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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法律诊所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新模式，已成为世界法学教育改革的趋势。其最大特点是借鉴医学院学生的临床实习手段，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践过程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实践技能。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既是知识产权法律实践训练平台，也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有必要通过创新运行模式及服务功能，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搭建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明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一、乙方委派律师 负责本专项法律事务，为甲方提供法律帮助，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
甲方指定 为法律顾问的联系人。
二、法律事务工作范围：
1、甲方为乙方的 （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发现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提供法律方案。
2、在本方案中包括常用法律文书，相关制度，员工培训计划。
3、为甲方解答相关法律问题。
4、向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5、接受甲方另行委托、办理其它法律事务。
三、律师的工作时间、地点，根据甲方的提议，随时联系约定。
四、甲方向乙方缴纳聘请律师费 元。
五、律师受甲方委托，外出差旅费由甲方支付。
六、甲方应向律师提供与本专项法律事物有关的情况、资料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七、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期限为年。
八、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甲方电话： 乙方电话：
内容提要: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生物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的保护问题早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各国对于生物技术都有各自的立法,但我国在这方面显出其的弱势地位,在众多立法中,知识产权的有关保护是重中之重的,所以,我们应该及早解决有关问题,以促进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
关键字:生物技术 知识产权 法律保护
现代生物技术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其基本体系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发酵工程和生化工程等。目前,它已广泛渗透到医药、食品、化工、能源、农业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正日益显示出其潜在的和现实的巨大价值: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许多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就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开拓性的探索,并已取得一些重大突破。目前国际上有关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和具体做法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保护水平也参差不齐。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生物技术的法律保护方面起步相对较晚,尽管目前有关的立法与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相关规定较为接近,但就我国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而言,总体上的保护水平还不高。我国应积极学习外国有关方面的立法,使我国的对于生物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问题有一个尽可能完善的保护。
国外概况
自本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崛起,人们关于生物技术的许多传统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也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生物技术的法律保护这一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日益增加和日趋重要的生物技术知识产权问题非常重视。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建立了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国际中心。该中心章程规定对生物技术发明创造要给子法律保护;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FCD)的部分成员国以及该组织的科学技术政策中心。提出了用专利保护生物技术成果的报告;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联盟。(UPOV)实行了以专门方式保护植物品种的制度体系;1994年通过的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一也对成员国明确提出应当用专利或用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两者结合对植物品种进行保护。旱在 1983年,巴黎公约国际联阴第14次会议就提出建议。要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1P0)研究利用专利和其它形式在各国和国际上有效地保护生物技术发明创造。为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并多次召开专家会议对利用专利保护生物技术的各种法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以期寻求各国及国际组织对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共同原则和通行作法[1].通过十几年来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各国间共识增加,协调增进,对国际经济技术贸易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般情况下，这些被分割出售的小单元之间并无墙隔离，开发商或管理公司为确保租赁收益，会在要求投资者不得提前解除合同的前提下，将商厦整体转租给某一具备经济实力的承租商，或按照商铺经营规划招商给大小经营者经营使用。该种地产开发形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才开始出现在国内一些发达城市，因其符合地产开发快速融资、中小投资者量力投资、商家集中经营的多重需求，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在全国发展起来。其中产权式商铺显现出的问题较多，2006年5月22日，被建设部以指导性意见加以限制，随后南京、上海等城市出台政策禁止，但各地地产界依然不时有此种开发形式出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方兴未艾。至于产权式酒店和产权式公寓，在一些有旅游优势和商业发达的城市逐渐成为新宠。
一、包头市产权式物业开发和使用的现状
内蒙古包头市从90年代末开始出现这种商业地产开发模式。最早主要是产业地产开发，如泓德电脑城(原海德电脑城)专卖电子类产品;接着是大型购物商场，如王府井百货等;然后又有产权式酒店和公寓出现，如万號大酒店和水清木华公寓，等等。到现在该类物业开发的核心理念已变成商业地产的证券化和无形化，成为普通投资者的一种投资理财产品。在包头市的主要街道，近年新起的大型商业地产和公寓大都用这种方式开发出来，而且目前还有这样的物业形式不断被推入市场。这种房产开发方式能够聚合资金和分散风险，特别是公寓还能满足现代SOHO族的过渡居住和理财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从长远看也符合市场发展的基本规律，似乎是一个同时照顾到投资者、开发商或管理公司和承租商三者利益的“三赢”结果，但目前的开发使用实践证明，这一结果难以实现。这是因为，产权式商铺或房产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商业营运价值上，即给投资者带来资产收益，这对产权式物业销售后的经营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开发商基于快速融资的需要，以承诺高回报把房产甩给投资者，但投资者的投资收益靠商户与管理公司的良好经营运作才能实现，不同的运营方式和经营项目，有着不同的经营效果。而商业经营需要一定的成长期，一旦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投资者与开发商和经营管理公司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包头市以及全国各地反映出的开发纠纷与房产经营事件，无论是数量还是社会影响都需要我们给予关注。事实上，产权式物业模式在我国仍然处于粗创阶段，其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其间已经累积的经验成果以及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都有赖于我们进一步的实践总结与理论反思。
二、产权式物业销售中
投资者与开发商产生的产权登记纠纷产权式商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独立产权式商铺”，即开发商将整体卖场进行物质形态上的实际分割，小商铺之间用内隔墙等彼此相互区分;另一种是“虚拟产权式商铺”，即开发商只对开放式卖场进行面积分割，小商铺间无内墙分隔，仅以划线、地钉或铜条等为区别界线。出于统一经营的需要，委托经营期间经营商往往改变业主所购铺位的利用方式，或将相邻铺位合并使用，或将营业大厅的功能区域重新布局等。［3］由于“虚拟产权式商铺”无实体墙壁分割，开发商可以分割极小的面积降低销售门槛吸引中小投资者购买，使用却不受影响，此种利用方式的开发也就非常普遍。我国现行房屋权属登记规则对产权式商铺的确权登记问题没有明确的表述，实践中各地对产权式商铺的登记标准差别很大，尤其体现在对“虚拟产权式商铺”的登记上。如北京、南京、长沙等地规定产权式商铺可以登记领证，而另一些城市则禁止对“虚拟产权式商铺”进行登记。在包头市，2008年就出现了一个地产项目集中爆发多起产权式商铺登记纠纷:现包头市昆区乌兰道的老鼠街，最早开发规划为北国城，主题为女人街，专卖女士用品，以产权式商铺形式出售，投资者根据自身条件，按照开发商的规划指示购买了大小不等的非独立商铺，双方协议为投资者办理独立产权证。后因为商场经营不景气，部分投资者想出让商铺，而开发商长期未能办证成功，业主将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办证或退赔房费和损失。后商场转变营业方向才使情况有所改观。至于产权式酒店和产权式公寓，因为经营需要，一般都是以内墙隔开的独立房间，但酒店应为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经营实体，办理独立产权登记也有难度。我国有些地方出台相应的规范性文件明确禁止宾馆、旅馆的分割出售，这使得投资产权式酒店有相当的法律风险。［4］产权式物业对投资者来说，就是投资产品或项目，资金随时进入或变现是其应有之意。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属证明或政策法律规定，房屋产权实际价值的变现性是值得怀疑的。正是由于登记问题的存在，我国绝大部分的产权式商铺的命运往往都是以火爆热销开局，但最终却以惨淡经营或无法正常开业而告终。［5］当然，对于既想出售商铺回笼资金又不想失去统一经营权的开发商和管理公司来说，也努力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期解决此矛盾，但效果有限。此类事件在全国发生很多，应尽早采取措施加以统一规制。
三、产权式物业使用中投资者的利益屈从
目前，包头市以产权式物业形式开发的商业地产项目，陆续走出了返租、回购或委托经营期，即脱离开发商物业销售的附加条件期，而进入成熟的物业使用经营期，王府井、金融建材城等物业因为企业经营业绩良好，能够基本或超额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欲求，部分物业项目因商家的长期努力，已平稳渡过养商期步入经营正轨，如万號公寓酒店和林荫路建材城等，还有为数不少的物业项目处于艰难维持状态，没有实现投资者的投资愿望。据笔者调查，虽然陆续有投资者集体与管理公司的租金谈判致使营业暂停的纠纷出现，甚至还有同一项目投资者个别诉讼案件大量发生，但因为投资者与管理公司或商家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之投资者人数众多难统一意见或难一致行动，僵持到一定阶段，大多以投资者利益让步告终，而且有的物业投资者恐于露富心理，权益受损也不伸张，调查工作很难深入。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的大部分产权式物业运营结果与当初的投资回报预期相去甚远，甚至有的产生集体歇业或驱商事件，还有的走上法庭陷入诉讼僵局，投资者的权益最终不能依法实现。梳理这些事件，反映出相同的问题是:由于法律调整的缺失，相关部门监管的缺位，投资者处于被动的地位，或等待经营者的盈利，或等待开发商的责任心，或等待管理公司勤勉尽责的招商出租服务。
四、经营公司合同到期或半路退出造成投资者两难
投资者购买产权式物业，获得物业产权不是最终目的，其目的在于投资及获取投资收益。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商业项目都被当做金融化产品来运作。产权式商业地产中，项目经营价值是优先于房产价值的，而且经营业绩是投资者投资收益的主要来源。［6］投资者在购买商铺时，往往会被要求签订一份委托经营合同或返租合同，委托人或出租人为投资者，被委托人或承租人为开发商或经营公司，此时开发商回笼资金目的已实现，大多撤出或成立一个小管理公司变相撤出。投资者持有的合同，多数为格式或接近于格式的合同，因此将购买物业的使用权交出让对方“统一经营”获利。由于经营业绩受经营公司或商家的市场决策、经营项目的市场需求、商铺的地理位置、商铺的生熟度以及经营返利压力等多方影响，一旦出现经营不善，经营公司或商家可能中途退出。［7］这时开发商已全身而退，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把难题抛给了投资者。首先，投资者购买的仅仅是大卖场中“划权”销售的虚拟铺位，有的还可能成了辅助功能区，在返租期内回报都是一样的比率。但商铺的产权是一般长达40年，开发商承诺回报期限仅为3～10年，这意味着合同期满后或经营公司中途退出，投资者要么自营，要么自行出租商铺，这样投资者的利益将无法保障，划为辅助功能区的商铺将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更重要的是，由于虚拟产权式商铺产权分割与实际经营场所不相符合，业主找不到自己的铺位。［8］即使能够确定自己的产权对应区域，但由于该区域为经营通道，如何再出租?投资者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其次，在产权式商铺模式下，开发商为降低投资门槛，产权往往被分割得极小，一楼盘往往会出售给数十位甚至数百、上千位不同业主。这种经营方式一旦产生矛盾，各业主是无法独立进行经营的，进而引起全体业主卷入该纠纷，引起群体性纠纷或事件。
为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意识，促进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规范，上周公司组织全员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实务法律知识讲座，邀请法律顾问极其团队，来到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实务”法律知识讲座。
顾问团队结合安全生产管理实务，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
一是公司的安全生产义务。作为正常开工的大前提，需要制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积极建立责任制度。二是公司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相关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三是安全生产管理实务指南，以及法规参考。四是企业防治安全生产相关职业病的责任。五是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通过讲座，公司全员对安全生产管理规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提供了坚实保障基础。要积极制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积极建立责任制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学习安全生产管理实务指南，以及法规参考。
[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民法；国际法；归属
【中图分类号】 D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52-1
我国为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高科技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实行了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合理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的技术创新环境，一个富有效率、井然有序的创新秩序。因此，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工作，明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观点
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属经济法部门，特别是知识产权法中的工业产权法。其重要依据是知识产权纠纷原来由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审理。？有些学者将知识产权法划入科技法部门，其依据是知识产权法与科技关系密切。且知识产权法中的专利制度、专有技术制度等与科技活动密切相关。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许多民法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三节把知识产权纳入了其调整范围。知识产权是一种与物权、债权并列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而且民法中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也普通适用于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的学者认为，顺应部门法适应社会关系调整需要而逐步分解细化的趋势，将知识产权独立成了一个法律部门。
二、对现有观点的分析
笔者认为，就经济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言，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总称，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是一种社会法。经济法保护的不是私法意义上的私人利益，因为那种私人利益是一种特殊性的、利己性的私人利益。经济法所保护的是社会公法规范，而经济法规范比较适中的调整，有利于社会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合理使用，经济法规范是一种弹性规范，尤其有利于国家公权力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地自由裁量。因此将知识产权划入经济法是不合适的。
就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言，科技法所调整的是科技社会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1）科技基本法；（2）科技主体法；（3）科技行为法。主要包括：①科技投入法；②科技研究开发法；③科技成果法；④科研奖励法；⑤科技情报、档案管理及科技保密法；⑥科技国际协作法；⑦处理科技纠纷程序法等主要法律。知识产权法与科技关系有一定的联系，科技成果往往由专利法、商业秘密法等法律调整。
笔者认为，就知识产权的性质看，知识产权属私法。“私权”是属于具体的、特定主体的权利。这就决定了它的“专有权”，即决定了它的专有性。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一般构成侵权。从本质上看，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并无本质区别。因此，由民法调整并无不当。且从内容上看，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最为核心的关系是民事关系。且作为普通民事权利所具有的平等性、自愿性、私利性、对抗性等特征知识产权也全部具有，并且知识产权的一般制度、一般原则也能够解决知识产权的大多数问题。
尽管知识产权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征：无形性、专有性、时间性、地域性等，但这些特点本身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民事权利而言的，正是民事权利多样化的一种反映。因此，从知识产权的性质上看，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仅仅指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是不够的，还应当认识到知识产权法客观存在的特殊性导致了它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分支，是民法特别法。即在适用知识产权法，处理案件时，在知识产权法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其规定，在知识产权法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相关原则与规定。
除此之外，在知识产权法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显得极为重要。从19世纪末至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主要通过国际双边与多边条约实现。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等重要的公约，均属于国际法的范围，成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制度。
三、结论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分支。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也是相对于其他的民事权利而言的，笔者认为，主要是相对于物权而言，知识产权的特征表现也是民事权利多样化的具体表现。而且，民法的基本原则大多也适用于知识产权法并为我国目前立法所确认。因此，将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分支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导致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一般分支（如物权法、债权法）有所区别。因此，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个特殊的分支，是民法特别法。
从法理学角度上看，在研究知识产权法时可以准确地找出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定位、研究每一个知识产权制度时都将有一个准确的出发点。在订立或修改知识产权法时不仅要考虑知识产权法自身的制度建设，还应考虑是否符合民法基本原则以及与其他相关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这样不仅可以找准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中的定位，而且对于发展与丰富民法体系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实践角度上看，明确了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在适用知识产权法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中，如果知识产权法有相关规定应首先适用其规定，如果知识产权法没有相关规定，则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及原则。并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公约，除声明保留的以外均将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组成部分。这样，不仅节省了立法成本而且能够很好地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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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振兴，刘春森.知识产权学术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14，73.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司法实践
近几年来,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报道往往是各家媒体炒作的对象、关注的焦点,作为学人如果我们抛开舆论本身的喧嚣,沉淀下来,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法院已审理判决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适用外国知识产权实体法的。是当应如此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一经典的案例谈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从“北影录音录像诉北京电影学院”案说起
原告北影录音录像公司通过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被告电影学院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挑选在校学生吴琼的课堂练习作品,即根据汪曾祺的同名小学《受戒》改编的电影剧本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未征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该作品摄制完成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内进行了教学观摩和教学评定,199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该片时,观众除特定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当地公民,且组委会还出售了少量门票。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关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这一行为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按照我国国际私法学定义,涉外民事案件应当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无疑问当属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审法院海淀区法院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违反了著作权法(着重符为笔者注)的规定,构成了对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侵犯。尽管北京电影学院不服一审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根据当时理论和法律规定来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著作权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法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下简称《通知》)。该司法解释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无独有偶,随后发生的“栾述兵诉北京鸿钛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依然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认为,被告在我国境外联合发行CD唱片,没有给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报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权。
中国入世,知识产权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条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动,甚至有加强趋势。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实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国均有住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的,可以适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尽管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但明显体现了一种倾向和引导。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坚持?我的答案是理论误区和司法实务考察的缺失。众所周知,我们是大陆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学理论的影响,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们的理论却没有搞清什么是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更没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域内效力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较大,司法实务也只得雾里看花,亦步亦趋。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涵义。韩德培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一切人,而且还适用于居住在国外的本国人”。(1)肖永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属人效力在国外的体现”。(2)赵相林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该适用”。(3)尽管这些论述略有差异,但实质一致——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但这种效力是虚拟的,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国际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两种,一种是本国法律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即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的,另一种是现实的域外效力,即内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法律在内国的效力,如承认依外国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关系等。(4)也就是说,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了外国法就是该外国法现实的域外效力的体现。如果说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知识产权法在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域外效力也应分两种,虚拟的法律效力和现实的法律效力。纵观世界各国私法领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明确宣称不适用于国外本国人的,即各国都积极主张本国法律虚拟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因为这样做符合并且可能为本国获取利益。至于知识产权法现实的域外效力——这也往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则要取决于受案法院了,换句话说,只要受案法院适用了外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就是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体现。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决定了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仅具有域内效力,原则上不发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先英美国家的法院在受理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认为,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大陆法系的立法者认为依一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其有效性、权利归属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都由该国法规定,应属专属管辖。但随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冲突也就产生了,其原因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国法律在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保护范围、期限等方面规定有所不同,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因相互给予对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在权利的原始国法律与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之间,也会因各自的规定不同而产生法律冲突。(5)
鉴于此,有关国家已开始知识产权的冲突立法,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法规》规定:“无形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引注)的创立、变更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法律。”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10条规定:“知识产权由在那里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法律规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立法均规定,对著作权的产生和存续问题适用作品首次发表并获得著作权国法,而对权利的行使问题则适用作品被请求保护国法。(6)
(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权利登记地或被请求保护国有效,谈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地域性也并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减弱了。(7)乙国法院适用甲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原告,依甲国知识产权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乙国法院保护的不是乙国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地域性并没有变,知识产权法却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两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实践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荷兰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认为,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内的侵权活动,而且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外的侵权活动。(8)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建筑物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讼,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并针对侵权荷兰版权的行为适用了荷兰版权法。
回到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法院的这种完全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适用的做法产生微辞,就“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侵害著作权案”,冯文生认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国受其著作权法保护,“由于我国与法国著作权法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也由于该作品在中国市场与法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国法处理发生在法国的案件,势必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9)有趣的是,有人虽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认为本案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受戒》在法国放映的行为应适用法国著作权法。(10)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被国际私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冲突规范,且并不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例如《示范法》第95条:“著作权的成立、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第99条:“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11)
澄清了理论上的迷雾,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注释: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2.
〔2〕〔5〕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6〕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7-3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8〕郑成思.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2).57.
〔9〕冯文生.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4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5.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司法实践
近几年来,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报道往往是各家媒体炒作的对象、关注的焦点,作为学人如果我们抛开舆论本身的喧嚣,沉淀下来,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法院已审理判决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适用外国知识产权实体法的。是当应如此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一经典的案例谈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从“北影录音录像诉北京电影学院”案说起
原告北影录音录像公司通过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被告电影学院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挑选在校学生吴琼的课堂练习作品,即根据汪曾祺的同名小学《受戒》改编的电影剧本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未征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该作品摄制完成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内进行了教学观摩和教学评定,199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该片时,观众除特定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当地公民,且组委会还出售了少量门票。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关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这一行为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按照我国国际私法学定义,涉外民事案件应当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无疑问当属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审法院海淀区法院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违反了著作权法(着重符为笔者注)的规定,构成了对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侵犯。尽管北京电影学院不服一审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根据当时理论和法律规定来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著作权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法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下简称《通知》)。该司法解释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无独有偶,随后发生的“栾述兵诉北京鸿钛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依然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认为,被告在我国境外联合发行CD唱片,没有给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报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权。
中国入世,知识产权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条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动,甚至有加强趋势。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实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国均有住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的,可以适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尽管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但明显体现了一种倾向和引导。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坚持?我的答案是理论误区和司法实务考察的缺失。众所周知,我们是大陆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学理论的影响,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们的理论却没有搞清什么是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更没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域内效力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较大,司法实务也只得雾里看花,亦步亦趋。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涵义。韩德培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一切人,而且还适用于居住在国外的本国人”。(1)肖永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属人效力在国外的体现”。(2)赵相林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该适用”。(3)尽管这些论述略有差异,但实质一致——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但这种效力是虚拟的,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国际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两种,一种是本国法律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即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的,另一种是现实的域外效力,即内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法律在内国的效力,如承认依外国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关系等。(4)也就是说,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了外国法就是该外国法现实的域外效力的体现。如果说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知识产权法在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域外效力也应分两种,虚拟的法律效力和现实的法律效力。纵观世界各国私法领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明确宣称不适用于国外本国人的,即各国都积极主张本国法律虚拟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因为这样做符合并且可能为本国获取利益。至于知识产权法现实的域外效力——这也往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则要取决于受案法院了,换句话说,只要受案法院适用了外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就是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体现。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决定了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仅具有域内效力,原则上不发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先英美国家的法院在受理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认为,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大陆法系的立法者认为依一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其有效性、权利归属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都由该国法规定,应属专属管辖。但随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冲突也就产生了,其原因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国法律在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保护范围、期限等方面规定有所不同,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因相互给予对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在权利的原始国法律与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之间,也会因各自的规定不同而产生法律冲突。(5)
鉴于此,有关国家已开始知识产权的冲突立法,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法规》规定:“无形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引注)的创立、变更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法律。”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10条规定:“知识产权由在那里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法律规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立法均规定,对著作权的产生和存续问题适用作品首次发表并获得著作权国法,而对权利的行使问题则适用作品被请求保护国法。(6)
(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权利登记地或被请求保护国有效,谈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地域性也并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减弱了。(7)乙国法院适用甲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原告,依甲国知识产权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乙国法院保护的不是乙国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地域性并没有变,知识产权法却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两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实践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荷兰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认为,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内的侵权活动,而且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外的侵权活动。(8)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建筑物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讼,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并针对侵权荷兰版权的行为适用了荷兰版权法。
回到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法院的这种完全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适用的做法产生微辞,就“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侵害著作权案”,冯文生认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国受其著作权法保护,“由于我国与法国著作权法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也由于该作品在中国市场与法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国法处理发生在法国的案件,势必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9)有趣的是,有人虽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认为本案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受戒》在法国放映的行为应适用法国著作权法。(10)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被国际私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冲突规范,且并不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例如《示范法》第95条:“著作权的成立、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第99条:“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11)
澄清了理论上的迷雾,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注释: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2.
〔2〕〔5〕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6〕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7-3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8〕郑成思.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2).57.
〔9〕冯文生.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4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5.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民法 国际法 归属
我国为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高科技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实行了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合理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的技术创新环境,一个富有效率、井然有序的创新秩序。因此,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工作,明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观点
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属经济法部门,特别是知识产权法中的工业产权法。其重要依据是知识产权纠纷原来由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审理。
有些学者将知识产权法划入科技法部门,其依据是知识产权法与科技关系密切。且知识产权法中的专利制度、专有技术制度等与科技活动密切相关。
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许多民法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三节把知识产权纳入了其调整范围。知识产权是一种与物权、债权并列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而且民法中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也普通适用于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的学者认为,顺应部门法适应社会关系调整需要而逐步分解细化的趋势,将知识产权独立成了一个法律部门。
二、对现有观点的分析
笔者认为,就经济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言,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总称,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是一种社会法。经济法保护的不是私法意义上的私人利益,因为那种私人利益是一种特殊性的、利己性的私人利益。经济法所保护的是社会公法规范,而经济法规范比较适中的调整,有利于社会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合理使用,经济法规范是一种弹性规范,尤其有利于国家公权力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地自由裁量。因此将知识产权划入经济法是不合适的。
就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而言,科技法所调整的是科技社会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
(1)科技基本法;(2)科技主体法(由科技管理机构法、科技机构法、科研人员法等主要法律构成);(3)科技行为法。主要包括:①科技投入法;②科技研究开发法;③科技成果法;④科研奖励法;⑤科技情报、档案管理及科技保密法;⑥科技国际协作法;⑦处理科技纠纷程序法等主要法律。知识产权法与科技关系有一定的联系,科技成果往往由专利法、商业秘密法等法律调整。知识产权法和科技法关系密切,但知识产权法中的商标法、商号法、原产地名称法却与科技法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知识产权法尽管保护科技成果,但不属于科技法。
笔者认为,就知识产权的性质看,知识产权属私法。“私权”是属于具体的、特定主体的权利。这就决定了它的“专有权”,即决定了它的专有性。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一般构成侵权。从本质上看,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并无本质区别。因此,由民法调整并无不当。且从内容上看,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最为核心的关系是民事关系。且作为普通民事权利所具有的平等性、自愿性、私利性、对抗性等特征知识产权也全部具有,并且知识产权的一般制度、一般原则也能够解决知识产权的大多数问题。
尽管知识产权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征:无形性、专有性、时间性、地域性等,但这些特点本身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民事权利而言的,正是民事权利多样化的一种反映。因此,从知识产权的性质上看,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仅仅指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是不够的,还应当认识到知识产权法客观存在的特殊性导致了它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分支,是民法特别法。即在适用知识产权法,处理案件时,在知识产权法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其规定,在知识产权法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相关原则与规定。
除此之外,在知识产权法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显得极为重要。从19世纪末至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主要通过国际双边与多边条约实现。保护工业产权的巴
黎公约、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等重要的公约,均属于国际法的范围,成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制度。
三、结论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分支。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也是相对于其他的民事权利而言的,笔者认为,主要是相对于物权而言,知识产权的特征表现也是民事权利多样化的具体表现。而且,民法的基本原则大多也适用于知识产权法并为我国目前立法所确认。因此,将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分支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导致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一般分支(如物权法、债权法)有所区别。因此,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个特殊的分支,是民法特别法。
从理论上看,在研究知识产权法时可以准确地找出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定位、研究每一个知识产权制度时都将有一个准确的出发点。在订立或修改知识产权法时不仅要考虑知识产权法自身的制度建设,还应考虑是否符合民法基本原则以及与其他相关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这样不仅可以找准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中的定位,而且对于发展与丰富民法体系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实践上看,明确了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在适用知识产权法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中,如果知识产权法有相关规定应首先适用其规定,如果知识产权法没有相关规定,则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及原则。并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公约,除声明保留的以外均将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组成部分。这样,不仅节省了立法成本而且能够很好地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因此,笔者认为,就知识产权法的国内法规范看,属民法;就其国际规范看,属于国际法。
参考文献:
[1]何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9.
[2]刘家兴.民事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61.
[3]南振兴,刘春森.知识产权学术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14,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