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文化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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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设计阶段工程造价确定

工程造价管理在其形成过程中要经历设计阶段、实施阶段、结算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或多个可交付成果作为标志。针对各个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任务，需要分阶段进行确定和控制。有效控制的前提条件是工程造价确定的准确性。化工项目与民用项目不同，是根据业主的要求及工艺包的要求进行工业化生产。所以不同的设计对于工程造价的影响极大，我们需要对建设规模，建设地区及建设地点，技术反案，设备方案，环境保护等众多方面结合工程造价进行分析与选择。设计阶段对于工程造价的影响超过80%，所以这就要求工程造价要确定的合理。采用的方法主要有：盈亏平衡产量分析法、平均成本法、生产能力平衡法等。

1.2承发包阶段工程造价的确定

承发包阶段工程造价的确定对于施工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承发包价格对于日后施工时的变更项单价的确定有着直接指导作用。化工项目在施工中存在着比民用建设更多的变更，所以就要求施工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建设管理水平和项目的具体实施地区环境来科学的编写工程造价。因为，一个内容广泛，重点突出，变更余地较为合理的工程造价，不但为施工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施工成本管理环境，还可以为工程的最后竣工结算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打好基础。另外，如果可以，施工单位尽可能要签订总承包合同，总承包合同更能有效地发挥施工单位的工程造价管理控制，施工造价管理控制空间越大，施工单位利润空间也就越大。所以承发包阶段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是化工建设企业在化工建设项目承发包阶段必不可少一部分。

1.3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的管理

化工项目工程造价管理最为重要表现在施工阶段，因为施工阶段与前面设计阶段，承发包阶段比较，更为复杂，周期也最长，也是建设方与施工方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另外化工项目又区别普通的民用项目，其建设时间更长，大型设备居多，安装工程复杂，所以要求工程造价管理就更为重要。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阐述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重要意义。

1.3.1优化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是施工单位编制用以指导施工准备和施工全过程的技术文件，施工组织设计是将施工各单位、各工序之间的关系有机的协调起来，使施工建立在人尽其能，物资消耗更低，效率更高的基础上，高效率地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1.3.2严格控制承发包合同以外的费用

承发包合同是按照设计的施工图计算出的工程量，再根据预算定额采用相应的子目汇总计算出的。一般情况下，承发包合同是施工单位编制的，经建设单位审核双方确认后实施的，一经双方认定它就成为建筑安装包干，签订合同，工程结算，考核工程成本的依据。所以在实际施工中，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承发包上的工程价格进行计价，对于超出部分要及时记录现场签证。例如，化工项目设备较重，基础工程较多，在做一些隐蔽工程时，如开挖基础时发现现场有一些障碍物、岩石等，这时现场施工管理人员与工程造价管理人员要及时到现场进行验证，合理的确定地质勘探报告，按照有关计量规定，准确的核定图纸以外的工程量，计算出额外工作的工程造价，写好工程签证变更单，最为结算时双方共同调整合同价款的依据。

1.3.3设备材料价格的控制

化工项目设备材料的价格占整个项目的价格比例很高，大约达到70%。再加上现在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型材料也层出不穷，设备材料市场不稳定，所以同一设备材料的由于进货渠道的不同，进货时间的不同，进货地点的不同价格也不尽相同。所以施工单位应提前做好施工组织设计，采购部门应随时关注物价、物资的市场行情，从建设开始，采购工作就应该合理地安排购买设备材料时间，做到经济利润最大化。

2竣工验收阶段工程造价管理

化工项目竣工验收阶段主要有两方面工程造价管理：一，我们要对建设项目进行合理的结算，对于应收帐款进行重点的清算，尽快收回帐款，回笼资金，为下一项目做好准备，减少项目债务损失。二，我们应对这个在施工过程中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归档、分析，对整个项目中各设备材料损耗，各项费用进行较为细致的对比与分析，实施工程竣工决算，取得经验，为进一步做好以后的项目打好基础。

3结论

第2篇

关键词：象山文化；象山景区；架构

1 象山概况

1.1 荆门的象山，在南宋陆九渊知荆门军前叫蒙山

蒙山的蒙，源于《易经》64卦之第4卦，“蒙以养正，圣功也”。意为蒙昧的人而能培养正确的人，是圣人的劳绩。陆九渊在知荆门军任上去世后，人们将蒙山更名为象山，以纪念这位心学大师。“巍巍象山，夫子之英。混混清泉，夫子之灵。道气所蕴，百世如新。构此堂庑，以彰见闻。徘徊其下者，思其人而念其有功于民。”这是清顺治已亥16年（1695），荆门知州薛继岩《重修陆文安公祠》时祭奠象山先生的挽歌。当时距陆九渊去世已经500多年。这位州官和荆门的百姓还在深切怀念象山先生有功于民的功德。

象山先生陆九渊在知荆门军的任上，不馑有功于荆门的百姓，短短的1年又3个月，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荆门之政。这位哲人的心学思想更是给荆门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究其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核心是“人皆具是心，心皆具此理，心即理也”。“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我们从中可以领悟到：如果人人都有一颗善良之心，为正之心，就可求天下之同心。在天理中寻找做人的位置，从人本有的道德良心中体味做人的道理。

象山先生死后800多年来，荆门人民以各种方式纪念他，在荆门历史上的州官有百余人，唯有陆九渊享受了专祠的纪念。除此，人们还以“象山”命名，衍生出许多含有象山思想的文化。象山中学、象山小学、象山大道、象山市场、象山社区……在荆门中心城区，绝能看到象山的印迹。正是由于有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的功绩，才逐渐在荆门这座具有优秀历史文化的城市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象山文化。

荆门市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象山文化建设。拨专款重修了陆夫子祠，成立了陆九渊研究会。陆研会成立后，对陆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发挥象山文化在经济、社会、思想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勤政廉政建设方面，以陆九渊这位贤哲为古镜，修建了名宦陈列室和乡贤馆，作为廉政教育、传统教育的基地，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理论研讨方面，填补了陆学研究的一些空白。陆研会对象山文化进行了论证、概括和提炼，即象山文化之所以能在荆门产生和发展，是由于有陆九渊心学理论的指导和荆门人民的早期实践。象山文化是中华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具有平民思想的哲学。其核心是：“以宇宙为参照，以天下为己任，昂扬主体意识，存养善良本心、自强不息、克难奋进、以道济世、鞠躬尽瘁”。由此而衍生的象山文化在荆门城区不断提升，特别是在象山景区，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更加彰显。

1.2 象山，在荆门中心城区的西部，紧靠象山大道

这里风景如画，景色宜人。象山脚下的“四泉”――蒙泉、惠泉、龙泉、顺泉，清澈的泉水从泉眼涌出，注入文明湖，千百年来，没见其断过流。泉水经竹皮河而东流归汉江，滋润着数万生灵。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都到过这里，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存。大书法家黄庭坚书写的“蒙泉”碑刻立在蒙泉旁，鄱阳张垓书写的“蒙泉”巨碑为陆九渊所立，嵌在山岩中，并修有半亭。“三苏”父子先后游过象山。1060年正月初五，苏氏父子3人经江陵北上至荆门。在荆门期间，游览了荆门的名胜古迹，写了《荆门惠泉》等著名诗章五首。苏轼在其诗中写道：“泉源从高来，飞下随万脉……萦回成曲沼，清澈见肝膈”。经惠泉往南，沿着山崖都有不少石刻，这些石刻反映了不同时期游人的感怀。再往南就是陆夫子祠了，这座纪念象山先生的祠堂，虽然经过了历史的沧桑，有文字可考的9次废圮，9次重修。而今的陆夫子祠，青瓦白墙，古朴典雅，庄严肃穆。祠的匾额为当代书法家米南阳题写，祠的大厅供俸百世大儒陆九渊的坐姿铜像。祠内陈列《陆九渊文集》和后人研究陆学的成果，每天都有游人来到这里感悟大师的心学。祠堂2楼是名宦陈列室，两侧配殿左侧是乡贤馆，右侧是纪念馆。在祠后的半山坡修有仰止亭，亭基的山岩上刻有“讲经台”斗大的3个字，这里是当年象山先生曾经讲过学的地方，后人为纪念他，修仰止亭景仰这位先哲思想和他的人品。

1.3 象山文化发源于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形成于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的事功，滋润着荆门这方沃土

对于荆门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可以经过打造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景观，使之更好地教化人、激励人、昂扬人的主体精神，创造更多的财富。

2 如何打造象山文化在象山景区的架构

2.1 建设“象山之魂”主题雕像广场

在游览区东门入口西侧，规划出一片广场，广场上竖立一尊“象山之魂”陆九渊的全身大型雕像。雕像为陆九渊正在讲学――讲解《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的状态神情，正合象山先生“听讼于此，讲学于此”之意，表现百世大儒（士史之师）的风采，彰显象山文化在象山景区的由来及文化品位，给人以高大磅礴的气势。

2.2 充实提升陆夫子祠的内涵

第3篇

听闻李立新教授画展即将开启，惊奇之余，我便在千里之外通过网络向他索要了一幅作品照片。看完后我很激动，发短信给李教授，有曰“江南才子、丹青能手、三观大师”，非专为溢美之词，实为有感而发也。

其实，去年春末我在渝拜晤李教授，曾获赠一本其父亲的画册，印象中有人物的白描速写和山水，并得知教授自己也画画。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听闻李教授也是画画的，而且也正在画画。既然大博导都这么讲了，那他的画作一定是不同凡响，我对李教授的预期就是这样的。这两天，又陆续看到了李教授要展览的画作，果然是不同凡响，而且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基本上是没理由地相信教授一定会有好画的，但要我讲看到的这些画好在哪里，我却有点“着急”：一是没能看到原作，二是知识贮备不足。所以，不妨大而化之，以我所谓的“李立新现象”，来谈谈当代文人画的问题。

中国古代绘画，崇尚以书入画或者说以书法作为绘画的重要技术保证，因此文人画大兴，尤其山水画成为了主流，形成了重笔墨的传统特色，也方便了文人们的雅好甚至转型。文人而为画家，从扬州八怪到海上画派，渐成规模。文人画画，既能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又能解决经济问题，何乐而不为。延至今日，照理说，时代变了，笔墨也当变化。可事实是，时代变了，笔墨却慢慢丢失了。进入现代，原先的文人慢慢扩展到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博导硕导们。过去的文人基本上是书法最好的那批人，所以能以书入画、笔墨自足而完备。而现代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没有传统书法氛围了，书法没有了，不能以书入画了，“画里的笔墨去哪里找”成为最大的困惑。去画里的“形”中去找：这大概是以吴冠中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画人给出的新答案。因为吴先生认为不与画面之形结合的笔墨就是“零”笔墨，否认笔墨独立价值的同时认为新的笔墨必须与画面之形共生。这样，传统重“境”之笔墨仿佛在规模上要让位于现代重“景”之水墨，以突出眼球所能。李教授的画，简而言之是“画房子”，画现实中的房子，尤其是画域外的房子，当然是一种“景”。

这让我联想到了傅抱石画的东欧风景系列中的房子、吴冠中江南的房子，以及杨明义的房子、林容生的房子、黄格胜的房子……，这些都可以是非常风景化的房子。但傅抱石让风景趋向于山水化，林容生也缩小房子的规模和比例，目的也是强化山水化。因为山水可以有独立的笔墨，而风景的笔墨容易束缚于形中。黄宾虹的山水画中点景的各种符号化房子甚至歪歪斜斜的，但反而能充分笔墨化，所以没人去深究那些房子应该来源于现实中的何处。而李立新教授的房子则是“裸露”的，明确存在于现实中某处的，甚至仿佛有意是为了画房子而画房子。如果按照山水画的表面标准来看，那一定是风景画；甚至按照风景画的表面标准来看，那也许就是建筑画了。但是，我认为李教授硬是在裸露的房子中画出了笔墨，在“景”中逼出了“境”，既大胆又高明！虽然，李教授的这批画也有很多是有山、石、树、水的，但我最喜爱的就是这些房子，尤其是那些裸露的房子，并愿意把这种独特的风格展示称之为“李立新现象”。

当然，我更愿意将“李立新现象”扩展开来讲，即搞理论的专家画画的问题。这在西方从来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把二者分得很开。但在中国艺术界尤其书画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甚至高级的学术现象。自从傅抱石、黄宾虹在画坛上凌空撼世后，这个现象开始复杂起来，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错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傅抱石、黄宾虹。曾经在徐悲鸿眼中，傅抱石和黄宾虹都是搞理论的，所以他请傅抱石在中央大学教理论、两次邀请黄宾虹北上北平艺专教授理论并成行一次。但就以最后绘画的水平和影响而言，傅、黄这二位在徐悲鸿眼中的理论家其创作成就甚至已超过徐悲鸿。当然，大理论家成为大画家，才更有挖掘价值。记得十年前我随朋友去美术史家陈传席的家，聊着聊着，他把一大叠画拿了出来，都是他自己画的。后来在十竹斋里看到他的画，标价已然不菲。李立新教授画画，太过低调，我认识他十几年了，才第一次见其峥嵘。而且他是艺术设计界的著名学者，尤其在设计史上著作等身。以此身份作画，跨界更加明显。看李教授的画，有时觉得清新好玩，有时又让人肃然起敬，我愿意认为画画对于他而言，本来就是既好玩又很正经的事。当我看着宾虹先生数百万字的文稿全集，品味他捐给浙江博物院5000 幅画作中的某一幅时，每每会发出感叹。“书为心力血”，画画何尝不是？愿世人能借着李立新教授的画认识他的书，或借着他的书而读懂他的画。真的是字字珠玑、笔笔显灵。此次画展，李教授有意小规模，但“李立新现象”却已徐徐拉开帷幕……

李教授是早我两年毕业的同门博士师兄，其在学术上的成就早就让我佩服，加上性格和机缘，我和他私交不错。本人算是专攻书画，于文人山水有偏爱，但也只能东一笔西一笔地画点残山剩水，感觉在李师兄的大作面前，就像散兵游勇遇到了正规军。羡慕其整饬之美，但也只能是徒生羡慕而已了。

二

理论家为何能画画、为何能画好画甚至画出大师级别的画？那该如何来说透呢！先来看看中国画家群体的历史构成。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两大类画家：一类是自上而下的文人画家即业余画家，粗略讲占画家总量的十分之一吧，却占据美术史主流、有名号的美术史的主流。尤其北宋以降，文人经科举考试当官渐成规模，文人画也开始被提倡开来。从性质上看此后的文人画家就是理论型的画家。然其理论尚非艺术体系的理论即艺术理论，因为孔夫子有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十年寒窗苦苦背书主要还是那些准备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即“道”“德”“仁”等大道理论，而非游艺之小道。这些文人们经背书洗脑而逐渐地掌握了一套系统的儒道理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文人们首先都是能头头是道、讲大道理的理论家，反映在艺术领域及绘画里，他们就是要充分体现这套理论即观念优势，高蹈驰誉、雅意在心，雅即上流也，太执着于技法反而成不齿，游戏笔墨才能自出机枢。这样看来，理论家（泛理论）能画画、甚至主导绘画潮流，文人们早开了千年之先河了。但因为这种泛理论的前提，所以文人画家的种种风范不免落下空泛的诟病；另一类则是自下而上的专业画家即无名画家，大概占画家总量的十分之九吧，包括众多不断经考古发现的艺术品及画作，敦煌壁画也好，永乐宫壁画也好，以及诸如年画、剪纸等，十有八九出自这类画家之手。但这些无论是宫廷画家、宗教画家还是民间画家们均名声不著甚至寂寂无名，大概因为“技近乎道”能达到的总是小道，与经国文人大道相比不值一谈，且屡屡难逃画匠之讥、俗骨之议，俗即下等也，故不被过去的美术史所承认和重视。今天，时过境迁，绘画格局与古代已大大不同，但雅俗之辩同样存在。如今艺术界百花齐放，通俗文化已深入人心，但我们也期待真正的艺术理论家（而非泛理论）能画画，创造充实而鲜活的艺术形象来展现我们时代的风采。

依前所言，石涛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但同时，他又是中国画史上少见的大画家，因此，石涛所代表的理论与实践兼善的高度及标杆，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但是，现代的理论家而为画家，又能具体分出许多具体的层面和形态。

现代最先出现的是史论型的画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抱石、潘天寿等。这种类型在理论型的画家中占有的比例较大；其次就是评论家型的画家，这类画家现在开始成长，如陈传席、陈履生等，因为艺术批评本身要释放部分创作的冲动和能量，故这种类型的画家大概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寄予画坛。况且今天的美术批评已经扩展为艺术批评，并进一步扩大为文艺批评，新成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批评家的绘画视野，同样值得我们期待；最后的也是我们最期盼的，就是理论（原理）型的画家，因为占据着理论层面的最高层，故其创作能达到一种新高度，而且往往是原创型的。黄宾虹先生以太极阴阳画理统领笔墨，俨然是画坛中的哲圣。可惜太极阴阳之理太过陈旧，且缺乏理论体系上的创造性，故画作虽笔墨精良集大成，其创作在形态上还是缺乏原创精神。而原理型的画家之难，不仅是局部的各类别艺术的理论与总体的艺术学理论很难兼通，就算能够兼通，其难还更在于要在史论之功夫、批评之胆量基础上，有充足的余力能开辟原“理”之高远境界，对应到其绘画创作，就是不光要有基本的技法锤炼，还要有掌控整体的创作能力，最重要的，要有“原创”的与时俱进、功成名就。

目前的画坛形势，许多画画的本身就是教授，尤其是大量的博士队伍开始画画，成为画坛尤其中国画坛的显著现象。一般而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博士之身份类似于古代之文人，大致是可以的，因此，今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博士画家群体、新文人画队伍，而且在这样的群体和队伍中，完全可以出现开时代的大画家。

李立新

1957 年生，江苏常熟人。1978 年入读宜兴陶校，1980 年入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资班，1995 年入读苏州大学获硕士学位，1999 年入读东南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科研处处长，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常务副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第4篇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3］189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3］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

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3］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3］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3］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第5篇

关键词：DV；影像传播；传播意义；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2-0079-02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影像传播的时代。自从1990年以来，DV就以其个性传播的特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DV影像的制作中，DV成为个人进行影像表达的重要工具，由此揭开了个人影像传播的序幕。DV是英文Digital Video的缩写，原指数码视频摄像机，现在，一般指的是用数码摄像机拍摄或用家用摄像机拍摄，并通过数码技术进行转换，主要供网络播放的影像作品，也可以称为DV电影。那么，与之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网络电影，不过网络电影一般有两个涵义：一是把普通电影拿到网络上播映；二是指利用数码技术拍摄电影，直接在网络上播放。本文用DV影像而不用DV电影，是因为部分DV作品还够不上严格意义的电影，不具备一定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只是一种个人影像。

一、DV影像概述

DV最开始只是一种技术现象，它采用了数码信号的方式，在现有的电视系统中，其播放质量达到了专业摄像机拍摄的图像质量，音质达到CD级质量，并且还统一了视频格式。此外，DV轻巧的机身在拍摄时有着不易察觉的优点，操作的简便又模糊了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而且还能配合先进的剪辑器材进行非线性编辑。这样成熟的技术为DV摄像机带来功能提高和成本降低的双重效果，这一变化使得影像制作不再受制于高额的成本预算和难以接近的专业门槛。从此，民间DV拍摄由梦想变成了现实。现在，DV日益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包括DV爱好者、行业应用、纪录片拍摄、DV电影创作、电视节目制作等庞大的DV适用人群已经形成。而且DV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尚意味的词语，成为人们进行自我表现的最佳手段。“DV着生活”成为一种时尚，甚至在电视、网络、杂志上，在大学校园里，年轻人当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今天你DV了没有？”但是DV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时尚现象。因为“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革新，最终的结果总是形而上的，总要引起人们的观念更新，进而对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产生深远影响”[1]。正如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次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2]。

二、DV影像的传播意义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DV传播无疑可以说是一场影像传播革命。追溯影像传播的历史，从最初的绘画发展到摄影，然后又有了电影、电视，直到今天以电子计算机为主体、多媒体为辅助的互动数字网络视频，人们始终在追求传播信息、表达自我更为完美的形式与更为自由的空间。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方式空前繁荣，人们从被动地接受信息变为主动地去追寻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们有条件去参与信息的表达。DV的出现体现了从传者为中心到受众为中心的传播主体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说，DV带来的是一种时代话语的自由表达。这主要表现在对昂贵器材资源的占有不再是那些专业机构的优势。尤其“对那些不掌握专业影像技术的普通观众来说，终于从昂贵器材资源的屈从中解放出来，才获得了用画面交流和表达的话语空间”[3]。同时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影像记录方式，个性化的DV创作以它特有的姿态――平和的意识、平静的心态、平等的视角来记录和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种创作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市场的取向和制约，通过时间和时代的流逝展现一个普通个体的遭遇与生存状态，进而呈现一种摄制者对于历史与时代的理解。在DV爱好者的心里，将DV视作一支笔，一支反映现实的笔，甚至DV代表了一种真正的个人表达方式。这种影像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更多的人拥有一种表达自己的手段，一种写作的语言，一种张扬个性的自由。DV成为生活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理想工具。

另外，仅仅在电影领域，DV的出现也使得电影的传播媒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无胶片电影，这是影像传播的巨大变革。世界电影史上首部无胶片电影《Titan A.E.》（片长90分钟）通过IP网络进行数字化传送，并于2001年6月16日在Supercomm贸易展览会上首映。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向电影院里的观众播放直接从因特网上下载的电影。从理论上讲，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电影胶片一枝独放的时代可以结束了，胶片电影、电视电影和DV电影/网络电影等多种电影形态并存的时代即将到来，尽管绝大数人能够看到全数字电影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等待。

三、DV影像的文化价值

（一）DV是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一种重要载体

文化是DV发展所离不开的土壤，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作用。随着DV的发展与繁荣，形成了内容丰富与形式多样的DV现象，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一股看不到的强大力量的推动，这种强大的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DV的传播引起了一种新兴的文化潮流。作为影像传播形式的一种，DV传播因其特有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表现的独特内容，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DV把过去属于一种艺术行业的专业行为，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的消费行为。它让普通大众都拥有了影像表达的权力和自由，可以用DV去观察人生、透视人生。DV文化传播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通过DV创作者个人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素养等综合因素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同时，其价值取向也是创作者内在修养的展示，所以，DV影像传播的内容，通常是创作者利用DV作品来反映自己眼中的大千世界、表达个人的思想意识，体现一种独特的价值取向，张扬自己的人生。正是这种源于DV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所以DV传播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是收视率和商业利润，而是希望能够重拾大众的理性思考和价值批判。因此，DV的普及必然会产生出大量的活动影像，社会将拥有丰富的影像资源，然后这些影像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变成影响我们的一种共同记忆。相信在许多年以后，这些共同的记忆就会变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精神财富。

（二）DV影像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话语空间

DV影像传播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内涵：因为DV影像赖以生存的网络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地方，任何人除了欣赏各种影像外，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意见，于是，文化之间不再有上游与下游之分。换言之，DV影像是一种真正自由、平等的文化载体，是一种无障碍交流的话语空间。

随着DV的普及和DV创作群体的不断扩大，中国DV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DV作品，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同。比如被誉为“中国DV电影第一人”的著名导演贾樟柯所拍摄的作品《小武》、《站台》、《任逍遥》等多次参加了世界各大电影节的展映与奖项角逐，《三峡好人》在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夺得最佳影片金狮奖。在大学生创作群体中也出现了许多像《花开如云》、《我的爱情真伟大》、《六号七号》、《假象》、《请投我一票》、《铸剑》等富有新意、极具个性的作品。至于在视频网络上，更是有不计其数的个人DV在传播和流行。那么，中国DV要进一步发展，扩展其影响力，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是继续其民间作风、我行我素呢，还是走大众传播的道路，融合到主流媒介当中呢？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当DV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DV作品能否找到一条畅通有效的传播途径以实现创作者与受众的交流与互动，必将成为影响DV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DV爱好者最初用DV拍了片子以后，都是在电脑上进行转录和剪辑，然后上传到网络，于是民间的DV影像首先在网上开始流行，各种关于DV的网站层出不穷，网络成为DV传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渠道。网络为DV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并且网络传播的互动性也使DV的创作得到及时的信息反馈。但不可否认的是，DV需要大众媒介进行传播，DV文化也需要大众媒介来推波助澜。从目前DV传播的发展趋势来看，DV与主流媒体正逐渐走向交融，从前些年凤凰卫视公开征集DV作品，到现在许多电视台都开辟专门的播放DV作品的栏目，像中央电视台《我看见》、北京电视台《晨间看点》、上海电视台《新生代》、安徽电视台《观众与屏幕》等，都为DV作品的传播开辟了交流渠道。另外，有些电视台还采用DV影像的形式制作新闻节目，有的电视台还定期组织DV作品大赛等。

四、反 思

DV作为自由的化身，是当下传播世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商业化时代，一切东西都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环境里，DV如果过分地“大众化”，则必然会在市场的导向中去追寻经济效益和商业利润，使DV人原有的创作激情和理想消退，使DV作品的整体精神发生蜕变。

因此，DV影像的创作应该寻找一种平衡，必须防范由于过分大众化而失却其保有活力的原始性与冲动性，防止失去它本质的独立制作的原创精神而在市场化运作中被复制和模式化。真正的DV人，应该坚守DV影像制作的原创精神、独立个性以及文化品位，抵制商业社会大众文化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侵蚀，执着于“独异个性”的创作激情。可以预见，DV影像由于其几乎不受制片人、观众的限制，不受商业资金、流通和发行渠道的限制，可以进行自由的、完全个人化的表达，因而可以使影像表达和影像传播更趋风格化和个人化，DV电影成为大众的个人日记，法国小说家兼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阿斯楚克所呼唤的“摄影机笔”[4]的时代终将实现。

参考文献：

[1] 刘燕南.信息高速公路与未来传播展望[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3).

[2]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6篇

摘要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特色的思想源泉。我们有必要对儒家学说中的不利因素进行剖析和扬弃,培养中华民族特有的健康向上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继承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体育 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数千年体育文化发展史里,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儒家的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的、特别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体育文化的现状,是儒家思想在我国体育文化圈内的一个现实的、根源性的集中反映。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体育行为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都有着各自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体育逐步在体育思想、体育价值取向和体育体系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一 礼、仁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是礼与仁。礼是一种正统的社会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人都要控制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行事。这也是当时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所遵循的通用规范。仁,就是爱他人,爱自己认为应当爱的人。由于过分拘泥于“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体育的竞技性特征被慢慢消磨掉了。正如《礼记・射义》中所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里礼射被当成了实践仁与礼的手段和方法,仅仅是为了“明君臣之义”和“明长幼之序”,礼射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的体育竞争精神意识,而只是用以维护礼教和等级伦理秩序。

在礼所容许的范围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有自己的发展。如在体育文化里,没有、怪异和粗野的运动,没有危险、野蛮的体育项目。运动的参与者都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实现了“礼”在“艺”先。再如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都要求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当今仍是可贵的体育文化思想。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育竞争所需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是欠缺的。其实在体育活动中所进行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野蛮的碰撞与冲突,这与儒家学说所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及等级秩序不相融合,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在儒家思想观念中,仁是有条件的,超过和违背了礼的仁是不允许的。儒家思想中的这种礼与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根本上是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的,个人的独立人格、人的自尊自爱往往得不到尊重和社会的保护,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服从,这是对人创造精神的一种压抑。其实,体育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充分地展现自己,养成自己的独立人格,用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力争上游,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改进技术,推动竞技项目的发展,这和儒家思想追求的礼和仁是有很大冲突的。

二 中庸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体育运动发展的根本在于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都充满了竞争精神。但儒家思想提倡中庸,忽视竞争,与发展体育运动的精神相冲突。中庸所崇尚的是颜回式的准苦行僧般的道德生活模式,强调如何协调宗法人际关系的协调性道德,而不是提倡个人积极向上的进取创新精神。中庸之道强调无原则的调和,安于现状,不为人先,严重制约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意识的伸张,同时也泯灭了人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力和竞争意识,结果导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缓慢、缺乏生机。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儒家崇尚中庸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从而缺乏体育特有的竞争精神,造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难于顺利发展。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把自已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高度文明,达到至善、至仁、至德、至圣的理想人物,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盛世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在儒家中庸思想影响下,和谐成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个体和谐、天人和谐,逐步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的伦理型体育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竞争、对抗和有剧烈身体运动的项目在中国传统体育方面的发展。在和谐观点指导下,中庸思想讲究人与人的友善,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反对人与人的对抗,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和对抗,而强调二者的对立统一,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体育文化体系。

三 天人合一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另一特色,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指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存在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典型的对立统一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和谐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最终追求。中国传统体育把世界的两大基本要素,即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精神与躯体看成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体育活动中随处可见。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促进精神升华,从而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以阴柔文化为特征的项目,如中国围棋、气功、太极拳等,都得到了广泛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进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人们养生、健身、内修和调节身心的体育活动,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在世界体育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重文轻武与重义轻利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义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活动、视体力活动为低贱之事的文化思想,进一步促使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并延续到今天。加上科举选仕,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视武学为下品,这样,重文轻武,蔑视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逐步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在体育活动上去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有人对自己本身精通的体育活动也不提倡。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也抛弃了文武兼备的选仕标准,而以“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为选贤标准,并要求人们以和处世,以静修身,严格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修身养性,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视为“下技末务”,主张“损人间之末务,息田猎博弈之游戏”。重智力、轻体力,把强身健体、保家习武的体育运动看成“不急之末学”,为封建士大夫所鄙夷。由于封建体育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严重制约,体育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遭受冷落。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结果从人们的需要中被排挤掉,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是止步不前的,也可以说是严重倒退的。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重义而轻利的,主张“行义,远利;义重于利,义高于利”,认为见利忘义是小人之举。《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抑制了人们对个人需要的追求,把义作为一切利的前提,追求利必须是在义的允许范围下进行的。这种“贵义贱利”的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人际间的利益关系、养成正确的价值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但这种义利观反映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是通过竞争追逐功利的,只受体育活动规则的约束,而不受道德伦理规范的制约,只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都是可以被认可的。因此,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义”就被抛弃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而“义”的原则也就失效了,这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不义之举”,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许的。所以,带有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也就很难被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家长制社会中的上层统治者们接受,带有竞争性的体育活动也就难以找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土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处处表现出这种思想的影响痕迹。

参考文献:

[1]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2] 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四川体育科学》, 2000年第12期。

[3] 唐桂黔:《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体育科技》,2004年第3期。

第7篇

自国际私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国际私法法典化问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回顾历史，国际私法法典化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有的散落在其他法典中的法律适用规范、单行法律适用法、习惯规则或者国际惯例累积罗列，其精髓在于促进理论的不断创新，交往的深化便捷，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的加深与进步。对于国际私法法典化，学者的争论，派系的纷争以及国家之间的博弈都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的富有魅力。

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价值取向即在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中应该把握的大方向，那么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要想明确认知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如下几对关系：

一、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对于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不同法系有着不同的追求。大陆法系弥漫着法律的确定性，欧美法系散发着法律的灵活性。然而，法律之所以为法律或者说法律的魅力就在于其确定性，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因此对于冲突规范而言，其核心价值在于追求法律的确定性。但是，法律的确定性又会导致法律的僵硬与滞后，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案件是复杂多变的，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确定的法律能否适应多变的现实，或者说在法官审理案件时，一方面局限于法律的束缚，一方面有碍于实践的灵活，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正义，如何利用法律促进民商事当事人的交往?简言之，对于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异议最大就在于，在制定冲突规范时是以确定性为主还是以灵活性为主。

如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制定冲突规范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一方面，维护法律的价值，另一方面，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确定性作为基本条款，灵活性作为辅助条款，同时给予法官有条件的自由裁量权。在冲突规范的立法中融入以下观点：

第一：软化连结点，即在冲突规范中加入可替代的连结因素或者并行的连结因素，例如对于合同的准据法，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规定适用的准据法，那么可以适用合同的订立地法、合同的履行地法、合同双方当事人所在地法以及货物所在地法等。

第二：规定例外条款，即如果依据原有的冲突规范所选择的准据法仅仅与案件具有微小的联系，而另一个国家的法律与案件有更为密切的联系，那么则适用另一个国家的法律作为案件的准据法。

第三：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即有条件的自由裁量，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法官应该在给定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可以适用的法律中进行选择。

总之，冲突规范的设立要以确定性作为原则，灵活性作为例外。

二、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

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即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也就是说在案件中如果选定了管辖权，规定了由哪个国家进行管辖，那么就适用该国家的法律，而不考虑适用后所产生的实体效果，这种方式更强调冲突正义。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在选择适用准据法时，突出强调法律适用后的结果，追求个案的公正，其主导理念在于“利益分析说”或“结果导向说”，在充分考虑适用各个潜在准据法对当事人影响的情况下，选择最有利于当事人或者最有利于国家政策实现的法律作为案件的准据法。以冲突正义为导向的国家，选择好像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实体法律之间进行的，冲突规范可以被理解为“国家的选择”规则或者说“管辖权的选择”规则。话虽如此，但是在追求冲突正义的同时不能忽视甚至排除实体正义的追求，大多数国家，在制定法律适用规则时，虽然强调冲突正义，但也规定了特殊情况，例如涉及到弱势群体的保护时，就会相应的考虑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做出让步。

传统冲突规范以实现冲正义为目标，不考虑所选择法律的实体法内容。这种冲突规则指引的法律是根据案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考虑被指引的法律的实体内容，没有查明实体规则内容潜在的冲突，没有明确实体规则潜在的政策冲突以及它们自身所包含的利益取向。只有当所选择的法律与本国的公共秩序原则相悖时才会被考虑。以“结果导向说”为主现代意义的冲突规范于传统意义上的冲突规范相比逐渐占据了上风。例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就目前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来看，单单仅就追求冲突正义的国家而言，在立法过程中冲突正义也并非像一块铁板不可被触碰，追求冲突正义时，也强调实体正义的实现，可以说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二者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互相独立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才是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价值取向。

三、内国利益、外国利益以及国际利益

内国利益，也可以成为法院地国利益，经由冲突规范的指引适用外国法作为准据法违反了本国的公共秩序，那么则排除适用，内国利益可以理解为对本国的生存发展、本国的生态文明或者单纯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都属于内国利益。外国利益，即本国以外他国的利益，例如准据法所指引的国家的利益、与案件有关的第三国利益或者案件没有关系的其它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也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公共秩序，也就是维护人类本身生存和发展、超国界的维护国际社会的利益，例如冲突规范中关于弱势群体保护的条款、消费者合同以及劳动合同中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均旨在维护国际公共秩序。

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各国立法的价值取向在于维护本国利益、保证本国对外政策的实现、最大程度的维护本国国民的利益，因此，在立法过程中，涉及到本国的重大利益的不允许外国法律有所损益，通常情况下通过直接适用的规范或是强制性条款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外国利益，内国法院选法的时候很少予以考虑，换言之，是否违反外国利益并不在法官选法的考虑范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私法立法过程中都应该体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此，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国际司法立法应该在尊重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充分体现内国利益，重点在于实现内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二者相互促进。而对于外国利益，笔者认为则更多的应该通过双边条约来解决。

四、法律分割论和同一论

有关“分割论”和“同一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合同领域，并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合同各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分割论”主张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同一合同中不同的法律问题，因为合同中不同法律问题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同一论”主张适用同一法律来解决合同中不同的法律问题，因为合同是一个整体，这样便于合同的履行，纠纷的解决。二是对不同类型或不同性质的合同，“分割论”主张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标准;“同一论”主张适用单一的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

“分割论”和“同一论”之争由来已久。对于第一个问题：早在法则区别说时期，巴托鲁斯就主张对同一合同的不同法律方面适用不同的法律，如合同的性质，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行为能力，合同的形式、合同的生效性等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后来许多国家在国际私法立法中纷纷接受并采纳了“分割论”的做法。例如，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对合同的法律适用的分割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实质内容等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第二个问题：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合同，各国在立法中采用分别立法的方式加以规制。

但是也有学者反对“分割论”，认为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合同都是一个整体，不应该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另外，在实践中对于司法工作者而言，无疑带来了沉重的任务量。同时，合同之于当事人双方是一种合意，既然在合同中选择了适用的法律，那么就代表了当事人双方有意用一种法律来解决合同中的有关问题。并且对于不同种类性质的合同，也应该用同一种法律规范进行规制，因为，合同其本质来看就是一种合意，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同一论”可以保证合同关系的稳定。“同一论”的论述观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对于一项合同，如果能够合理有效地解决冲突，满足当事人的利益，那么实践过程中的繁琐也是在所难免的。另外对于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合同采用同样的冲突规范进行规制，那么则否认实践的复杂性，增添了法律的滞后性。

但是“同一论”并不是没有可取的地方，一方面，采用“同一论”维护了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保证了合同的整体性。应该说，合同既是一个整体，又可以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分割成不同部分，所以对待“分割论”和“同一论”要采取辩证的态度，互取其长避其短，乃是当今国际私法立法该有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在当今的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中，各国立法和条约也都在分割的基础上，注意维护合同法律关系的完整性。

五、“客观论”和“主观论”

法律适用的“客观论”，是指以某种固定场所作为连接点来确定法律关系适用的准据法。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是“客观论”的代表论述，萨维尼所应适用的法律，只应该是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依其自身的性质的“本座”所在地的法律来调整。法律适用的“主观论”，也可以理解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理论，根据当时人实现选择的法律对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目前，理论在合同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并且在侵权案件中，越来越多的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解决选法的问题。

法律适用问题上，“客观论”和“主观论”都有其自身的优点。首先，客观论者认为，在民商事交往过程中，“客观论”便于当事人预见和遵守，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便于国际民商事的交往。其次，主观论者认为，国际民商事交往究其根本来看是私法活动，应该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导，当无意思自治或者意思自治不能时，“客观论”才得以适用。

主观论者和客观论者的表述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客观论者忽略了民商事关系的灵活性、复杂性以及自治性，进而导致僵硬，甚至不能有效地解决实践中的我问题;同时对于主管论者而言，只看到了国际私法的私法性一面，而没有考虑到国际私法潜在的国家利益，过分自治会引起实诚的混乱，最终也将不利于国际民商事的发展。

因此，在笔者看来，“主观论”和“客观论”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在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宗旨在于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精确选法过程，最终找到法律关系的“适当法”。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调和因素，萨维尼晚年在论证合同的法律适用时，很明显的关心当事人的“内心期待”。从这一点来看，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主观论”和“客观论”必将走向融合。

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中，应该衡量和处理好上述几对基本价值观念，针对以上几种价值取向，不能以偏概全，顾此失彼，应该取长补短，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全面衡量各种价值取向的利弊优缺。诚然要想制定一部全面的、完美的、一劳永逸的国际私法法典是不可能的，但是各国在制定国际私法法典或者单行立法时应该注意平衡以上各种价值取向，既不能固守原有的僵化的观念，也不能一味地追求灵活的适用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

第8篇

内容摘要：全球化发展的结果让世界进入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时代。增强国家文

>> 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塑造 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形象 论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塑造国家形象　提升国家软实力 软实力与国家形象的提升 武术文化传播与国家软实力 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国家形象传播 国家形象塑造与中国的软实力追求 软实力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研究 论电视文艺塑造国家形象的软实力 文化的科学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印度传媒与国家软实力的构建 试析纪录片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传媒与国家形象塑造 文化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 论文化软实力视域下的体育强国构建 论文化软实力建设 软实力：军队国际形象塑造 “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家形象构建 服饰文化与国家形象的构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2009-04-25.2009-04-25

3.黄金辉，丁忠毅.中国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2010（5）

4.于运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J].对外大传播，2007 （1）

5.李向民，王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G].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6.黄力之.论国家形象视域中的文化软实力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11（4）

7.门洪华，周厚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J].国际观察，2012（1）

8.刘国强.国家形象传播：作为国家认同双重机制的考察[J].求索，2010（9）

第9篇

[关键词]儿童电影　文化价值　价值取向　软实力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虽然1981年才建成，但中国儿童电影生产从《顽童》开始。已经历近九十年的磨砺，可目前。中国儿童电影的前景却实在令人担忧。如何振兴中国儿童电影事业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课题，本文试从真、善、美三个角度出发。来探讨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图对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近来不少专家教授畅谈文化软实力对中国电影的作用，我认为，这股软实力对中国儿童电影也尤为重要。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其性本能理论中提出。成人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其6岁前已基本形成。因此儿童的早年环境、早期经历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成人的变态心理、心理冲突都可追溯到他早年创伤性经历和压抑情结。阿尔都塞在其意识形态理论中提出，由于电影的形象直观性和大众性，使得它能够在广泛程度上左右观众的意识。我认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起到投射、抵消、转化、补偿、升华等等作用。儿童在虚幻的银幕世界中可以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他们可以在确认自身安全的条件下来经历危险紧张的安全性事件。能够满足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的种种无意识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心理难关，防止出现精神崩溃、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症状。所以，我认为，在儿童电影创作中应尤其注重文化价值的取向。让儿童通过影片的吸引、感召、同化等获得一种认同感、亲近感和归属感。具体而言，我认为，在儿童电影中应浸润对真、善、美的文化价值追求。

一、真

真，即真实。我认为。这并不是幼稚烂漫的代名词，而是我们心中的一杆标尺!在成长过程中。儿童纯真的心灵无时不与残酷的现实相互碰撞，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邪恶的?是按皮尔斯实用主义的人对现实的解释完成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来区分是非对错。还是用人类所共有道德规范来约束我们的言行?王一川教授在谈及电影的软实力时，将电影软实力在观众中的效果程度分为4个层次：影讯的诱惑力、影像的感染力、影尚的吸附力和影德的风化力，而影像的感染力和影德的风化力更为重要。其中。影德的风化力是指电影传达的特定民族生活方式、道德状况、价值系统等对观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克拉考尔也曾表示，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它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该国家的精神面貌。我认为。电影作为一扇向外界展示国风的窗口理应注重国家形象，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本身就应传播人类共同拥有的普遍价值观。我认为。在儿童电影中，真，具体表现为是非标准的衡量，善恶标准的确定。美丑标准的宣扬。

面对一些两难问题，孰是孰非，我们很难做出抉择。玛贾・莎特拉皮和文森特・巴罗纳导演的《我在伊朗长大》。玛简无意中以牺牲一名无辜男子的性命来逃脱自己因涂抹口红而将受到惩罚时，面对玛简不以为然的说笑，奶奶严厉地斥责。并告诫她，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而这种选择一定要做到表里如一。在玛简震惊的同时。我想，每一位观众也都受到一场心灵的洗礼，一个年轻人该如何表里如一的做人做事。马丁・布莱斯特导演的《闻香识女人》中，查理无意间目睹几个同学准备戏弄校长的过程，受到校长威逼，不说出恶作剧的主谋。就将遭到处罚。在学校礼堂上。受查理照料的斯莱德中校为他进行精彩的辩护，使查理免于处罚。其中，斯莱德中校提出一个人不应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出卖任何人的观点无疑给儿童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是非价值观。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形形的挫折。如何分化挫折所带来的痛苦，如何瓦解不幸所蕴含的酸楚，从而充分展现自己人生意义，对每一位儿童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克里斯提诺・波顿导演的《听见天堂》中，米可虽然视力不好，但仍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蓝色像是骑脚踏车时，风吹过脸的颜色：棕色像是树干摸起来的颜色：红色像火燃烧的颜色，像晚霞时的天空……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感触这个世界。同时以自己独特的听觉来表现这个世界。生命无常，但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就如同人有五官，为什么一定只用其中一官去感受自然呢，人生中的打击在不经意中。在唐老师的反问下变得如此简单。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比如他也提出知识可以改变现状。但若我们为人做事都以外界对自己个人的利益价值为标准，整个人类社会将变得自私恐怖，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大家，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一种人类所共有的价值标准，它符合我们整个人类的利益标准，而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真，也是我认为应该在儿童电影中所展现的真。

二、善

善，即善良、善解人意，对社会、对人类的宽容豁达。弗洛伊德在其人格结构理论中提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其中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但在马斯洛所提出的基本需要层次理论中，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需求，因而他不可能为所欲为，本我将必然受到自我及超我的约束。在这种压抑下。儿童可以通过电影进行转移升华，可以通过电影进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欲望。在这种宣泄中，儿童在得到满足的同时释放了紧张情绪，同时达到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陶冶。作为儿童电影，不同的影片对善有着不同的解释，如《十七岁的单车》的暴力，《死亡诗社》的希冀，《二手狮王》的温情，《我的爸爸是个贼》的惆怅。我认为，儿童电影理应承担起升华人的品格，净化人的心灵，拭去覆盖在善上的尘埃的重责。

马基德・马基迪导演的《天堂的孩子》中。妹妹唯一的鞋子被弄丢后，小阿里和妹妹为减轻父母的负担，决定每天两人轮流穿一双鞋子去上学。小津安二郎导演的《早安》中，两个孩子在让失业的父亲给他们买电视机的要求不能满足时，而坚持不理父母，并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邻里矛盾。这两部影片，一个是善解人意，一个是固执无理，哪种能更好的起到引导作用呢，这答案不言自明。但问题是，我认为，在《天堂的孩子》中，马基迪导演所创作出的小孩更具有感染力，更能打动观众。因为很多时候正是我们成人自己自认为小孩不能体谅自己的辛劳，但其实或许小孩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体贴父母，只是这之间无论怎样仍有着某种隔阂。而且影片这样设计，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愉悦，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工作中，都有很多的烦心事情，然而我们经常会 发现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得上一点忙，每个人似乎都那么没有时间，每个人似乎都那么自立自强，而这个时候，我们居然发现原来小孩也在替我们分忧，我们该会多么幸福呀。如果说现实真的不是这样。而电影不正是要承担起我们精神宣泄的出口吗?就像杨德昌导演在《一一》中所言，如果电影和现实生活一样，那还要看电影干吗?

另外，在《天堂的孩子》中，一次偶然的机会，妹妹居然发现同校一个小女孩穿着自己的鞋子，她跟随小女孩，知道她家后。立即叫来哥哥阿里。他们会怎么办?像《十七岁的单车》采用群殴的方式，夺回鞋子?阿里和妹妹再次用善良净化我们。当他们一前一后，理直气壮地来到小女孩家门前时。发现小女孩的家境一贫如洗，而且她爸爸还是盲人，小阿里和妹妹对视一望，一切尽在不言中，清澈的眼睛中所蕴藏的质朴，所饱含的善良怎能不让我们感动于生活在这种贫困中的孩子们心中仍坚守着人类最美丽的善良。这多少让我们不自觉的去反思王小帅导演在《十七岁的单车》中所进行的纯粹的情绪宣泄，在血淋淋的震惊之余，在心有余悸的恐慌中。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人文关怀。

阿巴斯曾说。伯格曼在黑暗中寻找一线光明。正是这一线光明使他的作品真实可信。尽管我们可能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我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无论这是不是真理，善良却始终是我们所向往的，也是最能打动隐藏在我们坚硬外表下的柔弱心灵。

三、美

美，即心灵美，对人性，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我认为，美，不单纯指形式上的美，外表上的美。而是指向每个事物的内在核心，指向每个人的内在灵魂。心灵的美。可以超脱时间光阴，可以超越国界种族。在电影中。美通过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以情感人的方式。引起儿童思想、感情、理想和追求等发生深刻变化，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熏陶感染。并且。我认为，通过这种美的传递，儿童在观影时，将获得极大的审美满足和审美愉悦。科林伍德曾提出，艺术就是创造一种虚拟情境。使情感在这种虚拟情境中释放出来，感受娱乐的体验不是为了追求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在艺术欣赏者身上唤起某种情感，并在一种虚拟情境的范围之内释放这种情感。中国儿童电影向来注意教育，通过电影来说教，美其名曰“寓教于乐”，然而，实质却是板起脸在说教，这种方式必然不能得到小观众的喜爱，也达不到教育的效果。我始终认为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渲染，唤起儿童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定会比直接的教导要更好，也更容易被儿童所接受。

张艺谋导演曾表示。我们有时候回忆一部电影，永远记住的可能只是几秒钟的一个画面，而这个故事你却有可能完全忘掉了。不知他是否是因为摄影出身才作如此判断，至少，对他的这一席话，我是完全持批评态度的。画面美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更能吸引观众的绝不是空洞无物的竹叶飘飘，红叶飞飞。而是影片故事本身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所传递的文化启迪。丹麦导演拉尔斯的《黑暗中的舞者》。采用手提摄影。大幅度的晃动，让观众几乎晕旋，但其中所展现的即使在黑暗的生活中也不放弃自己理想的人生观感动多少观众，好莱坞著名影评人詹姆斯・霍克说《黑暗中的舞者》带给人们无法言传的力量――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在纷乱的世界里跌跌撞撞。但却坚持着不让自己倒下去――这类主题始终具有高度风格化的凌空翱翔的意味。此片也获得第5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及第13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奖。

马克・福斯特导演的《追风筝的孩子》，讲述两个小孩之间的友谊，一个是富家少爷阿米尔，性格懦弱，一个是仆人家小孩哈桑，性情纯朴。小时候，阿米尔为独占父爱，设计将哈桑赶走。但成年后，儿时的所作所为让他始终充满负罪感，他终于回到故乡，并在满目苍夷和被统治的残酷现实中，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赎罪般地努力，在恶势力面前终于战胜内心的怯懦，将已过世的哈桑的儿子带回美国。期间他尤如蝴蝶脱蛹般的美与哈桑小时候的憨厚美永久地感染着我们。

在克里斯托弗・巴哈提亚导演的《放牛班的春天》中，学监克莱门特面对一群让人心灰意冷的问题儿童，采用合唱的方式。利用艺术的美将孩子们内心深处的美挖掘出来，甚至还最终成就了世界著名指挥家皮埃尔・莫安琦。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然而，每一个人是不是更应成为自己的伯乐呢?我认为，导演所传递的思想，永远比一句“每个人都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来得更为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