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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江南（尤其是江苏）是中国茶文化发源地之一。据古籍《广陵耆老传》记载，晋元帝（公元317―323年）时，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位老妇人，每天提一壶茶去市上叫卖。茶香味浓，饮者甚多，但怪的是从早卖到晚，壶中茶始终不竭。她把茶钱全分给穷人，大家很感激，不料官府竟认为“有伤风化”，将她逮捕入狱。夜深人静时，老妇人携茶具飞出狱窗，杳无踪影。揭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外衣，即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卖大碗茶”的文字记载。
唐代是饮茶、制茶大发展时期，商业空前繁荣。陆羽的《茶经》进一步推进了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使茶的栽培和商品化水平逐步加快。陆羽曾走遍江、浙、赣各地产茶区，江南的南京栖霞区、句容茅山、丹阳、无锡、苏州等地留下了他的足迹。《茶经》―――这部中国第一部茶学经典著作，就是他在浙江湖州的苕溪写成的。至今，仍有苏州虎丘“陆羽井”、南京栖霞山“试茶亭”等纪念“茶神”陆羽的遗迹。旧时江南开茶馆的多供奉陆羽的瓷神像，当生意不旺时便向瓷像口里灌茶，祈求茶神保佑生意兴隆。
江南历代名茶辈出，至今蔚为烟酒茶糖大观。产茶既盛，茶的买卖自然兴旺。如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一带出产的珠茶，早在宋代就称“江南第一名茶”，销路颇广。茶最初于清代外销时叫做“贡熙”，意为专门进贡皇上康熙的。19世纪时，“贡熙”在伦敦市场上的售价不亚于珍宝。
明清徽帮茶商在江南占有相当市场，不少茶行栈、茶楼应为徽商所开（至今南京街头上大部分茶行仍为安徽人经营）。民国后，扬州、福建商人也在江南争市场，称镇扬帮、福建帮。江南茶商也远至外地行商，至迟在清代雍正年间，苏州花茶就大量运销东北、华北、西北市场。辽宁锦州市“天后宫”，在1727年重建碑文中，就有苏州“关东庄”茶商捐款的记载。抗战时南北交通阻隔，华北茶商无法深入福建等南方茶叶产地，便云集南京，从皖南等地购入毛茶，在南京窨制成北方人爱喝的花茶运回北方，可见“北方帮”茶商在江南也很活跃。
另外，江南及长江流域一带还盛行“茶会”，这是包括许多种商品买卖在内的交易活动。旧中国各行业、各商帮一般都有其约定的茶楼（馆）作为这种活动场所。商人在“茶会”上饮茶时商谈行市，其中上海的“茶会”最盛。（责编 张圣荣）
一唐代茶文化兴盛的社会历史条件
唐代茶文化兴盛是对历史上茶文化吸收和发展的结果。茶文化在唐代最终形成，得益于佛教的大发展、科举制度的完善、唐诗的繁荣、贡茶的成制、政府的倡导等因素。
1、佛教的大发展和推动佛教的大发展为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而佛教中的禅宗兴盛直接推动了饮茶风俗的广泛流行；茶禅互动，相互吸收和促进，茶文化得以产生。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云：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泰山灵岩寺降魔师大兴禅教就是这个时代的反映。晚间不食不睡，甚为难熬。为求功德圆满，修身养心，禅宗功夫坐禅就需要脑清神健，而茶既解渴又提神，与坐禅的意境完全合拍，因此成了坐禅的好伙伴。唐人李咸用在《谢僧寄茶》中说：“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眠”，可见茶叶与禅的结合有其客观必然性。既然出家人热衷于以茶助禅，以茶助功，民间信徒必仿而效之，此风因此不胫而走。唐代有一大批僧人种茶、采茶、制茶、饮茶，许多名茶产于名刹，许多高僧都是著名茶人。
2、科举制度的促进唐代用严格的科举考试来选才授官。朝廷特命以茶送到考场，以示关怀，所谓“金銮故例，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如元稹《自述》(一作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这种科举制度中最高规格的考试，也以茶助考，每一位有幸得到赐茶的人每不感到无比自豪，其轰动效应也更大。这说明科学制度中赐茶的普遍性。
3、唐诗繁荣的影响文人作诗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要求作者头脑清醒，文思如泉。而茶能助诗兴，发文思，所以吟诗与饮茶有机结合起来。唐代著名诗人无不饮茶，有些人还把饮茶与吟诗有机联系起来，这种例子俯首皆是。文人吟诗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茶道茶艺、茶性茶德、茶情茶谊、茶俗茶礼、茶事史诗等，同时对茶树生态环境、造茶技术、煮饮技艺、名茶、贡茶、茶政和贸易等都有涉猎，内容丰富，词句优美，从侧面反映出唐代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据不完全统计，唐代茶诗有391首，作者113人，这与唐以前各代偶有所见的茶诗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4、封建政府的倡导主要表现为以朝廷为首的各级官府提倡饮茶，主张以茶代酒，贡茶、赐茶的盛行等方面。中唐以后各皇帝大多好茶，为提神消食、治病，便向民间搜刮名茶贡饮。唐代贡茶有2种，一是选择各地所产名优茶进贡，二是在茶源丰富，茶质优良，环境优美的地区设立贡茶院造茶进贡。丰富的贡茶，既满足了朝廷饮用需求，又可进行各类赐茶。唐代皇上向各级赐茶已成为示宠的象征。妃嫔、内侍、公主、学人、举子、军人、官吏、王公贵族等都成为赐茶的对象。得到皇帝赐茶的王公贵族更是感激涕零，视为殊荣，誓死图报。皇帝如此重视茶，茶就被作为一种礼仪用于和亲以及固边强国之事上。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陪嫁之物中就有茶叶。《政教鉴附录》云：“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嗣后与吐蕃及回纥的茶马贸易，既有礼遇周边少数民族，以茶惠及边民的内容，也有强国固边的深层次考虑。
二唐代茶文化的主要表现
1、茶文化形成的基础十分厚实，饮茶非常普及。这是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茶文化普及的必然结果。从地域上看，唐代饮茶风习第一次成了真正意义上全国性的“比屋之饮”。尤其是北方，本来“初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以后，僧人饮风大盛，为此北方许多地方“多开店铺，煎茶卖之”，这种“始臼中地”的饮茶风俗，很快与大唐文化一起“流于塞外”。饮茶地域性的消失，是饮茶文化作为全国文化出现的标志。从饮茶所属人员看，皇帝嗜荼，“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文人嗜茶，僧人嗜茶，道士饮茶，军人饮茶，甚至“田间之问，嗜好尤切”。饮茶没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为一切人的嗜好。从作用来看，茶被看作生活的必需品，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人们对茶“溺之甚”，简直达到“穷日尽夜”的程度。没有饮茶的大普及，不会有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2、有了一整套制茶、煮茶、饮茶的专门工具和成熟技术，突出表现在陆羽《茶经》的有关论述中。可见，唐代茶事是一门艺术，对茶叶的外形、色泽、茶水香味、滋味、煮水、茶具、柴火、饮茶环境和方式均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他们追求的是茶叶要好，制茶要精，煮茶要术，饮茶要美，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出现了包括茶学专著在内的一大批茶文献、茶文学。《茶经》面世标志着茶学和茶道的形成，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嗣后裴汶的《茶述》、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虞的《十六汤品》、温庭筠的《采茶录》、王敷的《茶酒论》、毛文锡的《茶谱》义从不同的侧面共同塑造唐代茶学界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大批诗人用自己饱含深情的笔，写下了数百首茶诗。这些茶诗或呕歌饮茶的美妙，或表达赐茶赠茶后的喜悦心情，或寄托对茶德的思考，凡此种种，都表达了对茶的热爱和追求。唐至五代以茶诗为中心，包括茶散文等文学著作的大量出现，为茶抹上了浓浓的文化韵味。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茶画。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箫翼赚兰亭图》是世界最早的茶画，画中描绘了儒士与僧人共品香茗的情景。阎立本另绘有《斗茶图》，形象地表现了唐代的饮茶风俗。初唐周防的《琴啜茗图》大约是当时宫廷仕女茶道的最早表现。张莹的《明皇和乐图》是一幅宫廷帝王饮茶的图画。佚名的《宫乐图》描绘宫廷妇女集体饮茶的场面。这些画对烹茶、饮茶具体细节与场面描绘得比较具体、细腻。此外，杂著中也大量出现茶的内容。可见茶学家、诗人、文学家、画家、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都拿起自己的笔为茶文化的繁荣而辛勤耕耘。
4、饮茶仪规和茶道的出现，饮茶上升到精神层面。饮茶发展，有所规则，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主要体现在《茶经·六之饮》中。“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以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除了普通饮茶仪规外，唐代已经形成宫廷茶文化圈、文人茶文化圈、大众茶文化圈、僧侣茶文化圈，不同文化圈的人饮茶自然也就有不同的规则。茶道的创立则是唐代饮茶文化的最高层面，即精神方面的内容，这是唐代茶文化的突出表现。陆羽创造了以“精行俭德”为中心的茶道思想，只不过没有使用“茶道”这个词而已。诗僧皎然首次提出了茶道概念，把品茶过程归纳为3个层次。卢仝又在《走笔谢孟涑议寄新茶》中生动描绘了饮茶的7个层次。刘贞亮将茶叶功效概括为10项，《茶十项》一文说：“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疬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刘贞亮的茶十德比较具体，包含了茶叶对生理及精神方面的功效，其中“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4条纯粹是谈茶的精神作用。至此唐代茶道已经形成。
三唐代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1、唐代茶文化是对古代茶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它具有高度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唐代茶文化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茶文化思想，揉合当时思想界的精华，创造了完整的茶艺形式，使单纯的饮茶活动一变而为精神的活动。人们在制茶、煮茶、饮茶的过程中，深刻理会到儒佛道三家精神的内含。这既是一种物质享受，又是一种精神追求，是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结合。唐代茶文化不但给唐代不同人们提供了开展茶文化的乐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奠基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宋元明清茶文化的走向，这种影响，甚至直至今天仍无法完全摆脱。
一、茶文化的发展历程
茶，作为物种，经历了由野生到种植，再到选优繁育的过程。茶叶的制作也是与时俱进，逐步发展的。人类的用茶，经历了“食用”、“药用”、“饮用”这三个阶段。在西汉中期的四川成都一带，人们已经开始将茶当做饮料了。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更深入更广泛地进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地域范围扩展到长江以南地区，在史料中对茶的记载也开始逐渐增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茶在这一时期开始与道家、儒家的思想发生联系，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开始萌芽。茶引起人们的兴趣，除了解渴、提神的原始功能，首先在于它的味美。要想获得这种美味，只采饮天然的茶不远远不够，还需要选择茶叶的品种，对茶的种植、采摘、制备、冲泡等都有特殊的要求。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使人们能够超出日常生活必需之外，去追求能给自身以更大精神享受的生活方式，饮茶便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民俗并开始形成茶文化。被誉为“茶圣”的唐人陆羽著有《茶经》一书，是对当时唐代以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与茶文化的全面总结。陆羽不仅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茶叶产制烹饮技艺，而且提出了“精行俭德”的茶道、茶德和茶人精神。
成为中国茶文化正式形成的标志。宋代是我国茶文化深入发展的时期。由于官僚贵族的倡导示范、文人僧道的推广传播、市井阶层的广泛参与，茶叶在物资领域的地位几乎可以比肩柴米，饮茶在精神文化领域也成为了一种流行时尚。这一时期，点茶、斗茶、分茶等与茶有关的记载层出不穷。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游牧文明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茶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饮茶方式由宋代的繁琐走向简约。明清时期，散叶茶得到了大力推广，名优茶的品种也大量增加，饮茶技艺也随之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全国各类茶馆林立，茶书、茶诗、茶画众多，并开始成为西方与中国贸易的主要物产。
二、茶艺表演的兴起
几千年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积累，使绚丽多彩的华夏文明奇妙地融化在茶香清泉之中。饮茶风尚同样溶入了现代人的生活，演变成为一种品茗的艺术程式。茶艺表演是在茶艺和茶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通过各种茶叶冲泡技艺的形象演示，科学地、生活化地、艺术地展示泡饮过程，使人们在精心营造的优雅环境和氛围中，得到美好的精神享受，陶冶情操。从唐宋的文士茶艺、宫廷茶艺、宗教茶艺发展起步，直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的“茶艺”概念率先在台湾被提出，茶艺表演事业随之兴起。各具地域特色的茶艺馆和茶文化盛会为茶艺表演提供了平台。茶艺表演是一门集音乐、舞蹈、人文精神于一体，适合在室内或舞台表演的茶叶冲泡艺术。它正承担起普及茶文化的时代责任，引导人们去重新品味古人早已参透但在近百年逐渐被淡忘的中国茶文化的精髓。
我国茶叶种类众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各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茶风俗，与之相应地，茶艺表演的种类也呈现百花齐放。按照茶艺表演的形式，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在演出场所由专业人员表演，这一类表演往往强调以艺为主，突出茶艺的欣赏功能；第二种表演多见于茶馆、茶室等场所，表演者和欣赏者多为茶界人士或饮茶爱好者。他们会最大限度地体现某一类茶叶的品质特性，遵循茶理茶性，有主题有针对性地设计茶艺程式。使表演者和欣赏者都能从中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第三种则发生在普通百姓当中，将品茶和泡茶技巧融合在一起，自娱自乐。而按照茶艺表演的程式，则可大致分为备器、煎水、赏茶、洁具、置茶、泡茶、奉茶、饮茶这几个基本步骤。不光展现制茶、泡茶、饮茶的技艺，更重要的是贯穿在整个茶艺表演始终的中国茶道精神。除此之外，茶艺表演还日益成为一种人际交流、建立友谊、沟通情感的纽带，甚至是一种社会和谐的剂。以茶会友，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在欣赏茶艺表演的同时，达到精神上的共鸣。
三、历史文化发展对茶艺表演艺术的影响
泉州茶产业和茶文化是在种植技术、制作工艺持续、交替创新中互为推动的。种植技术创新扩大茶叶供给，为茶产业形成发展和茶文化广为传播提供可能。制作工艺创新提升茶叶品质，扩大茶叶市场需求。
(一)种植技术创新在茶叶种植方面，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安溪茶农发现了“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这是茶叶种植技艺上一次重大创新，简化了茶树繁殖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产量，为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由贵族士族推向平民提供了可能。其具体做法是:在小满前后，选择新梢长势旺盛、芽叶性状较好的茶树，先在茶树周围挖一圈环状沟，翻松其表土，去除杂草根，将母树枝条向四周逐枝扭伤弯压固定于沟底，再把枝条上的小分枝扭伤朝上竖直紧埋土中，让新梢露出1～3叶。每株母树可以压条5～20枝，经过0.5～1年的施肥管理，每个小分枝长成茶苗后，即可移植至茶园。这种茶树无性繁殖法的发明，虽然繁殖系数较低，但克服了先前因采用种子繁殖致使种性退化、茶叶品质易变的状况，开创了中国茶树科学繁殖的先河，在中国茶发展史上是一次科学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在此基础上，民国年间安溪茶农进一步试验出“长穗扦插繁殖法”。
(二)制作工艺创新泉州民间数百年来流传着“苏良与乌龙茶”的传说。据说，明末清初有一位名叫苏良的采茶、打猎能手，因长得健壮黝黑，乡亲们亲切唤他“乌龙”(闽南方言“乌”即“黑”，“良”与“龙”谐音)。一次采茶返回途中，苏良背着茶篓一路追赶并击伤山獐，抓获回家又忙于宰杀品尝，竟把茶叶搁置一旁。翌日清早炒制茶叶时，发现茶叶已经枯萎，叶缘出现如血丝般的红边，闻之却有一股奇特的香味，炒制后香气扑鼻。冲泡品饮，全无平常的苦涩，且香气更足，味更甘醇，众人品后啧啧称奇。苏良细细琢磨，终于悟出了其中缘由:茶青在茶篓中经过抖动，叶缘互相碰擦，从而形成红边，这样制出来的茶叶最终形成天然的花果香味。经过反复实践，苏良将摸索出的一整套新的制作技艺传给了父老乡亲，大大提高了茶叶品质。苏良死后，人们为纪念他，将依照此法制作的茶叶称为“乌龙茶”。虽然民间传说不能等同史料，但传说往往来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实践。在劳作中逐渐产生一种特定性新技术并世代相传，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安溪在历史上选育和繁殖了不少适制乌龙茶的优良品种，并在制造技术上精益求精，虽然缺乏较早的有关历史文献，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安溪与乌龙茶的创制无缘。”这是茶研究泰斗张天福先生在《福建乌龙茶》中的评说。乌龙茶采制技艺是中国传统制茶工艺的一大创新，对于提高茶叶品质，促进茶产业成长，传播茶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三)新种植技术及制作工艺的传播泉州茶农还善于吸收武夷茗茶等其他茶类的种植制作经验，融入提升铁观音种、采、制水平，推动泉州茶产业与茶文化发展繁荣。清初入武夷山天心寺出家为茶僧的同安人释超全(俗名阮旻锡)，写了《安溪茶歌》，为后人讲述了17—18世纪安溪人种茶、采茶、茶价、茶名、茶质以及外销的情况，还反映了安溪茶农仿效武夷茶采制方法制作铁观音的景象。其诗云: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瞆瞆，世道如此良可嗟。安溪茶农向武夷“漳人”茶农学习制作技艺，反过来也为武夷山茶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郭柏苍《闽产录异》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在这，“泉州人”主要来自安溪。
泉州特别是安溪的茶农在长期实践中，先后发明的“茶树整株压条繁殖法”、“茶树长穗扦插繁殖法”，以及乌龙茶制作工艺得到大面积普及和推广。至明中叶，安溪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已遍布西部山区的大部分区域以及东部的不少地方，茶叶步入商品化时代。明嘉靖《安溪县志》载:“茶，龙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时人陈懋仁《泉南杂志》亦云:“茶，晋出者曰清源，南安出者曰英山，安溪出者曰清水、曰留山。”清雍乾年间，安溪西坪人发现并命名了铁观音茶树，以铁观音作为品牌，开启了泉州茶产业的崭新时代。乾隆《安溪县志》载:“耕于山者，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用者，不惮陟岩，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岁计所居入，以助衣食之不足。”安溪乌龙茶(“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清初主要分布在西坪、虎邱、大坪、芦田、龙涓、长坑、蓝田、祥华、感德、剑斗等乡镇;清末已传遍全县各乡镇和闽南永春、南安、长泰、漳平、漳州等县市，并且辐射到闽北各产茶县及广东茶区。清末著名茶商兼诗人林鹤年目睹了安溪山村“生意动林济，衫茶遍户栽”，“千里贱栽花，千村学种茶”的繁忙景象。
二、政府扶持、僧侣倡导、士人热衷:茶产业成长和茶文化传播的制度基础
唐末以来，泉州种茶、制茶与饮茶发展，与朝廷官府重视扶持以及文人隐士、佛道僧侣的提倡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政府扶持宋时，茶树种植已经普及泉州各县，从沿海丘陵到内陆山地，都有不少茶园，所产茶叶既多且佳。安溪是主要的产茶区，无论是寺庙或农家都已普遍产茶。宋初，黄夷简(935—1011)在《山居》诗中盛赞安溪茶叶“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说明宋代泉州安溪茶叶品质良好，制茶饮茶已有了一定水平。宋代泉州茶叶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政府扶持鼓励十分重要。这体现于:一是朝廷税收需要。当时，茶叶是重要的经济作物，茶利是税收的重要来源，政府从种植、加工到流通各个环节干预茶产业发展。宋代，泉州植茶面积比陆羽记载的唐代植茶面积扩大了2～3倍，政府对茶区实行民营官榷，即官府设有买茶场，负责向茶户买茶，然后将茶运到指定的榷货务交货。茶户生产的茶叶除一部分当作茶园的租税(折税茶)缴纳朝廷外，其余部分也悉数卖给榷货务，不得私自出售或藏匿不卖。这一度影响了茶户生产积极性，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改行通商法，朝廷退出对茶叶经营的一切干预，规定茶户交了“租钱”就可以自由买卖。宋徽宗年间(1101—1125)，为了扩大朝廷财政收入，又陆续变更茶法，政和二年(1112年)确定新的茶法:“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卖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其核心是在加强对茶户产茶监督的基础上，允许茶商与茶农直接交易，但茶商事先需到官方指定的机构出钱购买批发和零售茶叶的准许证。
这一购买费用称作“茶引”，它是国家以垄断者的身份对于茶叶批发经营征收的、介于垄断利润和手续费之间的一种费用。政府对茶利的高度重视，客观上促进了泉州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是促使海上茶瓷之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清以后，茶叶生产和茶法均承袭南宋格局并有所发展，泉州对外贸易步入巅峰时期，茶叶生产和出口增加。二是嗜茶成为统治阶层的一种时尚。从宋代开始风行的斗茶将一种近乎游戏的饮茶方式推升至全民性的饮茶习惯，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徽宗皇帝为此还撰写了一本极具专业水准的茶书《大观茶论》，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赵宋南外宗子的迁入泉州，大批皇亲国戚定居于此，带来了包括斗茶消遣在内的奢侈娱乐方式。为适应当时人们的饮茶风气，安溪桂瑶乡的桂窑以及邻近各县的窑场生产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供斗茶或日常品饮使用的青釉瓷、青白瓷茶盏和茶壶，它们与闽北建阳斗茶用的黑釉瓷茶盏形成鲜明对比，一起成为宋代福建南北两地斗茶的典型代表。据历次考古调查，从安溪县境内50多处宋元时期的古遗址、古窑址和古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与茶有关的器物造型，其中有泡茶、饮茶用的茶壶、茶盏等，反映出当时当地饮茶的流行。宋代蔚然成风的饮茶，极大地促进了安溪茶产业的初步形成。
(二)僧侣倡导寺僧学禅打坐，晚间不食不睡，茶既能解渴又能破睡，因此特别受到僧人的欢迎。中国自古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驻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说，古时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地产，僧人种植、生产、研制、品饮茶叶，其行为对民间影响深远。例如安溪清水岩和圣泉岩所产的茶叶品质优良，成为不可多得的名茶。据《清水岩志》载，该岩“鬼崆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饮之，不觉两腋风生。倘遇陆羽，将以补《茶经》焉”。《清水岩志》载:“清水峰高，出云吐雾，寺僧植茶，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雾之霭，食之能疗百病。老寮等属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又载:“杏仁茶产岩前及林中，嫩叶赤碧色，形比黄栀较大，若似山茶叶，其质脆。采而揉之，汁沾手掌，绝似杏仁气味，蚁喜食之。岩僧尝采制为茶，泡时一杯止用一叶，或一叶杂他茶泡之亦可。多则味太浓。”除了岩茶、杏仁茶外，清水岩还产有一种“甜茶”，是由灌木似荆得嫩芽制成的茶，其味甘甜，有止渴消暑之功效，相传为清水祖师亲手培植。而位于安溪驷马山的圣泉岩，当时有一俗姓裴的高僧广为植茶，并向乡人传授植茶技艺，因此史志有“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之记载。
(三)士人热衷同样，由于茶有提神助思的功效，唐代科举制度的施行也对饮茶风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些隐士也热衷以茶会友、吟诗作对，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在一次接受龙安岩长老惠茶时留下一首诗:“泼乳浮华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宿醒未解惊窗午，战退降魔不用兵。”他还与名僧释宏道(号介庵)共同赏月品茶。相传宋末元初，江西弋阳谢枋得为避出仕，隐姓埋名，潜居安溪感德佐槐教书，竭力倡导垦荒植茶。种茶使村民改善了生活，民众感恩戴德，尊其为“茶神”、“茶王公”，作为本地境主崇祀，这一民间信仰延续至今。煎茶是古代乌龙团茶的泡饮做法，在泉州官宦诗人的笔下已描述了乌龙茶的身影。特别是宋代贡茶制度和种茶技术、制茶工艺的不断发展以及帝王和上流阶层的投入，渐渐取代了唐代由文士茶人与僧人主导茶文化的局面，民间茶风更加普及，茶坊、茶肆的大量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形成了有关茶的礼仪。宋末元初，阿拉伯后裔蒲寿宬《心泉学诗稿》中有多首咏茶赞泉诗，如有《登北山真武观试泉》、《西岩》、《约赵委顺北山试泉》以及《赠老溪孚上人》，其中不乏佳句，如“蹇驴破帽出近郭，裹茶汲井手自煎。泉鲜水活别无法，瓯中沸出酥雪妍”，“野茗春深苦，山泉雨后甘”，“煮茶与客早归去，落日前山路更多”等等，可见元代泉州地区种茶、煎茶、饮茶之流行。这种具有精神上象征意义的礼仪，随后在上层人家的婚嫁中也引入茶仪，且流入民间婚俗，也说明了泉州茶文化已经相当普及。
三、专业化、集贸市场、行商坐商:茶产业成长和茶文化传播的组织基础
唐宋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泉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手工业蓬勃发展，造船技术日益进步，泉州港是国内外进出口商品最大的集散中心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泉州对外贸易步入繁荣发展时期。最迟在北宋，泉州茶叶便开始外销，如皇祐时(1049—1054)晋江县南部的大宅诸村广植茶圃，产品曾运销两粤及交趾(即广东、越南一带)。《宋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茶叶与瓷器、丝绸、酒等，同为海外各国渴望获得的重要出口商品，其中以茶瓷最为大宗。元代茶叶生产和茶法均承袭南宋格局并有所发展。清代，由于茶叶外销市场的大量需求，泉州制茶业的发展进入繁盛期，康熙初年，中国茶叶外销迅速增加，“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并一直延续到同治、光绪年间。此外，泉州茶文化还随着泉州人入垦台湾而传入宝岛，随泉州人移民海外而传播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
(一)专业化专业化种植、制作，专注于茶叶生产和制作，有助于提高茶品质量和市场化水平。17世纪始，中国茶叶大量外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茶叶一直独占国际市场，各个阶层的人纷纷加入茶叶的营销队伍，其中有商人、权贵、文人、茶农、寺僧等。在诸如安溪这样的茶叶主产区，一些富裕的茶农拥有较大的茶园，每年管理茶园、制作茶叶占用较多时间和人力，遂采取季节性雇工经营，这一部分人已经渐渐摆脱副业性质，主要转向以制茶业为生。据记载，清时安溪乌龙茶价廉质优，“茶亦曰茗，及荈也。龙涓、崇信出者多，惟凤山、清水岩得名，然少鬻于市。”也就是说凤山、清水岩所产的茶叶品质好，是不可多得的，而龙涓、崇信的茶叶产量大，占有市场优势。同时，清代的寺院、地主、商人参与制茶业颇深，比如寺院，自古以来寺僧除参禅念经外，从事植茶、制茶的很多，前述《闽产录异》“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即为一例，而安溪清水岩的寺僧也不例外。
(二)集贸市场集镇集市是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传播的枢扭和集散地。为适应茶叶生产与外销的发展，许多茶农和茶商自发在一些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汇集交易，逐渐形成了一些以茶叶加工和茶叶转运贸易为中心的城镇。这些城镇中商贾云集，茶行、茶栈众多，大量人口从事茶叶种植、加工或与之相关的行业，如包装箱制作、竹编生产，以及挑夫、搬运工、船工等等，茶叶的产业链已初具规模，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成千上万人得以维生。
(三)行商坐商商人是茶产业形成和茶文化传播的主要推动者。明末清初，泉州茶产业界开始出现一些行商，类似现代的风险投资者，他们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还直接投资茶园、加工，进入生产领域，或者放贷给茶农，采取预买制，坐收茶利，商业资本在茶叶经营中已经相当活跃，并且通过这种途径控制了一部分小生产者。更多的坐商开始出现，泉州一些茶农特别是安溪的茶农开始从生产领域进入销售领域，创办茶号(亦称茶行、茶庄)，专门从事茶叶营销，并逐步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在闽南的厦门、泉州、漳州，以及广东的潮州、汕头、广州等城市，都有安溪人在销售安溪茶。据估计，清末民初，安溪人在本地和外地设立的茶号已达120多家，部分以外销为主。据厦门口岸海关资料记载: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间(1858—1864)，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达1800～3000吨，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吨，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60%。英商胡夏米在前曾对福建贸易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在他的记录中写道:“安溪茶，广州售价是十八两或二十两”，“合丰牌，一大箱安溪茶，广州市价约十六两。”据英商记录:1838—1939年，在广州采购安溪茶为10.6万磅，约合9万多斤。从1865—1881年厦门海关逐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及1882—1941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共60年)的资料分析可以得出，厦门口岸以出口乌龙茶为主，其中安溪茶占据主要部分，常驻厦门的茶商根据市场行情频繁往来于口岸和茶产区之间。
随着泉州人移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人数不断增加，除了在国内设立茶号营销外，泉州茶商也远涉重洋开辟茶叶市场。如乾隆年间(1736—1795)，安溪西坪尧阳茶商王冬在越南创设“冬记茶行”，咸丰年间(1851—1862)新康里罗岩乡(今虎邱镇罗岩村)林宏德制作“金泰茶”交新加坡“荣泰号”经销，光绪年间(1875—1908)西坪尧阳茶农王量、王称兄弟等6人将茶叶运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泗水、井里汶等地开设“珍春茶行”。此外，茶商王定安、张占魁在台湾合办“建成号”茶厂，经营乌龙茶，盛极一时。五口通商后，葡萄牙商人开始插手欧洲茶叶贸易，推动澳门茶叶市场发展，安溪茶商直接从安溪贩运茶叶到澳门出售。据安溪县崇信里峣阳乡(今西坪镇南岩村)王氏族谱记载:王三言，字永信，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早年植茶制茶，至不惑之年弃农习商，最初在漳州、潮州两地贩运茶叶行销，风霜雨雪，益增淬励。后来创办“梅记茶行”，梅记茶行之斗茶，竞订若鹜。并由此拓展海外业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遣季子金玉在台北创办“泰山茶行”;遣孙炳炎增设“梅记茶行”于吧城(印尼)。行商坐商在海外拓展，推动泉州茶文化在海外广泛流行。
四、结论
苏格拉底曾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我的理想是《Mine Miss》的插画师。为什么呢？且听我细细道来。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正在疯狂地和无数张试卷做“斗争”这时，一本十分精致的杂志进入我的视线。“咦，这是什么？”我好奇地说。“我新发现的杂志，很好看的。”一个甜美的声音回答了我，是思佳佳！我放下手中的笔，细致翻阅起来。书上那细腻的笔触，精美的插图很快就吸引了我。回家时，我的脑海里还浮现着各种插图和内容。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向思佳佳借阅《Mine Miss》我深深地迷恋上了。有一下午，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的插画画得还不错，《Mine Miss》又是我喜欢的杂志。我何不当一个《Mine Miss》的插画师呢？想到这里，我立刻打开电脑，搜索着各种插画的图片，我把它们打印下来，拿出一张白纸开始临摹起来，眼睛、衣服、饰品……我一点一点地画，认真细致地观察。每天早上六点左右起来画一幅，晚上睡觉前又要画一幅。我知道只靠这些是绝对不行的，我又向邻居姐姐请教 ……日复一日，我的插画作品已经堆了很高。
我认为我的插画技术已经到了很棒的地步，于是我决定向 《Mine Miss》投稿。我用了一个小时，画了一副我认为十分精美的插画邮寄。当时我的心里像一只小兔子乱跳，可是多天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越挫越勇，继续向 《Mine Miss》投稿。我度日如年的盼望着，可是终于有一天，我等到了答复：“……你的画十分精致，只是有些细节处理还是不太完美，加油！”虽然不是太满意的回答，但也是对我的一种肯定，我的信心更足了。我知道，我的理想有点遥远，但我会一步步的坚持下去。
理想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但我们可以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必须改变由传统思维所形成的习惯性地看待和理解自然科技的传统意识，把对科技的看法和理解扩展到自然科技与人文社会科技差异统一的基础上来，进而形成全面、整体和系统化的当代科技意识。其次，把自然科技与人文社会科技理解为科技整体系统的不同层次，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它们差异协同，形成了具有系统属性的统一体。以此为前提，就为正确而全面地把握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关系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开辟了宽广的思路和实践的路径。
具有当代属性的系统思维，是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一定要适合”社会进步原理的基础上，依据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揭示的客观规律而形成的先进思维方式。以这样的思维方式看待和理解事物，才真正实现了从事物本身的存在状态认识事物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要求。因为系统思维是以系统形式、结构、功能而存在的客观事物及其与环境关系在人的意识中的再现，也就是以自然客观事物本身存在状态本质的系统属性及其变化规律为模本的思维方式，进而在差异的前提下，真正实现了人的思维与自然事物的一致性。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科技硬实力，就是指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的正确认识(基础科学理论)与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科技发明、创新(科学技术)及其实现的物质成果的统一。关于自然的科技硬实力是以强大的自主创新和运用在精神上的强大能力为前提的，是精神与物质成果的协同体统一体(其中精神方面的自主创新的思维能力又属于文化软实力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科技统一体就构成一个国家整体科技系统的基础层次。
其次，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科技硬实力就是指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认识人自身、人的社会生活，和以此为前提的改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科技创新与发明。主要通过制度、法律、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完善和创新，以及人的不同的组织结构功能、管理系统的完善和创新体现出来。其中，思维活动的精神方面(包括对自然和社会的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成果，也是现代文化软实力不可缺少的核心部分，形成正确和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创造文明的社会生活也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
不仅要看到自然的科技硬实力，更要有意识地看到社会的科技硬实力，以及两者的差异、协同、协调与配合所形成的全面、整体和系统性的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因为没有人文社会科学因素的自然科技，就不可能拥有使社会经济生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而没有自然科技因素内含其中的人文社会科技，也不可能使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自然科技硬实力与人文社会科技硬实力在差异、相互作用、适合基础上所形成的强大合力是形成强大文化软实力的依据所在。
二、文化软实力的科技内核
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是通过社会大分工及其社会化水平的提升而展现出来的。与此相应的是差异、丰富而不同的生活内容及其相应的文化特质。所谓文化，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文明化，即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所呈现的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状态，以及由这样的状态所投射出的生活品质和社会价值的差异协同或是差异矛盾。文明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体现社会生活的差异、协同、协调与和谐，文明化程度越低就越能展现社会生活的差异矛盾、对立与冲突。因为思维方式系统化了，全面和整体了，才能由浅入深，再由深到浅地认识与把握事物，才能在横向的联系和比较中发现事物进步发展的契机，以及事物的本质和变化规律，才能真正地改变旧事物和创造新事物，才能真正建设差异、协同、协调的和谐社会，实实在在地避免和解决社会自身内部，以及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
以全面、整体和系统的现代思维方式思考和认识事物，上升到科学研究的领域，就既能够看到不同学科的差异性，又能够看到不同学科在特定条件下差异协同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不是传统思维所理解的绝对斗争的对立统一性。
再分别从自然科技与人文社会科技的角度分析，首先看到彼此的差异性，进而把自然科技和人文社会科技与具体的人的社会生活现实联系起来，不仅能够看到由差异引起的相互作用，也能够看到彼此的同一性即共性，也就是都具有服务人类和发展社会的属于人类的社会属性。自然科技主要从社会物质生活的层面促进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化，人文社会科技主要从社会精神生活的层面促进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化。这就要求自然科技的研究及其物质产品的实现过程都应尽可能参考和借鉴人文社会科技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充分吸纳适合的社会人文因素，让自然科技的物质产品越来越具有道德的内涵和高贵人格的魅力，把产出、回收再利用及环保技术进行系统化创新和运用，不再随意破坏自然生态平衡规律所容许的底线，最终彻底摆脱“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束缚，并成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纽带。
而在现代系统思维方式支撑下的人文社会科技研究，必须自觉地与自然科技的研究联系起来，参考和借鉴自然科技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适合的、相通的研究成果，以及已经实现了的物质成果，使人文社会科技的研究更加具有现实的客观性，因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有机构成部分，不可能完全超越自然规律尤其是自然生态平衡规律及其系统属性的支配。有了这样的参考、借鉴和吸收，不论是思维层面的，还是物质层面的，都会对人文社会科技的研究，也就是对人的社会生活及人本身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影视艺术、绘画艺术、演唱艺术、戏剧艺术和动漫艺术的研究、创作和产出，就更离不开自然科技研究及其物质成果所形成的物质手段。而自然科技中的系统科学和人文社会科技中的系统哲学，以及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关于“一定要适合”的科学原理差异协同所形成的现代系统思维方式，更为这些艺术形式和内容的研究、创新和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为理解和把握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开辟了开放、协调、合作的多维思路。以现代系统思维方式来从事不同形式的艺术研究和创作，就更能够深刻、全面、整体和系统地展示社会生活的真善美，把对真善美的理解提高到更高的境界，进而让假恶丑无处藏身，让低劣、虚假和伪善的文化产品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地消失，使人的社会精神生活得到普遍提升，让社会自身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变成现实。所以说，自然科技与人文社会科技必然成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这样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三、科技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协同互动
科技硬实力必须是在参考、借鉴和吸取已有科技成果的前提下，以自主创新和研发与运用的思维成果为依据，并通过具体的物化过程和实际满足社会生活不同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展示出来。在自然科技方面，就是以从生产到生活的各种不同的有着过硬科技含量和质量、过硬的可操作实用性能，承载着科技研发者聪明和智慧的物质产品所展现的内含精神能量的物质力量。人文社会科技的研究、创新和运用，较为充分地体现着科技硬实力的柔性方面，即对人自身的认识、把握、改变和成长。但是，柔中有刚，这个“刚”就体现在强有力地促进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社会有序的和谐发展，以及与自然的友好相处，即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上。
科技硬实力并非单一的硬，而是硬性和柔性的差异协同。也就是自然科技越来越多地具有人文因素的参与(人性化物质产品的设计和产出)，人文社会科技越来越多地参考、借鉴、吸收和使用自然科技的成果，使人文社会科技更具有客观实在性。有了这样的前提，形成强大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可靠的基础，进而也为文学、影视、绘画、演唱、戏剧和动漫艺术的研究、创作和产出以及民俗民风的完善和良好习惯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精神和物质条件。
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来看，文化软实力不只是局限于文学作品、戏剧作品、绘画书法作品、影视动漫作品的研究、创作和产出的能力的强大，而是要看到支撑这种强大的先进的思维方式，以及由这样的思维方式研究自然科技和人文社会科技所造成的实际成果的科学性、规律性与合理性。没有这样的依托，没有这样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以上文化作品的产出就只能有量的优势，而不拥有质的优势。因为数量的多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文化软实力，而只能说明文字垃圾的泛滥。
[关键词]影视翻译 文化差异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民族有自己固有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而文化又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语言新陈代谢的生命源泉。人们在交际时，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与头脑中的文化意识相互作用，由此完成交流的任务。一旦改变或者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环境，或者文化因素得以寄托的语言系统发生变化，这种联系就要中断。单靠语言本身的概念意义，交流的任务可能难以完成，甚至完全失败。
英语影视片中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语言，它们为汉语文化所不知，不熟悉，甚至难于接受和理解，这就出现了文化因素的处理问题。影视翻译是翻译领域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影视翻译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如钱绍昌教授提出的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一般说来，与其他文学翻译形式一样，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也是较难把握的。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相关文化因素的理解。译者若缺乏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
如何处理文化差异问题?翻译界一直有“归化”和“异化”之争。持前一种观点者主张在翻译时将源语文化有的文化形象换成目的语文化中含有同样或相似联想意义的不同文化形象。比如古希腊的海伦与吉中国的西施，尽管两者在文化形象上相差甚远。但两者所代表的都是绝代佳人。其联想意义相同，所以在翻译中完全可以将“美若海伦”换成“貌比西子”。而持“异化”观点者则坚持保留源语文化中的形象，认为海伦是海伦，西施是西施，高鼻子，蓝眼睛的古希腊美人与淡扫蛾眉，朱唇半启的古代中国美人决不能混为一谈。其实，归化与异化，各有利弊。归化的长处在于，经归化处理过的译文，其文化形象都是译文读者所耳熟能详的，读来地道，生动，不会给读者带来任何理解上的困难：然而归化也有其弊病。“它是以把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并牺牲了大量附载信息为代价的。人们阅读完全采用归化法翻译的作品，严格说来只是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温习。而已失去了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异化的缺点在于异质文化的介入使译文晦涩难懂，加重了读者的负担：但也有好处，那就是将新鲜的文化因素引入了目的语文化。”扩大了目的语文化的含量。给读者以原汁原味的感受，增长了读者的知识。比如英语中有一句俗语“throw straws against the wind”，如果采用归化的译法，则可以译为“螳臂挡车”，读者一下子就明白这是比喻不量力的举动，很容易理解：如果采用异化的译法。就是“扔草抵风”，乍一看，读者肯定茫然不知所云，但多读几遍。想象一幅在狂风中拾起一捆稻草以抵挡风势的画面。再结合上下文，读者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指“自不量力”啊!读者在阅读中所费的时间和精力多了，但从此学到了“自不量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在处理文化差异上，归化和异化。并无孰优孰劣之分，采用哪一种方法，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主要应取决于两个因素：1、译文的读者。译文的读者如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学者，则可以考虑采用异化；如读者是一般大众，则最好采用归化。2、译文的目的和用途，译文主要是用来娱乐，宣传，鼓励呢，还是学习新的表达方式，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前者宜采用归化。后者不妨用异化。所谓“翻译无定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小说等文学翻译中，译者还可能利用注解来说明译文中不容易理解的地方，而影视翻译中是不可能的。必须让观众一听就懂。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影视译者必须充分发挥其二度创造功能，创造性地将原作品的文化信息，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译语观众与源语观众在接受性上和谐统一，又要考虑本国观众的接受力。下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一、片名的翻译
一部影视作品能否吸引观众，好的译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惠南指出，影视片名的翻译“既要符合语言规范，又要富有艺术魅力，既要忠实于原片名的内容，又要体现原片名的语言特色，力求达到艺术的再创造”。要讲求“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和艺术性”，要能起到很好的导视和促销作用。比如，外国的影视片喜欢用人名和地名或事件发生的地点作片名，借以突出主人公的形象。而中国观众对外国人名和地名感到陌生、拗口。如果直译，势必会降低观众的兴趣。使导视及促销作用大打折扣。因此，经验丰富的译者往往从观众接受性角度出发，紧扣原片的主题和内容，译出了既有艺术性又有实用性的片名。如好莱坞影片Julia Roberts 2000年主演的影片Edn Brockvich译作《永不妥协》就是耐人寻味的佳译。影片主人公Erin的执著性格和永不妥协的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译者按字面把片名直译成《艾琳・布洛克维奇》就不符合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不但难以记忆也缺乏艺术感染力。再比如电影Thelma&Louise《末路狂花》、Dolores Claiborne《热泪伤痕》、Driving Miss Daisy《温馨接送情》、Few Good Men《义海雄风》等都是中文片名取的不错的例子，真要照原名翻的话，你会想看一部《赛尔玛与路易斯》，《桃乐丝・克莱彭》，《接送黛丝小姐》或者《难得的好人》的电影吗?的确，成功的片名是招牌。往往对整个电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审美观念的不同，有些英美观众可以心领神会的片名直译过来会令中国观众十分费解。如影片They，原片名对中国观众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甚至莫名其妙。而译名《恶梦缠身》无论从艺术性还是市场效应显然比译成《他们》更胜一筹。美国电影Marvin's room如果按字面翻译成《马文的房间》则显得很平常。译者独具匠心把片名译成《一切从心开始》，与影片内容十分贴切，令人回味无穷。
二、对白的翻译
在《阿甘正传》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车上认识。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边，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阿甘独白了这样一句话：
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ught me how to climb.
如果采用直译的译法。则译文为：
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 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她教我爬树。
在欧美国家中，豌豆和胡萝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汤中总会有这两样东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两个人关系亲密。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个比喻很恰当也很形象。观众由此得到了语言上的审美享受。然后翻译后的语言不仅不能使中国观众得到一定的审美享受，而且还造成了观众理解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正式两国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在此，我们不妨采用归化法，将“象豌豆和胡萝卜一样”改译成“形影不离”这样译，既使观众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语言的生动性。
我们再来看影片《闻香识女人》中的一段对白：
Slide:so,what are you doing here,in this sparrow-fart town?
Charlie:I.I attend Bird.
施雷德中校：那麽，你到这个狗屁小镇来干什麽?
查理：我。我来博德学院读书。
Sparrow-fart如果直译，就是“雀屁”。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表示对某事物的不屑，汉语中常用的粗话是“狗屁”，因此在翻译时我们进行了形象的更换。虽然语言不雅，但却保留了原文的风格，对表现片中上校故作粗鲁无理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再看英国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一夜风流》里的一段台词：
Peter:Oh?This?Well,I like privacy when I retire.Yes,I'm very delicate in that respect.Prying eyes annoy me.Behold the walls of Jerichho!Err.maybe not as thick as the ones that Joshua blew down with his trumpet.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戈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
“耶利亚城墙”“约书亚”这两个词语均与《圣经》故事有关，而大多数中国观众对西方宗教文化是比较陌生的。为使中国观众理解这些词语在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使原文涉及的文化因素尽可能清晰的传达给观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对这段文字采取诠释法翻译。做如下调整：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戈城墙，虽比不上以色列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
经过这样的润色，观众不禁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增强了文化内涵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傲慢与偏见》中有这样一句对白：
Mr.Darcy:lf the dragon returns,then,George will know how to deal with him.达西先生：那恶龙要再来，降龙将军自有办法。
这里的“dragon”指的是刚刚追着莉齐跑的在片中被班奈特先生讥讽地称为“一个非常罕见的宝贝”的令人讨厌的柯林斯先生，而“George”是达西先生风趣地用来指代自己的，来表达自己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莉齐摆脱和对付难缠的柯林斯先生。这两个词分别译为“恶龙”和“降龙将军”是归化翻译。“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传说中邪恶的怪物，而不是几千年中国龙文化中的龙。但两者也有相通之处，如形象怪异，本领很大等。“George”在这里并不是一普通男子名“乔治”，而是西方文化传说中的那个圣人。曾英勇地杀死“dragon”从而救出利比亚国王的女儿。
因此，把“dragon”就译成“龙”会使中国观众错误地有各种联想，不明其意：而“恶龙”则点明了该名词贬义的指称。同时。“George”译成“降龙将军”也明确了“dragon”和“George”之间的对立关系，让中国观众能即刻领悟达西先生英雄救美的殷勤意思。当然，英语文化中关于“dragon”和“George”的经典传说则无法传递给中国观众了，因为影视翻译没有注解。
又如我们经常会在翻译中碰到如“他犯了第七诫”这样涉及西方文化背景的句子，中国的普通观众对此往往不明白。如果这句话出现在小说中，译者可以在句子旁边加上注释，辅助说明“第七诫”是指基督教“十诫”中的一条“不可杀人”。电影配音中，受到对白口型的制约，根本无法加注说明。翻译时如照剧本直接翻译观众很难理解其真正含义。鉴于此。译者应取掉“第七诫”的源语词汇，保留其内涵意义。把这句话直接翻译成“他犯了杀人罪”。
作为我国的传统项目，武术的萌芽，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原始社会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为了继续生存的客观目标，让原始人不得不学习使用各类工具来进行捕猎，劳作，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冲突，也更是让原始人充分地对工具的使用进行探索。虽然这一时期也有祭祀以及部落之间炫耀武力的执武器舞蹈，但是这一时期的武术萌芽的出现，更多的是以生存为目标。而到了封建社会初期，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以及生产资料的发展进步，让人类开始有了思想提升的空间，而这一时期分裂割据战事频繁的客观状态让“尚武”成为了社会主流，并且文化思想也与武技有了更为充分地结合，先秦诸子百家在百花齐放的璀璨时代，皆以不同思想文化脉络影响着武术的发展，便是很好的印证。到了秦代，正式形成，尚武的气魄更与中华血脉的延续紧密结合。在这之后，虽然朝代更迭，但是武术从文化到形式，都在日益丰富着，从军事武艺到两两较击，从大型活动的武舞到天人合一的养生功法，无论是技术层面或是思想层面，武术文化的历史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而散打项目，的发展历程，从80年代才开始，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1979—1989年十年试验阶段1989—1998年快速发展阶段1998至今积极开拓国内外武术市场阶段散打项目的发展历程是很简明的，由于实验性的发展仅仅开始于80年代，因此武术文化的历史性，在散打项目上是不可能有所体现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散打项目不属于武术文化技术形态的范畴之内。一些观点认为，散打项目，从属于武术徒手格斗形式中，应为古时“相搏，手搏，卞”等等古称的现代称谓，这样的观点意在凸显散打项目历史性，也是散打文化对于自身根源归属的探寻。但是笔者的观点认为散打文化形式，与武术文化形式，并不是从属关系，而应是适应现代体育属性的全新发展方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而使关于武术的大量重要古籍资料亡佚，这也让武术发展缺失了许多重要的文化精髓，以及技击精髓。可是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共和国的蓬勃发展，国内以及国际层面的武术推广在现代社会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为了能够迎合现代竞技体育的客观特点，散打项目在国家体委的努力下，逐步开始了有别于常态的特色发展路线。散打项目的出现，为的就是武术能够登上现代擂台，与他国武技进行直接较量，因为在现代社会体育思想崇尚“更高，更快，更强”的特点影响下，习武对“道”，对“个人修为”的追求，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对“更强”这一实用性的追求，也成为了世界各国尚武人士习武的重要目的。因此，各类型的搏击联盟蓬勃发展，商业格斗赛事层出不穷，在这样的大洪流影响下，武术的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功能，仅仅成为了推广武术的一个方面，擂台上能否取胜，将成为制约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在现代社会，多极化的格局之下，文化的竞争，体育的竞争，多种竞争的交融，构成了各类社会文化形态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人们从这种有别于战争时代的高层次竞争中寻求自己国家，民族的信仰，以及文化的发展出路。散打项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并且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因此散打项目的出现对于武术的推动作用是值得肯定的，这并不表示散打的发展能够代表武术，散打文化与武术文化在历史文化范畴内，并不存在直接的历史延续性关系。散打项目可以概括为武术为了适应现代竞技体育而衍生出的现代搏击项目，在历史性这一观点上看来，散打项目是难于代表武术项目的。
二、武术中的徒手较技与散打的内涵差异
总的说来，武术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一定的丰富以及完善，因此形式上具有多样性，这在“练打结合”，“内外兼修”一类的武术要义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而散打项目仅仅注重“打”，注重赢得比赛，因此在这里存在一个矛盾性的问题，散打项目的主要功能属性就是“搏击”属性，那么这一属性的文化内涵，与我国古代“手搏，白打”等等一类的徒手格斗是否存在延续性呢？散打项目在“格斗”这个层面，与我国古代武术的徒手格斗在“肢体武器”运动用的角度上存在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共通点在于都伴随着人类对自身身体的认识。可是这种看似相通的认识却又存在着不同的方向。文化的繁盛是我国古时的特点，对天地，对自身的思考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文明与信仰，这也让我国古代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一度达到巅峰位置，因此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影响下，古人在认识自己身体的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对自身肢体武器搏杀技能的认识上，高度的文明让古人对武术“形而上”的领域也有着深远的探索，因为他们习武也有着一个为了让自身得到“升华”得到“进步”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武”字“止戈为武”的文化内涵，而这一内涵恰恰是古人“武术观”的重要体现，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特点影响下，“天人合一”，“内外兼修”等等一系列的武术思想才得以诞生并且支配着古人的习武活动。相比之下，散打项目虽然作为现代搏击项目，其方向性还处在将击败对手作为唯一目标之上，而在古时，以击败对手为直接目的的武术，最初出现于原始社会，其后在封建时代文明开始进步时，更多的是用在战事，自保，关乎存亡之际，而非武术常态，当然，这不代表武术完全不注重“赢”这一目的，古时武术两两较技的徒手相搏，能够取胜自然也是检验自身技艺的重要方式，只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风格决定了“赢”是一个大的内涵，而非仅仅代表一次对抗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古时的徒手相搏的文化内涵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导向下发展的。而散打项目的对抗，是在现代竞技比赛的规则导向下发展起来，因此更多体现出的是其内在的商业性，以及功利性。其实当我们细细观察散打比赛，就会发现比赛取胜这一简单目的，并非散打文化有别于武术文化的唯一原因，最为显著的不同在于由历史的传承延续构成的武术的传统性，也是难于在散打项目中得到体现的。散打项目的比赛形式，从本质上来说，完全参照了现代商业竞技体育赛事，从拳手的着装，礼节之上，同样未能体现出中华武术的传统礼仪文化特点。散打项目的客观运动形式特点所体现出的“原始、野性”，在徒手格斗层面，与武术徒手较技，是仅在技术层面具有一定相通性的两种文化形态。
三、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传统茶文化理论；高校行政管理
传统茶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直到现在对于人们的日常活动以及行政管理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茶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善的思想体系，包括利益、哲学和品德等各个方面，在传统茶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一种和谐思想，这一思想对于现代高校行政管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1]。高校在行政管理中由于各种问题，导致内部环境不稳定，行政效率低下，促进内部和谐已经成为了高校行政管理最大的目标[2]。因此，本文旨在研究传统茶文化理论在高校行政管理的实践意义。
1.传统茶文化的特点
中国的传统茶文化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融合百家思想，兼收并蓄，呈现着一种无与伦比的魅力。传统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同样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古代文人墨客都喜欢饮茶，并将茶写进诗词歌赋当中，以此来表达自己高尚的人格。后世学者研究古代的诗词歌赋，都能从中找到茶文化的影子。在茶文化的浓厚氛围之下，人们对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理解更加深厚，所谓天人合一其实就是和谐，内心与外在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传统茶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对于高校行政管理乃至整个国家的管理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2.高校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好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但是我国高校行政管理目前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分析如下：
2.1资源没有合理利用
对于一所高校来说，它所拥有的资源是非常所得，但是它可利用的资源却又非常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导致资源浪费严重。教学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规模和质量，因此高校需要重视资源的利用，增加资源的利用空间，整合分散资源，从而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但就目前国内的一些高校来看，尚不能承担起一个高水平的学校应当承担的责任，很多的制度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发展潮流。学校应当结合传统茶文化的特点，从茶文化中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
2.2工作效率低下
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具体情况如校内的一些机构众多，手续繁琐，责任不明确或相关行政人员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这些都是导致行政水平低下的原因。另外，高校的行政管理水平需要众多的行政管理人员共同努力，但是目前行政管理人员内部呈现出一种不和谐的状态，导致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因此，高校领导需要就此问题从茶文化中吸取和谐统一的理念，解决行政系统内部的矛盾，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对于行政机构冗杂的问题，职责分的过于细致有时并不是一个好的行政管理方式，校方需要借鉴传统茶文化的内涵，剔除掉一些多于的部门，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3.传统茶文化理论在高校行政管理中的实践意义
为了促进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将传统茶文化的核心理念融入到高校行政管理当中。在进行管理当中，将茶文化的想关理念适当的融入到部门管理当中，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关系，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3.1促进和谐的行政管理理念的形成
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理念还保持着一种相当保守的理念，这对于建设行政部门内部无疑是非常不利的。行政管理的主体是教师和行政人员，为了保证人员间的相互尊重，就需要管理部门的高层积极引进传统茶文化的理念，在茶文化思想的氛围下，激发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促进行政管理人员自主参与到行政管理改革当中。同时，学生在此氛围之下，也能够更好地进行学习，提高个人素养。
3.2有利于促进行政管理内部的和谐
在长期的高校行政管理过程当中，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似乎已经发生了偏移，忽略了为学生以及教职工服务的根本目的。并且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高校内部的行政管理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不知道该如何更好地服务学生。因此，在行政管理当中融入传统茶文化的理念，组织行政管理人员学习型传统茶文化的想关知识，提高传统茶文化的素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行政管理人员内部的问题，促进行政管理部门的内部和谐。
3.3营造更佳的工作环境
高校的行政管理部门每天需要处理全校各种琐事，每一位行政管理人员都感到压力巨大，不堪重负。因此在行政管理部门的建设中引进传统茶文化的理念，有助于缓解行政管理人员的压力，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管理工作当中，鼓励行政管理人员参加传统茶文化知识的相关培训，提高文化素养。在工作闲暇之余，可以捧一杯香茗与同事闲聊，放松心情，使行政管理部门内部不再是机械化的工作，而更多的是人情味，营造出一种舒适、放松的工作环境。
3.4促进合理的评价机制
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教师、学生一样，每个学期都要进行相关评估，以此来查看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对工作业绩进行考究。合理的评价机制对于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评价机制如果不合理则会引起行政管理人员的负面情绪，降低工作效率。为了建立合理的而评价机制，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层需要积极引进传统茶文化的相关理念，使行政管理部门的评价机制更趋近于合理。
4.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具体措施
传统茶文化的理念与高校行政管理理念高度契合，这就意味着它确实是可行的，具有相当的实践和研究价值。我国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目前存在的问题很多，我们要基于这些问题，将传统茶文化的内涵融入到行政管理当中，确保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
4.1建立传统茶文化思想的融入机制
近年来，随着对茶文化的重视，我国高校也可开始探究转变行政管理部门的路径，那就是将传统茶文化思想融入到行政管理建设当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校的领导者必须充分考虑传统茶文化的内涵，思考如何将抽象的茶文化融入到具体的行政管理建设当中，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道路，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我国的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大都是为了服务学生和教职工，但是逐渐忽略了这一点。因此需要建立传统茶文化思想的融入机制，促进行政管理部门切实做好服务工作。
4.2引导行政管理人员学习茶文化知识
为了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管理水平，领导者需要积极引导行政管理人员去学习茶文化知识。在现代的思想下，高校领导往往更加重视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了行政管理人员的知识素养，以及精神需求。为了解决这一行政管理中的弊端，管理者必须要组织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传统茶文化知识的学习，增强行政管理人员的心理素质，才能将传统茶文化思想与现代行政管理相融合，形成一种完善的行政管理系统。行政管理人员才能更好地做好行政管理工作。
4.3注重行政管理人员的精神需求
根据现代的以人为本的观念，无论从事哪种行业的工作，都比较重视个人的发展。因此，提高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重视每一个人的精神需求。了解每一个人在工作中的预期，以及相关的一些想法，积极引导工作人员开口说出这些内心的想法就显得十分重要。行政管理者就需要借助传统茶文化的理念，培养出一种舒适的氛围，引导行政管理工作人员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解决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4.4设置合理的行政管理评价机制
传统的行政管理机制的评价是非常单一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仅凭领导的喜好，这对于一些有能力的行政管理人员无疑是不公平的。因此，这种评价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所以我们必须要借鉴传统茶文化的模式，针对不同的部门，制定不同的目标以及评价标准，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5.结语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一直面临着结构混乱、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并且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各大高校因此头疼不已。随着传统茶文化思想的进一步传播，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的问题得到了转机，通过从茶文化中吸取精髓，将其与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可以有效促进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行政管理的工作效率[3]。综上所述，传统茶文化的理论在促进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的发展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值得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化.从中华茶艺大赛谈对高职院校茶文化课程的教学思考———以桂林航天工业学院为例[J].人力资源管理,2015,14(12):1，96-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