然揭示了世界遗产旅游地利益关系结构的一些特征并提出一些建议，但还没有触及利益相关者是如何运用网络关系获取利益的，以及揭示这一获取利益资源的规则与过程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影响，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同时对于哈尼梯田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来说，其利益关系网络往往是复杂的，由于关系网络往往处于复杂变动之中，与之相应的结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12]，因此，还需要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利益网络的演化过程及优化策略，这将是未来研究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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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文化竞争力；评价模型；指标体系；数理统计
一、引言
旅游文化竞争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国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其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促进作用。文化竞争力是一地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地区增强综合实力的影响因素，旅游文化竞争力的增强对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文化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
基于AHM-GRAP模型研究泰山旅游文化竞争力，首先必须明确旅游文化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动态和静态的结合，确定泰山旅游文化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旅游文化的理论研究是相当关注，但各执一方面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于泰山旅游文化竞争力的研究更是鲜于报端。因此探究旅游文化的内涵，运用统计方法定量研究泰山旅游文化竞争力应用于对泰山旅游实力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深度挖掘其文化内涵，为把泰安市建成旅游强市提供参考。
二、旅游文化竞争力概念的理解
（一）文化竞争力
文化竞争力就是各种文化因素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中所产生的凝聚力、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主要表现为：
1、文化创新能力，即是否能够既充分地发掘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又能够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创造性的两相融合中形成先进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强劲的人文魅力机制。
2、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是经济参与文化的规模和高科技支持文化的力度。文化产业的兴起，把科技、市场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赋予文化以新的发展形态。
3、文化生产、管理、运营的体制和策略，通过完善的、高效的体制和策略，把文化创新、经济参与和高科技的支持，组合和协同成为一种整然有序、运转灵便、功能强劲的系统工程。
（二）旅游文化
纵观对旅游文化含义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在此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1、基于一种文化现象的理解。把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特殊现象去理解旅游文化的含义。这是很多学者倾向的观点。冯乃康在《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上归纳出旅游文化的含义“旅游文化是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作用于旅游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
2、基于旅游三要素的理解。旅游三要素是指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介体。冯乃康指出旅游文化可以概括为：“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在他们认为旅游的主体大都指旅游者，旅游客体大都指旅游资源，旅游介体大都指旅游商品文化、中介文化等。
3、基于旅游文化是一种动态化的过程的理解。马波在《现代旅游文化学》一书中给旅游文化下的定义是“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消费或旅游经营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创造出来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的总和，是旅游客源地社会文化和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通过旅游者这个特殊媒介相互碰撞作用的过程和结果”。这种理解体现了旅游文化的大众性和动态扩散的过程。”
以上关于旅游文化含义的理解，总地来说是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去理解的。都体现了旅游与文化紧密相连的关系，但是却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没有形成统一的关于旅游文化的概念，没有形成普遍意义上的认同。其次，把旅游文化分开成几个文化的构架，却缺少了各个文化之间的碰撞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再次，把旅游有文化仅仅理解成一种文化现象，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最后，整体上缺乏对旅游文化深入的探讨，还处于探索阶段。我们必须分清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的区别，不能混淆。“旅游文化”是以“旅游”为限定词，“文化”为核心词，侧重点在“文化”，是文化范畴的一部分。而“文化旅游”是以“旅游”为核心词，“文化”为限定词，侧重点在“旅游”上。两者不能混用。然而很多学者在搞研究时并没有分清二者，造成一定程度上理解的混乱。
综上认为旅游文化的内涵：旅游文化是包括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内的主体，在消费和经营中产生和反映出来的与旅游资源等物质相衬托的观念和行为的总和，是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和旅游者自身的文化通过旅游介质相互碰撞整合的结果。
三、旅游文化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
（一）评价模型多样化
旅游文化竞争力的多种定义，带来了其评价模型的“百花齐放”。大多数评价模型都是基于以下三种方式建立的，即第一种借鉴波特的“钻石体系”和“价值链”理论；第二种是将旅游文化竞争力资本和其他要素结合，来进行旅游文化竞争力的评价，第三种是借鉴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关注城市竞争环境与旅游文化竞争力的关系。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一般选取国家或地区作为旅游竞争力量化评价的对象。Kozak（1999）选取旅游动机、季节竞争、满意度等旅游数据，构建了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方差分析法，对土耳其、法国等国的旅游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Sahli（2003）选取市场份额、价格竞争力、人均收入、真实汇率、国家客运比较优势、旅馆运营率、游客相对密度等指标，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19个OECD国家的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Enright（2005）选取旅游吸引物的15个属性与产业关联的37项因素，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F检验法，对香港、新加坡、曼谷的旅游竞争力进行了评价。
国内学者对城市旅游竞争力的量化评价研究主要通过构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郭鲁芳（1999）最早提出采用多相测度法研究旅游业国际竞争力，并从旅游竞争实力旅游竞争潜力和旅游竞争发展力三个角度选取测度指标评价国际旅游竞争力。万绪才（2001）从旅游资源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其他条件三个角度构建了区域旅游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省各地市旅游业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和分析。张争胜（2005）从旅游发展规模、外出旅游能力、旅游组织能力和旅游接待能力四个角度，构建了包含15项指标的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旅游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丁蕾（2006）从环境竞争力、人力竞争力、经济竞争力、设施竞争力、制度竞争力和开放竞争力七个方面，构建了包含28项指标的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南京市的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
四、旅游文化竞争力的数理统计方法
（一）结构方程分析法
结构方程分析法是李永强提出的城市竞争力评价的新一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结构方程分析法有很多优点即：一是可同时考虑和处理多个因变量。二是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三是与因子分析方法相似，结构方程分析法容许潜变量由多个观测指标构成并可以同时估计各指标的新都和效度。四是结构方程分析法可采用比传统方法更有弹性的测量方式，如某个指标在结构方程内可以属于两个潜变量。五是研究者可设计出潜变量间的关系，并估计整个模式与数据的拟合程度。
（二）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当前城市竞争力评价的主要方法，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异，将许多相关性很高的变量转化成彼此相互独立或不相关的变量。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异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并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城市竞争力的优点在于它可以用几个主成分来替代若干杂乱的反映城市竞争力的原指标，从而大大减少工作量。
（三）层次分析法
美国运筹学家A.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是对方案的多指标系统进行分析的一种层次化、结构化决策方法，它将决策者对复杂系统的决策思维过程模型化、数量化。如高雅、徐丽杰对河南省18个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价研究，决策者通过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素，在各因素之间进行简单的比较和计算，就可以得出不同方案的权重，为最佳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四）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主成分分析法的推广，它也是城市竞争力评价的一个常用方法。瞿仁祥赵静等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别对淮海经济区，安徽沿江地区的城市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相比，药引子分析法的因子载荷不是唯一的，这有利于明确各个公因子的实际含义。另外，因子分析法还可以检验表两组的设定是否合理。但是因子分析法无法惊醒因子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而且当构成因子的指标之间不相关或相关度很低的情况下，该法将失效。
五、旅游文化竞争力评价研究的评述与展望
第一，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的评价方法上看主要采用了方差分析、层次分析、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评价对象多为国内某个省（区）。本课题是立足泰山，面向五岳及黄山，力求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旅游文化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应用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灰色预测等模型方法，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的硬实力、软实力进行定量分析，得到主要影响因子，从而得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提升策略。
第二，本课题旨在基于构建AHM-GRAP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采用因子分析、模糊评价、灰色预测法等主流统计分析方法，使得文化软实力定量分析更加科学，提高可操作性、可比性。使泰山旅游文化竞争力在量化的基础上，找出影响泰山旅游文化竞争力的因素，提出可行性建议，促进泰山旅游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拉动泰安经济增长，引导大学生合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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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静,焦华富,宣国富.安徽沿江城市竞争力评价研究――兼论与江苏沿江城市的比较[J].世界地理研究,2005(12).
关键词：旅游文化 旅游景观文化系统 都江堰
旅游文化的挖掘在旅游景区的开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都江堰风景区,如何在开发中把握分布、蕴含于其各处景观的文化,对于旅游者把握这一处举世瞩目的世界级景观,对于开发者合理规划景区以留住旅游者驻足欣赏,并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都江堰风景区占地面积虽然并不大,但是其各处景观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却复杂而深刻。因此构建一个逻辑清晰、布局合理的景观文化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1 旅游景观文化设想
1.1 旅游文化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最早关注旅游文化这个命题,他们认为“旅游文化实际上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借助它来了解彼此之间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在吸引和接待来访者的过程中,游客、旅游设施、东道国政府和接待团体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1]可见,概念提出者非常关注其完整性。旅游文化是文化的一个亚类,但绝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叠加,它不是一个组合品,具有自身独立的完整性。但它又不是无所不包的,它只是文化与旅游活动的深度结合,在旅游活动产生的过程中,旅游文化应运而生了。其它文化因为旅游者的欣赏可以转化为旅游文化,但是不是所有其它文化就直接成为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泛文化现象目前十分严重,以至于一提到旅游文化,大家就自然的将其等同于关于旅游景观的文化。导致其核心部分的关于旅游者的文化,如旅游者的消费行为等反倒被漠视了。本文不拟对旅游文化的概念进行批判,之所以提出此问题,主要是为了明确界定旅游文化中的子类别才能在关于旅游文化的研究中正本清源。
1.2 旅游文化分类
要对旅游文化概念进行深入认知,就必须对其进行分类。由于旅游文化的关键修饰词是“旅游”,因此从“旅游”一词来认识旅游文化就非常关键了。目前国内旅游文化的分类大多从旅游活动的三大要素开展,也容易操作。就是将旅游文化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等。但具体操作有所不同,如李琼英、方志远在其《旅游文化概论》中将旅游文化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消费文化和旅游企业文化。[2]如刘敦荣在其《旅游文化学》中将旅游文化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介体文化、旅游审美文化、自然旅游资源文化、社会人文旅游资源文化。[3]笔者认为,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应将分类简单化,以便于操作,因此本文认为旅游文化应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者行为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景观文化、旅游介体文化-旅游业经营文化。其它一切类别的旅游文化均可归入其中一类,这样方便学术交流、构建深入研究平台。而本文关于旅游景观文化系统的构建也是建立在这一分类上的。
1.3 旅游景观文化与旅游景观文化系统
旅游景观文化是旅游文化的一部分,陈宗海认为它“探讨旅游景观生成、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旅游景观的结构、特点与文化内涵,以及旅游景观观赏者和旅游景观之间的审美与被审美的关系。作为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景观文化有其完整的结构和内容,有其自己的特点。”[4]旅游景观文化构成了解读和理解旅游景观的核心,是发展旅游业的关键所在,这对于文化景观尤其如此。旅游景观文化是旅游景观的内心世界、精神领域,旅游者要是无法把握旅游景观文化就无法真正理解旅游景观的壮美、悠远、深邃等美学特征。而深刻的把握旅游景观文化则是我们旅游景区开发的重要前提,只有这样我们的开发才能完美的展示旅游景观的魅力。
旅游景观文化系统是对于旅游景观文化的整合,它将旅游景区的文化看成是有生命的独立整体,分别由各个功能不同的部分组成。旅游景观文化系统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解读旅游景观,它通过对旅游景区的深度文化解读,从文化上解构整个旅游景区,然后通过功能配合,以空间布局为表象、以文字表述为内容,建构景区文化系统,为旅游景区开发提供文化支持,为旅游者欣赏旅游景观建构更方便的平台。
2 旅游景观文化系统构建的必要性
当今旅游景区的开发和规划多从旅游功能入手,多从为旅游者提供流动空间的建筑布局入手,较少考虑景区文脉的关联性,即使有所考虑,也多零散,不注重景区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导致很多游客对于景区的把握缺乏整体性和深刻认识,往往停留在娱乐休闲放松的层面,难以上升到增智益神和精神升华的层面,以至游客对于很多风景名胜无法理解其文化内涵,造成客源的流失,也无法形成回头客源。因此,现在总体看来,自然景观被接受程度较高,而人文景观则较低。这一方面与从业人员素质和游客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旅游开发本身有关。旅游景观文化系统高屋建瓴,整体、深度的把握景区文化,将整个景区文化统合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它关注旅游景区文化的哲学命题,关注旅游景观的意境和内涵。以这种系统统领的旅游规划和开发必然更加切合景区的文脉,容易展现景区景观的意境和神韵,此类旅游开发是“写意”的。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切合,具有可持续的科学意义。在当今工具化规划文本和开发方案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它的构建无疑让我们的规划重新关注文本的价值命题,把握旅游景观的神韵,更加科学和高效的开发我们宝贵的旅游资源,避免出现“焚琴煮鹤”的悲剧。
3 都江堰景区旅游景观文化系统的构想
3.1 都江堰景区文化解读
都江堰风景区分为离堆公园、渠首三大主题工程、二王庙和玉垒山公园四大部分,其景观各有侧重,包含不同的文化意涵。综合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