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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与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法律关系的两大主体，近年来由高校与学生个体之间引发的法律纠纷层出不穷，如何和谐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及时解决纠纷，不仅关系到高校正常教学秩序的维持，也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进程。因此，从法律视角对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高校和学生法律关系的不同学说
各国法律制度对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不同，但这些不同的规定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特别权力关系说
特别权力关系说源起于德意志时期的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权力主体对个人行使的绝对不受法制原则支配欲控制的公权力。这种理论把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强调为特别权力关系，高校享有绝对的公权力。这时高校和学生成立特别权力关系。
2.代替父母说
英美法系中代替父母理论和特权理论都曾经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理论，后因侵犯宪法权利而被淘汰。在此种理论认为高校对学生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大学处于父母地位管理学
生，所以大学可以在父母所行使的权利范围之内管理学生，这种肯定高校自由裁量权，否定学生宪法保护的理论在1961年被，法院认为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应该受到宪法的制约，学校并非具有无限的权力来管理学生，学生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基本都是基本保护。“代替父母说”和“权力关系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于学校特权的一种假设理论的陈述，学校并没有真正得到父母的授权，而且大学学生基本成年，不需要父母代为授权管理，同时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
二、我国普通高校和学生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对于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和结论，从而使得教育立法环节和实践环节出现脱节的情况，立法上的滞后性显而易见。因此，对于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存在不同观点。目前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多重的，是一种混合法律关系，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
1.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指高校作为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依据相关的教育行政法规对学生进行管理时双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享有“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自主管理具体体现在对学生的学籍管理，毕业证书的颁发和学位证书的授予，档案管理，奖励和处分，与教学、研究的专业知识有关的管理。高校的这一系列管理行为是依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和高校章程进行的，是以公权力的主体出现的，履行的是公法职能。
2.民事法律关系
高校和学生分别作为平等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都享有平等的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这种平等的法律关系基本表现是：作为法律关系的一方学生缴费上学，有权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作为法律关系的另外一方有权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为教育者提供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教育服务，并提供给学生为保障学业完成的一系列教育设施服务。对比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地位是平等的。
三、准确界定高校和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准确定位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前提，又是在实践中促进教育法律法规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式。合理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于我国的教育立法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以上原因，在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以以下方式来定位。
1.准确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应合理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这样才能合理解决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以及对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法律保护。在实践中应注意发生在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理清不同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原因，从而找到解决方案。
2.在教育立法上不断完善，保护学校和学生双方的合法权益
高校的教育管理由于是国家所赋予的，所以，在一定程度有鲜明的行政权的特征，体现着国家意志。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又具有民事特征。因此，在处理学生权益和学校利益的过程中应当做到公开、公正、合法，又要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
因此，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方芳.论高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及纠纷解决机制.当代教育论坛，2009（8）.
[2]张能胜.论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重构.理论探索，2008（8）.
[3]胡华秀，周光礼.普通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透视.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7（5）.
1.三大利益主体的法律关系
1.1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已出现了质的改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校拥有着尤其有限的自主权，任命制下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是该时期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对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政府对高校教育活动的管制呈逐渐放宽的趋势。于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中明确规定了学校应逐步实行聘任制，且学校与教师应在双方地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聘任工作。此项法规体现了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在聘任制下是教育民事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中指出当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由于聘任的相关事宜产生纠纷或矛盾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因此从该视角看这种聘任与被聘任的关系亦是劳动合同的关系，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
1.2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2.1特别权力关系
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的“特别权力关系”是依据大陆法系公法学说进行定义的。我国《高等教育法》中有规定明确指出高校是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其依法享有特定职能范围内的特别权力。而这种特别权力包括自定规章、自主判断以及自主管理。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公法关系无论是强制形成的，还是由当事人选择的结果，权力主体拥有着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则有服从的义务。这种管理与服从关系，根据传统的法学理论，法律对该关系不进行调整和救济。
1.2.2平权型法律关系
平权型法律关系，亦称民事法律关系，在高校与学生之间也w现着该关系。高校与学生在此法律关系均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存在，双方的意志是自由的，没有强制与被强制的现象，双方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在此关系下学校失去了在“特别权力关系”中拥有的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服从的义务，例如学校因住宿费及教材费的收取等事项而与学生之间构成的法律关系。
1.3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3.1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教师法》明确了教师和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无疑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教师法》中有明确规定了教师的职业性质是进行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教师的使命是教书育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该规定指出对于学生，教师担负着教育教学的职责和具有进行教育的义务。故教师的法定职责是在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
1.3.2 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管理必不可少，科学的管理是教学活动不条不紊进行的保障，只有教学秩序正常才有可能实现教学的目的，保证教学的质量，达到教育的标准。如《教师法》中指出教师有责任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进行指导，并且对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进行评定。可见教师对学生的管理亦是教师的法定职责，同时也是教育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1.3.3 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担负着教书育人和科学管理学生的职责，同时还必须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保护学生免受侵害。从而形成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又一法律关系，即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教育法》中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及学校应依法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教师法》第八条也指出教师有制止损害学生合法权益和有害学生健康成长的行为的义务。教师对学生的保护，不仅是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更是法律职责和义务。
1.3.4 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主要是“教”和“师”的身份，“尊师重教”是我国历来的传统美德，但这并不代表教师具有高人一等的姿态，相反，教师应该放下不该有的架子，明确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承担起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的法律义务。无论是对学生的教育，还是管理与保护，都是基于对学生人格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教师法》第八条第四款作了明确阐释。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既是法律对教师义务的规定，更是师德的具体体现。这种关系的下的师生亦师亦友，能够让师生之间敞开心扉去沟通和交流，为教学活动营造一种良好的教与学的氛围，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明确法律关系的必要性
模糊或者淡化法律关系直接导致法律关系中的三大利益主体高校、教师和学生难以认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忽视了各自所充当的角色和角色应当发挥的作用，进而引发教育教学活动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是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切实存在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下降，学生超负荷，高校学生就业难，教风日下，学风不正等问题。因此三大利益主体明确法律关系迫在眉睫。
2.1厘清高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组建高水平教师队伍
高校与教师之间既存在聘任与被聘任的横向法律关系，也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纵向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学校占主导地位，教师起关键作用。
1.三大利益主体的法律关系
1.1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已出现了质的改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校拥有着尤其有限的自，任命制下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是该时期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对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政府对高校教育活动的管制呈逐渐放宽的趋势。于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中明确规定了学校应逐步实行聘任制,且学校与教师应在双方地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聘任工作。此项法规体现了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在聘任制下是教育民事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中指出当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由于聘任的相关事宜产生纠纷或矛盾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因此从该视角看这种聘任与被聘任的关系亦是劳动合同的关系，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
1.2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2.1特别权力关系
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的“特别权力关系”是依据大陆法系公法学说进行定义的。我国《高等教育法》中有规定明确指出高校是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其依法享有特定职能范围内的特别权力。而这种特别权力包括自定规章、自主判断以及自主管理。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公法关系无论是强制形成的，还是由当事人选择的结果，权力主体拥有着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则有服从的义务。这种管理与服从关系，根据传统的法学理论，法律对该关系不进行调整和救济。
1.2.2平权型法律关系
平权型法律关系，亦称民事法律关系，在高校与学生之间也体现着该关系。高校与学生在此法律关系均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存在，双方的意志是自由的，没有强制与被强制的现象，双方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在此关系下学校失去了在“特别权力关系”中拥有的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服从的义务，例如学校因住宿费及教材费的收取等事项而与学生之间构成的法律关系。
1.3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3.1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教师法》明确了教师和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无疑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教师法》中有明确规定了教师的职业性质是进行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教师的使命是教书育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该规定指出对于学生，教师担负着教育教学的职责和具有进行教育的义务。故教师的法定职责是在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
1.3.2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管理必不可少，科学的管理是教学活动不条不紊进行的保障，只有教学秩序正常才有可能实现教学的目的，保证教学的质量，达到教育的标准。如《教师法》中指出教师有责任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进行指导，并且对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进行评定。可见教师对学生的管理亦是教师的法定职责，同时也是教育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1.3.3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担负着教书育人和科学管理学生的职责，同时还必须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保护学生免受侵害。从而形成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又一法律关系，即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教育法》中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及学校应依法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教师法》第八条也指出教师有制止损害学生合法权益和有害学生健康成长的行为的义务。教师对学生的保护，不仅是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更是法律职责和义务。
1.3.4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主要是“教”和“师”的身份，“尊师重教”是我国历来的传统美德，但这并不代表教师具有高人一等的姿态，相反，教师应该放下不该有的架子，明确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承担起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的法律义务。无论是对学生的教育，还是管理与保护，都是基于对学生人格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教师法》第八条第四款作了明确阐释。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既是法律对教师义务的规定，更是师德的具体体现。这种关系的下的师生亦师亦友，能够让师生之间敞开心扉去沟通和交流，为教学活动营造一种良好的教与学的氛围，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明确法律关系的必要性
模糊或者淡化法律关系直接导致法律关系中的三大利益主体高校、教师和学生难以认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忽视了各自所充当的角色和角色应当发挥的作用，进而引发教育教学活动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是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切实存在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下降，学生超负荷，高校学生就业难，教风日下，学风不正等问题。因此三大利益主体明确法律关系迫在眉睫。
2.1厘清高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组建高水平教师队伍
高校与教师之间既存在聘任与被聘任的横向法律关系，也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纵向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学校占主导地位，教师起关键作用。
2.1.1高校应依法完善教师的权益保障机制
推进深化教师聘任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行之有效的途径。但在现今新旧人事制度的过渡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法律关系的模糊不清，聘任制的具体实施过程缺乏法律的有力支撑，高校教师的权益救济机制及救济途径不完善等问题，这些均导致高校教师的权益屡遭侵害，从而影响了整体的教学质量。因此，高校应当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及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立完善的教师权益保障机制。一方面，高校应为教师提供业务保障，使教师有充足的经费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参加学术研讨、参加进修培训等，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另一方面，校内的维权组织不能形同虚设，学校应当充分发挥校内维权组织的功能，并且积极拓宽和增加教师权益的法律救济途径，指导教师正确维护自身的权益，让教师的权益受到及时切实的维护。
2.2.2高校应完善教师评估体制
强化高校评估制度，对高校教师进行教学、科研和服务等全方面评估，并可以将评估结果与晋升、待遇、奖励、处罚等相联系，从而激励教师不断在各方面进行总结和反思，不断提升各方面的能力，提升教学水平。教师评估体制的完善无疑有利于高质量教师团队的建设。
2.2.3高校应建立严格的教师聘任标准
高校教师聘任标准是选拔高校教师的门槛，门槛的高低和门槛的设计直接影响着高校的师资水平。高校在教师聘任时除应当考虑教师的学历和专业等基础条件外，更多的应当考虑教师的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和管理能力等。
2.2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培养高级专门型人才
现今有些学校不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理念，一味地追求畸形高学历人才的培养，而疏忽了社会的人才需求，导致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高学历低就业的不合理现象，造成了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浪费。在高等教育活动中，高校与学生之间主要是一种特别的权利关系，在这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当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地位是相对不平等的，高校作为特别主体，具有自主决断和管理、自定章程的权利，学生相对处于弱势的位置。因此高校作为主导，首先应当完善高校学生管理体制，规范学生的受教育过程，建立学校与学生信息交流平台，让学生也参与到管理当中来，激发学生的热情，培养学生的成长；其次，高校应根据教学的目的和内容以及师生的规模，提供优质完备的教学资源，为高校教育的发展提供硬件的保障；最后，高校应当形成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课的设置上紧贴社会人才市场的需求，让学生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
2.3厘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树立教师风范，优化学习风气
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保护与被保护以及相互尊重的法律关系。对该法律关系能否清晰地认知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教风和学风。首先，教师要明确高校教学活动中自身的职责所在，增强自律意识，教学中既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完成课堂上的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优化教学设计，形成课堂互动的氛围，营造学生主动学习的氛围；其次，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也要进行课堂的管理，这是目前很多高校课堂缺乏的也是必须要重视的，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生难以适应高中到大学模式的转变，长期处于学习倦怠期和懒散期，而大学课堂管理的弱化，让这些学生自我放任学业，造成人才的浪费和学风的低下，这些对于高校教育教学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再次，教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不只是存在于课堂上，更存在于生活，因此教师与学生应当建立紧密的联系，及时进行沟通，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问题；最后教师与学生之间要彼此尊重，因此教师在教学和管理当中，切忌出现有损学生人格和尊严的行为和言语。而学生也应当秉承“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尊重教师的人格尊严，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遵守课堂纪律，自觉主动地学习。
3.结语
论文摘要：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运用法律的观点分析了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位，并且就此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以期能够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帮助。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起诉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主权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关键词：法律关系 教学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5）08C-0016-02
长期以来，学生一直被视为学校的教育管理对象，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日渐觉醒和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日益凸显，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增多，学生对于自身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已在发生变化。
对于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性质，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第二种认为我国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第三种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法律关系，部分是民事法律关系，部分是行政法律关系。
一、中职学校与学生的双重法律关系分析
（一）依据教育管理职能形成的纵向型行政法律关系
教育法律关系具有行政性，体现国家对教育的调控，如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行政管理和监督，而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又是教育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一种隶属型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从这方面讲，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行政性。
（二）依据教育合同产生的平权型民事法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从国内来看，随着国内民办教育的兴起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中等职业教育主体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为了同公立学校的事业单位性质相区分，民办学校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从全球来看，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在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减让表中，教育也被视为服务贸易的一种。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传统学校教育的理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学校正日益被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培养技术人才的加工厂。学校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构成的关系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教育契约（合同）关系。
（三）“订单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双重法律关系的具体表现
中职学校以促进学生就业为目标，“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中职学校与学生双重法律关系的具体表现。双重法律关系主要表现在中职学校招生就业和教育教学管理的过程中。
“订单式”招生过程中发生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职校招生都是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进行。在招生过程中，学校和学生是作为两个平等的主体而存在的，所以可以从合同的角度理解这一形式的招生过程。
二、如何构建中等职业学校与学生之间和谐的法律关系
从中等职业教育的目的上来说，中等职业学校的管理权与学生的受教育权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等职业学校与学生之间不会发生法律纠纷。事实上，在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管理活动中，因为招生收费、就业见习、校园安全事故与学生产生法律纠纷的情况大量存在。构建学校与学生之间和谐的法律关系，笔者认为应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遵循法治原则，完善中等职业学校内部管理规则
中等职业学校通过内部管理规则进行管理是其约束内部成员的主要方式，是落实中等职业教育管理职能的手段。在学校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则当中，一部分规定是中等职业学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的明确授权制定的有关毕业证、技能证授予、学籍管理、纪律处分等事项的实施细则。
（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中要体现人文关怀精神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以人为本，体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首先在思想观念层面要确立从以“管理”为目的向以“服务”为宗旨转变，从“权力本位”观念向“权利本位”观念转变，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倡导和强化服务职能，重视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强化“服务”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三）完善解决中等职业学校与学生法律纠纷的法律救济制度
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是推进依法治校，保障学生合法权益，体现人文关怀、实现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不可或缺的举措。
1.建立学生申诉制度，是学校推进依法治校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内在要求，是尊重学生权利、维护学生权益的重要保障。《教育法》已明确规定了学生的申诉权利，因此建立学生申诉制度，接受学生申诉，依法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就成为学校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2.健全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应把学校作出严重影响学生受教育权的管理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教育行政机关作为行政复议机关并依法定程序对学校的管理行为进行合法性与适当性审查，督促学校依法行使学生管理权，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3.启动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为学生提供一条最具权威、最终性的救济途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的司法审查是中等职业学校管理法治化的重要标志，是促使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权力的运行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的重要手段，也是在学校管理过程中体现法治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法律关系；校园伤害事故；法律责任
在我国，随着学校办学形式多样化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校园伤害事故及其所引发的学校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受害人主张的赔偿金额日渐攀升，校园伤害事故逐渐成为影响学校工作和困拢学校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现实生活中，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后，侵权学生家长或受害学生家长往往不问任何理由均把矛头指向了学校。由于校园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学校已经难以完全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有些学校为了规避和减少校园伤害事故的发生，竟然采取了限制甚至取消自认为容易引发伤害事故的、教学计划规定学生必修的实验、实践课或体育活动课，这与开展素质教育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是显然相悖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以及一些地方人大先后制订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如教育部2002年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上海市人大2001年审议通过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江苏省人大2006年审议通过的《江苏省中小学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等。但是，校园伤害事故的处理，涉及对自然人人格权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民事基本制度的规定只能制订法律。因此。这些规范显然难以对法院的审理具有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应社会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教育立法的规定和精神，对在教育机构中就读的未成年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规定，意义重大。
中职学校学生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在校园伤害事故中，学校是否一定要承担赔偿责任，关键是学校与学生之间属于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因此，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妥善处理校园伤害事故、确定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基础。本文拟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就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法律上，对于中职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没有明确。目前，我国学界对此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监护关系论
该论认为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由学校负责管理学生在学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学校就在一定时间或范围内代替家长成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权就自然转移给学校。因此，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只要被监护人遭受或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无论监护人有无过错，学校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主要理由是：
监护是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实行的监督和保护。“监护制度的重要作用，是在自然人具有权利能力而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帮助这种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得到实现，从而使他们得到生存和发展，使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义务得到法律的强制性的保障。”“因而监护人将被监护人送人学校求学，送人医院就医，不仅是履行其监护职责，也是履行‘公法’上的法律义务。”，“学校是未成年学生在校时的当然监护人。
2委托监护论
该论主张学校虽然不是学生的监护人，但是可以成为按受监护人委托履行一定监护职责的被委托人，监护人与被委托人既可以由书面形式确定相互关系，也可以是一般口头约定而成立。学校一旦正式接受未成年学生入学，未成年学生实际上已处于学校的管理控制之下，学校已经接受了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委托，因此．学校和家长之间实际上已经存在委托关系。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就是监护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学校对学生应当负有监护职责。其理由是：
从现代学校的功能来看，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特殊的保护职责。这种保护的重要性仅次于家庭，学生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学校的工作对象是未成年学生，这就是学校这种教育机构与非教育机构工作职责的本质区别，学校必须对未成年学生进行长时间的保护。面对容易受外力伤害，身心发展水平较低，需要特殊保护的未成年学生，教师对他们应该有类似的家长般的责任，这种特殊保护可以理解为部分监护。
3准行政关系论
该论的直接理论依据是l9世纪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说。该说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与公共团体是行政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对人享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另一方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一理论为学校获得对学生概括的支配权提供了依据，即学校是负有教育目的的，提供专门服务的行政机构，只要校方认为自己对学生的管理行为符合教育目的，就能任意地对学生课以各种义务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不必受行政一般原则的约束，与之相应的，学生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各种义务，而无法获得司法救助。这表明“高校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行政组织，又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它与学生之间部分是行政法律关系。”因此，中小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属于准教育行政关系，既区别于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也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
4教育、管理、保护关系论
根据《教育法》第5条之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学校履行教育职能是国家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学校对学生有教育的权力．同时对学生有保护的义务：学生有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义务，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因此根据《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学校与学生之间是教育、管理、保护关系。其理由是学校与学生之间既不是特别权力关系，也不是平等的合同关系。
综合评议以上四种观点，较少有人赞同准行政关系论与监护关系论这两种观点；相反，对委托监护论与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论，赞同者较多，但争议较大。
5笔者观点
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中等职业学校与在校学生之间是教育、管理、保护关系，学校对学生承担的是教育、管理、保护的责任，而不是监护责任。理由如下：
5．1学校的职责与监护的职责在性质上有明显的差别。
我国《教育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教育的机构．学校除了对学生进行教育外，还应当负有保护、照顾和管理学生的职责。学校对学生负有三项职能：一是教育职能，二是管理职能，三是保护职能。在这三项职能中，教育是学校的主要职能；管理服务于教育职能，是学校为达到教育目的而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保护则是学校行使教育和管理职能的前提条件。学校这种基于教育机构的设置而产生的管理和保护的职责，与基于亲权而产生的法律意义上的监护职责具有本质上的差别。监护是指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设置专人保护其利益．监护其行为，并且管理其财产的法律制度。没立监护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弥补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缺陷，着眼于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同时管理、教育未成年人的生活。“与教育教学活动有关的管理和保护”是区分学校职能部门与法律意义上监护职责的关键。当然，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和保护有其特定的范围，而不是任何场所、任何时间都要将学生的一切活动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使学校这种为教育教学目的而实施的辅助管理、保护无限放大到监护人的监护职责范围。
5．2学校不具备监护人的法定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0条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有权处理其财产等。而学校则不具备对未成年学生行使只有其监护人才有权行使上述行为的资格。
监护又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事实上，家长将未成年人交给学校时，并没有将监护职责中的权力部分转移给学校，如对未成年人财产的监管与处分等，只是把监护的义务推给学校，一旦发生事故强求学校对在校学生承担监护责任，这明显违反法律“公平”的原则。即使是家长将监护职责的全部权利与义务转移给学校，对学校也是不公平的。
5．3学校承担监护职责没有法律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们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是说，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人民法院判决学校承担监护责任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教育法》第39条、《教师法》第8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第16条以及《意见》第160条等法律规定是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上述法律规范只规定了学校的教育、管理、保护责任，并没有规定学校的监护责任。依照上述规定让学校承担监护责任只能说是对法律的曲解。
也有学者试图根据《意见》第22条的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认为家长与学校之间形成了委托监护关系。这也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知道，“监护责任的转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项，对学校而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对监护人而言是责任的减轻，学校与监护人都应该慎重考虑。”然而，委托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但是一般情况下，学校是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与家长达成这种意思表示一致的。
法定的监护关系是以亲权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法律关系。《民法通则》规定的法定监护人(主要有四个序列：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等)是按血缘关系亲疏的顺序来排列的，这种血缘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列入法定监护人范围的未成年人的亲属，只要具备监护能力，必须按法律规定履行监护义务，如不履行，则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监护与被监护是《民法通则》133条设定的法律关系，我国著名法学家杨立新教授在对本条款进行解释的时候提道：“之所以否定监护义务的存在是因为．认定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适用监护法律关系进行调整，没有确切的法律依据。其一，认定学校在未成年学生人校以后产生监护权，没有任何法律对此作出规定，没有足够的法律根据这样认定。其二，监护权的成立，要么是法定，要么是指定，除此之外没有监护权产生的根据。其三．监护权转移，需要有转移的手续，即在当事人之间订立监护权转移的合同，该合同根本不存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监护职责的情形除外。”本条款是依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也明确了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监护关系。
5-4学校不具备担任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能力。
家庭履行监护是1：1或n：1的形式，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或在一定情形下替代未成年人父母对该未成年人履行监护职责；而学校对学生的保护是1：n的形式，学校每位教师一般要负责教育管理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学生．他们不可能时时处处像家长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每一位活泼好动的未成年学生，保证他们不发生任何伤害事故。因此，要求学校为数甚少的教师对为数甚多的学生承担监护责任难免不合情理．事实上也难以做到。
5．5学校不具有充当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经济条件。
从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的角度讲．让学校成为学生的监护人，需要昂贵的成本．是不可行的。因为，要履行监护责任，学校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聘任足够数量的专兼职教育和照管学生的教职工，全面改善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这一系列条件是难以实现的。
关键词： 高校 学生 关系
一、高校法律性质的界定
本文之初，有必要对高校的法律性质进行明确而清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对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进行准确定性。
我国高校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分为公立高校、民办高校和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对于公立高校法律地位准确定性，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目前学界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1］
这是目前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大多数的定性，其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国务院颁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将高校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虽然揭示了公立高校所具有的非营利性、公益性的特点，但由于事业单位法人是一个民事法律概念，因此，长期以来，高校一直被视为事业单位而非国家机关。我认为，公立高校的根本任务在于向公众提供高等教育服务，虽然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但是高校又同时担负着某些特定的行政职能，服务于特定的行政目的。因此，将高校定性为事业单位法人不能全面、清晰地反映高校的法律性质。另外，将高校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也不能全面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因为从民法调整的对象来看，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与人身关系，没有将受教育权纳入保护范围。法律规定学生可以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申诉或提讼。可以认为受教育权包含在合法权益的内涵之中，但在实践中若发生了此类案件，由于实体法规定的欠缺，学生也不可以据此提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也仅能在学校侵犯了其学位获得权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理论的欠缺，导致司法实践中法院也难以作出一致的回答。在重庆邮电学院两学生对该校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学校撤销勒令退学处分案中，法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这样看来在司法活动中法院更倾向于将高校定位于民事主体，而否认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但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法院不但以行政诉讼方式受理了该案，而且作出了高校败诉的判决。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当前将高校定性为事业单位法人的情况下，高校究竟为哪种主体依然是难以分清。［2］
（二）将其定位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这一概念为行政诉讼实践所采纳，比如田永案中，就将高校定位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根据我国《教育法》第28条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国家从不同方面对高校进行了授权，从而才使高校拥有了相应的学生管理权。把高校定位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实是事实上一种无奈的选择：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完全确立公务法人的理论，人们将这些从事特定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与成员或利用者之间的争议排除于行政诉讼之外。于是此类争议成为司法救济的真空地带。［3］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行政诉讼实践中才采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这一概念来确定被诉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
（三）认为公立高校属于公务法人。
这种观点主要是借鉴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理论。认为应当将我国学校等事业单位定位于公务法人，并区分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提供全面的司法救济。［4］有人认为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理论是立足于严格的公、私法之分，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截然分立的现实之上。而我国的现实是没有公、私法之分，因此，在我国引进公务法人理论存在一定的障碍。［5］我认为，法学概念的借用要汲取其有效成分并结合时展及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其重新定义。我认为，所谓公务法人，是指除行政机关之外，经法律（广义）授权从事一定行政性公务的法人组织。
根据以上对高校性质的分析，我认为，应该将高校归为公务法人。首先，从高校所担负的社会功能来看。《高等教育法》第5条规定了高等教育的任务，明确了高校的设立和教育活动应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以营利为目的。“从我国高校的法律特征看，高校正好与国外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具有相同特征，它们享有社会权力，承担公共服务事业管理，为社会公共服务”。［6］其次，高校依据法律授权享有一定的公共权力。高校根据法律规定可以给符合条件的学生颁发学位证、毕业证，可以对学生进行学籍、学纪管理。最后，高校与学生之间除了行政法律关系以外，还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以上都表明了我国高校与国外公务法人的相似之处。将高校定位于公务法人，区分其与使用者之间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提供全面、及时、有效的救济，这些绝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改革行政主体理论，对现有监督体制所进行的一次重大变革。
二、高校与学生的关系
对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有几种说法：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基于契约形成民事法律关系；高校基于法律授权与学生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还有就是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一种特别权力关系。我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三种基本关系：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和内部自治关系。
（一）行政法律关系界定。
高校是国家法律授权专门行使教育行政权力的组织。当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教育行政权时，高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这是高校与学生之间行政法律关系成立的依据。所谓行政法律关系是指经由行政法律规范调整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与义务的行政关系。它的特征是：首先，主体的特定性。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必然有一方是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相对人。其次，主体地位不平等，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不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是行政主体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单方意志性。最后，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由法律预先规定。当事人不能协商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
《教育法》第21条、第22条，《学位管理条例》第8条和《高等教育法》第20条、第22条对学业证书制度、学位制度等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说明我国高校享有法律、法规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是教育行政权力。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学生则有义务服从学校关于学籍、学纪、学位等的管理，并应遵守相关法律规范。判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主要应当考虑以下因素，首先要看高校行为的依据是行政法律规范还是民事法律规范；其次要看行为是否对学生的权益产生重大的影响，高校的决定是否会对学生的受教育权产生侵害。
因此，根据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实践、管理依据、行为性质，以及对学生权利的影响程度，结合相关的司法案例，高校作出的下列行为应当属于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因该职权的实施而与学生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对学生的学籍管理与处置，这些行为直接关系到学生与学校之间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涉及学生身份的取得与丧失；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决定，是对学生相关资格和资质的认定，相当于行政确认；违纪处分类行为，是对学生在校期间违纪行为的一种评价，其结果会影响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学生权益的行为。［7］因此，当高校以行政主体身份作出、基于与学生之间的基础关系而产生这些具有行政行为性质的行为，应当遵循行政法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要求，当学生认为其侵犯了自身合法权益时，可以诉诸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以获得救济。
现实中，高校内部管理活动往往将不具备行政特征的民事法律关系纳入权力管辖范围，混淆了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界限。有的高校要求学生必须购买学校统一出售的教材，但价格却往往比在市场上购得同样教材的价格高得多，有的时候质量还没有保证。在现实中也出现了高校将学生与第三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的情形。如学生办理助学贷款后，毕业时为避免其逃脱还款责任，一度出现高校扣留学生毕业证书的行为。扣留毕业证书属于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行为，拖欠贷款的行为不能成为扣留毕业证书的原因。
正是因为一些管理者不能厘清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的高校以行政权力侵害学生的民事权利。因此，分清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为学生提供正确全面的救济十分必要。
（二）民事法律关系厘清。
教育管理与接受教育无疑是高校与学生间行为的主要内容。但由于高校各方面的改革、学生与学校法律关系的多元化，高校开始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从事一定行为。而这些行为经由民事法律调整，形成一种平权性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学生在学校住宿、就餐、购物时与高校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8］
高校与学生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主体身份平等。即双方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他们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次，权利义务平等。高校与学生均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学生的权利对应着学校的义务，学生的义务对应的是学校的权利。最后，意志形成自由。不存在一方强制另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现象。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成立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权利义务内容可以由双方约定。高校与学生之间在以下几种情形中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1.公共财产的管理。根据《教育法》第31条第3款、第42条第1款，《高等教育法》第38条的规定，高校的校园设施、教学设备、图书等既是学校的财产，又是学生在校学习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学生基于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对学校的公共财产享有使用权。同时学校为了保证财产的正常使用，也有对其进行维护和管理的义务。如果学生破坏这些公产，学校可基于所有权而要求其赔偿。
2.学生公寓租用。学生通过交纳一定的费用在一定时期内对其所住公寓具有使用权。基于租赁关系公寓物品若出现瑕疵可以要求学校进行维修，若学生有意损坏，要照价赔偿。
3.饮食服务。普通高校提供的饮食服务，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不涉及行政权，不具有公益性。
4.学生校园伤害赔偿。因高校对其公产管理不善，饮食服务瑕疵或在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事故等导致学生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学校要承担相应责任。如房屋倒塌，因防火安全设施不健全而导致的火灾，因提供的教学设备、生活服务设施等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而导致学生伤亡，等等，学校应负民事侵权之赔偿责任。［9］
（三）内部自治关系分析。
高校作为承担教育科研任务的机构，由于其职责的特殊性，法律不可能对其教学管理工作中所涉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都作出具体而清晰的规定。一些高校为了使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对于有些事务是依靠学校自身制定的内部规则调整而不是通过法律进行规制。这些内部规则的内容多是涉及学生法定权利以外的其他应有权利义务。这些内部关系主要涉及作息时间、服饰仪容、宿舍管理等。另外还有一些诸如课程安排、教科书指定、教师的安排及授课、成绩评定等方面。［10］由于这些事项属于高度人性化判断的事项，应尊重教师本于专业知识及对事实的认知所作的决定。
三、结语
依法治校是现实的要求，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教书育人、以学生为本”教育理念本身的要求。而要真正做到依法治校，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状态，正确把握新时期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我国公立高校法律地位的思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26，（11）：227.
［2］王黎.高校的学生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与救济，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6，（6），4.
［3］［4］马怀德.学校、公务法人与行政诉讼.行政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21.
［5］周叶中，周佑勇.高等教育行政执法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7.
［6］刘艺.高校被诉引起的行政法思考.现代法学，2001，（1）：94.
［7］崔浩论.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及其规范管理.高教探索，2006，（4）：10.
［8］苗正达.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解析.cn，2007-9-29.
一、校园伤害事故内涵的法理界定
根据2002年教育部所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条的法律规定，本文所探析的校园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导致伤、残、死亡或其他无形损害的事故[2]1.把握校园伤害事故的定义要旨，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般而言，校园伤害事故之“校园”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又是一个地理范畴。就前者而言，我们一般把在上学期间发生的伤害事故纳入校园伤害事故之列。即指按照学校的作息时间表，自学生到校后至放学前均属于“上学期间”,如果所属学校为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则24小时均为“上学期间”.就后者而言，我们一般把发生在校园之中的伤害事故认定为校园伤害事故。即是指以学校的围墙为界，发生在围墙之内的伤害事故是校园伤害事故；反之，发生在围墙之外的事故则不在校园伤害事故之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伤害事故，虽然不是发生在上学期间或者学校围墙之内，但是，与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事故也应被认定为校园伤害事故。
受到伤害的主体是特定的。校园伤害事故的受伤主体是特定的，即特指在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的学生，尤其是未成年的学生。教职员工或者其他社会成员在校园之中受到伤害不属于本文所指校园伤害事故，其责任认定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归责。认定伤害的主要依据是可见的、外在的人身伤害，也可考虑精神因素在内，但以前者为主。校园伤害事故内涵的法理界定是判定校园伤害事故外延的前提与基础，也是校园伤害事故责任认定若干问题法理辨析与澄清的逻辑起点。
二、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法理辨析
校园伤害事故责任归属与承担是校园伤害事故法理分析的核心之所在，而恰当的责任归属与承担是建立在对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目前，法理界对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必然导致校园伤害事故归责中的主张不一。
（一）既有的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主张。
当前，学术界关于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主张大体有三类：监护人说；契约说；教育、管理、保护说。
（二）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法理辨析。
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厘定直接决定了校园伤害事故的责任归属与责任承担。因此，对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澄清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1.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监护关系。笔者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监护关系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监护说”缺乏法律依据。为了监督和保护未成年公民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我国民法设立了专门的监护制度。根据我国民法规定，监护主要包括法定监护与指定监护。而学校既不在法定监护之列，也不在指定监护的范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条规定：“法定监护人可将监护人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但是，鉴于监护之于未成年人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委托监护必须满足两个要件：意思表示、书面委托协议。但是，校园伤害事故中，未成年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与学校之间既没有明确的委托监护职责的意思表示，也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协议书。因此，委托监护是不成立的。其次，学校也不享有履行监护职责所必需的相应权限。“根据民通意见第10条的规定，监护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其生活，管理其财产，其进行民事活动，在被监护人权益受损或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2]6而除了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安全之外，其他职责，学校均不享有履责的权限。再次，学校也不具备监护能力。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是需要有充分的监护能力为前提与保障的。家庭监护是多对一的、聚焦式的监护，有很强的监护能力。而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则是一对多的发散式的关系。另外，未成年学生对外在世界充满了新鲜感与好奇心，又不具备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因此，学校、教师不具备监护为数众多、处于事故易发期的未成年学生的必需的能力。
2.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是契约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是契约关系，论文格式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契约关系的最本质的特征。契约理论认为，契约是当事人之间产生、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3].契约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有“自愿”、“有偿”和“等价”.“自愿”是契约关系最核心的属性；“有偿”描述的是契约关系的目的属性；“等价”是契约关系遵循的原则属性。以此为依据，可以对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逐一作出分析：首先，无论是从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学校，还是从学生来看，教育关系的形成并非基于完全“自愿”的准则的。从校方来看，无条件接受适龄儿童与青少年入读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必须履行的义务；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接受学生入读可以设定条件，但是所设条件必须符合国家教育法律的规定，不是学校自由意志的体现。从学生角度来看，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虽然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接受教育，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接受教育则是强迫的、非自愿的。其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区别于以“有偿”为目的的服务合同关系。主要在经济领域实行的契约关系是带有明显“有偿”目的取向的。但是，在我国，无论是由国家举办的公办学校，还是由社会力量出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均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举办教育。我国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这就意味着民办学校虽然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但是，不能以“有偿”为目的。再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符合契约关系的“等价”原则。一份价钱一分货，“等价”是契约关系形成的基本原则。但是，学生所缴纳的学杂费与其所接受教育的总成本之间其实是不等量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免收学杂费，教育成本全部由国家埋单；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虽然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学杂费，但是，其所缴纳学费远远低于其所接受教育的总成本，政府、学校、学生等各方成本分担是其基本的学费机制。
3.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该定位为教育、管理的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监护关系说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校园伤害事故中适用监护理论，不利于保护学校的权利，不利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如果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契约关系，那么，校园伤害事故发生之后的法律依据则是《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这又不利于保护学生的实行性权利，以体现实体法“弱者保护”的立法精神。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既有法律关系的一般属性，更应彰显教育关系的独有特性，校园伤害事故中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界定应该从教育法律中寻找法律依据。《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及《侵权责任法》中均有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学校负有教育、管理学生的义务和责任。可见，该法也认为，学校对学生履行的是教育、管理的职责。总之，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应该定位为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LunWenData.Com]
三、校园伤害事故归责原则的法理探究
校园伤害事故归责原则是法律关系主体责任认定与承担的又一关键性问题，只要准确把握校园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责任认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一）既有的归责原则理论主张。
“归责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统帅和灵魂，是侵权行为法理论的核心。”[4]在讨论侵权行为法的基本问题时无法不论及归责原则及其适用。当前，法律规定的归责原则主要有三种：无过错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
（二）校园伤害事故归责原则的法理探究。
责任是指“社会对责任主体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所给予的谴责和制裁，是反馈社会对其成员不履行或没履行好责任而进行的处置。”[5]归责原则直接决定了校园伤害事故中校方责任的承担状况。校园伤害事故归责中究竟遵循无过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过错推定），抑或是公平责任？笔者认为，这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要充分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人身权与受教育权；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权利。
1.校园伤害事故归责中不适用无过错责任。首先，校园伤害事故的无过错原则没有法律依据。如前文所述，民事法律案件归责中适用无过错原则需要有法律的特别规定，但是，通查所有相关法律文本，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关于校园伤害事故无过错责任的法律条文。换言之，依据法律规定，校园伤害事故是不能适用无过错原则的。其次，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可以适用无过错原则，而学校并不是学生的监护人。《民法通则》第133条对监护人的无过错责任作了特别的规定，但是，如前文所述，学校并非学生的监护人，也不是监护职责的受托人。再次，纵观各国立法，只有新西兰的国家法律把无过错责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新西兰政府于1972年所颁布实行的“意外事故补偿法”（The AccidentCompensation Act,1972）。该法规定，“任何谋生者（earner）因意外灾害而遭受身体伤害，不论其发生地点、时间及原因为何，及任何在新西兰因机动车车祸而受伤者，均得依法定程序向意外事故补偿委员会（The Accidental CompensationCommission）请求支付一定金额。”[6]但是，新西兰只是一个特例，是“人类文化上史无前例的法律制度创举”,对风险分配与转移机制不是特别完善的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具有普适性。
2.校园伤害事故归责中主要适用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以及民通意见第160条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校园伤害事故责任认定中主要适用过错原则。即有过错，承担责任，无过错，不承担责任。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如何决定了是否承担以及承担怎样程度的法律责任。但是，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校园伤害事故在举证责任上陷入了司法困境。一方面，由于学校与学生在举证能力上的强弱对比鲜明，而家长又远离证据现场，实行举证倒置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由于举证倒置是需要有法律明确规定的，而《民法通则》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却并没有明确校方的举证责任，这就意味着，校园伤害事故在司法中仍然是由原告（学生及其监护人）举证。《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显然走出了举证责任上的司法困境，该法第38条的规定就明确了部分校园伤害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过错推定原则。但是，值得商榷的是，校园伤害事故中的过错推定仅仅局限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恰当。事实上，由于学校教育、管理活动中信息严重的不对称性，很难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举证上具有多大的优势。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抑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旦发生校园伤害事故，均应由学校承担举证责任。即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3.校园伤害事故可以辅之以公平责任原则。有学者对公平责任提出了质疑，“如果当事人均无过错，并且发生的事件也不适用严格责任，法律所能做的正确规定只能是：当事人对彼此不负任何责任；各方所受的损害由各方自己承担。否则这一‘公平原则’所导致的通常只能是不公平的结果：强迫无过错的当事人承担其他当事人的损失，己经构成了对该当事人财产的剥夺”[7].
【关键词】高校管理 大学生权利 研究评价
目前学界研究现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发表的关于高校管理中学生权利保障方面的论文大概1000篇左右，核心期刊200多篇，硕士论文100多篇，博士论文相对较少；此方面的学术专著和资料书籍也有几十部之多，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从大学生权利及权利救济角度进行研究。在权利意识日益崛起的现代法治社会，人们对于以往忽略掉的少数人的利益保障问题，开始加大关注力度。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处于“边际公民”和“准成年人”的状态，其在高校就读期间的权利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我国的宪法、教育法等法律也作出了相应规定。但是在高校管理实践中，侵害学生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而权利救济力度和广度却相对不足，导致学生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若要对学生权利进行有力保障，首先要对“大学生权利”范围进行界定，学界对此观点纷呈。有学者把学生权利等同于公民权，要求给予学生以社会公民一样的两大类权利:一类是实体性权利如生命权、人格权、隐私权等，另一类是程序性权利如告知权、申辩权、权等。①与之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学生的身份是特殊的，学生除了拥有社会公民的一切权利外，还具有其特殊身份作用的身份权，即学生权。②还有学者认为现代学生权利作为一个复合概念，他们既拥有社会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政治权利的选举权和言论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中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权，社会经济权和文化教育权等；同时学生又有作为学校的主体拥有的基本权利，如参与学校管理权、学生自治权、团体组织权、参与课程内容与计划权、参与教学与教育评价权、知情权、选择权等。③
在具体的学校管理过程中漠视甚至侵害学生权利现象严重，也同样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如有学者从成因角度进行分析，一是校规、校纪忽视学生，缺乏审核环节。处罚性条款逻辑不严、处罚过重；表述不严，无明确的法律概念；缺乏严密的可操作规则，自由裁量权滥用。二是学生申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教育法》对学生申诉的范围规定得比较宽泛，申诉的对象和内容，受理学生申诉的机关、职权，申诉处理程序等不够明确。④还有学者认为，在高校教育管理实践中，忽视、漠视、侵犯学生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造成大学生权利的失落，主要表现在：1、高校管理者滥用权力，导致学生的一些合法权利受到侵犯。2、高校教师固守“师道尊严”，忽视或侵犯了学生的权利。3、高校与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学生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充分体现。
基于学生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和实际保护力度不足的落差，应尝试从整体上构建学生权利救济机制角度来进行分析，如有学者认为从如下几个方面构建：1、明确高校的定位，理清高校与学生的关系。2、学校应转变传统的管理模式。3、健全学生校内校外申诉制度。4、完善学生听证程序。5、完善司法救济制度。有学者指出应确立尊重权利的管理理念，建立保障学生权利的制度系统，建立保障学生权利的组织系统等。
从高校管理方面进行研究。首先，有学者从高校依法管理的必要性角度进行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高校学生工作依法管理的必要性有：1、大学生权利意识要求高校学生工作依法管理。2、学校转型要求高校学生工作依法管理。如高校后勤社会化、办学规模扩大化、学生违纪类型增多等，要求学校不断转型。3、建设法治社会要求高校学生工作依法管理。有学者认为，依法治校是高校法人地位的必然要求。依法治校是高校领导体制的必然要求。依法治校是应对法律诉讼的内在要求。
其次，有学者从推进依法治校的角度进行阐述。如有学者认为从以下方面加强高校管理法治化：树立依法治校的理念；建立以学生为权利主体的管理制度；高校学生管理应提倡“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民主参与性。还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高校依法治校的经验以资借鉴。
从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定位角度研究。首先，有学者从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属性角度进行分析，如有学者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而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所发生的纠纷，因此也只能是民事纠纷。有学者则明确地将高校管理权纳入到行政权力的范畴。有学者将高校法律地位定位为三个方面，即行政主体地位、民事主体地位和行政相对方地位。其次，有学者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如有学者指出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多重法律关系，在高校作为法人时，其与学生之间形成平权型民事法律关系；在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行政主体时，其与学生之间形成纵向型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在高校作为教育事业单位时，其与学生之间形成特别权力关系；此外依据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高校在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方面还可能形成相应的法律关系。⑤
对学界研究成果的分析评价
学界争议问题的分析。学界在对个别问题的研究和评价上还存在争议。首先，在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地位方面争论颇多：1、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是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普通的民事关系，也不是普通的行政关系，而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⑥2、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蒋少荣认为：国家举办的学校所涉及到的教育法律关系，从内容讲，主要包括相对于国家的教育法律关系和相对于教育者的教育法律关系，这两方面的教育法律关系从性质上讲，都属于行政法律关系。3、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苏万寿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关系。这个合同关系，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学校与学生之间是双方自愿达成的知识教育合同关系；第二，学校与受教育者法律地位平等；第三，学校与受教育者所确定的教育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4、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教育法律关系。劳凯声提出，学校与学生之间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关系，是基于教育关系而成立的一种公权关系。据此，他提出了教育法律关系的概念。其次，学界对于大学生的权利范围也没有达成一致。有学者将权利分为两类：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并侧重程序权利保障方面的分析，有学者将学生权利具体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身权利，第二部分是情感权利，第三部分是受教育的权利，第四部分是陈述权、申辩权、权。
学术发展趋向的评价。首先，学界相关方面的研究论文、著作数量多，涵盖面广。从学生权利范围的界定，到学生权利的保障；从高校法律地位的定位，到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从高校管理过程中的侵权行为，到学生权利保障缺失的现状，再到学生遭受侵权的事后救济；甚至包括对高校与学生之间矛盾深层根源的挖掘等都有很全面的研究。但研究覆盖面的广泛也带来一个困惑：对于学生权利保障或依法治校方面，大多数论文通常是列举出若干解决路径，但也往往是蜻蜓点水，而没有做深入论述并架构具体制度。故，未来的研究动向应侧重于具体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诸如申诉制度，学生自治组织制度等。其次，学界侧重静态研究，而对动态实践的研究相对缺乏。当前学界对于高校管理和学生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高校内部制度设计、学生权利救济路径选择等角度静态的分析阐述较集中，而很少有学者从具体个案出发来分析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或对若干年来我国曾发生过的生校之间的讼案进行梳理并从中发掘冲突的根源，继而为司法实践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当然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但相对于庞大的“纸面到纸面”的静态研究，实战方面的探悉显得捉襟见肘。再次，学界对于某些关键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并且这些争议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司法救济。如学界对于大学生权利的界定争执不下，众所周知，“有权利，必有救济”，而权利范围尚未划定，则权利救济则更是空中楼阁。再如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是观点不一，这也直接引起了司法实践中法律关系判断的困惑，要么“无法可依”，要么互相推诿，要么模棱两可，致使学生权利救济的苍白乏力。（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课题《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10WC06）
注释
①尹力：“试论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②杨彦辉、范树成：“学生的权利及其保护”，《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
③张震、晋保山：“浅谈学生权利的内涵与保障机制”，《高教高职研究》，2007年第4期。
④刘爱东：“学生权利的回顾与前瞻”，《现代教育科学》，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