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7 15: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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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会计核算；税收管理
一、互联网金融
1.互联网金融的含义
顾名思义互联网金融主要通过借助相关的网络平台或者软件，同时利用互联网当中的相关信息技术来处理各种公司的金融业务，这里主要包含了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搜索引擎等相关的技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无论是在网络中的金融平台还是在生活中的实际金融平台，我们都要始终保持互联网精神，改变传统的金融企业处理金融问题的主要模式，对待客户和问题都要具备“平等、开放、合作、共享和创新”的基本态度，这也是所有金融企业都应当具备的互联网精神，这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也是一个企业的精神支柱。
2.互联网金融的主要特征
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不仅仅要具备优秀的互联网精神之外，更应该追求的是技术上的创新，同时金融企业要在整个基础上，改变传统的金融结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金融处理功能就会渐渐的被弱化，目前最为主要的是要关注用户的实际体验感，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通过对互联网金融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能够较快的进行对金融问题的处理，这在一定会程度上极大的提升了员工的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力和物力的成本。这就意味着往往金融公司能够意识到这其中的利弊，仅仅重视用户的实际体验和服务。
二、目前互联网金融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
1.信息内容可靠度不高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金融企业所做的财务信息是否真实有效，将会直接影响到做好财务工作的内容，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有很多的互联网企业都对于会计的核算工作，都缺乏对相关的财务信息真实有效性的认知和可靠度的要求，这样以来就会使得不能及时的对所提供的数据信息尽心加工和处理，在其中可能也掺杂着其他信息，最终导致很多的财务信息出现部分缺失的现象。除此之外，在大多数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当中，会出现很多异常现象，企业所做出的大多数决策都会对企业的财务和税收信息产生干扰，这样使得许多财务信息没有可靠的依据。
2.管理意识薄弱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很多的网上互联网金融机构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到企业财务合算以及税收管理的重要性，因此这对于大多数的金融机构来说，对于信息的采集和管理仍然处于低级阶段，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没有清楚的认识，这样就会导致金融机构所做的工作没有理论数据的支撑，并且财务的核算工作没有落实到位，展现出实际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
3.缺乏相关专业人才
目前阶段，互联网金融机构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实际上对于大多数的企业来说，发展规模正日渐雏形，缺乏相关的专业型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严重的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进度。作为金融型人才，除了要对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之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网络技术常识，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才能在当今的互联网企业当中保证业务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能弥补在财务核算以及税收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促进金融型企业的快速发展。
三、如何有效提升互联网金融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水平
1.确保信息的完整度和可靠度
就目前对于大多数的互联网金融型企业来说，确保信息的完整度和可靠性是促进金融型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进行财务核算和税务管理的过程中，财务部门首先就要做好这部分的工作。另外，企业的领导不能干预一切财务的核算工作，让财务顺利的进行核算工作，防止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
2.增强会计核算及税收管理意识
对于财务的核算以及税收的管理来说，必须要增强相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意识，因为深入了解财务核算和税收管理的人能从侧面直接反映出当前情况下企业实际的运行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评估出企业即将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因此对于企业本身来说，增强管理意识就会加强对于企业财务核算以及税收管理的重视程度，企业只需要在这个方面加大投资的人力和物力，引起企业中相关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企业财务风险的预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培养专业的互联网金融会计人才
对于企业的本身来说，平时应当积极加强员工的培训工作，使相关的工作人员在了解基本的工作技能时，还应当做好对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培训工作，这样以来能够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整体水平，能够有效地加快企业的发展。因此，这一方面不但能够加强企业中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也保证了财务的核算以及谁受得管理工作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运行，为企业的进步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建立健全的互联网金融法律体系
目前阶段，我国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文件并不是很健全，对于其中的关键部门更应该加强法制建设，这就使得对于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进行财务核算以及税收管理的时候能够有相关的法律依靠，并且只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有效的保证互联网金融型企业的快速发展。
四、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体系的模型已经初步的建立起来，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做好财务的核算以及税收管理等工作，增强金融企业的管理意识，积极的培养专业的技术型人才，提升企业信息的可靠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同时也能有效的促进企业较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梁志红.浅谈互联网金融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J].全国流通经济,2019(19):180-181.
【摘要】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首次提出反资本弱化避税，本文从资本弱化对税收的影响出发，分析了我国资本弱化税制的特点，并对资本弱化税制的实施提出了建议。
一、资本弱化对税收的影响
1.资本弱化的含义
资本弱化（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在公司的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的比重大大超过了股权融资比重。
2.资本弱化的产生原因
企业的资金来源，按其性质可分为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各国的税法普遍规定，权益资本以股息的形式获得的报酬，不能在税前所得额中扣除；支付给债务资本的利息，可以列为财务费用，在税前所得额中扣除。因而利息具有“税收挡板”效应，能降低企业的实际成本负担。利息和股息在税务上的处理不同使资本弱化成为避税手段。
3.资本弱化与税收
资本弱化作为跨国公司进行避税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东道国和投资国都有严重负面影响。
从东道国角度看，资本弱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导致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借贷资本比例过高往往导致贷款公司出资不到位，或以收回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方式抽走出资；二是利益与责任不相称，贷款公司在获取高比例的债权收益的同时，却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担着所有的经济及社会责任，借款公司正常利润减少甚至出现“零利润”和“负利润”现象；三是税收权益流失，东道国公司以偿还利息的方式将税前利润转移给贷款公司，降低利润，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也减少了东道国公司的利润，损害了东道国应有的税收权益。
从投资国的角度看，由于各国对境外投资所得的征税及抵免规定有所不同，监管力度有限，且跨国公司往往通过设在避税港的关联公司进行投资或融资，资本弱化问题不仅易导致投资国的资金外流，而且会对其税收权益产生较大的冲击。
二、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现状
2008年我国开始实行同时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新法及其实施条例专门规定了特别纳税调整条款，确立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反避税制度。新法对资本弱化的管理未采用原来在外商投资企业向境外关联企业支付利息问题上的强调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则，而是采用了安全港模式，这也是国际上实行资本弱化税制的多数国家所采用模式。
新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地都采取了资本弱化的限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对关联方企业间借款利息在企业所得税前的扣除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1.明确了利息扣除限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规定比例和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为：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为2：1。
2.明确了企业利息扣除不受比例限制的特例。即能够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并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或者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其实际支付给境内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3.明确了对兼营不同业务的企业利息支出的要求。企业同时从事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应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否则“从低”适用税前扣除比例。
4.明确了超扣除限额利息的处理。企业自关联方取得的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应按照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资本弱化管理提出了具体操作要求：
1.不得扣除利息支出。要依照公式：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息×（1-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计算。
2.关联债权投资的范围。包括关联方以各种形式提供担保的债权性投资，如关联方通过非关联方提供的背对背贷款（例如委托贷款等），以及由非关联方提供、但由关联方担保的债权性投资等。
3.企业权益性投资的范围。为企业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权益金额，并且要求使用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而非市场公允价值。
4.关联债资比例。依照公式：关联债资比例＝年度各月平均关联债权投资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权益投资之和计算。
5.利息支出的范围。包括直接或间接关联债权投资实际支付的利息、担保费、抵押费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质的费用。
6.不得扣除利息如何在关联方之间分配。按照实际支付给各关联方利息占关联方利息总额的比例，在各关联方之间进行分配。
三、对我国资本弱化税制的实施建议
1.注意和其他反避税措施的搭配和协调。实践表明，当前跨国公司为规避税收，在投资时往往转移定价、资本弱化和避税港融资等多种手段交叉使用。因此，在制定涉及资本弱化的相关法规时必须统筹考虑，注意和其他反避税措施的搭配。当前不仅要加速建立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安排，而且要加快推广避税港融资申报制度和预约定价制度。此外，由于制定资本弱化法规的国家越多，国际重复征税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国和相关国家也应当修订双边税收协定，使相互协商程序涵盖资本弱化法规，避免重复征税。
2.扩大并加强国际税收管理的跨国协调与合作，通过税收协定共同防止国际避（逃）税；加强国际税收管理机构建设，从组织上保证国际税收管理健康运行，胜任日益繁重的国际税收决策、立法、执法与司法管理。
3.加强相关业务培训和人才培养。反资本弱化是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它要求税务人员不仅应当扎实掌握财会知识，熟悉税收征管，还要对跨国公司的运作和经营有相当的了解，而且对于国际贸易知识和外语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对提高我国的反资本弱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曹洋.资本弱化税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涉外税务，2007，（5）.
[2]龙军，屈幼姝，刘志安.防范资本弱化的税收安排：理论、实践及对策分析[J].理论探讨，2007，（1）.
2008年我国开始实行同时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新法及其实施条例专门规定了特别纳税调整条款，确立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反避税制度。新法对资本弱化的管理未采用原来在外商投资企业向境外关联企业支付利息问题上的强调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则，而是采用了安全港模式，这也是国际上实行资本弱化税制的多数国家所采用模式。
新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地都采取了资本弱化的限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对关联方企业间借款利息在企业所得税前的扣除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1.明确了利息扣除限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规定比例和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为：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为2：1。
2.明确了企业利息扣除不受比例限制的特例。即能够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并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或者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其实际支付给境内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3.明确了对兼营不同业务的企业利息支出的要求。企业同时从事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应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否则“从低”适用税前扣除比例。
4.明确了超扣除限额利息的处理。企业自关联方取得的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应按照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资本弱化管理提出了具体操作要求：
1.不得扣除利息支出。要依照公式：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息×（1-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计算。
2.关联债权投资的范围。包括关联方以各种形式提供担保的债权性投资，如关联方通过非关联方提供的背对背贷款（例如委托贷款等），以及由非关联方提供、但由关联方担保的债权性投资等。
3.企业权益性投资的范围。为企业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权益金额，并且要求使用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而非市场公允价值。
4.关联债资比例。依照公式：关联债资比例＝年度各月平均关联债权投资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权益投资之和计算。
5.利息支出的范围。包括直接或间接关联债权投资实际支付的利息、担保费、抵押费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质的费用。
6.不得扣除利息如何在关联方之间分配。按照实际支付给各关联方利息占关联方利息总额的比例，在各关联方之间进行分配。
二、资本弱化对税收的影响
1.资本弱化的含义
资本弱化（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在公司的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的比重大大超过了股权融资比重。
2.资本弱化的产生原因
企业的资金来源，按其性质可分为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各国的税法普遍规定，权益资本以股息的形式获得的报酬，不能在税前所得额中扣除；支付给债务资本的利息，可以列为财务费用，在税前所得额中扣除。因而利息具有“税收挡板”效应，能降低企业的实际成本负担。利息和股息在税务上的处理不同使资本弱化成为避税手段。
3.资本弱化与税收
资本弱化作为跨国公司进行避税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东道国和投资国都有严重负面影响。
从东道国角度看，资本弱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导致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借贷资本比例过高往往导致贷款公司出资不到位，或以收回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方式抽走出资；二是利益与责任不相称，贷款公司在获取高比例的债权收益的同时，却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担着所有的经济及社会责任，借款公司正常利润减少甚至出现“零利润”和“负利润”现象；三是税收权益流失，东道国公司以偿还利息的方式将税前利润转移给贷款公司，降低利润，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也减少了东道国公司的利润，损害了东道国应有的税收权益。
从投资国的角度看，由于各国对境外投资所得的征税及抵免规定有所不同，监管力度有限，且跨国公司往往通过设在避税港的关联公司进行投资或融资，资本弱化问题不仅易导致投资国的资金外流，而且会对其税收权益产生较大的冲击。
三、对我国资本弱化税制的实施建议
1.注意和其他反避税措施的搭配和协调。实践表明，当前跨国公司为规避税收，在投资时往往转移定价、资本弱化和避税港融资等多种手段交叉使用。因此，在制定涉及资本弱化的相关法规时必须统筹考虑，注意和其他反避税措施的搭配。当前不仅要加速建立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安排，而且要加快推广避税港融资申报制度和预约定价制度。此外，由于制定资本弱化法规的国家越多，国际重复征税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国和相关国家也应当修订双边税收协定，使相互协商程序涵盖资本弱化法规，避免重复征税。
2.扩大并加强国际税收管理的跨国协调与合作，通过税收协定共同防止国际避（逃）税；加强国际税收管理机构建设，从组织上保证国际税收管理健康运行，胜任日益繁重的国际税收决策、立法、执法与司法管理。
3.加强相关业务培训和人才培养。反资本弱化是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它要求税务人员不仅应当扎实掌握财会知识，熟悉税收征管，还要对跨国公司的运作和经营有相当的了解，而且对于国际贸易知识和外语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对提高我国的反资本弱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曹洋.资本弱化税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涉外税务，2007，（5）.
[2]龙军，屈幼姝，刘志安.防范资本弱化的税收安排：理论、实践及对策分析[J].理论探讨，2007，（1）.
[3]应小陆.安全港模式：我国资本弱化税制建立的现实选择[J].当代财经，2006，（7）.
[4]朱青.国际税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资本弱化关联方企业所得税法
一、资本弱化对税收的影响
1.资本弱化的含义
资本弱化（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在公司的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的比重大大超过了股权融资比重。
2.资本弱化的产生原因
企业的资金来源，按其性质可分为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各国的税法普遍规定，权益资本以股息的形式获得的报酬，不能在税前所得额中扣除；支付给债务资本的利息，可以列为财务费用，在税前所得额中扣除。因而利息具有“税收挡板”效应，能降低企业的实际成本负担。利息和股息在税务上的处理不同使资本弱化成为避税手段。
3.资本弱化与税收
资本弱化作为跨国公司进行避税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东道国和投资国都有严重负面影响。
从东道国角度看，资本弱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导致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借贷资本比例过高往往导致贷款公司出资不到位，或以收回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方式抽走出资；二是利益与责任不相称，贷款公司在获取高比例的债权收益的同时，却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担着所有的经济及社会责任，借款公司正常利润减少甚至出现“零利润”和“负利润”现象；三是税收权益流失，东道国公司以偿还利息的方式将税前利润转移给贷款公司，降低利润，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也减少了东道国公司的利润，损害了东道国应有的税收权益。
从投资国的角度看，由于各国对境外投资所得的征税及抵免规定有所不同，监管力度有限，且跨国公司往往通过设在避税港的关联公司进行投资或融资，资本弱化问题不仅易导致投资国的资金外流，而且会对其税收权益产生较大的冲击。
二、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现状
2008年我国开始实行同时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新法及其实施条例专门规定了特别纳税调整条款，确立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反避税制度。新法对资本弱化的管理未采用原来在外商投资企业向境外关联企业支付利息问题上的强调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则，而是采用了安全港模式，这也是国际上实行资本弱化税制的多数国家所采用模式。
新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地都采取了资本弱化的限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对关联方企业间借款利息在企业所得税前的扣除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1.明确了利息扣除限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规定比例和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为：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为2：1。
2.明确了企业利息扣除不受比例限制的特例。即能够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并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或者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其实际支付给境内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3.明确了对兼营不同业务的企业利息支出的要求。企业同时从事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应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否则“从低”适用税前扣除比例。
4.明确了超扣除限额利息的处理。企业自关联方取得的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应按照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资本弱化管理提出了具体操作要求：
1.不得扣除利息支出。要依照公式：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息×（1-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计算。
2.关联债权投资的范围。包括关联方以各种形式提供担保的债权性投资，如关联方通过非关联方提供的背对背贷款（例如委托贷款等），以及由非关联方提供、但由关联方担保的债权性投资等。
3.企业权益性投资的范围。为企业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权益金额，并且要求使用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而非市场公允价值。
4.关联债资比例。依照公式：关联债资比例＝年度各月平均关联债权投资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权益投资之和计算。
5.利息支出的范围。包括直接或间接关联债权投资实际支付的利息、担保费、抵押费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质的费用。
6.不得扣除利息如何在关联方之间分配。按照实际支付给各关联方利息占关联方利息总额的比例，在各关联方之间进行分配。
三、对我国资本弱化税制的实施建议
1.注意和其他反避税措施的搭配和协调。实践表明，当前跨国公司为规避税收，在投资时往往转移定价、资本弱化和避税港融资等多种手段交叉使用。因此，在制定涉及资本弱化的相关法规时必须统筹考虑，注意和其他反避税措施的搭配。当前不仅要加速建立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安排，而且要加快推广避税港融资申报制度和预约定价制度。此外，由于制定资本弱化法规的国家越多，国际重复征税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国和相关国家也应当修订双边税收协定，使相互协商程序涵盖资本弱化法规，避免重复征税。
一、加强楼宇经济税收监控的重要意义
经济是税收的重要来源，楼宇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税收的增收，加强楼宇经济税收监控意义重大。
（一）加强楼宇经济税收监控是税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城市楼宇经济发展加快，形成了较大的经济规模，商务楼宇所承载和凝聚的巨大经济发展潜力，极大地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楼宇经济也蕴含着巨大的税源，涉及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等诸多税种，是税收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因此，加强楼宇经济税收征管，不但有利于提高税收管理的整体水平，而且有利于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税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加强楼宇经济税收征管是实施税收结构转型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地方税收持续在高基数基础上大幅度增长，房地产业一直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但受城市地域条件的限制，城区范围内可供开发建设的土地日渐减少，作为主体税源的房地产业逐渐萎缩，地方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缺少有力的支撑，亟须培养并拓宽新的税收增长点，而日渐繁荣发展的楼宇经济，以及其对区域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的拉动作用，就成为税收增收的新来源。因此，加强对楼宇经济的税收管理，充分发挥它在税收增收中的重要作用，是当前实现税源结构调整、确保税收增收的有效途径和主要方向。
（三）楼宇经济税收信息是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部分楼宇的特色产业所产生的磁场聚集效应，对进一步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增加税收收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其单位面积所产生的税收贡献充分展示了楼宇经济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与此相关的税收数据所反映的经济规律和特点极具参考价值，对政府部门引导楼宇经济发展、加强对楼宇经济税源管理具有指导性的作用，是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加强楼宇经济税收征管，是优化税收环境的组成部分随着税收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税收宣传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企业，全社会的纳税意识普遍增强，税收环境明显好转。但是由于楼宇经济隐蔽性带来的偷漏税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税收环境的改善。因此，税收宣传走进商务楼宇，依法实施和加强楼宇经济税收征管，是进一步优化税收环境的重要方面。
二、楼宇经济税收征管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天津市楼宇经济发展迅速。据统计，天津市现有商务楼宇200余座，主要集中在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楼宇经济税源的监控工作引起了税务部门的高度重视，天津市地税局研发了楼宇税收管理监控软件，对全市商务楼宇税收进行监控。2010年全市共监管商务楼宇税收174座，实现地税收入757700万元，楼宇经济逐步成为新的税收增长点。商务楼宇比较集中的河西区、和平区等地税局都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对商务楼宇进行全面调查清理，取得了显著效果。河西区地税局先后对本辖区65座楼宇进行调查和税源信息绑定，清理漏征漏管户，并在征管工作中实时收集信息、更新数据，使监控工作常态化，摸清了楼宇内经营户的纳税基础信息，掌握了楼宇经济的整体贡献率。据统计，在该区已监控的65座重点商务楼宇中，共有经营户2520户，物业公司42户；2010年共实现税收373038万元。其中，地税税收258643万元，河西区实现税收79452万元，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数据。但由于商务楼宇所具有的特点，对楼宇经济税收征管还存在诸多难题。
一是楼宇经济具有区域集中性的特点，商户集中，每个商务楼宇内的商户少则十几家，多则几十家，楼宇税收征管面广量大，由于征管力量薄弱，每个管理员要管辖一、二百户，再加一些纳税人存在侥幸心态，设法逃避税收。进一步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征管，容易出现漏税现象。
二是由于楼宇经济的场所隐蔽性强，其经营场所不临街面，深居在楼宇之中，有的高达数十层，有的是商住两用，税务部门难以直接发现，且有的商务楼宇物业部门协税护税意识较差，实施税收征管工作较为困难，存在异地经营户、漏征漏管现象。
三是由于许多房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生活居住地分散，纳税人的有关涉税资料难以掌握，一些规模较小的纳税人变更频繁，商户流动性较大，税收征管难以落实到位。
四是由于现代科技和服务业的发展，许多商户实行封闭式或网络经营或设立分支机构，一些经营户不办理税务登记，未挂标志，税务人员很难断定其是否处于营业状态，容易造成税收流失。
五是楼宇经济管理体系尚不健全。楼宇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涉及政府、城建、房管、工商、财政、发改、经贸、公安等多个政府部门，楼宇经济的信息涉及面较广，税务部门开展对楼宇经济的调查工作特别困难。
六是税收收入和经济指标不太匹配。由于目前楼宇经济的税源监控处于起步阶段，以及国地税分设，造成楼宇内的经济和税收总量统计不准，与政府职能部门经济普查结果有一定误差，影响了楼宇税收数据的参考价值。
三、加强楼宇经济税收监控的措施
加强楼宇经济税收监管需要税务机关更新观念，完善征管手段，同时也需要相关经济管理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协税护税，才能最终实现应收尽收。
（一）加强楼宇经济的源头管理作为楼宇经济的前期形态，对商务楼宇建设和销售环节的监管是楼宇税源监控的基础，楼宇经济是重大建设项目的发展和延续，楼宇经济管理所必需的一些重要基础数据，如房产税所涉及的产权人、产权面积、物业管理部门等，在建设和销售环节均能够有所体现。因此，要从商务楼宇的建设环节开始，加强商务楼宇税收源头信息管理，为楼宇经济的税收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二）全面实施税收属地征管模式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行由经营地税务机关就地征管的方式，从企业办理税务登记开始就严格执行属地征管，在纳税人离开注册地经营后，限期变更注册地，超过期限由经营地税务机关负责征税，避免经营地无法管而注册地管不严的现象。其次在各区税务部门内部，实行以块划分，将纳税人的管理责任分解到各管理所，责任落实到每一名税收管理员，一方面，避免行业分割造成的管理真空;另一方面，解决管理员责任不明、管户不清的现象，避免漏户、少征等情况出现，从根本上杜绝异地经营和漏征漏管现象，推动楼宇经济的规范管理。
（三）提高楼宇税源监控的信息化水平税收管理离不开现代信息手段，在楼宇经济税收监控工作中应当进一步发挥信息化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建立全市统一的纳税人信息档案，监控企业登记变更及注销变化情况，防范漏征漏管和异地经营，使不法分子无机可乘，无空子可钻，公平企业税负，营造平等竞争的氛围。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商务楼宇内的零散、单个、精细的税收信息资料整合起来，从整体和宏观角度分析区域税源分布和变化情况，进而把握税收发展趋势，推动科学决策。
离岸金融可能出现的风险
信用风险。离岸金融为“非居民”性质的个人或团体服务，其广泛地外延使银行难以深入把握服务对象的信用表现及所属产业的资信状况。这种风险尤其是对于外汇贷款业务更加突出。
法律风险。离岸投资者的投资目的虽然有个人差别，但他们的根本一致性是利用存在于世界各国税收金融体制上的差别来维护个人财产的保值增值。离岸金融可能会给予投机行为者机会，目前“洗钱”、“逃汇”即是离岸金融热点法律问题。
利率和汇率风险。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始隐藏在迷雾中，我们对此的监督管理尚未建立。如果人民币被货币投机者利用,就很可能以其在外汇市场上的操纵影响人民币的兑换汇率。虽然我国现阶段采用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严格分开的谨慎做法，但金融经济内在的关联性和可溶性，不可能把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严格分开，因而将影响在岸人民币的利率与汇率水平。
风险监管不力的后果
动摇国内既定的金融体系。1999年以来，以美元利率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利率连续上调，但是我国境内外币利率处于稳定汇率压力等考虑，没有及时反映国际市场利率走势，有限的几次上调其幅度也十分有限，境内外利差的扩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汇管制将冲击国内既定的利率水平，造成中国资本外流。
外资银行将挤占更多的外汇业务份额。由于离岸业务经营成本较低，那些管理水平高、外汇资产质量好、资金运用效率高的外资银行其外汇筹资成本比国内商业银行低，能够提供更低的贷款利率和更高的存款利率来赢得市场，而一些外汇业务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将无力参与外币存贷款利率的竞争，甚至退出竞争领域，再加上对离岸银行的特殊优待有可能导致在非离岸业务领域的不公平竞争，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危及民族金融业的成长。
易使资金融通的链条变得更加脆弱，银行的短期负债与长期资产不匹配易导致流动性危机。另外，短期资金的套汇和套利投机活动使汇价剧烈波动，对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加强离岸金融业务监管的建议
我国目前对离岸银行业务监管的主要依据是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实行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的分帐管理,离岸帐户与在岸帐户严格区分。但是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面临着金融监管滞后于离岸银行业务发展的问题,因此,对加强我国离岸银行业务的风险监管本文提出一下建议:
1.制定必要的监管法规。目前我国离岸金融业务虽处于试点阶段,但应允许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建立和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会计准则、会计科目、会计报表;制定《信贷资产保全法》和《外资金融机构法》;按国际资本充足率框架,制定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框架;根据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的要求及时调整有关的法规内容,做好规范性监管的程序设计;对税收政策和保密制度作出明文规定
2.监管中应留出合理的避税空间以促进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离岸金融业务主要产生于避税、帐户的隐秘性,规避外汇管制,国际资本只有在充分享受低税收甚至零税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逃离本国金融市场来到离岸市场。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会同税收管理部门对离岸金融业务作出专门的税收规定,保证离岸市场的税赋水平不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金融业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理应建立与互联网金融相适应的税收政策。特别是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互联网金融业务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300%，但是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个人基本都不需要纳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家财产流失。为此，应当针对互联网金融对现行的税收理论、征管制度带去的挑战，进一步完善互联网金融税收制度，降低互联网金融税收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指的是借力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而实现资金融通、支付、信息中介等功能的金融模式[1]。如，互联网支付、P2P网络借贷等，都是典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
二、互联网金融税收面临的主要挑战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是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创新，是对现行税收制度的另辟蹊径，对现行的税收理论、征管制度等带来极大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冲击税收公正原则。所谓的税收公平原则，指的是具有相等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当负担不同的税收。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由于覆盖面广、参与者多元，业内的企业、个人纳税的金额、性质、类别等没有明确界定，难以落实税收公正原则，也很难做到税收公正[2]。
第二，冲击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核心是税收不能阻碍经济发展，并尽量的提高税收征管工作效率，降低税收城管成本。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发展，对税收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之所以这样，主要在于两方面原因：1.互联网金融纳税人的收入、成本有一定的时效性问题，难以清楚界定，易出现逃税问题；2.互联网金融中的很多业务在现行税收法律法?体系都没有明确规定，缺少征税依据，如果按照传统金融产品征收税款，势必给互联网金融造成障碍，降低税收效率。
第三，互联网金融税制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金融交易过程是虚拟化的，且方式多种多样。现有的税务登记制度不能确定无形金融交易的税收管辖权，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
三、优化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的相关措施
（一）基于税收公平原则建立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国家大力支持互联网金融业发展，并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应以税收公平原则为基础，既要遵守税收公平原则，也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简单的说，无论是传统金融企业还是新型金融企业，只要从事了互联网金融业务，都应当负担相应的税收，且税负与其他行业企业相差无多，坚守税收公正原则。
对于税收负担的轻重问题，在我国金融业一直是一个争议课题，传统金融企业也面对这一问题[4]。一些发达国家集中征管银行的所得说，流转税税负一般较轻，而我国银行的流转税税负相对重一些，但是总体税负并不高。2010年后，我国银行实行“营改增”后，虽然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要继续试点。对于互联网金融如何适应“营改增”政策这一问题，可能在传统金融试点结束后才会提上议程。虽然现阶段还不能探讨互联网金融业的“营改增”问题，但是可以考虑流转税、所得税等征管问题，都要坚持税收公正原则，体现出公民在税收待遇上的原则。在这基础上，给予互联网金融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采用先征后退的征管方式，尽可能减少逃税漏税情况
互联网金融税收支持政策上有很多备选方案，如直接减免税、先征后退等。一般行业，不建议采用先征后征管方式，但是互联网金融采用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带来三个方面的优势[5]：（1）在先征后退的税收征管方式下，利于全面衡量互联网金融业的税收支持力度，为将来编制互联网税制支出预算提供支持；（2）尝试采用先征后退方式，利于探索互联网金融业的税收征管方式与处理方式，为未来建立统一、公正的互联网金融税收制度奠定基础。由于互联网金融税收的纳税人、应税收入等问题都没有确定，工作实践中很容易产生问题，而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恰好为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途径，这正是互联网金融税收征收方式的一种“演练”；（3）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风险是较高的，先征后退利于规避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止滋生泡沫现象。
鉴于以上三点，互联网金融税收采用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是可行的，能简化互联网金融税收的征管程序。为了方便税收征管上，可以把第三方支付平台、P2P网贷平台等作为代扣缴义务人，支持先征后退征管方式。
（三）将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健全的涉税资料定为前置条件
税收支持政策实行与落实以健全的涉税资料为前置条件，然而当前互联网金融业务繁杂，税务部门难以掌握互联网金融企业全部的涉税资料，使税收支持政策落实有一定难度。如，P2P网贷一般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税务部门无法完全掌握互联网金融企业与第三方支付平台间的合作信息，特别是利益分配方式方面的，这样一来就无法全面掌握互联网金融企业业务的涉税资料，给税收征收造成困扰。对于一般企业，遵从成本约束条件是可以的，即使不提供齐全的涉税资料也能正常进行税收征收，但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必须提供齐全的涉税资料。为此，应当把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健全的涉税资料定为互联网金融税收支持政策落实的前置条件。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信息处理和风险分析，以大数据、高速算法为基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低[6]。在大数据和高速算法的支持下，互联网金融企业可以利用大量数据综合分析客户行为偏好、互联网数据等情况，为挖掘客户价值、制定个性化服务等提供可靠依据，信息处理不仅快速，且成本较低，更容易提供全面的涉税资料。倘若互联网金融企业不能提供全面的涉税资料，或提供成本较高的话，可能过于乐观的看待大数据信息了。假设互联网金融企业真的无法利用大数据技术、高速算法工具提供全面的涉税信息，极可能出现“旁氏骗局”，此时更应该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完备的涉税信息，以便出现规避应付税收的情况。
（四）结合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不同业务类型，具体确定相应的应税节点
互联网金融企业涉及业务范围广、类型多，如P2P网贷、众筹等，都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具体实施起来，各个互联网金融业务之间的差异是较大的，这就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确定相关利益主体的应税节点。
如，P2P网贷的应税节点。目前，P2P网贷运营及其监管尚不完善，税收管理重点应当放在P2P网贷平台上，参考传统金融业借贷的税收处理方式确定借款人、贷款人，但是具体的税务处理要看是否形成资金池。如果借款人通过P2P网贷平台介绍获得贷款，贷款人直接从监管银行拨付贷款资金给贷款人，P2P网贷平台从中收取中介费用，按照经济业务进行税务处理；如果借款人先拨付贷款到P2P网贷平台上，P2P网贷平台再将贷款划拨给借款人，形成了资金池式运营模式，则可以按照当前的“营改增”政策进行税务处理。
再如，众筹的应税节点。众筹有股权式众筹、募捐式众筹、借贷式众筹、预售式众筹几种形式，其中募捐式众筹具有公益性性质，一般都全面免税。借贷式众筹已经转化成为P2P众筹，这里不做探讨，重点讨论股权式众筹、预售式众筹的应税节点问题。股权式众筹分企业和个人两种情况，在企业情况下，众筹项目发起人、项目支持人都要进行相应的税收处理；在个人情况下，对众筹资金产生的投资回报，按照股息所得税进行税收处理。对于预售式众筹，由于构成了销售行为，众筹项目发起人获得的众筹资金按照销售收入进行税收处理，缴纳流转税，因众筹资金产生的收入还需要缴纳所得说。此外，项目支持人投入的资金属于购买性支出，记入成本费用，并按照规定予以扣除处理。
（中经评论·北京）税收管辖权包括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其调整对象涵盖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投资收益、商品和劳务销售收入以及财产等。为了便于学习和理解我国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本文对税收管辖权的研究，仅限于对企业所得进行调整的范畴。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浪潮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国家边界和意识.推动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从这种开放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中获益，但由于国家间、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以致在同一税收管辖原则下对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此，各国必然基于维护国家权益的立场，对原有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并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属地管辖权之间的冲突，且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对所得来源地的判断标准不一。
例如，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对非居民取得的营业利润，主要分歧是以设立机构、场所为标准，还是以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为标准；对非居民取得的利息、股息所得，主要分歧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为标准，还是以其法律身份为标准；对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主要分歧是以研发地为标准，还是以使用地为标准，或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法律身份为标准。而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对非居民取得的营业利润，主要不同是以有形机构、场所或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为标准，还是以虚拟主机或网络服务器为标准；对特许权使用费，主要不同是以数字化产品研发地、使用地或支付地为标准，还是以上传地或下载地为标准，如以研发地为标准，同一项数字化产品可能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发人员；如以上传地或下载地为标准，也会出现同一项数字化产品上传地或下载地与许方或受方企业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
基于上述变化，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的资本、技术输出国，在信息经济时代也采取了不同态度。其中，美国作为电子商务发祥地，主张采取税收免税政策，并在1998年OECD渥太华会议上建议，网站或服务器用于储存数据，其用途类似仓库，符合OECD协定范本第5条规定的准备性、辅活动，不能解释为常设机构征税。但OECD则持不同意见，并在1999年修订的协定范本草案中明确，在某些情况下，服务器可能构成常设机构。此外，澳大利亚在向1998年OECD渥太华会议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设立服务器或网址，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且可以经营业务的，可视为常设机构。加拿大1998年电子税收管理报告认为，服务器或网站是否视为常设机构，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对跨国网上交易的无形商品，如电子出版物、软件、网上服务，美国主张一律免税，OECD则主张对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劳务、数字化产品等收入性质加以区分，以便适用不同税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的资本、技术输出国，面对信息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采取了相应的税收措施，如印度规定，对在境外使用计算机系统，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国公司支付的款项，均视为来源于印度的特许权使用费，并在印度征收预提所得税。
二、“两法合并”后属人管辖权的完善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两法”合并已水到渠成，并进入统一、规范、公平的税收法制建设阶段，且“新法”较之合并前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在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新法”继续坚持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居民居住地税收管辖权的基本原则，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居民企业的法律用语，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二是对居民企业的判定，“新法”同时采用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而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既采用注册地标准和管理与控制中心标准，又采用独立经济核算标准，显然，“新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范围更为宽泛，且居民企业的身份更易认定，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
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新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果对居民企业的认定范围过于宽泛，并普遍规定对居民企业的境外来源所得征税，容易增加征纳双方税收成本，且由于外国税收可按新法的有关规定计算抵免，我国对居民企业的境外来源所得实际上也可能征不上税。因此，建议考虑这一实际情况，通过“新法”实施细则，一方面明确居民企业的全球所得纳税义务，另一方面在境外所得的纳税申报手续上，尽可能简便些。与此同时，宜针对跨国企业离岸经营的特点，尽快建立避税港税制和资本弱化税制，并进一步完善转让定价税制，通过以上三个税制的联动和相互配合，积极应对跨国企业规避我国税收的行为。
此外，在信息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宜借鉴国际上对外包、离岸经营、电子商务的税收管理经验，在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延伸方面，重点放在避税港税制的建设上，并通过建立严格的海外控股公司利润合并申报纳税制度，对我国居民企业在避税港设立投资控股公司取得的离岸经营利润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在所得来源地管辖权的拓展方面，则重点是坚持现有的属地管辖权原则，并对来源地的范围作适度的调整。
三、国内法和税收协定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
综观各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对居民企业的判定，主要采用国籍标准和住所标准，并据此对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外的所得征税。对非居民企业的判定，主要采用所得来源地标准，并据此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征税。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国内法关于企业住所和所得来源地判定的具体标准，往往会产生一些差异，以致相关国家对企业的同一项跨国所得双重征税，这显然不利于各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于是，各国一方面通过国内法有关境外所得抵免的规定，主动对本国税收管辖权行使的范围进行单边调整：另一方面，则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对相关国家税收管辖权行使的范围进行双边或多边调整，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高于国内法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
具体而言，各国国内法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对居民企业境内外所得分类进行税务处理，即凡是依本国法认定为居民企业的，其来源于境内的所得一律按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征税，而不考虑该企业是否同时被其他国家认定为居民，但对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则采取直接或间接抵免法进行抵免，以消除对居民企业境外所得的双重征税。二是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分类进行税务处理，即凡是依国内法认定为非居民企业的，对其取得的营业利润，按照独立企业和利润归属的原则征税；对其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按照低于普通税率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征税；对其取得的财产转让收益，按普通税率征税。国际税收协定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则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适度调整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行使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营业利润，坚持按常设机构征税的原则，并对其承揽的建筑、安装或装配项目引入了时间概念，即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活动如超过协定规定时间（6个月或12个月），可认定为其在东道国设立了常设机构，并按东道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对其征税。而按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对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项目，通常没有活动时间的概念，非居民企业只要在东道国开展建筑安装活动，即可认定其设立了营业机构和场所，并按东道国国内法的规定对其征税。与此同时，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通常按低于缔约国国内法规定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征税。二是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例如，对人（居民企业）的管辖冲突，一方面通过居民企业的定义，明确属人管辖权调整的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双边或多边税收抵免条款。明确相关国家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的责任和义务。三是防止滥用协定避税和偷逃税。例如，我国在对外谈签的国际税收协定中规定，我国居民企业从相关缔约国取得的股息，只有在拥有支付股息的缔约国居民企业10%以上的股份时，才能考虑税收抵免。
由此可见，按照各国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对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居住国拥有独占征税权，但对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居住国和东道国则共同享有征税权，或者说，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东道国享有优先征税权，居住国享有最终征税权。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迅速，外贸依存度较高，同时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制约，鼓励居民企业向境外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四、实践中涉及税收管辖权的判定及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跨国企业的战略布局、组织结构、业务流程、资源配置方式及税收筹划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公认的税收管辖权原则面临新的挑战，现有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受到较大的冲击。对此，发达国家作为资本，技术和高端产品输出国，多通过延伸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的深度，来减少本国税收流失。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拓展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广度，来维护本国税收权益。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全球较大的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入国，又是新兴的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国，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精神，通过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适度调整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范围，进一步理顺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为此，除应继续坚持传统的居民居住和所得来源地管辖权原则外，有必要根据外包、离岸经营、电子商务的新特点，对税收管辖权的判定标准作出新的规定，以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维护国家权益及经济安全。
（一）外包的税收管辖判定标准
外包是指跨国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分解并转移到投资较少、成本较低、质量和效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从跨国企业开展外包业务的情况看，外包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但涉及相关国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主要是离岸外包，即将企业的制造流程、呼叫中心、软件编程、人力资源、物流和会计流程等外包给国外供应商。基于此，与营业利润有关的税收，相关国家可以按照传统的税收管辖原则.对发包企业和外包供应商进行税收管辖。具体而言.发包企业可以将外包成本与其取得的营业收入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国的有关规定计算纳税。而外包供应商则可将外包收入与其承揽外包业务所发生的成本费用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国的有关规定计算纳税。与特许权使用费有关的税收，情况则较为复杂。从发包企业的角度看，其外包的通常为非核心业务流程，而核心业务流程或高端技术和产品仍留在本企业内部。即使是软件外包业务，也是为企业高端技术和产品服务的，且外包软件已以合同约定的价格向供应商买断。因此，不存在向外包供应商额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问题。从外包供应商的角度看，其开发的产品虽然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但其开发的产品是为发包企业的核心业务流程服务的，且已以合同约定的价格买断，因此，也不存在额外收取特许权使用费问题。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只要外包供应商以企业形式存在，对其承揽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就应按传统的居民居住和所得来源地标准进行管辖。
（二）离岸经营的税收管辖标准
（中经评论·北京）税收管辖权包括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其调整对象涵盖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投资收益、商品和劳务销售收入以及财产等。为了便于学习和理解我国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本文对税收管辖权的研究，仅限于对企业所得进行调整的范畴。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浪潮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国家边界和意识.推动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从这种开放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中获益，但由于国家间、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以致在同一税收管辖原则下对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此，各国必然基于维护国家权益的立场，对原有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并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属地管辖权之间的冲突，且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对所得来源地的判断标准不一。
例如，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对非居民取得的营业利润，主要分歧是以设立机构、场所为标准，还是以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为标准；对非居民取得的利息、股息所得，主要分歧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为标准，还是以其法律身份为标准；对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主要分歧是以研发地为标准，还是以使用地为标准，或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法律身份为标准。而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对非居民取得的营业利润，主要不同是以有形机构、场所或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为标准，还是以虚拟主机或网络服务器为标准；对特许权使用费，主要不同是以数字化产品研发地、使用地或支付地为标准，还是以上传地或下载地为标准，如以研发地为标准，同一项数字化产品可能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发人员；如以上传地或下载地为标准，也会出现同一项数字化产品上传地或下载地与许方或受方企业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
基于上述变化，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的资本、技术输出国，在信息经济时代也采取了不同态度。其中，美国作为电子商务发祥地，主张采取税收免税政策，并在1998年OECD渥太华会议上建议，网站或服务器用于储存数据，其用途类似仓库，符合OECD协定范本第5条规定的准备性、辅活动，不能解释为常设机构征税。但OECD则持不同意见，并在1999年修订的协定范本草案中明确，在某些情况下，服务器可能构成常设机构。此外，澳大利亚在向1998年OECD渥太华会议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设立服务器或网址，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且可以经营业务的，可视为常设机构。加拿大1998年电子税收管理报告认为，服务器或网站是否视为常设机构，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对跨国网上交易的无形商品，如电子出版物、软件、网上服务，美国主张一律免税，OECD则主张对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劳务、数字化产品等收入性质加以区分，以便适用不同税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的资本、技术输出国，面对信息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采取了相应的税收措施，如印度规定，对在境外使用计算机系统，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国公司支付的款项，均视为来源于印度的特许权使用费，并在印度征收预提所得税。
二、“两法合并”后属人管辖权的完善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两法”合并已水到渠成，并进入统一、规范、公平的税收法制建设阶段，且“新法”较之合并前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在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新法”继续坚持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居民居住地税收管辖权的基本原则，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居民企业的法律用语，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二是对居民企业的判定，“新法”同时采用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而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既采用注册地标准和管理与控制中心标准，又采用独立经济核算标准，显然，“新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范围更为宽泛，且居民企业的身份更易认定，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
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新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果对居民企业的认定范围过于宽泛，并普遍规定对居民企业的境外来源所得征税，容易增加征纳双方税收成本，且由于外国税收可按新法的有关规定计算抵免，我国对居民企业的境外来源所得实际上也可能征不上税。因此，建议考虑这一实际情况，通过“新法”实施细则，一方面明确居民企业的全球所得纳税义务，另一方面在境外所得的纳税申报手续上，尽可能简便些。与此同时，宜针对跨国企业离岸经营的特点，尽快建立避税港税制和资本弱化税制，并进一步完善转让定价税制，通过以上三个税制的联动和相互配合，积极应对跨国企业规避我国税收的行为。
此外，在信
息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宜借鉴国际上对外包、离岸经营、电子商务的税收管理经验，在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延伸方面，重点放在避税港税制的建设上，并通过建立严格的海外控股公司利润合并申报纳税制度，对我国居民企业在避税港设立投资控股公司取得的离岸经营利润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在所得来源地管辖权的拓展方面，则重点是坚持现有的属地管辖权原则，并对来源地的范围作适度的调整。
三、国内法和税收协定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
综观各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对居民企业的判定，主要采用国籍标准和住所标准，并据此对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外的所得征税。对非居民企业的判定，主要采用所得来源地标准，并据此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征税。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国内法关于企业住所和所得来源地判定的具体标准，往往会产生一些差异，以致相关国家对企业的同一项跨国所得双重征税，这显然不利于各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于是，各国一方面通过国内法有关境外所得抵免的规定，主动对本国税收管辖权行使的范围进行单边调整：另一方面，则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对相关国家税收管辖权行使的范围进行双边或多边调整，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高于国内法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具体而言，各国国内法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对居民企业境内外所得分类进行税务处理，即凡是依本国法认定为居民企业的，其来源于境内的所得一律按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征税，而不考虑该企业是否同时被其他国家认定为居民，但对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则采取直接或间接抵免法进行抵免，以消除对居民企业境外所得的双重征税。二是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分类进行税务处理，即凡是依国内法认定为非居民企业的，对其取得的营业利润，按照独立企业和利润归属的原则征税；对其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按照低于普通税率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征税；对其取得的财产转让收益，按普通税率征税。国际税收协定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则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适度调整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行使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营业利润，坚持按常设机构征税的原则，并对其承揽的建筑、安装或装配项目引入了时间概念，即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活动如超过协定规定时间（6个月或12个月），可认定为其在东道国设立了常设机构，并按东道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对其征税。而按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对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项目，通常没有活动时间的概念，非居民企业只要在东道国开展建筑安装活动，即可认定其设立了营业机构和场所，并按东道国国内法的规定对其征税。与此同时，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通常按低于缔约国国内法规定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征税。二是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例如，对人（居民企业）的管辖冲突，一方面通过居民企业的定义，明确属人管辖权调整的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双边或多边税收抵免条款。明确相关国家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的责任和义务。三是防止滥用协定避税和偷逃税。例如，我国在对外谈签的国际税收协定中规定，我国居民企业从相关缔约国取得的股息，只有在拥有支付股息的缔约国居民企业10%以上的股份时，才能考虑税收抵免。
由此可见，按照各国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对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居住国拥有独占征税权，但对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居住国和东道国则共同享有征税权，或者说，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东道国享有优先征税权，居住国享有最终征税权。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迅速，外贸依存度较高，同时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制约，鼓励居民企业向境外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四、实践中涉及税收管辖权的判定及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跨国企业的战略布局、组织结构、业务流程、资源配置方式及税收筹划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公认的税收管辖权原则面临新的挑战，现有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受到较大的冲击。对此，发达国家作为资本，技术和高端产品输出国，多通过延伸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的深度，来减少本国税收流失。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拓展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广度，来维护本国税收权益。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全球较大的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入国，又是新兴的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国，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精神，通过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适度调整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范围，进一步理顺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为此，除应继续坚持传统的居民居住和所得来源地管辖权原则外，有必要根据外包、离岸经营、电子商务的新特点，对税收管辖权的判定标准作出新的规定，以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维护国家权益及经济安全。
（一）外包的税收管辖判定标准
外包是指跨国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分解并转移到投资较少、成本较低、质量和效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从跨国企业开展外包业务的情况看，外包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但涉及相关国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主要是离岸外包，即将企业的制造流程、呼叫中心、软件编程、人力资源、物流和会计流程等外包给国外供应商。基于此，与营业利润有关的税收，相关国家可以按照传统的税收管辖原则.对发包企业和外包供应商进行税收管辖。具体而言.发包企业可以将外包成本与其取得的营业收入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国的有关规定计算纳税。而外包供应商则可将外包收入与其承揽外包业务所发生的成本费用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国的有关规定计算纳税。与特许权使用费有关的税收，情况则较为复杂。从发包企业的角度看，其外包的通常为非核心业务流程，而核心业务流程或高端技术和产品仍留在本企业内部。即使是软件外包业务，也是为企业高端技术和产品服务的，且外包软件已以合同约定的价格向供应商买断。因此，不存在向外包供应商额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问题。从外包供应商的角度看，其开发的产品虽然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但其开发的产品是为发包企业的核心业务流程服务的，且已以合同约定的价格买断，因此，也不存在额外收取特许权使用费问题。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只要外包供应商以企业形式存在，对其承揽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就应按传统的居民居住和所得来源地标准进行管辖。
（二）离岸经营的税收管辖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