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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设计阶段工程造价确定
工程造价管理在其形成过程中要经历设计阶段、实施阶段、结算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或多个可交付成果作为标志。针对各个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任务，需要分阶段进行确定和控制。有效控制的前提条件是工程造价确定的准确性。化工项目与民用项目不同，是根据业主的要求及工艺包的要求进行工业化生产。所以不同的设计对于工程造价的影响极大，我们需要对建设规模，建设地区及建设地点，技术反案，设备方案，环境保护等众多方面结合工程造价进行分析与选择。设计阶段对于工程造价的影响超过80%，所以这就要求工程造价要确定的合理。采用的方法主要有：盈亏平衡产量分析法、平均成本法、生产能力平衡法等。
1.2承发包阶段工程造价的确定
承发包阶段工程造价的确定对于施工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承发包价格对于日后施工时的变更项单价的确定有着直接指导作用。化工项目在施工中存在着比民用建设更多的变更，所以就要求施工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建设管理水平和项目的具体实施地区环境来科学的编写工程造价。因为，一个内容广泛，重点突出，变更余地较为合理的工程造价，不但为施工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施工成本管理环境，还可以为工程的最后竣工结算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打好基础。另外，如果可以，施工单位尽可能要签订总承包合同，总承包合同更能有效地发挥施工单位的工程造价管理控制，施工造价管理控制空间越大，施工单位利润空间也就越大。所以承发包阶段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是化工建设企业在化工建设项目承发包阶段必不可少一部分。
1.3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的管理
化工项目工程造价管理最为重要表现在施工阶段，因为施工阶段与前面设计阶段，承发包阶段比较，更为复杂，周期也最长，也是建设方与施工方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另外化工项目又区别普通的民用项目，其建设时间更长，大型设备居多，安装工程复杂，所以要求工程造价管理就更为重要。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阐述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重要意义。
1.3.1优化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是施工单位编制用以指导施工准备和施工全过程的技术文件，施工组织设计是将施工各单位、各工序之间的关系有机的协调起来，使施工建立在人尽其能，物资消耗更低，效率更高的基础上，高效率地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1.3.2严格控制承发包合同以外的费用
承发包合同是按照设计的施工图计算出的工程量，再根据预算定额采用相应的子目汇总计算出的。一般情况下，承发包合同是施工单位编制的，经建设单位审核双方确认后实施的，一经双方认定它就成为建筑安装包干，签订合同，工程结算，考核工程成本的依据。所以在实际施工中，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承发包上的工程价格进行计价，对于超出部分要及时记录现场签证。例如，化工项目设备较重，基础工程较多，在做一些隐蔽工程时，如开挖基础时发现现场有一些障碍物、岩石等，这时现场施工管理人员与工程造价管理人员要及时到现场进行验证，合理的确定地质勘探报告，按照有关计量规定，准确的核定图纸以外的工程量，计算出额外工作的工程造价，写好工程签证变更单，最为结算时双方共同调整合同价款的依据。
1.3.3设备材料价格的控制
化工项目设备材料的价格占整个项目的价格比例很高，大约达到70%。再加上现在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型材料也层出不穷，设备材料市场不稳定，所以同一设备材料的由于进货渠道的不同，进货时间的不同，进货地点的不同价格也不尽相同。所以施工单位应提前做好施工组织设计，采购部门应随时关注物价、物资的市场行情，从建设开始，采购工作就应该合理地安排购买设备材料时间，做到经济利润最大化。
2竣工验收阶段工程造价管理
化工项目竣工验收阶段主要有两方面工程造价管理：一，我们要对建设项目进行合理的结算，对于应收帐款进行重点的清算，尽快收回帐款，回笼资金，为下一项目做好准备，减少项目债务损失。二，我们应对这个在施工过程中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归档、分析，对整个项目中各设备材料损耗，各项费用进行较为细致的对比与分析，实施工程竣工决算，取得经验，为进一步做好以后的项目打好基础。
3结论
关键词：象山文化；象山景区；架构
1 象山概况
1.1 荆门的象山，在南宋陆九渊知荆门军前叫蒙山
蒙山的蒙，源于《易经》64卦之第4卦，“蒙以养正，圣功也”。意为蒙昧的人而能培养正确的人，是圣人的劳绩。陆九渊在知荆门军任上去世后，人们将蒙山更名为象山，以纪念这位心学大师。“巍巍象山，夫子之英。混混清泉，夫子之灵。道气所蕴，百世如新。构此堂庑，以彰见闻。徘徊其下者，思其人而念其有功于民。”这是清顺治已亥16年（1695），荆门知州薛继岩《重修陆文安公祠》时祭奠象山先生的挽歌。当时距陆九渊去世已经500多年。这位州官和荆门的百姓还在深切怀念象山先生有功于民的功德。
象山先生陆九渊在知荆门军的任上，不馑有功于荆门的百姓，短短的1年又3个月，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荆门之政。这位哲人的心学思想更是给荆门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究其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核心是“人皆具是心，心皆具此理，心即理也”。“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我们从中可以领悟到：如果人人都有一颗善良之心，为正之心，就可求天下之同心。在天理中寻找做人的位置，从人本有的道德良心中体味做人的道理。
象山先生死后800多年来，荆门人民以各种方式纪念他，在荆门历史上的州官有百余人，唯有陆九渊享受了专祠的纪念。除此，人们还以“象山”命名，衍生出许多含有象山思想的文化。象山中学、象山小学、象山大道、象山市场、象山社区……在荆门中心城区，绝能看到象山的印迹。正是由于有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的功绩，才逐渐在荆门这座具有优秀历史文化的城市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象山文化。
荆门市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象山文化建设。拨专款重修了陆夫子祠，成立了陆九渊研究会。陆研会成立后，对陆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发挥象山文化在经济、社会、思想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勤政廉政建设方面，以陆九渊这位贤哲为古镜，修建了名宦陈列室和乡贤馆，作为廉政教育、传统教育的基地，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理论研讨方面，填补了陆学研究的一些空白。陆研会对象山文化进行了论证、概括和提炼，即象山文化之所以能在荆门产生和发展，是由于有陆九渊心学理论的指导和荆门人民的早期实践。象山文化是中华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具有平民思想的哲学。其核心是：“以宇宙为参照，以天下为己任，昂扬主体意识，存养善良本心、自强不息、克难奋进、以道济世、鞠躬尽瘁”。由此而衍生的象山文化在荆门城区不断提升，特别是在象山景区，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更加彰显。
1.2 象山，在荆门中心城区的西部，紧靠象山大道
这里风景如画，景色宜人。象山脚下的“四泉”――蒙泉、惠泉、龙泉、顺泉，清澈的泉水从泉眼涌出，注入文明湖，千百年来，没见其断过流。泉水经竹皮河而东流归汉江，滋润着数万生灵。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都到过这里，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存。大书法家黄庭坚书写的“蒙泉”碑刻立在蒙泉旁，鄱阳张垓书写的“蒙泉”巨碑为陆九渊所立，嵌在山岩中，并修有半亭。“三苏”父子先后游过象山。1060年正月初五，苏氏父子3人经江陵北上至荆门。在荆门期间，游览了荆门的名胜古迹，写了《荆门惠泉》等著名诗章五首。苏轼在其诗中写道：“泉源从高来，飞下随万脉……萦回成曲沼，清澈见肝膈”。经惠泉往南，沿着山崖都有不少石刻，这些石刻反映了不同时期游人的感怀。再往南就是陆夫子祠了，这座纪念象山先生的祠堂，虽然经过了历史的沧桑，有文字可考的9次废圮，9次重修。而今的陆夫子祠，青瓦白墙，古朴典雅，庄严肃穆。祠的匾额为当代书法家米南阳题写，祠的大厅供俸百世大儒陆九渊的坐姿铜像。祠内陈列《陆九渊文集》和后人研究陆学的成果，每天都有游人来到这里感悟大师的心学。祠堂2楼是名宦陈列室，两侧配殿左侧是乡贤馆，右侧是纪念馆。在祠后的半山坡修有仰止亭，亭基的山岩上刻有“讲经台”斗大的3个字，这里是当年象山先生曾经讲过学的地方，后人为纪念他，修仰止亭景仰这位先哲思想和他的人品。
1.3 象山文化发源于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形成于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的事功，滋润着荆门这方沃土
对于荆门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可以经过打造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景观，使之更好地教化人、激励人、昂扬人的主体精神，创造更多的财富。
2 如何打造象山文化在象山景区的架构
2.1 建设“象山之魂”主题雕像广场
在游览区东门入口西侧，规划出一片广场，广场上竖立一尊“象山之魂”陆九渊的全身大型雕像。雕像为陆九渊正在讲学――讲解《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的状态神情，正合象山先生“听讼于此，讲学于此”之意，表现百世大儒（士史之师）的风采，彰显象山文化在象山景区的由来及文化品位，给人以高大磅礴的气势。
2.2 充实提升陆夫子祠的内涵
听闻李立新教授画展即将开启，惊奇之余，我便在千里之外通过网络向他索要了一幅作品照片。看完后我很激动，发短信给李教授，有曰“江南才子、丹青能手、三观大师”，非专为溢美之词，实为有感而发也。
其实，去年春末我在渝拜晤李教授，曾获赠一本其父亲的画册，印象中有人物的白描速写和山水，并得知教授自己也画画。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听闻李教授也是画画的，而且也正在画画。既然大博导都这么讲了，那他的画作一定是不同凡响，我对李教授的预期就是这样的。这两天，又陆续看到了李教授要展览的画作，果然是不同凡响，而且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基本上是没理由地相信教授一定会有好画的，但要我讲看到的这些画好在哪里，我却有点“着急”：一是没能看到原作，二是知识贮备不足。所以，不妨大而化之，以我所谓的“李立新现象”，来谈谈当代文人画的问题。
中国古代绘画，崇尚以书入画或者说以书法作为绘画的重要技术保证，因此文人画大兴，尤其山水画成为了主流，形成了重笔墨的传统特色，也方便了文人们的雅好甚至转型。文人而为画家，从扬州八怪到海上画派，渐成规模。文人画画，既能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又能解决经济问题，何乐而不为。延至今日，照理说，时代变了，笔墨也当变化。可事实是，时代变了，笔墨却慢慢丢失了。进入现代，原先的文人慢慢扩展到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博导硕导们。过去的文人基本上是书法最好的那批人，所以能以书入画、笔墨自足而完备。而现代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没有传统书法氛围了，书法没有了，不能以书入画了，“画里的笔墨去哪里找”成为最大的困惑。去画里的“形”中去找：这大概是以吴冠中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画人给出的新答案。因为吴先生认为不与画面之形结合的笔墨就是“零”笔墨，否认笔墨独立价值的同时认为新的笔墨必须与画面之形共生。这样，传统重“境”之笔墨仿佛在规模上要让位于现代重“景”之水墨，以突出眼球所能。李教授的画，简而言之是“画房子”，画现实中的房子，尤其是画域外的房子，当然是一种“景”。
这让我联想到了傅抱石画的东欧风景系列中的房子、吴冠中江南的房子，以及杨明义的房子、林容生的房子、黄格胜的房子……，这些都可以是非常风景化的房子。但傅抱石让风景趋向于山水化，林容生也缩小房子的规模和比例，目的也是强化山水化。因为山水可以有独立的笔墨，而风景的笔墨容易束缚于形中。黄宾虹的山水画中点景的各种符号化房子甚至歪歪斜斜的，但反而能充分笔墨化，所以没人去深究那些房子应该来源于现实中的何处。而李立新教授的房子则是“裸露”的，明确存在于现实中某处的，甚至仿佛有意是为了画房子而画房子。如果按照山水画的表面标准来看，那一定是风景画；甚至按照风景画的表面标准来看，那也许就是建筑画了。但是，我认为李教授硬是在裸露的房子中画出了笔墨，在“景”中逼出了“境”，既大胆又高明！虽然，李教授的这批画也有很多是有山、石、树、水的，但我最喜爱的就是这些房子，尤其是那些裸露的房子，并愿意把这种独特的风格展示称之为“李立新现象”。
当然，我更愿意将“李立新现象”扩展开来讲，即搞理论的专家画画的问题。这在西方从来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把二者分得很开。但在中国艺术界尤其书画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甚至高级的学术现象。自从傅抱石、黄宾虹在画坛上凌空撼世后，这个现象开始复杂起来，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错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傅抱石、黄宾虹。曾经在徐悲鸿眼中，傅抱石和黄宾虹都是搞理论的，所以他请傅抱石在中央大学教理论、两次邀请黄宾虹北上北平艺专教授理论并成行一次。但就以最后绘画的水平和影响而言，傅、黄这二位在徐悲鸿眼中的理论家其创作成就甚至已超过徐悲鸿。当然，大理论家成为大画家，才更有挖掘价值。记得十年前我随朋友去美术史家陈传席的家，聊着聊着，他把一大叠画拿了出来，都是他自己画的。后来在十竹斋里看到他的画，标价已然不菲。李立新教授画画，太过低调，我认识他十几年了，才第一次见其峥嵘。而且他是艺术设计界的著名学者，尤其在设计史上著作等身。以此身份作画，跨界更加明显。看李教授的画，有时觉得清新好玩，有时又让人肃然起敬，我愿意认为画画对于他而言，本来就是既好玩又很正经的事。当我看着宾虹先生数百万字的文稿全集，品味他捐给浙江博物院5000 幅画作中的某一幅时，每每会发出感叹。“书为心力血”，画画何尝不是？愿世人能借着李立新教授的画认识他的书，或借着他的书而读懂他的画。真的是字字珠玑、笔笔显灵。此次画展，李教授有意小规模，但“李立新现象”却已徐徐拉开帷幕……
李教授是早我两年毕业的同门博士师兄，其在学术上的成就早就让我佩服，加上性格和机缘，我和他私交不错。本人算是专攻书画，于文人山水有偏爱，但也只能东一笔西一笔地画点残山剩水，感觉在李师兄的大作面前，就像散兵游勇遇到了正规军。羡慕其整饬之美，但也只能是徒生羡慕而已了。
二
理论家为何能画画、为何能画好画甚至画出大师级别的画？那该如何来说透呢！先来看看中国画家群体的历史构成。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两大类画家：一类是自上而下的文人画家即业余画家，粗略讲占画家总量的十分之一吧，却占据美术史主流、有名号的美术史的主流。尤其北宋以降，文人经科举考试当官渐成规模，文人画也开始被提倡开来。从性质上看此后的文人画家就是理论型的画家。然其理论尚非艺术体系的理论即艺术理论，因为孔夫子有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十年寒窗苦苦背书主要还是那些准备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即“道”“德”“仁”等大道理论，而非游艺之小道。这些文人们经背书洗脑而逐渐地掌握了一套系统的儒道理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文人们首先都是能头头是道、讲大道理的理论家，反映在艺术领域及绘画里，他们就是要充分体现这套理论即观念优势，高蹈驰誉、雅意在心，雅即上流也，太执着于技法反而成不齿，游戏笔墨才能自出机枢。这样看来，理论家（泛理论）能画画、甚至主导绘画潮流，文人们早开了千年之先河了。但因为这种泛理论的前提，所以文人画家的种种风范不免落下空泛的诟病；另一类则是自下而上的专业画家即无名画家，大概占画家总量的十分之九吧，包括众多不断经考古发现的艺术品及画作，敦煌壁画也好，永乐宫壁画也好，以及诸如年画、剪纸等，十有八九出自这类画家之手。但这些无论是宫廷画家、宗教画家还是民间画家们均名声不著甚至寂寂无名，大概因为“技近乎道”能达到的总是小道，与经国文人大道相比不值一谈，且屡屡难逃画匠之讥、俗骨之议，俗即下等也，故不被过去的美术史所承认和重视。今天，时过境迁，绘画格局与古代已大大不同，但雅俗之辩同样存在。如今艺术界百花齐放，通俗文化已深入人心，但我们也期待真正的艺术理论家（而非泛理论）能画画，创造充实而鲜活的艺术形象来展现我们时代的风采。
依前所言，石涛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但同时，他又是中国画史上少见的大画家，因此，石涛所代表的理论与实践兼善的高度及标杆，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但是，现代的理论家而为画家，又能具体分出许多具体的层面和形态。
现代最先出现的是史论型的画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抱石、潘天寿等。这种类型在理论型的画家中占有的比例较大；其次就是评论家型的画家，这类画家现在开始成长，如陈传席、陈履生等，因为艺术批评本身要释放部分创作的冲动和能量，故这种类型的画家大概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寄予画坛。况且今天的美术批评已经扩展为艺术批评，并进一步扩大为文艺批评，新成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批评家的绘画视野，同样值得我们期待；最后的也是我们最期盼的，就是理论（原理）型的画家，因为占据着理论层面的最高层，故其创作能达到一种新高度，而且往往是原创型的。黄宾虹先生以太极阴阳画理统领笔墨，俨然是画坛中的哲圣。可惜太极阴阳之理太过陈旧，且缺乏理论体系上的创造性，故画作虽笔墨精良集大成，其创作在形态上还是缺乏原创精神。而原理型的画家之难，不仅是局部的各类别艺术的理论与总体的艺术学理论很难兼通，就算能够兼通，其难还更在于要在史论之功夫、批评之胆量基础上，有充足的余力能开辟原“理”之高远境界，对应到其绘画创作，就是不光要有基本的技法锤炼，还要有掌控整体的创作能力，最重要的，要有“原创”的与时俱进、功成名就。
目前的画坛形势，许多画画的本身就是教授，尤其是大量的博士队伍开始画画，成为画坛尤其中国画坛的显著现象。一般而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博士之身份类似于古代之文人，大致是可以的，因此，今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博士画家群体、新文人画队伍，而且在这样的群体和队伍中，完全可以出现开时代的大画家。
李立新
1957 年生，江苏常熟人。1978 年入读宜兴陶校，1980 年入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资班，1995 年入读苏州大学获硕士学位，1999 年入读东南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科研处处长，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常务副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3］189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3］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
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3］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3］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3］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服务；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范畴，它以具有公共性的设施活动为基础，既具有表层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物质形态，又具有隐含其中的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意蕴。[1]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就是面向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从新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主体和服务对象、基础设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文化发展政策将是理论探讨的重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来看，有关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议题应当被置于社会文明进程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背景之中。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维度
首先，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新公共服务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转变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呼唤公共行政的转向，并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2]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应当将公平、民主和服务的最大的满意度作为公共文化管理的目标追求。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信息来了解公民的需求，以提高管理公共文化事务的效率，并通过互动的模式来鼓励市民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此对话与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与公众的长期的沟通，形成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结构，以设计和提供理想的文化产品或服务。
其次，新农村建设理论将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全新理论框架。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以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国家经济安全，是当今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认识和理解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战略现实。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实践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是一种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层面反映了客观需求。这是因为和谐社会取决于农村社会层面的良性协调。从过去到现在，尤其是目前存在的有关农民群体的深刻问题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所要面对的关键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农村居民应当在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中影响决策的制定，以便能最大限度的消除由失衡引起的社会问题，这也是现代的文明社会建构的基本追求。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维度
首先，公益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特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取决于农民的文化权利，同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也取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巨大的“外部性”收益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失灵。此外，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社会，农村人口占多数，而且城乡发展不均衡。相对而言，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较为落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居民无法通过市场环境来满足其文化需求，他们更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务。
其次，从公民权利来看，作为农民的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公共文化权利必须被同等对待。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均衡的为整个社会所享有，这意味着每个农村社区的居民都应同其他社区的成员一样，对于公共文化资源有同样的享用机会，并获得优质的服务。因此，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群众的需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文化发展战略规划、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时，应当着力思考农村社会的根本现实和问题，这样才能不断的打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行政中存在的差别和不均衡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平性，而这也正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突破口与难点所在。
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构想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农业国际化和市场化的竞争日益激烈，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的公共服务对于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具有战略的价值和意义在此战略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上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府及农民的主体责任和角色的转变。
然而，就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来说，考虑到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将可能面对更多的困难，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其建设应当从战略的视角进行统筹和规划。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下，政府必须把公民置于首要和中心的位置，及时了解并响应公民需求。与此同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结构，以及公共服务的方式、评价和判断标准等，不是由政府自己来决定，而是应当由公民来决定。正如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倡导者登哈特夫妇所强调的：“公务员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和驾驭社会。”[3]在此语境下，公共利益就应当是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政府行政的最高行动准则就应当是服务于公众。因而，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以公民为中心、为公民服务也就成了政府职能的主要取向，政府应当树立前瞻性的服务理念，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确保高效有序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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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价值观 消费者行为 影响
文化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内涵
文化是指作为主体的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去适应、利用和改造作为客体的世界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是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且自然条件是必要条件，而社会条件则是特殊条件。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产物，也是如此产生的。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已经有了几千年的传承，博大精深。儒家、法家、道家等各学派的学术观点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享的社会意识。
中国的文化有许多鲜明的特征，其中，张岱年用四个代表性的词语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这些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的主线）。而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使得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概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其中包括：注重人文主义精神，而不似西方文化那样依附于神学独断；注重和谐和中庸，也就是中庸思维，而不似西方文化那样追求分别与对抗；富于安土乐天的情趣，知足常乐，而不似西方文化那样追求冒险和刺激。于是，综合前后所叙述的观点可将中国文化特征简要地概括为：以道德修养为立国之本、以中庸为处世之道、以耕读为传家之法、以经学为治学之宗、以利义合一为价值取向、以意会为思维方式。
在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深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的积淀和孕育下，中国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价值观及文化价值观体系（最新提出的文化价值观是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文化价值观是指人们所形成的一种对具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持久的信念，它是人们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较稳定的喜好厌恶态度。文化价值观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以及对自身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不断抽象化概念化而逐渐形成的，且这个价值观一旦形成便会对个体自身的生活和行为方式造成巨大的影响。文化价值观对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人潜在的行为准则，在个人认知体系中文化价值观居于较核心的位置。所以，如果再深入地去研究考察一种特定行为―消费者行为，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在这些文化价值观体系的指导下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消费者行为，如勤俭节约、以和为贵、务实主义的消费观等。
值得指出并引起注意的是：文化是一种习得文化。虽然说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深植于内心深处，但这并不代表不可改变。除了居于最核心地位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无法或者很难改变，其他都是可以通过学习较易改变的。这种改变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极为明显的文化变迁，而文化的变迁必然要求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每个社会都有核心的文化价值观，这些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化价值观会在学校、家庭、企业和社会等各种组织中得到体现、传播与延续，核心文化价值更具有稳定性，不易改变。但是，它们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这主要表现为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们认识不断深化；传统意义上狭隘的文化价值观被多维的文化价值观所取代；传统意义上的群体至上的价值观正在向着群体与个体相统一的新型价值观逐渐转变；传统意义上的压抑个人需求、贬低自我价值的文化价值观正在向着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新型价值观转换；传统意义上的单一的价值取向的文化价值观逐步朝着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价值观转型。
对于文化维度的划分，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国外划分维度的方式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五个维度为代表，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不确定回避，权力距离，男性化与女性化，长期与短期导向。就我国而言，通过文献研究并结合实际考证，中国文化价值观维度主要包括以：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长期和短期导向、权利距离、时间导向。根据这六个维度，中国文化价值观可概括为以下几种，即集体主义价值观、宿命型价值观、高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长期导向型价值观、高权力距离价值观、过去导向型价值观。
文化价值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文化的各个要素，如价值观、物质文化、习俗、规范等，对消费者行为都各自具有一定的影响，从消费者产生消费需求开始，到未来满足需求而去获取产品信息，在各种产品之中做出选择评判，以及到做出购买决定以及在售后评价，每一个阶段消费者都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文化价值观的作用。
例如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纵观所有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消费者，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消费者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的行为却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共同的活动（摩托车聚会）、衣着（牛仔裤、黑皮靴、T恤和黑皮夹克）和身份（HARLEY OWNERS'GROUP，HOG成员），因而形成较独特的文化群体，拥有着比较一致的文化价值观。通过与哈雷摩托车拥有者深入接触，了解HOG成员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并适应该团体的社会规范、衣着习惯和行为举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哈雷的拥有者的座右铭是“生活在于骑车，骑车就是生活”，这句话深刻真实地反映了HOG成员的生活方式，HOG是哈雷摩托车爱好者的理想的去处。在那里，他们可以从平淡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从而享受一种不断变化、刺激新鲜的生活。HOG成员非常重视精神方面的体验，真实地贴近大自然，感受摩托车带来的急速动感以及经历风险后的快乐。哈雷摩托车拥有者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是个人自由。在他们眼里，哈雷这个双轮摩托车成了自由的象征，哈雷的标志中展开双翅翱翔的雄鹰正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哈雷摩托车的拥有者根据成员们的不同的年龄、职业等细分为不同的群体，但是，他们必定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至关重要。
从哈雷―戴维森的例子，可以明确地发现，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消费结果和产品服务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的Gutman提出的目的链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化价值观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属性重要性的判断，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购买行为，这三者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因果链，即文化价值观决定消费结果，消费结果决定产品属性，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又体现了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显然，文化价值观是这个过程中的主导因素。
将Gutman的目的链理论与前面界定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六个维度结合起来，可以指导现实生活中的营销策略。
集体主义价值观―从众型―产品与群体特点一致性。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一种强调集体利益、强调团体和谐与相互依赖的价值观。这类人要求从众，产品属性必须符合消费者参照群体的共同特点。它指导企业应该尽量使产品具有大众消费性，减少产品张扬性，选择大家共知的销售渠道，并使产品的功效与目标消费者群体的群体规范相联系，着力发挥群体从众性心理，适当辅以降价或有奖销售等手段，制造热销局面，促使更多人跟风购买。
宿命型价值观―随缘型―产品的可能性。宿命型价值观体现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心理追求，拥有该价值观的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可得性要高。它指导企业在处理该类消费者相关问题时，是不能以顾客抱怨数量作为衡量顾客满意度指标的，应该采用能更真实反应其满意度的指标，且厂商应特别关注这类消费者的日常习惯，使企业产品能尽可能充分地暴露在消费者能接触到的范围，同时密切新老客户的变化比例，及时了解变动的原因，解决问题。
高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风险规避型―渠道和产品安全性。高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消费者对产品和渠道的安全性要求较高，消费行为属于风险规避型。他们倾向于知足常乐、保守消费、降低购买风险、消除风险顾虑。它指导企业应尽量降低消费者风险，增加其消费的安全性，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尽量给予消费者亲身体验的机会，选择如商城、超市等的传统渠道，且要注重论坛等公众舆论的口碑，培养良好的客户关系，及时处理客户不满。
长期导向型价值观―务实型―功能属性及性价比。长期导向型价值观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性价值和性价比非常看重。它指导企业需注重产品的品质和性能，采取低价销售，并尽量选择降低终端价格的销售方式。
高权力距离价值观―象征型―品牌与地位要求。高权力距离价值观消费者注重对品牌和身份、地位的追求，需要体现其对身份地位的价值偏好，并满足其追求尊重的心理需求。换言之，他们进行的是象征型消费，通过这种消费行为获得一种社会心理暗示，赢得社会及个人对自己的肯定和尊重。它指导企业应致力于品牌战略，打造品牌、采用新渠道、增强服务、提供良好的品质、开展演唱会等新型促销手段都能吸引这类消费者。
过去导向型价值观―忠诚型―产品、品牌的熟悉度。过去导向型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人怀旧和注重感情的价值追求。消费者比较关注产品、品牌的熟悉度，熟悉的品牌属性能够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动机，带来安全感，并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要，从而形成忠诚的消费行为。它指导企业注重开展一些回馈活动，开发一些系列产品，保持好已有品牌，强化产品在客户心目中的记忆。
从以上六种目的链可以明确地看到文化价值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且是以一种内化的形式对其行为产生作用。企业在进行营销时，一定要关注这种内在的价值观，合理地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采用不同的营销策略，充分利用这种目的链所折射出的因果链，理论联系实践。
消费对于文化价值观的回应
近来的研究越来越关注这样一个现象：人们之所以买一种产品，并不仅仅是因为产品本身价值有多么的高，更重要的是产品背后的文化符号价值。也就是说，产品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当产品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与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相吻合时，消费者对一个产品的评判就会越高，购买意愿也就越大。举个通俗的例子，人们对钻戒的消费。钻戒为什么会成为当代恋人最喜欢的一种消费品呢？并不仅仅是因为钻戒比其他戒指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我想是基于钻石独一无二的自然属性（光泽、硬度、稀缺）和文化属性（专一、忠贞的爱情），折射出一种特别的可以代表爱情的文化。当代恋人关于爱情的文化价值观正好在钻戒的文化符号中充分体现出来，这才导致了他们对钻戒的偏爱。消费者行为不仅限于对物的消费这一经济行为，而且更转化为有关于物品的感性和意象即其所折射的特有的意义的消费这一经济行为。这种例子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广告最为典型），如人们往往把汽车跟成功潇洒的白领放在一起，把手机、MP3跟恋人的爱情细节结合在一起，把饮料和清新、健康、活力结合在一起，把酒跟友情联系在一起，把体育用品跟永不服输、无所不能等精神联系在一起。消费与文化符号消费与文化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物质的生产从来离不开特定目的，也就是说物品是做什么用的，对于人有什么意义。随着人类生活世界的不断丰富化和复杂化，人的目的和意义也越来越多样化和细致化，从而使得物品越来越多的带有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文化属性。这些消费形态的出现说明人们不仅在消费物质，还在消费文化，文化已经无孔不入的进入消费领域，一定意义上文化价值观已经成为消费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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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冲突 青少年 核心价值观 民族文化
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地被边缘化。
我们有许多节日，这些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可是，有着丰富内涵的传统节日却在全球化的今天被边缘化。我们的传统节日正在被简化，传统节日的气氛正在被淡化。
我们的青少年正在被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吸引着，似乎对于他们来说，传统节日远远比不上洋节来的时髦，远远比不上洋节来的有意义。过西方的节日在我们青少年眼里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用进口的东西似乎也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的一种追求。我们吃的是麦当劳、肯德基，穿的、用的是迪奥，开的是奥迪，看的也是《世界末日》、《变形金刚》。甚至我们的婴儿奶粉都崇尚进口的。生长在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古国的人们，还有多少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从我们出生，接触到的很多时候都是外来的东西，我们知道上帝，知道耶稣，却不知道，不知道女娲。
二、外来文化冲击对我国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中居于主导、统领和核心地位的主流价值观，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和践行，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当代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况不容乐观。其中，文化冲突对我国青少年树立正确核心价值观就有很大影响。
外来文化，对于我国青少年建立大局观，世界观起了一定作用，他让我们能更好地认知世界，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可以让青少年接受更加先进的思想和事物。我们在接受这些外来文化的同时，却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我们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被忽略导致了我国的青少年没有了民族信仰，一味地崇洋，对自己的祖先，对自己的国家不了解，少了一份对民族文化热爱，反而热烈追捧外来文化，使我们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这对于建立我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操是非常不利的。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需要建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当人们的眼球都被西方的油炸食品、时尚衣服、豪华跑车以及好莱坞大片吸引时，我们的社会呈现出来的就失去了他最本质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的，吃的穿的用的，甚至受的教育，都是西方式的教育，在被这些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将走向何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该在哪？我们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我们也有自己的中庸思想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先人智慧的结晶，我们要引以为傲，要努力学习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只有这样才能够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人民，才能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培养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并强调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灵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是青少年阶段。青少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青少年能否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也是我国未来社会主义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当代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影响，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坚持在文化发展中的领导权，加强文化意识教育，提高学生的文化认同，培育良好的文化心态，充分发挥文化传媒的作用，实现文化化人的目标。培养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育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在文化发展中的领导权。
(二)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尊重包容中提高文化认同。
(三)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高扬主旋律中引导文化心态。
(四)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效发挥文化传播的育人功能。
文化冲突对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它的出现，既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认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积极的心态来迎接这些挑战，坚持在文化发展中的领导权，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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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全球化发展的结果让世界进入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时代。增强国家文
>> 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塑造 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形象 论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塑造国家形象 提升国家软实力 软实力与国家形象的提升 武术文化传播与国家软实力 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国家形象传播 国家形象塑造与中国的软实力追求 软实力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研究 论电视文艺塑造国家形象的软实力 文化的科学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印度传媒与国家软实力的构建 试析纪录片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传媒与国家形象塑造 文化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 论文化软实力视域下的体育强国构建 论文化软实力建设 软实力：军队国际形象塑造 “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家形象构建 服饰文化与国家形象的构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2009-04-25.200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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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电影 文化价值 价值取向 软实力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虽然1981年才建成，但中国儿童电影生产从《顽童》开始。已经历近九十年的磨砺，可目前。中国儿童电影的前景却实在令人担忧。如何振兴中国儿童电影事业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课题，本文试从真、善、美三个角度出发。来探讨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图对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近来不少专家教授畅谈文化软实力对中国电影的作用，我认为，这股软实力对中国儿童电影也尤为重要。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其性本能理论中提出。成人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其6岁前已基本形成。因此儿童的早年环境、早期经历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成人的变态心理、心理冲突都可追溯到他早年创伤性经历和压抑情结。阿尔都塞在其意识形态理论中提出，由于电影的形象直观性和大众性，使得它能够在广泛程度上左右观众的意识。我认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起到投射、抵消、转化、补偿、升华等等作用。儿童在虚幻的银幕世界中可以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他们可以在确认自身安全的条件下来经历危险紧张的安全性事件。能够满足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的种种无意识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心理难关，防止出现精神崩溃、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症状。所以，我认为，在儿童电影创作中应尤其注重文化价值的取向。让儿童通过影片的吸引、感召、同化等获得一种认同感、亲近感和归属感。具体而言，我认为，在儿童电影中应浸润对真、善、美的文化价值追求。
一、真
真，即真实。我认为。这并不是幼稚烂漫的代名词，而是我们心中的一杆标尺!在成长过程中。儿童纯真的心灵无时不与残酷的现实相互碰撞，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邪恶的?是按皮尔斯实用主义的人对现实的解释完成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来区分是非对错。还是用人类所共有道德规范来约束我们的言行?王一川教授在谈及电影的软实力时，将电影软实力在观众中的效果程度分为4个层次：影讯的诱惑力、影像的感染力、影尚的吸附力和影德的风化力，而影像的感染力和影德的风化力更为重要。其中。影德的风化力是指电影传达的特定民族生活方式、道德状况、价值系统等对观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克拉考尔也曾表示，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它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该国家的精神面貌。我认为。电影作为一扇向外界展示国风的窗口理应注重国家形象，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本身就应传播人类共同拥有的普遍价值观。我认为。在儿童电影中，真，具体表现为是非标准的衡量，善恶标准的确定。美丑标准的宣扬。
面对一些两难问题，孰是孰非，我们很难做出抉择。玛贾・莎特拉皮和文森特・巴罗纳导演的《我在伊朗长大》。玛简无意中以牺牲一名无辜男子的性命来逃脱自己因涂抹口红而将受到惩罚时，面对玛简不以为然的说笑，奶奶严厉地斥责。并告诫她，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而这种选择一定要做到表里如一。在玛简震惊的同时。我想，每一位观众也都受到一场心灵的洗礼，一个年轻人该如何表里如一的做人做事。马丁・布莱斯特导演的《闻香识女人》中，查理无意间目睹几个同学准备戏弄校长的过程，受到校长威逼，不说出恶作剧的主谋。就将遭到处罚。在学校礼堂上。受查理照料的斯莱德中校为他进行精彩的辩护，使查理免于处罚。其中，斯莱德中校提出一个人不应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出卖任何人的观点无疑给儿童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是非价值观。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形形的挫折。如何分化挫折所带来的痛苦，如何瓦解不幸所蕴含的酸楚，从而充分展现自己人生意义，对每一位儿童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克里斯提诺・波顿导演的《听见天堂》中，米可虽然视力不好，但仍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蓝色像是骑脚踏车时，风吹过脸的颜色：棕色像是树干摸起来的颜色：红色像火燃烧的颜色，像晚霞时的天空……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感触这个世界。同时以自己独特的听觉来表现这个世界。生命无常，但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就如同人有五官，为什么一定只用其中一官去感受自然呢，人生中的打击在不经意中。在唐老师的反问下变得如此简单。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比如他也提出知识可以改变现状。但若我们为人做事都以外界对自己个人的利益价值为标准，整个人类社会将变得自私恐怖，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大家，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一种人类所共有的价值标准，它符合我们整个人类的利益标准，而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真，也是我认为应该在儿童电影中所展现的真。
二、善
善，即善良、善解人意，对社会、对人类的宽容豁达。弗洛伊德在其人格结构理论中提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其中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但在马斯洛所提出的基本需要层次理论中，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需求，因而他不可能为所欲为，本我将必然受到自我及超我的约束。在这种压抑下。儿童可以通过电影进行转移升华，可以通过电影进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欲望。在这种宣泄中，儿童在得到满足的同时释放了紧张情绪，同时达到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陶冶。作为儿童电影，不同的影片对善有着不同的解释，如《十七岁的单车》的暴力，《死亡诗社》的希冀，《二手狮王》的温情，《我的爸爸是个贼》的惆怅。我认为，儿童电影理应承担起升华人的品格，净化人的心灵，拭去覆盖在善上的尘埃的重责。
马基德・马基迪导演的《天堂的孩子》中。妹妹唯一的鞋子被弄丢后，小阿里和妹妹为减轻父母的负担，决定每天两人轮流穿一双鞋子去上学。小津安二郎导演的《早安》中，两个孩子在让失业的父亲给他们买电视机的要求不能满足时，而坚持不理父母，并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邻里矛盾。这两部影片，一个是善解人意，一个是固执无理，哪种能更好的起到引导作用呢，这答案不言自明。但问题是，我认为，在《天堂的孩子》中，马基迪导演所创作出的小孩更具有感染力，更能打动观众。因为很多时候正是我们成人自己自认为小孩不能体谅自己的辛劳，但其实或许小孩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体贴父母，只是这之间无论怎样仍有着某种隔阂。而且影片这样设计，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愉悦，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工作中，都有很多的烦心事情，然而我们经常会 发现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得上一点忙，每个人似乎都那么没有时间，每个人似乎都那么自立自强，而这个时候，我们居然发现原来小孩也在替我们分忧，我们该会多么幸福呀。如果说现实真的不是这样。而电影不正是要承担起我们精神宣泄的出口吗?就像杨德昌导演在《一一》中所言，如果电影和现实生活一样，那还要看电影干吗?
另外，在《天堂的孩子》中，一次偶然的机会，妹妹居然发现同校一个小女孩穿着自己的鞋子，她跟随小女孩，知道她家后。立即叫来哥哥阿里。他们会怎么办?像《十七岁的单车》采用群殴的方式，夺回鞋子?阿里和妹妹再次用善良净化我们。当他们一前一后，理直气壮地来到小女孩家门前时。发现小女孩的家境一贫如洗，而且她爸爸还是盲人，小阿里和妹妹对视一望，一切尽在不言中，清澈的眼睛中所蕴藏的质朴，所饱含的善良怎能不让我们感动于生活在这种贫困中的孩子们心中仍坚守着人类最美丽的善良。这多少让我们不自觉的去反思王小帅导演在《十七岁的单车》中所进行的纯粹的情绪宣泄，在血淋淋的震惊之余，在心有余悸的恐慌中。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人文关怀。
阿巴斯曾说。伯格曼在黑暗中寻找一线光明。正是这一线光明使他的作品真实可信。尽管我们可能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我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无论这是不是真理，善良却始终是我们所向往的，也是最能打动隐藏在我们坚硬外表下的柔弱心灵。
三、美
美，即心灵美，对人性，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我认为，美，不单纯指形式上的美，外表上的美。而是指向每个事物的内在核心，指向每个人的内在灵魂。心灵的美。可以超脱时间光阴，可以超越国界种族。在电影中。美通过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以情感人的方式。引起儿童思想、感情、理想和追求等发生深刻变化，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熏陶感染。并且。我认为，通过这种美的传递，儿童在观影时，将获得极大的审美满足和审美愉悦。科林伍德曾提出，艺术就是创造一种虚拟情境。使情感在这种虚拟情境中释放出来，感受娱乐的体验不是为了追求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在艺术欣赏者身上唤起某种情感，并在一种虚拟情境的范围之内释放这种情感。中国儿童电影向来注意教育，通过电影来说教，美其名曰“寓教于乐”，然而，实质却是板起脸在说教，这种方式必然不能得到小观众的喜爱，也达不到教育的效果。我始终认为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渲染，唤起儿童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定会比直接的教导要更好，也更容易被儿童所接受。
张艺谋导演曾表示。我们有时候回忆一部电影，永远记住的可能只是几秒钟的一个画面，而这个故事你却有可能完全忘掉了。不知他是否是因为摄影出身才作如此判断，至少，对他的这一席话，我是完全持批评态度的。画面美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更能吸引观众的绝不是空洞无物的竹叶飘飘，红叶飞飞。而是影片故事本身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所传递的文化启迪。丹麦导演拉尔斯的《黑暗中的舞者》。采用手提摄影。大幅度的晃动，让观众几乎晕旋，但其中所展现的即使在黑暗的生活中也不放弃自己理想的人生观感动多少观众，好莱坞著名影评人詹姆斯・霍克说《黑暗中的舞者》带给人们无法言传的力量――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在纷乱的世界里跌跌撞撞。但却坚持着不让自己倒下去――这类主题始终具有高度风格化的凌空翱翔的意味。此片也获得第5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及第13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奖。
马克・福斯特导演的《追风筝的孩子》，讲述两个小孩之间的友谊，一个是富家少爷阿米尔，性格懦弱，一个是仆人家小孩哈桑，性情纯朴。小时候，阿米尔为独占父爱，设计将哈桑赶走。但成年后，儿时的所作所为让他始终充满负罪感，他终于回到故乡，并在满目苍夷和被统治的残酷现实中，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赎罪般地努力，在恶势力面前终于战胜内心的怯懦，将已过世的哈桑的儿子带回美国。期间他尤如蝴蝶脱蛹般的美与哈桑小时候的憨厚美永久地感染着我们。
在克里斯托弗・巴哈提亚导演的《放牛班的春天》中，学监克莱门特面对一群让人心灰意冷的问题儿童，采用合唱的方式。利用艺术的美将孩子们内心深处的美挖掘出来，甚至还最终成就了世界著名指挥家皮埃尔・莫安琦。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然而，每一个人是不是更应成为自己的伯乐呢?我认为，导演所传递的思想，永远比一句“每个人都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来得更为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