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7 16: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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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与地轴垂直，并环绕地球一周的圆圈
（2）特点：①指示东西方向（与地轴垂直） ②每条纬线都是一个圆（除南极北极两点外） ③不同纬度纬线的长度不相等（赤道是最长的纬线，越靠近两极越小）
纬线是与地轴垂直的线，沿着东西方向环绕地球一周，所有的纬度都是平行的，并与经线垂直。其中，赤道是最长的纬线，纬度为0度，整个地球沿着赤道向北和向南各分为90份，每份为1度。因此，南纬90度是南极，北纬90度是北极。我国首都北京位于北纬39度的纬线上。
2、经线
（1）定义：连接南北两极并且与纬线垂直相交的半圆
（2）特点：①指示南北方向（与赤道垂直） ②每条经线都是半个圆 ③经线的长度全部相等
2015年，中国经济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投资、价格、特许经营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改革方式的改革，将自上而下改革与自下而上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奔着问题去寻找改革路径。
2014年，中国经济在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方面取得显著成就。2015年，中国经济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不过也面临着国际经济继续深度调整、国内经济可能继续下行、经济结构调整阵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等困难和挑战。在此形势下，做好2015年的经济开局工作，极为重要。
首先，以全面深化改革开局有利于落实已有工作部署。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总体要求强调“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了数百项改革任务，2014年很多改革仍处于顶层设计过程中，2015年正是抓紧推出的时候。
其次，以全面深化改革开局有助增强市场信心。2015年中国经济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特别是国内外经济运行压力，我国经济仍不能排除继续下行的可能性。若经济继续下行，部分经济风险可能逐步显露、结构调整阵痛加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加大，所有这些可能动摇市场信心。如果将开局重点放在GDP增速上，甚至不惜使用较大的刺激手段，可能会给今后带来更多的后遗症，进一步强化市场悲观意识。如果我们将开局重点放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则会使市场感觉到尽管眼前经济增速下行，但随着改革持续加力推动，未来经济前景乐观，市场信心反而增强。
再其次，以全面深化改革开局有利于综合协调完成2015年五大经济任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一方面要靠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要靠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而推进“四化同步”本身就离不开深化改革，否则就不能解释它们为何过去经常不同步。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有赖于市场要活、创新要实、政策要宽，这三者都有赖于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创新动力、激发市场活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农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农民的就业竞争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核心，是促进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工协作，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而深化分工协作离不开改革创新。保障和改善基本社会保障、就业和教育等民生工作的关键也是完善制度，特别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等。可见，抓住改革创新，就抓住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牛鼻子”，以此开局可以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一、法学界通行的观点及其形成
什么是经济司法,它的含义和适用范围是怎样的?这是目前法学界有待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确定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对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儿年间出版的法学著作,对经济司法概念内容的表述很不一致。有的作狭义的理解,认为是指人民法院适用经济法规审理经济案件的活动;有的作广义的理解,认为经济司法机构还应包括人民检察院的经济检察活动。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理解,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大多主张不仅有经济纠纷案件和涉外经济纠纷案件,还有经济犯罪案件。如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1983年5月版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对经济司法的概念表述为:“经济司法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经济纠纷案、经济犯罪案件和涉外经济案件进行检察和审理活动。”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教研室编写的《经济法讲义》(1984年11月版函授教材)认为是指:“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经济犯罪和涉外经济案件的司法机构及其职能活动。”高程德著《经济法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5月版)认为经济司法就是指审理经济案件的机构、制度和活动。经济案件包括经济纠纷案件、涉外经济犯罪案件。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二版的《法学词典》(增订版)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法学词典》(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山东大学法学系合编1985年1月第一版)对“经济司法”一词的解释虽然前者认为经济司法机关仅指“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后者认为“包括经济检察机构和经济审判机构”,但是认为经济案件中包括经济犯罪案件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根据有关资料可以认为,提出“经济司法”这一概念之初,曾经把经济检察机构和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纳入经济司法的范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强调要加强经济司法工作,在要求建立和健全经济法庭的同时,也提出建立和健全经济检察机构的要求。一九八O年八月八日《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收案范围的初步意见》规定,经济审判庭受理的案件不仅有经济纠纷和涉外经济案件,把经济犯罪案件也列入受理的范围。这两个文件不仅是当时指导司法实践的法律依据,也是法学界将经济检察机构列为经济司法机关,将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作为经济司法活动的主要根据。经济司法工作创建初期,理论上诸多问题自有待于通过司法实践加以探索。一九八二年以后,在总结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重新规定,经济犯罪案件一律由刑事审判庭受理,经济审判庭不再受理。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也将人民法院经济审判收案范围限定为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主要是考虑到:“这样有利于刑事、民事、经济各审判庭的业务分工,便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经济纠纷案件门类众多,内容复杂,涉及经济、贸易、海事、科技等各个方面,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审判任务日益繁重,从长远看,经济审判庭不宜承担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任建新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样,便出现了经济审判庭与经济检察机构收案范围不一致的问题。另外,还应当指出一点,根据有关规定,经济犯罪案件并不全部由经济检察机构直接立案侦查,有相当数量的经济犯罪案件(如走私、投机倒把案,伪造倒卖票证案,伪造、贩运国家货币案,伪造有价证券案,盗窃案,诈骗案等经济犯罪案件)是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但是以往的著述,多将经济检察机构与经济审判机构二者并列为经济司法机构,而将另一承担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任务的公安机关排除在外,这是不严密的,没有完整地反映客观实际。
二、经济检察从属于刑事司法,而经济司法是从民事司法分化独立出来的一个司法子系统
从经济检察机构的建立及其活动来考察,即可明了它是在刑事检察的基础上发展分离出来的,它依然从属于刑事司法,是刑事司法的组成部分。经济司法是从民事司法分离出来,成为民事司法的一个子系统。阐明这两个概念各自的从属,对于科学地确定经济司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国目前并未建立经济法院,而只是在人民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的情况下,经济司法只能是指司法机关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经济司法包括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司法机构、制度和活动。具体来说,就是各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依照民事诉讼法程序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全部活动。经济审封庭的收案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已经作了重大调整,而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却未能对经济司法概念的表述作必要的修正,使之与客观的变化相适应。有的著作在讲经济司法机构时,把经济检察机构依然包括在内,而讲到经济审判庭的收案范围和审理经济案件的程序,却又不得不把经济犯罪案件排除在外和援用民事诉讼法的诉讼程序(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教研室编著((中国经济法教程》1985年7月第一版)。有的学者虽然发现在概念中包含经济检察就会造成不可解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也指出了经济检察与经济审判管辖的案件范围不一致,但并没有从如何确定经济司法概念上去探究,却提出要从“经济检察与经济审判如何进行配合”去探讨。这自然无助于摆脱理论上的困境(见江苏工学院《经济法总论》)。
《职业技术教育》：当前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什么？
Denise Amyot：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意味着，扩大人们接受技术和专业教育（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机会，增强技术和专业教育的适切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相关研究表明，所有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需要获得一系列广泛的中等后教育与培训，而应用学习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教育不可能在所有国家都采用同一种模式，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全之策。但为适应全球经济的迅速变化，技术和专业教育机构需要与雇主及其所在社区更紧密地合作，以确保提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怎样形成这样一种高效、有活力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传统来说，人们普遍希望通过进入大学实现个体的就业和生活成功，因此，怎样吸引更多的人到应用型学习机构学习是我们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提高专业和技术教育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促进个体实现成功的公平和有吸引力路径。我们需要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就业率，帮助其创业成功，这些是改变学生及其家长对技术和专业教育看法的重要信息。我们还必须确保职业教育体系中有一流的领导者和改革的先驱者。仅仅有充足的管理者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动态的领导者。我们也要求教师不仅仅是授课者，还能利用各种工具启迪青年人，给予他们动手操作的经历，从而为其获得有报酬的职业生涯作准备。
《职业技术教育》：各国职业院校在办学和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什么？各国和学校又是怎样应对这些挑战的？
Denise Amyot：我上面已经提到了现在面临的关键挑战。就可能的解决方法而言，我可以介绍一下加拿大的学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培训的适切性而言，加拿大的学校都设有项目咨询委员会，每年都对相关的课程项目进行调整。我们还设有国家行业理事会，持续推进与雇主的合作关系，从而使课程适应当前行业发展的要求和标准。现在加拿大负责中等后教育的国家部门也根据一些关键的绩效指标对部分学校给予经费资助――这包括毕业生的就业率以及雇主和学生的满意水平。这种实施形式和问责机制持续激发了专业和技术教育机构在国家资格框架的基础上努力增强所提供课程和服务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就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来看，职业教育毕业生职业生涯的成功及学校开展的创新性教育项目就已经证明了职业教育的价值。在这方面，我们的职业教育机构已经适应了新的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领域的用语――现在探讨的是专业和技术教育（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而不仅仅是职业培训（vocational training）。事实上，加拿大近来出现的一种现象更加证明了需求驱动应用学习体系的优势，如一些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再回到技术学院学习证书或文凭课程。在过去的五年中，仅在多伦多地区，大学毕业生进入职业学院学习的学生人数就增加了40%。现在的雇主对其青年员工培训的投资日益减少，因为他们都积极寻求雇佣已经证明具有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关资格，而不仅是具备理论知识的员工。职业学院提供的与行业相关的实践导向的生涯培训和工作场所实践是一个有益的结合。
就职业院校教职员工的培训和领导能力来说，为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增强职业教育机构的影响力，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积极致力于加强职业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领导力构建及其合作网络建设。我们已经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AEIE）合作，开展职业教育领导力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Leadership Training，VELT）项目。通过该项目，中国职业教育机构的校长和副校长可以到加拿大和其他五个国家学习技术学院的领导模式。
《职业技术教育》：通过与中国职业院校办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交流及到中国职业院校的参观考察，您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有哪些感受？
Denise Amyot：近年来，中国努力通过政府决策和增加投资加强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发展，以增强其适切性，扩大其受众。在与其他国家教育部门交流时，我们经常把中国作为这一领域的一个范例。中国应该为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感到自豪――努力提升其职业教育机构的领导能力及其师资的能力，并把这些方面作为评判未来成功的标准。我们对其中的一些积极改革感到激动和振奋。例如，利用亚洲发展银行的贷款，加拿大温哥华社区学院（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VCC）对来自中国湖南省职业院校的教师开展了三个月的定制教师培训项目。这一项目关注的重点是培训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课程开发、领导力、评估技术、战略规划和治理能力等。
我们积极鼓励来加拿大参与这次培训的教师能够在课堂教学方式上进行改革，以支持其实现对学生的积极教学目标。
参与者对培训的反馈是非常积极的，大部分参与培训的教师都认为，这次培训经历丰富了其教学途径和方式方法，他们期望能够进一步开展合作。
《职业技术教育》：与您所在的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您认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有哪些差距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Denise Amyot：首先，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较强的倾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进入大学学习，并认为其他类型的教育都是次等的。要改变这种心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前面已经说了加拿大的例子――要改变这一点需要发展并宣传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并使职业教育学生有继续进入大学学习的路径，以满足想进入大学学习的这部分学生的需求。同时，还要宣传具有应用性学习经历的学生在就业及获得工作机会方面的优势和价值。雇主也需要认识到职业教育的价值――一个高质量的劳动力依赖于他们与教育机构的合作，以提升相关的教育项目，并确保教师具有相关的行业工作经验。教育机构需要向企业一样运营――需要创造条件，实现自身经费的可持续性。如果看到了职业教育的价值，行业企业就会向职业教育提供相关的设备、教师培训、应用研究合作、技术转让及学生实习机会等多种支持。
为使应用性高等教育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为职业教育发展一个高效的治理体系，从而为学校或教育机构提供决策的权力，以应对经济发展的变化。他们需要敏锐地抓住社会中的各种机会，使社区和行业参与到学校的治理中来。在这方面，需要实现一种范式的转型――这一体系必须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机构为中心，以确保整个体系都关注学生的成功，从根本上支撑他们从教育到就业的顺利过渡。
《职业技术教育》：目前，建设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加强不同层次职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衔接沟通，实现学生的无缝过渡是中国职业教育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方面，您所在的国家有什么经验，国家政策应提供哪些支持，职业院校在具体办学中应作出哪些改革？
Denise Amyot：通过加拿大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提供不同教育体系间沟通的路径是实现成功的关键。有许多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错误是，强迫青年人过早地对教育路径进行选择，但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改变教育路径的机会。需要为青年人发展从中等学校到不同类型中等后教育机构过渡的清晰且容易转换的教育路径。加拿大学院体系90%以上的就业率吸引了很多大学毕业生到我们的体系学习。我们还看到很多学生特意到技术和专业教育体系进行学士学位学习，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体系提供的学位是应用性的，并包含工作经验，很多老师和指导者也来自行业。一个令人满意的教育体系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一体系应有不同类型的学生、不同类型的学习方式，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
图1是加拿大教育体系的示意图。
《职业技术教育》：近来，中国相关政策提出将一些大学转向以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为主的职业教育机构，许多院校在这方面面临困惑，您对中国这些院校有什么建议？
Denise Amyot：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他们首先需要考察本国最成功、做得最好的技术学院，同时实地参观其他国家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的学校。比如加拿大，在实现教育体系的多样化和为学生提供多元学习路径方面就做得比较好。
此外，还可以参观巴西联邦学院，该学院计划派遣1000名教师到加拿大学习三个月，以提升他们学院的教学水平。首批50名教师已经在加拿大接受完培训，并返回巴西，他们在教学方式改革及与行业企业合作方面获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同样，我们也已经与中国的一些职业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计划于2015年春天到加拿大参观考察，我们非常欢迎并期待他们到加拿大来！
《职业技术教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适应国际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在这方面，WFCP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WFCP未来在促进国际职业院校合作方面将采取哪些策略，重点目标是什么？
Denise Amyot：世界职教院校联盟（WFCP）是一个学院和学院协会间的国际网络。WFCP希望能够在全球经济背景下劳动力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一种引导性的作用。WFCP希望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成员分享前瞻性的教育策略和最好的教育实践，以提升世界各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WFCP希望能够通过全球统一的声音影响相关政策的发展，我们积极致力于在国际水平上促进成员创新性教育项目的发展。这些跨国性的多元文化交流与合作对于全球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GDP完成41.65亿元，同比增长14%。
——人均GDP实现14062元，同比增长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6亿元，同比增长52.7%。
——工业生产性投资完成21亿元，同比增长2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13.71亿元，同比增长38.5%(目标任务38%)，比目标任务高0.5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1.82亿元，同比增长17.5%，比15%的目标任务高2个百分点。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45亿元，同比增长28%，比16%的目标任务高12个百分点。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496元，增加560元，同比增长14%。
——符合政策生育率93.2%，高出92%的目标任务1.2个百分点。
三次产业结构由**年的20.9:50.7:28.4调整为**年度的20.6:52.5:26.9。
综上所述，全年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运行情况良好，具体表现如下：
（一）农村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
**年全县克服春旱和冰雹等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攀升等不利因素，全年农林牧渔总产值达到**亿元，实现增加值8.59亿元，增加值增速5.5%。新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户，培育农产品品牌6个，完成39个“一村一品”和3个专业乡镇发展规划，已初步建成专业村24个、专业乡镇1个。优质生猪、果蔬、家禽等六大优势农产品强势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展顺利，全县启动了7个示范村和13个试点村的建设，投入资金3780万元，重点打造正华、团结、莲花三个亮点试范村。10个村被列入全省“新农村建设千村示范”项目行列，为强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夯实了基础。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新建通乡公路22公里，通村公路89.5公里，治理水土10平方公里，新解决**人饮水困难，新建、维修提灌站36座，新建沼气池4060口。救灾减灾工作成效显著，在严重的旱灾情况下，水利工程保障了全县18.3万亩水稻适时保栽，为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灾年不减产不减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工业经济提速增效，后劲增强。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50亿元，同比增长62%，实现增加值13.71亿元，同比增长38.5%；完成工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21亿元，同比增长25%；用电量同比增长24%；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4.5%；新增规模企业13户，总数达到73户。
运行特点：一是效益提升。企业利润、税金普遍增长，亏损企业亏损额普遍下降，规模企业利润实现1.5亿元，增长125%，规模企业入库税金达到1.45亿元，同比增长33%，税收上千万元企业有4户(**、电力公司、**南风、**)。二是重点突出，培育和发展重点企业成效明显。产值过亿元企业14户，累计完成产值29.5亿元，占全县规模企业总量的59%，成为拉动全县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力，其中**完成产值4.86亿元，增长378%，其产值占全县规模企业产值的9.7%。三是投资持续增长。面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资金、土地等要素制约加大的情况下，全县工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3%，其中技改投入完成8.6亿元，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全县55个工业技改项目中投资千万以上项目29个，强劲的势头为明年工业经济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安全生产和节能降耗成效明显。全年无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重点用能企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5%。（三）三产快速发展，城乡市场活跃。
三产增加值完成11.21亿元，增速达12.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1.82亿元，增速达17.5%。城乡消费市场活跃，71家“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家店验收合格，带动了农村市场。外贸出口快速发展，出口额达932万美元，同比增长307%。三产九大行业发展良好，旅游、教育、汽车、商住、文化等消费热点不断形成和扩散。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竣工面积达37.1万平方米。彭湖湾、滨江路A段、**•金碧天下等一批房地产项目建设顺利，**市四大精品旅游景区之一的彭祖山开发正积极推进，旅游总收入完成4.1亿元。
（四）项目投资强力推进，对上争取资金成效显著。
**、**建材、**生物、**豆奶、**•金碧天下等一批大项目的相继开工建设，为投资快速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全县在建项目158个，县级46个重点项目投入18.03亿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产业、农业产业化等项目进展顺利。重点加强对**循环经济园区、**化学建材园区、**食品工业园、迪美特生物科技农药产业园区等项目的服务，促进企业做大做强。9个市级重点项目有序推进，6个市级亿元项目有5个全面开工建设，凯迪生物质能发电厂项目也即将开工建设。**年各部门共争取项目资金1.6亿元，同比增长65%，居全市前列，争取省开发银行贷款2000万元，这些项目资金的到位，有力地促进了我县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五）招商引资力度加大，效果明显。
在招商引资工作中，不断拓宽招商渠道，创新招商方式，突出招商重点，落实招商责任，提高招商实效，强力实施“内外联动，全民招商；突出产业，全面开花；注重质量，整体推进”的招商引资工作思路，招商引资工作再创辉煌。全县履约在建招商引资项目115个，到位资金22.87亿元，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19.2亿元的119%，其中亿元以上在建项目25个，到位资金9.9亿元。工业项目87个，实际到位资金16.9亿元，完成市下达工业项目任务13.44亿元的126%。新签约工业项目41个，协议引资116.8亿元，投资**万元到1亿元的项目5个；亿元及以上项目13个；20亿元项目3个。
（六）财政金融运行平稳，居民收入大幅增加。
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45亿元，同比增长28%，一般预算支出完成4.4亿元，同比增长34%，确保了全县各项重点支出。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36.99亿元，同比增长16.6%，各项贷款余额14.98亿元，同比增长8.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943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496元。
（七）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长足发展。完成了城区教育医疗机构布局调整优化的规划和前期工作，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不断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进展顺利，血吸虫病、狂犬病等防治工作有序推进。就业、社会保障和民政等工作不断加强。全县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830人，完成目标任务101%；全县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29万人，征地拆迁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全面铺开，已有6464人参加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合率高达95.8%；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县享受城乡低保1.3万人，累计发放城乡低保金776万元；新开通有线电视村10个，在全市率先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
在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制约工业持续快速增长的因素较多。资金、土地、能源等要素趋紧，电力、成品油、天然气供应出现阶段性短缺。二是质量高、规模大、效益好的项目较少，开工率和履约率不理想。三是物价持续上涨，以食品类为主的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影响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四是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环境容量制约因素日益突出。五是发展遗留问题仍未完全消除。
二、**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安排
（一）发展思路。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引，贯彻执行县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点、线、面”发展方略，“靠南向北”，融入**，建设**“卫星城”。坚持以快促好，快中求好不动摇；坚持工业主导，三产互动不动摇；坚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不动摇；坚持规划引领，科学发展不动摇。着力建设“开放**，富裕**，宜居**，和谐**”，力争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
（二）发展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13%以上，人均GDP增长1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现70亿元，增长4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3%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2亿元，增长16.6%以上，其中工业性固定资产投入22亿元；万元GDP综合能耗下降4.5%，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减少800吨，氨氮排放减少30吨，二氧化硫减少1600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5%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7.5%以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7%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4%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2‰以内。这样安排的主要考虑是：
第
一、从需要看，GDP增长13%以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与我县“十一五”规划相衔接，有利于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也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从可能看，根据07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08年实现这一发展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第
二、安排全社会投资42亿元，其中工业生产性投入22亿元，符合**现阶段加快发展的实际和要求。只要我们继续强化招商引资，推动项目落地，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上述安排体现科学合理，适当留有余地的原则，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落实“点、线、面”发展战略，真正把工作重心放在夯基础、调结构、重投入、求发展上来。
(三)发展举措。
1、坚持以工业为主导，突出抓好青龙新型工业城建设。“建设工业强县，实现跨越发展”，是多年来我县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发展目标。我们要以更加求真务实的态度，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创新发展工业的理念，创新工作方法和举措，紧紧围绕目标，强力、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形成全党抓经济，重点抓工业的浓烈氛围。一是要突出抓好青龙新型工业城建设，人力、财力、政策适度向新型工业城集中和倾斜，大力推进工业新城建设，科学完善工业新城发展规划，合理确定功能定位、主导产业，全面提升园区功能，增强园区吸附力，积极寻求园区拓展空间，以“融入**，合作新津”为重心，与新津共同打造以承接大化工等高科技项目为主的“新彭工业园”，逐步形成以“新彭工业园”为前沿对接点，以新型工业城为核心区的新的工业格局；二是要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重点突出化工、轻纺、机电、材料四大支柱产业，打造三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废旧金属再生利用循环经济园为龙头的循环经济产业集群，以精细化工、机电、现代纺织为主的新技术产业集群，以食品为主的农副产品深加工集群；三是要创新招商方式，既着重招商引资，更着重招商选资，增强招商引资实效。围绕**产业转移，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千方百计引进世界500强和国内100强、行业前10强企业，把招商引资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
2、推进旅游发展，突出抓好黄龙生态宜居城建设。抓住**市市政中心南移和发展**平原城市群的良好机遇，抓住市委、市政府整体开发三苏祠、黑龙滩、彭祖山黄金三角旅游带的契机，结合我县旅游发展现状，科学制定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在“对接**”上做文章，在增添措施上动脑筋，在落实行动上求突破。依托**•金碧天下项目，充分利用牧马山、黄龙溪良好的生态优势和交通、区位优势，建设黄龙生态宜居城，带动黄龙片区旅游三产快速发展。加快彭祖山综合开发，抓好彭祖山长寿养生主题度假区等旅游项目招商工作，把彭祖山打造成为**旅游文化的重要版块。大力发展高档农家乐，生态观光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青龙柏杨湖生态开发步伐，全方位、高品质推进我县旅游产业发展。
3、推进城市发展，突出抓好县城中心商贸区建设。县中心城区包括南、北新区以及两江汇合处，根据城市性质定位为“**市圈内的卫星城市，以长寿文化为特色的滨江园林城市”，可联片开发，一体打造县城中心商业区，在开发中突出“滨江”、“园林”、“山水”和“长寿文化”特色。在推进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是抓好规划修编，科学定位。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完善以联接**为主的交通路网规划，抓好岷江二桥建设，打通融入**的快速通道。启动县医院、中医院、一中和看守所、消防站等的建设，抓好污水处理厂的投运工作。三是抓好城市重点区域建设，县中心城区及灵石片区，重点抓好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优化人居环境，北部新区重点打造科教中心、信息咨询、后勤培训基地，支持**大学锦江学院二期建设。
4、积极开展统筹城乡试点工作，加快统筹步伐，加速农村发展。借鉴**市统筹城乡工作先进经验，努力探索符合我县统筹城乡试点工作的新路子，吃透、用够、用活国家统筹城乡试点县的政策，要紧紧围绕土地整理、土地流转方式、农业产业化、“一村一品”、新农村建设等做文章、做好文章。一是要做好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完成县城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县域城镇体系规划、村镇体系规划、产业布局规划、城镇居民安置小区和农村新型社区、聚居点规划编制等工作；二是抓好城乡产业发展工作，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扶持发展农业专合组织，探索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开展土地向工业、农业、三产流转试点工作；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形成“四纵连一横、一环绕**”的公路交通主骨架网络，全年完成通乡公路16公里，通村公路40公里，逐步形成便捷的城乡交通网络。
5、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健全节能减排的体制和机制，按照全国开展污染源普查工作要求及市政府《关于切实抓好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严格执行对高耗能行业的差别电价政策，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强节能减排的源头控制，把能耗和环境评价作为新开工项目审核的前置条件，强化工业、城市、农村污染源整治，优先发展高技术、高效益、低能耗、低污染环保型产业，促进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
6、繁荣社会事业，推进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在全力抓经济工作的同时，我们要把社会事业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努力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一是巩固提高教育“两基”实施水平，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积极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二是广泛开展科普活动，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三是繁荣和管理并举，促进文化事业健康发展，以迎奥运为契机，大力开展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四是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创建**省中医先进县；五是加强计生工作，确保符合生育率达91%，认真落实计生奖励政策。
7、着力解决民生民本问题。全面推进“民生工程”，着力解决好群众普遍关心的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认真处理好涉及群众利益的事件，妥善处置被征地农民拆迁安置、社会保障和后续就业扶持工作、企事业单位改制遗留等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各位代表，**年各项目标任务是根据市上下达，结合**实际，体现加快融入**，加速“三城”建设，加强城乡统筹的原则制定的，要实现这一目标任务，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但我们深信，在县委、县政府坚强的领导下，在县人大、政协的监督和大力支持下，全县人民众志成诚，振奋精神，迎难而上，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各项目标任务完全也一定能够实现！
附件：1、**县**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表（草案）
2、**县**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主要指标（建议）
**县**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关键词：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型；服从与抗衡；机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B
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及中国旅游业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绩效。目前，学界对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基本形成了共识，但对政府干预市场运作的范围、程度和方式仍存在争议。特别是对地方政府旅游经济行为的方式复杂性、地区差别性、阶段变异性，及其产生原因与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文试图从两个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旅游经济行为的一般特征，即与上级政府之间的纵向行为，与本地区内外的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解释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范式方法，构建一个统一的地方政府旅游经济行为的概念模型，并对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及其演变做出总体判断。
一、行为激励与目标函数
本文采用一种广义的地方政府概念界定，将地方政府视作中央政府的对称①。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假设[1]，本文中的地方政府被视作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势必有理性的计算与权衡，并受到某些内在偏好与外在约束的制约。本文将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判定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与进步；二是官员追求政绩的满足和需要，这构成了地方政府介入旅游经济的基本行为目标。由于旅游经济仅仅是地方政府事务的一部分，其行为目标函数也就有更具体的内容。
首先，出于繁荣地区经济的利益目标，地方政府会选择那些GDP贡献潜力大的产业，力图借此达到财政收入增长与政绩实现的目标，这一利益目标对旅游业的包容程度，主要取决于旅游业对本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程度。其次，地方政府的旅游经济行为受到晋升激励的政绩目标约束，地方官员不仅关心其任期内本地旅游业经济效益的实现程度，更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比如上级与中央的嘉奖、职位升迁、相应的物质利益回报。
本文具体地现将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作如下分类设定：目标S代表本地区社会公共利益，目标I代表旅游业发展的收益，目标P代表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将图1中的图（a）和图（b）加以组合，就得到了图（c）所描述的整体目标函数。其中的“SIP”部分具有最高的利益相容性，在这个目标领域内行事的地方政府，体现了社会、个人与旅游业三个层面的共同利益。三者重叠的面积越大，即SIP部分越大，越能体现出政府行为的有效性；反之，则表明至少有一层面的目标利益将受损②。
除了以上目标函数的约束地方政府行为，还存在其他客观的外部约束条件，主要有四个：第一，决策程序与规则的约束，表现为被动的行政服从和主动的讨价还价，前者来自中央政府与上级政府的行政指令或决策、“建议”、“批评”，后者表现为源自权力软约束下的向上“游说”、“索取”、“抗衡”。第二，制度约束，是指某个时间范围内的制度供给及其边际调整，既包括国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客观约束，也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具有一定“顽固性”的制度偏好，后者往往导致主体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的惯性，进而带来制度调整效应的滞后性。第三，“用脚投票”，地域流动性给地方政府一些警示：必须尽可能保证投资者的正当权益，否则他们可能向有更高收益率的地区迁移，不仅个人能够离去，而且其他要素（如资本）也将会被转移[2]。第四，知识与信息的不完全。对中国旅游经济研究有意义的关键，是那些行为激励下具有共性的（或者主导性的）地方政府行为特征，以及其阶段性差异。这种行为共性与阶段变异性，成为构建地方政府行为模型的主要依据，并使人们能更清晰地解析现实中的具体行为，解释地方政府对旅游业的一般效应。
二、纵向服从与抗衡：替代、要价与议价
所谓地方政府的纵向行为，是指其在科层的行政层级网络中，与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活动。作为一种行为假设，绝对的服从与完全的抗衡处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两个极端，但这两类情形在现实中不存在，分析重点是其间可能的行为。
从“服从”的角度看，纵向的行政权力链条大致上规范了各级政府的权责关系，地方政府只能在其权项与权限范围内行事，超过权力的事项要服从于更高权力的中央或上级政府。更具体地，自上而下的成文制度（包括法规）、工作指示，甚至所谓的“长官意志”，都要求得到服从或执行。如中国宪法规定的大多数产权归属国家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地方便无权将其私有化；上级政府已经规划定性的风景区周边的基本农田，地方不能未经法定程序便私自进行旅游开发；个人主义的“迎合性服从”，努力迎合有任免权的上级领导在本地大搞旅游广场之类的“面子工程”，等等。
与“服从”相对地，地方政府也经常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经济“抗衡”行为。基于辖区的本位主义激励，对某项自上而下的指令（或某项制度、政策），地方政府在权衡自身利弊后，做出是否服从以及多大程度上服从的决定。对作决策的地方官员来说，如果“服从”对本地旅游业发展不利，又或者损害了其私利，决策者就很可能采取某种消极、或积极的“抗衡”行动。因为权力软约束与非严格程序化的决策机制[3]，使得监督地方政府是否服从、服从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地方官员被发现而受到惩罚的风险相对较小，这给地方政府留下了“抗衡”的空间。
在所有可能偏离“服从”轨道的“抗衡”行为中可以基本划分为两大类，即消极的“替代性服从”与积极的“讨价还价”。前者是有限度的服从，实践中表现为多种形式③，但不论何种形式，重点是“避重就轻”或“避实就虚”地间接“抗衡”以尽量“避害”，因而替代性服从在本质上是消极的。所谓积极的“抗衡”和“讨价还价”也并非纯粹的“对抗”，而是指主动积极地与中央（或上级）政府在收益权（税收分享比例）、制度创新权（优惠政策）、资源控制与使用权等多个方面进行“要价”和“议价”，试图撤销、调整对己不利的政策、指令，或者索取于己有利的（新的）特殊政策或制度支持，当然也包括来自上级的物质资源支持。这种主观能动性主要受到“趋利”动机影响，能够及时把握中央政府制度供给的意图与允许的范围，往往是“获利最多的地方政府”[4]。重要的是这些获利的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其他地方政府纷纷学步，向中央进行制度索取的要价意愿越来越高。
进一步地要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形式的“抗衡”行为的决定机制，就要知道地方政府如何判定“利害”，或者说是何种“利害”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替代性服从”与“讨价还价”间进行选择。按照本文提出的行为目标函数，地方政府的纵向行为主要取决于旅游业对地区经济潜在贡献的大小。从这个目标出发，决定并实现旅游业潜在收益的客观因素，将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预期而限定其行为选择④。本文梳理和归纳了中国地方政府纵向旅游经济行为的主要类别，见表1。
三、横向机会主义 ⑤： 竞赛、竞争与合作
横向行为同样受到旅游业收益目标的约束，主要体现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内含了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个人利益。快速膨胀的旅游市场需求，以及旅游发展条件的高度不确定性，都促成了地方政府积极寻求机遇以加快实现地方旅游业的潜在收益，其行为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动机。对机会利用的不同程度，反映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战略性程度，体现于两类极端行为之间，即高度机会主义动机下的战略行为和带有消极主义特征的短期行为。
机会主义行为的外在表征是竞争与合作，二者的差异既体现在不同地方政府间的行为表现上，反映出地区旅游经济的横向差异，也体现在同一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的行为模式转变，反映了不同时期自身机会约束的纵向变化。从地区利益的角度看，合作是为了更好地竞争，为了更好地发挥本地的比较竞争优势，本质上都是“政治锦标赛”[5]利益驱使下的地区竞争。
在旅游业发展的初期，旅游市场需求急剧增加；与此相较而言，各地普遍面临的是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如住宿设施严重匮乏）的双重矛盾约束。因而地方政府最初的主要行为激励，就必然是强烈的投资扩张冲动，以资本竞争为主要特征之一的地区间竞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在各地有限的资金约束下，除了纵向的资本索取以及国家计划的直接投资外，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地方上的个人、社会、集体以及地方财政资金投向旅游建设领域。然而这只是杯水车薪，地方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境外、区域外资金，并通过税收优惠、土地出让等多种投资激励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由于项目建设的资本需求被地方政府放在第一位，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盲目开发、重复建设问题，在促进旅游供给增加的同时，也加剧了地方间的低水平同质竞争。随着市场竞争的效率导向作用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和投资方更趋理性，尽管争夺资本的意愿并未消减（事实上对优质规模资本的竞争更趋激烈），但行为方式已经有所转变，通过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地方旅游规划，向投资者传递本地旅游资源的差异化优势以及良好的投资前景信号，越来越多地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
在旅游企业经营层面，地方政府同样深刻地影响着辖区内外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受其控制的国有企业行为传导至市场的。一方面，对本地企业、尤其是对国有企业提供地方保护，尽可能将辖区范围外的竞争者堵在“门外”，比如旅行社的组团业务；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提供多种可能的补贴，包括贷款免息、融资担保、地租和利益等部分收益权的放弃，从而导致相当一批低效率国企长期存留市场，进而带来在供大于求状况下的资产存量调整的长期困难。诸如此类的地方政府行为，或者是出于对再就业与社会保障的担忧，或者是不甘放弃既得的权益，如对企业的控制权欲、能带来实质性收入的可支配收益权。这种出于特定利益的不公平竞争，不仅压制了国有企业的效率改善激励，还在事实上妨碍和限制了市场自由竞争。
地区间对资源争夺的零和竞争博弈持续进行，其结果是不断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新的知识与信息，他们逐步意识到目的地营销与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在本地范围内，地方政府开始联合本地旅游企业整合促销，以谋求目的地旅游的品牌竞争优势。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旅游业相互依存特征的结构性矛盾的锐化，市场对旅游要素空间结构的进一步整合提出了迫切需要，地区间的合作也越来越被地方政府重视，其形式既可能是关于某一产品或目的地的联合促销，也可能是跨区域的旅游发展战略制定、交通基础设施的共同推进与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缔结、价格联盟以及全方位的销售网络合作，等等。本文归纳和整理了地方政府横向行为的主要类型与具体行为活动，如表2所示。
四、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两个维度构建地方政府旅游经济行为一般假定模型：（1）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服从与自下而上的讨价还价两种纵向行为的水平；（2）与辖区内外利益主体的横向行为，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一个统一的行为模型中对各种可能的地方政府旅游经济行为组合（模式）加以界定与分析。图2描述了5种可能的双变量组合情形，分别代表若干不同类型或风格的行为模式。
图2 地方政府旅游经济行为模型
1“自我节制型”地方政府。位于图2的左下方，与向上的纵向参与者的主动博弈行为很少，有限的活动也往往是被动的行政服从；而对潜在的外部机会，也表现出较大的消极性，与辖区内外的旅游行为主体，都较少有横向的互动。从纵向看，地方政府表现出这种行为倾向，也许是因为地方的主要官员偏好一种不受干扰的、相对独立的政治活动空间，从而力图尽可能地减少与上级政府之间不必要的往来。然而这种推论并不十分可靠，或者说还需要另一个约束条件同时成立，即由当地旅游资源和发展条件决定的旅游业收益要足够低。当旅游业在地方经济中并非处于重要地位时（虽然旅游收益可能较佳），地方政府更没有积极主导旅游发展的动力。这种类型的地方政府往往仅维持最低限度的与旅游业有关的行政服从，甚至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替代性服从，以降低其在旅游业领域的行政支出。
2“保守索取型”地方政府，本质上仍是一个纵向模式，位于图2的左上端。在其行为模式中，把握和利用机会的横向战略仍然极少，但向上级政府和中央索取资源或政策的意愿和行为大大增加。该模式有两个假定的前提条件，即具备较好的旅游资源禀赋条件，并且相关的旅游发展要素条件极度匮乏。前者很可能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的意愿，尤其是在那些工业基础薄弱的落后地区，而后者则表明当地所能利用的市场资源空间极其狭窄。因此，在旅游业起步阶段以投资建设为主要目标的时期，为了获取旅游发展的原始资本，地方政府不得不诉诸自己所习惯的“计划内”行为方式，并长期受到“等、靠、要” 思维的支配。
3“自治自足型”地方政府。位于图2的右下端，是在横向行为层面与“节制型”地方政府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在此行为模式中，地方政府对本地旅游业发展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除了最低限度的行政服从，希望来自上级的行政干扰尽可能的少。这部分是因为一旦纵向索取行为越多，由此所产生的“游说”、“规劝”成本，以及自上而下的命令、监督、指导所引致的行政服从、替代与抗衡的摩擦成本等构成的总交易费用也越高。
地方政府在此模型中之所以称为“自治自足型”，是因为旅游发展所依赖的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即便不依靠上级支持，市场也能自发地供应旅游发展所需资本，并取得令地方政府较为“满足”的旅游业绩效。然而，市场化程度越高也意味着更多具有自身运行目标的旅游私人部门参与，由此而生的网络化环境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约束。在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参与者的偏好改变不可预测，而参与各方均可能拥有完成某个特定任务的不同类型的技术与资源，这种日益复杂的共生关系依赖一种所谓的“共同决策”和“集体执行”[6]。因此，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的旅游管理职能必须转变，基于合作的横向协调活动便成为其主要的旅游经济行为方式。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市场竞争性领域，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市场失灵”、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事务上；同时，只要能维持令人满意的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地方政府就会将谋取最大的旅游乘数效应当作首要目标，以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是其战略或政策制定的重心所在。
4 “辖区竞赛型”与“辖区竞合型”地方政府。处于以上三种模式之间的是更常见的情形，通过寻找机会以及积极地与上级纵向参与者讨价还价，并和横向参与者广泛协作，地方政府尽可能地利用其复杂治理环境下的多种机会，地方政府也可以是在不定期地与横向参与者协作的同时，偶尔与纵向参与者讨价还价。笔者称其为“竞赛型”和“竞合型”。其行为既有在行政等级链条中的纵向博弈，也在横向上与其他地方政府、企业、组织展开适量竞争与协作。相对于以上三种极端模式很难对两者的边界进行更精确的描述和界定，因为这两类地方政府的行为似乎“无所不包”。无论是“竞赛型”还是“竞合型”，暗含的一个共同假定是旅游业在本地经济发展中具有较重要的意义，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行为所反映的政府角色与职能的差异上。
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上，“竞赛型”地方政府行为的原始冲动，主要来自对资金和项目的极度渴求。地方首先会自然地希望获取上级政府和中央的资金援助，各地在纵向上展开激烈争夺，使自上而下的计划内资金变得日益稀缺，大部分旅游建设资金还必须得从辖区内外、甚至境外多渠道地筹集。地方政府在旅游发展初期的角色与职能，便主要表现为投资主导。这种具有重复建设特征的投资表现在旅游业上，从全国范围的角度看，一方面极大地扩张了旅游供给，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形成了地区间低水平同质竞争的基本格局。
相对于旅游需求异化的深度和速度，各地旅游供给的调整明显缺乏弹性，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引致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第一，各地必须加快产品的差异化与设施升级，才可能在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这对资金规模和经营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逐步理性的社会资本供给往往要求更良好的投资环境（如基础设施条件、政策优惠等）。为此，各地政府纵向索取的性质，就必然以寻求资金或项目为主，逐渐转到追求权限为主，如特殊政策、政策自等。第二，地方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本地旅游企业的经营协调，试图缓解旅游业要素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第三，需求导向观念的深化，促使政府在供给管理的同时也逐步重视旅游需求管理，目的地整体营销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被列入地方政府工作计划，并在其旅游预算中逐年增加。第四，一些处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不得不在高度网络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与多种利益主体展开协作，包括与纵向行政链条之外的其他地方政府、区域性旅游（集团）、配套与支持企业、智力机构、目标客源城市或群体。
五、结论与展望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型主要表现为“节制型”、“竞赛型”和“竞合型”三种。从地方政府的层级来看，在同一时期，越是下级层的县级地方政府（或是同等级别的），主要表现出明显的“竞赛”行为倾向，而“合作”性则主要体现于地级、省市级地方政府行为中，并随政府级别提高而有所增强。动态地看，特定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随着纵横环境的变化而更新，并大致遵循着从“节制型”向“竞赛型”和“竞合型”逐步演进的规律。
在时间节点上，也可对全国范围内占主导性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分三个阶段：即1985年以前的“节制型”主导；此后近15年的“竞赛型”主导；21世纪初期开始的以“竞赛型”为主、“竞合型”为辅的共存格局，这种轨迹在图2中表现为自左下区间向右上演变的趋势。
从具体的行为方式来看，寻求资金与项目始终在地方政府行为中占据支配性地位，尽管具体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上有所变化，并且在各地也有一定差异，各地开始逐步重视地方性的旅游宏观战略制定，这里当然有结构合理化与差异化竞争的内在要求，并体现了地方政府对投资流向进行引导调控的一定程度的理性提升，但多数地方旅游战略、规划仍可以视为类似“招商引资说明书”这样一种政策工具在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行为的投资扩张本质仍然是高度一致的。
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成共识
目前的一个共识是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过去十年。我们也支持这一共识。潜在增长速度是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函数：1978年-2009年间，中国成功地实现了9.8%的年均增长。许多学术文献试图估算出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据这些研究报告称，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3.2个-5.1个百分点），而劳动力的贡献最小（0.7个-2.8个百分点）。相关研究文献的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十分强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5个-3.8个百分点之间。
（一）未来十年这三个要素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减缓
1.人口统计显示，劳动力供应增长正在放缓据联合国预测，未来十年劳动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为0.23%，与过去20年的1.28%相比相去甚远。由于劳动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这意味着劳动力供应增长也将相应减缓。
2.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双双走低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储蓄者（35岁-5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下降，而纯消费者（65岁以上）的比例则会上升。这将导致家庭平均储蓄率的下降。我们预期政府将加大力度，要求盈利能力强的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支付红利，而这又将导致企业储蓄的减少。政府储蓄并不会因为收取国企的红利而增加，但国内储蓄却会因此而减少。储蓄率的下降将导致投资率以及资本形成的走低。
3.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来自两个主要因素
(1)劳动力从低生产率活动（如农村地区的农业活动）向高生产率活动（如城市地区的制造业活动）的转移。鉴于过去30年间中国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们认为后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2)技术创新和结构性调整。虽然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继续得益于技术创新，但结构性改革为全要素生产率创造的潜在收益已经不大可能像前30年那么强劲了。这是因为经过30年的结构改革，经济中最明显的扭曲方面（即触手可及的果实）大多已经消除。随着经济增长达到更高的水平，要想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解决根深蒂固的结构刚性（尤其是在既得利益已经形成势力的情况下），将会越来越困难。
(二)减速的幅度究竟有多大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目前还有多个因素在发挥着对冲作用。
1．潜在的农地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放松：这些改革措施可以使更多的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效增加劳动力供应。当然，这取决于潜在的政策变革。
2．投资占GDP的比重的下降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因为现有的增长模式和资源配置还有强大的惯性，而迄今为止，再平衡措施的力度依然比较温和。中国的国民储蓄依然高于国民投资（其佐证就是居高不下的经常账户盈余）。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至少在未来五年内，储蓄或低成本资本的可得性不大可能成为资本形成的有效制约因素。
3．更艰难的改革可能会出台：虽然“触手可及的果实”已经基本摘光，但是如果更为艰难的改革措施得以实施，则可能会推动效率和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这些改革措施包括通过发展债券市场及/或放松利率管制改善金融中介，放宽国家垄断行业（如医疗、教育、电信、媒体、运输等）对私人投资者的市场进入限制等。世界银行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增长做了非常有用的预测。据世行预测，2011年-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将平均达到8.4%，2016年-2020年将为7.0%。这一预测与此前的一些研究基本一致或略低，这些研究预测未来十年中国GDP增长将在7.5％-9.6%之间。
二、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世界经济史也表明，一个经济体在达到一定的增长速度之后通常会开始减速。这一模式在安格斯•麦迪森的（Angus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一书中得到了详尽的数据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发现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随后十年的GDP增长通常会大幅减速。1据麦迪森的数据，过去100年间约40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了7000美元。这40个经济体中，31个在达到上述收入水平之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表1）。在拐点出现之后的十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此前十年2.8个百分点。根据麦迪森的数据，我们预计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左右达到了7000美元。如果历史规律和万有引力对中国起作用，则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在所难免。
（一）增长减速如何发生：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如果增长减速已无争议，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如何发生？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认为日本和韩国提供了特别有用的参考。中国的经济成就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亚洲经济奇迹”的一部分。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其实是延续了其他较为发达的东亚经济体的模式。据麦迪森教授的数据，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达到了7000美元。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类似于40年前（1969年左右）日本经济以及20年前（1988年左右）韩国经济的拐点。此外，我们还发现，在这一拐点之后，日本和韩国的整体GDP增长均有所减缓，而通货膨胀则出现了加速（表2、表3）具体而言，在经济增长方面，1960年-1969年日本的GDP增长和1979年-1988年韩国的GDP增长在十年间平均达到了10.4%和10.0%，随后在1970年-1979年和1989年-1998年间分别下降至5.2%和6.3%。在通胀方面，在1960年-1969年这十年间日本CPI的平均增长幅度为5.4%；而在1982年-1988年这8年间韩国CPI的平均增长为4.0%。而它们的平均CPI增长在1969年-1974年和1989年-1993年的十年间则分别达到12.4%和6.2%（表3）。应当指出，这一比较因为两个“偶然事件”而有所失真：
1．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这使日本的经济增长大幅下降，通货膨胀急剧上升。
2．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这造成了韩国增长的急剧减速。若没有这些冲击，经济增长的减速和通货膨胀的加速不会那么剧烈：拐点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平均下降将为4.1个百分点（而非实际发生的5.2个百分点），而韩国则为2.4个百分点（而非3.7个百分点）；日本CPI的平均增长幅度将为6.3%（而非实际发生的12.6%）。
（二）从地区角度看，中国有其特殊之处
中国的经济成就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亚洲经济奇迹”的一部分。我们认为，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类似于40年前的日本和20年前的韩国，因此，1960年代末日本的发展经验以及1980年代韩国的经验正可以帮助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趋势，并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趋势的有力基准，几个要点如下:经济增长的大幅减速在所难免，持续通胀幅度将更高；消费增长将快速于整体经济增长；服务业增长将快速于整体经济增长；假以时日，劳动力的话语权以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会增加；贸易平衡趋势不明。
此外，如果中国拐点之后经济增长出现的日韩一样的增长趋势，则未来十年中国的GDP增长将在6.0%-8.0%之间，或从过去十年10%的平均增幅下降2个（如韩国）至4个（如日本）个百分点。事实上，我们不排除中国完全沿袭日本和韩国老路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相信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大陆经济体，其经济发展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更符合渐进的特征，原因在于：“亚洲经济奇迹”可以通过“雁行模式”来解释（表4）。根据这一理论，亚洲国家将通过地区内渐次转移的方式赶上更发达的经济体，即商品生产将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依次转移。
这一模式的领头雁是日本，第二梯队包括新兴经济体（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紧随这两个梯队是主要东盟国家：菲律宾、印尼、秦国和马来西亚。最后，本地区最不发达的主要国家：中国、越南、印度等组成这一队形的后卫。我们认为，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及地区差异，中国的赶超将类似其他东亚经济体的“雁行模式”，其头雁是几个经济特区，第二梯队包括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紧随其后的是其他东部省份，然后是中西部省份（表4）。
根据这一模式，我们相信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转型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潜在的不利情况的有用参考。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像日韩一样出现减速，其减速幅度不会像这两个国家这么大，亦即中国从高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将会比日韩持续更长的时间。这一观点与东亚的增长经验是一致的。在拐点出现之后，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以及“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秦国、印尼、菲律宾）的平均增长速度快于日本（表5）。换言之，整体“雁阵”的减速幅度远低于头雁(日本)的减速幅度。
三、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2020年前经济情况的一个基本设想和两个替代设想（表6）的参数。
(一)基本设想
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维持平均8%的年增长率，比此前十年的平均增幅下降略超2个百分点。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降幅将会小于日本和韩国。另外，未来十年平均CPI增长将达到3.5%，远高于此前十年1.9%的均值。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主要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正常化。按照这一增长速度，2020年中国的名义GDP将在目前的水平上再翻三番，达到103万亿元。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年上升3%，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名义GDP将在目前的水平上翻四番，达到20万亿美元。我们预计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转变，但是其幅度将会小于日本和韩国的转型。消费占GDP比重将会上升，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下降：具体而言，我们预期到下个十年末，消费占GDP比重将上升5个百分点，而投资占GDP比重将下降5个百分点。平均而言，这将需要消费增长快于GDP整体增长约0.5个百分点，而投资增长则慢于GDP整体增长0.5个百分点。我们预期贸易顺差将大致稳定在GDP的3%左右。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上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下降：我们预期未来十年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会有所上升。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将因为政府收入比重的温和下降而被抵消。这是因为目前政府收入的比重已经较高（尤其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且存在减税空间。工业比重有所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有所上升。我们预期，2020年工业占GDP比重将下降5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的比重将相应上升。不过，工业的比重仍将维持在35%的较高水平。
（二）替代设想
1.替代设想一：目前的趋势得以延续（可能性20%）
在替代设想一框架下，中国经济将大致延续“正常情况”，与前20年相比没有大的变化，表现为强劲增长、温和通胀，无重大经济结构变化。如果这一设想成为事实，则将证明中国经济的确独一无二，并质疑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这一情形出现的概率为20%。这一设想发生的条件是：
(1)全球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并恢复危机前的水平，并在其后保持这一扩张步伐；或
(2)中国经济凭借强大的竞争力成功渗透至其他新兴市场，中国的出口增长与危机前同样强劲，且其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不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2.替代设想二：日本式的调整（可能性10%）
在替代设想二框架下，中国经济将出现与日本一样剧烈的增长减速及结构性调整。这一设想的实现有两个催化剂：一是非常激进（甚至严厉）的政策干预，以人为纠正经济结构；二是外部冲击，如外需的完全瘫痪以及因供应冲击导致国际商品价格的持续飙升等。鉴于日本的经验，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但我们认为这一情形出现的概率仅为10%。
(三)风险
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概念股产业结构升级全球价值链
一、研究背景
继沪港通之后，A股市场近期又掀起了一波新的主题炒作―“一带一路”。在这种炒作氛围下，基建、涉外工程、港口等概念股持续受到资金关注，此前遭到冷遇的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材国际等这些传统基建股自 2014年 10月份起相继出现20%以上的涨幅，多只与“一带一路”概念相关的股票出现连续涨停。下表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投资主线。如表1所示：
二、“一带一路”是中国实施开放型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国际资本运动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参与
从资本运动的一般来看，资本国际化和产业间的国际转移是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一方面，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克服国内资本平均利润的下降趋势，获得高额回报；另一方面，通过资本投资带动产业在国际间转移，使工业化生产落户全球，形成经济的全球化。从资本运动的个别来看，一国资本的国际运动首先是通过资本输入进行资本积累，由资本稀缺国变为资本富裕国，尔后再进行资本输出。资本的国际流动既为输出国提供了消化过剩产能的途径，又为输入国提供了资本积累的外生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并不仅仅是货币的流动，更是资源要素的整合，内含了技术、管理与制度，通过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相对过剩的产能提出了资本输出和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要求。
（二）经济增长瓶颈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突围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无论是量的增长，还是质的提升，无不体现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以及与此相联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要素的高级化。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布局使得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各国经济依赖不断加深，没有哪一经济体能够脱离以全球价值链为载体的国际资本运动和产业转移，以及由此衍生的生产、贸易、投资与服务所形成的复杂的经济关系而独善其身。全球价值链改变了经济竞争力的内涵，使各经济体的竞争更加侧重于企业的跨境生产，侧重于工序和任务层面的核心能力竞争。如果说传统模式的产业升级主要表现为一国在不同时期、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的升级更替，那么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则主要表现为产业部门内部的工艺、产品、功能或价值链的升级与扩展，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及其主导状况成为其经济质量的重要体现。所以，在经济全球化大势下，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步骤是参与全球市场，利用全球资本、人力、知识与技术，融入全球价值链，为价值链创造价值并获得自己的份额。
（三）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度调整及其主动回应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成为新一轮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二是更高标准的新自由贸易协定将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三是WTO多边贸易体制将日益边缘化。国际贸易规则的深度调整是国际分工演化的结果。生产分割和生产积聚并存，价值链细分与供应链塑造形成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制造业“全球化”和“碎片化”成为全球分工和生产体系的重要特征和演进趋势。首先，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和国际合作新框架，实施更为主动的开放性政策，拓展中欧合作空间，深化与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合作，深化中阿之间的经贸往来，以此来应对美国所带来的挑战。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我国对国际经济关系规则的适从、参与及主导。“负面清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随着区域主义的兴起，未来国际经济关系的融合中区域经济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在对外经济的参与中，恰恰缺少这一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战略从本质上看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努力，探索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兴区域合作机制。
三、“一带一路”要求国内全面深化改革
（一）以开放促改革的开放型发展战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从这一层面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政策的具体体现。（见表2）
首先，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是中国对外依存度提高的必然结果。目前，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世界经济的市场、能源、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试图实施封闭经济来获取持续的增长已不可能，必须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其次，全球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体现出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全球价值链的构造和主导，必须促使企业通过全球化的生产才能获得能力提升。第三，随着对国际经济的全面参与及深度融合，对国际经济规则的适应、融入、参与、主导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进程必与国内市场规则的发展相联系，新一轮对外开放仍将会形成对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倒逼机制”。第四，只有全球化的发展思维和理念，才能解决发展中的瓶颈，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与国际经济接轨
首先，我国产业升级遭到封阻。美国等发达国家遵循“优势产业转移”模式主导全球产业价值链，将世界各国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具有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发达国家，一种是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跟随国家，被“俘获”于价值链的低端。要避免在国际经济参与中陷入“低端锁定”，除了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外，还必须构造“制度优势”，通过技术进步来攀升和主导全球价值链。其次，市场机制还未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在最初的5年过渡期内很好地执行了入世承诺，但是，在5年过渡期之后，市场化的规则建设有所放缓，行政化的干预措施有所抬头。例如，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内服务业和垄断行业对民间企业的开放问题，仍未能很好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三，微观主体企业还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的生产与运营。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较，我国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全球化的战略思维和视野，立足全球配置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各类资源的能力不足；国际化经营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组织框架、营销模式、管理模式不适应，缺乏国际化人才；研发设计能力弱，研发投入偏低，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等，亟需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由此可见，国内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必然会影响到开放经济发展的实施效果，可以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实施，就是这种开放性政“倒逼”的结果，即国际贸易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高度契合。
（三）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与国家、全球价值链
“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我国新时期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即在对外开放的方向上东西并重，海陆联动。就“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国内各地开放态势联系而言，将重点涉及东北、西北、西南等沿边地区。所以，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以激活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开发开放和创新创造活力；而且可以优化国内开放型经济的区域布局，实现各地区协调发展，为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水平创造重要的战略机遇。首先，沿边地区不应走传统工业化老路，也不应实施沿海区域“两头在外”的代工模式，而应走产品价值链的模式，积极承接沿海和内地产业的转移，不仅沿边地区获得发展机会，也与内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使区域经济发展获得动态平衡。其次，通过国内的区域平衡发展和产业转移构建国家价值链，之后，再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沿海区域更加加快开放步伐，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在它们深入地对外合作中，可以更多地向内地转移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内地和沿边地区腾出国内市场。这样，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拓展为中国产业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了产业空间。
（四）“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与增长质量提高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上限的一种发展状态。首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经济结构转型的障碍；其次，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型遇到障碍，尤其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不清，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如果从增长率的角度观察，则中国不会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但若以发展方式认识，则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需及时提防。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公共服务缺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流动弱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等深层次的挑战，实际上凸显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所以，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发展方式转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这就要求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高度关注增长的质量，将经济增长从要素依赖过渡到技术和制度依赖上。“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所形成的内外压力有助于这一转变的形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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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J].学术月刊，2015（2）：5-14.
[4]卢进勇，陈静，王光.加快构建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境产业链[J].国际贸易，2015（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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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鲶鱼效应的概念
鲶鱼效应（Catfish Effect）最早是为挪威渔民所发现。挪威渔民每次返港后往沙丁鱼槽中放一条鲜活的鳃鱼，鳃鱼进入鱼槽后因环境陌生而四处乱游，挑起摩擦。沙丁鱼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异己分子”，自然也会紧张，使之巧妙地调动起来，加速游动，这样就可以保持沙丁鱼活蹦乱跳地运到渔港，从而达到保鲜的目的。管理学中把这一现象称之为“鲶鱼效应”。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中。“鲶鱼效应”的实质就是打破常规，加入一个有吸引力的因素使之“满盘皆活”。
2 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现存的问题和改革的必然性
2.1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现存的问题
政府过于重视金牌，导致资源配置过于倾向竞技体育，社会资源无法物尽其用。2008北京奥运会我们实现了金牌总数第一的突破，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国的竞技体育又取得了境外参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在现有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下，无论从获得金牌的大项分布还是小项的占有比例来看，我国要想拓展获奖面已经十分困难。是要继续在现有管理体制下举步不前，力求在2016年巴西奥运会创造另一个“境外参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还是痛下决心加快改革，从长远利益角度出发，放手市场，力求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答案肯定是后者。
机构设置繁琐，权责划分不明，导致不能在其位，谋其职。体制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对整体社会管理的调整，是重大利益的重新分配，其目的是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与结构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改革，也正是需要重新调整政府、企业、俱乐部等各方面利益关系，改变各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它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也正是因为利益的驱使，导致政府不愿“简政放权”，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俱乐部的利益分配，从而越来越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制约了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
运行机制的单一、死板制约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都面对一个“管”与“放”的问题，两者看似矛盾，但如果能正确运用机制这个“应变器”，就能很好地把握“管”与“放”之间的度，既不会越管越死，也不会越放越乱，两者就能很好的协调起来。
2.2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政治发展的需求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在我国，体育与政治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在国内政治中，体育管理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部分，体育发展战略和政治纲领要保持一致；在国际政治方面，体育披着民族主义的旗峡，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举国体制就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的精英体育的方法，是以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大多数人体育利益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因此，体育的发展目标的改变会导致体育体制的相应调整，体制变迁同样会体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逐步加大对体育的重视，鼓励全民健身，改革中国经济体育管理模式是大势所趋。
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原因。参加体育本身就是一种需要。体育自身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当达到一定规模和程度，国家势必会对其进行管理和干预，会导致管理体制形态的变更。在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不再是仅仅停留在竞技体育方面，而是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共同发展，并且越来越向群众体育靠拢。体育是大众的体育、是全民的体育，而不是少数奥运冠军的体育，因此，体育自身的发展促进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
3 鲶鱼效应应用与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可行性分析
1）充分利用网球协会改革发展的先例这个“鲶鱼”。中国四大金花单飞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充分证明了市场在体育发展中占据决定性作用，要善于利用中国网球协会改革所造成的影响和积极效果，充分吸取其改革的精髓，针对各个项目的项目特点，有计划、有组织的实现从举国体制到市场主导的转变。
2）权责划分明确。改变错综复杂、各个管理层都要插一脚的竞技体育体制现状，使权责分明、管权分离，实现有责可明、有权可依、有法可循。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知人善用，在各个项目体育组织中积极发现能够使项目改革得以实现的“鲶鱼”，充分利用其才能，逐步实现各个竞技体育项目的改革。
3）积极放手市场这个大群体中，积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市场需求决定体育发展的方向，市场就是一个大群体，只有“鲶鱼”不断的发展、提升，才会带动整个市场的繁荣。只有不断地在市场中检验，才能得出是否成功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王俊程.基于"鲶鱼效应"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构建[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