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8 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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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支出进度，盘活存量资金
财政资金是政策实施的有效载体，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很多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最终都需要通过预算执行、资金拨付和使用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支出执行进度的快慢，不仅体现了财税管理的水平，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的执行力，也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此，应高度重视，加强管理，使财政资金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
加快支出进度。今年，省财政厅严格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下达预算资金。目前，省级专项转移支付已分配下达197？郾70亿元，占预算金额的68？郾9%。各地在收到资金后，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早落实具体项目和实施单位，并及时上报资金拨付、使用情况。同时，应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加快本级预算的批复和下达。总之，该下达的资金要尽快下达，该使用的资金要尽快使用，坚决不能因为预算执行环节的问题，影响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
健全长效机制。加快支出进度、激发资金活力，短期靠督促，长远还得靠制度。应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建立健全预算资金及时下达的长效机制，畅通从预算到执行、从政府部门到最终受益者的全过程的资金通道，特别是要打通资金落地“最后一公里”，避免“肠梗阻”现象。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优化资金审核流程，减少中转环节，有效防范资金滞留。完善支出进度通报制度，分部门、分地区、分科目、分业务处（科）室，定期通报预算执行情况。
盘活存量资金。全面核实存量资金基数，限期办理收回、交回手续，有效避免“资金供给不足与大量资金沉淀”并存的现象。对统筹使用沉淀的存量资金，应制定任务清单和时间表，用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亟需资金支持的重大领域和项目。建立财政存量资金与转移支付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库款调拨等挂钩机制。将分散、沉淀在部门间的资金“唤醒”、盘活，变“零钱”为“整钱”，变“死钱”为“活钱”，形成集聚效应。
二、创新支持方式，加快建立产业基金
2014年以来，省财政按照“四单一网”建设和“两个一般不”的要求，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进一步厘清公共财政运行边界，专项资金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退出并不意味着财税对经济发展的不作为、不扶持，相反，应大力探索产业基金等市场化运作模式，实现更积极、更有效地扶持。
与传统的专项资金相比，产业基金具有六大优势：一是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产业基金改变了以往专项资金“点对点”的直接扶持和行政性分配，遵循市场规律，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有利于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有利于营造创业创新的氛围。我省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充裕，大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很高，但也存在投资难、融资难等问题。产业基金主要投向创业创新型领域，通过政府引导、示范，可稳定市场预期，缓解“两难”问题，从而更好地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三是有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基金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杠杆效应，通过母、子基金传导放大，吸引带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加投入，最终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且，基金变行政性分配为市场化运作，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项目甄选、资本运营、进入退出等方面更加精准、更加专业、更加贴近市场，可有效解决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四是有利于增强财政资金统筹能力。以往专项资金项目过多、过小、过散，存在“撒胡椒面”和“九龙治水”等情况。现在把分散的资金整合起来，设立产业基金，通过市场方式分配，有利于增强财政资金统筹能力，维护各项产业政策的延续性和协调性，同时也更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五是有利于盘活存量资金。通过设立基金，将趴在账上的存量资金盘活，用于建立、充实各类产业基金，支持经济发展，切实发挥财政资金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六是有利于化解财政风险。基金可滚动、循环使用，实现财政资金积累，在价值形态上是客观存在的，相当于建了一个资金“蓄水池”和“风险池”，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等财政风险。
建立产业基金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省财政将在20亿元信息经济创业投资基金的基础上，扩大基金规模，并在全省积极推广运用产业基金模式，支持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7大产业以及农业农村发展。各地应从深化财税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改变“分钱分粮”的惯性思维，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积极盘活、筹措资金，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现状，加快建立、充实各类产业基金，全面推进基金的市场化运作，通过专业团队寻找具有发展前景和潜在价值的企业或项目，形成省与市县共同参与、母子基金相互配套的良好局面，把基金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三、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服务也是生产力，环境也能创造效益。对企业来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务，有时比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更为宝贵。财税部门要科学把握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节奏和力度，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用足用好结构性减税、普遍性降费等财税政策资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更应继续做好简政放权和优化服务两篇文章，以环境“高地”来构筑区域竞争新优势。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现有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一步减少财税审批事项。对国务院、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取消的审批项目，各级财税部门的初审事项和对应的审批项目一律取消；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未按规定批准的行政审批性质的财政管理措施，一律予以取消。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快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通过财政补助等政策激励，引导和拉动社会资本进入收费公路、城市供水供气、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等市政公用领域，以及教育、卫生、养老等民生领域，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加大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优化财税服务。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发挥财税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优势，为纳税人精准“画像”，提供“店小二”式的个性化服务。组织开展十大“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建立“创业创新财税服务直通车”，深入基层、深入企业开展财税政策宣传和纳税辅导等活动，收集企业需求，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新常态下服务新发展，除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工具外，还要有好的作风、好的状态。全省财税干部应当认清肩负的重任，强化为民服务、勤政廉政、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的工作作风，积极营造努力干事、奋力发展的良好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一要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给财税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要科学分析新常态下财税领域的趋势性变化，正确把握做好财税工作的新要求，切实转变惯性思维和旧的路径依赖，以新作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央行对经济增长前景进一步乐观
央行对当前经济的判断，从“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缓中趋稳的积极变化”，转变为“经济增长呈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在对未来经济发展展望时，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从“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转变为“动力依然较强”。并仍然维持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态势”这一基本判断。
在谈到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思路时，央行在“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传统表述后，并未强调侧重点。意味着央行将从三季度“稳增长”为主的政策导向过渡到三种目标相对平衡的政策导向。另外，“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物价大幅波动可能性的担忧。最后，“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则表明下一段工作中央行将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速度并加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信贷趋势在货币当局稳健政策指引下平稳增长
总体来看，货币供应量呈加速上升的态势。2012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97.4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增速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30.9万亿元，同比增长6.5%。流通中货币M0余额为5.5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全年现金净投放3910亿元，同比少投放2251亿元。在货币当局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下，“稳增长”取代去年的“控通胀”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基调。在微观经济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M1和M2的增速保持稳健和适当加速是为了实体经济结构性调整留出空间，划出底线。另外，在债券融资和同业往来方面，在以中小银行为代表的同业平台业务如火如荼的开展的情况下，其他方式如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开始减小。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讨论的货币存量，货币乘数有了小幅回升，比上年高出0.07，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出现活性增强的特点，显示出非金融类企业信贷需求开始缓慢回升。
在存款方面，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94.3万亿元，同比增长14.1%，增速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1.6万亿元，同比多增1.8万亿元。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91.7万亿元，同比增13.3%，增速比上年末略低0.2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0.8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金融机构存款增速呈周期性波动。与往年相比，为了业绩考核和表外业务发展而在季末突击揽存的现象仍然比较明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外币存款增速异常迅速，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5%，显示外贸及工业企业“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趋势开始形成，这与人民币兑美元远期NDF的升值预期开始形成有关。资本市场和实体企业仍旧看好人民币升值对汇兑损益的对冲作用。从存款主体来看，居民增速开始加快，呈现出历史上不多见的企业存款增速低于居民存款的现象，显示“提高居民收入”出现成效。不过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民存款的增多也有可能是通胀抬头挤出一般消费需求的缘故。在通胀预期与改善民生方面，政府及货币当局将更加注意权衡和平衡。
在贷款方面，2012年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67.3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增速比上年末略低0.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9.1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数据显示贷款增速稳健上升。在审慎性原则的指导下，前高后低的信贷投放机构相对合理，与往年类似，体现出政策的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住户贷款高于企业贷款近6个百分点，差额接近近年来新高；同时，中长期贷款增速回升，住房抵押贷款成为贡献最大的分享。结合上述两点来看，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带动居民消费及居民长期贷款提升利于货币存量的活性及银行信贷风险的下降，并带动相关如家具、汽车、装修建材等劳动力相关度高的自生行消费的增长。在票据融资方面，由于近期银监会对票据融资入表政策的约束，自去年三季度起增量下降较多，余额开始萎缩。民间企业倾向于短端贷款的趋势并未改变。最后，外币贷款在改善出口结构，扶持出口等政策指导下，增速较快，目前，国内主要政策及商业银行均有与外贸相关的专项贷款出现。
货币政策具体做法中强调“创新”和“市场”的力量
下一阶段，社会融资总量将从“平稳合理增长”变为“平稳适度增长”，预示央行在2013年将对社会融资进行总量控制，并依据实体经济发展具体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在货币工具运用方面，引入“再贷款、再贴现及其他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表明央行将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或运用其他货币工具时将运用买卖国债等创新手段调节流动性。
在信贷资源配置方面，加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重大在建续建项目支持”，表明央行除在未来继续对“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加强金融支持外，对关乎国家民生的国有中大型项目投资更加重视。
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新增“坚持市场化取向”“支持中小企业多种渠道融资”“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贷款的金融债券”“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表明在下一阶段金融创新时，将重点强调中小企业债在企业融资渠道中的重要程度，预示信用债市场将加速扩容。并且，除信用债市场，定向融资工具，私募，中小企业专项贷款都会逐一成为企业多种融资渠道中的一部分。
央行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性及中长期结构调整
（一）地区经济总体稳定发展
一是地区经济实现了稳定较快增长。2008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GDP同比分别增长11.1%、12.2%、12.4%和13.3%，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4.3%、19.3%、17.8%和8.6%。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4大地区经济增速与2007年相比均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全面超过了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增速一直快于其它地区的传统增长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GDP所占比重均略有上升，分别增加了0.43、0.43和0.1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GDP所占比重虽同比减少1个百分点，但占据我国经济总量半壁江山的总体格局未发生实质改变。总体看，4大地区经济均实现了稳定较快增长，东部地区进入了稳定增长期，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暂时性减速，东北地区处于加速增长期，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增强。
二是各地区投资和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速。2008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9.6%、33%、26.7%和35.4%，除东北地区增速加快2.1个百分点外，东、中和西部地区增速分别回落0.1、0.6和1.5个百分点，各地区投资增速总体上仍属于较快增长，表明宏观调控政策对促进投资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1.4%、23.2%、22.3%和22.5%，增幅同比分别加快3.3、4.9、4.3和4.9个百分点，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积极效应也明显显现。
三是重点地区开发开放步伐明显加快。2008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及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区（带）继续带动区域经济稳定增长，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工作积极推进，国务院出台了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批复了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GDP增速均超过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1%，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5.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41.2%，三大都市圈依然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化改革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上迈出新步伐，上海浦东新区行政管理、金融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入，天津滨海新区、成渝、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积极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加快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江苏沿海经济带等一批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也在加快形成。
四是各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深入开展。2008年，我国区域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加强，合作领域逐步深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区际产业转移明显加快。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市长联席会、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环渤海地区经济市长联席会、武汉经济协作区、中原经济区、淮海经济合作区等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壮大，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合作内容不断深化。长三角地区核心区16个城市在30多个领域推进专题合作并取得积极进展，在推动金融合作和区域交通一体化方面提速。泛珠三角区域在交通、能源、科技、环保等领域合作稳步推进，特别是深港创新圈建设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京津、新疆乌昌、河南郑汴、广东广佛、辽宁沈抚、吉林延龙图等城市一体化进程加快。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主动性增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进一步改善，广东省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举措，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安徽、湖南等省积极融入长三角、珠三角，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步伐加快。
五是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步伐加快。2008年，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自然条件等约束因素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各地区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5%、5.5%、5.8%和7.8%，增幅同比分别加快0.9、1.7、0.8和4.5个百分点。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除舟山外，长三角地区核心区其他15个城市第三产业增速均快于第二产业。中部地区粮食产量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占全国粮食总产量比重达30.5%；东北地区、东部地区的山东、江苏和西部地区的陕西、宁夏粮食产量继续增加。西部地区立足资源优势，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发、特色农产品加工、重大装备制造、高技术和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较快，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等民族地区依托资源、区位优势，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东北地区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顺利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取得积极成效，产业结构趋于优化。
（二）地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各地区经济增速均明显回落。2008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GDP增速同比分别回落了3.3、2.1、2.1和0.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降幅最大。各地区二、三产业增加值下滑，工业增加值回落幅度大且呈现出不均衡的明显特征，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4%、14.6%、15.2%和14.7%，同比分别回落4.2、3.0、3.4和2.7个百分点；四个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了11.7%、27%、25.9%和21.4%，同比分别回落了11.8、3.1、9.3和4.2个百分点，东、西部地区降幅较大。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7%、11.4%、11.7%和12.9%，同比分别回落了3.1、2.7、2.1和0.1个百分点。
二是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速度放缓。2008年，四个地区整体产业构成有所改善，但产业调整升级速度明显放缓，三次产业构成与国际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一产业比例分别为6.8%、14.6%、15.6%和11.7%，除西部同比持平外，东、中部和东北地区同比分别降低0.1、0.4和0.4个百分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一产业仍占较大比重，且下降速度较慢。四个地区第二产业比例分别为51.7%、50.9%、48.1%和53%，同比分别增加0.2、1.4、1.8和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工业仍是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且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总体呈增长趋势。四个地区第三产业比例分别为41.5%、34.5%、36.3%和35.3%，同比分别下降0.1、1.4、1.4和1.1个百分点，发展水平亟待提高。总体上看，四个地区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仍然较大。
三是各地区进出口贸易增速急剧回落。2008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6.2%、33.6%、35.8%和24.8%，增幅同比分别回落6.2、4.1、0.5和1.1个百分点。从出口情况看，四个地区同比分别增长15.4%、34.5%、38.9%和23.3%，除中部和西部增速稍微加快外，东部和东北地区增幅分别回落9.3和6.1个百分点，东部降幅最大。从进口情况看，四个地区同比分别增长17.2%、32.2%、31.3%和27.1%，除东北地区增幅提高5.9个百分点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了明显回落，尤其是中部地区回落幅度达到11个百分点。
四是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尚需完善。当前，各地区依然把经济发展重点放在经济总量大、产值利润高的行业，区域分工理念不深，区域合作内生动力不强，同时，区域间强有力的管理协调机构和法律约束体制缺乏，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在推进一体化过程中仍未摆脱地域限制和现有体制约束，对资源配置的随意性较大，产业转移与承接缺乏统筹规划，难以从区域协调角度进行决策。此外，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结构雷同，武汉、成都、重庆、沈阳等城市的发展水平距北京、广州、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还有相当距离，次级城市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城市之间开展区域合作的动力不强。
五是环境污染问题依然突出。2008年，我国重点流域和区域污染治理工作继续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但根据可获得的环境统计数据显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仍比较突出。随着节能减排门槛和产业层次的不断提高，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污染水平略低一些，但中西部地区明显偏高。随着产业转移活动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倾向有所抬头，环境容量压力增加。
二、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是着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措施。各地区要以国务
院已审议通过的十大调整振兴规划为契机，加快调整振兴主导产业，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增强区域持续发展的动力。东部地区应进一步营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环境，优先发展以金融业、会展业、物流业、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以现代装备、汽车、钢铁、石化、船舶等为重点的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环保等为重点的高技术产业，尽快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优势。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加快产业调整和振兴步伐，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增强发展能力和活力；大力扶持第三产业，形成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构建加强区际产业转移的有效平台，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升经济质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是加快推进各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优化地区结构是促进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方式。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各地区要不断完善区域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加速区域经济发【下转第42页】【上接第37页】展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集聚，促进核心都市圈和城市带加快发展，加速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引领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当前，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核心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核心区域加快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提升其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提升整个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努力扩大进出口和对外贸易。各地区要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积极调整外贸结构，努力扩大出口。要积极促进出口方式转变，加快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技术知识型产品出口转变，推动资源性产品出口向高附加值型产品出口转变，鼓励加工生产型出口向品牌创新型出口转变，促进注重数量型出口向以质取胜型出口转变。要积极发展多元化贸易，结合“走出去”战略加大对中东、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和出口力度，积极发展边贸合作与跨国区域合作，积极拓展营销渠道，力保出口适度较快增长。要继续研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外贸政策，重点帮助东部地区外贸型企业渡过难关，维持住对外贸易的中坚力量；研究制定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指导性意见，稳固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持续增长的基础。
四是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各地区要紧扣推进市场一体化这个核心，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形式，努力推进区域合作进程。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区域合作组织和合作机制在区域合作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逐步建立起高效、务实、多赢的区域协调合作新机制。要开展区域合作发展战略研究，明确各地区在区域合作中的职能定位和重点发展产业，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重点工作与重点实施步骤，并在保障措施上力争有所突破。要研究制定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区域规划在协调区域发展思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错位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快促进区域内人才、技术、资源、市场等各类要素的共享和一体化。
关键词：绿色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 财政政策
近年来，绿色经济浪潮席卷世界，我国经济也开始融入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并已将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小康社会目标之一。探索如何运用和发挥财政政策的特有功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意义
（一）是我国顺应世界潮流的客观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绿色经济浪潮迅速推进，促使工业文明和传统经济向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转型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绿色经济浪潮的不断冲击下，很多国家都提出以发展低碳能源技术、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资源能源效率、建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为经济战略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并将其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根本途径。对此，我国必须顺应世界潮流，明确发展绿色经济的战略定位，把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
（二）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和低成本要素的高强度投入来推动，其结果是在保障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重了资源浪费、能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致使资源、环境承受着巨大压力。近年来，我国资源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这在全球绿色经济变革的背景下，将使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面临巨大挑战。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走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发展为支撑和特点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才能使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和赢得较强竞争力，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是我国增强综合竞争力的现实途径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重化工业比重偏大，服务业增长缓慢。这既导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不强，又造成资源能源过度消耗，加大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从产业升级来看，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上还严重不足，多数企业仍集中在传统加工制造业，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还缺少重要支撑。从企业自主创新来看，目前我国企业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创新能力不足与核心技术缺失，企业利润的取得主要靠扩大规模和增加投入，缺乏竞争力，也加剧了资源环境的矛盾。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既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良好途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难得机遇。
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支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绿色产业体系是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和主要突破口。财政政策应大力支持以低消耗、高效益、高科技为方向的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整个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一是有效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加大对传统工业的绿色化改造。通过征收重税、取消财政投入等办法，促使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工业逐步淘汰，同时实行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高耗能行业加快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整体素质。二是采取贷款贴息、财政补助、降低税率等方式，鼓励发展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科研开发、信息咨询、 创意设计、产品营销、品牌管理、现代物流等生产业，提高其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抑制重化工业产能扩张过快现象，从源头上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三是通过资本金注入、财政贴息等手段，支持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发展绿色化和智能化。
（二）支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修复
现有的财税政策在鼓励和引导企业与社会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如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税率过低、征收方式为按产量计征等，为此，应加快资源税税负改革，构建与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相配套的财税政策。一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其覆盖到一切可以计量的不可再生或再生周期长、再生难度大的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动植物资源、草原资源、地热资源、滩涂资源、河流湖泊资源、地下水资源等，同时将现有的某些资源性收费并入资源税，以约束和限制企业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二是以矿产资源有偿使用为方向，尽快全面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完善矿业权价格形成机制。三是改进矿产资源税费的计征方式，将现行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使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以促进资源开采率、回采率的提高。四是实行资源税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按资源储量或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率及不同矿产资源的级差收益等实行差别税率，逐步提高资源税征收标准，特别要对不可再生、稀缺性的资源实行较高的税收标准，加大资源使用成本，以激励经济主体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转化为努力研发可替代资源和新技术的动力。
（三）支持改善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
优化能源结构是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前提。财政政策应积极支持调整优化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一是支持改善能源生产结构。切实加大对风能、水能、光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通过财政直接投入、设立专项基金、发放风险补偿金、给予贷款贴息等，鼓励大力挖掘和发展各种新能源、生物质能源等，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二是支持加快清洁、高效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大财政对节能与提高能效技术、清洁煤技术、太阳能发电技术、二代生物燃料技术、先进核能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氢能技术等研发创新和产业化的投入力度。三是调整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使其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等因素，引导消费者合理和节约使用能源，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同时实施绿色导向激励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自觉运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
（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循环利用及生态文明，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和核心内容。财政部门应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引导、激励、规范和调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促使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一是财政部门应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技术研发和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循环经济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规模化推广项目等，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和低碳、生态经济发展环境。二是对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成本费用，如：对生产和使用节能、降耗等循环经济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对企业购买循环经济设备而增加的费用允许一次性摊入成本，或实行投资抵免当年新增所得税；对循环经济发展设备的研发费用加大税前抵扣比例等。三是探索设立新的特别税种，如碳税、污染税等，加大二氧化碳和各种污染物减排力度，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五）支持消费和使用绿色经济产品，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广
一是采取财政补贴、税收奖罚等方式，激励企业自愿承诺减排指标，支持企业推广利用各种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生产节能环保型产品，并积极推行产品的碳标识或节能标识。二是利用价格补贴、消费信贷、奖励以旧换新等形式鼓励公众自愿高价购买日常绿色、低碳产品，如绿色家电、新型燃料汽车、环保型建筑、节能灯具等。三是建立健全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积极安排和确定政府采购中绿色产品的法定比例，扩大政府绿色采购产品的范围，规范和完善政府绿色采购的认证标准及实施过程等，从而带动绿色经济产品的市场需求。
参考文献：
①王一鸣. 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2010（12）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贸易顺差规模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贸易平衡将通过健康、合理的方式即在鼓励出口的同时促进进口的增长来实现。从政策层面上看，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对进口的增长效果明显，在我国减缓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恢复经济平稳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重视进口，无疑是抓住了历史的机遇。通盘考虑进口政策的短期与长期效应，把进口政策调整看作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进口的经济定位与功能
一方面，我国长期处于一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状态，出口带来了大量社会财富的积累，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但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议题，稀缺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外汇储备的风险与增值管理。另一方面，进口则相对地被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是受欢迎的，也有利于国内生产效率的提升，资源及能源消耗的下降，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商品贸易政策的限制条件下，我国很难单纯通过进口提升国内的生产技术水准。进口消费品，不论是普通消费品还是高档消费品，往往都不为决策者所认同。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改变，这一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全球经济的恢复，避免再次低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我国国内市场需求发挥作用。进口开始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成为相对受欢迎的事情。
全球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契机。从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的经验来看，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模式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东亚的日本和韩国都在其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通过引进高新技术设备，极大地提升了国内生产技术水平，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通过进口赢得了广泛利用国际资源的空间。
进口政策的调整方向
第一，进口政策的调整要考虑到长期与短期目标的均衡。从短期来看，促进进口增长的目的在于缓解贸易伙伴的失衡压力，如更多地考虑从贸易顺差国或地区进口的举措，在于对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下走出来有所贡献，如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但是，从长期来看，进口的规模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利用国际资源的程度，进口的增长幅度与国民经济增长幅度的配置关系表明我国国民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水平，进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关系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第二，进口政策要在技术设备与最终消费品的结构上有所突破。我国不但需要国际上的先进技术设备，为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提供装备的支撑，还要考虑到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进口，不仅是高档消费品的进口，还包括着普通消费品的进口都应当在制度安排上予以考虑，给市场信号发挥作用以更加广阔的空间，即不仅可以通过市场信号利用国内资源而且可以引入国际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第三，进口关税的调整要符合国内产业结构的长期发展战略。降低进口关税遵从了世界贸易组织推崇自由贸易的基本宗旨，也为各个贸易伙伴所认同。但是，进口关税结构直接关系到国内产业的发展环境，尤其是在关键技术设备领域，进口与产业自主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矛盾，需要审视带动与保护我国重装备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发挥关税促进进口的同时，又能够有效地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出合理的空间。
第四，提升进口贸易的便利化程度。从较为严格的进口政策到较为宽松的进口政策转变，需要以贸易的便利化为依托，其所涵盖的方面深入到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的基本层面，观念的调整，制度的配套，手续的简化，渠道的畅通，都需要一一加以改进。
第五，配合人民币升值趋势，鼓励国际采购，鼓励企业走出去。劳动生产率的提供是一国货币购买力提升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是其内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力，也提高了我国居民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能力，扩大了在国际市场上选择的空间，鼓励更多的产品与服务进口，是启动国内消费的重要举措之一。人民币升值也扩大了我国企业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空间，贯彻“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不论是国际并购还是绿地投资都较以往更加便宜了，有助于企业国际化的低成本扩张。此外，通过海外企业产品的回购，也为我国企业走向海外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进口融资方式创新需要
在贸易融资方面，我国以往更多的是关注于与促进出口相关的融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了对企业出口业务活动的税费优惠政策。而与出口融资相比，进口融资的制度设计与安排相对薄弱，其基本思路也不同于出口融资制度。如何促进进口长期有效的发展，发挥其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积极作用，有多种选择其中必须要解决一个进口融资的问题。通过在金融与税收方面的方式创新，促进进口的发展，其中包括银行贷款、外汇管理、减少环节、简化手续和降低费用等多项措施。
进口融资的风险在于，国内销售的推进速度直接影响到进口融资风险的等级。对于重型机械设备而言，往往是以进口用户的订单为依据的，确定的用户，确定的支付方，都较为易于掌控进口融资风险。这时需要把握的是为那些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进口业务，需要考虑组合融资的制度安排，其间进出口政策银行将有巨大的牵头作用空间，其他商业银行的适时跟进，辅之以政府的担保，就可以较好地控制此类业务的融资风险。
对于消费品而言，融资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资金的占用与回收风险。在这类业务中风险的掌控难度往往取决于产品的销售进展。企业知道潜在市场之所在，也可以预测潜在市场的规模，但是最终还是要实现销售，才能回收资金。如果滞销于供应链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会给整个进口业务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与出口不同，出口一旦成交，除了信用证支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外，销售的财务成本已经转移到国外企业身上，而进口则需要整个供应链条所有环节的共同努力。这使得进口融资环境层次增多，融资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借贷关系变得极为复杂，由此对进口融资方式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融资方式创新还需要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给予企业以较大地处置外汇的空间，允许企业境外放款，避免多重兑换带来的财务成本与不便，避免贸易伙伴国对外汇进出的管理规范，同时为企业拓展国际融资空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境外信用资源，促进我国进口业务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收入差距；政府公共政策；既得利益集团；弱势群体；公共利益取向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013-02
1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收入差距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的整体收入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波动中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已经由改革之前1978 年的257上升至2011 年的313。我们横向对比公认为在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很大的美国，最富裕州的人均GDP不到最贫穷州的2倍。而在中国，据2011年的权威数据显示，最富裕地区和最贫穷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86496元和16117元，差距达到537倍。并且这种收入不平衡的表现是全方位的，有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城市间差距、城中村和普通农村的差距等。从理论上来讲，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悬殊的收入差距尤其是两极分化则会抑制效率的提高，甚至是重挫经济的发展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奥尔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它们会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邓聿文把中国的利益集团界定为对公共权力和资源享有支配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他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特征总结为：“①发展的不平衡性；②形态的模糊性和过渡性；③获利的非正常性和行为的表面合法性；④利益的排他性；⑤权力的至上性；⑥缺乏法理的正当性等特点。”既得利益集团共同点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他们会越来越熟知怎样操纵国家公共政策，并且冠以合适的理由。因此，他们获得的利益会越来越多，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这部分人利益的安排，使得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会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将进一步攫取更多利益，然而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此它们会消极对待政治改革，并且它们有很大的能量阻碍改革，能够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比如水电系统、计生系统、证券系统、房地产系统（地方各级政府、金融部门、房地产商等）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利活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且加剧分歧，造成“制度僵化”。当今转型时期的中国，既得利益集团首先使有利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者使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异变成为维护其利益的工具。（这在收入分配改革、公车改革、高速公路的收费改革等方面一一表露无遗。）其次，既得利益者以特殊的权力身份，合法的政治决策参与来侵蚀公共权力，阻断国家与人民的联系，严重侵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最后，它们还会损害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在机构、国企、垄断行业、价格、要素、教育、住房分配制度等方面对改革措施的扭曲，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国目前有些部门、有些地方的发展主要是靠透支未来、资源和人口红利来维持增长，根本就不可持续。）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在世界位居前列的国家之一。在初次分配层面，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下降；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等；不少观点认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的问题并不是体现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这也是那些利益集团得以富起来的主要原因。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反映到一些媒体、论坛上，也常分为极端的两极，大家理性的沟通越来越少，谩骂越来越多，甚至还带有一股戾气。在普遍心怀怨气的时代，仅郭美美的一条微博，就掀起了轩然大波，重创了中国红十字会；一块手表，一套房就有可能成为反腐利器。
2在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
改革一般有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之别。中国前30年的改革基本上可称为增量改革，通过做大“蛋糕” 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它并未改变对权力的分配，也没有对权力的约束，那些靠近权力和资源配置中心的有权者及与权力关系贴近者成了最先致富的群体。增量改革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和严重的收入差距及贫富不均。而存量改革则恰恰相反，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实现最终的制度创新。发展是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永恒的主题，很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在当下关键的转型时期，中国的发展事业由做大蛋糕的增量改革，变为侧重于分蛋糕的存量改革为主调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经济议题和政治议题。
近些年，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取消了农业税，实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得以推进。过去政府关注的重点大都在宏观政策层面上，这些做法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减少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笔者认为在这基础上政府还有一些政策需要调整：
第一，在市场经济体制渐趋成熟的情况下，政府职能应该向加快公共服务方面转变。在不断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及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也要完成自己角色的转变，戒掉政府以往贪劝、恋权的顽疾，以制度化的制约，将权力牢牢约束在牢笼里，并从根本上做到、做好“简政放权”。以一个我们非常普遍、非常重要，也是中国当下腐败高发――更是民生关注焦点的城市化建设中的征地问题为例，政府推动城镇化建设，几乎是毫无例外想方设法征地搞基建。有很多征地和基建项目完全是市场化的商业问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那只手以看得见的方式肆意地参与、指――甚至是导演了整个征地流程。有许多征地的例子，政府一方面以各种手段低价从百姓手中拿到土地，另一方面则通过调整土地性质一转手通过高价流转给各个开发商。政府在这个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并没有履行好自己行政服务的本来职能，而是扮演了土地低买高卖不光彩的“买卖人”角色，也给那些既得利益者滋生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温床，为社会所诟病。
第二，为了有效阻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政府公共政策应该更倾向于关注公平。为有效地解决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公共政策关注的重点应从效率转到社会公平上。政府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它的一些政策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价值去等价交换，而是要以社会关照、社会补偿等原则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一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优先考虑广大公民的公共利益取向，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我国政府虽然建立了基本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项目，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公共教育体系、劳动就业安置、福利性住房制度以及城乡社会福利等体制。但是这些机制并没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各个方面的政策行动比较分散，各项制度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并且各项社会政策行动的目标也不太明确。在我们高举发展的大旗的经济事业中，要进一步完善上述社会各项保障制度，完善纳税体制等，并使之形成一套各方有序、相互协调的公共政策体系。还是以房产为例，这是中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工作中无法回避的“刚性”问题。打个比方来说，对于一个公司和他的员工来说，一个对员工充满善意比能致力于和员工一起成长和发展的公司，最好的方式就是能让员工拥有公司的股份，这样才能最大化地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并能激起员工为企业发展不懈努力奋斗意志。如果将一座发展中的城市比作一家成长中的企业，那么她的千万居民百姓就是伴随她一起成长的企业员工，而房屋不动产就是这座城市的原始股份，让她的百姓分享城市发展果实的最好方式就是能拥有至少一套房屋的不动产。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城镇化已经完成，城市人口也相对稳定。发展中的中国是在城镇化的道路上，有大量的人口转移到城镇，而稳健的城镇化道路，需要城镇能真正容纳这些人口，这就需要让这些人在城镇中能劳有所居，居有所安――简而言之，就是能买得起房或是租得起房，至少是能有希望和信心地在城镇工作。但中国现行的房产政策，则是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一线城市，保障住房不完备的同时，是高高在上的房价和房租。
第三，为了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需求，应当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变。当今中国的利益主体以既得利益集团为主，中国要实现多元化社会，政府部门就要控制既得利益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通过法制途径来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限制。当然，还可以从精神层面上鼓励、奖励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使其拥护政府公共政策，以确保政行令通，达到约束、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的目的。要实现多元化社会，还要在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充分发展非政府组织（例如进一步发展壮大工会等社会团体），给予“弱势群体”足够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樊纲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距与政府公共政策[J].发展论坛，2006（6）.
[2]迟福林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转型[J].发展论坛，2006（6）.
［关键词］自动柜员机；五力分析模型；策略；转移；外包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5-0006-03
ATM(Automatic Teller Machine),一般称为自动柜员机。很多人把ATM等同于自动取款机,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虽然最早的ATM只能取款,甚至不与银行主机相连,但随着市场需求以及技术的发展,现在的ATM机已经超出了自动取款机的范畴,从单一的取款功能发展为存取现金、查询、转账、缴费、打印对账单、理财等多种功能。而且,也恰恰是ATM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才能够名副其实,匹配“自动柜员机”(银行柜员的替代)这个名称。
很多人在研究中国ATM市场的时候,经常把发达国家ATM的发展轨迹套用到我国,或者用发达国家的一些数量指标作为衡量我国ATM未来发展水平的标准,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发达国家ATM发展早于中国,当时的需求、市场和技术环境与现在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会出现不一样的ATM行业结构,而行业结构又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最终导致不一样的发展轨迹。
1 中国银行ATM及相关业务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ATM机、POS机等自助设备投放,推动柜面业务向自助设备转移,缓解了柜台排队现象,为客户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金融服务。同时,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也发展迅速(见下图及表1、表2)。
2 中国ATM市场的竞争因素分析
1979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年轻的经济学家、副教授迈克尔•波特的文章“How Competitive Forces Shape Strategy”,阐释了构成行业基本结构的五大竞争力量：进入威胁、供应商议价能力、买方议价能力、替代品威胁以及现有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抗。他指出,这五种力量扩大了竞争范围,界定了行业结构,也决定了一个行业竞争互动的本质。这就是波特的五力分析模型。
中国的ATM市场上,买方是持卡人,持卡人因使用ATM所支付的费用是整个市场的利润源泉；供应商是中国银联,因为目前银行卡在ATM上的跨行使用必须通过其提供的信息交换网络,中国银联是ATM使用渠道的供应方；投资主体单一,所有ATM都是由商业银行投资,因此银行是ATM唯一的出机机构；非银行出机机构和第三方ATM服务商是国内银行在ATM市场上的潜在进入威胁；现在除现金业务外,ATM其他业务可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实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可看做是ATM的替代品,买方对现金的依赖程度取决于用卡环境,用卡环境好,现金业务就会减少,反之,现金业务就增加。
2.1 持卡人
持卡人是ATM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是整个ATM市场的利润源泉,也是ATM市场发展壮大的基础。由于不同持卡人对ATM业务收费存在不同的接受程度,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对ATM业务的收费逻辑上要顺应消费者的观念改变,同时应提供相应的超值服务。
商业银行以吸储为目的,向消费者提供多种免费服务,这已经被理论和实践证明。因此,免费服务已经在消费者心目中根深蒂固。ATM业务增加了持卡人的便利性,商业银行为支持这种便利性会增加成本,向这种便利收费似乎也理所当然。但是,不同的持卡人对便利性的在乎程度不同,从而不同人群对ATM的利用程度不同。为方便分析，我们可以把消费者分为便利性高敏感人群和便利性低敏感人群,便利性高敏感人群必然是最先采用ATM来替代柜员业务的一类,他们在ATM业务中获得更多的便利,而且这种行为会不断得到强化。便利性高敏感人群的行为会对便利性低敏感人群起一种示范作用,如果体验良好的话,便利性低敏感人群也会加入ATM使用者的行列,但对一些首次或前几次有不良体验的消费者来说,很有可能以后也不会用。因此ATM业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费者的首次体验。
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的扩大等会使消费者对便利性的要求发生改变,而且消费者对便利性的要求是刚性的、不可逆的,因此从前述的分类来看,部分便利性低敏感人群会向便利性高敏感人群转移,但不会存在便利性高敏感人群中的消费者向下转移的情况。技术的发展使ATM越来越多功能化、人性化、简单化,从而ATM的使用人数越来越多,交易量越来越大。
ATM替代银行柜员使银行的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把人工成本转化为固定成本(ATM的购置成本和维护成本)。大量固定成本投入的成本结构也支持大量交易分摊成本。
2.2 中国银联
1993年,在人民银行的倡导下,国内开始以城市为单位实施“金卡工程”,在一些主要城市由各银行投资成立银行卡网络中心作为银行卡跨行交易的信息转接中心。2002年4月,经86家银行共同集资16.5亿元,成立了中国银联总公司,统一了全国的银行卡信息交换网络,其信息交换中心承担了所有ATM跨行交易的信息转接和交易清算。中国银联是我国国内唯一的网络提供者,是事实上的垄断者。转接费的制定就可看做垄断的产物。
2.3 商业银行间的竞争
在现行的ATM体制下,具有发卡方和ATM出机方双重身份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理论上应该非常激烈,因为市场上对ATM受理端服务的竞争会直接反映到商业银行之间发卡端对客户的竞争上,从而商业银行会把提高ATM服务视为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得市场份额的一项战略来考虑。但实际上,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多寡不直接反映其赢利状况和赢利能力,因为不同的客户群带给商业银行的收益和需要商业银行付出的成本是不同的,因此,在对高端客户的争夺上,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相反,对于低端客户更多的商业银行采取不涉足或尽可能少涉足。
把商业银行客户区分为高端客户与低端客户,就可以具体探讨商业银行在面对这两类客户上的态度,从而分析它们的行为。高端客户虽然在总量上较少,但能够为商业银行带来大量资金,对商业银行的其他业务需求较大,能为银行带来额外的价值增值。高端客户通常是企业客户、个人客户中的大客户,由于其年龄结构通常居中且拥有相对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往往会选择低成本的交易渠道。低端客户总量上较多,但每一低端客户的资金量相对较少,交易处理成本较高,并且在交易习惯上往往选择高成本的交易渠道。因此,高端客户可以为商业银行带来更多收益、更低成本,低端客户则需花费银行更多成本而为银行带来较少收益。银行对高端客户竞争的激烈程度远甚于对低端客户的竞争。在现阶段ATM、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条件下,虽然ATM较柜台交易方便,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相比ATM还要方便、成本更低,从而成为许多高端客户的首选交易渠道。因此ATM市场上的竞争远没有我们想象的激烈。
低端客户在数量上较高端客户多许多,总得有商业银行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且虽然低端客户中每一客户资金量较少,附加值较低,但如果能够积少成多、降低账户处理成本的话,也能为商业银行带来丰厚利润。因此在低端客户市场上,在不能够更多地推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更低成本的交易渠道的条件下,发展ATM成为商业银行降低成本、争夺低端客户市场的策略选择。
2.4 潜在新竞争者的进入
ATM市场上的潜在竞争者包括非银行ATM出机机构和第三方ATM服务供应商。
非银行ATM出机机构进入到ATM市场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得收益,由于没有自己的持卡人,所有的交易都被视为跨行,其作为出机机构能获得的收入是交换费减去会员费。银行同时作为发卡方和出机机构,不仅能获得出机的收入,同时还可获得发卡收益。因此,在与商业银行的竞争中,非银行ATM出机机构并不占优势。
第三方服务供应商进入ATM市场成为出机机构,会加剧ATM市场的竞争,但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把具有较高购买价格和较高维护成本的ATM出机和维护业务外包出去,充分利用专业化分工的优势,集中力量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理论上更必要。而最近国内一些银行确实在着手把ATM部分业务外包。
2.5 替代品竞争
ATM业务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ATM业务中的现金业务；另一类是ATM业务中的非现金业务。我们分别来探讨这两类业务的替代品竞争。
2.5.1 现金业务的替代品
持卡人对现金业务的需求主要基于这样两个因素：习惯使然；用卡环境。千百年来我们形成了使用现金的习惯,但使用现金存在成本、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新的支付方式出现后,对现金的需求开始减少,因此POS、网上支付等都可看做是ATM现金业务的替代品。POS较ATM布控成本低,使用灵活方便；网上支付使银行承担的成本更低,因为互联网连接成本是持卡人自己支付的,上网所用的计算机也是持卡人所有的。从成本角度来考虑,商业银行希望更大程度地发展非现金业务。
2.5.2 非现金业务的替代品
ATM非现金业务的替代品很多,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都能替代ATM完成非现金业务,而且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的成本远低于ATM。从银行角度来说,这些替代品能够大大发展,完全替代ATM当然是好事,但从消费者角度来说,要全面地接受并使用这些工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接受ATM一样,需要有人先体验、使用并成为常态,示范给更多人,然后更多人体验、使用。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ATM与其替代品共同发展,而不是像西方国家ATM飞速发展时基本没有这些替代品,因此,西方国家发展过后是ATM数量和人均拥有量的急剧扩大,我国未来可能到不了那样的规模。
3 商业银行发展ATM业务的对策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需求和技术环境下,商业银行在开展ATM业务上,应注意：
3.1 不同商业银行制定不同的ATM发展策略
不同的商业银行在规模、实力上存在较大差异,会制定不同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同一业务上存在不同的发展策略。在我国,大体可把银行按规模分为两类：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现有的ATM绝大部分控制在大银行手中,较大的ATM拥有量能便利且低成本地为客户提供服务,这成为很多小客户选择成为大银行客户的原因,结果大银行的小客户越来越多。其中农行还承担着支持“三农”的政策性任务,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其小客户量更大。众多的小客户会占用银行大量资源,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寻求降低小客户处理成本的途径是大银行能够履行社会责任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业务处理成本上ATM比人工柜员低,而且ATM在向客户提供服务时服务质量较人工更为一致。因此大力发展ATM业务是大银行在较长时间内的发展策略。
中小银行在ATM的布放上无力与大银行竞争,这样对小客户的吸引力不够,而小客户数量较少、大客户对ATM依赖较小又进一步成为中小银行布放ATM动力不足的原因。在现行ATM收费体制下,中小银行的ATM发展重点是大城市商业区、高档生活区、旅游地等。
3.2 ATM机具的布放向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转移
发达地区、大城市ATM机具在这几年已得到优先发展,布局基本合理,POS机也基本普及,同时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在这些地区也得到发展,并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些地区不再是ATM机具进一步布放的重点。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低,小客户比例较高,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发展缓慢,POS机装机量有限,客户对现金的依赖程度较高,ATM机具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ATM机具布放的主力是大银行,大银行在各地业务开展较为均衡,而且在这些地区也有营业网点,客户较多；很多中小银行重在发展高端客户,业务开展多在大中城市,小城镇没有网点,也不发展业务,从而它们不会参与ATM机具的布放,但一些地区性银行会加入到ATM机具的布放行列中。因为地区性银行立足于本地区开展业务,高端客户数量有限,为谋发展而吸引中小客户,大力增设便利性和低成本的ATM机具可能成为其首要选择。
3.3 在行式ATM和离行式ATM的选择
在行式ATM是在现有的银行分支机构的营业大厅内划分出一个区域,放置各种电子设备,提供自助服务。它能够分担网点的部分银行业务,缓解柜台压力；离行式ATM独立于银行分支机构,全天候开放,提供24小时的自助服务。比较而言,运行成本上在行式ATM低于离行式ATM；从管理角度说,在行式ATM易于管理,管理成本低于离行式ATM。但银行设立在行式ATM要受到营业网点数量的限制,增设网点需考虑方方面面问题,而建立离行式ATM要容易得多。
大银行的网点较多,在选择ATM方式时,应优先建立在行式ATM,而且放置电子设备的区域应有独立的大门,这样在柜台营业时间内与营业大厅相连,可以分流业务,也便于引导员指导客户使用ATM机具,在柜台营业时间外,可作为独立的ATM提供服务；在无网点而且难以新建网点的地区,为满足客户的便利性需求可建离行式ATM。中小银行网点较少,在设立时优先选择建立离行式ATM。
3.4 增配ATM引导员,普及ATM知识
在大中城市,很多人觉得ATM使用很简单、很方便,但对老年人、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来说,ATM仍旧是新鲜玩意儿,要让他们使用更难。对于ATM来说,首次体验很重要。因此,可以安排引导员指导客户使用,并在使用过程中提供安全方面的知识,建立客户良好的首次体验,并不断强化使用行为,减轻银行柜台压力。增配引导员应把重点放在在行式ATM机具上,因为没使用过ATM的客户会通过柜台来办理业务,这时引导员就可把办理基本业务的客户引导到ATM机具上,指导客户护理员的护理。③护理费用的分配。原则上享受护理者,需要缴纳护理费用的10％,在余下的90％费用中,由财政和护理保险费用各承担一半。第三,护理人员的选拔及培训。日本老年护理保险的服务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为福利护理员；另一类为访问护理员。福利护理员需要正规的学习,并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得上岗资格,他们一般从事专业性和技术性相对较强的护理服务。访问护理员需要本人亲自报名并参加政府出资举办的培训班,也要考试合格后方能上岗。访问护理员根据等级进行不同级别的护理服务。
2.3 日本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给我国的启示
第一,利用社会力量来进行老年护理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老年人生病无法自理时,无法依靠家庭力量来完成护理任务。第二,未雨绸缪,及早在我国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虽然,目前我国老龄化程度还不如日本那样严重,但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人绝对值数量已居世界首位。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寿命的延长,如果不及时进行统筹规划,实施有效的解决措施,我国老人护理问题势必成为十分沉重的社会负担。
3 在上海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构想
2005年年底我国总人口数达13亿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1亿人,占总人口数的7.7%。我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06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万人,占总人口的20.1％,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截至2009年,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81.28岁,居全国之首,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剧、空巢家庭的增多、人口流动的加速以及社会竞争等一系列情况的出现,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难以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
3.1 保险模式的建立应依据我国基本国情
日本、瑞典等国家都是在经济水平已经很发达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而我国则是“未富先老”,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老年护理制度的时候就要着重考虑中低收入家庭的情况,制定与收入水平相统一的费率,避免增加大家庭负担。
3.2 建立中性评定机构,防范道德风险
由于医疗机构对疾病判定的主观性和医学标准的难以量化性,容易造成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给给付带来问题。由公共部门设立一个专业权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长期护理保险条件的审定、调查工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要服从该机构的审定,而该机构受到卫生部门或者保险监督部门的监督,形成权利和利益的制衡。
3.3 完善法律法规
老年护理制度的法制化是其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因此上海亟须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建立老年护理保险铺平道路。
3.4 加紧培训护理人员,提高护理质量
面对巨大的需求,上海的护理人员不但数量有限,其素质也难以达到长期护理的要求。因此有关部门应大力宣传老年护理,设立专门的培训机构,借鉴国外先进的培训理念和技术,加紧培训相关护理人员。安排其进行专业的培训,并进行考核。建立监督机构,在护理人员上岗后也要进行监督并进行在职培训以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
使用并同时传授客户ATM使用和安全方面的基本知识。引导员的岗位也主要由大银行来增设。
3.5 通过业务外包降低运营成本
ATM布放会占用大量运营资金,ATM的维护需要专业人员,对于大银行来说,现有的ATM机具数量很大,为满足更多客户对ATM的需求,以后还会布放更多。在这种背景下,把ATM布放和维护业务外包给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第三方ATM服务供应商是更有效率的选择。但这并不是说中小银行没必要进行ATM业务的外包,相比中小银行,大银行对通过业务外包降低成本的需求更强烈,从而会成为ATM市场专业化分工的更强推动力,而中小银行也能从其中获得好处。
参考文献：
［1］蔡宁伟.ATM的历史、运营现状和发展趋势［J］.中国信用卡,2008(2).
【关键词】河南 开放型经济 比较优势
河南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现状分析
河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稳步上升，但产业分布不够合理，外资依存度偏低。据2009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河南省第一产业在利用外资方面仅占总量的3.34%，这一数字虽然略高于全国第一产业利用外资1.58%的水平，但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第一产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在5%以上，这一数字体现出河南在第一产业直接利用外资方面投资明显不占有优势。可观的是，河南省第二产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外商产业直接投资的76.94%，仅制造业就占到45.3%，和全国的第二产业平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68.93%相比，处于较高水平。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的一般规律来看，第二产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最频繁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部门，相比较而言，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略显不足且内部存在不平衡。从第三产业总产值比重与全国相比而言，河南省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投资21.72%的比例略显不足，低于全国31.07%的水平，相差约10个百分点。特别是和全国产业外资依存度相比，河南省的外资依存度一直偏低，1985年到2008年间，河南省实际利用外资与实际GDP的比重最高年份为1994年的1.65%，次高年份为2008年的1.53%。而全国外资依存度这两年分别为4.89%和2.76%，可见，河南省吸引外资仍然存在较大的不足，也表明河南省在吸引外资方面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河南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但贸易结构仍需优化。1985年到2008年间，和全国相比，河南省的外贸依存度处于较低水平，全国外贸依存度最高年份2006年达43.62%，而河南省外贸依存度最高年份2008年只有5.84%，和全国相比差距较大。河南外贸依存度在改革开放以来与全国的差距呈震荡拉大趋势，1985年，河南外贸依存度为全国的11.78%，到2008年为13.98%。但在1991年高达24.46%，可以看出，全国的外贸依存度随改革开放以来具有阶段性的变动，但河南省总体上比较稳定，说明河南省的对外贸易受改革开放政策的阶段性影响较小。从对外贸易结构来看，一般贸易占河南省较大比重，不论是进出口还是出口，一般贸易的比重均在74%以上，而加工贸易比例相对较低，这与全国的情况不太一致。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是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出口中的重点，而且依靠贸易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产业体系，但河南省的加工贸易只占贸易16.8%。另外，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比重均大于出口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而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出口比重较高，说明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河南省的集体企业相对活跃，而外商投资企业不够活跃。
河南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条件及比较优势
劳动力资源优势。河南省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数量居前，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南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近80%，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对全省42个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调查推算，2005年河南省农民工总规模占全省农村从业人数的近32%；再据国务院研究室的调查，2004年河南省外出农民工数量超1000万人，占全部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一半，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承接产业转移区位优势。河南省具有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区位优势。一方面，河南省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具有良好的交通优势；另一方面，在国际产业转移快速发展的今天，河南省所处的位置正是承东启西的关键。更重要的是，河南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具有推进工业化、实现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河南工业门类覆盖了国民经济行业的39个大类，形成了食品及饮料、机械、电力、建材、冶金、化工、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烟草等一批重点产业。2010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1950.82亿元，比上年增长15.4%，增速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9.0%，比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其中，轻工业增长20.0%，重工业增长18.8%，轻、重工业比例为31.069.0，产品销售率98.3%。河南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大省向新兴工业大省的结构性转型。河南省市场潜力巨大，自然资源丰富，工业水平不断提高，交通网络日趋完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
受益于我国时序性差异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战略具有时序性差异，这一差别一方面体现在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战略是在1978年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逐步推进的，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3年10月《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实施和2009年9月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的通过，中国的开发开放战略的区域布局基本完成。作为中部省份的河南，虽然在此之前一直未能享受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优惠，但现在正值国际产业转移的关键时候，东部地区经过30年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再具有优势，河南省将迎来推进结构升级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
河南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政策建议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河南省已经出现了劳动力回流的现象，这虽然增大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就业压力，也使河南省农民工二次转移的复杂性相对增加，但可喜的是，这也从客观上为河南省供给了众多的熟练劳动力，从而有利于河南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政策扶持，营建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的环境，更能为河南省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关键在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河南应该把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作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关键。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各地区而言都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点，对于河南省而言具有特殊的含义。河南省是一个粮食生产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大省，也是新时期我国的粮食生产大省，肩负着我国粮食安全的重任。河南省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总产量连续突破800亿斤、900亿斤和1000亿斤三次大关，占全国粮食生产总产量的1/10。由于资源瓶颈的约束，过于强调工业化必然会对河南的粮食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不应以牺牲农业生产为代价，而是通过促进农业生产和工业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其核心在于两点：一是依托传统农业生产优势和农业生产特点实现工业化，拓展价值链条，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和粮食深加工业；二是形成工业反哺农业的良好机制，包括在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
增强吸引外资的针对性。从河南省产业结构的三次变动来看，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升幅过大，相对地使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造成产业结构偏差日益突出。纵向观察，外商直接投资中对河南省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已有所加大，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减小；但从横向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与河南当前的产业结构不相协调。因此，应该引导外商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相对转移对第二产业的投资倾向，这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适应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的现实要求。虽然利用外资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吸引外资以弥补国内资金的缺口和促进技术进步与管理现代化，但是由于外资在进入东道国的过程中都有技术保护的倾向，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一篮子要素的转移，针对河南省产业升级和发挥比较优势的要求，应该有针对性地吸引外资，提高我省食品加工业等涉农产业的竞争力。
一、医药产业化的发展现状
（一）领头企业规模较小
这个问题的具体表现主要是县级以上缺乏较多的医药产业化领头企业。当前我国医药产业化还处于发展之中，还未形成众多行业领头企业，无法根据市场需求有效配置医药资源，使得各个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还有一个问题是主导产业没有正确选择，大部分医药产业化经营都没有实现因地制宜，没有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没有对当地的优势资源进行充分利用，无法将自然资源转化为促进企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各个药厂之间没有实现专业分工，没有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同时不考虑实际情况就增加新的项目导致企业没有对现存在药品进行充分利用。
（二）没有重视药品加工和品牌建设
进行药品加工能够使药品在运输销售中的损失降到最低，对药品生产中出现的附属产品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同时经过多次加工，药品的价值也得到了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当前企业仍处于药品加工的初级阶段，没有在销售中树立企业品牌，帮助品牌增值，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长期的发展。另外，完好的储存能够促进药品质量提高，降低药品损失，以往药厂解决药品损失的主要方法是设法快速销售。药品企业很少注重在销售过程中更新药品包装，没有为药品的运输选择合理的工具和线路，没有认识到吸引眼球的包装能够增加药品附加值。
二、如何实现医药产业化
（一）增加政府的重视
政府应该利用有利资源多开展能够推动医药产业化的相关活动，对于活动中发现的关于医药产业化的各类问题，相关管理人员应该进行针对性的深入分析，探讨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领头企业，政府相关部门要加紧推行，同时要加大表彰力度，重点扶持领头企业，贯彻落实各项扶持措施，将其做强大后使其发挥表率作用，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二）注重发挥资源优势，增加招商引资力度
在选择某个地区发展企业时，要先分析探究当地的优势资源和现有的自然资源并进行充分的利用。政府不仅要保持企业的品牌优势，出台各类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发展，而且还要加强宣传，扩大招商引资，将更多的技术和资金引入当地，利用工业化手段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提高扶持质量，加快领头企业的培养
大部分地区的医药领头企业都是向内联系着药厂，向外联系着市场，所以要想实现医药产业化发展，首先必须促进领头企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开展产业化经营的全面服务，为大量的领头企业和准备申报领头企业的相关单位展示了一条便捷的道路。从征地、建设厂房、办理证照，从厂房用地使用优惠到减免税收，都提供了领头企业稳定、良好发展的有力支持。
三、医药产业化影响医药增收的具体表现
（一）医药产业化经营能够减弱自身不足
医药产业化经营使得企业的生产规模显著扩大，改变以往分散的经营模式，提高了企业的经济实力，集约化成为了主要的生产方式，更多的先进科技和更多的资金投入其中，挣脱了以往医药生产单一方式的约束，集合起分散于各处的药厂，形成了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链，使得药厂不再需要考虑药品的销售，也促使药品的价格得到提高。
（二）完善的市场信息提供了销售的保障
以往的药品生产企业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封闭起来自我生产，没有保持生产与市场之间的联系，没有做到符合市场的供求规律，最后造成了产品供不应求或者供大于求。大部分企业无法做到真正把握市场规律，只是一味的跟着市场形势走，有时候难免会被市场的一些虚假信号所欺骗，最后使得产品无法卖到预期的价格。而医药产业化经营实质上是架起了一座连接药厂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将分散性的药厂小生产有效的融入到了与市场规律相符合的大市场中，企业从市场中得到准确的市场信息，使得企业能够依据市场真正的需求进行药品的生产，从而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
（三）医药产业化生产减少了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医药产业化经营，显著提高了药厂低于风险的能力，降低了由于市场波动以及其他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对医药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联合其生产销售中的各个环节，使其形成一股合力，促使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得以建立，如果其中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回路进行及时的弥补，不至于导致生产经营网络的瘫痪，最大程度了降低了药品生产企业的损失，保障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