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4 15: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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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医单纯的辩证论治是不能真实地反应中医学的本质。那么当我们去说中医学的特征时，首先要明确是相对谁而言。凡说特征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其共性的东西。很明显，我们讲中医学的特征，是相对西医学而言，辨证论治是我们的特色，但前提是辨病论治是二者的共有。但现在我们只讲异，不求同，甚至于扬言中西医无法结合，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辨病论治不是西医的专利，也是中医学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1 从中医学的发展史，看辩病证治的重要性
1.1 中医学虽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但临床上从来就存在着“辩病施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候的概念尚未从疾病中分化出来，就是以“病”作为辩析目标的，治疗也就依据病来施行。如《内经》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为治疗靶点的；《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也多以具体疾病作为治疗目标，如以“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即便在近代，中医学在注重“辩证论治”的同时，也仍在运用辩病思维。如对肺痨、肺痈、肠痈、湿疹、疟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虫、绦虫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于辩病的思维。因此，中医学的辩病思维与辩证思维是同时存在的，交织在一起而综合运用的[1]。
1.2 中医学从诞生便开始了辨病与辩证的结合。早在《黄帝内经》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它往往是先定病，然后再辩证。比如《咳论篇》、《痿论篇》等章，都是先说这种病，然后再去辩证。之后，在《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等书，无不先言某病，再言某症，病、症、脉、证合参而治。以《金匮要略》各篇之题最能说明，如《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都是病名。
1.3 中医辨病论治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未终止。兹举俩例最能说明。其一，清初温病大家余师愚在其《疫疹一得》书中，仅论及清瘟败毒饮一个方子，以一方治一病，药即中病，鲜有罔效，典型辨病而治，其重复性不言而喻。其二，清初临床大家程国彭，在其《医学心悟》一书中，运用大量篇幅讲述如何辩证伤寒。在太阳经症条下，直言麻黄汤与桂枝汤辩证之繁琐，疗效之有限，辩证少有失误则灾害险生。乃自创加味香苏散一方，说：今以此方代前二方（指麻黄汤、桂枝汤）之用，药稳而效，亦医门之良法也。不论冬月正伤寒，及春、夏、秋三时感冒，皆可取效。其也是实现了从辩证论治到辨病论治的一次飞跃。这是中医走循证医学道路的肇始。
1.4 又如中医在与疾病“非典”的抗争中，充分发挥了辩证论治的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了辩证论治的优越，而在于对“非典”疾病的认知随着辩证论治的进程而不断深化，这同时也是“辩病”的认知过程。我们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我们的认知就愈趋深刻，我们的治疗就更趋完善。
2 辩病用药的优势
2.1 在辩病用药方面，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病理特点。因此，每一种疾病也意味其基本的治疗原则或治疗大法。除证选用不同的药物外，头痛可适当地配合应用川芎、白芷等止痛药物；癃闭病按照“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应着于通利为主；遗尿应按照“固摄止遗”的原则去配伍组方。如肠痈一般可用大黄牡丹汤治之；如肺痨虽有肺阴亏损、阴虚火旺、气阴耗损等不同病证，但感染痨虫是其共同病因，补虚杀虫是治疗肺痨的根本原则，在抗痨杀虫的基础上再结合辩证，分别予以滋阴润肺、滋阴降火、益气养阴诸法，辩病与辩证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2.2 在脏腑辩证中：肺系病证主要按肺气失于宣发肃降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肺主气、司呼吸的生理功能。脾系病证主要按中焦气机升降失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脾主运化、升清降浊的生理功能。心系病证应按血脉运行障碍和神明失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论治，还要结合心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肝系病证主要按肝气疏泄不畅、肝阳升发太过、肝风内动等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肝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肝主疏泄、臧血濡筋等生理功能。肾系病证主要按肾阴、肾阳不足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肾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骨、生髓等生理功能。
3 辩病论治与辩证论治的关系
3.1 关于辩证论治与辩病论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笔者以为，辩证论治的主要着眼点是放在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病理层次的本质的认识上的。一个病理层次就是一个证候，一个汤证是一个证候辩证论治的结果。辩病是对疾病的辩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立证候，一为确诊疾病。辩病论治则是着眼于对疾病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抓住疾病中最具本质的联系，把这个疾病和其他疾病区别开来，进而针对各种病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治疗。一般说来，辩病论治从对疾病的初期考察，到确定“这一个”而非“另一个”，从一般性对症治疗到确立针对性极强的治疗，是对疾病的认知阶段。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后，辩病论治才有了基础，换句话说，辩病论治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知基础之上的。
3.2 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没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其局限性。辩证论治虽然不能达到对疾病的特殊性具有深刻认知的层面上，因而缺乏特殊治疗的方药。然而，辩证论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病理层次本质联系的认识却远比辩病论治要深刻。从而，在针对疾病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治疗上，更能抓住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辩病论治“优越”。辩证论治的又一个优势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包括对人类尚未认识的疾病，这在人类认识和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其意义不言而喻。
3.3 由此可知，“中医内科临证时既要辩证，亦要辩病。其中辩病论治，是认识和解决某一疾病过程中基本矛盾的手段，[2]”…“是对中医辩证的必要和有益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对疾病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掌握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及发展、转归[2]”。
总之，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只有相互为用，相互结合，才能不断深化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和提高治疗疾病的能力。中医学是辨病论治和辩证论治的完美结合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
因此要发扬中医学的辩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要提高中医的诊疗水平，提高辩证的准确率，必须坚持辩病与辩证相结合的诊疗思路。运用辩病思维来确定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辩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辩析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其当时的“证候”，然后根据“证候”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理遣药。此即通常所说的“以辩病为先，以辩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证，可发挥辩证思维的优势，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辩出证候，随证施治[1]。
参 考 文 献
中医学的特质内涵毋庸置疑是中医学生存的根基，更是中西医结合的根基所在。故中西医结合教学理应准确把握和充分体现中医学这一特质，方可科学地优化教学的内容结构，完成教学目的。
1 中医学的自然观—天人相应
东方文明主张“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相应关系，所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学说正是根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母体之上，从而构成了中医学有别于西方医学的一大特质。中医学把天人相应的观念渗透到中医学的方方面面。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人全形论》)强调欲想健康长寿，必须“顺四时而适寒暑”(《灵枢·本神篇》)。“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大恐”(《灵枢·口问篇》)。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西方文明却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演化成人们普遍的理念和追求，西方医学必然也是将人与自然看作是各自独立的实体对立存在，故生物医学模式的形成则是将征服自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成就应用于医学领域的结果。
2 中医学的整体观—形神统一
《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把握 “道”，就能够明察万物，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的整体观。这种以察同为特点的思维模式不会重视差异的实体，而是强调通过体验、灵感、顿悟、直观等非理性的方法，去把握事物整体间共同拥有的规律性关系，彰显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即天人合一;又把人自身也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形神统一、身心一元。在对疾病的认识、预防、治疗、转归、预后等方面，非常重视“神明”、“情志”的状态，注重形神统一、身心和谐的整体。
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察异，在对事物的认识上着力寻求事物间的本质区别，故原子论、还原论是西方科学研究的立论基础，分析法、归纳法成为西方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将人视作一个普通的机械性的身心二元的实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无疑是西医学的核心。所以察同察异各有侧重。
3 中医学的治疗观—辨证论治
中国文化历来重感觉、重表象、重动态。所以，中医学是从整体、宏观、动态、功能及相互作用角度，了解病情、把握病机、灵活处治。如八纲、六经、脏腑、经络、三焦、气血津液、卫气营血等多种独具特色的辨证方法，显然是中医理论精华之所在。中医学讲究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多果多因，并且具体体现为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标本兼治、内外兼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势利导、因异制宜等丰富的辨证论治思想。
西方文化重理性、重概念、重静态。故西医学强调概念，注重逻辑与分析，分门别类、穷根究底是其精髓所在。探究器官、器质、结构的状况，研究细胞、分子、基因的变化，追究细菌、病毒的来龙去脉，疾病分类、辨病论治遂是西医学优势。
4 中医学的预防观—治未病
中国文化主张适应、顺应自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是中医学预防思想的集中体现;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及“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则又强调身心健康状态的重要性。
西方文化要求探索世界的本源、本质、变化。西医学进入了实验医学阶段，追求对疾病溯源的探索，重治疗而轻预防。
5 中医学的调理观—阴阳自和
中国文化强调顺应而不是抗争，侧重主观而不是客观。因此，中医学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重视通过扶持人体的“正气”去战胜“邪气”，更注重治疗过程中的自我调节作用。如 “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伤寒论》，就是中医学典型的自我调理观。他如针灸、推章、气功、食疗、音乐疗法等的非特异作用，都是基于调其 “自和”，而达其“自愈”为宗旨的。
西方文化则强调抗争和对抗，侧重征服。故西医的医疗方向是以对抗性为基本原则的，重视借助理化手段改变病理，强调直截了当的结构修理。
6 中医学的功能观—司外揣内
《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视“形而上”，轻视“形而下”的。所以中医学重“道”轻“器”，重“神”轻“形”，重规律轻实体，重功能轻结构。如中医藏象学说、经络学说均疏于其结构形态的论证，却重视其功能价值的阐述。
西方文化侧重物质性探求的实体中心论。故西医学对大到肌肉、骨骼，小到细胞、分子，所有可被认知的部件形态均被逐一解剖观察。诚然，结构决定功能，了解结构才能准确把握功能，而死的结构却不能尽显活的功能。所以中西医学对于结构与功能的认识各具特色。
7 中医学的思维观—取类比象
中国文化强调通过假物取譬去“心悟”、“体认”的认知方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孙思遂·《千金翼方》)就是取类比象。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四气五味以及整体观、辨证观、功能观等思想都是取类比象的结果。用模糊学等现代宏观科学知识来衡量的话，取类比象这种思维观也是一种思维科学，甚至不失为是一种高级的思维科学。
西方文化重视凭借工具、实验手段以还原的思维模式。故西医学对人体进行了极其细微的分析与实验，比较精确的掌握了人体基本构造、理化性质、致病因素、治疗手段的特异性，逐步完善了西医学的学科体系。
8 中医学语言观—哲学意蕴
中国文化以注重整体、直觉、感悟、辩证、动态、功能、察同而见长，其语言就带有先验、类比、愈向、思辨的文学和哲学的特征。中医学的语言每每既有文学之美，又有哲学意蕴。如“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王冰·《素问·至真要大论》注释)，浅显而不乏生动，通俗却寓意深刻，抽象需会意揣摩。
关键词：中医病名；诊断；标准；病证结合
病名是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重要概念，是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辨病是中医临床不可缺少的内容[1]。任何疾病都有原因可查、病机可究、规律可循、证候可辨、治法可用、预后可测，临床治疗的目标主要也是针对病。但目前中医病名几乎处于被取消的状态，临床诊断、论文著作、科研课题等，大部分都使用西医病名，中医病名被弃而不用，或仅称属中医“范畴”。因此，必须制定中医标准病名，作为国家标准加以颁布实施，以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维持中医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1病证结合是中医诊断学的精髓
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最早即是确定病种，并赋予病名。《黄帝内经》所记述的病名逾200种，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无论是《伤寒论》论外感病，还是《金匮要略》论内伤杂病，都是以病为纲，病脉证治并重。此后历代医著如《诸病源候论》、《景岳全书》、《医宗金鉴》、《证治准绳》等，以及近代临床各科的中医教材，基本上都是以病(症)为纲，进行辨证论治。因此，继承中医学的病名及诊断十分必要。
病证结合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基本方法，诊断疾病可以有效地把握疾病全过程的根本矛盾，而辨析证候又能准确地把握疾病某一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主要矛盾。对病和证的分层认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的关系犹如经纬纵横交错，使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在病位的表里上下与脏腑经络，病性的阴阳寒热虚实，以及病势的进退深浅3方面达到3维统一。中医病名融于中医理论体系，能正确引导临床辨证与施治。与证名诊断一样，病名诊断是中医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内容，取消中医病名不仅仅是病名被取消了，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病证结合诊断特色也没有了，更谈不上中医的优势、生命力和发展。
2中医临床必须使用中医病名
就临床诊疗的目标来说，中医与西医所针对的都是疾病，在这一点上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由于认识论和方法学的不同，所导出的病名体系必然不同。中、西医的病名，一般都是由病因、病性(病理)、病位和病状相互组合而构成。在病因病性方面，中、西医的概念基本不同，中医的风寒湿热、痰饮瘀血、阴阳虚实、劳瘅痹厥、胀脱痿痛、癌瘤瘕、痈疽翳障等，西医称之为细菌、炎症、变态反应、免疫紊乱、功能亢进、减退、衰竭等等，而气、血、水、脓、毒、火(炎)等概念，中、西医则都将其视作基本的病理改变。在病位方面，虽然中、西医的解剖名称基本相同，但中医学的认识相对笼统而西医学的概念以精细为特征，由于中、西医对各组织器官的生理、病理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因而对疾病的命名诊断，西医有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功能诊断、临床综合征诊断等不同形式，并注意几个方面的结合而作出完整诊断，因而其病名限定清楚，但较冗长而复杂。与之不同，中医学病名极为精当简炼，每个病名实际用词一般只有2～4个字，不一定将每个病的病因、病性、病位等本质属性概括无遗，而可通过辨证诊断使之得到补充。正是由于病名诊断与辨证诊断之间的这种互补性，使中医学的病证诊断完整地融入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具有中医之特色。可见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既有关联而又不等同，中、西医病名的对应关系是模糊的，即“是也不是，不是也是”。
中医临床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使用准确而规范的中医病名。中、西医病名只能并存和相互对照，而不能并用，更不能以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某些中医病名目前尚不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主要是由于受西医病名的冲击，加之近代中医一味地强调辨证而不重视病名诊断所致，而不是中医病名脱离了实际，导致广大群众不能接受。只有规范中医病名，坚持并强化中医病名诊断，方可使中医病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才有益于中医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中医学的优势。
3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
中医的许多病名，如破伤风、托盘疔、胬肉攀睛、鹅口疮、舌菌、痄腮、阴吹等，精炼简捷，见名知义，易于掌握。中医有不少好的病名，如历节风、破伤风、感冒、红丝疔、缠腰火丹、蛇头疔、乳岩、天行赤眼、蟹睛、骨槽风、鼻渊等，其命名科学确切，名实相符，正如宋·张杲《医说·疾症》所谓“古之论疾，多取象比类，使人易晓”。因此，这些中医病名一直沿用至今，为人共晓，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有些病名如痢疾、霍乱、伤寒、破伤风、风湿热、感冒、麻疹、癫痫、子痫、白喉、痔、痈、痛风、风疹、云翳、脚气病、牛皮癣、梅毒等，在西医传入中国时，便为西医所引用。
中医强调辨证，并多以症为病。但辨证毕竟只是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情况，症则只是疾病本质的外在表现，而通过诊断所确定的病名，代表着对疾病最本质的认识。病名诊断在中医医疗实践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把握疾病的全局和全过程的一般规律，有利于临床施治，这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一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说明不同疾病可以有自己的专方、专药、专法治疗，如肺痨若不治痨杀虫，则辨证治疗效果欠佳。虽然异病同证时应当同治，但治疗也应根据病而有所区别，如胃疡、久泄均可见脾虚证候，在补脾益气同时，胃疡者常结合理气止痛，久泄者则常兼利湿止泻。同时病名诊断亦可指导辨证，因为每个病演变过程的一般规律往往可体现为不同的“证”，各证出现的频度也不一致，如风眩最常见的证型为肝阳上亢，而阴阳两虚则较少见，有时病人可能仅有血压增高，而其他症状不明显，以致无症而出现无证可辨，此时则可根据风眩而首先考虑为肝阳上亢，采用平肝潜阳的治法。
4取消中医病名必将导致中医学的灭亡
有学者提出，中医病名改革应大部分采用西医病名，或中、西医病名并用，这样方有利于中医现代化，并能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2]。也有人认为“取消中医病名中医灭亡不了”。这些观点显然都是不对的。中医临床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中医学需要与国际接轨，但绝不能用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因为中、西医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等基本概念不同于西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等理论，把西医的病名搬过来，套在中医学的头上，则名实不相符，无异于穿西装戴瓜皮礼帽，这无疑会给中医的诊断和治疗带来思维方面的负面效应。
中、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认识疾病的角度不同，那种“西病中证”式的诊断无异于“人头马、美人鱼”之类，似是优势互补、强强相合，但实际上只会使中医学走向灭亡。因为用西医学理论来衡量中医学，不仅只是病名不科学，中医学的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之类病因，肝之开窍于目，脾主运化与统血，经络的解剖结构，以及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中药理论等等，统统都无科学可言，都应在废弃之列。坚持中医病名是保持和发扬中医学体系的要害所在，是中医学生死攸关的大事。设若中医学取消了病名，则说明中医学对“病”没有认识，中医只知辨证施治，不会诊病治病，那么中医学还有何“术”可言呢?取消病名，就会使中医学术一溃百溃，一发不可收拾。
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优秀的部分，由于西学东渐，中国人已逐渐远离自己的民族文化主体，出现了文化自卑，不少人对中医的知识财富不相信，甚至抵触，这并不足为奇。癀瘕、卑傈、旭痹、瘅等字都不认识，这是由于近现代文化举措对中医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落叶知秋，病名的取消就是中医学术消亡的前兆，面对日渐远离传统文化的中医，如何恢复昔日中医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何使中医能够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良性发展，这或许是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人们所应当迫切思考和解决的问题”[3，4]。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否认中医理论体系，妄以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必然失败。1933年下发的《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凡例》及《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之所以遭到反对而没有实施，其主要原因就是武断的认为中医病名不科学，要统一则必以西医病名为标准，这是其夭折的致命之处。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中医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可以断言，取消中医病名只会是重蹈复辄的命运。恽铁憔在《论医集·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之商榷》说：“今若以西名为主名，不废中医学说，则名实不相符。若废中医学说，则中医即破产，不为此，则为彼，更无回旋余地。例如《伤寒》一书，包括支气管炎、肋膜炎、胸水乃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日射病、虎列拉等等，假如使用此诸名色，初步，《伤寒论》本文，将渐次无人研读；进一步，必《伤寒》方无人能用；及后一步，必讲究注射灭菌。如此，则中医消灭、中药消灭。是故用中医病名为统一病名，在此必争，是非得已，不止名从主人而已。”先贤之见在当代中医界已被印证，这不正是废弃中医病名之恶果吗？
我们应从病证结合的角度，站在发展中医理论与保持中医特色的高度，坚持中医病名诊断，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摒弃“重证轻病”、“西病中证”等错误观点，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深入开展对“病”的研究，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5规范中医病名体系
任何学科都是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病名学术也不例外。中医病名规范化的研究，首要而根本的原则，必然也只能是继承性原则，要从蕴藏前人丰富经验和理论的历代医籍中整理、挖掘中医病名，切合临床实际者用之，不符合临床实际者改造之。在此基础上本着特色性、实用性、创新性、准确性等原则，全面系统地开展病名体系研究，形成完整而规范的中医病名学术体系。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5]疾病部分即是本着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理论的宗旨，采用继承、挖掘、引申、创新、引进等方法对病名进行分化定义，从而使中医病名学术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形成体系。
现代医学制定有国际疾病分类(1CD)等国际标准和国内的《疾病分类与代码》。但中医学是具有独特理论和丰富经验的传统医学，中医学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与西医学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可能用ICD等外来名词规范中医疾病名称。现在临床上中医的病名被弃用，没有中医的病名体系，这将使中医学术处于灭亡的境地，因而必须加紧中医病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中医学者开展中医标准病名的研究，建立中医标准病名体系，一方面充分吸取、反映以往研究的合理内容，另一方面弥补前段标准化研究的不足。中医标准病名研究应按照中医理论体系，严格区分病、证、症概念，在继承原有病名的基础上，参考西医病名，按中医学的理论创新、分化、扩展中医的病名。该研究可为中医学术提供全面标准的“原件”，不断完善中医疾病体系，并能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起到指导作用，也有利于保护中医学的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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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也绝不是泛泛地认得几味药,记得几个方就是中医。”对于非中医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的目的就是在学习现代医学的同时,了解祖国医学的渊源、历史传统,熟悉祖国医学的基本特点、基本理论、发展状况以及目前中西医结合成就,为今后从事医学技术工作奠定基础。因此重在了解,对学生不能要求过高过深,只要求他们熟悉简单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病治疗方法,了解中药的作用及组方原则和常见病的中医治疗方法,所以教学过程中应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围绕以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为核心的生理与病理;以六气、七情为主的病因与预防;以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为中心的诊法与治则;以及基本的中药、方剂理论等,引导学生步入中医药学的殿堂。
2讲好开篇,激发学习兴趣
通常绪论在很多课程中都是以概述、简介的形式出现,一般都不作为学习的重点,但在中医学的教学中绪论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它会形成学生对中医药学的第一印象,讲得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讲解时可以医学发展的历史轴线为纲,详略得当地向学生讲述中国医学史:如汉末之前的四大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神农氏尝百草著成《神农本草经》,扁鹊切脉断生死被誉为神医,华佗自制麻沸散行剖腹手术堪为外科鼻祖,张仲景勤求古训、拯救生灵而为医圣;金元四大家开创了中医学术争鸣的新局面;李时珍赴深山、访千家、三易其稿而著成《本草纲目》;明清温病学派开拓创新、使温病学自成体系。这一幅幅生动的医史画卷向学生展示出中医学的科学性及历史价值,从而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中医学的探索欲望,为今后学习中医学做好心理准备。
3借助现代医学,阐述中医理论
中医学的形成发展特点决定了其理论的抽象性,加之其文字专业性强、术语多,对于初学中医的学生来说,理解上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中医教学应尽可能通俗易懂,教学过程中以中医学为基础,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用以解释中医基础理论,会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如:上海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经过研究初步阐明了肾阴虚和肾阳虚本质上与机体皮质醇量的高低相关;热证时在病人和动物模型中发现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增强,儿茶酚胺类的排出量亦有明显增多,而寒证则相反;中医血瘀与现代医学循环和微循环障碍之间的关系等,这样生动具体的成绩和实例,会使学生感受到中医学的奥妙和神奇,从而提高他们探索中医理论的积极性，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并且开阔了思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意识。
4突破传统模式,改革教学方法
1渊源与发展
《周易》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原体”有“群经之首”之称,她通过卦的形象变化来寻求自然、人化的规律。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而丰富的辨证法思想,极大地深化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通过进取诸身、远察诸物、取类比象的方法而建构的，这正是《周易》所创,所以说医源于易。明代张介宾的“医易同源”论曰:“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中医学#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医易同源，不仅是指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论形态的合一。
中医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经历了三次发展，第一次出现于战国到秦汉时期，此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以整体观念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该书基于秦汉以前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总结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黄帝内经》与确立辨证论治原则的《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药物学的《神衣本草经》以及《难经》和《黄帝内经》被历代一家奉为四大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第二次为唐、宋、金、元时期，此期各种专科和综合性论著层出叠见，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创见，均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第三次为明清时期，吴又可提出治疗传染病的学术见解，创立了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此期，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而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标志着古典形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中医学以“气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学说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病理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手段，诊察病情；运用八纲、脏腑、经络、精气血津、卫气营血“六经”和“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根据病情表现，辨明疾病的症候,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采用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治疗手段治疗疾病。在治疗疾病时，强调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
西医源于古希腊文明，最早创造医学体系的是爱奥尼亚地区柯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关西医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创建了体液理论，认为人身上有4种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四种液体的流动维系着人的生命,它们相互调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坏,人就生病。希腊化时期，盖伦（公元130-200年)总结了希腊医学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实践和临床实践，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盖伦的医学理论在欧洲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迎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发展，16-17世纪,维萨留斯通过人体解剖校正了盖伦的人体生理结构，出版了伟大的著作《人体结构》》标志着解剖学的诞生。哈维等则发现血液循环理论,将物理学、化学的概念引入生物医学中。显微镜的发明不但确立了“细胞”概念而且认识了微生物。18-19世纪，细胞学、实验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医学的诞生。巴斯德灭菌法的发明使手术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发明使传染病有效控制,标志着现代医学走向成熟。20世纪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的出现使现代医学完全进入了实际应用时代。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的诞生,使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创造成为可能。西医学发展达到了巅峰。
西医学把人简化为生物学客体,注重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是通过解剖尸体，用实验做出生物学等指标来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和规律。把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还原为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问题。认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学、物理等致病因子,对人体某一部分的损害,或人体缺乏某些必需物质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来了,诊断便确立。治疗上，西医是依靠药物等治疗手段，针对致病因素进行对抗治疗，强调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医学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学、哲学层面的充分比较中医之气与量子的本质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医之气”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利用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论)、特别是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揭示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天人相应、药性等学说的科学内涵。拟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中医理论，建立现代的中医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体观和辨证唯物论为哲学思想，以量子理论等现代学科为理论基础，基于机体电磁辐射场表征中医人体之“气”的观点，运用微观状态的电磁辐射光（量子）辐射、能量（热）等量子形式,研究阐述中医理论关于人的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科学。概括的讲，量子中医学就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一门学科。当然，量子中医学目前还仅仅是个概念，形成一个完整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验层面的支撑。但随着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揭示，量子中医学的雏形已经形成。
2科学哲学观
中医学的哲学观同中国古代哲学观，为辨证、有机唯物主义，主要以取象思维为主。其方法论为思辨。中医药学是采用模型建构、整体认知、直觉观测、动态把握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相互影响。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生理病理转化,人类在能动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②功能性，中医学在认识解剖形体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体的功能活动，常常从这一角度分析和认识人体的生命规律。③恒动性，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不断发生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而维系着形气相互转化过程的机体,人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是机体气的动态平衡和失衡的过程。
西医学的哲学观为机械唯物主义，以还原分析论为其方法论，其思维方式为逻辑思维，西医学是采用物质分析、数学定量、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将人体视为各个零部件的组合。主要从病灶局部出发，用微观的、分析物质结构的方法及实验手段，来研究和认识人体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结构忽视功能，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认为人是一台机器,只有物理的关系，而没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对人的整体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的静态、局部忽视其变化、动态及整体。
量子中医学的哲学观与中医学相同，为有机、辨证唯物主义,其思维方式则以逻辑思维为主，方法论以还原、综合并重。量子中医学是中医学理论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构建而形成的。其特点与中医学有诸多相同点,①整体观,量子的通讯联系性可以将具有电磁辐射的万物联系起来，具有整体观外，量子组成的电磁场在宇宙的空间中伸延且没有边界，表现为整体性；量子的纠缠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画出量子的整体观的属性,②功能性,机体的量子是机体内非分子型的通讯信使，机体电磁辐射是生命现象基础特征，其形成的电磁辐射场具有高度相干性，与生命体系相互关联，是调节生命功能和生命状态的有效途径。③恒动性，电磁辐射都是恒动的、永无静止的。④量子可以通过基于光电效应的仪器，定量的测知机体辐射的量子的数目、频率及量子统计，从而分析生物体系（如：人）的状态。与中医气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测性更客观更缜密，这是量子中医学建立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基础。
3支撑学科
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中国古代哲学，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作为其思辨工具。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学作为其指导思想而且以哲学作为其说理工具的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造成了中医理论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诊察方法主观化,缺乏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使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显现,而且难以理解和掌握。
西医学的支撑学科为16-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体系，西医学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察及实验研究体系,形成了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具备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以及电磁理论等现代科学体系。量子中医学是用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转化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思辨工具形成的学科,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上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强度、频率及量子统计等建立起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
综上可见，中医学、西医学、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基础学科不同，决定了其研究层面不同，中医学是以人体之“气”这一抽象的物质概念为研究对象,西医学是以机体的器官、细胞、分子为其研究对象的，量子中医学是以机体的量子、（电磁辐射）为研究对象的。
4临床诊治
中医理论是基于“气一元论”思想建立起来的，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由气构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转变也是气的使然,气的阴阳平衡是衡量机体健康与否的标准尺度,气的状态是由医者通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等四诊之诊察方法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利用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气的状态。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如方剂、针灸、推拿等,这一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四诊诊断方法依据有三条:①司外揣内。意为通过观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现,测知其体内的病理变化。②见微知著,通过观察局部的、微小的变化，测知整体的、全身的病变。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部分都与整体或其它部分密切联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达变，即以正常的状况为标准，通过对比发现太过或不及的异常变化。意为以健康人体的表现或状态去衡量病人，即可发现病人的异常之处及病变所在，从而为做出正确的诊断提供线索和依据。
中医主要应用源于天然的中药和以疏通经络为主的各种非药物治疗，用中医药理论对药物进行复方组合，对人体进行有重点的整体治疗。在大量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先者们根据不同的症候总结出大量的相应的药方，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智慧结晶，有是证用是方是中医的重要医则。中医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恢复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为主的,所以其治疗的范围有限。
西医在诊断疾病过程中，根据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并借助于各种实验仪器设备及检查技术对疾病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方面。
西医主要应用化学药品和手术治疗，消除病原体的侵袭和弥补机体的代偿功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西医治疗还有放射治疗，介入治疗,透析治疗，物理治疗等等。在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西医可能会采用一种治疗方法,或一种方法为主同时采用多种治疗方法。
西医学的治疗原理是针对病变的特异性病因、病理，运用药物的化学作用性质和方式,形成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治疗。治疗思想是针对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对抗疗法。治疗手段的选择和设计是以能够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为标准，治疗活动就是运用这种手段去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过程。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向更低的微观层次深入，越来越趋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层次上理解疾病和医学现象。
量子中医学是在传统中医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论转化传统中医哲学内容构建的，认为量子可以表征中医之气。其诊断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统或其他检测生物超微弱发光、电磁、热能等仪器检测机体的量子行为，定量确定机体的状态,通过建立机体量子的行为与方剂、针灸等的定量数理关系，实施治疗的。量子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理念与传统中医学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量子中医学实现治疗的定量化，中医学则是定性的。
5讨论
中医理论源于东方文明，西医理论源于西方古希腊文明，量子中医学却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论转化来自东方文明的中医理论而来的。他们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构成并维持人生命活动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物质”这一哲学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机体电磁辐射场”这一具体物质概念之上的，中医学“气”的概念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是彻底的、绝对的，量子中医学“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层面的概念,是实在的、可定量检测的。量子中医学认为量子与气具有同构性,而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还原论为代表,认为“原子”是世界万物的本原；量子中医学是以中医学为实践基础，以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学科，同中医学一样强调人体生命的功能变化规律，西医是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科学为支撑建立的学科,强调人体生命的结构变化规律，强调征服自然。中医学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支撑学科，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思辨工具为其说理工具。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重视机体的整体性、恒动性、功能性,形神统一，西医则重视脏器和细胞组织分析、强调局部、静态、结构，排斥精神因素；中医学重唯象研究，强调阴阳平衡，而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则重实证研究,注重实证分析、综合。量子中医学从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西医学从分子水平研究人体，中医学则从整体水平来研究人体的变化；中医学的诊断擅长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辨证逻辑和定性分析，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诊断尽可能运用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以定量检测为主；治疗上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是以天然的中药、针灸、拔罐等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调动机体的抗病潜能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种药物配伍，多种方法并用来提高疗效,侧重于治未病，西医治病则主要是以化学药物、手术等为主要工具，通过对抗局部病灶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侧重于治已病。
量子中医学刚刚形成，是基于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结果,其理论性实践性都是初步的、尚未完善的#需要大量的长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中医学和西医学已分别诞生了两千多年和四百多年，理论成熟,临床实践丰富。
【关 键 词】 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中医医学模式；天人整体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medicai model）是人类对健康与疾病总体认识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医学本质、医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医学模式是在医学实践活动和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每当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医学模式也必然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终极目标是运用医学模式思想的指导，最大可能地满足人类对健康的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日见端倪，它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考察人体，把人体看成一架精密的仪器，越来越精细的分科，无法看到作为疾病的人的整体。所以，它无法解释有些疾病的心理、社会病因以及疾病造成的身心反应，无法解释生物学和行为学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各类致病因素中自然因素、环境因素、行为因素、心理因素等产生疾病的诸多因素构成比例已超过70%，生物因素不到20%。
中医学在其理论体系形成的同时树立起“天人相应”“形神合一”“因人制宜”“治病求本”的医学观念，但是后世并没有将其总结为某种医学模式。但在《黄帝内经》中明确提出了“医道”，是指导中医学发展方向和实践方法之意，其意义等同于医学模式。随着近年来关于西方医学模式变更的讨论及对中西医结合问题的探讨，中医学的医学模式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普遍认为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主要内涵。
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整体论不仅强调事物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且认为事物和世界的本源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都是由整体分化而来的。中医学一贯遵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模式，认为虽然疾病从表面上看是身体上的不良现象，但疾病的发生还与所处的环境、心理等因素相关。要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注重心身的相互沟通、相互协调，达到“天人相应”，和谐平衡。因此，中医学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十分重视自然、社会、心理因素对人体的影响。
二、以人为本
中医学的整体观是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把人作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思想属性的统一体来对待，把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置于时间、空间、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的核心来认识和考虑，即从人的生命、心神（包括心理和思维）、环境（包括社会、自然、精神环境）相统一上来认识和调理人的健康和疾病。强调认识病要先认识人，治疗上主要依靠人体自身的康复能力，用药不过是借以调动人体自身组织的康复能力，调整重建体内外的平衡协调关系。从这个角度讲，中医学是“人医学”模式，注重的是人的健康，而不仅仅着眼于对“病”的防治。这种模式在发展水平上虽然还是朴素的，但在性质上比其他医学模式更符合人的实际。
三、个体辩证
中医学模式将“人”置于自然、社会整体的核心，既注重人的群体共性，又注意区分个体差异，形成“辩证论治”的个体化诊疗模式。证是中医学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依据，是疾病本质的反映。而导致证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体对病因的不同反映，也就是体质。重视人的体质以及差异性是中医学治疗疾病的特色。《素问·三部九侯论》说：“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通过对个体的灵活辩证，确立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治疗观。所以，中医学模式不是就病论病、就人论人的孤立、呆板的医学观，而是以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来指导医学实践的。
四、取法自然
在治疗上，现代医学执掌的是“极端式思维”，追求的是“对抗性”策略，要么抑制“病灶”“扑杀”病源；要么“阻断”异变，“挖出”病变组织。中医学对待医学问题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取法自然。治病方法主要以中药为主，也包括针灸、推拿、食疗、心理、体育等疗法，这些方法都是从自然着手来解决人的问题。其中中药以天然植物、动物、矿物为主，而其他疗法如针灸、推拿等，既不损害人体的自然结构及形态，也无明显毒副作用，属自然疗法范畴。中医治病并非着眼于病本身，而是运用自然之理、自然之法，以恢复人体的平和协调状态。
综上所述，中医学模式构筑于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及其方法论之上，其中蕴含着丰富而合理的科学内涵。以上四点基本涵盖了中医学模式的主要精神。基于上述特点，笔者认为中医学模式可以概括为“天人整体医学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从宏观和整体上运用联系、辩证、综合的方法把握健康与疾病问题。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在西方医学模式由单一转向复合的整体医学模式背景下，中医学的整体医学模式将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那么，中医学模式究竟是什么样?卫生部长为什么要说中医有望对现代医学模式带来深远影响?今天，我们特别采访了我国著名医学家、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全面解答并进一步阐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何裕民教授就对中医学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中医学模式及其现实意义》率先发表在1983年第8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后，在《中医学导论》、《中医学方法论》等专著中，何裕民教授对中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的关系均有诸多精辟论述。
中医学模式究竟是什么样?
记者：您曾在多个场合多次谈论过医学模式问题。那么，什么是医学模式?中医学模式又是什么样呢?
何裕民：医学领域内，由基本观念所组成的，可供参照的模式，就叫“医学模式”。探讨医学模式，事实上就是分析整个学科的核心内容。
《内经》中，中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已被奠定，这一基本精神是建立在东方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体现出中医学的一系列特点。
中医学历来认为，它所探究的对象，不是光具身躯形质的“人体”，而是“形神合一”、“形神相即”的“人”。也就是说，是形(生物形质)，神(精神心理)活动有机结合的人。由于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时空之内，形神机能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置人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以分析考虑其机能状态；并结合环境变化诸因素，进行诊断、治疗、预防等一系列医学实践活动，是中医学的最基本原则。如将这原则的基本精神解释成现代术语，即可以说，中医学具有环境――形神医学模式。
中国古代学术界中，形神问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它有着多层含义。中医学模式中，形神含义是比较确定的，形指形体机能，包括气血津液、脏腑经络、躯体肌肉等生物机体或生命物质及其听进行的机能活动，可粗略地视为生物因素；神在这里泛指精神魂魄、感觉思维、性志等各种心理活动过程，意即心理因素。中医学对种种精神心理活动有着丰富的论述，并对形神关系也有着辩证的认识。这一认识的基点是“形具则神生”，“形神合一”而为人。它使得历代医家在实践中能够确切地把握形与神的关系。
《内经》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强调人的机能活动与自然环境影响，形神状态与自然界的众多变化相对应。 中医学还发现社会环境对人之心身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内经》谆嘱，凡为医，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等概指自然环境中种种影响因素及其变化，“人事”则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其涉及甚为广泛，大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地域性习俗风尚等；次则涉及病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个人经历和处境遭遇等；小则与人情事宜、文化修养、勇怯动静等个体因素有关。因此，医家必须从环境变化对人的机能影响和人的机能活动与环境的适应，以及心身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去分析认识个体机能状态和不同病症的病因病机，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研究探讨和预防诊治等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就是中医学的基本看法，它主导着历代医家的医学实践活动，因此，逐渐演变成中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
环境――形神医学模式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记者：我们知道了，中医学模式其实就是环境―一形神医学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是如何在中医学中具体体现的呢?环境一形神医学模式又是如何使整个中医学紧密、有机地融合成一体的呢?
何裕民：环境――形神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之中，就病因理论分析，外因、内因、不内外因的三因学说中体现了上述模式的基本精神。其中外因主要是讨论自然因素对生理机能的影响，内因、不内外因则涉及到社会、心理、行为等多方面。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医病因理论中，把情志内伤、饮食失节和劳逸过度(包括劳力、劳神和房劳)等主要与社会心理和行为相关的因素视为导致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
中医诊断中的望、闻、问、切四诊和辨证过程，事实上就是在这种原则指导下，对患者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的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并在系统层次上作出判断的过程。《内经》反复要求医家诊病时：“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凡诊者，必知终始，又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离绝菀结，忧恐喜怒……”并指出：“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何病能中。”这些论述中都含有环境――形神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
中医治疗学也为这种基本精神所主导，中医理论强调治疗须顺应天时地势等自然因素，并考虑这些因素的变化。如《素问・八正神明论》主张：“天寒无刺，天温无疑。”许多医家指出春夏用药慎投收敛之剂，秋冬用药少给发散之品；须注意“用寒远寒”，“用热远热”，严寒隆冬，少用石膏，大热酷暑，附桂减量；……所有这些，都兼顾了时间季节等因素。
中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还体现在确定具体治则时，应兼顾患者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养、地区习俗风尚及个人经历遭遇、喜乐好恶、起居饮食等因素。金元四大家中，生于战乱动荡之时的李东垣，见时人疲于奔命，多致脾胃虚损，故治疗着眼于培补脾胃元气。生于中原的张子和，目睹当时百姓喜补恶攻，纵然服补药致死，终不觉悔，遂倡导以汗、吐、下三法祛邪安正；生于江南鱼米之乡的朱丹溪，见南方之民多阴虚湿热之体，却又好用辛燥之药，便力陈辛燥之弊，谆嘱东南之人以滋阴降火为主……中医辨证论治中强调审因论治，即包含审辨社会、人事和心理等各种因素在内。
上述基本精神促使历代医家重视对患者精神异常、情感波动等心理病态的调治，并创造了丰富有效的一整套身心调治手段和方法，如语言疏导法、祝说病由法、转移情感法、以习平惊法、厌恶反胜法、药物调理法等等。其中，大多数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如关于语言疏导，《灵枢・师传》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即强调治疗中配合运用语言疏导等方法的重要性。
中医学模式中，人被视为形神合一，生理和心理活动相互协调、统一、健全、完整的“人”。这一精神促使人们认识到医患之间建立和保持密切配合的良好关系，调动患者本人健康精神心理活动，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康复都有着积极作用。《内经》指出：“病(患者)为本，工(医生)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并指出有时治病所以不能获得满意疗效，是由于“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医家的努力)内(病人自身因素湘失。”也就是医患之间配合不密切，医家未能调动患者内在积极的精神心理因素。重视医患关系和精神心理因素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正是环境――形神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
1疾病谱变化的客观要求
一项由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协和医科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等机构对中国疾病负担进行的评估表明城市化、收人增加和老龄化等原因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突增，导致中国人死亡(2010年)的主要原因依次是: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交通意外伤害、肺癌、肝癌、胃癌等，如将恶性肿瘤合并，则导致中国人死亡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恶性肿瘤、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因这些疾病的多病因性，发病与患者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行为模式等关系密切，仅靠临床治疗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心、脑血管病发病和死亡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得以展示，据《美国医学杂志》(JA MA)报道，从1970-2002年约30年，美国心脏病及脑中风导致的死亡率分别下降了大半(中风下降63%，心脏病下降53 % )。同期我国全国的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统计数据未检索到文献公开报道，但从个别地区的文献报道结果也能大体推断出其变化趋势，如王文化等对北京市1984-1999年急性脑出血和脑血栓发病率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后，发现脑血栓的发病率和构成比均在增加;吴桂贤等发现北京部分地区1984-1998年15年期间冠心病死亡比例有显著增加的趋势(年均0. 52%);最近的相关报道更加触目惊心:据2014年8月8日《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3概要》报道，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38.7%，城市为41.1%;中国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流行趋势明显，导致心血管病的发病人数持续增加，而今后10年心血管病患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导致中美两国这两类疾病发展趋势完全相反的根本原因，不是两国的临床治疗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也不是美国在心血管病的临床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是20世纪70年代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吸烟、高血脂、高血压、肥胖等，美国心脏病学会(AmericanHeart Association,AHA)随即实施了全民教育，号召医生带头戒烟、控制血压、加强锻炼、降血脂等，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了近150%的骄人成绩。
上述例子一方面证明了普及预防医学知识的重要性，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国也采取相似的措施，并在加强锻炼方面引人传统医学的健身方法，如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将取得更好的健身和防病效果。
2完善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客观需要
现代医学在近百年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并不能说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得尽善尽美，它在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防治上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而传统医学则在养生、饮食和运动等许多方面值得现代医学借鉴。例如，2009年7月，《科学》( Science)刊登了一项研究结果，研究人员将恒河猴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减食30的减食组，当对照组恒河猴只有50%存活时，减食组恒河猴则有80%存活，更重要的是减食组恒河猴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病和脑萎缩等疾病的发病时间明显延后，发病率显著降低。《科学》刊登该研究结果，表明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当然，如果大家对中医学熟悉的话，就会发现这只是用实验动物证实了早在我国北宋时期的医学家钱乙就提出的“欲得小儿安，常要三分饥与寒”论断的一部分而已。再如，现代医学研究非常注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研究对象具有可比性的原则，如都是同一种属、年龄、体重基本一致的大鼠等，否则得到的结论会受到质疑。但是现代医学绝大多数大规模的人群研究，除考虑性别、年龄、行为习惯等因素外，很少对人群按体质特征进行进一步的细分，而不同体质类型的人很可能对同一药物、环境毒物的反应差异很大，甚至相反，如有研究报道，痰湿质、阴虚质和气虚质的人更容易患原发性高血压。
3医学生的需要
中医学是建立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基础上的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核心的医学体系，它有着敬千年的历史，是一门典型的经验医学。尽管如此，中医学中依然包含着部分循证医学的理论和观点。中医学重视文献的收集与整理，重视运用前人的经验，重视个人经验的总结，强词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强调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强调治疗疾病与改善生活质量的统一性。由此可见，中医学与循证医学研究的本质同样是注重证据，同样注重治疗的安全性与整体疗效。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传统的中医学缺乏前瞻性的研究，更多的是疗效总结，疗效缺乏量化，可重复性差，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以致许多临床有效的方法得不到承认和推广，一些疗效不确切的方法却被反复用于临床，产生不良后果，严重束缚了中医学的发展。
中医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有关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然而近二千年过去了，中医药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中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究其原因虽然是多方丽的，但缺乏科学的试验方法和客观的评价方法是最主要的。笔者浏览了近2年来的相关文献，体会是有喜有忧，忧多于喜。可喜的是有部分研究者已经自觉地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循证医学的观点和方法，试验中有足够的样本量，有对照组，有客观、量化的评价指标，注重患者的自我评价，更有部分研究将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既重视四诊所得，也重视证型与生化、病理、免疫等指标问的联系，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令人担忧的则是大部分文献的内容仍然停留在个案报告、病例总结、不可比的对照试验以及缺乏大样本、多中心和严格随机对照的试验，所用的评价指标单一或局限，缺乏系统的评价方法。目前的情况是，在国内杂志中，有关中医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文章很多，但能够在权威杂志上刊登和能够在有影响的学术会议上宣读的文章却极为罕见。因此，要提高中医药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除了需要做很多大量的工作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自觉地尽可能遵循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的原则，使研究工作真正具有价值。
在中医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研究中如何应用循证医学?
首先，应尽快出版立足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风湿病杂志。循证医学的根本目的是将证据用于临床实践，绝大部分证据来源于权威杂志，而目前国内仅有西医方面的风湿病杂志，没有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风湿病杂志，与中医风湿病研究有关的文章只能在综合的中医杂志上发表，这种状况制约了中医风湿病研究论文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也不能真实反映中医药在风湿病研究中的地位。因此，出版立足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风湿病杂志，培养具备专科基本知识和循证医学基本理论的编辑人员，是提高中医风湿病研究人员的科研素质，保证研究论文质量和水平的前提条件。
其次，开展对证型规范化、客观化的研究。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辨证又是其中的关键。传统的中医是通过医生埘患者的“望闻问切”，经过综合分析与归纳，确定疾病的最后属性，判断的结果既受患者陈述的干扰，也受医生临床经验的影响，因而缺乏重复性。如果没有统一、规范的证型，就不可能进一步开展疗效的研究。阅读近年相关文献，类风湿关节炎的中医分型可渭五花八门，虽然国家中医药局曾颁布过6种证型作为研究规范，但由于缺乏大样本的流行病学研究，且疾病本身存在临床表现复杂多变的特点，因此常出现6种证型以外的其它证型，如寒热错杂型、虚实夹杂型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以地区为单位，多机构参与的大样本的证型研究，经过评价分析，确定类风湿关节炎的主要证型与次要证型。要使证型客观化，就必须制定类似西医诊断标准的辨证标准，在辨证时严格参照辨证标准进行辨证，这样才能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第三，提倡多个单位的协作，协定卡¨统一的对照组。循证医学认为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所得出的结果可靠性最高。这样的试验是目前中医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研究中比较缺乏的。因此，对于一些临床报道较多，有一定疗效的方剂或成药，如桂枝芍药知母汤、雷公藤制剂等，采取多个单位参与，收集尽可能多的病例，设计出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临床研究，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对照组的设置是评价研究结果的重要指标之一。笔者认为，在中医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研究中，不必回避与西医疗法的直接对照，原因之一是中医药治疗的疗效是肯定的，其次是为了与世界医学接轨，使中医疗法得到国际公认。所以在需要设置对照组的研究中，国内可以协定将国际上普遍承认的治疗方案作为对照组的治疗方法，如NSAIDS+MTX或NSAJDS+MTX+ SASP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