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思想史优选九篇

时间：2023-09-25 17: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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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思想史

第1篇

关键词：资产负债率；银行实际贷款利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9.005

1 问题的提出

相对于从微观角度分析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的研究，各国从宏观经济角度考虑影响上市资本结构研究的理论出现的比较晚。直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才重视到宏观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发现以下几点：（1）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会使企业的负债增多。一方面，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实际的真实负债成本减少；而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降低，公司的债券收益高于股票收益，对债券需求上升。（2）银行实际贷款利率变动对上市公司融资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有时利率期限这种结构也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的。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体现在GDP增长率的波动，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上市公司预期会有较好的盈利，从而融资时偏向于债券，使得企业财务杠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经过江苏省的上市公司与湖南民营上市公司的比较和财务杠杆效应的分析发现，湖南民营上市公司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最显著的问题是湖南民营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普遍偏低。当利润率大于利率时，说明湖南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正面效应在融资过程中充分的发挥了作用，但从下表的实际情况看，大多数企业在利润率高于利率时，实际的负债水平并没有提高。说明湖南民营上市公司对财务杠杆效应的利用还不充分，负债水平需要提高。

2 相关研究成果

经过探讨发现利率和GDP的增长都会导致杠杆效应的降低。通货膨胀与杠杆效应呈同向变化正相关。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杠杆效应的使用还存在明显差异，新起的市场国家对杠杆比率的利用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Cook和Tang（2010）以1977年至2006年以美国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两类二阶段局部动态调整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GDP增长率、期限利差和信贷利差等宏观经济状况都影响着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符合Hackbarth，MM（2006）建立的理论模型，处于良好宏观经济环境中的公司向目标结构调整的速度比处于恶劣宏观经济环境中的公司要快。Chen（2010）认为不同商业周期中的预期增长率、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是如何影响公司融资决定的，回归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条件是影响公司融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3 研究方法

3.1 问题的提出和假设

根据相关文献和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湖南民营上市公司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负债水平的明显偏低，在宏观经济条件下为了研究影响负债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本文假设影响负债水平高低的因素主要有：银行实际贷款利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股票交易总额增长率、利率这些因素。但是在实证研究中，根据研究过的资本组成结构中，大多数研究者的数据是采用的横截面数据，在社会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些数据也会受到经济的影响而上下波动。为了解决减少由于这些因素的变动而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SPSS的T检验的方法，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剔除变量的影响，使得变量影响最小化，使数据更真实可靠。根据数据的显著性的影响来分析相关性，而且数据采用了连续五年，也剔除了年份的偶然性。采用T统计检验和线性相关性，假设资产负债率与的T检验是相关的。用负债/总资产比率表示公司的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变动指标包括：实际贷款利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变动。T检验的相关性分析的置信度为95%，若显著性值P小于α=0.05，则假设成立，反之则假设不成立。

3.2 被选择变量的来源

本文中选取的42家作为样本湖南民营上市公司，选取时间为2011年到2015年。现在大部分公司的财务杠杆系数都是由研究者从公司的账面价值入手进行验算得到，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变动，企业的账面和实际价值经常存在差异，不能真实的反映企业的现状。本文联系了宏观经济条件下来确定资产负债率影响主要有哪几个方面，以使得实证结果更加合理。在选择被解释变量的方面，本文从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大小选取了实际贷款利率、经济增长率、利率、通货膨胀率和股票交易总额增长率这几个数据：

实际贷款利率=商业银行3到5年期贷款利率-当年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现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

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前年人均GDP）/前年人均GDP

股票市场年交易总额增长率=（股票市场年交易总额-前年股票市场年交易总额）/前年股票市场年交易总额

3.3 数据模型的建立

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TDRnt=C0+LRt+CPIt+GDPt+TORt

其中t=1，2，…72；t=2011，2012，…2015。TDRt表示了第n个企业在第t年的资产-负债比。C0为截距项，CPI表示了第t年的通货膨胀率（按物价实际通胀计算），Rt表示第t年的实际贷款利率（由名义贷款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计算而得），LRt表示t-1年较t-2年的实际增长率（计算方法同R3t-1），GDPt表示第t年实际的GDP增长率（直接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LR、CPI、GDP、TOR均为宏观经济变量，因此只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本文选定了42家湖南已经上市的民营公司作为样本单位，数据如表2。

3.4 检验结果

本文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采用T检验方法检验经济增长、利率、分析通货膨胀和银行实际贷款利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在T检验方法中，将各观测点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用置信度的大小做出显著性表格来确定谁的影响最大。从表中得出在不同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下，假设通货膨胀率、股票交易总额和银行贷款利率对资产负债率有影响。在下表中，显著性都是小于α=0.05有利率和通货膨胀。所以，暂拒绝原假设，即通货膨胀和利率对湖南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没有显著影响，而银行贷款利率在对经济增长率的T检验结果中，假设经济增长率对资产负债率有影响，表中表示经济增长率的显著性均大于α=0.05，即暂不拒绝原假设，经济对资本结构有影响。

3.5 结果分析

企业的整体经营业绩大致与宏观经济的增长呈同向变化，同时企业想要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宏观经济的增长。而且财务杠杆效应也要求，流动资金中流动负债占大多数，而长期资金中则是所有者权益和长期负债。从湖南民营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结构看，在已有资料的湖南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的流动以负债为主，达到了总资产的38.7%，而长期负债的比例很低，仅占总资产的9.7%，所以要想增加企业的流动负债就必然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使得企业提高负债水平。

根据比率分析可以得到所研究的42家企业的近五年（2011年―2015年）的企业发展状况，首先看股票市场对于资本结构的影响。股票市场得总额无论是增多或是减少，所有GDP增长率的系数都显著为正的公司都利用了杠杆效应，说明了股票市场会与公司债务水平呈现顺周期，公司负债率的下降（上升）也会受到经济的下行（上行）的影响。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总体来说是下降的，说明企业的融资能力下降，而且经济的增长率也下降的，进一步说明了经济的上行或下行会造成资产负债率的上升或下降。实际贷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成反比，由于贷款利率会影响企业贷款，所以资产负债率基本与实际贷款利率呈同向变化。利率与股票交易总额也是反向关系利率越高则股票交易总额增长得越慢，说明投资受到收入影响.

4 总结及建议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已有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影响湖南民营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最大因素是经济的增长，而银行贷款利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是次要的。虽然股票市场交易总额的大小不影响资本结构，但活跃程度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使湖南民营上市公司可以利用活跃的股票市场获得更多的股票融资。民营上市公司从融资往往是更倾向于股权融资，其次是内部融资，最后才是债务融资。并且在债务融资的次序中主要是银行贷款、企业债券。而且公司的资本结构更是受股票市场的直接影响，说明我国湖南民营上市公司在确定负债一权益融资的情况下会优先选择股权融资。因此在宏观经济条件下，湖南民营上市公司想要优化资本结构主要从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加长期借款，减少股权融资，充分发挥财务杠杆效。二是提高留存收益比率，增加资本内部积累，从而扩大企业规模。三是加大公司的债务融资中债券融资，但是目前我国的债券市场还没有取得很大的发展，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债券筹资的避税功能。因此，企业应该意识到选择恰当的资本结构的必然性，并且适当的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而且从宏观经济条件下的环境讲，应该把上市公司负债融资的渠道拓宽，特别是对于长期负债的融资信息更完善和及时发展、完善债券市场的信用。

参考文献

[1]张娅.信贷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机理及实证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4.

[2]姚琼.宏观经济环境下对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J].经济问题探索，2004，（6）：102-106.

[3]苏锡宝.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J].金融经济，2011，（22）：69-71.

[4]宫兴国，于金凤.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效率相关性研究―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J].会计之友，2015，（24）：18-20.

第2篇

Abstract: Real estate listed corporation has undoubted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governmental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due to its special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occupying important social stat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using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uld on the basis of stating the theory on macro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pital 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asset liability ratio changes inversely with the rate of inflation， but with the interest rate of the actual loan chang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sset liability ratio，GDP growth rate and price earnings ratio is not significant. Then the 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real estate listed corporation is discussed.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房地产业；资本结构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the real estate industry；the capit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293.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3-0005-04

0引言

房地产行业作为我国整个经济命脉中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直以来成为我国政府重点调控和大力支持的对象。在过去的这十年中，政府由1997年拉动内需开始，到后面房价恶性上涨，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对这个行业的重视程度，而在2013年出台的“国五条”中针对二手房交易征税的规定所引发的社会热议，这一系列的热点经济现象无不一次次地把焦点集中到这样一个在国家经济命脉起到举足轻重的行业。

对于房地产这样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任何的宏观政策的调控必然会给其带来冲击，而资本结构又是个经典的论题，由于宏观环境因素的可控性，当前对于微观层面上因素影响的研究已是相当成熟，Harris和Raviv（1991），陆正飞（1998）通过实证研究了资产负债率与公司内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规模、长期资产比重、成长性以及负债税盾效应方面呈现同向变化；而在经营风险、产品特色、营销支出上呈现反向变化。也对相似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发现获利能力强的公司往往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但该研究在规模、成长性等其他方面并没有证明出有显著关系。在针对宏观因素的研究文献中，学者们又主要以研究单个因素影响为主。Graham（1999）在通过对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12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MTR的公司为了利息避税更偏向于发行债券。王素荣、张新民（2006）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4年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与所得税之间呈现出正向变动。KorajCZyk and Levy（2003）第一次系统地从宏观经济因素出发，选取宏观经济变量为解释变量，证实了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解释力，但由于行业的差异性，对于不同公司影响力上存在差异，故本文选择房地产这样一个代表性行业，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究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结构间的变化影响。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本结构的问题首先是融资方式选择的问题，融资环境的变动会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对融资环境的考虑一方面要考虑的是宏观经济变动和资本市场的情况，萨缪尔森根据宏观经济情况将经济周期分为经济扩张期和经济收缩期。胡佐，胡琨（2009）也指出对宏观要素能有说服力的变量莫过于通货膨胀率和国内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要考虑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可以区分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方面。

1.1 宏观经济方面

1.1.1 通货膨胀率

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作为经营者，在成本增长的情况下会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和较难的债务融资环境；而作为投资者，在规避风险实现保值的目的下，投资会更加偏好于股权投资，因此企业的财务杠杆会降低,由此提出假设：

H1：通货膨胀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1.1.2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权衡理论认为，资本结构具有顺周期性特性，即经济繁荣GDP 上升，企业有更强的意愿通过债权融资；而经济萧条GDP下降，企业的负债比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会率先考虑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因此在经济收缩期，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会选择避免债务融资，降低债务比率。由此提出假设：

H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正

第3篇

1、西方经济学，就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从斯密、李嘉图、萨伊、穆勒、马尔萨斯、马歇尔到凯恩斯、弗里德曼、萨谬尔森、卢卡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大师辈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带来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致于文献上有“经济学帝国”之称。

2、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还大胆解说政府日益加码的经济调控。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无情的剖析市场机制在不少领域资源配置上的诸多缺陷。西方经济学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等。其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来源：文章屋网）

第4篇

尽管“财务”并非一个古老的概念，但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也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人类步入近代社会，尤其是以公司经济为支撑的近代市场经济产生之后，公司财务与会计不仅处于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且财务在公司经营与管理运作时序上要先于会计，成为公司经营运转的开端。管理学家认为，至近代社会“财务控制可能是早期管理控制中最发展的一种”（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即便是起源于地中海沿岸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阶段的威尼斯兵工厂，在产业革命之后的“工厂制度发展阶段”，客观上“财务”也已成为这个古老工厂里的管理“王国”（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1918年世界著名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在公司经营与管理组织体系构建中，正式把“财务”作为公司组织运作中的先导性部分（亨利・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随着股份公司制的产生与演进，公司意义上的财务便日益社会化了，财务控制随之成为资本市场管理基础层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对资本市场管理，如果不在管理工作中把财务、会计、审计置于市场经济管理控制上的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它们在基础控制中的作用，那么发生在宏观经济与中观、微观经济管理上的失误便不可避免。

因此，谈多娇教授2013年出版的《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与2008年出版的《西方理财思想史》这两部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这两部著作填补了中国财务史研究上的空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企业和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者，以及学士、硕士、博士正确认识掌握财务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指导性作用与启示性意义。这两部著作给学者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财务理论参考，它们对管理者如何端正市场经济下的财务管理思想与如何进行管理实践，提供了典型的历史案例与可兹借鉴的历史经验及其可记取的历史教训，并且对于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开展财务管理方面的实证研究，具有指引作用。

理财思想史与财务理论发展史，在历史逻辑上完全具有一致性。这两部书开展的研究，表现为一个科学、完整的财务史研究体系，所以，如学者通读这两部书，一定受益匪浅，通过它有利于加深对现代公司财务的认识，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创造新的业绩。仅就《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而言，笔者认为它是一部颇具创作特色的著作，分析作者立论所开设的八章财务理论发展专题史的逻辑体系，其特点在于：

（1）研究具有前沿性。这部书的一至八章都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探讨现代财务管理中的前沿性问题，尽管这八个史论专题各自具有研究上的独立性，但在对重要财务研究方面，又彼此关联，形成现代财务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对公司财务管理活动实践具有系统的指导意义，对财务管理原理的学习也具有全方位启示性作用。（2）系统揭示了现代公司财务运行的基本历史规律。这部书的一至八章，作者在研究中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为指导，从历史分期上研究现代财务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各历史阶段的问题，每个专题都把剖析问题的成因放在重要方面，并把前后协调贯穿起来，总结某一理论的发展成

第5篇

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作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经济学思想史过程中的两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纪70年代史称“边际革命”的经济学价值理论革命；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革命。这两次重要经济学思想革命的逻辑结果，使现代经济学范式较之古典经济学范式具有更加宽阔的思想发展空间。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价值(效用价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从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可以被视为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统一的“行为学”过程。而凯恩斯明确地使用三大心理学因素，来解释经济过程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机制的独立性，则是对“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条经济学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把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相联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分析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元素，称作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第6篇

Abstract: Based on Guanzhong's economic though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imilar theory of Keynes and Guanzhong in macro management and market economy, the paper aims to look for the wisdom left by sages.

关键词：管仲；凯恩斯；经济理论；略同

Key words: Guanzhong；Keynesian；economic theory；similarity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3-0005-02

0引言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谥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先秦法家的先驱者。齐桓公在位时，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行了全面改革，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仲由此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的思想主要见之于《左传》、《国语》、《管子》、《史记》中，其思想对后来儒、墨、道、法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后世广泛借鉴。

特别值得一体的是，管仲还是2600多年前中国的齐鲁大地上的一位经济思想先驱，他的经济哲思充分体现了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宏观调控艺术。某些富有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堪与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相媲美。

管仲思想产生于春秋争霸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大背景中，其经济政策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景和要求；凯恩斯思想诞生于工业革命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空前的经济危机中。从理论上看，管仲和凯恩斯思想产生的时代相去甚远，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也完全不同，我们暂时抛开这些客观因素，在同样处于动乱的时代环境中找寻到二者在经济领域共同的观点和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宏观经济理论。

管仲和凯恩斯都主张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来维持经济运行。《管子・轻重》中指出，国家调控市场有两个目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获取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其也提到了利用价格因素来实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凯恩斯认为，在自由放任不加干预的情况下，经济的均衡会处在就业量足够低的状态，而它的生活水平会处在足够困难的状态，因此必须有政府的干预，但这不意味着取消自由市场，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本文中，笔者着重分析管仲的经济思想，并就其与凯恩斯在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运行机制方面相似的经济理论予以初步探讨。

1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管仲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颇为重视，其任齐国上卿时，居所富丽堂皇极尽奢华。《管子・事语》中“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的意思是指不建筑高台亭榭，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3]。体现了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的实质。《管子・侈靡》篇更是将管仲的奢侈消费论推到极致：认为“莫善于侈靡”，“雕卵然后瀹之，雕然后爨之”即建议“鸡蛋要画上色彩再煮，火柴要雕上花纹再烧”[1]。这样的生动的例子是对消费促进生产的创见，也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一种创造性思维。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幽默地用“挖坑填土”的例子来说明当前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现状，而在千年以前，我们的先哲就已经给予我们如此相似而智慧的答案。

“事实上，管仲的真实主张是奢俭并重，并指出富人侈靡可以为穷人增加谋生手段，其强调的”高消费“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以现代观点看来，管仲所倡导的奢侈消费，只是让”富者散资于民“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以消费促生产”[3]。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与失业是由于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消费和投资处于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量。凯恩斯认为，由于短期内生产技术、资本因素、劳动力因素都是不变的，因此，国家调节就是在总供给为既定的前提下，调节总需求，达到既无失业也无通货膨胀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提高消费倾向，刺激消费。凯恩斯的宏观调控中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与管仲在《侈靡》中的价值倡导不谋而合，都认为应以消费促进社会生产，从而拉动就业，实现经济的复苏，这对于当前处于后经济危机时代的世界各国来说是颇为有益的借鉴。

2妙用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管子・乘马数》有“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的语句，我们看到这其实说的是政府通过修葺亭台楼阁达到促进就业和民生安乐的效果。同时管子还注重政府的赈济，《轻重甲》说“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赡者得赈，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赈孤寡，收贫病”，说的是在困难时期政府予以补助。对于税收政策，管仲灵活地将其分派在不同的商品上，对不同人群，不同产业不同征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中的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根据既定的经济目标通过调节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管仲的经济思想与凯恩斯理论中的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通过政府的财税手段达到稳定社会，保障民生，减少贫富差距等宏观调控目标。

凯恩斯所指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管仲所处的前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发展尚处萌芽阶段，也就不可能有金融管理机构或中央银行一类性质的金融调控中心。但管仲提出的“国家商业经营论”[1]也颇有利用中央机器调节社会经济的货币政策之意。管仲认为，国家经营商业，要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资本。此所谓“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保证了货币来源，从而通过控制货币供给达到控制经济运行成效。国家的商业要以货币为资本，而对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要进行计算，称之为“币乘（计算）马（筹码）”即货币资本的需要量，同时，管仲还对于商品货币流通及价值论等做了许多创新性的探讨。在前秦时代能有如此超前的货币调控观念，以及所涉及到流通领域的经济理论的广泛性，在封建时代是空前绝后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用政权力量控制商品和市场的意义和作用。

3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

《管子》中谈到一个事例：由于洪涝灾害，齐国之西粮价居高，每釜达百钱，而齐国之东粮食丰收，每釜仅十钱，粮贱伤农。粮价悬殊如此之大，管仲据此建议桓公向全体国民每人征收三十钱的税，但要换算成当地的粮食缴纳。齐之东民缴三釜，而齐之西民只缴三分之一釜，由此，齐国政府集中了东部的大量粮食，一部分作为储备，另一部分平价散售于齐西，齐西因有国家的平价粮食售卖，最终使“齐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而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粮价上扬，解决了粮贱伤农之害[3]。《轻重乙》篇恒公问“衡”，管子说：“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恒公问“衡数”是否可调，即物价是否可调，管子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不难看出，管仲深明“用价格配置资源”这个市场经济的关键，巧妙发挥市场机制中的“价格”来进行宏观调控。

在凯恩斯主义中，凯恩斯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自由市场活动的领域仍然是广泛的。凯恩斯主张在实现市场对资源优化合理配置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他不反对自由市场机制，宏观调控的目的是治愈经济萧条的疾病，保持市场经济的效率和自由。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是通过价格因素来调节供给与需求，在管仲调控物价的例子中，不难发现，实质上是在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价格调整，并不完全是放任的物价管理，这又与凯恩斯思想再一次契合。

作为诸子百家第一人的管仲，他的经济思想在众多学派中独树一帜，管仲善用经济谋略，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霸主；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化解了资本主义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二战后得到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推崇，使得宏观调控和自由市场完美结合。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特别强调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影响，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把握好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能够在经济危机时力挽狂澜……而先哲管仲的经济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国家管理与市场结合的许多良益方案。同时，“宏观之父”凯恩斯所提供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经过中国实践的检验已成为新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流行，并用于经济建设的指导之中。不论是“东方凯恩斯”还是“西方凯恩斯”都把握住经济运行规律，以宏观为手段，以市场为依托，从而运筹帷幄，而对于我们，取先人智慧之精华，必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

第7篇

[关键词] 自由主义；历史演进；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4-0036-02

在西方国家重视并实施市场经济的近300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关注。我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下，完善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梳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我们借鉴其合理经验理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形成了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经济放任自由的理论思想。色诺芬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最先提出“经济”一词，这里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视农业生产，初次探究了劳动分工的现实意义。玛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将农业置于一切行业之首，奉劝奴隶主应该经营土地、从事生产的行业。他强调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重要技艺。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主张经济自由为核心，这一阶段以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表》中提出国家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应当取消，行会制度、工业法规的实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对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他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直观体现。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其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主要强调了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对市场的作用。他反对国家做出干预经济的政策决断，主张自由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发地促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资源会得到最优配置。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只有商业自由，才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个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国家才能更高效地发挥资源禀赋，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倡导各国应分工生产对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仍是各个国家推行的贸易准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不仅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统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萨伊定律”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可和推崇。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市场会自发地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旨在论证供给会创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旨在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其发扬了边际主义的理论思想，以供求为载体，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马歇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强调自由竞争，提倡自由竞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他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以马歇尔作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论分析均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凯恩斯所提倡的干预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强调的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调控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派众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伦敦学派，以哈耶克为理论代表。广义的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等。下面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进行论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确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或者计划经济的实施，会使经济发展收到制约，会导致国家权力专制，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认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摒弃。他认为市场就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强调自由的市场、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独立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才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为核心基础，哈耶克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张，强调市场自由运行、提倡经济自然发展。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应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就越繁荣。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崇尚市场自由放任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能够长期稳定的通过自发调节得到发展，市场利用配置的资源完全可以规避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适宜性和连续性

政府为达到短期经济效果而做出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影响范围更广更深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带来更加棘手的经济问题。（3）提倡政府应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由水平为政策目标。政府通过强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经济调控，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站在货币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对经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市场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程度。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造成经济的动荡和不平衡，政府不应该试图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自由运行，应该首先保证货币总量的稳定。货币总量能够以稳定的态势持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价格的稳定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的稳定，促使经济稳健地增长。他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唯一的手段就应该是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稳定市场，而并不是靠强硬的政策企图实现短期的经济效果，例如调控失业率以及物价水平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核心即为推崇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考虑到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应借鉴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规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 考文献]

[1]陈莉.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J].经济科学，1995（5）：75

第8篇

[关键词]“试错法”改革宏观经济微观基础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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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节俭悖论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2-0085-02

当今《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多数采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观点，其理论主要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一般均衡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一般从讲述GDP核算开始，然后讨论国民收入的决定因素，从宏观干预的角度分析两个市场的一般均衡，研究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等问题。由此可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并非凯恩斯经济学的原貌，而是融合诸多经济流派的一种理论体系。因此，本文针对《宏观经济学》教学中一些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简单地梳理，以期有助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

一、凯恩斯定律

凯恩斯并没有提出“凯恩斯定律”，这是相对于“萨伊定律”来说的。“萨伊定律”的核心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认为，由于供给能够自动地创造需求，所以，自由的市场经济总能达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然而1920年以来的大萧条使“萨伊定律”不攻自破。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等心理规律的存在，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出现生产过程、大量失业、经济增长缓慢等经济萧条的现象，因此必须进行宏观干预，以拉动需求、刺激供给。这就是凯恩斯的“需求刺激供给”。这在多数教科书中称为“凯恩斯定律”，其一般表达为：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总供给总能以不变的价格水平来满足社会总需求。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无法理解凯恩斯定律，但如果结合大萧条的背景就容易认识其中的内涵。在经济大萧条时，大量生产要素闲置，在宏观干预下，最初总需求增加时，增加的供给不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所以价格水平是不变的。这仅是大萧条时期的短期经济现象。随着总需求的进一步增长，要求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要素相对变得稀缺，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总供给的价格水平就会上涨。

由此可知，凯恩斯定律所描述的内容仅是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一个短期经济现象，并不能代表经济发展的长期状态。

二、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是具有不同内涵的凯恩斯经济学术语，在现代宏观经济的研究和教学中经常混淆，此处从凯恩斯原著的角度来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1.消费倾向的定义。“消费倾向”是凯恩斯消费理论的核心名词，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定义为：“存在于Y（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特定收入水平）和C（该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用χ来表示，于是C=

χ（Y）或C=W・χ（Y）。”其中，Y是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由就业量（N）唯一决定的收入水平，C是以工资单位表示的消费量（C）。也就是说，消费倾向被定义为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其实质是就业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消费量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都以工资单位计算）。”而且，消费量与收入量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这就是说，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那么ΔC和ΔY就会有相同的正负号，但前者小于后者，即dC/dY为正值，但比值小于1。”

2.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是一还是二？凯恩斯在《通论》的第8章中明确定义“消费倾向”为一种函数关系，即C=χ（Y）或C=W・χ（Y）；在此函数关系的基础上，“消费倾向”还表现出一种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即0

在《通论》的第10章中，凯恩斯为了说明乘数理论而定义了“边际消费倾向”。他说：“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当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社会的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像前者那样快，即ΔC和ΔY具有相同的符号，但ΔY>ΔC，其中，C为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这不过是重复了前面已建立过的命题。我们把dC/dY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

以上的论述表明，“消费倾向”主要用于描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则主要描述消费增加量与引起消费增加的收入增加量的比例关系，前者的内涵明显大于后者。但在更多的时候，凯恩斯并不特别区分这两个概念。例如，他在《通论》第9章中写道：“在短期内消费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的变化，而不是取决于特定收入量下的消费倾向的变化。”

3.消费倾向与消费收入弹性。有的教科书中这样描述“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的速度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那么“消费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C/C，“收入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Y/Y，前者慢于后者即可表示为：ΔC/ΔY・Y/C

三、节俭悖论与“节俭悖论”悖论

“节约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要解释“节约悖论”首先应分析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1.投资恒等于储蓄。凯恩斯在《通论》第3、6章讲解“有效需求理论”时，详细地讲解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他说：“当就业增加时，总实际所得也要增加……当实际所得增加时，总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个就业量都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量，雇主们就要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当前的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这个就业量下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就是储蓄，投资等于储蓄。在《通论》第8章的结束部分，凯恩斯进一步说明动态中的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关系。如果当前储蓄较多，说明人们更加注重未来的消费，满足未来的消费就必须扩大当前的投资，投资和储蓄就会趋于相等；反之，如果当前储蓄较小，说明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前消费，可用于未来的投资资源就会减少，投资和储蓄也会趋于相等。总之，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投资和储蓄总会趋于相等的。

2.“节俭”降低收入的“悖论”。按照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如果y、c、α、β、s、i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自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储蓄、投资，消费函数为c=α+βy，储蓄函数为s=-α+（1-β）y。当投资（i）与储蓄（s）相等时，均衡的收入就会出现y=（α+i）/（1-β），其中，（1-β）称为边际储蓄倾向。节俭指人们更加偏爱储蓄，就是边际储蓄倾向较大。人们越节俭，（1-β）越大，则y=（α+i）/（1-β）越小，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但现实经济发展并非如此。二战后许多东方国家注重节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节俭悖论”，这被称为“‘节俭悖论’悖论”。

3.“‘节俭悖论’悖论”释疑。理解“节俭悖论”应从凯恩斯理论的产生背景入手。在大萧条时期，大量生产要素闲置，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急需扩大有效需求来刺激生产和供给。此时如果强调节俭的话，有效需求就会进一步下降，使经济更加萧条。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而是急需大量投资。投资有两个来源：一是经济体自身的积累；二是引进外资。经济体自身的积累就要提倡节俭，把当期产出节俭下来，作为下一期生产的资本。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会提倡节俭以获得资本积累来完成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由此来看，凯恩斯的“节俭悖论”并不适用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必须关注经济理论的原创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如此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宏观经济学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乃至新宏观经济学等不同流派的观点，其中既有凯恩斯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批判，也有凯恩斯主义左派与之间的争论，还有西方经济“滞涨”前后新兴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这些不同时代的经济理论，其间既存在继承关系，也存在颠覆关系。当这些观点放在一部教科书中，不仅会给学生带来许多困惑，也会给研究者带来许多疑虑。如果能够结合某一理论观点产生的背景，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必须结合经济大萧条的背景才能更加深入和理性。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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