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8 15: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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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力及其构成要素
领导活动是在一定客观环境制约下，为实现组织某一特定的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的一个创造性实践过程。领导者作为领导活动的主体，在一个组织内可以对个人和集体施加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就是现代管理学上的“领导力”。
（一）领导力的涵义。领导力是作用于领导资源配置过程的力量，是指组织的领导者在确立的组织目标与发展方向下，引导和管理组织全体成员及其相关方，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力和影响力。不难理解，组织的领导作用就是其“领导力”所产生的效率和结果。
（二）领导力的构成要素。研究者过去常把领导力作为领导者的自身能力内容来看，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包含创造力、容纳力、智源力、影响力、心健力、学研力、团队力、沟通力这八项个人特质，但都还没有将其上升到“领导力”概念上来。
王革非在研究企业决策者时，站在了领导力的角度，对决策者的领导力加以解构。将领导力拆分为思维力、决策力、想像力、创新力、执行力、变革力、预测力、评估力、结构力、控制力、沟通力、学习力等十二个构成部分。
本文认为领导力发展至今，深受领导力的作用特征影响，因此在上述对领导力研究的基础上，将领导力的构成要素归纳为战略决策力、权威力、评估力、沟通力、学习力和创新力六个要素。同时，对比传统组织，现代组织领导力的作用特征的内涵有所扩大。本文认为，在现代组织中，以上六个要素还不足够，还应引入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
二、现代组织领导力的作用特征
组织中领导力的作用特征包括内部作用和外部作用，内部作用包括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评审改进创新，外部作用则包括公共责任和公益支持。
过去的传统组织忽略了领导力的外部作用特征，认为领导力有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和评审改进创新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体制的健全，本文认为现代组织（包括公共组织）面临的环境发生改变，其作用特征不仅限于内部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可决定组织形象的外部作用特征上。现代组织的领导力对内起着传统组织领导力的作用，对外则起着公共责任和公益支持的作用。
公共责任是指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组织在产品、服务和运营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对环境保护、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产品安全、公共卫生的影响和风险。组织的这一影响使领导力要担负起公共责任，发挥公共作用。因此要履行公共责任、恪守诚信经营等道德规范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分析产品、服务和运营中当前和未来对环境保护、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产品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已经或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公众隐忧，为此采取积极措施。
同时，现代组织要求领导力发挥公益支持的外部作用，引导组织为社会做贡献，关注回报社会。组织积极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可使组织员工在这样的氛围中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激发员工的主动性，提高效率。
现代组织通过外部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可以赢得声誉和组织的认同；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为组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帮助组织保持生命力，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现代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新组合
受作用特征的影响，现代组织的领导力构成要素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领导力新的构成要素组合，认为领导力由传统的领导权威力、战略决策力、沟通力、评估力、学习力、创新力这六个要素和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构成。
（一）传统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传统组织强调领导力的内部作用，本文将受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评审改进创新影响的传统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归纳为领导权威力、战略决策力、沟通力、评估力、学习力和创新力六个要素。领导者借助建立在领导者品格、才能、知识等因素上形成的权威力来配置领导资源；战略决策力和沟通力是治理组织所必须具备的领导力构成要素。战略决策力分析环境、制定目标；沟通力有利于良好的组织内、外环境的形成，有利于决策的实施；领导评估力、学习力、沟通力、创新力是实现评审、改进创新作用的领导力构成要素。评估力包括领导者对员工、组织事务的正确评估；学习力是领导力的保障，促使领导者建立学习型组织，培养组织的学习气氛；包括技术、思想意识、文化精神上的创新力，是使组织持续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
（二）新领导力构成要素――社会责任力。随着现代组织的发展，其关注点已不同于传统组织。传统组织重视领导力对内部的作用，现代组织更加注重领导力对外部的辐射作用。在外部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组织要获得持续竞争力，就必须以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人类生存质量为目标，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所以，本文在传统领导力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认为现代组织的领导力由七个要素构成。
社会责任力使现代组织的领导力，对社会承担起了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包括公益责任、道德责任、教育责任和环境责任。它会促使领导者自觉维护组织信誉，要求组织诚实守信，并关注回报社会。同时，还会引导组织为社会做贡献，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一、引言
审计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是甄别经济信息、保障经济活动按照既定规划与要求正常执行的必要手段。现代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基于会计信息基础上的事后“查证”功能，而是逐渐从控制导向型审计转向了风险管理型审计，即围绕经济运行主体的既定目标，从检查、评估风险到预警、控制和化解风险。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描述审计职责时就曾提出：审计师应该“在不损害客观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提供确认和咨询服务，促进公司防范风险和进行公司治理”。本文借鉴财务预警分析原理，结合审计所应承担的查错纠弊、警示预险的功能，探讨审计预警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构建审计预警框架，为进一步发挥审计作用、防患于未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二、审计预警系统构成要素
预警系统，是指能够快捷、准确地分析经济问题或经济风险可能发生的蛛丝马迹，及时把握潜在危机出现的前兆，迅即发出警示通告及缓解或消除危机相关建议的一套完整的措施或评价模式体系。其主要功能在于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与危机、提前预警、消除隐患。而审计预警系统，就在于通过评价被审计主体的经济活动，揭示其经济运行或财务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与隐患，促进被审计主体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监控、提升经济活动效益，是审计内涵与外延的实践性扩展。
笔者认为：审计预警，应在明确预警、排警的前提下，结合被审计单位内外部环境状况，对其公司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管理机制与制度执行等）进行评价，将风险识别及信息传递、预警提示等有机结合，以保证预警系统目标的实现。因此，审计预警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应该包括对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的评价、对公司治理机制与执行力度的审计、对相关风险识别的审计以及信息分析与预警提示这四大要素。
（一）对内外部经营环境的评价
这是审计预警系统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内部经营环境如管理方法的先进性、计算机网络审计的运用程度、财务收支体系、权益制衡与内部协调运作能力、资产与资本构成等等；而外部经营环境应考虑相关政策的影响、资本市场与客户市场等等。只有首先了解被审计主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分析不同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才能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提高预警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二）对公司治理机制与执行力度的审计
这是审计预警的基础内容。治理机制与执行力度是维护公司经营活动正常进行、抵御不法行为与不良现象滋生的基础，也决定着审计预警系统运作的特点、目标和运作方式，进一步影响审计预警系统发挥的效率。在这一方面应特别注意公司组织机构中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执行、问题反映与处理系统、经济安全防范机制等等。
（三）风险识别
这是审计预警系统的关键环节，影响着审计预警系统最终目标的实现。风险识别是对影响经营目标达成的相关风险的辨认和分析，包括风险识别手段与方法、风险识别能力与风险评估等。要分析企业对风险识别的充分性和对风险衡量的准确性，以及针对风险提出的相关应对建议。只有识别风险和估计潜在的风险程度，才能有效地实施防范，有针对性地开展控制，其结果决定着整个审计预警系统运作效果的好坏。
（四）信息分析与预警提示
这是审计预警系统的核心。其直接功能是关注企业财务与资金安全，关注资产完整、经营活动是否正常运作，监督评价财务与经营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并在分析信息的基础上，及时发现潜在的、隐含的问题苗头和不良倾向，并通过审计调查、审计分析和风险识别，评价可能发生的风险程度及产生的可能影响或损失，及时发出预警提示信号、提出整改或应对建议，防止风险爆发导致的决策失误和经济损失。
三、审计预警系统层次模型
影响被审计对象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因素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企业不可能均衡地分析考虑每一影响要素，而应有所侧重，针对具有关键影响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进行分析、检测、预警。这不仅体现了审计工作与审计预警中必要的轻重缓急，也有利于降低审计预警系统的运作成本，保障审计预警机制整体运作的高效与合理性。
因此，结合上述构成要素分析，可以勾勒出审计预警系统的如下层次模型（见图1）。
其中，第一层次包括对公司内外部环境的评价和对公司治理机制与执行情况的审计，属于预警系统中的审计预防功能。通过收集被审计对象的各类财务、经营或经济活动信息，以及与被审计单位相关的政策、社会、市场状况等信息，对被审计单位经济与财务活动进行跟踪、监测，评价实际情况与目标、预算、标准或期望等等之间的差异，分析产生各类偏差的原因，以监测可能产生不利状况或经济问题的踪迹。
第二层次是对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及风险进行审计识别，通过对预警要素各类信息进行审计分析，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经营正常运作的不利因素或引发危机事件的苗头。特别是当某类重要的经济与财务指标出现异常或某些经营与管理关键要素不健全或者缺失时，更应及时识别、评估风险，确定预警等级。
第三层次是结合以往历史资料的统计比较以及对现行状况的跟踪监控，依据风险识别所确定的预警等级，发出相应预警提示，提醒、监督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责任人尽早采取应对措施，避免潜在风险演变成现实的损失。
此外，信息分析传递与预警提示应充分考虑审计监管的有效性、信息传递通道的畅通与及时性以及对审计明示问题的督促整改力度。只有配备必要的跟踪问效机制，保证预警与提示作用的确切落实，才能真正达到防范与化解风险的目的。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
在中国进入新时代语境下，实践育人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诸多挑战和压力。人们逐渐意识到构建多方协同育人体系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工作中的价值和地位。因此，准确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内涵及构成要素，厘清和增强价值结构中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提升价值主体认知和实践能力，对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模式，提高实践育人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
认为，价值的产生是人对象化实践的结果，人在对象化实践中不仅与活动对象、活动本身形成实践关系，而且与人自身形成实践关系，实践成为人主体性价值和主体价值产生的源泉和归宿。可见，价值实质上是人对自身实践活动的反思、批判和超越的结果。一般说来，所谓结构是指各组成部分按照一定排列方式的搭配和组合。结构表征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内部联系，显现为构成要素间的有机排列组合。价值结构则是指价值体系构成要素间的排列组合及其相互关系。由此类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是指由价值客体、价值主体、价值介体等构成要素按照一定规律和排列方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复合体。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的构成要素
1.价值主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的价值主体是实践育人的教育对象，也就是施加教育影响的受众大学生。由于家庭背景、思想观念、心智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生族群在价值需求方面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特点，有正向的价值需要，也有负向的价值需要；有低层级的价值需要，也有高层级的价值需要。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的价值旨在帮助大学生构建价值知识体系，探寻价值需要对人精神追求的意义，使大学生能秉持正向的价值观念，理性对待各种利益诱惑，自觉从低层次价值需要向高层次价值需要提升，积极追求真善美，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其全面自由发展。2.价值客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中的价值客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施教者，包括家庭、高校、政府、社会、企业五方面。价值客体能否或者多大程度上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取决于价值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重要性的认知、对国家未来发展人才培养的社会责任、可供利用的教育资源以及彼此的相互尊重。价值客体间的有效耦合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发挥整体功能的关键。3.价值介体。价值介体在促进价值主客体间发生价值关系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实践是一种重要的价值介体，也是满足价值主客体价值需要的重要承载。价值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程度不仅取决于价值主客体状态，还取决于价值主客体之间的价值介体状态。因此，人们在考虑实践育人成效时，不仅要考虑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施加的教育影响以及价值主体能动接受教育影响的因素，还应考虑影响价值介体状态的其他因素。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的构成要素关系
1.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关系。一方面价值客体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把握价值结构的运行方向，保障其在预设的轨道上行进，通过显性和隐性的实践方式主导价值主体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价值主体根据自身发展需求能动地对价值客体赋予的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再造、内化，形成彰显价值主体独特性和主体性的价值符号。价值主客体间的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推动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合理性的不断完善。倘若价值客体的主导作用持续弱化，那么发生价值主体偏离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就大；倘若价值主体的主体性功能无法激活，势必影响价值客体的积极性，容易导致价值主客体之间关系的隔阂和疏离。2.价值客体内部的关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客体是由高校、政府、家庭、企业、社会组成的五方协同育人体系，五方协同育人体系的有效运行决定了价值客体作用的发挥。高校承担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主体工作，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实践中发挥着其他实施者无法替代的作用；政府可为统筹各方实践育人资源提供政策、资金保障；企业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提供信息反馈，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能力的提升；家庭是大学生人格成长和品质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对实践育人工作成效起到促推作用；社会是政府、高校、企业、家庭的衔接枢纽，协调育人体系可能存在的冲突，营造健康、和谐的育人格局。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之优化路径
（一）实践之谋：突出顶层设计，强化整体布局
实践之谋是从整体上谋划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需要制定什么样的价值目标，以及如何实现价值目标预期的全局性思考。从本质上讲，实践之谋即采用全局视野、整体思维，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构建进行整体设计，既要激发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介体自身内在活力，调动构成要素的积极因素，提升构成要素质量，又要对构成要素间的相互价值关系进行有效配置，夯实构成要素间的价值共识，减少价值冲突，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的整体性优化。在具体实施中应把握以下原则。1.凝聚共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的顶层设计应以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立足点，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全局，以大学生品德修养、人格养成、能力培养等核心理念为逻辑基础，充分征求和尊重家庭、政府、社会、企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价值需求，明确实践育人共同体各实施者的权责边界，完善和规范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组织和实施框架，寻找价值客体五方协同育人的最大公约数，凝聚价值客体的价值共识，树立五方协调育人的共同体意识。合力运用家庭的支撑优势、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优势、企业的技术优势、社会的场地、人员优势、高校的科研优势，营造共商共建共享实践育人共同体氛围。2.有效对接，坚持配套举措落地原则。顶层设计在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运行保障等方面要综合设计，构建和完善价值主客体以及价值客体内部的交流机制、动力机制、反馈机制、评价机制，优化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生态体系，“从战略层面将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贯穿到政府治理、高校改革、企业发展、社会服务等过程之中，又要从操作层面对具体共建的活动、项目、基地等进行统筹规划，并制定和出台具体的工作计划和推进措施”[1]。加速价值主体与政府、高校、社会、企业、家庭的信息交流、互动，开展以相关课程、实践团队、具体项目、技术服务等形式为联结的双向对接，将顶层设计的优势转化为构成要素间的无缝对接与契合，转化为价值主客体对价值目标的认同，转化为价值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履，使顶层设计在具体措施中落小、落细、落实，开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工作新格局。
（二）实践之道：增强互动关系，实现有效匹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理论上说是一种追逐理想并为之奋斗的信念教育，是价值客体满足价值主体精神需要的教育活动，这种精神需要可解读为“大学生对事实认同的求真需要、对价值认同的意义需要、对情感体验的信服认同需要和在以上认同中毅力与韧力的建构需要。”[2]精神需要的建构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内生驱动力使然，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基于社会责任和教育公益性的历史责任使然。1.增强价值主客体的互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共同体的价值结构各构成要素间的合理排列组合是构建有效价值互动关系的基础，价值主客体价值关系越密切，互动交流越频繁，价值结构就越趋合理，其整体效应的发挥也就越稳定。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具有开放性、整体性、自我生长性等生态特性，在这个价值结构中，价值客体以价值主体专业发展需求为着力点，从大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出发，基于已有的实践资源对价值主体施加教育影响，引导价值主体从低、中层次的价值需要向高层次的价值需要迈进。价值主体从自身发展需求出发，有针对性的甄选符合自身价值发展的信息进行加工、内化，在价值介体的作用下，实现自我行为外化，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2.增强价值客体内部的互动。价值客体间的良性互动是实践育人共同体价值结构保持适度张力，维持其动态平衡的关键。在实践育人共同体的组织构架下，坚持以生为本，围绕提升价值主体的实践能力开展系列研讨、项目对接、实践品牌塑造等系列活动，在目标任务、沟通机制、条件保障等方面密切联结，减少价值结构内耗，形成实践育人共同体合力，推动大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丰富大学生探究、反思、顿悟、确证等心理体验，拓展实践活动的时空维度，进一步增强价值客体各实施者对实践育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内容摘要：产业集群品牌的形成发展是其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集中表现为彼此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进而形成一个具有结构体系并表现特定功能形态的生态系统，即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深入了解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需要认真分析其概念和内涵。本文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以期为产业集群后续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产业集群品牌 生态系统 概念 内涵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优化创新，以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为内核的低碳经济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运作既离不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快速提高，也离不开企业之间动态网络关系的有效构建，由此便产生企业集聚现象。相比较而言，国外学术界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国内多数学者主要是在借鉴国外学术文献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取得了明显绩效。近年来，国内关于产业集群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论著大量涌现，研究视角逐渐趋于多元化，研究主题开始呈现静态维度和动态维度相结合的特征，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概念内涵、本质特征、形成机制、运作机理、演化创新和治理方略等方面。本文试图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以期为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产业集群生态系统概念及构成
（一）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概念
按照学术界已有的观点，产业集群生态系统是以与产业集群发展演化存在关联性的要素为基础，以这些要素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其适应互动为运作方式，能够对集群内外环境产生影响力和作用力，给集群及群内企业带来发展绩效的系统功能体。
（二）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构成
1.要素层。主要指构成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要素，大致可分为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内部要素是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由于它们是以人为核心，因此具有更强的意识性和主体选择能力，使得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呈现出能动性和适应性。外部要素是指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因子，可分为经济生态因子、社会生态因子和自然生态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包括消费市场因子、物资市场因子、资金市场因子、劳动力市场因子、产业与产业结构因子、交通因子、通信因子和国际经济因子等，社会生态因子包括政治因子、法律环境因子、社会文化因子、教育水平因子、科学技术因子等，自然生态因子包括产业集群所处的地域地缘与自然资源（梁嘉骅等，2005）。
2.资源层。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及系统整体运作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能和信息支撑，尽管每一种构成要素自身都具备特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但都有着相对性和局限性，需要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联系来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以实现要素的正常运作和整个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有效发展。不同的构成要素需要不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支持，不同发展时期的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对物能和信息的需求也具有差异性，往往需要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构成主体通过合理构建、调整与外部环境交流互动的生态链，来保证系统及构成要素运作发展的物能和信息需求。同时也需要广辟环境空间，不断发现和探索新的环境因子，进而促进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
3.结构层。产业集群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功能体，包括构成这一系统整体的各个要素，各要素的数量不足、质量残次和功能错位，都会影响到系统的稳定及有效发展。这些要素也被称为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限制性因子。实际上，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内部构成要素都有属于自己的功能地位和作用角色，都会与系统内外环境要素发生直接或者间接性的关系，这些生态关系更多表现为要素之间的竞争合作、协同发展和相互依存关系，它会随着产业集群生态系统运作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结构层既影响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有序稳定，也决定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功能运作。只有规范和保持结构层的合理稳定，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
4.功能层。功能层是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存在依据和发展基础。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功能层既可分为内指向型功能和外指向型功能，也可分为竞争导向型功能和共生导向型功能。内指向型功能是指保持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内部环境有序、稳定和高效运作的功能；外指向型功能是指保持产业集群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关系的功能。竞争导向型功能是指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具有合理组织和催化内部构成要素之间有效竞争的功能；共生导向型功能是指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具有合理调整和维持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协同发展的功能。
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概念
关于品牌生态系统，国内学者王兴元最早开始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参照王兴元先生的理解，结合产业集群理论和实践要求，可以将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定义为：产业集群品牌与其所依存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系统，它既表现为某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集群品牌，也表现为以某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集群品牌为内核的品牌共同体。与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相类似，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形成发展也离不开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和服务、供应商、目标顾客、终端市场、金融机构、政府、网络媒体、竞争者以及集群所在区域环境要素之间的多元互动和有效连接，这些要素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演绎着产业集群品牌价值的发展变化。
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内涵
（一）构成角度
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内涵，从构成上看，是由产业集群品牌以及与集群品牌存在关联性的要素组成。集群品牌企业、产品、服务、员工、经理人、高校、社会组织、中介机构、银行和政府等都是构成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要素，这些要素之间并不是彼此毫无联系的，而是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生态关系。这些关系一方面形成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构成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载体，它们会随着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根本上保证了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
（二）关系角度
从关系上看，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主要存在正式和非正式关系。正式关系是构成要素主体在经营和管理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过程中，与系统内部其他构成要素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一些内在规则连接而成并借助多样化的存在形式表现出来，其主要内容通常表现为要素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和传递；非正式关系主要是基于产业集群文化、制度和规则形成的要素关系，特别是系统主体在情感、心理和非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具有隐匿性，更能有效传递和扩散知识信息。非正式关系是正式关系的有益补充，在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三）过程角度
从过程上看，特定时空条件和背景环境下形成的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更多表现为一定关系结构基础上的运作整体。这种功能系统一旦形成就会以其辐射和聚合效应来不断整合系统内部结构关系，吸收外部环境要素，使之与系统已有结构、功能发生作用，进而促进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系统内外新旧要素之间关系达到一定程度时，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就会发生形态转型。但是，如果系统内部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结构不能够适应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要求，则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就很有可能面临发展风险，系统原有的功能机制易出现衰退现象。此时，应及时整合优化要素关系结构，提升系统功能，促进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步入新的发展轨迹。
（四）功能角度
从功能上看，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是一个与产业集群品牌存在关联性的内外环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形成的具有多维度结构关系和多层次功能形态的生态系统。影响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生存发展的环境因素较为复杂，既有来自系统内部的发展理念、价值目标、经营管理能力以及组织关系结构，也有来自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交流互动、关联沟通和竞争合作的生态关系，还有来自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所依存的外部环境，例如区域社会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等。现实中，这三个层面的环境因素交织叠加、催化作用，共同影响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运作发展，使得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呈现出动态适应性。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是商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模式；作为一个特有的构成层面，是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够保证产业集群品牌的持续生存和健康发展，还在于它将影响产业集群品牌生存发展的环境因素都置于生态系统运作模式中加以协调和整合，有利于经营管理者充分把握产业集群品牌发展规律及其变化状态；不仅在于它可以优化产业集群品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沟通模式，还在于其构建了一个产业集群品牌价值保持、提升和发展的环境系统。
（五）形态角度
从形态上看，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是一个特殊且包含多重关系结构的复杂系统，其包括的各类环境要素通过彼此之间的关联互补性形成特有的功能机体，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突破个别或者几个构成要素的能力，而更多体现为以核心构成要素功能为核心的要素功能组合与价值组合。在内部层面上，表现为能够协调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关系并使之处于不断运作发展状态的功能体；在外部层面上，表现为能够协调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功能体。正是内外两个层面的功能结合，使得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不仅是一个具有要素、结构和功能的生态系统模式，还在于它的运作过程蕴含着不同结构、功能和价值形态的交替演化。
（六）演化角度
从演化上看，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各构成要素、层面和环节在功能地位与角色作用方面彼此存有差异，并通过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沟通。这一动态过程的实现逻辑是建立在明确各要素、层面和环节生态位基础上，通过发挥系统主体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有机过程。具体而言，系统主体按照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绩效最优化的原则，通过合理协调与整合各要素、层面和环节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各要素、层面和环节之间能够形成协调一致的行为。正是借助构成要素、层面和环节之间关系的协调稳定，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不断适应了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同时也提高了竞争优势与核心能力，取得了长期、持续的发展演化。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有序稳定并实现快速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要素、层面和环节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协同共生关系。这种协同共生关系既不是天然形成的，也不是人为强加的，而是要素之间、层面之间和环节之间，通过长期适应和结合自我组织生成的，由于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的主体性、适应性和自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运作及绩效取得，使得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实现实体形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扩展，内部结构从简单到复杂、从松散到紧密的变化，功能机制从无序到有序、从或缺到完善的深化（康胜，2004）。
参考文献：
1.梁嘉骅等.企业生态与企业发展：企业竞争对策[M].科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激励制度；政府；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101-01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中激励机制的理论依据及主要内容
（一）激励机制理论依据
1、激励的涵义
激励就是激发人的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鼓励行为，形成动力，使其振作的意思。是通过某种合适的、健康的刺激，促使完成目标的行为，保持高度积极状态的某些心理需求的外在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是在外部某种刺激的前提下，使人产生一股内在动力，朝向所期望目标奋斗的心理活动过程。
2、激励的基本原理
管理学中围绕着激励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几种主要的激励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阿尔德弗的ERG理论、麦克米兰的激励需要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等。这些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据对激励问题范畴及涉及概念的不同理解，形成一家之言，建构了独有见解且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但无论哪种激励理论都必须遵循激励的基本原理，并在理解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阐述各自理论的独到观点。激励的基本理论，即激励是一个循环过程，在激励的过程中包括四个阶段：满足人的需要的产生；激发在需要的作用下产生的动机；鼓励在动机作用下引发行为；引导目标。这四个阶段前后承接、缺一不可，共同组成了完整的激励。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激励机制的主要内容
公务员制度中的激励机制是以满足公务员的需要，调动、激发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出发点，根据客观需要，结合公务员队伍实际情况建立的，是激励理论精髓的制度化体现。是指政府引导国家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实现共同的行政目标，按预定的标准和程序将行政资源分配给国家公务员或行政组织的过程。简言之，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是政府引导国家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实现行政目标的过程。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公务员的录用、奖惩、职务升降、考核等环节。
二、我国政府现有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政府激励机制的构成要素变化以及由此造成政府激励偏差，说明我国政府的激励机制出现问题，亟待重构。中国政府激励机制问题主要有：
第一、政府激励机制构成要素的变化，冲击政府激励机制，使政府激励机制运转不灵。政府激励原则由过去的精神激励原则转向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还有目标激励原则、内外激励原则和公正公平激励原则转化；激励客体由原先的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工人阶级，而现在政府激励客体不仅是地位不同民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还有外来的人；激励主体范围扩大，由中央政府单一承担到地方政府、中介组织、甚至民众自己参与的巨大转变；激励手段由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到现在的经济激励、管理激励和法律激励转变。这些构成要素的转变，无疑给现有的政府激励机制平添了不少变数。
第二、政府激励客体需要没有被满足。满足激励客体需要是政府激励机制得以运行或者运行良好的标志。人们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的需要绝大多数是经济利益需要，而政府过去满足人们主要是精神需要，这显然不能很好地迎合人们的基本需要，从而也就不可能依据激励客体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政府激励机制，导致政府激励人们积极性水平的降低。
第三、政府激励理论急需重构。西方政府激励理论，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全盘吸收。我国政府过去的政府激励理论由于始终没有解决好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或者正确理解二者在激励人们过程中的地位，以此构建的政府激励机制难免会与时代脱节，需要构建新的政府激励理论。
三、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中激励机制的对策思路
（一）转变观念：批判继承传统思想，培养创新时代意识
适应社会发展，符合时代主流，与时俱进地转变观念是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前提。观念是行为的先导，转变观念是改变行为的前提。
（二）优化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公务员制度运行的环境是完善国家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基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公务员激励机制有效运行提供物质基础和环境资源。
（三）克制非正式制度激励机制滑向腐败
计划经济时代的激励机制存在着从内部瓦解其激励效用的因素，因此是一种不得不严重依赖非正式制度激励机制支撑正式制度激励的扭曲化激励体系。就其内部瓦解因素看，成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激励机制难以满足激励对象的各种需要，也难以采取针对不同激励对象的个别的、有效的举措为取径，更难以建立起激励者与被激励者之间相互尊重的平等激励关系。于是，在人们的行为都需要激励，尤其是被激励者本身更需要巧妙的激励才会作出积极向上的举动的情况下，正式制度激励的效用缺乏将使被激励者不得不转向非正式制度激励的效用，以弥补正式制度激励效用的严重短缺。
以法治化的正式制度激励机制建构重建现代治理者激励机制，乃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这涉及政府运作机制转型和社会自主机制再造等重大问题。但是，只要人们期待治理者理性化行动，并由此带动整个社会公众理性化行为，那么，这样的建构过程即使再漫长，也将是人们不得不寻求完成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曹卫红.新组织管理心理学[M].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关键词：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构成要素；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R15；D91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02
一、引言
食品质量安全一直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政府也一直努力通过加强监管来降低食品质量安全的发生率。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及调整，相应的，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模式不断变迁。地方政府也被要求承担更多的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责任和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学者指出政府这种单中心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难以达到效果，需要向多中心的食品质量安全治理模式演进（秦利等，2009）。在这个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中，政府、市场、行业协会、公众都应该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有效的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治理（张峻豪，2014）。目前，大量的文献，对公众的食品消费安全维护及监管参与行为进行了研究，但对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较少。基于此，本文对于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内涵，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并描述其的形成机制。
二、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内涵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学者都认为公众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不应该被当作无知者，而应该让他们参与其中。公众（Pubilc）一词本身就代表一个由个人与组织组成的集合的含义，在公众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中，个人部分可以很明确的指出是公民或居民，组织部分则可以分为协会组织、消费者维权组织等。公众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合法性与内涵，首次得到承认与描述是在我国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之中。在2015年的进一步完善的《食品安全法》中，第九、十、十二、一百一十三等条款，对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媒体、个人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中的权利进行了界定。同时，《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意味着公众参与包括了消费者个人、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媒体等不同的部分的参与。能力是完成一项任务或项目的素质，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就是个人与组织能够参与到食品质量安全监督之中的素质，其内涵实际上包括了食品质量安全个人参与能力与食品质量安全组织参与能力，其中尤其以后者为重要部分。
三、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构成要素
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应该包括能力主体、能力客体、能力环境等三个部分。
1.能力主体
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的能力主体是指参与到食品质量安全社会监督中的公众，如上所述，包括了个人和组织。在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的研究中，个人的参与实际上受到关注，在实证研究中，个人的食品安全关注度、认知度和参与意愿三个因素被认为是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最主要内容。这意味着，公众实际上主要被个人代表，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个人在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面前，显得很无知，而个人的集合由于不是一个组织概念，尽管规模巨大但参与效果一样不佳。因此，实际上公众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的主体是组织，而组织参与能力的大小，应该是衡量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到，组织参与是一个积极的反映，组织性也给公众在参与中带有更大的谈判能力。
2.能力客体
一般来说，客体是实践主体作用的对象，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客体就是指主体能够用以借助的来完成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监督行为的工具。这些工具大致包括：（1）知识与信息。这些知识包括了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知识，以及与消费者关于食品消费权益维护相关的知识与信息。（2）规则。其包括了那些由政府部门下达的，有利于公众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的非法律性条文与规章制度。以及消费者进行诉讼的相关规则。（3）正式法律。公众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的与途径需要由正式的法律条文来确定，而消费者的权益也需要正式法律来确定。（4）媒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懂得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曝光，以及对这些问题形成关注，甚至是公共舆论压力。而媒体也通过相关新闻的公布来引导舆论的导向。
3.能力环境
居民是否愿意和时候能有效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参与能力相关的各种环境条件。这些环境包括了：（1）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一个外生变量，由规章制度与正式法律组成，其是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的能力主体行为的基础条件。（2）技术环境。技术进步可以使得居民更方便的参与到食品质量安全监督之中，正是这些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更多的知识和信息传递渠道，利益表达渠道。（3）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是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的能力嵌入的一个最深层背景。中国古人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可能导致难以形成有效地食品安全社会监督机制。（4）市场环境。如果存在强大的第三方监督机制配合市场机制一起发生作用的话，市场中能够通过声誉机制的形成，起到良好的抑制食品不安全的作用。（5）社会组织环境。社会组织的存在实际上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行程，这种社会秩序可以完善市场机制，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形成机制
基于对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内涵与构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并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公众的认知、关注度及参与意愿，还应该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因此本文希望全面分析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形成机制。
1.个人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形成机制
个人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形成机制，主要是指个体通过一系列相关行为，达成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社会监督的可能性和效果，这个可能性和效果越大，参与能力就越高，反之亦然。一般来看，个人实际实现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社会监督的途径有三个：（1）个人信息获取与传递。这是指居民个人能够积极的获取到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并愿意通过宣传的方式与其他居民进行分享，通过提升消费者知识储备来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互联网与新媒体成为个人知识获取和传递的主要方式。（2）个人消费权维护。消费者会有维护自身权利的动力，在相关法律和规则的保障下，消费者会进行维权行为。但居民个人在进行这种维权行为时，要受到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的制约。好的环境意味着消费者维权成本下降，相反，维权成本就高。当成本过高时，消费者会选择放弃。而这种放弃行为有可能是在维权行为之前发生的。（3）个人举报激励。政府为激励消费者参与到食品质量安全的社会监督之中，有时候会采用社会举报奖励机制。但面对极其分散化的食品产业特征，这种举报激励制度很难有效治理路边摊中的食品不安全问题。而对于大企业来说，个人也很难去获取其违规的证据，这时个人往往借助媒体的力量，向媒体举报。
2.组织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形成机制
组织参与到食品质量安全社会监督之中的途径大致有两条：（1）组织成为个人维权的共同呼吁者，例如组成消费者协会，以组织名义进行维权行为。组织的实力大于个人，相较于个人更能实现维权的目的。因此，组织的参与能力更强。但这条路径上组织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形成，取决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政策，以及政府部门是否愿意与消费者协会进行合作。换句话说，消费者组织在参与中还是极为依赖于政府。（2）组织成为社会信誉机制的推动者，通过市场来形成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的能力。这种能力形成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组织作为第三方治理的主体，通过强化市场上食品销售的信誉机制，通过质量信号来实现淘汰劣质食品的目的。这种组织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是一种主动的能力，其形成依然取决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程度，以及组织能够形成的社会信誉秩序的程度。
综上，本文首先从个人与组织组成的公众概念入手，全面的分析了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内涵，指出组织参与能力才是这个内涵中的主体部分。其次本文分析了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三个构成部分：能力主体、能力客体和能力环境。并在之前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指出了个人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形成机制和个人食品质量安全公众参与能力的形成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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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在扩展价值工程中价值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分别分析政府和企业应用价值工程原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或侧重点，并提出政府诱导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建议。
［关键词］
价值工程；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价值工程理论是以功能分析为核心，以可靠地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必要功能为基本前提，以降低产品或服务的寿命周期成本，实现产品或服务功能与成本的最佳匹配为目的的理论。价值工程原理对于企业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实现其生产经营活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实现价值工程与低碳经济的对接，发挥价值工程原理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将在扩展价值工程中价值构成要素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价值工程原理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应用问题。
1价值工程中价值构成要素的内涵扩展
虽然价值工程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该理论主要是从企业的角度研究产品（服务）功能与寿命周期成本的最佳匹配，进而实现产品（服务）价值最大化目标问题。价值工程中的价值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功能和成本。其中，功能是指产品（服务）能给顾客带来的效用或效益，成本指顾客从购买到消费整个过程中为享用产品（服务）功能所带来的效用而支付的费用。从现有研究角度看，价值工程理论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十分有限。事实上，现代企业经营必须要处理好企业、顾客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兼顾三者利益的平衡，否则企业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因此，从广义上讲，企业有两类顾客，一类是直接使用产品（服务），通过产品（服务）的功能满足其需求，但很少为企业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付出代价的顾客；另一类是既为企业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付出代价，又从企业经营活动中获取效益的社会。由于社会代表国家的宏观利益，所以，分析企业经营活动对社会的价值时不能简单地套用价值工程分析的一般公式，需将价值构成要素的内涵加以扩展。从社会的角度看，价值工程分析中，功能就是效益，成本就是费用。其中效益包括产品（服务）生产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费用也应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效益是企业直接增加销售量或劳务量所获得的收益，或为社会节约的开支、减少的损失和节省的资源；间接效益是由企业经营活动引起的，由于投入产出关系而产生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或其他企业有影响，但是在企业的直接经济效益中没有得到反映的经济效益。直接费用是企业投入的各种物料、人工、资金、技术及自然资源而引起的社会资源的消耗；间接费用是指由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引起而在其直接费用中没有得到反映的那部分费用，如社会为治理“三废”污染付出的代价。内涵扩展以后的价值构成要素中，功能和成本分别类似于项目国民经济评估中的效益和费用。因此，基于内涵扩展以后价值构成要素的价值工程分析，对其中效益和费用的估算都要用能体现资源稀缺程度和价值的国家参数来确定。如运用货物的影子价格、劳动力的影子工资等。
2政府应用价值工程原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
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发展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而政府是国民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利益的调控主体。因此，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发挥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政府应运用价值构成要素内涵扩展后的价值工程原理，对企业投资活动进行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项目跟踪价值工程分析和项目后价值工程分析。
2.1组织好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强化事前把关功能由于我国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政府审批制，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的结论是政府审批项目的重要依据。从政府的角度看，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就是政府或政府委托的第三方，从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角度分析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效益，以及项目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即分析项目的社会效益和宏观可行性。因此，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是确保国家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组织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是提高项目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做好项目投资的事前把关工作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工程分析中，对价值小于1，即社会效益小于国民经济和社会费用的项目进行“封杀”。
2.2组织好项目跟踪价值工程分析，强化政府对项目的事中控制职能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前提的假定性和结果的预测性特征，使得其分析结果可能与实践存在偏差，为保证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项目按低碳发展要求建设的现实性，政府要对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跟踪价值工程分析。政府组织项目跟踪价值工程分析的着力点应该是做好项目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影响方面的价值工程分析工作。在环境影响价值工程分析过程中，要应用价值工程原理，采用效益—费用评估方法，即一方面分析项目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的效益，另一方面分析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污染后社会对其进行治理需要支出的费用。政府进行项目跟踪价值工程分析至少要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一是从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和环境容量出发，阐明拟建项目排放总量及浓度可否接受；二是对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三同时”（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的状况作出结论性意见；三是对项目在上述两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措施。
2.3组织好项目后价值工程分析，确保项目的低碳运行项目后价值工程分析是指在项目实施完成并已投入运营一段时间后所进行的价值工程分析。从发展低碳经济的角度看，政府组织项目后价值工程分析的重点是对项目最终的实际情况做出客观评价，并为项目的后续运营提出改进建议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案，以确保项目的低碳运行。
3企业应用价值工程原理发展低碳经济的侧重点扩展
企业应用价值工程原理主要是为了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投入一定，产出最大化；二是产出一定，投入最小化。从传统意义上讲，这里所说的投入是指企业的财务成本，产出是指企业的财务效益。由于低碳经济追求的是“三低三高”，而依靠传统的价值工程分析很难实现上述目标。为此，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应用价值工程原理的侧重点应有所扩展。具体来讲，企业在进行传统价值工程分析活动外，还要增加以下内容的分析。
3.1增加对污染和排放产出的分析增加对污染和排放产出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上，追求污染和排放产出的最小化；二是在污染和排放产出一定的前提下，追求投入最小化。为此，企业在应用价值工程分析法时，应将污染和排放产品指标加以量化，并将它们作为功能对待。
3.2增加对能源投入的分析增加能源投入分析主要体现为：一是在能源投入一定的前提下，实现财务效益的最大化和污染、排放产出的最小化；二是在财务效益和污染、排放产出一定的情况下，实现能源投入的最小化。为此，企业应将能源投入作为成本，而将财务效益和污染、排放产出作为功能，进行价值工程分析。
4政府诱导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建议
企业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主体。当企业用于降低生产活动中污染和排放产出方面的投资得不到补偿，而其生产活动中污染和排放产出造成的负面影响由社会承担，企业自身不需做出任何补偿时，企业不会将污染和排放产出作为功能进行价值工程分析，从而制约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实。作为宏观调控主体，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诱导企业低碳经营。为保证企业的低碳运行，政府对拟建企业、在建企业和建成运营企业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拟建企业和在建企业，分别采取措施加强它们的项目前价值工程分析和项目跟踪价值工程分析。对于建成运营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
4.1关停一部分高碳运行的企业政府应运用价值工程分析方法，站在宏观的角度，对现有企业进行效益—成本分析，对价值小于1，又无法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低碳经营的企业，应采用行政强制手段，使其关闭；对价值小于1，但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低碳经营而且能够盈利的企业，政府应责令其停产整改；当企业整改后实现低碳经营时，政府应给予适当补贴，以提高其盈利水平，并对其他类似企业产生示范效益。
4.2补贴一部分高碳运行的企业对高碳经营，又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低碳经营，但进行技术改造的成本过高，导致其无法盈利的企业，政府应该对其进行补贴，以降低其经营成本，使其能够正常盈利。除此以外，政府应采取措施，重奖一部分低碳技术创新成果供给企业和率先采用企业。低碳技术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因素。为此，政府应将奖励低碳技术创新主体和采用主体并重，一方面，通过重奖低碳技术创新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低碳技术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重奖率先采用低碳技术的主体，使其产生示范效应，从而带动其他企业采用相应技术，进而促进低碳技术的扩散过程。重奖低碳技术创新主体的前提是该技术应用前景广阔，而且能产生很好的国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奖励的力度应根据该技术的扩散给社会带来综合效益的高低来确定，以技术采用的预期社会效益的一定百分比作为奖励标准实施重奖；对于率先采用低碳技术的企业，应根据其模仿追随者的数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经济和生态效益的一定百分比进行重奖，以刺激企业采用低碳技术，加快低碳技术的扩散进程。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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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 环境修复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153-01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剧增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强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废气物质不断的输入环境，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大气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许多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来说，由于其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难治理和修复周期长等区别与大气和地表水体污染的特点，其修复问题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日益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虽然人们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实用技术，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破坏场地结构、造成二次污染，对于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甚至难以应用。为此，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础
生物修复是对污染环境实施修复、之力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生物修复定义，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消除环境中的污染物的一个受控或自发进行的过程，这是狭义的定义。
除了微生物修复外，植物修复、动物修复乃至酶学修复等方式的出现，赋予了生物修复更广泛的内涵，即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动物以及水生藻类、陆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谢活性降解、减轻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改变重金属的活性或在环境中结合态，通过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或物理特性二影响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广、最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仍是微生物修复。
二、物理与化学修复―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
从修复原理来看，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是指充分利用光、温、水、土、气、热等环境要素，根据污染物的理性性质，通过机械分离、蒸发、点解、磁化、冰冻、加热、凝固、氧化―还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学反应，使环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转化为无害物质。通常，为了节省环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复或化学修复往作为生物修复的前处理阶段，近年来根式作为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无论是环境要素或生态因子，还是工程措施，对于修复生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若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环境条件和生态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转化，将极大地提高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的效率，这一点对于生态修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理与化学修复措施与生物修复的结合，是生态修复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的有效性和成败。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把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措施更好地与生物修复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三、植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复这一概念大约是1980年代前期提出来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积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来去除污染环境中多余的重金属。
目前，植物修复这一技术已经涵盖了污染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城市树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对大气或室内空气的净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过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而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污染土壤及水体中无机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机污染物的讲解等。
在污染环境治理中，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植物修复过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际圈微生物、根际圈土壤物理和化学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为调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总的来说，植物修复几乎包括了生态修复的所有机制，是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利用植物对重金属如Ni、Zn、Cd、Hg、Cu、Se,放射性核素如Cs、Sr、Ur，多环芳径，石油，化学农药，有机氯溶剂如TCE，废弃炸药如TNT等的修复研究均有报道。
四、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生态修复评判基础
污染环境修复标准是指呗技术和法规所确定、确立的环境清洁水平，通过生态修复或利用各种清洁技术手段，使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降低到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不构成威胁的、技术和法规可接受的水平。
近年来，污染环境的修复一直是热点领域。然而，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的制定远远落后于修复方法的研究，这就很难说清楚环境修复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认为是清洁的。
在世界范围内，污染土壤修复标准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刚刚制定玩土壤修复标准。从总体上来看，各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工作，均大大滞后于其大气、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工作；各国污染土壤修复标准的建立工作，又大大滞后于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监理工作。
我国在土壤修复效果的评价中，一直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但是依据背景值建立的土壤质量标准并没有给出土壤的去染污允许值，这样对于有一定吸纳污染物能力的土壤资源是一种浪费。
目前，理论和技术上可行的修复技术主要有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酶学修复、动物修复、化学修复、物理修复和各种联合修复等几大类。有些修复技术已经进入现场应用阶段并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无论是化学修复、物理修复还是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去点，都不能对环境污染进行根治。只有对污染环境实施生态修复，才能彻底阻断污染物进入食物链，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从而最为有效地阻止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修复是在生态学原理的指导下，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化组合，使之达到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费的一种综合的修复污染环境的方法。
五、生态修复―实施与研究展望
在眼前的格局下,可持续发展不失为当代人的一种既明智又沉重的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已开始正视目前所处的困境。显而易见,倒退回去,甘于守贫,不仅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丝毫无补,反而加剧生态失衡;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只能在麻木中葬送自己。唯有通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寓环境治理于发展之中,才是修复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长治久安的最终出路。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依赖结构 关系要素 治理机制 渠道关系模型
一、研究渠道关系的相关模型
1.信任承诺模型
摩根和汉特等营销学者关于关系营销的理论研究，为关系营销理论范式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他们认为，关系的构成要素有很多，诸如关系终止成本、关系利益、分享的价值、沟通、机会主义行为、信任与承诺，等等，然而，在所有的这些关系要素中，信任与承诺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构建了一个以信任与承诺为关键中间变量的关系营销模型（如图1所示）。
在这个关系营销的关键中间变量模型中，摩根和汉特虽然证明了信任与承诺是关系营销的核心，但并未就关系营销与治理机制的关系进行阐述与分析；关系营销关键中间变量模型固然提出了构建一般关系营销的分析框架，但该框架并未就渠道成员间的特殊关系形式做具体的针对性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摩根和汉特的关系营销中间变量模型的一个暗含的前提假设是关系双方在依赖与权力关系上相互对等，基于这种假设，因而他们认为在一个相互对等依赖的关系中，只要构建起相互的信任与承诺，就会实现双方长期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交易关系的双方，尤其是渠道成员间的普遍的情形是渠道成员各自拥有的依赖与权力是不对等的。事实上，渠道关系中之所以存在复杂的治理机制，盖因渠道关系双方在依赖与权力上的不对等所致。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关于渠道关系的制度设计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渠道关系的治理机制正是渠道关系的制度安排，可见，依赖与权力是治理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对现实的渠道关系的观察可以看到，在渠道关系中，当渠道成员间的依赖与权力的不对等时，一方常常拥有较大的主导权，另一方则在较大的程度上受制于权力较大的一方。这种依赖和权力的不对称、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成为渠道关系中主导方的单边治理的基础并成为渠道关系冲突的根源。
2.分销商与制造商工作关系模型
该模型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是“给定比较水平结果”和“相对依赖”。
安德森和纳汝斯将“给定比较水平结果”定义为：一个企业将其从一个工作关系中获得的绩效或利益(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与该企业对此前类似的关系中所形成的预期相比较后的结果。这一结果与信任、合作、满意之间构成正相关关系。换言之，一个企业从既定关系中获得的“比较水平结果”越大，该企业对关系的信任越强，合作的意愿就更强，对关系的满意度就越高。反之，则不然。
安德森和纳汝斯认为，所谓相对依赖，是指就一个既定渠道关系而言，一个渠道成员相对于其渠道伙伴所感受到的对该种关系的依赖差异。这就是说，两个处在既定渠道关系中的渠道成员对关系的依赖程度是不一样的。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在一个既定渠道关系中，渠道成员会具有“影响渠道伙伴”或“被渠道伙伴影响”的行为差别。在渠道理论中，影响原本是权力的同义语，因而由相对依赖所产生的“影响”和“被影响”就导致了渠道关系中的权力差别。权力差别的结果可能是冲突也可能是满意。
该模型中，“给定比较水平结果”与“相对依赖”互为因果关系，给定比较水平结果越显著，参与交易关系的渠道成员对关系的相对依赖程度就越高，反之，也是同样的结果。
渠道关系中的相对依赖从两个路径影响渠道成员的满意程度。(1)“相对依赖”与“被渠道伙伴影响”正相关；(2)“相对依赖”与“影响渠道伙伴”负相关。安德森和纳汝斯认为，一个对渠道关系具有较高依赖的企业，从关系中得到的利益也相对较多，其维持渠道关系的意愿也更强，因而该企业愿意接受渠道伙伴的影响以延续关系；一个对渠道关系依赖程度不高的企业，从渠道关系中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少，因而该企业可以利用其对关系相对超脱的地位要求其渠道伙伴做这样那样的行为调整，以增大关系价值进而为双方或己方带来更大的利益。
二、建立渠道关系模型
摩根和汉特的研究为关系营销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木分析框架，但该分析框架未涉及到建立关系和治理机制的基础――相互依赖及其结构这一构建渠道关系的重要因素。
安德森和纳汝斯的研究均正确地指出并证明了相对依赖与依赖结构、关系行为对渠道关系的影响作用。但从关系营销的一般原理角度看，他们的研究都未将相对依赖、依赖结构与关系营销中的另一对重要变量即“信任”与“承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以建立渠道关系的一般模型。
但在上述模型的研究中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变量――渠道外部环境，渠道系统本身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必然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渠道系统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也取决与对外部的环境的适应。针同时本人认为有必要将关键变量“信任”、“承诺”构成的关系结构与依赖结构、治理机制、渠道形式以及外部环境这五个相关方面的关系进行链接，进而探讨这四五个方而的作用机理，从而构建一个更为现实也更为一般的渠道关系的理论分析模型（如图3所示）。
1.外部环境
渠道外部环境影响着渠道关系中的关系结构和依赖，以及渠道中的关系形式。
2.依赖结构
指的是渠道成员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程度。如果双方影响程度均衡叫做双边依赖，不均衡叫单边依赖。依赖结构是研究渠道关系的基础，它和关系要素相互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企业渠道形式的确定。
3.关系要素
渠道关系中的主要关系要素包括：权力、依赖、冲突、信任、承诺等等，渠道关系管理就是对这些关系要素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管理。
4.渠道形式
渠道之间的相互联系所形成渠道模式。每种渠道关系模式，反映的是渠道成员之间的不同的权力、依赖以及信任与承诺的差异及其带来的不同的渠道管理问题与任务。
5.治理机制
各种关系要素在公司渠道，常规渠道，半一体化渠道等不同的渠道结构中具有不同的成因，表现方式与作用特点，对这些关系要素的管理形成了不同的关系治理机制，在不同的关系治理机制下，产生了相应的管理策略。
三、结论
基于上述对渠道关系的系统研究，在前人的相关文献与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渠道环境、关系结构、依赖结构、治理机制、渠道模式关联维度的“渠道关系模型”。借助该关系模型,希望能够对解读渠道模式、渠道治理,特别是实施渠道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并提供以关系为核心的渠道理论构架。
参考文献：
[1]（美）安妮・T・科兰艾琳・安德森路易斯・斯特恩阿代尔・I・艾-安瑟理:营销渠道（第六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
[2]庄贵军:权力冲突与合作.西方的渠道行为理论.北京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苏 勇陈小平:渠道关系.从交易型向伙伴型转变.销售与市场，200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