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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比较教学法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高等财经类院校所开设的两门经济学基础理论主干课程。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运动产生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因此要了解各种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必须从生产关系入手。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利益关系，对于这种理论的接受与否，是有强烈阶级性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以市场经济进行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经济学科。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侧重于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它是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规律的理论总结。
这两门课程可以说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体系、思想主张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之间的关系呢？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一些核心概念和问题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现出不同的经济理论对同一经济现象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学生有机会去研究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且对一些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或问题能有更深刻的体会。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利息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的利息理论
马克思通过对利息来源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利息的本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货币资本暂时闲置，使货币资本的持有者可以将货币资本借给职能资本，职能资本通过实际使用货币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然后把价值增值的一部分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利息从现象上看，其直接来源是职能资本家获得的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平均利润是利润的转化形式，利润又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所以利息最终的源泉和本质还是生产领域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对利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利率决定理论。马克思认为，由于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因此平均利润是利息的最高上限；平均利润又不能小于零，因此利息也要大于零，不然就没有人愿意将持有的货币资本借出去。在此界限内，利息率高则取决于金融市场借贷资本的供求状况。如果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利息率就下降；如果资本的需求大于供给，利息率就上升。
马克思通过对借贷资本的实际运动的分析揭示了利息的来源，他把利息的来源放在了生产的基础上，认为利息的本质是生产当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与之相反，在西方经济学里，对利息的解释各种各样，比如采用心理因素、时间因素和单纯的数量关系解释利息。此类利息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这类理论并没说明利息从哪儿来。
（二）凯恩斯的利息理论
凯恩斯认为利息是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所谓流动性偏好就是人们对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形式的偏好。“流动性”一词在西方经济学指某种资产转换为其他资产形式的难易程度，难度大说明流动性小，难度小说明流动性大。从这层意思上讲，货币具有最大的流动性，所以流动性偏好就是以货币形式保存资产的偏好，放弃流动性偏好就是以非货币形式保存资产，这将为资产所有者带来许多不便，因此放弃流动性偏好就必须有利息作为报酬，把利息看做是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就意味着凯恩斯把利息看做一种货币现象，从而他提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即货币利率理论。
凯恩斯认为，利率的功能是一种使货币供求相等的价格，利率价格的决定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其中流动性偏好反映了货币的需求，货币数量则反映了货币的供给。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投机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有关。根据对三种心理偏好的分析，我们可以把率，进而影响投资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
（三）比较与评论
马克思从生产领域中寻求利息的来源，对利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根本上讲，利息或者利率问题是因借贷关系而产生的，没有借贷关系也就不会出现利息，但人们借贷的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可以投入生产以获取利润的资本。利率主要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利率主要受借贷双方力量对比的影响，货币量变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故马克思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
凯恩斯把利息看成单纯的货币现象，没有认识到货币是资本的货币。这使得他的利息脱离了其产生的物质基础。但是他的货币供求决定利率这一观点也存在合理的方面，它否定了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凯恩斯认为货币对经济是有影响的，这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打下了理论基础。他也认为由于存在由利率引起的流动性陷阱，货币无法全部作用于价格水平，从而降低了货币的推动作用。因此，以货币政策作为恢复经济的主要手段并不管用。相反，他主张采用更直接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刺激需求，扩大就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位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导致他们看问题的深入程度不同。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从物质生产中分析本质核心的东西。凯恩斯则把利息归结为心理因素，仅从现象层面的分析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关键词：企业理论；产权结构；比较研究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现代生产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遵循不同的思路研究企业问题，形成不同的企业理论。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深化对企业制度的认识，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产问题的内容之一，生产的进行和效率的提高离不开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从微观层次上看，这一矛盾运动过程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与企业制度的演变。
(一)企业的起源
马克思以生产力发展为基本线索来说明企业的起源。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源于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社会分工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各产业之间的分工，这是宏观层次上的分工。二是生产某一产品之间的分工，这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与企业的产生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社会分工的发展，首先使生产者彼此独立，每个生产者只是专门生产一个产品的某个部分。这种分工使生产专业化、工具专门化，从而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的生产效率。但分工使生产者彼此独立并不能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在分工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彼此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关系，只有分工与协作的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生产。这就需要有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就是因分工与协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生产组织形式，它既形成了分工，又实现协作。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是企业生产的起点。因为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分工与协作生产的客观要求产生了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同时，企业的出现又实现分工与协作的统一。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与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形成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组织形式发展的良性循环，生产力因有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而不断得到发展，企业也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向其高级形态演进。
(二)企业的性质和功能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基本性质和功能是进行财富的生产，并能利用分工、协作及由此带来的多方面好处进行生产。企业是因社会生产需要出现的，不进行生产的组织就不是企业。当然，这是就企业的最初形式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企业不再局限于只生产物质产品，从事流通和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也被纳入企业范畴，但这并没改变对企业性质和功能的定位，而只是其性质和功能内涵的进一步扩大。
从生产角度来定位企业的性质和功能，是对企业本身属性的界定。企业的这一性质和功能不会因为企业的经济性质不同而改变，无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都不会改变。马克思对企业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企业本身的属性，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来研究企业理论。从生产力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关于企业的一般理论；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的经济性质，即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制度，其经济性质由产权结构的性质决定，不同的企业产权性质决定企业的不同经济性质，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从生产力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这一组织怎样提高生产效率，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在不同条件下应建立怎样的产权结构。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理论的这两方面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受企业产权制度制约，企业产权制度的变化，从根本上说为了使企业发展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从这一意义来讲，研究企业的产权制度最终要落实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企业的产权结构
马克思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二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第一，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发展对企业规模扩大的要求。当机器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确立主体地位后，企业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由于机器普遍应用于生产，使生产的技术条件得到彻底改变。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企业发展需要的投资量也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单个资本家预付大量货币资本。”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求投入资本的最低限额随之不断提高，这使单个资本的能力难以满足生产力发展这一要求。为解决企业扩大规模需要大量资本的问题，企业产权结构逐渐由单个业主的产权结构向股份制产权结构演变。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马克思遵循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对单个资本数量要求提高，从而使企业产权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一思路来揭示企业制度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原因。从最初的单个业主制企业，发展为合伙制企业、工厂制企业、股份制(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决定产权结构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第二，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规模的扩大突破单个资本数量的限制，从单一产权向多元产权变化，企业也从个人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其次，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复杂化。因为产权结构变化，产权主体多元化，必然导致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者并不是资本使用者，而实际使用资本的，又不是资本的所有
转贴于 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所有者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经营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产权关系就必然涉及多个经济主体，从而在企业中就出现委托关系。如何处理好企业中的产权关系及委托关系，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必须要处理好的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
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理论最具影响力。
(一)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
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是科斯的企业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科斯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协作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是必需的呢?为什么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呢?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取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存在?”
科斯从现实世界出发，以现实世界中存在企业这一组织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从理论上解释在生产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科斯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对企业性质的这一界定，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价格机制和企业这一组织(企业家)都具有协调功能。那么，为什么在有的情况下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是由企业家来协调?对此，科斯把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控制别人和指挥别人，他必须支付给别人多于这些人在价格机制下所能得到的报酬，目的是能指挥这些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赚钱，而不只是付钱。企业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就是，它进行生产的成本要小于通过价格机制的生产成本。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生产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最明显的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而形成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都会构成生产成本。虽然这些成本可以最小化，但不可能消除这些成本。当企业出现时，虽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可大大减少。通过一个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这一定限度就是对企业家指挥生产要素权力范围的限定。通过对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分析，科斯的结论是：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如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的成本。企业家必须在较低成本的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因为企业家可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回到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状态。
科斯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企业的性质做出界定：企业是一种协调机制，是一种能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组织。企业能存在是通过企业(企业家)的指挥协调，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来进行生产。当企业不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生产时，这种协调机制又会让位于市场价格机制。把握科斯企业理论的要义，一是企业是否是一种具有与市场价格机制同样功能的生产协调机制；二是企业是否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协调生产。科斯就是从这两方面展开对企业的研究并形成他的企业理论。
(二)阿尔奇安关于团队生产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
阿曼·阿尔奇安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企业理论的重要代表，他有多篇关于企业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德姆塞茨合写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他们认为：“对经济组织理论来说，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释是什么条件决定了专业化和合作生产的好处，是从像企业这类组织的内部还是通过市场获得更好，同时还要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
第一，关于团队生产的问题。阿尔奇安认为，从生产的角度看，企业就是一种专业化合作生产或是团队生产。作为团队生产，必须解决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二是确定对要素的分配报酬。如果报酬不与生产性努力相对应，那么该组织就没有提供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力为负相关，那么该组织将遭到破坏。阿尔奇安认为，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问题，在通过市场竞争的产品交换中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差，报酬和生产力之间仅是松散地相关，那么生产力将较小；但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很好，生产力将会很大。所以，考核和分配问题是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首先要解决好的两个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阿尔奇安重点分析了企业作为一种团队生产的特点。由于进行合作的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不能直接被观察出来，一个团队给市场提供的东西可能被当作这个团队的而不是这个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考核或确定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是需要很大成本的，这种成本呼唤新的组织和程序。如果没有成本就能观察到团队中各成员投入的行为，那么没有一个成员会有偷懒的动机。但由于互相监督必然会带来许多成本，所以当每个投入所有者作为团队一份子而工作时，他会有更多偷懒的动机。要克服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就需要有很大的监测成本。所以，怎样才能降低这种监测成本，就成为团队生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阿尔奇安认为，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降低监督成本的制度效率是不同的。其中，古典企业的效率最高。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是：“为使团队成员有纪律和减少偷懒，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一定有权力修改个体成员的契约条款和激励，同时没有必要终止或改变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因此，寻求增加他们的生产力的团队成员不仅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而且赋予了他改变该团队的个体成员资格和行为的权利。当然每个团队成员可以终止他自己的成员资格(即退出该团队)，但是只有这位监督者可以在不必终止这个团队本身或他与这个团队的联系情况下，单方终止任何其他成员的成员资格，并且他能单独决定扩展或减少成员人数，改变成员的成分，或卖掉这个团队监督者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正是这个全部权利的集合定义了古典企业(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所有权(或雇主)。”因此，古典企业的所有者或雇主是这个组织的当事人，他有着与其他投入所有者签订契约的权利，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增强了对团队生产中联合投入所有者偷懒行为的监测能力，从而降低检测成本。
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生产的专业化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组联合投入的团队生产，当由一个
转贴于 中心缔约人和许多投入者签订一个双边契约来代替全部投入者的多边契约时，就形成能促进团队生产的有效组织，这就是企业。二是团队生产的优势在于联合使用投入资源的产出要比分别使用这些资源的产出总额要大。但由于不同所有者联合投入的产品具有不可分性质，增加了评估每一位投入者边际生产力的成本。这就要监督和考核投入者的生产力，以使边际生产力与投入成本相匹配，从而减少偷懒行为。因此，出现企业内监督生产的问题。三是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使这一组织形式具有最高的效率。企业不仅是更有效地回报投入的一种设置，而且是在投入资源的集合之间加强竞争的一种设置。企业被认为是一个私人拥有的市场，我们可将企业和普通的市场看做互相竞争的市场类型，私人所有的市场和公众的或公共的市场之间的竞争。
第二，关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阿尔奇安首先对认为现代公司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这样一种观点提出疑义。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小股东数量的增加，持股进一步分散。股份分散在更多的持有者手中，以致没有哪一个股份持有者握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这种股份的分散，实际就是所有权从控制权中分离出来。阿尔奇安指出，股份越分散，所有者就越多，他们具有的知识也越多，这有利于知识的专门化，这会对企业带来好处。如果管理集团不能代表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就可对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所有者对自己的利益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总要争取自己的利益。
总之，阿尔奇安认为，公司股份的分散，并不意味着对价值后果的承担已与决策者的有效控制分离，股东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对这一结论，阿尔奇安用现实中的现象来提供支撑。他说：“既然存在着公司所有权的不断分散，我们就很奇怪，其利益很少受到高层管理者关注的股东们为什么还要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或许经理日益背离股东利益所加在股东头上的损失，被公司形成的其他优势所抵补并且有余。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所有权确实不断分散这一事实并不会支持这个一般论断，即在这样的情境中管理活动与股东利益缺乏一致性。”
阿尔奇安的结论是：在大的、所有权分散的、盈利性的公司里，管理者和雇员的行为和报酬的类型与小的、封闭性的公司不同。大公司模式的监督与更改权的费用要高一些，但并不必然导致这种公司里的股东收益比在分散程度低的公司低。平均来说，这些效应会反映在预期行为中，从而会在初始资本投资的评估中或专业化转让股份的股票价格中反映出来。股东不会是得益较少者，他们的财富也不会缺少安全保证。阿尔奇安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不同之处在于，企业中存在一个长期的、一般的劳务契约，这个契约无须在每次更换劳务类型时不断地重新谈判。不能把企业作为单人运行的机构进行分析，并认为这个机构内不存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忽略了竞争这一重要的因素。企业内部的彼此竞争、与其他企业的竞争表明，这些竞争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一个将市场内部化了的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部门执行筛选雇员、技术和新产品的建议等职能，如果都是由独立的企业在外部进行时，很明显就是市场的功能。但当这些职能在企业内执行时，竞争的市场力量就被掩盖在表象背后，并经常被分析者错误地忽视。从行为分析的目的来说，比企业兴衰更重要的是企业里个人的兴衰。我们可把企业看做一个市场，企业里的个人都在进行竞争。一个企业能长久生存下去，不能被理解为在这个企业里是缺乏竞争。
在阿尔奇安的企业理论中，关于公司管理与产权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公司股份的进一步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所有者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所有者可对不能代表所有者利益的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二是传统的个人产权、市场和竞争的理论仍然有效，在所有权分散的公司里，企业内部的管理者、企业之间的管理者都存在竞争，这种竞争同样具有市场竞争的优势，同样会对公司的财富增长带来好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并不会失去这种优势。三是在不同的产权类型中，关键要看股东获取利润的权利是否受到限制，而不是看所有权是否分散。在股东权利价值不能资本化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企业高成本转移利润的现象。如果在股东权利价值可以资本化的情况下，股东就具有关心潜在的资本价值效应的动力，经理也会具有关心资本价值效应的责任感。
三、两种企业理论的比较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他们既存在共通性，但也有明显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起源和性质的比较
在企业起源和性质问题上，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这一角度来说明企业的起源，重点是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说明企业这一组织制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分工与协作创造生产力。其一，分工从生产专业化、工具专业化、操作专业化的角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可把为生产同一产品的各环节的分工集中起来，通过提高每一环节的效率来提高整个生产的效率。其二，协作从生产的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的角度提高了生产综合效率。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制度，众多生产者的协作生产可完成靠个人的能力无法完成的工作，协作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要大于单个生产者进行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总和。企业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生产活动，决定了它的基本性质是生产性。从这一性质看，企业与市场没有直接关系，企业生产可独立于市场而存在。因此，企业与市场之间不是取代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起源，他们把企业看作是一种与市场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并具有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更高的效率，因而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要有企业的原因，科斯强调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惟一的，而有多种方式。事实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也是采用多种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把企业这一组织形式也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使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对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企业是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权威和行政决策来实现资源配置。因此，企业就其性质来说，是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经济组织。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可完全取代市场，企业可以与市场并存。采用企业方式还是市场方式，关键要看哪一种方式更能节省交易费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们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采用企业这一形式来组织生产，其特点在于它的生产有组织性、有计划性，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完全用市场这一无组织、无计划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是有缺陷的。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只研究市场问题还不够，还必须研究企业制 度，原因在于企业制度对提高经济活动效率有直接影响。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论证了企业这一组织制度存在的理由或原因是能提高生产效率或经济活动效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分工与协作的角度来说明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方式能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进行论证。从共同点看，企业能提高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因而必须开展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从不同点看，必须对企业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论研究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企业问题。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把企业性质界定为一种经济组织。无论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还是从资源配置方式或从契约方式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都认为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经济组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企业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组织，从生产性来界定企业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外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与市场具有同等地位的组织，从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具有的与市场经济活动不同的特点这一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得出企业与市场是取代关系的结论。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性质的不同界定，能对企业的性质有更全面、更充分的认识。既要从生产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也要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既要从企业内部生产的特点来认识企业，也要从企业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这两方面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结合上来认识企业的性质。
(二)企业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要求企业的产权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是由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第二，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会使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出现复杂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财产权利中包含的各项权利出现分离。当企业实行法人制度后，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就更加彻底，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不仅不是一个主体，而且还具有多层次的关系，使整个产权关系涉及多个经济主体。正是由于产权关系的复杂化，就会在企业出现委托关系。经理层成为企业委托关系的核心，它是连接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的中间环节。产权关系的这一变化，使所有者越来越成为单纯的所有者，资本本身的职能也越来越与资本所有者分离，而由经理层来承担。产权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这一系列新问题及企业经理层具有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要求人们高度注重和研究企业产权结构问题。
关键词：财务舞弊；博弈论；防范策略财务舞弊，是指会计造假主体（例如组织、个人等等）为达到其谋取不合法的各种经济利益，采取谎报、欺骗、窜改等欺诈手段，并且，隐藏其舞弊手段的主观行为。这种行为将会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以及市场的运行机制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财务舞弊的动因
经济学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经济人假设。在日常生活中，公司的管理层为了满足自身的经济利益（如业绩考核、发行股票及配股、逃税等），从而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加以窜改。在现实的经济行为中，我们会奇怪地发现，即使由股东亲自管理自己的企业，却仍就会发生财务舞弊行为，根本原因，还应该是由经济人自私自利的本性所决定。在满足经营者自身经济利益需求的前提下，还可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进行更大规模的舞弊行为。
二、基于经济学中的财务舞弊
1、模型假定
博弈的双方：处罚机构与行为人。行为人通常是自然人，包括企业组织。处罚机构主要为国家行政机关（如财务部、证监会等）及其派出机构；博弈双方的行为表现：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有舞弊和不舞弊，处罚机构的行为表现为查处和不查处；参数的假定：a，b，c都大于零。其中，a代表行为人发生舞弊行为被查处后，导致的损失；b代表舞弊行为没有受到查处而得到的收益；c代表处罚机构施行查处所花费的成本，通常假设c < a。q代表处罚机构可以查处的概率，1- q则为不被查处的概率。
2、单次博弈模型
尽管，基于相关法律的规定，一旦施行了财务舞弊，行为人将会受到相关的法律追究，但财务舞弊行为依旧频繁发生，因为并非每次的财务舞弊行为都可以被查处机关查处并加以追究。所以，行为人一定会对是否舞弊作出选择。行为人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单人博弈，博弈的另一方就是处罚机构。如果假设处罚机构一定采取查处措施，那么，不选择舞弊是行为人的最佳选择，原因是0 > -a；如果行为人不选择舞弊，那么，不查处将会是处罚机构的最佳选择，原因是0 > -c；如果处罚机构不会对此类行为进行查处，那么，舞弊就是行为人的最佳选择，原因是-c + a > 0。当满足行为人的舞弊收益高于不舞弊的收益时，行为人才会发生舞弊行为。所以，为了使舞弊行为的发生率有所降低，就应该提高处罚机构的查处机率。
3、多次博弈模型
在日常的实际经济活动中，行为人的舞弊过程，会呈现出一个动态过程，如下图所示：图1多次博弈模型
行为人的收益用括号中的数字来表示，①代表行为人，②代表处罚机构。行为人是否进行舞弊取决于查处概率的大小，如果查处的概率高于不查处的概率，行为人将不会选择舞弊，反之，行为人则会选择舞弊。只有在查处的概率高于不查处的概率，同时，上次未被查处的收益低于查处的损失时（a0），舞弊行为仍旧会屡禁不绝。
4、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模型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行为人选择舞弊的概率，则会构成一个混合纳什均衡。即博弈双方将共同遵守同样的一个原则：双方将选择每种手段的概率，使得博弈的另一方无法占据优势。令p代表行为人舞弊的概率，那么，1- p就代表其不舞弊的概率。行为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可表示为E1=p[（-a）*q+b *（1-q）]+[0*q+（1-q）] ，对p求导：E112p=-a*q+b-b*q=0，得：q=a12a+b，即处罚机构以q=b12a+b的概率检查。处罚机构的期望效用函数可表示为：E2=q*[（-c+a）*p+（-c）*（1-p）]+（1-q）[0*p+0*（1-p）]，对q求导，E112p=ap-c=0，得：p=c12a，即行为人以p=c12a的概率选择舞弊。通过加大惩罚（a），行为的舞弊的概率（p）会减小，同时，处罚机构的查处概率（q）也会减小。所以，对行为人舞弊的处罚越严重，其舞弊的概率就越小。
三、财务舞弊的防范策略
1、规范市场运行环境，加强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
只有在建立合乎市场规范的良好环境的前提下，才能保障公司治理架构的合理性，从而，能够更好地对管理人员进行约束，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塑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只有在建立了运行合理制度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如明晰企业产权结构；减持国有股份、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等。因此，必须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所以，应该做到如下两条：完善企业内部的控制制度，提高企业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和职业道德感。
2、增强对会计师的考察
注册会计制度由来已久，世界各国一直都在不断地对其加强和完善。为了使中国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效率有所提高，应当做到：加快改革会计事务所的体系结构、严格遵循审计规则，包括其他执业规范、吸收引进国外注册会计行业的优秀经验。
综上所述，在经济中有很多理论涉及到财务舞弊行为，其中，最经典、最著名的，应当是博弈论。在财务舞弊行为中，各种博弈关系交织在一起。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这不仅需要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法律观念，提高了监管力度，还需要在理论上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作者单位：通化师范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0引言
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的比较之前首先我们应该给经济学哲学以一个明确的定位。经济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如同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数学哲学一样，是对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元理论问题的逻辑的、哲学的分析和追问。而对西方经济学历史上发生的有影响力的方法论及其方法论之争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各种研究方法的理解。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
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在实践上，布罗格常对主流经济学持抱怨态度，因为他认为虽然主流经济学者赞同证伪主义，但并没有付诸行动。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
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但他对迪品—蒯因论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也就是说，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及“硬核”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70与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经济哲学家开始对它展开研究、反思或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他方法论学说。
二、经济学修辞论
修辞论目前在经济哲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其创始人为麦克罗斯基。麦克罗斯基认为，经济学家建立经济理论并试图说服别人接受他们理论的行为并不像波普尔证伪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按照“证伪”原则来进行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因而是对经济理论实际方法的一种错误阐释。通过借助修辞概念，麦克罗斯基强烈反对证伪主义为经济理论抽象立法的传统，反对它试图用不合乎现实的方法论来裁剪经济理论。对麦克罗斯基来讲，哲学家只是“局外者”，他们不能为经济学作出任何实质性贡献;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主张应当被实践的经济理论家所漠视。“方法论学家应当把自己限制在‘修辞”上——即描述经济学者是如何进行相互说服的”。
经济学修辞论是一种激进的反方法论的方法论学说。它勇于挑战主流方法论的研究传统并力图把哲学家对方法论的思考引导到相反的轨道中来。虽然麦克罗斯基的修辞概念激起很大的争议，但反对为理论进行方法论立法的精神却在不同的流派中得到回应。
三、批判的实在论
如何通过哲学思辨达到对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抽象理解?又如何使它与经济学方法论相结合?劳森以“人们选择”为主题通过逻辑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他认为，人们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可以选择行动A也可以选择行动B的现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实的社会经济世界是“开放”的系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 “给定条件X则结果Y”的完全规则性系统。开放的性质为我们利用“信仰与愿望”来描述与解释人们的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现实的社会经济世界是“开放” 的，具有存在延续性的被认知对象必然不会存在于经验领域——是“非经验的”。这些非经验的被认知对象采用了社会结构(社会规则与关系)的形式。劳森强调，社会经济现实是“非传导性的”，即构成社会经济世界的社会结构与实践活动不是科学研究通过思维建立起来的印象，而是先于研究的、既定的。事实上正是“非传导性”思想使得劳森的学说被称为实在论。劳森指出，“实在论本质上属于存在论范畴，是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核心”。
对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抽象理解建立之后，劳森认为，“主流经济学遵循的是演绎论模式，即从系列定理与假设出发演绎出理论结果。这些定理与假设虽然表述了社会经济行为主体的特征及他们所面对的环境，但却采用了因果解释的模式———‘给定条件X则结果Y’。这就隐含了研究对象是‘封闭’的，因此人们的选择就不会是自由的。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恰恰与此相反，这就产生了逻辑矛盾”。批判的实在论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提出批判，为非主流经济学派作了辩护。
四、真实波普尔主义
该流派同样是在批判波普尔证伪主义基础上建立的。博兰德撰写了大量文献来批判拉卡托斯、布罗格等人的波普尔证伪主义，认为证伪主义严重扭曲了波普尔本人的思想，对波普尔的学说重新进行阐释。博兰德认为，哈奇森与布罗格对波普尔思想的引进没有以原始材料为依据，而是从拉卡托斯的叙述中发展而来。然而拉卡托斯却错误地把波普尔理论概括为证伪主义。博兰德重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真实的波普尔思想。
博兰德从休谟归纳问题的角度分析了主流哲学家倾向于把波普尔思想归结为证伪主义的思维逻辑，指出辩护主义思维是造成他们扭曲波普尔学说的根本原因。根据博兰德的解读，波普尔认为休谟归纳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主流哲学家回避称它是“归纳问题”而宁肯把它当作“关于归纳的问题”，这是因为归纳法一直被前休谟哲学家当作是对科学及其方法进行判断与辩护的手段，即辩护主义。波普尔如此推理的目的不是为证伪主义辩护，而是为发展出“批判的理性主义”。因此，证伪主义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五、现代穆勒方法论
部分哲学家如巴斯克、卡特爱特及豪斯曼对穆勒的方法论进行了新的解读，宣称穆勒的方法论更适合于描述当前经济理论的实践。在该意义上，我们把他们称为现代穆勒流派，其代表人物为豪斯曼。
豪斯曼对穆勒方法论的看法持与多数哲学家相左的观点：穆勒的方法论并不排斥对归纳法及经验方法的重视。按照豪斯曼的分析，穆勒是一个经验论者。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归纳方法：先验方法与后验方法。后验方法是一种直接经历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个别影响因素在起作用的现象或者能够进行控制性实验的现象。不管它的名称听起来如何，穆勒坚持认为先验方法也是一种归纳法，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是一种间接的归纳方法。由于现实经济世界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在用后验法归纳出基本假定时必然忽略一些影响因素，这是造成经济理论常常与现实不符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只是一门“趋势”科学。
结语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的发展紧密相联，经济学方法论似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交叉性的学科，并已成为经济学家与科学哲学家共同建设的园地。本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粗浅研究，由于学识有限，难免有很对不足，还需要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进一步进行完善。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市场经济基础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尽管它事实上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将其视为一般的市场经济。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属于生产问题；垄断资本之间相互瓜分剩余价值则属于分配问题；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相互交换、工人和工人之间相互交换等；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可以研究生产力。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各类问题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的。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完成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充分利用过程，以最大化满足人类无限欲望，即解决资源稀缺性与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成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及研究任务的各不相同，每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和过程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经济模型和经济数学分析。
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建国几十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对经济学渊源的探讨，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思考、敢于突破理论禁区的创新精神和勇气，也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辨证态度，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兼收并蓄、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博怀，这些都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对待理论知识指明了方向。
(二)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批判是不妥的，应该在总体上学习，有分析地运用。许多学者，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知道微观经济学要解决价格机制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协调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学要解决如何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等等；这些比较实用的问题，正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十分注意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确实对我们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展望两种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增强经济学的实用性，强化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实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为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同其服务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辩护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把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核心课题，重视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力图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做出理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谋取最大经济效益。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除了仍然重视其在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地位外，在我国无产阶级统治地位完全确立，历史任务主要是建设而不是革命的条件下，更应该重视其建设性研究，不断增强其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功能。
(二)对经济学中的部分内容要重新认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知识、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等科学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去。而这些新的认识却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所背离。因此很多学者对劳动价值论产生质疑，甚至诋毁经济学已经过时。这些矛盾看法表现在我国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发生这种抵触并不奇隆，因为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科学技术等并不能创造价值。为了要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对劳动价值论，对经济学重新认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即依据实践去发展理论，这才是真正坚持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8—0060—06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与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科学地揭示了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内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的动因是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之间的差异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价值思想，揭示了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间的差异问题。在国内，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国内中等强度的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该商品的价值。“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国际市场则以“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作为计量尺度，即该商品在国际范围内生产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提出的国际价值是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的延伸。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非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存在时，国际价值规律才得以应用。“世界劳动”成为世界市场上的一般劳动，意味着国际价值规律适用于国际贸易产品，国际交换的价值基础是用于交换的贸易品在世界市场中的劳动消耗。因此，马克思指出，“真正的价值性质，是由国外贸易才发展的，因为国外贸易才把它里面包含的劳动，当做社会的劳动来发展。”但在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国别价值对新产品的价值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里的国别价值是国际价值的表现形式。承认国际价值的存在，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国别价值会转化为国际价值，能够促使各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先进技术，按照国际价值规律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以避免“贸易贫困化增长”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存在不同的价值尺度，导致一种商品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上存在着价值差额，从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直接动因。在正常的国际贸易条件下，不同国家利用这一价值差异，可以将包含较少劳动消耗的产品交换为包含较多劳动消耗的产品。
（二）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
劳动分工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劳动分工首先表现为劳动的自然分工，即按照劳动者的性别与年龄而产生的分工。马克思认为：“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分工。”自然分工的出现使得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劳动力实现了合理的配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的熟练程度，使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与发展。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劳动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社会分工表现为生产部门的相互独立和分离。“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而国际分工是社会分工超越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分工形式。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没有社会分工也就没有商品交换及其市场的形成。同样，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没有国际分工也就不会产生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分工思想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调分工的社会性和自然性。二是强调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分工向国际分工发展的过程中，机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对原材料的需求，而机器生产的廉价产品具有低成本出口优势。因此，国外市场成为机器生产的原材料供应地与产品销售市场，适应机器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逐渐形成，并使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以服务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这一国际分工格局开始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实现的，形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分工模式。
（三）世界市场是国际贸易的环境
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的本质是资本剥削工人进而自行无限增值和内在扩张。资本在国内取得统治地位后，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资本的继续扩张，资本必须冲出国界才能取得新的发展。因此，世界市场是资产阶级主导下的全球化的结果。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资产阶级将其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当资本因为相对过剩而向外输出时，产业资本会将整个剩余价值的生产推出国门，并形成全球性的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市场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化，使世界市场出现落后农业国和发达工业国的分工格局。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相对降低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资产阶级采取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的手段抢夺世界市场，通过对外贸易将大量的剩余产品倾销到国际市场，使得其他国家出现或者加重了生产相对过剩问题。世界市场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联系起来，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相对过剩的程度，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国际信用制度使这一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原来在国内市场上孤立、分散地表现出来的国内矛盾，在世界市场中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总危机。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矛盾的综合与强制平衡。同时，世界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对世界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使各国形成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利益格局。作为国内市场的延伸，世界市场扩大了市场空间和原材料供应范围，暂缓了一国国内危机的爆发。但世界市场缓解危机的作用十分有限，资本的扩张使世界市场也变得狭窄，危机从而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
（四）国际信用制度是国际贸易的剂
国际商业信用是随着国际贸易大规模发展而产生的，“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大规模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中；但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由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国际信用制度是国际贸易的剂与加速剂，也是资本进行国际统治的重要手段，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与统一。国际信用制度也使资本主义危机通过信用危机获得了现实性。在世界市场上，国际信用使建立在世界市场上的大规模的商品进出口进一步突破再生产的各种限制，加深了生产与流通的分离。“在信用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自己创造出适合于生产过程规模的、缩短流通过程的必要形式，而由这种生产方式同时形成的世界市场，有助于在每个个别场合把这种形式的作用掩盖起来，并且为这种形式的扩大提供非常广阔的余地。”同时，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市场距离和信用期限的延长，投资要素支配作用得到加强，进而造成信用的过度膨胀，而“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货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因此，国际信用的过度膨胀必然造成世界市场上商品的大量过剩，加速并加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五）国际贸易的结果是世界经济危机
国际贸易将资本主义生产联系在一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得以集中体现。原来各国国内的矛盾“在局部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局部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而通过国际贸易，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市场中表现为世界规模的总危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来愈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少了”，从而危机“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同时，国际信用的膨胀与生产的盲目扩大，使一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张。“一国进口过剩，在另一国就表现为出口过剩，反过来也是如此。但是，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的危机，会把这个支付序列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可见，国际贸易的结果就是世界经济危机。
二、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西方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本文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对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进行梳理。
（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在对重商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阐述国际贸易活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了以英国的托马斯·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国际贸易思想，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金银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唯一标准，而获得金银的重要渠道就是国际贸易，即通过奖出限入求得贸易顺差。重农学派主张经济自由，认为自由贸易是市场均衡的重要保证机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明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指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各国生产商品时存在劳动生产率与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先天的自然禀赋和后天的生产条件。每个国家应专业化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其中的一部分交换具有绝对劣势的产品，从而使各国资源都得到有效利用、各国都能获得贸易利益。由经济学家托伦斯提出并由李嘉图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比较利益，每个国家应遵循“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较大的产品，进口比较优势较小的产品，从而突破一国不具有绝对利益时不能参与国际贸易的限制。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相互需求的角度研究了国际商品交换的价格问题，对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进行了完善。穆勒认为，在比较成本决定的界限之内，商品交易价格是由彼此之间的需求强度决定的。若别国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强度大于本国对对方商品的需求强度，交换比率将会接近对方国国内的交换比率；若本国对对方国商品的需求强度大于对方国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强度，交换比率将会接近本国国内的交换比率。交换比率贴近哪一国家国内的交换比率，哪一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就越少。马歇尔将一般均衡方法推广到国际贸易领域，在替代成本、贸易无差异曲线和消费无差异曲线的基础上，以数学形式阐述了国际贸易的相互需求理论。
（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一致，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也假定产品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首次提出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观点，其学生俄林发展并完善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要素的不同丰裕程度和生产产品使用要素的比例不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各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由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高于国内价格，导致商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需求不断增加、价格不断升高；由于进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低于国内价格，导致国内同类商品生产萎缩，本国稀缺要素的需求和价格不断降低。因此，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各国禀赋要素的价格会趋于均等化。但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使用投入产出方法，计算了美国商品贸易情况，得出与要素禀赋理论不同的结论：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这一结论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之后，新要素理论拓展了传统要素的内涵和外延，从新要素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与贸易格局的变化。如，需求相似理论认为，两国的贸易情况取决于需求偏好相似的程度，需求结构越相近，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就越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动态化，指出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要素的要求不同，不同国家的要素丰裕程度决定了该国产品生产、出口和进口的状况。
（三）新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埃尔赫南·赫尔普曼等提出的新贸易理论，从动态角度入手，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与规模收益为前提，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解释贸易现象。产业内贸易理论将商品分为同质产品与异质产品，认为除不同国家因技术因素产生的转口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形成的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之外，由于产品存在水平差异、垂直差异和技术差异，并且消费者需求具有多样性，生产者只生产有限的同类商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并通过国际贸易实现消费者的多样化选择，从而出现了基于异质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西方经济学家相继建立模型，从不同角度对产业内贸易进行探讨：新张伯伦模型证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不完全竞争市场出现规模报酬递增时，即使两国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产品之间的水平差异和规模经济效应也可以推动国际贸易；兰卡斯特模型以消费者偏好的唯一占优选择性解释国际贸易，认为如果不存在贸易壁垒与运输成本，在不同的消费偏好的影响下，经济体间仍可以开展产业内贸易；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认为，在寡头垄断市场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依赖于资源禀赋、收入分配对各个国家的相对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从企业加入国际竞争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认为企业和行业的竞争优势就是一国的竞争优势，而企业和行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依赖于主导产业的优势，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影响主导产业优势的形成。生产要素、市场需求、关联性产业、竞争环境四个基本因素以及市场机遇、政府作用两个辅助因素都是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波特进一步根据以上因素构造了钻石模型，阐述了各因素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形式化，将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二为一，研究技术和经济组织的互动及其演进过程，使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回到基于分工所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中去，将国际贸易理论统一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内。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一种内生的动态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经济现象都是由分工的内生演进引起的，贸易作为分工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从分工的角度来解释。即使所有人天生都是相同的，没有外生的比较优势，但是只要专业化经济存在，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后就会产生内生的比较优势。然而，生产专业化和消费多样化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只能通过贸易来解决。而贸易又会产生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大于专业化收益时，贸易便不可能发生，在多样化需求的强制下，每个人会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分工的收益大于交易费用是贸易产生的条件，这时每个人通过不同的专业分工及贸易，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分工提高了学习和训练的投资利用率，而交易效率的改进也会推动分工的演进。伴随分工的发展，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都得到了提高，贸易依存度也随之增强，互相分割的市场会逐渐发展为一体化的市场，并为分享分工收益、解决交易费用问题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
（一）两者研究对象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国际交换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世界市场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其中，资本家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处于从属地位，而资本家又从属于世界范围的资本运动，“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交换的目的。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交换的最终目的。资本主义的交换是增殖后的价值的实现过程，当资本主义的交换跨出国界时，这一交换的目的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及分配决定了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特征。因此，只有在生产的基础上对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进行分析，才能理解国际贸易的本质。而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出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只是从世界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研究国际贸易，并为政府制定扩大国际贸易的政策提供依据，不仅忽视了国际贸易的本质，而且忽视了由国际贸易所导致的不发达国家畸形的产业结构。
（二）两者研究方法的比较
首先，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采用的是总体研究方法，而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方法则是片面、孤立的。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而国际贸易是其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当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出国界、建立世界市场的阶段时，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在这一广阔的市场内便演变成为生产者的国家关系。西方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则采取孤立、静止的方法，将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隔离开，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平等的主体，在此基础上研究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问题，因而未能发现国际贸易的本质和规律。其次，马克思经济学对国际贸易思想的论述采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形成了逻辑统一的理论，而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经济学的范畴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范畴综合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范畴，但仍限制在国家的范围内；第二阶段，在国家层次概括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将贸易活动和资本输出发展到世界市场范围。世界市场除了原生的经济关系外，还包括许多派生关系，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虽然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每个理论都只说明了国际贸易的一个方面，没能发展为完整、统一的逻辑体系。如，要素禀赋理论论述了比较成本不同的原因，但没有分析分工的演进过程；新贸易理论虽然找到了生产过程中成本变化的原因，但是没有研究生产之外的关系；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分工演进思想则未能考察国际贸易的整体演进过程。
（三）国际贸易推动力量的比较
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推动力是基于分工的贸易互利关系。虽然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都强调贸易的直接利益，新贸易理论根据规模收益阐述了贸易的好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论述了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贸易活动，但是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明显脱离了现实，没有讨论贸易利得的分配问题，以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的问题。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则强调，资本的逐利本性是国际贸易的推动力，资本的获利机制是现实国际贸易的决定机制，资本的运动是世界市场形成和扩大的根本动力。分工是资本利益实现的条件之一，历史表明，资本家会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四）国际贸易中各国关系问题的比较
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不仅可以通过国际劳动力转移、资本流动、技术贸易等方式，将本国富余的要素与其他国家相交换，换取国内短缺的要素，促进国内要素的充分利用，还可以增加一国国内短缺产品的供给，为国内的过剩产品找到新的销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供求矛盾、调节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国际贸易可以使各国在生产力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生产效率，协调和完善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而获得更可观的经济效益、加速经济发展。但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实际获利很少，甚至因国际贸易而出现贫困化增长，这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互利原则完全相悖。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按照资本的扩张逻辑，国际贸易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一直到“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全球范围的贸易并不意味着各国间经济和政治的平等，而是意味着国家之间、资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落后国家普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
四、结语
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大理论体系从不同的阶级立场，采用不同的方法论体系，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得出不同的结论。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意义在于：首先，对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性，以及借鉴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成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代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侧重研究国际贸易与要素禀赋、技术差异、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基础，从整体视角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国际贸易理论。但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同样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家间贸易存在的基础。这些有益结论对于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其次，对我国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等问题凸显，我国出口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思想，防止国际贸易中贫困化增长问题的出现，同时结合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科学成分，重视调节供求关系、动态调整比较优势、完善产业结构等问题，以内外联动为方向，以互利共赢为原则，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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