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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评估准确评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风险分析是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核心环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个子过程，对治理风险的致因分析着力于寻找风险点和追溯风险源的成因，侧重于从环境和主体风险源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发展阶段、运行机理以及内在张力。1.治理风险的分析理路。首先，风险要素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传导路径等。其中，风险源包括确定性风险事件、引起损失的不确定因素、潜在导致风险的事物或现象等。触发行为则是风险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风险事件。风险点是连接潜在风险源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传导路径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中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风险点、风险源、触发行为得以串联。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引发。前者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严峻，后者指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风险要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即在特定危险行为的触发下，导致风险点、风险源产生集群风险，进而通过传导路径不断延伸和扩散。2.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又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我们大体可从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一是对环境风险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环境风险源可归结为国际风险源和国内风险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极易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追捧。隐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价值观念是冲击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漠视。此外，部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知偏差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也会产生环境风险源。二是对主体风险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意识的多变性势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高校治理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失调引发的学术权力地位边缘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异化，增强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财务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类权力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2]3.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树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树分析法属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畴。只有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才能确认该事故能否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风险。因果分析法主要结合“‘是/否’逻辑”来识别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关的原因和潜在结果”[3]（P53）。因而，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称损失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4]（P43）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则可以帮助人们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隐性风险明晰化。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三、危机评价：划分风险等级和确立优先次序
作为风险评估的第三个子过程，危机评价主要是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与风险准则进行比对，以此决定风险等级或其大小是否在主体容忍的范围之内，并依据损害程度确立防控的优先次序。1.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对象是指风险后果或损害程度。一般可将风险带、风险等位线、风险等级等因子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其中风险带确定风险评价的范围。按照风险的容受程度，可将风险带划分为风险上带、风险中带、风险下带。如我们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环境作为风险带，其中国际环于风险上代，国内环体处于风险中带。风险等位线是风险评价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风险等级数值，规定风险评价的指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价中，风险等位线一般指风险的阈值点。风险等级是风险评价的关键，它确认风险评价的结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级中，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来确定风险等级数量以及风险等级的范围。2.治理风险的评价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本质上是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的概括与总结。它侧重于关注治理风险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会运行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可以从政工队伍、师资力量、教育客体、教育环体、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产生的后果。一是对政工队伍的评价。高校政工队伍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政工队伍的评价要围绕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既要充分肯定高校党委领导班子过往取得的成绩，也要立足现实，客观陈述各院校、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对师资力量的评价。师资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资源，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应当包括理论知识水平和价值倾向。三是对教育客体的评价。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观的反映。要善于根据上课出勤率、志愿活动参与次数等具体指标来对大学生进行评价。四是对教育环体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从范围来看可分为国际大环体和国内小环体，其中国内小环体又可分为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评价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精准。因此，有必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深入认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联。五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会效益的评价。通过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确引导社会舆情的发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会认可度。3.治理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价，就必须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我们要推动风险评价的定性指标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标，如可以将评价指标与监控指标、预测指标相协调，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4.治理风险的评价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后果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标检验法、比较法、效益评定法、接受程度评定法等，此外还有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等。以比较法和效益评定法为例，运用比较法来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驻地环境之间，教育过程、目标、内容、形式和效果之间，甚至教育单位之间”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5]效益评定法则是一种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大小、高低，可以通过确切、直观的社会效益进行评定。换言之，如果投入远大于产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如果产出远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等级较低，质量较高。
参考文献：
[1]魏明禄，丁烈云.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及其规避[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9，（31）.
[2]许迈进，章瑚纬.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3][4]张增莲，编著.风险评估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先提出，这里风险指的是：“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现代社会风险是围绕“人”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其中包括由于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未知性后果、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的未知变化、社会制度本身缺陷所带来的风险。第二，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一般风险所有的不可预见性和无法度量性。第三，现代社会风险具呈现全球化和高危化趋势。
（二）风险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当高度关注风险预防和治理工作，将其纳入到核心职能当中。如今，巨大的风险可能使得多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亚洲金融危机），政府非常有必要将社会风险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次，政府应当提高对自然、社会风险的预见能力。尽管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是政府作为一国资源和信息的最终掌握者，识别和预警风险并非绝无可能，政府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性评估事项收益和风险的得失。
第三，政府应当具备较强的宏观驾驭能力的同时拥有合作精神。风险的全球性和高扩散性使得一些局部事件可以迅速演化为全国性社危机。政府应当具有强有力的宏调控手段，同时与他国政府、社会力量积极寻求合作，果断而坚决地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第四，制度化风险的存在要求政府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着力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国当下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风险是制度风险，其中主要包括：制度转轨风险；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差距的扩大；信息的流动和控制以及金融危机等。虽然社会风险的防治看起来更依赖于政府的调控，但事实上更加需要畅通的信息沟通，高度的社会合作和公民的自觉配合。
二、风险社会下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困境
结构性失效涉及以国家为中心构建的整个治理结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弱，政府无法承担应有的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众安全的功能，更无法保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种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市场的关系不平衡，甚至僭越了他们的功能，从而诱发了后两者的失效，造成众多的社会问题。
制度性失效一般是指一些现存的规则和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有效实现其目的甚至具有反作用。表现为：一些某些社会问题没有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存在法律真空，无法有效约束主体行为。或者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无法实际实行、取得其应有的效果，存在制度自身不到位；或者已经建立的制度并不适应具体的条件，存在制度的不适应。
政策性失效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现有的政策会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适应当下的需要，对于任何一项政策或者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都存在失效的可能。
三、风险社会下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策略
政府对于风险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完全避免严重公共危机的发生，但风险社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又使得政府无法逃避风险社会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应当设法提高风险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来说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包括：
一是要逐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的同时，要足够重视市场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七自身的调节和反馈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反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来讲，市场不单单起着配置的功能，还具有建构经济秩序的效应。
一般来说，“救火式”治理现象通常是指政府在短期出台大量应对措施或采取集中整治行动，并通过这种应急式的措施和行动来解决困扰实际工作的一些突出问题或危机的方式。在我国的环境保护、金融管理、食品药品监管、安全生产管理、灾害管理等许多领域经常看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救火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有较大区别，比如，在治理对象、治理效果方面，“救火式”面临的问题更加急迫，问题往往具有“蔓延”或“突然爆发”等特点，从风险防范视角来看，“救火式”治理现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危机应对的思维和方式方法，直接效果就是要消除其危害，即“灭火”或“控火”，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治理主体的一种危机管理方式；而“运动式”治理现象中的政治意味更强，它与政府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紧密相关，整体上看，运动式治理折射出的是一种“问题管理方式”，而问题治理的紧迫性有时并不突出，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政府日常状况下的管理形式和运作机制。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救火式”治理现象的主要症结
20世纪末，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他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扩展，人类已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并与传统社会中的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已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更难预测、更难捉摸、影响也更加广泛。目前，中外学术界对风险的界定也有差异。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IRGC）认为，风险是一种心理建构，它们并不是一种真实的现象。①有的专家如奥特·伦内认为，风险的定义包括三个因素：有害结果、发生的概率和现实状态，并从技术测量、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也都印证了这一点。②经济学家格利茨则给出关于风险的十分宽泛的定义：“风险是指结果的任何变化。”③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认为，风险是一个特定的危险的作用发生的可能性。④目前，更普遍地被大家接受的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概念：“风险是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从风险防范的视角来看，“救火式”的治理方式通常很难取得长效，有的很快会反弹或失效，有的根本没有什么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在此，笔者将探讨影响治理体系中风险防范制度建设工作、导致耗费更多资源去“灭火”的主要因素。
治理价值取向影响了政府工作导向。“救火式”治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价值取向的问题。政府在治理中秉持的价值取向直接会影响其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放在何处。具体来说，从政府价值的取向来看，究竟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正义优先”？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这实际上也给地方政府或干部带来一定的错乱。从政府的实际运转来看，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十分吃重，特别是地方政府，既要发展当地经济，又有提供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责。由于价值取向的原因，在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全员招商型“的政府，一些地方人大系统、政协系统的公职人员都有招商任务，政府和政府公职人员把所谓“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作为实际工作的核心任务，把迅速做大地方经济总量作为工作的基本导向，同时作为考核和晋升当地干部的主要指标。不难看出，这种经济效益导向型的政府，使政府更像企业，更关注经济利益，势必导致政府本应承担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职能被严重削弱，很难加强风险防范工作。
整体制度设计不足影响风险治理。近年来，在“松花江”污染、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三鹿奶粉”事件等许多重大特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这种“救火式”治理重复出现，很多问题大同小异，甚至完全一样，这突出反映了“风险防范制度”设计的整体性不足。近年来，我国在金融管理、社会稳定、廉政监察等领域纳入风险防范的理念和方法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同时也暴露出政府风险管理推动工作缺乏总体设计，导致政府风险监管职能不明确、企业和社会组织对风险管理的认知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另外，从组织内部的文化和制度设计来看，缺乏“反思性文化”和“反思性制度设计”也是一些类似重大事件或事故不断发生、难以根除的重要原因。
政府风险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真正建立，对政策和制度设计以及政府和干部的政策设计能力要求更高，这体现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上，反映在干部岗位履职能力上。举例来看，2008年面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启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最终虽实现了2009年9.2%的经济增长，但也导致后续产能过剩、库存积压、通货膨胀的危险增加、地方债务飙升、资产泡沫膨胀等一系列问题。成思危同志事后总结分析“如果当时在政策研究上多下一点功夫，分析它的利弊，把握好一个度，不要过度，可能今天遇到的困难就会少一些”。这实际上暴露出政府和干部在市场经济监管中的风险管理能力严重不足，事后应急准备措施也不充分。此外，在信息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风险”（Systematic Risk）加大，使得治理的难度提高，这也是不争事实。当前，政府主导的治理活动已很难通过简单的“线性”治理措施就可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通过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治理制度设计，制定长期、科学、准确的施政战略来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
风险防范视角下的治理制度重构的重点
重视治理制度的整体性、预防性和逻辑性设计。现代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视问题治理的整体结构设计，根据政府内部和外部面临的问题的轻重缓急、公共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治理效果等情况来完成一系列制度设计，这需要不仅关注外部的治理对象和过程，还应关注内部的治理结构的逻辑设计，以形成严整、完善、有效的治理体系。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作探索治理体系的整体性、预防性、逻辑性构架。比如，美国联邦政府一直探索如何将有效治理与财政支持、绩效考核等相关制度进行有效结合。2003年以来，美国逐步把开展国土安全风险管理与针对国土安全部的预算管理、绩效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保证联邦预算能够支持国土安全中面临的最优先性问题的解决，提高绩效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化。一方面，以开展风险管理为基础，把风险评估作为开展国土安全项目建设和获得相应预算支持的前提条件。2007年2月，美国联邦审计署在《应用风险管理原则指引联邦投资》中明确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土安全部都需要基于安全风险分析和评估来配置各类安全资源，才能获得相应联邦财政支持。另一方面，以促进风险管理为着力点，加强绩效管理。通过加强对国土安全风险管理工作的绩效考核，在有限公共资源情况下，根据国土安全部的计划执行情况，更准确、便捷、科学地考核国土安全部及其相关管理人员的工作。另外，在促进联邦预算支持最优先国土安全项目和行动的同时，让国土安全领域的相关开支和绩效考核信息在统一的监督程序中完成，促进预算计划及各项审查活动，与风险评估工作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与风险评估的结果有机对应，并可以使国土安全项目管理人员的相关支出和活动得到更有效监督和适当奖惩；同时还对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国土安全项目进行绩效考核，并作为下年度项目或类似项目对其财政拨款的重要指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也需要加强包括治理价值取向在内的一系列整体的治理制度设计，为从更基础的层面上解决“救火式”治理现象创造条件。
重视“制度设计人”的风险管理能力培养。“救火式”现象反映了政府和干部参与治理的综合能力严重不足，直接体现在对“制度设计人”的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务员体制都是侧重“学历教育型”的培训体制，即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缺乏对其能力的专业化、专门化训练，这已远不能适应现代公务员培训和治理能力的需要。从国际趋势来看，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培训都是履职履岗培训。同时，从现代政府的突出特点是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点集中体现在治理能力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这也是近些年一些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目标。2005 年英国政府开始实施基于PSG胜任力框架的公务员能力建设战略行动，并于2008年以PSG胜任力框架为基础，制定了公务员能力建设的推进战略。2011年美国《全国应急准备目标》，指出能力是“提供了从特定情况下的一个或多个关键任务绩效到绩效目标领域中的实现一种使命或功能的途径”，并界定31项核心能力。从中国治理体系的建设来看，要加快推进政府能力建设的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建立公务员能力培养体制，要制定相应的能力要求规范或指南，提升其治理的专业能力。
重视相关配套性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一是要从战略上解决政府的价值取向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直接把“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政府价值取向的基本定位，回答了党的十四大报告以来长期讨论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全面放弃原有的“效率导向型”的发展思路，中央政府要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制度改革，促进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需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围绕“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加强相应的包括政府绩效考核、公务员晋升和评价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二是干部选任制度改革是国家吏治改革的关键一环。当前，要考虑完善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制度，研究领导干部的退出机制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建立全面、规范的领导干部问责制，建立公务员与社会统一、衔接的保障制度，构建权威规范、科学适用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等。三是抓紧建立公共政策的评判机制和回馈制度。政府出台重大政策，要有前期的风险评价政策，并需要快速的反馈和评估，及时调整和不断改进公共政策，并确保公共政策的稳健性和科学化，这就需要运用网络、技术测量等工具建立快速的评判机制，使政府能够及时从工作中得到回馈并修正政策。
全面推进风险管理制度以克服“救火式”治理现象
推进全面风险管理制度是完善治理体系的国际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荷兰、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在把风险管理作为完善治理体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早在1997年，加拿大政府将“风险管理”列为公共治理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支柱之一。最近几年，一些国家已构建规范、严密、系统的政府风险管理制度，政府风险管理逐步演化为政府施政的基本战略，英国、加拿大、法国、美国等国开始实施战略风险管理。比如，2008年2月，英国内阁办公室战略中心《实现英国的潜力：未来对英国的战略挑战》报告，认为英国政府面临着公民生活条件差异、老龄化、社会安全、个性化的公共服务、气候变化、民主创新等10个方面战略风险的挑战，强调英国政府要加强相关资源的科学和长期配置，才能保障英国社会的持续安全和繁荣；2011年11月，美国开始了国家战略风险评估（SNRA），进一步加强国家的战略风险管理，控制未来可能影响美国发展的潜在问题，更长期做好国家的整体资源配置，促进并引导相关社会资源的配置，进而完善其国家治理体系。
以全面推进政府风险管理作为重要切入点。一是把政府风险管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基本战略。研究和考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加强对政府风险管理建设工作的统一指导，加强对推进风险管理工作的整体性、预防性、逻辑性设计，系统研究和总结国内外政府风险管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国家风险管理总体规划，建立和完善中央各有关部门参加的政府风险管理工作制度，制定政府风险管理手册或指南，加强对政府风险管理推进工作全过程的指导、监督检查和总结评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快建立国家风险评估制度，增强我国的战略风险管理能力。研究和考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或相似机构平台基础上，建立中央政府的建设政府风险管理经验快速推广平台。抓紧开发政府风险管理的相关技术工具。二是构建国家风险管理统一的标准体系。应结合我国的城镇化和信息化建设的综合需要，加快建立标准统一、科学实用的国家风险管理标准体系、框架和技术工具。三是强化和健全政府相关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能。研究和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能，探索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内部设置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并探索建立涉及各领域的风险管理主体（如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相关职能部门）、风险治理财政拨款（如财政部门）、风险管理绩效考核和问责（如审计、监察等）、风险管理计量和评估（如统计、人大等）风险管理评估等部门的政府整体性、逻辑性架构设计。政府各相关部门要根据自身工作特点来完善内部运行的风险控制机制，探索和确定有针对性、科学实用的风险管理流程及方式方法。强化政府部门针对实体和虚拟社会的综合风险管理职能。切实增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风险管理意识，提高政府的公共风险沟通能力，努力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提高公共部门、企业、个人等抗御风险的能力。指导和督促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计划，逐步把风险管理纳入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公共安全等领域中，提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的能力。四是完善推进政府风险管理工作的配套制度建设。推动政府风险管理方面的立法工作，明确政府风险管理的责任主体，规范政府风险管理行为。逐步建立政府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在我国的财政、审计、绩效等相关管理制度中，加快试点和探索政府风险管理、绩效管理和预算支持相配合的制度设计。并通过建立政府风险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制度、后续矫正与预防分析制度、政府风险管理问责制度等体系化的制度，促进政府风险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以有效克服“救火式”治理现象。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新时期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模式重构”的成果，项目编号：91224009）
【注释】
①④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风险治理：一种整合式的方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内部版），2005年，第16页，第138页。
②[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哥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北京出版社，2005年9月，第64～82页。
[关键词]国家审计；国家治理；全球性风险；控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001
[中图分类号]F239.44 [文献耸堵]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2-000-02
0 引 言
“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社会实践证明：会计审计越发展，国家政治越文明。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对提升国家治理的作用不言而喻。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使全球风险日益凸显，并使其渗透到了国家的各个领域，对国家的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从全球性风险控制的视角，探讨在此背景下我国国家审计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我国应对全球性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1 全球性风险及其对国家治理提出的要求
1.1 全球性风险的概念及类别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对全球性风险进行了界定：“所谓全球性风险，是指那些可在长达10年的时间跨度内，对若干国家和行业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的重大事件”。该报告将31项主要的全球性风险划分为5个类别，即经济风险、环境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技术风险。每一类全球风险都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1.2 国家治理的内涵与范围
我国的国家治理先后经历了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3种模式，其内涵也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国家治理不仅是一个结构性系统，更应是一种持续的互动，在我国当代的社会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现为以党和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并存，以维护稳定为核心价值，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国家制度体系。
1.3 全球性风险控制对国家治理的要求
全球性风险控制要求国家治理致力于满足经济活动的需要，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重要目标，维护生态平衡，降低人为环境灾害发生的概率；完善国家体制机制，有力打击腐败和犯罪，打造高效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关注公共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培育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公共精神，抑制社会功能的失调；完善通信网络，提高公共部门信息化水平，在信息化社会中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保障信息安全。
2 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2.1 国家审计的概念及特征
国家审计是指政府审计机关独立检查会计账户，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的行为，是对公共权力长效监控的机制，是对公共受托责任履行结果进行评价、鉴证与监督的制度安排。我国国家审计的目标不仅仅是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运行，还应致力于推动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
2.2 国家审计提升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
2.2.1 免疫系统观
刘家义审计长于2008年首次提出“免疫系统观”，该观点立足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来认识国家审计的本质和定位，其认为“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一个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2.2 公共受托责任观
公共受托责任观点认为，国家审计产生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确立，因此，其根本目标是促进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切实有效履行。杨时展也曾指出，审计工作的精义在于受托责任。我国国家审计作为促进政府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责任的一种监控机制，发挥作用以推进国家治理更是义不容辞。
2.2.3 新公共管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形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部门正浮现出一种新的典范。随着这一理论而产生的PPP模式等行政管理模式，更是要求国家审计模式要紧随公共部门治理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2.3 国家审计提升国家治理的作用机制
（1）经济资源配置：国家审计通过配置公共资源、运作公共权力来管理和调控社会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善治。其关键在于明晰政府与市场的效率边界，通过对权力结构的优化和权力边界的明晰，建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有效降低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
（2）环境污染遏制：国家审计中关于自然资源环境领域的审计，以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为目标，使国家治理在促进节能减排以及资源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3）政治协同治理：国家审计借助其法定性、独立性、专业性等独特优势，能够及时防范国家治理可能发生的各项重大风险，进而搭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类单一治理机制的互动桥梁，使三类单一治理机制有效协调。
（4）社会价值指引：审计理论和实践中相关构成要素所体现的关乎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正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等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合理性评价，因而能够推动国家治理更好地发挥社会价值的指引作用。
（5）信息技术安保：由审计机关收集并评估证据，且以判断信息系统能否有效保护信息资产安全的信息系统安全问题的审计应运而生。国家审计通过对公共部门的信息系统安全进行审计，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家治理实现信息技术安保的功能。
3 全球性风险控制下国家治理对国家审计职能的要求
3.1 国家审计在经济领域中的职能
国家审计应发挥其专业特长，对财政预算进行评价，促进社会公众对财政预算进行监督、对财政预算的执行报告进行鉴证和评价，进而提高财政支出的透明度，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落实。国家审计应运用自己的独立地位，发挥专业优势，对市场中资源配置的突出问题进行充分披露和反映，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对财政收支进行审计，有利于督促政府依法履行职能、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率，使其更好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
3.2 国家审计在环境领域中的职能
国家审计在环境领域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有效遏制。国家审计工作应通过加大对环保资金、治污项目、水利建设、林业建设等，与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经济活动的监督，制约盲目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
3.3 国家审计在政治领域中的职能
在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网络前，国家审计的制度评价事实上担负着弥补国家审计在政治领域中功能性缺失的重任。因此，审计机关应密切关注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配合情况，提高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进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审计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会对行政官员产生极强的震慑作用，可以预防腐败的发生。国家审计可通过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发挥其推动建设法治社会、服务国家治理的职能。
3.4 国家审计在社会领域中的职能
从国家治理的需求方面看，高质量的信息为实现政府有效问责、遏制官员腐败、改善公共资源配置，以及保障相关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奠定了基础。只有通过为利益相关者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信息和更优质、高效的服务，国家审计才能实现对权力的问责，进而降低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信息风险，得到社会公民的重视和信任。有效发挥国家审计的信息属性，推动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培育公共精神。
3.5 国家审计在技术领域中的职能
信息系统安全问题审计是国家审计的一个分支，它是专门针对公共部门信息系统安全而实施的审计，可以确定被审计单位的信息系统是否设置了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以识别技术风险、防范各种安全威胁，从而使其信息系统在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下运行。
4 全球风险控制下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发展路径
4.1 经济层面
强化对国家财政的审计，特别是预算执行审计，这有利于财政政策的贯彻落实，还预算监督权于人民。审计机关应全面推进政府绩效审计，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计机关尤其要特别关注专题绩效审计，将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拓展到政策、决策、运营、管理、风险等宏观层面，消除专题领域决策中“信息孤岛”的效应，进而提高政府相关部门的绩效管理水平。在专项资金和政府投资审计中，国家审计机关应高度重视审计处罚等执法手段，在审计监督职能中的作用和效果，准确把握审计处罚的力度，建立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审计声誉机制和结果问责制，切实保障审计结果的落实。
4.2 环境层面
应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以建立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开展环境治理审计，促进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治理审计应包括水污染治理审计、大气污染治理审计、废物管理审计、气候变化应对审计等。开展以生物多样性审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态系统审计，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
4.3 政治层面
应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规制建设，整合经济责任审计相关的资源和力量，扩大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的途径及方式，由此提升政治信任、实现善治。审计机关要重点关注各项宏观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利用国家审计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独特优势，强化整改问责制，实行追责问责制度，使其监督职能落到实处，解决审计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屡查屡犯”等问题。
4.4 社会层面
应进一步发挥审计机关在村居审计中的主导作用，对涉及农村财政资金的项目进行审查，开展村居经济责任审计，促进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维护基层民主。着重开展基本服务领域的审计，审计机关应强化与民生职能部门的合作，推进民生资金审计，确保民生资金安全、完整；推进民生政策审计发展，确保惠民政策得以落实。
4.5 技术层面
国家审计机关应大力推行信息化审计和公共部门ERP审计，实施信息系统安全问题审计这一新兴审计类型，以评估各政府机构的IT安全制度是否适当、有效，其计算机硬件、软件是否得到了适当保护，以及其操作系统是否能安全并有效的运行，从而提高运用信息化审计技术识别风险、查核分析、评价判断的能力，进而提升公共部门各项服务的技术水平，有效控制互联网数据信息带来的技术风险。
5 结 语
本文分析了全球性风险给我国国家治理带来的要求与挑战，从国家审计的本质、目标和模式三个角度，阐释了国家审计作用于国家治理的基本依据，并基于经济资源配置、环境污染遏制、政治协同治理、社会价值指引，以及信息技术安保5个方面，阐述了国家审计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以应对全球性风险的作用机制，分析在全球性风险的大背景下，我国国家审计的职能框架以及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国家审计参与提升国家治理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更是一个“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的过程，我国的国家审计更需要在不断尝试中进步，在试错中前行。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春，朱荣，蔡利.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探讨――基于受托经济责任观的视角[J].审计研究，2012（1）.
[2]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6）.
〔摘要〕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治理；常规组织；任务型组织
〔中图分类号〕D03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41-08
20世纪后期以来，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突况、危机事件一轮轮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形成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存在本身可能是偶然的，但它们的结合造成了风险社会的事实却具有某种必然性。按照贝克、吉登斯与拉什的看法，风险社会乃是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风险社会就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社会变革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要走出风险社会，必然会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对既有的社会治理结构作出根本性的变革，但就当下而言，要保证人类不在风险社会中走向毁灭，我们首先必须开展风险治理。那么，由谁来开展风险治理，又如何开展风险治理？这都涉及到治理主体即组织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组织一直是人类应对与治理风险的基本途径，但在风险社会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社会不确定性程度较低，人们主要是通过常规组织去治理风险和防范风险的，至于任务型组织，只是偶尔出现和发挥着补充性作用的一种组织形态。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不确定性程度急剧增长，常规组织在风险治理上的无效性日益暴露出来，从而使任务型组织这种备受组织理论家们冷漠的组织形式日益显示出其实践价值。
一、风险社会及其基本轮廓
20世纪后期以来，当工业社会的航船驶近后工业社会的水域，整个社会的运行状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德国学者贝克所看到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科学技术与经济活动相结合而导致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工业社会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厚，这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不过，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而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种种迹象。”1也就是说，随着新的社会转型的开启，工业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大大超出了工业社会自身的应对能力，从而使工业社会的运行表现出了高度不确定的状态，即表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近些年来，贝克的观点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认同。从西方到东方，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面临着一次次的阵痛，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SARS危机，这一连串打击全球经济、震撼全球社会，严重破坏我们生活秩序的事件，揭示了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所隐藏的巨大风险，我们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之中。”2“风险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它们所激发的警示营造出了一种无能力和瘫痪的氛围。不管是无所作为还是要求过多，都会使世界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风险。”3
其实，早在贝克宣告风险社会到来之前，美国学者贝尔就已经宣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了，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贝尔对于社会发展的“预测”仍旧是一项预测，而贝克的判断则已成为人们必须接受的一项严肃的现实，而且正在理论探讨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映现。因之，风险社会的轮廓也就比后工业社会的轮廓显得清晰了许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是率先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是由于人类拒绝向后工业社会迈进而陷入的一种僵局，我们只有过了风险社会这道门栏，才能突破既有的所有社会建构对于我们的限制，真正进入后工业社会。所以，在当前的风险治理中，我们需要对“风险”的性质加以认识。
风险并非实际的危险，也并不必然导致危险，而只是意味着危险的某种可能。这是因为，与自然灾害的危险性质相比，风险具有建构性。对此，贝克的表述是：“风险还不同于工业化时期以前人类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因为那些自然灾害并非是人类的某些决策而导致的，而风险则肯定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当然这些决策往往并不是由无数个体草率作出的，而是由整个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权衡利弊得失后所作出的。”4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乃是理性的产物，或者说，是理性的一个建构物，虽然它造成了实质上非理性的结果，显示了理性的悖论。对于风险的建构性，亚当等人也指出，“风险不仅仅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被生产出来，还会因对潜在危害、危险和威胁的技术敏感而被生产出来。为此，我们不能把风险作为一种外在之物来观察——风险一定是建构的。”5
【关键词】 危机治理 风险 防范机制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8月12日晚11时许，天津滨海新区港务集团瑞海物流危化品堆垛发生火灾，在消防灭火过程中，现场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事故。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维度高风险社会”，完全依靠传统的政府行政治理框架和手段不仅无法有效地预防风险，更无法有效地降低风险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和风险后的次生灾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但又超越政府的、全社会性的、基于“多维度风险社会”理论的风险应对制度框架。
现代风险已经超越了政府和专家的能力，政府和专家很难准确掌握风险的信息和应对风险的方法
传统社会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其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现代社会的风险虽然主要是人为造成的，理论上讲也是可以避免的，但事实上其发生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我们排除了政府不作为，没有管制、腐败等因素，结论仍然如此。
首先，一个局部的小的风险可以演化成大范围的灾难。现代社会趋利性极强，市场制度设置追求每个细节的盈利，生产分工细致。每个细节的局部小风险，在工业化生产的分工而又相互联系下，在不同系统中进行传递，而导致风险的放大。以往发生的事故和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都是局部风险放大形成的大灾难。因此，任何一个局部的风险防御都是社会整体的风险防御。
其次，现代风险往往会超越社会的预防处理能力。一旦社会出现大的风险，我们会发现政府往往没有很好的准备而且应对能力也显不足，社会和媒体也会把矛头指向政府。实际上，现代风险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破坏力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和政府对于风险发生的信息掌握和处理能力的不足，即使对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再次，风险的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就是典型的例子。先发生了火灾，消防灭火过程又发生爆炸，而实际上什么引起火灾，什么发生爆炸，都是不清楚的。社会和媒体对于天津港事故新闻会上官方给出的很多“不清楚”、“不确定”的回答产生了很大反弹，将事故问责直指地方政府。这种问责是完全有理由的：一方面，因为政府是自然的风险问责对象；另一方面，政府长期主导包括灾害和风险在内的各种社会治理，同时也主导管控信息的分布和传播。但是，我们在问责政府、要求追查事故责任人以及可能的腐败链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现代风险的发生的确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应对现代风险方面，认为政府和专家能够准确掌握风险信息和应对风险方法的思路是不对的。现代风险已经超越了政府和专家的能力，这就是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称为“风险社会”的主要原因。
每个人既是风险的受害者，又是风险的制造者。防范风险的关键是发育出社会普遍接受的应对风险的文化，同时建立全民性、参与性和包容性的风险应对体系
西方社会在进入工业化的200多年中经历了无数的现代风险事故，逐步发育出了一种基于“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这一社会共识的风险应对文化和制度。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城市化、工业化与商业化集中分布的特点，使得他们对于火灾的预防具有异常的敏感性：一方面处于时刻准备的预防状态，各种人员集中的地方不断进行火警演习；另一方面，又把火警发生的敏感度设得很低。比如，参观德国一个大学的小型沼气发电站，进入后首先就被告知一套完整细致的安全指南，在遵守这些指南上没有特许和例外。而参观国内很多类似的工厂，尽管墙上写着很多安全管理规定，但从来没有过一进去就先进行安全说明的先例，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被“特许”或“破例”，从而显示参观者的“特别”和主人接待的“特别”。我国在快速工业化的同时，还没有发育出工业化需要的很多社会文化价值，这使得我们必须要为之付出很大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既是风险的受害者，又是风险的制造者。只要认真审视一下周围的很多安排，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每天都在制造风险。我们的社会正在用一种前现代低风险意识面对一个高风险的现实。因此，防范风险的关键首先是要发育出社会普遍接受的应对风险的文化，同时要建立全民性、参与性和包容性的风险应对体系。
首先，要普及个人风险意识，不能认为有了风险就是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因为，只要社会中的个人具有较高的个人风险意识，他们就会主动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其次，由于现代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个人化的特点，风险防范的制度安排和措施就无法只依靠个别专家来制定，而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公民参与机制并不是简单的被征求意见，而是在权力和利益平等的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险社会治理的根本是消除社会的腐败、不平等等问题。
第三，现代社会风险的发生不断冲击传统保险的基本原则，人们依靠政府和寄希望于保险对风险进行补偿的心理与现代社会的风险特点极不相称。治理现代风险要基于风险发生的个体性和不确定性这一重要的原则，要合理地配置政府、市场和社会个体的责任。建立一个每个个体都对自身行为负责的机制，是现代风险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参考文献】
①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②崔德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
[关键词]内部审计公司治理对策
一、公司治理及内部审计的概念
公司治理的概念。公司治理，从狭义的角度进行理解，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若从广义角度进行理解，是指包含法律、文化等在内的有关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其决定企业目标的实现。
内部审计,是审计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内部审计是一项独立、客观的保证和咨询活动。其目的在于增加价值和改进组织的经营。它通过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法，评价和改进风险管理、控制和管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审计理论界所研究的关于审计风险理论体系同样适用于内部审计。
二、公司治理的核心是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识别风险并设计控制风险的一种方法，其核心是将没有预计到的未来事项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对风险管理，首先，要求在组织中发现那些高风险暴露的领域，对高风险暴露点的识别要通过对组织的分析进行，这种分析既包括审计人员客观的测试，也包括主观的判断。其次，将分析的结果与认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相比较。最后，实施必要的变革，使组织的风险暴露水平与其所设定的目标相一致。风险管理所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广泛：其中包括投资风险管理、外汇风险管理、利率风险管理、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等等。
在上述公司治理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治理这一制度安排所决定的企业目标、决策人及风险和收益的分配都围绕风险展开；风险直接影响目标的实现；而决策人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直接决定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及实现的程度；治理结构中各部分的人员需要承担所分配的一定风险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另外，从解释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经济学观点来看，无论是契约理论中提及的不完备契约，还是信息经济学中提及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理论中提及的问题，这些引发公司治理产生的因素究其实质都属于风险，都是使企业目标无法实现的各种潜在的、可能发生的事件。公司治理是组织应对风险的战略反应，其职责核心就是确保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案的适当性，因此公司治理中包含一些战略性的风险管理的因素。例如：公司董事会所设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基调是风险偏好型或是风险规避型；再如公司高层管理当局（CEO）在经营风格、理念、管理哲学中包含的风险态度等。这些战略性风险管理因素就是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交汇点。因此，风险管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三、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从功能上来说，公司治理包括：股东、董事会；管理阶层；监督者（外、内部审计人员）；其他利益关系人等。沟通公司治理各功能主体的重要工具是会计信息系统。因此，会计信息系统本身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会计信息更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效用的高低。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是内外部激励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而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是确保这一前提条件实现的关键。
外部审计（有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此处专指社会审计。），即对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对其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从而起到增强会计信息可信性的作用。而内部审计处于公司内部，对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经营活动、风险管理都有透彻深入的了解，与外部审计人员相比，内部审计对公司治理发挥的作用在层面上更为深入，在范围上更为广泛，在方式上也更为灵活。因此内部审计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正确性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1、建议作用。为保证目标的实现，公司董事会或经理人员通过履行以下责任来进行公司治理，即使用各种法律形式、结构、战略和程序来确保其遵纪守法；遵守职业规范和社会公德，满足社会期望；为社会谋福利，兼顾国家、社会、公司三方利益，并考虑其长期和短期利益；全面真实地向有关各方提供财务报告，对其经营业绩与财务行为负责。因此，内部审计部门主要是通过以下工作对公司治理过程发挥建议作用：通过对企业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建议经营者合法经营；通过股权投资审计，建议管理层力求投资回报，在考虑企业短期利益的同时更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利益；通过财务收支与经营业绩审计，建议企业出具全面真实的财务报告，督促财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等等。
2、测评作用。内部审计人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内部测评工作协助管理层建立起一整套企业道德规范。如通过内部控制制度科学性、有效性的测评，发现内控制度执行方面的漏洞与不足；通过企业风险测评，发现领导者在制定企业政策方面的疏漏；通过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测评，发现经营者遵纪守法、稳步经营方面的欠缺，提醒管理层为加强执行人员的责任心、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强化经营者合法经营的理念而建立相应的道德规范。
3、评价作用。内部审计人员作为良好道德倡导者应当定期评价公司良好道德文化建设的效果，即通过进行一系列的专项审计活动，以及协助纪检部门进行案件取证工作和配合监察部门开展公司经营绩效方面的效能监察专项检查，评价并改进工作程序，为公司治理过程发挥不同作用。如评价是否有强有力的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是否有保护检举人的举报制度，是否设有接受举报的机构来加强公司廉政建设，起到反腐败、反舞弊的作用；评价
公司是否有企业文化宣传教育机制，是否使每一个员工都能理解，明确企业文化建设中所提倡的企业宗旨、精神和经营、管理理念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起到企业文化宣传者的作用；评价企业形象与员工形象，公司领导是否身先士卒做精神文明的表率，是否与业务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往来关系，由此来敦促管理者和员工忠于职守、遵守法律、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在公司逐步形成一种良好向上的道德文化氛围，起到良好道德倡导者的作用。四、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的整合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内部控制的发起人企业委员会（COSO）于20__年起着手进行企业风险管理研究，并力图建立一个类似于内部控制框架的、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风险管理框架，其在为企业风险管理研究项目制定的目标中明确指出：风险管理框架必须和内部控制框架相协调，把控制目标的建立嵌入到某种形式的风险管理过程中去。而在内部控制方面，将领域扩展到控制环境等“软控制”要素上时，就决定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相互交汇。在COSO报告的内部控制定义中，特别提出“内部控制过程受组织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影响”，由此可见“软控制”因素对组织内部控制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内部控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内部控制为组织的经营目标、财务目标及遵循性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同样为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保障。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完善契约，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并对人形成一定的控制约束，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内容可以整合一致。而作为内部控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内部审计，也不可避免地在风险管理的基础上，与公司治理的目标交汇。
在新的内部审计范式下，内部审计参与到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中，帮助组织发现并评价重要的风险因素，促进组织改进风险管理体系；评价并改进组织的治理程序，为组织的治理做贡献；同时继续原有的对控制效率和效果的评价作用，帮助组织保持有效的控制。此时的内部审计人员是控制和规避风险的专家，通过对风险的把握来评价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并促进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改善，从而实现对风险的掌握与驾驭。在风险管理这一统一的核心下，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为组织增加了价值；同样，在风险管理这一统一的核心下，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实现了整合。在公司治理中，内部审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鉴于内部审计在确保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有效运转及管理和控制风险等方面的独特作用，纽约证券交易所于20__年8月1日明确规定所有上市公司必须设置和保持有效的内审机构，否则不得上市或将面临退市。内部审计师已被看作是与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外部审计师构成有效公司治理的四大基石之一。内部审计师拥有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的知识与技能，能帮助公司治理实现其核心目标：控制风险以促进组织目标实现。因此，在公司治理中，内部审计是组织内部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目前，我国内部审计一般尚未与公司治理紧密结合，使之成为公司治理的有机部分。为此，要逐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企业外部和内部的委托关系，培养管理者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形成内部审计的需求市场，为内部审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要顺应内部审计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有意识地推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发展。从强调确认和测试控制的完整性，逐步转向强调确认和测试风险是否得到有效管理；从传统的强调关注风险因素，逐步转向关注前景规划。内部审计的建议应不再仅是强化控制、提高控制效率和效果，而应该包括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和控制风险，通过风险管理的有效化，评价并改进组织的治理程序，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效率和效果。
五、内部审计的对策
突出“内向性”，摆正内部审计的位置。内部审计是基于企业科学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企业多层次经营管理的产物。内部审计基于其内向性的特点，从根本上决定内部审计只能立足于企业内部管理，代表企业对内实行经济监督，强化服务职能，确保企业经营战略、方针目标的贯彻实施。内部审计作为企业内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励机制中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会越来越引起企业领导层的重视和支持，内部审计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把握“独立性”，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独立性原则是内部审计区别于其他职能部门的重要标志。企业在机构设置中，将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保持相对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由企业第一负责人直接领导，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独立于、高于各职能部门。内部审计与被监督对象无利益关系，才能保证审计结果的真实、客观、公正。同时对必要的审计经费予以保证，才能使其正常工作。当前，内部审计应突出监督、评价、服务职能，发挥监控、参谋、建设作用，也应与管理层多沟通。对影响大的审计结果该公示的经请示后应予以公示，以发挥审计的应有作用。
注重“实效性”，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水平。内部审计工作的实效性是指内部审计发挥职能作用的程度和取得的实际效果。包括审计报告的质量、审计工作效率、查出问题的充分性和层次性，审计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审计建议、审计决定被采纳程度和效果。
提高审计实效性的途径有：一是量力而行、突出重点的审计工作方针，对重点问题查深查透，找出深层次的原因，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二是改进审计方法，规范审计程序，采用现代审计手段，提高审计质量，规避审计风险；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严格处理处罚行为；四是以人为本，加强审计队伍建设，严明的审计工作纪律是审计形象和工作质量的保证。
风险基础审计能够弥补制度基础审计的缺陷与不足，但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环境下，不能完全摒弃制度基础审计，应该在实施制度基础审计的基础上灵活运用风险基础审计，而且把风险控制的重点放在管理层舞弊方面，使风险基础审计成为控制管理层舞弊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在企业固有的内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失效的情况下，以风险基础审计代替制度基础审计就成为必要。
胜任内部审计工作，必须加强审计队伍建设，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和审计风险意识。一是加强专业知识的培训教育，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二是强化专业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重点是《审计法》及《实施条例》和审计署1、2、3号令等。三是强化审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廉政教育，使审计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自觉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增强审计人员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发现和处理问题的鉴别力、判断力和协调各方面矛盾的能力。四是加强警示教育，提高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综合考虑审计项目，合理配置审计人员。
（一）树立任务机制，精心组织施行。各驻在部分树立健全相关任务指导体系体例，执行分层担任、分类治理，扎实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30个驻在部分树立了响应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任务指导机构，个中19个明白由派驻机构承当办公室日常任务，审计署等7个部分成立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指导小组，人力资本和社会保证部等10个部分由党风廉政建立指导小组组织展开这项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个部分由惩办和预防糜烂系统建立指导小组担任此项任务，公安部、财务部、海关总署辨别由直属机关集中警示教育运动办公室、反腐倡廉建立指导小组、系统推行使用任务指导小组详细担任。
（二）积极展开试点，扎实稳步推进。经过展开先行先试，实时发现问题，细化任务方案，标准操作顺序，总结出一套可操作性强的任务办法，防止了偏向，进步了效率。开展变革委将本单元治理本能机能分为政策制订、行政法律、内部治理等类型，将有审批、法律、政策制订等权利的单元作为防控机制建立主体，重点拔取价检司等6个司（局）展开试点。中国气候局将风险防控分为资金资产、社会治理、科研、当局收购和财政管帐、纪检监察审计5大类106项，辨别拔取所属机关司（局）、事业单元和省（区、市）气候局等单元展开试点。
（三）排查岗亭风险，确定风险品级。清算各类权柄，摸清权利底数，经过本人查找、群众评断、指导审议和组织核定等办法，环绕人、财、物以及“三重一大”、审批权行使等重点部位和要害环节，查找廉政风险点，并依据廉政风险呈现几率、影响局限、风险水平等确定风险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直属事业单元和下属高校着重查找运营治理及科研教育方面的廉政风险。农业部着重从强农惠农政策落实等方面，排查廉政风险点。国度旅行局对宣传促销、行业表扬、会展赛事、社会公益事业建立等方面进行重点排查。文明部对权利相对集中、触及评奖评审的重点岗亭和部分进行仔细排查。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是20世纪以来全球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之一，已经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风险投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意识到风险投资对企业产品创新和业绩增长的重要性，并积极加以引导和推进。经过30多年发展，风险投资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方式，其投资总额和投资案例，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1985年我国建立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以来，到2014年有超过8 000家活跃机构从事风险投资活动，管理资本超过4万亿人民币，市场规模较30年前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投中集团CVSource数据库统计显示，2014年风险投资案例中有80%都伴随着风险投资管理人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可以推测，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科集团吴家明的研究报告印证了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已经进入了“投后管理时代”，即风险投资通过积极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来提高其经营业绩，增加其企业价值，最终实现自身投资增值的目的。
面对实践中风险投资不断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这种行为的意义。以Lerner（1995）和Gompers（199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提高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进而增加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他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在经营不善的时候，CEO更换的可能性更高，并且董事会的监督性更强（主要表现为董事人数增加）；而以Howorth等（2004）和Monks（2006）为代表的学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会追求自身的投资利益，不仅无益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改善，相反，还会与管理层“合谋”，共同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尽管风险投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存在争论，但是Jensen（1989）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类“积极股东”，为了自身的投资利益，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治理活动），通过监督和约束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投资具有“外部性”，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改变了与他们具有一致利益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Hochberg（2012）认为风险投资已经成为一种调整组织结构的公司治理机制。综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路径和结果，并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指出了风险投资治理被投资公司的能力和动机，并讨论了“股东积极主义”在其中的作用；第二，分析了风险投资通过股权和职权两种途径来发挥治理效应的方式；第三，从会计操纵、治理机构和机制以及问题三个方面，综述了已有文献存在的争议，进而探讨了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此外，本文也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出了风险投资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以期能够帮助未来的学者在本领域继续做出贡献。 二、 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
风险投资之所以能够成为“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风险投资的单次投资额较大，如果失败会损失巨大。Smith（1996）认为，机构投资者由于持股量大，很难在不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退出公司。所以他们有动机“用手投票”，通过《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力来抑制管理层的投机行为。风险投资是机构投资者的一种，因此，他们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例如，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纷纷介入我国上市公司，要求更换管理人员，调整董事会结构。第二、风险投资的专业知识使其具有治理能力。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汇集了投资、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全面评估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行为，并设计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其与自身的利益相一致。同时，风险投资还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为被投资公司融资、拓展市场、寻找低价供应商提供便利。第三，风险投资的投资模式决定其不得不进行公司治理。风险投资一般投资于未上市（Pre-IPO）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股权交易受到限制，如果风险投资不进行积极治理，一旦管理层发生“侵占”，那么风险投资就无法通过“退出”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只有依赖积极监督，通过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来约束管理层，促使其经营行为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 三、 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
以往的研究显示，风险投资对被投资公司的治理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在实践中，公司引入风险投资一般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保持原所有人的股份数目不变，通过扩充股份的方式吸收风险资本；其二是保持股份总数不变，由某一原所有人（一般为创始人或其家族成员）出让股份给风险投资。不论上述哪种情况，被投资公司原有的股权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而风险投资正是在这变化的股权结构中要求自身的权力，进而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根据委托理论，风险投资成为股东后，就变成了公司的委托人，他们有权利监督人――管理层的工作，并对其私利行为加以限制。另一种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风险投资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会审查其财务报表、战略计划和投资方案，以使其管理层的经营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同时，风险投资也会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和专业知识为被投资公司提供增值服务，增加其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风险投资在董事会中的积极行为会改变被投资公司原有的决策机制，进而影响其公司治理模式。上述具有过程如图1所示。 四、 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结果
理论研究对风险投资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价值认证和道德风险。价值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具有认证、监督的功能，可以提高对内部人的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而道德风险理论则认为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无益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基于此种争论，本文以下部分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综述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结果：
1. 对会计操纵程度的影响。在认证理论下，风险投资会积极监督和激励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并降低外部投资者和内部人的利益冲突，因此坚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其会计操纵程度较低，会计信息质量较高。例如，Ball和Shivakumar（2008）就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Morsfield和Tan（2006）以及Hochberg（2012）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以IPO为时间点，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操纵，提高财务报表的可信度。但是，道德风险理论不这么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风险投资具有“逐名动机（Grandstanding）”，其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建立声誉，有动机进行会计操纵，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调节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绩效，以便自己在退出时能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Chou等（2006）和胡志颖等（2012）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风险投资在IPO时和IPO后都有盈余管理行为。显然，这种行为会增加公司内外部投资者的冲突，不利于公司治理。
2. 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影响。在认证理论下，Hochberg（2012）的研究认为，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有更优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尤其在被投资公司IPO时，风险投资可以很好地监督管理层行为，向资本市场投放积极信号，增强投资者信心，降低IPO折价率。Lerner（1995）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在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可以优化其决策过程，并在CEO更替时，增加自身董事数量以增强监督力。Suchard（2009）也发现，在有风险投资的公司中，董事会独立性更强。而在道德风险理论下，Howorth等（2004）认为风险投资为了获得退出收益，有可能和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治理结构和机制。Monks（2006）同意此种观点，并提出风险投资的介入无益于公司治理的改善。此外，张学勇和廖理（2011）利用中国公司的数据检验得出，外资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其治理结构要优于无外资背景的。王会娟和张然（2012）也发现，私募股权投资（包括风险投资）有外资背景，其治理结果更好（表现为管理层薪酬契约更具敏感性）。由于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存续时间更长、实力更强、经验更丰富，因此，可以推测成熟风险投资机构更重视被投资公司的治理状况。
3. 对问题的影响。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降低被投资公司的成本，缓和委托矛盾。王会娟等（2014）提出，风险投资能够影响被投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具体表现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而且现金股利支付率更高。由于现金股利的支付更能体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的介入有利于减轻问题。冯慧群（201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其提出风险投资能够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两类成本，有效地抑制管理层“侵占”和控股股东“剥夺”，优化委托问题。而道德风险理论却认为风险投资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问题，增加成本。Lee和Wahal（2004）提出，风险投资为了帮助支持的公司尽快实现IPO，会美化其经营绩效，以博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这样就损害了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导致了矛盾。杨其静等（2015）也提出，风险投资的参与既没有帮助被投资公司提高经营绩效，增加投资者的利益，也没有对其进行监督，发挥公司治理效应。这样，风险投资的存在就无益于矛盾的缓和。
综上，可以看出，已有的文献在风险投资治理结果上存在分歧，而Chahine等（2007）认为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不同，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和法律条件下才能发挥治理效应，因此，在我国，风险投资要进行公司治理，还有赖于政府在金融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和推进。 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实践中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对其产生的原因、作用的路径和结果进行了综述，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风险投资是“积极股东”，为了保证自身的投资收益，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介入被投资公司的治理事务，监督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第二、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另一条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第三，学术界对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存在争议，但是一致认可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改变被投资公司的会计操纵程度、治理结构和机制以及矛盾。
面对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学术界应该在以下方面加以研究：
1. 探索国企混改中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2013年，国家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尤其在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中引入非国有资本。在政策引导下，国有企业率先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这极大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巨头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国企混改的先锋。风险投资参与国企混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其一，风险投资作为带资源的资本，可以通过强大的资本运营能力、广泛的信息渠道和社会资源，给国有企业带来机制上的革新、治理上的提高，弥补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激励机制、市场敏感性等方面的短板；其二，风险投资会通过资本市场的竞争价格来进入国有企业，避免了上一次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贱卖”的问题。鉴于风险投资在国企混改中的优势，要想使其进一步发挥治理效应，国家必须做好政策层面的建设，增加国有资产定价机制的透明性，保证风险投资在进入后拥有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打消风险投资的顾虑，积极参与国企混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