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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发展
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魏巍贤(1997)应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贺红波等(2005)认为，我国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表明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因素，认为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影响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萧政等(2002)从我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代谦等(2006)在利用我国1979～2003年数据检验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二)从不同视角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角度研究。房汉廷(1996)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力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后认为，FDI推动了我国经济加速增长。沈坤荣(1999)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次，从“挤出”效应角度研究。杨海燕(2005)通过对我国1998～2003年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后认为，由于利用FDI过程中存在外资利用结构引发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正向效应。杨新房等(2006)对FDI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有“净挤入”的效果，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从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认为，FDI有助于改善我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张海星(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内投资贡献较大，且二者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庞英等(2008)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因此，民族资本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从地理空间结构角度研究。郑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柳等(2006)通过1987～2003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从传递途径和其他效应角度研究。周春应(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强度的大小，结果表明，FDI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赵娜等(2008)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六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可通过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投资拉动、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六种具体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FDI对各种不同具体效应的时滞期各不相同。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刘柯杰(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的提高能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范学俊(2006)运用最大似然协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数据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银行部门在长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康继军等(2005)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长和股市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单向动因。
(二)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或存在负相关关系
林义相(1999)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功能由于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融资，使得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唐齐鸣等(2000)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股市还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赵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场由于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的逆配置，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韩廷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陈伟国等(2008)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
四、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
尽管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理论的复杂性，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研究的不足。国内的研究多运用静态分析，强调静态要素贡献，而很少涉及不同发展阶段下要素贡献变化问题，即只集中于静态而非动态的分析。同时，多数文献的实证检验只关注某类样本，或不将样本进行分类对比，无法有效分离和认识不同要素贡献的差异。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只有在经济进入低速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简单地根据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不能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次，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的不足。目前国内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不全面系统，多局限于FDI对经济增长的某个或少数几个效应进行分析，计量方法和指标的选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对能反映FDI真实作用机制的时滞效应研究很少涉及。再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上，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时，多违背回归方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数据是非平稳的，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尤其是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相关，从而产生共线性问题等，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是建立在伪回归的基础之上；而运用多元VAR方法研究时，一些至关重要的滞后期的选择比较简单，因此研究结论缺乏稳健性。二是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模型没有很好地控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放大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几乎所有文献都在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其实证检验一般都选取GDP或GDP增长率的绝对值或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而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研究结果也就无法说明金融对增长的贡献是源于金融的资本积累效应还是资本配置效应。四是没有深入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没有全面探索金融发展的内在关联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对金融体制改革缺乏政策操作性。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适度高速(年均8％左右)，增长速度不要大起大落，并且各主要决定因素能够支撑经济增长在中长时期内(10年以上)保持这种平稳高速增长态势的可能性。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
从经济学角度讲，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包括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与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传统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这些约束条件主要表现：(1)资源；(2)环境；(3)人力资本；(4)经济增长方式；(5)自主创新能力；(6)现存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等等。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对策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最为突出的。
发展方式问题，说到底是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强调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与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这些制约的良策。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循环经济应该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说，要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要延长产品的寿命；尽可能不要使用一次性产品。第二，减少废物的排放。生产、消费过程中会有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首先要通过技术革新、生产进步尽量减少废物的排放。第三，把废物最大限度的转化为资源。对不得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对其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要尽量提炼、回收加以利用。第四，对实在不能再用、再回收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应该做无害化的处理，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要在这四个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度建设加以保证。发展循环经济，还要大力发展新经济。例如，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的新能源开发，包括物资回收、租赁业务、修补行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是可持续发展中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高国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内在价值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是关于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方针和要求，表明中央对自主创新问题的高度重视。
4、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要做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配套建设。
首先必须将就业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稳定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应该努力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一个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因为物价的基本稳定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经不起物价上涨冲击的。另外，政府还要在教育上有突破性的举措；教育不仅是缩短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更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主要推动力；未来的产业大军的受教育水平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配套支持条件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政府应该加大在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5、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现存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何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从而达到反制约的目的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对策之一。
目前席卷全球、特别是严重影响西方经济列强的金融危机既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应该利用昔日优越感浓厚的美欧有求于中国的难逢良机，在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信心与力量的同时，争取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谋求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中国在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的基础上，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并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同时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包括金融秩序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国还应在充分了解西方底线的基础上，提出他们可接受的关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体系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进而拿出细化议题的实施方案。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以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一、旅游业的兴起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旅游业的兴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产生的，逐渐发展成影响国家外汇平衡的重要经济点。旅游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娱乐活动，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在旅游业诞生之际就同时产生了对旅游业的研究，其中包括社会学、统计学等等不同的学术层面，但无疑都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旅游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由此关于旅游经济的研究也被推向了一个高峰。我国的旅游业研究则兴盛于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开放向经济的影响，很多人在富裕起来的同时开始把国内游和出境游作为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旅游涉及到的经济因素不仅仅是这一活动本身，还牵连到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比如住房消费和购物消费等等，因此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从旅游活动的两种主要类型入手进行分开探究，也即国内游和国外游，这两种方式对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日益提升。
二、国内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旅游业方兴未艾，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一个层面。
（一） 促进国内消费，活跃国内经济
众所周知，旅途中的一项重要项目就是消费，特别是团队旅游，其给旅游地区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在旅游过程中，具体包括交通费用、住宿消费、购物消费、饮食消费等等分支，而这些消费金额既会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直接给旅游区就业人们带去经济收益。这是一个双向的收益过程，旅游者通过消费获得精神享受，而旅游区通过提供服务获得物质收益，而且其最大的贡献是以促进国内消费、活跃国内经济的方式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助力。
（二）开辟就业新门路，提供众多就业岗位
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无数的就业岗位。以江西庐山为例，在未开发以前，庐山脚下只是一些普通的住户，而开发以后附近的民居点几乎全部改造成了旅游休憩区，居民通过建造旅社和饭馆的形式为游客提供服务，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到庐山风景区投资和就业，这就在无形中解决了当地一部分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其他的景区也是一样，但凡一个景区得到开发，必然会出现很多的岗位空缺，吸引有志之士到此谋业。
（三）开发旅游景点，促进地区发展
随着旅游业的勃兴，旅游景点的开发程度也不断扩大，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在经过一定的考量和评定之后，一旦被确立为景区，就有可能为当地带去可观的旅游收入。由于我国民众的旅游热情居高不下，所以也催生了一大批景点、景区的发现和开发。以每年节假日我国的旅游人流来看，旅游业正处于非常好的发展态势，而景区的开发正好为喜欢旅游的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去处，从而带动当地的地区经济发展。
三、国外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所谓国外游，主要是指以我国地区范围为旅游目的地的入境游。国外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以下方面来探析。
（一）平衡外汇收支
国外游客选择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货币兑换问题。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所以入境旅游的发展必然为我国赢得足够的外汇收入，具体的收入来源有货币兑换、刷卡消费等等，总之旅游消费不仅仅是物品与价值之间的交易过程，也是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过程，这一过程不但可以时我国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更大的作用是可以平衡外汇收支。众所周知，在入境游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出境游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这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差距，而入境游则恰恰可以时外汇收入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二）促进本地旅游企业与国外旅游企业良性竞争
不论是出境游还是入境游，由于涉及到国界的问题，所以时下最兴的通过一定的旅游中介机构来办理相关旅游业务。这就在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良性的竞争态势有助于我国企业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提高服务水平，从而实现更好的经营效益，这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在激烈的竞争坏境下，企业为了赢得更多的客户支持，往往会提升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竞争获得更多的盈利来源。
（三）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牵涉范围非常广，一个行业的发展往往带动周边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国外游对我国的贡献还有一点就是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指的是以旅游服务为中心的其他产业链条的延伸，这些不同的产业连接在一起会形成具有更大影响力的规模产业圈，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
四、结语
关键词：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广东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9-0034-04
收稿日期：2008-04-22
作为我国改革的前沿阵地，广东省在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实力、市场环境得到了大幅提升和改善。目前广东省的GDP总额已经占到全国的1/8，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在我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广东省在对外贸易方面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进出口贸易额对外贸易顺差额均排名全国第一，2007年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30％，外贸顺差占全国的4成。同时，广东省的市场化程度与其他省份相比也比较高，藏富于民的发展模式使其内需相对旺盛。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对广东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不断蔓延，从而引起外贸的不确定性增大，这就为高度依赖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政府一直引导启动内需降低对高度依赖外贸可能带来的风险。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国内经济排头兵的广东而言意义更为重大。
一、文献回顾与评析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基础性问题。理论上讲，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发挥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就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刚好相反。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理论上存在着“贸易促进论”与“贸易促退论”之争：Sachs ect(1995)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减少失误，形成一种特殊的赶超效应，从而可以使本国的经济迅速地得到发展。Prebish等人则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处不平等地位，贸易产生的收益大部分为发达国家获取，对外贸易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阻力。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更多地体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还没有专门的、成熟的理论对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探讨。
实证方面，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国家1960-1973年间的数据，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Jung Peton&Marshall(1985)发现只有4个国家的出口引致经济增长，而37个发展中国家并不符合传统的假设。Kamnaratne(1994)、Sachs和Waner(1995)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后期，经济学者们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Helleiner(1996)、Bleaney(1997)等人的研究，得出了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此外，Chow(1987)、Dutt和Ghosh(1996)等人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中性的结果。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内经济增长与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上。林毅夫、李永军(2001)利用回归分析来估计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邓平宇(2006)、杨秀琴等(2005)从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广东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进出口都对广东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徐映梅、田静(2005)就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做了研究，得出了国内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展原因的结论，但该研究对所运用的数据并未进行任何处理。云松(2007)研究了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
理论上，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区域在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两种贸易形式可能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大小会有所不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贸易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广东的经济实力、市场化程度，以及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会使国内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因而有必要将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进行比较。
二、实证分析
(一)检验方法
本文将比较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依次通过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回归分析来考察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变量、数据选择
本文广东的经济增长用广东的GDP增长率来表示，对外贸易用进出口总额来表示，分别用进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来表示，国内贸易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其变动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GDP增长率、进出口增长、进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都采用水平数据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来衡量，即分别用lnGDP、lnJCK(进出口增长率)、lnJK(进口增长率)、lnCK(出口增长率)、lnCNMY(国内贸易)表示。
在进出口数据上，由于存在海关统计口径和外经贸委外贸业务统计口径，两个统计口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对外贸易中能够获得较为一致的数据为1987-2006年之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1996～2007年各期广东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1、相关性分析。
首先看GDP增长率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EVIEWS软件计量见表1：
仅仅从相关系数看，广东GDP增长率与国内贸易的相关系数高达0.9，远远高于其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GDP增长率与进出口、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接近，都不是很高；进口与出口之间相关系数也较高，达到0.66；国内贸易与进出口、进口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于其与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0.36。
2、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因果关系检验，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各变量是序列平稳的，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本文发现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结果见表2：
由于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无法检验其
格兰杰因果关系，只能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各变量进行简单的回归，再检验其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后的结果见表3：
仅仅从简单的回归结果看，国内贸易对广东GDP的解释力远远高于无论是以进出口总额、进口还是出口衡量的对外贸易变动，其R2高达0.819。
下面进一步对表3回归方程中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期发现GDP与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结果见表4：
结果表明，各回归方程的残差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这就表明，广东的GDP增长率与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国内贸易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进一步对表3中的回归方程建立ECM模型，结果见表5：
从ECM模型的计量结果看，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这表明无论短期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还是国内贸易的短期变动对GDP存在正向影响，并且短期调整系数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在仅仅考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的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约40％可以被修正：仅仅考虑国内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80％可以被修正。
三、简要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相对对外贸易而言，广东的GDP与国内贸易的相关性要高得多。国内贸易的变动可以解释广东GDP变动的约82％，而对外贸易的变动仅能解释广东GDP变动的40％左右：广东GDP与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无论是进出口、进口还是出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进口、出口对广东GDP相关系数、促进作用区别不大。这似乎表明广东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靠国内贸易。但由于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中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后对区域内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最终作用于国内贸易和经济增长。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对外贸易之间对国内贸易、消费、投资的影响。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广东市场化程度较高、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使国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数据上看，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广东经济发展和外贸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继续扩大内需，深度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可以降低因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上已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又是珠三角地区的领头羊，不仅要扩大省内的市场需求，还可以依靠自身在技术、管理、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优势，深度开发国内市场，充分发挥内需这一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作用。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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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仅为35%，这表明消费并未受到抑制。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逾45%）也高得离谱。这使得许多人提出了一种实现“再平衡”的标准解决方案：中国必须增加消费，抑制投资。
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是静止的，而增长则是不平衡变化的。重要的是变化的方向。不错，过去15年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5%。但许多东亚经济体、甚至20世纪工业化期间的美国都是如此。尽管存在着种种警告，但在储蓄率下降或劳动力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之前，消费占比都不会开始增长。
不过，在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确立之前，中国的储蓄率是不会下降的。增加劳动力的收入占比，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这是件好事――劳动力占比将会下降。与预期相反，由于私人部门相对于公共部门的角色越来越重，工业内部的劳动力收入占比也在不断下降――但这也是应该欢迎的。
在更多有关增长失衡的讨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迟早会发生改变。随着农村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以及国企和私企的相对比重趋于稳定，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开始增长。同时，那种中国投资过多的看法也存在误导性。实际上，过去十年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用于住宅建设，试图弥补时代在这方面留下的不足。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只有弄清楚农业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大力发展、努力协调农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确保粮、棉、油、肉、蛋、奶等农产品的充足和安全的供应，才能使我国的经济整体上进一步的发展，趋近于世界领先水平。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农业经济也有了巨大的增长。
一、经济原理分析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以及技术的进步。其原型为Y=AKL，其中A为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参数，、表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也表现了对产出的贡献率。最早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认为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即+=1，这表示没有技术进步的显著影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生产规模报酬一般都会变化。对于N个要素的投入，相应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变为多个要素的指数形式相乘。本文中，我们为了研究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程度，选取了农业从业人口数，农业总耕地面积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其中农业总耕地面积表示了影响农业总产出的土地影响因素，农业机械总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总产出中资本的投入状况。
二、农业经济增长的模型设定
根据经济学原理，我国农业生产函数的数学模型设定为：Y=AX1X2X3其中，Y表示农业总产值，A代表规模参数，X1代表从业劳动人口数（万人），X2代表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X3有效耕地面积（千公顷）。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为了方便对上述参数模型的估计，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变换。首先对该公式两边取对数，得到如下结果：lgY=lgA+lgX1+lgX2+lgX3然后，对所取得的数据按照上式进行回归。
三、回归结果的检验与分析
对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如下：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整个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R2为0.953715。F值检验也很小，通过了检验。由于A的检验的P值为0.153022，因此A的值没有通过检验；农业总耕地面积的P检验值为0.088705，也没有通过检验，可能是因为我国土地管理的特殊性以及获取数据的可用性的问题。其他各参数的P值均通过检验。因此，依据结果我们得到的回归函数为：Y=X17.2107X23.9634X3-6.3916
四、结果分析及结论
上述结果表明：劳动人口数对农业总产出的弹性指数是7.21，固定资产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指数是3.96，而土地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是-6.39。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农业增长主要还是人力资源起显著影响。虽然很多发达国家的农业增长的主要贡献已经转向技术，但是我国在农业领域里的技术发展还比较落后，全国各个地区的劳动条件和水平差距很大。由于所取的数据是全国的数据，所以分析的结果也是一个全国总水平上的平均结果。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在未来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应当以人力资本的培育为主要方向之一，努力提高我国农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使我国的农业加速发展。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邮政一直致力于经济增长方式由以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的转变,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90年代以来,随着通信服务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和国家宏观经济的波动,中国邮政出现了严重的亏损问题。在市场竞争、内部变革等方面其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见有多少功效。本文试探从衡量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着手,定量地研究近年来中国邮政经济增长集约度,并针对问题给出初步的应对方案。
2增长核算的模型框架
2.1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经济增长的源泉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来研究,可分为生产要素投入增长(指有形要素投入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两大部分。全要素生产率虽包含的内容众多,很难加以准确定义与说明,但它的综合品质给划分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可靠依据。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说明经济增长的取得主要依靠了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的改善,制度、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改进,从而是典型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组织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同时也是作为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工具,因而对它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在现有的全要素生产率计量研究中,同一问题的结论大多是不一致的。这是因为各项研究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数据,数据处理的方法有异。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要素分解的模型很多,但在具体应用时,一要考虑分析问题的要素,二要考虑是否有可靠的数据支持,而不能片面追求精确的数学推导和完整的经济解释。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从它的提出者索洛到现在这一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丹尼森、乔根森,再到国内的李京文、曾力生等,各有其独特的看法。但可以确定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发展至今,已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在经济学理论中,称之为“外生性”与“内在化”。“外生性”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可现的生产率增长与不可现(“内生化”)的生产率增长。应该说,在追求问题的精确上,“内生化”是有优势的。但经济运作本是一个有着极强内在关联性的大系统,内在的生产率增长依附于强大的要素投入,脱离了要素投入纯粹地分解出的生产率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一定程度上的“外生性”更科学一些。本文将以索洛余值法为模型基础,在此之上做适当改进。譬如,在索洛余值中将人力资本独立出来,摒弃其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等。
2.2数据处理在确定了基本的分析方法后,就涉及到基础数据的采集问题。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最主要的变量是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在研究中国邮政经济增长因素时,由于其经济核算体系还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之中,不仅与西方的SNA体系有一定差距,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为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与国际可比性,有必要对有关变量的指标选择进行分析和调整。(1)产出增长指标。本文采用产业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产出增长的基本指标,基础数据取自《邮电统计资料汇编1991—1997》,并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2)资本投入增长指标。资本存量的估算是一项艰巨繁琐的工作,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估算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在估算资本存储量的数据方面作出了一些基础性工作,但至今尚未取得获得一致公认的权威性的结论。关于资本存量所应包括的范畴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分歧,李京文的研究中资本存量由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金两部分组成,而Chen等认为,资本存量不应包括定额流动资金。国外还有一些学者突出的强调不同年代的投资积累体现了技术的进步过程,因此要考虑资本存量的制造年代等等。本文将使用永续盘存法对中国邮政资本投入进行估量。《邮电统计资料汇编》中与资本存量相近的是基建投入、技术改造措施投入、邮电共用投入,三者之和基本上涵盖了当年新增资本存量。由于永续盘存法与邮电财务会计在统计上有一定的区别,因而《邮电统计资料汇编》上的数据需经过处理才能在我们的测算中使用。测算1991年—1997年邮政全要素生产率时需要的1990年的资本存量数据,并非由《邮电统计资料汇编》给出,而是根据1989年数据估计而来。往年余额取1989年邮电固定资产净值(我们的测算指标之一为固定资本折旧,则选用固定资产净值;倘若为固定资本重置成本,则须选用固定资本原值),并按邮电分营固定资本分离时邮政所占12%的份额划分。由于邮电经营中,流动资产所占份额较少且仅在当年有效,而在试算期间,有一半以上的年份包含流动资金与否对产出的贡献率的差别不大。故本文估算中暂不考虑定额流动资金。我们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资本存量:（式略）资本分离时邮政所占12%的份额划分)。δ是固定资产折旧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固定资本投入按用途分为房屋及建筑物、设备、其它3类,综合《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中关于邮政运营中各要素的折旧年限后,我们定房屋及建筑物投入的折旧年限为30年,设备投入为8年,其他投入为7年。由固定资本投入Kt1、Kt2、Kt3在这3部分所占的份额分别加权计算出各自的折旧年限,然后再按各种投入在本年总投入Kt中所在份额加权求出的固定资本综合折旧年限。(3)劳动投入增长指标。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如果严格按照理论的要求,应当是一定时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它不仅仅取决于要素投入量,而且还与要素的利用效率、要素的质量等因素有关。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的质量、时间、强度一般是与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劳动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变化。而在中国,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而且我们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历年年平均职工数(因农民工使用的不确定性,此处暂不考虑农民工使用量)作为劳动力投入量指标。同时,将人力资本从其中独立出来测算与分析。人力资本的计算由于1995年以前的数据缺少各不同职称级别的科技人员具体数目,故只能按照当年邮电系统总的科技人员数变动计算人力资本增长率。
3增长核算的结论
首先根据《邮电统计资料汇编1991年—1997》与《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1998年》所提供的原始数据,按照本文第2节所阐述的数据处理方法核算,得表1。在经济运营中,不同的产出偏弹性将引起产出增长方向上的差异。为更加真实地反映经济增长趋势,我们将摈弃“规模效益不变”与“技术进步为Hicks中性”的假设。根据我们的推导(详见附录B),计算各类偏弹性（表略）。（式略）1991年到1997年中国邮政业务总量年增长率均高出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许多,其中1993年高达22.08%。但之后很快丧失强劲的增长势头,迅速缓冲,仅仅4年后其增长率已下降了三分之二。同期,资本投入却一路攀升,1995年终于超出业务总量的增长近一个百分点,1996年又将这个距离拉大。1997年中国经济低迷,内需锐减,中国邮政绝大部分业务的业务总量与资本投入都大幅度下降,但后者仍高出前者0.76个百分点。而在绝对值上两者差距也以惊人的速度缩减。1991年以来,产出与资本投入绝对值之比为1.9225∶1,2.0867∶1,2.0885∶1,1.9246∶1,1.5363∶1,1.3278∶1,1.0475∶1。到1997年1单位的资本投入仅取得1.0475单位的产出。表明1991年—1997年间中国邮政产出的增长对资金的严重依赖。1992年—1993年对中国邮政而言是个转折点。1992年的成本产出弹性为1.366,绝对收益递增。资本投入产出弹性与劳动力、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弹性也分别达到最高点:0.96,0.405。自1993年起,整个行业收益递减,1997年成本产出弹性已降至0.32。投入的无效率性相当严重。行业的实际边界已远远小于形式边界,现存规模的绝大部分(近70%)并不产生效用。由于通信业实施的“零增长”的用工制度,在业务增长的同时劳动力没有相应增长,反而持续下降,93年和95年后为负增长,97年更是以3%的速度减少。然而,人员负增长的同时科技人员的增长率却没能提高,反而呈下降趋势,从1991年的0.0776降至1997年的0.027。与之相应的是1991年—1997年邮电行业的R&D(研发经费)投入占总投资的份额为0.8%,0.7%,0.4%,0.5%,0.7%,0.32%,0.37%,而1980年为1.2%。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迅速降低的同时,为企业运作增强内动力的R&D投入占总投资的份额却不断减少,这严重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中国邮政产出的低层次。各种增长率变化曲线见图1。由图1可见,1991年—1997年间中国邮政产出增长率具有先扬后抑的变动轨迹,93年时达到顶峰,以后渐缓。在91年—94年间与之同步的是资本投入增长,而后资本投入力度依然强劲,95、96年间又攀新高,对产出增长的衰减有直接而有效的延缓作用。但96年后,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势头不再,产出增长率迅速直线下降。劳动力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在核算期内总体无大的变动,缓慢下滑。因其产出弹性较小,对产出增长变动影响不明显。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幅度较大且与产出增长在时间序列上相异,95年后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