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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分析优选九篇

时间:2023-10-08 15:34:01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劳动教育分析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劳动教育分析

第1篇

关键词 劳动;劳动教育;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31-0012-02

1 劳动的概念及意义

的观点认为:劳动,是发生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活动。劳动的实质就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有一定目的的自身活动,来调整和控制自然界,使之发生物质变换,即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或者性质,从而达到为人类生活和自身需要服务的目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劳动是整个生命世界共有的现象。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在对人类及动物界的起源及进化过程进行了科学、系统的研究论证后得出结论,即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劳动不仅仅存在于人类自身。事实上,自然界的所有动物种群都是通过不同形式的劳动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与进化的。我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严复,在对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的《物种起源》一书进行翻译后,得出生物进化的核心理论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观点,从本质上也说明动物通过劳动来适应自然条件的变化的意义。因此,有理由认为,劳动是动物进化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唯一手段。

那么,劳动的具体概念是什么呢?通常认为,劳动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所进行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是生产的最基本内容。劳动是人类本身对自然界与社会关系的积极改造,其根本标志在于制造工具。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它既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独立出来的基础,又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重要标志。

人类通过劳动所生产出的所有财富,都是劳动力、生产工具、劳动对象这三种基本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劳动力则是其中的决定因素。众所周知,劳动不仅创造了文明,劳动也创造了财富,劳动又促进了人类发展,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前进。

劳动是生存的需要,是生活的需要,也是生命的需要,更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人们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改变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劳动是人类健康和智慧的源泉,也是快乐和进步的手段。人与大多数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的劳动是主动的、有智慧的劳动,是通过制造工具来达到目的的劳动,而大多数动物则是被动地劳动。然而,笔者认为,尽管动物不能够制造工具来进行劳动,但是譬如蜜蜂筑巢、蚂蚁“盖楼”等行为,足以说明动物也在运用它们的手脚和头脑来进行劳动。唯一遗憾的是,动物在劳动中体现出来的智慧与快乐,人类到目前为止还不足以完全地读懂它们而已。

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人性。人们都明白,既然人类来源于动物,那么人类也必然具有动物的很多本性,即动物性。也就是说,人性存在两面性,即人性的一面和动物性的一面。换言之,就是人性的善与恶并存于一身。人性的善表现为勤劳、善良、克制、节俭、尊重、感恩等;而人性的恶则表现为懒惰、邪恶、放纵、浪费、好斗、无情等。作为教育者,如何通过教育来弘扬人性,扼制动物性,使人类社会健康、有序、稳定地发展和进步,就是需要共同思考的重要命题。而这一切教育的根本,就在于劳动教育。

劳动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更何况所面对的是具有一定知识积累和文化底蕴的大学生。因此,面对目前大学生劳动意识淡薄,劳动习惯缺失的现象,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并且认真分析研讨,找出教育的针对性。

2 当前大学生劳动教育缺失现象及原因分析

与多年以前的往届大学生相比,最近几年大学生劳动教育缺失现象越来越严重,其主要表现为:1)缺乏劳动意识,好吃懒做,作风散漫,思想懒惰;2)缺乏环境意识,随地丢垃圾现象严重,部分班级整体卫生状况堪忧;3)缺乏责任心,自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非值日时间不肯义务劳动,缺乏奉献精神;4)浪费现象严重,消费奢侈,不珍惜父母和别人的劳动果实,尤其是浪费粮食;5)缺乏吃苦耐劳精神,抗挫折能力下降,性格脆弱,易怒,任性,娇气等;6)大学毕业生就业反馈信息中,不能适应工作环境、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较差等反馈评价比例呈上升趋势。

上述现象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大多数学生身上,现状令人担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综合上述现象,认真分析和研究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以下几种因素值得注意和引起思考。

1)中国特殊的独生子女现象,造成过分集中的家庭关爱,正在日益剥夺孩子劳动的意识和权利。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成为每个家庭的重中之重,掌上明珠。以前分给几个甚至十几个子女的爱,全部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由于两代长辈共同关爱一个孩子,导致家长承担了孩子成长过程中所应承担的一切自我劳动的义务,家庭的溺爱和事事包办,于无意识中剥夺了孩子成长所必需的劳动意识教育和劳动权利。比如,每天都会看到在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年迈的爷爷、奶奶或者父母任劳任怨地替孩子背着书包;在公共汽车上,已经十几岁的孩子心安理得地坐在座位上,对旁边站着的家长视而不见,脸上看不到丝毫的同情与感恩,对于孩子时常表现出的谦让,家长总是会理所当然地回绝,将孩子感恩的火花无情地熄灭,并且认为这就是爱。

2)社会和家庭条件的优越,弱化了孩子对劳动的需求。家境优越、社会富有、时代进步为当代学生提供了优越的成长条件。但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充分利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出现好逸恶劳的不良发展倾向。很多孩子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分辨不清,连最基本的生活能力都不具备。作为教师,经常会看到,每年新生入学时,学生的一切事务全部由家长代为打理,很多女孩子连袜子都不会洗,甚至连床铺都不会整理,这种由于家长的爱而剥夺孩子劳动能力和生存能力的现实,着实令人担忧。

3)高考制度下的学校对学生劳动教育的削弱甚至消除。绝大部分中小学一味抓升学率,重智育轻劳动教育的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这一概念,在很多学校被个别教师扭曲异化成为惩罚“问题”学生的手段,导致更多学生对正常劳动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完全背离劳动光荣这一积极概念,反而形成劳动可耻的错误观念,进而躲避、厌恶劳动。而好逸恶劳的恶习一旦养成,绝非朝夕之力所能改变。

4)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给学生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偶像剧的盛行,是影响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很多剧中角色都是富家公子或小姐,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恃宠而骄、任性放纵。而这样的一些角色塑造,给学生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影响,他们向往剧中角色的优越生活,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达到目的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他们不能面对现实,对自己的父母、学校及生活环境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抱怨情绪,不劳而获却不觉得满足,而且毫不感恩。

此外,造成当前大学生劳动教育缺失的原因还有很多,必须认真分析,高度重视,深刻剖析,并认真探索和实践,帮助学生填补缺失,使他们形成健康、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第2篇

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一些有趣的、稍微复杂的劳动实践,要求他们灵活运用所学的劳动知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有力地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性,让学生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勤于钻研,勇于实践,久而久之就能不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和创新潜能大有裨益。

选拔优秀师资和编写实用、有特色的课程教材

劳技课程是一门技能性较强的课程,它不仅需要教师具备教学的基本素质,更需要教师具备某方面的技能特长。因此,选聘一支高质量的劳技教师队伍是实施劳技教育的关键。劳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劳技课必须体现鲜明的实用性,如手工制作、养殖、园艺、烹饪、计算机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学生能够在学中用,在用中学,不仅使学生获得劳动知识和技能,更能感受学习和劳动的乐趣。劳技课程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还应体现特色性。各个学校可以根据本地区、本学校及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当学生学习结合地方特色的劳技课时,会感到很亲切、有趣,能激发学习的积极性。

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劳技教育

第3篇

一、幼儿劳动游戏的产生及其游戏特征

爱游戏是幼儿年龄特征的心理体现。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说过“: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鱼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副越,自然日帐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3]爱游戏是孩子的天性。不过,游戏也是随孩子的成长而发展变化的。初期的婴儿只会玩,而进入婴儿后期游戏出现;到幼儿初期,其角色游戏的产生因素出现,其后幼儿的游戏便以角色游戏为主了。角色游戏是幼儿通过模仿、想象扮演成人角色,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游戏活动。通过角色游戏,幼儿可以满足自己与成人共同生活的意愿,同时,这种游戏还用特殊的形式再现了成人的相互关系和劳动。所以,在幼儿的角色游戏中,劳动往往成为游戏的主题。有这样一则观察记录:2岁的伊里娜看到成人怎样在锅里煮粥,就拿一个糖瓷杯子放在椅子上,并且在空杯子里用茶勺搅动,更准确点说,是用勺子敲杯底,把勺子抬起又放下。然后用勺子敲杯子边,就象成人为抖下勺子上的粥粒所做的那样。[4]

伊里娜究竟是在干什么?在煮粥!你如果否定她在煮粥,她会满不高兴。事实上,幼儿尤其是早期幼儿大多是通过游戏来劳动的。年幼儿童从小就爱劳动。这与孩子的心理发展有关。在早期幼儿的心中,家中的行为都是劳动(事实上家长也都是这样对孩子说的,如“妈妈要去干活,你一个人呆在这儿别哭”等)。因为早期幼儿已经有了强烈的好奇心和广泛的兴趣,他们不仅看到一个新奇的东西要弄清究竟,而且对大人的行为感到稀奇,如爸爸妈妈忙乎一阵,就捧来热腾腾的饭菜,孩子是多么想亲自试一试啊。孩子对这些劳动充满了期望,因而就私下劳动一番———当然是游戏的形式。随着孩子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行为能力的逐步提高,孩子进入社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扮演成人角色的游戏也逐渐增多。有这样一则观察记录:孩子玩娃娃家游戏时,自己当“妈妈”,让玩具大熊猫给自己当儿子,还给它起个名字叫“”。他一会儿给“”喂饭,让它看电视,哄“”睡觉,一会儿又说它“病了”,给它“打针”“、吃药”,还把它拥在自己脸前反复亲吻,亲昵地对它说着什么。当我们走近时,这个“妈妈”就把食指放在嘴上“嘘———”“:我的孩子要睡觉了,请小声点,不要吵醒他。”显然,孩子在过“成人瘾”,它是由孩子的意识发展而产生的。幼儿到了3岁左右,随着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行为能力的逐步增强,脱离了襁褓,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了,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了,孩子渐渐觉得自己长大了,进入社会的欲望与日俱增。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便千方百计过一些“成人瘾”,如在游戏中当一回“爸爸”“、妈妈”,或做一次“医生”“、孙悟空”等。

当然,游戏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早期幼儿对劳动的模拟,还只是一种假想。他们不能模拟真实的劳动内容,而是劳动的外表动作。如孩子学着大人喂宝宝,他不知道喂孩子的真实意义。对一个布娃娃,他只给“她”吃一口,接着就把“她”躺倒睡觉,说“她”吃好了,甚至还用手拍拍“她”的胸口。孩子的这种“劳动”,实际上只是成人动作的一种模仿。在孩子看来,在完成了成人某一劳动的有关动作以后,劳动就算完成了,如哄娃娃睡觉,在经过一阵“躺倒”“、盖被”、“拍胸”之后,孩子马上又把“她”抱起来,因为该“起床”了。可见,早期幼儿只会演示性地摆弄物体,至于内容他们是毫不在乎的。有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岁的佳佳正在“认真”地看画儿书,大人问她“:佳佳,你在干什么?”佳佳“严肃”地说“:我在看书。”事实上孩子只是在模仿看书,因为画儿书是倒着的,但孩子看得很高兴,说书中的大灰狼正在“咴咴”地叫呢。幼儿模仿成人的劳动动作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也有关系,早期幼儿懂得的社会知识极其有限。他们对世界的兴趣,本身就是由表面现象的刺激引起的。例如,他们看到驾驶员坐在驾驶室,手握方向盘,汽车就跑起来,觉得新奇,因而用板凳当作汽车,自己往前一坐就开车。至于为什么驾驶员坐到驾驶室汽车会跑,怎样才能好开车,他是不管的。加之,早期幼儿还处于直觉思维、动作思维阶段,形象思维初步发展,抽象思维还很朦胧,所以孩子的劳动只能靠一些表面的动作模仿来进行。不过,尽管幼儿的劳动只是一种动作的模仿,但它为我们从小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奠定了基础。

当然,在劳动游戏中,幼儿的角色扮演是不稳定的,这集中表现在幼儿扮演的角色类型上。在实际的角色扮演中,幼儿可能一会儿要当“爸爸”,一会儿又要当“老爷爷”,角色替换、转换较为频繁。因为幼儿的心理和行为主要受情绪支配,他们活动的目的性、计划性极其微弱,同时由于幼儿自我控制能力较差,一旦受到外界的影响、他人的提示或自己内心的一时联想、幻想、感情冲动等,随即就会转换成另一种角色。同时,幼儿扮演的角色具有浑沌性。简单地说,他们所扮演的成人是“像也不像”。所谓“像”,就是幼儿已经能较为熟练地“表演”成人的一般动作,但由于心理、能力及技巧等方面的差异,知识、经验等方面的缺陷,孩子的模仿和扮演都具有表面性、简单性和幼稚性,缺乏对扮演角色的理解,所以这种扮演只是一种模糊的扮演。

二、劳动游戏对幼儿成长的价值

席勒说过“: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游戏“不只是孩子的本性,它更是人的一种本性,是可以从人性的高度上来加以把握的。”[1]孩子对社会的学习正是从这种劳动性的游戏开始的,幼儿劳动游戏有利于加速幼儿社会化的进程,促进幼儿良好人格的发展。

(一)劳动游戏为促进幼儿心智、个性及品质发展创造条件。“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5]劳动游戏可以训练孩子的动手、动脑。从动手来说,有利于孩子大脑的发育。研究指出,儿童的智慧在手指。也有人说“:手是脑的老师。”一个人不能单纯依靠读书来发展智力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实验证明,人的手和脑的联系非常密切,大脑里有一些特殊的、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区域,当双手从事一些精细、灵巧的动作时,就能把这些区域的活力激发起来。有人估计人的双手能做出几十亿种动作,这些动作都是和思维活动联系着的。信息从手传导到大脑,又由大脑传导到手。手的动作越复杂,对发展人们的思维越能起到积极作用。游戏中的动手训练使大脑得到锻炼,智力进一步得到发展。从动脑来说,有利于孩子思维品质和个性品质的提高,或者说,让幼儿多一些劳动游戏,有利于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比如说,在劳动角色游戏中,既有角色假想(以人代人),像孩子扮演妈妈、老师、司机、经理等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就是。也有的是对游戏材料的假想(以物代物)。在角色游戏中,幼儿常常以一种物品代替另一种,如用棍子代表匙子,用纸条当“面条”,用小积塑片当“饭”,用冰棒棍当“筷子”等。还有的是对游戏情景的假想(情景转换)。这种假想常常通过一个或几个动作和想象,将游戏情景进行浓缩或转换,例如玩娃娃家“,妈妈”一摸“孩子”额头“:呀!小孩发烧了,送医院吧。”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走一圈回来,就说打针了,孩子病好了。孩子的上述假想伴随着孩子的创造,这对培养孩子创造型人格大有好处。

(二)劳动游戏可以为孩子劳动精神的养成奠定基础。孩子通过游戏可以再现成人的劳动行为,所以早期幼儿的游戏大多是“社会性活动”的模拟,是孩子对劳动的一种投入。马克思说“: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即勤劳(industrie),是从自己本身异化出去的活动。”[6]所以孩子劳动游戏,实际上也是孩子劳动的开始。而这种“劳动”拓展开去,就会发展成一种劳动精神。幼儿在劳动游戏活动中,不仅能够依照大人的行为去进行现实的模仿,而且能够主动地用某些角色规则、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动。例如,孩子在扮演“爸爸”或“妈妈”时,知道关心、爱护“孩子”,自己爱吃的饼干也要先喂一喂布娃娃。在扮演医生的时候,会知道医生的职能———替病人看病,所以在游戏中常将胶布贴在被损害的玩具上。这说明幼儿的游戏已经进入了“社会化”阶段,他们已经能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角色行为规则,来进行一些较为“标准”的游戏活动。由此可见,幼儿的劳动游戏既是孩子社会化程度的一种显示,也是孩子加速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幼儿的角色假扮也给家长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教育线索,这就是巧妙地利用幼儿的劳动游戏去引导孩子,促进孩子的社会化。

(三)劳动游戏可以从小培养孩子的审美情趣。游戏是虚构与真实的一种巧妙构架。“儿童自由参加游戏以及娱乐、休闲、艺术等活动的过程,不仅是儿童文化的表达和自主的创造,并借此而成为人类整体文化中的有机组成,而且还是充满着勃勃生机和未来象征意义的组成。”[2]由于儿童游戏具有自由性,他可以将自己的想象嵌入游戏之中而“超越了日常经验的束缚,甚至有意颠倒了日常经验”。[1]席勒把这种基于想象的游戏称为“审美的游戏”,并进一步指出“:等到想象力使用一种自由形式的时候,物质性的游戏就最终飞跃到审美游戏了”,因为“它使想象力的任意活动服从于它的永恒不变的一体化,把它的自主性加进可变的事物之中,把它的无限性加进感性事物之中”,[7]从而使孩子得到一种自由的美的享受。总之,孩子的劳动游戏对于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幼儿的劳动游戏,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

三、利用劳动游戏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

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和其它教育一样,也有个教育时机问题。孩子进行劳动游戏活动时,就是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的好时期,如果我们掌握了幼儿的劳动游戏特点,巧妙地把孩子的劳动游戏与对孩子的劳动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具体来说,要抓好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给孩子更多认识劳动者的机会。幼儿的劳动游戏多与其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有关。生活领域越大,生活经验越丰富,劳动游戏的水平就越高,所以要开阔孩子的视野,尽量增加孩子接触社会特别是接触劳动者的机会。比如一个纺织工人到家来作客,家长可以向孩子介绍叔叔或阿姨的工作,并让孩子知道自己身上漂亮的衣服就是叔叔、阿姨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家里来了种田的客人,就要让孩子知道大米的来源,这样可以启发孩子认识一般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对劳动者产生一种热爱之情。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也要多让孩子接触普通劳动者,有时间还可让孩子去参观工人叔叔、农民伯伯的劳动情景,让孩子熟悉一些生产劳动过程,这样既可以让孩子更好认识劳动的意义,也有利于孩子更好地从事劳动游戏活动。

第二,搞好劳动游戏与实际劳动的结合。例如,要孩子扫地,就可以让孩子以游戏形式出现。有个老师设计了《捕鱼》游戏,让几个幼儿各拿一把扫帚,横着排成一行,一齐向前扫,嘴里还不断地念着:不让一条小鱼(纸屑、脏物)漏网。在家里,家长也可设计这样的游戏,如让孩子《赶鬼子》,把“鬼子”赶到一处,送到垃圾堆。这样孩子既能体验到游戏的快乐,也能体验到劳动的快乐,逐渐对劳动就会产生兴趣。当然,这需要成人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劳动机会,把孩子能做的家务事分出些让孩子去做,如帮助父母洗手帕、袜子、毛巾、扫地和买些小商品等。

第三,父母要为孩子创造热爱劳动的心理氛围。模仿父母是孩子进行社会学习的重要形式。通过模仿和扮演,孩子可以从父母身上学到更多的成人品质和行为规则。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影子,父母在对待劳动上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影响孩子对劳动的看法。孩子的劳动游戏虽然具有独立性,但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父母评价的影响。事实上,孩子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父母的评价来调节自己的劳动游戏和实际劳动行为。因此,在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时,父母要做到两点:一是对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有较高的认识,不鄙视普通劳动者;二是父母本身要勤劳,在家务劳动上父母之间不能相互推诿。

第4篇

论文摘要: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理论。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吸收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有益成果,重建商品价值理论。

一、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来源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理论来源,要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观点,同时,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指出:“应该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作使用价值,后者可以叫作交换价值。”他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他又说,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原理只适用于“初期野蛮社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的生产,商品的价值不再由劳动决定,而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人决定。他说:“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以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等等。斯密的价值概念不够明确,引起后来学者的争论。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研究了商品价值问题。他批评斯密“只有人的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符合事实,更加严密的分析表明,“一切价值都来自人的劳动加上自然力与资本的作用。”他提出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创造商品的价值。萨伊所讲的价值不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而是物品或财富的效用。他说:“物品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物品的价值就是由财富所构成的。”萨伊的价值论被人称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效用价值论”。后来,边际学派又发展了效用价值论,创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他肯定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观点,批评斯密的价值概念自相矛盾。他在其代表作《资本论》中提出“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说明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等等。马克思还批评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和“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是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萨伊的效用价值论都来源于斯密的价值论,两种不同的价值理论演变关系如下:

商品价间

二、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区别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区别有以下三点:

(一)劳动价值论认为,生产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效用价值论认为,生产要素共同创造商品的价值。劳动只是要素之一,不能单独创造价值。争论的焦点是对“创造”的理解问题。《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解释是:“创造”就是“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创造性”就是“努力创新的思想和表现,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这种涵义上讲,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在生产三要素中,人是劳动的主体,只有人的劳动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都是被动的要素,本身并不具有创造性;在生产要素中,只有人的劳动是不可缺少的,其他生产要素并非绝对不可缺少。例如,非农业生产就不一定需要土地,小生产就不一定需要资本。“劳动创造价值”不仅是的价值观,同时也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价值观。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是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

(二)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因此得出结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财富的效用(使用价值),因此得出结论:生产三要素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争论的焦点是对“价值”和“源泉”的理解问题。由于对价值概念理解不同,对价值源泉的看法就必然不同。众所周知,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作为劳动产品,商品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来的。生产力二因素(人力和物力)决定商品二因素:一是物的因素,来源于自然界;二是人的因素,来源于人的劳动。自然资源与人的劳动是商品使用价值的源泉,而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源泉。“创造”与“源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劳动创造价值”不等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与劳动一样,也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因为自然资源对人类有使用价值,稀缺的自然资源(石油、煤炭、天然气、金、银、铜、铁矿等)有交换价值,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商品交换不仅是劳动交换,同时也是资源交换。资源、劳动、商品、价值关系如下:自然资源+人的劳动=产品~使用价值~商品~交换价值。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资本、土地并不创造价值。因此得出结论:资本带来利润,土地带来地租,都是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批判资本主义剥削。萨伊的效用价值论认为,生产三要素共同创造商品的价值,因此得出结论:劳动获得工资,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地租,并不存在剥削。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剥削”的理解问题。有人认为,价值论是分配论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生产要素价值论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有人认为,价值论与分配论无关,劳动价值论不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不能证明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事实证明,没有价值创造,就没有价值分配。劳动创造价值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理论基础,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研究,是为了完善按劳分配制度。同时,应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资本、土地是稀缺资源,参与价值形成,不能无偿使用,因此也要参与分配。如果分配公平(合情、合理、合法),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就不必谈论剥削问题;如果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就肯定有剥削问题。剥削就是利用经济、政治特权,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应该结合实际具体分析,在此不多谈。

三、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联系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不仅有区别,而且有联系,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研究对象都是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于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交换价值,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从价值讲到价格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全面分析,系统研究,不仅要进行定性分析,而且要进行定量分析;不仅要研究使用价值,而且要研究交换价值;还要研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联系,研究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区别,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源泉认识是相同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资源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说过:“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效用价值论认为,生产三要素是财富和价值的源泉。

(三)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对商品价格的认识也有某些相同之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浮动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原始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决定商品的均衡价格。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也说过,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他还指出,“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其实,商品价格与货币密切相关,离开货币就谈不上价格。

四、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统一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长期争论不休,说明两种不同的价值理论都有自己的一定道理,需要继续研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非A即B‑.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亦A亦B"。正确的研究方法应是,发展创新,吸收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有益成果,创立新的商品价值论。

商品的价值是什么?这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间题,而是经济哲学问题。从哲学上讲,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它反映了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马克思说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对人所具有的意义以及人对商品所作的评价,它反映了商品(客体)和人(主体)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讲商品的价值,就是指商品对人有何价值?人对商品作何评价(买不买,值不值)?离开人这个价值主体,商品无人问津,价值就无从谈起。这是认识商品价值的关键所在,也是发展商品经济的意义所在。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从整体上(不要理解为个人)讲具有二重性: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商品是用来出卖的劳动产品,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因此就决定商品的价值也具有二重性:对消费者具有使用价值,对生产者具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物质内容,交换价值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内容决定形式,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才有交换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如伪劣商品)就没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降低(如旧车),交换价值降低;使用价值消失(如过期失效药品),交换价值消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是辩证统一关系,统一于商品的价值。研究商品价值问题,必须首先研究使用价值,只有弄清使用价值,才能弄清交换价值。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价值,即满足社会消费者的需要。任何社会的商品生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决定再生产。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决定商品与货币、供给与需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从而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商品的使用价值包括三要素:品种、数量、质量。不同品种、数量、质量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同一商品也可能有不同的用途,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商品使用价值的大小是可以分析比较的,根据使用价值三要素对消费者的效用就可以比较出来。

品种(序数效用):商品类别品种很多,使用价值大小不同,可以进行定性分析,按序数排列,排在前三位的应该是:食品、衣服、住房……食、衣、住是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间题。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就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已经走过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是还没有全面达到小康水平。

数量(基数效用):商品数量有多少,决定使用价值的大小,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用基数计量。例如,我国现在有13亿人口,每年需要消费多少粮食?根据统计,得出基数。满足需要,效用最大。粮食生产就是要根据这个基数来安排。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护粮食生产基地;同时建立粮食储备制度,以丰补歉,保证粮食安全。此外,国家还给种粮农民财政补贴,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质量(时间效用):商品质量要合格,而且要有保质期,过期则失效。特别是食品、药品,关系人民生命健康,质量尤其重要。现在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过期食品、药品也拿去出卖,广大消费者深受其害(有些人被伪劣食品、药品毒害致死)。国家必须制定商品质量标准,建立质量检查监督机构,加强质量检查监督工作,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经济价值,即能够给商品生产者带来经济利益。盈利或赚钱是商品生产的直接目的,它决定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形式也发展变化: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从金属货币流通到纸币产生,如今又发展到电子货币“一卡通”。在货币产生以前,没有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商品的交换价值形式是不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互通有无的性质,交换双方获得的都是使用价值(货物)。在货币产生以后,有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单位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明确地表现为价格。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格的逻辑关系是:

商品价值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这个“物质”就是商品的数量和质量。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没有质量(如食品腐烂变质),数量再多也不顶用,等于零。

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价格、数量成正比。商品的价格与质量成正比(优质优价),与数量成反比例方向变化(薄利多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增加商品的产量,与交换价值成正比;同时又降低生产成本,与价格成反比。消费者购买商品考虑的是买什么(品种)?买多少(数量)?好不好(质量)?贵不贵(价格)?这是经济生活的基本常识。

商品的价格就是货币与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关系,即单位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亦称单价)。

用公式表示:

第5篇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教育 成本收益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劳动力,其实质是一部分农民正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4%,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50%,有4.4亿农村农业劳动力,其中剩余劳动力约占1/2,大约2亿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600万人。今后20年,我国至少要推动2亿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中心任务之一。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农村的农户经济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要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实现高层次的新均衡,舒尔茨教授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导入新的生产要素,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即市场和科技要素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地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创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问题的根源在于认识不到位,多数政府主管部门还没有树立“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的观念,他们只看到了沉重的人口负担,而没有看到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经教育投资可能转化而来的潜在人力资本收益。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贫穷到富裕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经历着由落后的农业经济部门向先进的工业生产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是因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生产效率高,提供的收入高,必然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同时这种转移过程也会增加工业部门的积累和发展,从而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所阐述的中心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有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无摩擦的。事实上,由于先进的工业部门所要求的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掌握相应的技术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移。因此,要想使这种转移过程没有多大的摩擦,就必须让农业剩余劳动力掌握相应的技术,而这就需要教育。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

根据200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0个省(区、市)6万多农户、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农户既有人力资本的存量为: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7.8%,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4%。小学程度的为31.1%,初中程度的为49.3%;初中以上程度劳动力仅占12.2%,其中高中程度的为9.7%,中专程度的为2.0%,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5%。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是一个不争事实。人力资本存量少、水平低既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快、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成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层次和效果的“瓶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摩擦,阻碍了二元经济的良性发展。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力度已经成为专家学者的共识。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的身体内的,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健康的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本可能表现为潜在劳动生产力,也可能表现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为获得后天的生产能力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即一定时期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用于整个教育的全部费用,包括直接的教育培训支出、因接受教育和训练而放弃的收入和为寻找、转移到较好的环境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这些成本与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有关,所以被叫做人力投资。人力投资越多,人力资本存量就越大。人力资本理论,十分注重对人力投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认为投资的收益是预期的。这些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第一,发展中国家人力投资收益率很高,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比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成本带来的收益是多于物质资本的。在不发达农村地区,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投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都是合算的,即其收益是超过成本的。

第二,教育落后的地区,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比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要高得多,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又比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高;而在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顺序是大学、中学和小学。因此,在不发达农村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重点应当是普及初级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

第三,在发达国家,私人人力投资收益率都大于社会人力投资收益率,而在发展中国家,前者比后者要高得多。因此,在不发达农村地区,要鼓励私人资本参与教育投资,要调动农民个人和家庭对劳动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与收入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效应。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而言,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与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流动劳动力文化层次越高、劳动技能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工资报酬也越高。这促使一部分进城民工为了进一步适应竞争而对提高自身素质进行劳动力教育投资。

第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脱农而出”,为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提供可能,从而实现最终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效应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效益还体现在它能对自身的转移效应起到一种促进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预期收入效应。预期收入效应促使农村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高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如舒尔茨曾指出,劳动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劳动力对迁移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迁移收益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迁移预期收入。就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预期收入相对较高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因为,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农村高,收益反映人力资本差异的敏感程度也获得提高,即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力在城市能得到更为“公正”的待遇,较高的预期收入使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较早投入流动。所以,当农村经济结构变动、转移就业的新机会来临的时候,在文化和技能上“过剩”的、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高的农村劳动力最先活跃起来进入转移行列。

信息获取效应。转移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信息因素不可低估。更高的文化水平或人生经历使劳动者更能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从而作出更为准确的劳动供给决策。这些劳动者较一般的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民工拥有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把握信息以及对其作出合理判断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化程度高或经历丰富的农村劳动者更能克服距离障碍而倾向于跨地区向大城市转移。

心理适应效应。更高的文化水平意味着劳动者更容易摒弃传统农村劳动力中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树立现代性人格。其典型表现即对城市生活的认可与向往以及对市场交易活动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应付能力,这使他们较之一般的农民工,转移的欲望更强烈,融入城市生活的速度也更快,因此,转移也更为彻底。

第6篇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职业教育 农村职业教育

注:此文是2012年度衡水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发挥职业教育阵地作用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提供技能训练平台》的结题报告

中国当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职业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缓解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的关键环节。衡水市属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偏多,拥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今城市化飞速发展、城市问题进一步凸显的情况下,全面普及职业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把人口压力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力争以农民工的高素质提高城市的产业水平及生活质量,以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以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职业教育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1.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小回流

许多农民工虽然在城镇打工多年,却始终是城镇的边缘群体,而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之中,最终还是回流到原地。这其中固然有制度的因素,但其本源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较低。据调查显示:返回的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分布为:文盲和半文盲为5.88%,小学为25.72%,初中为56.73%,高中为9.47%,中专为2.09%,大专以上为0.10%,由此可见,未受专业培训的、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返回农村的可能性较高。

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标准正在从简单体力到知识和技能的转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如果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恐怕非常困难。

2.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择业竞争能力和就业适应能力

农民要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去,职业转化是关键。城市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人才,据有关部门统计,56%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要求达到初级工以上的水平,近60%的岗位要求熟练的技术工人。

一般来说,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越易于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越易于为非农产业所吸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门槛逐渐提高,致使大量的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农村。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进城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拿最低、最少的工资。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承担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职业技能。加强职业教育,可以使劳动者具有一技之长,改变原来就业狭窄范围和较低的层次,提高择业竞争能力和就业适应能力。

二、发展职业教育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1.扩大宣传,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宣传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宣传通过接受职业教育顺利就业甚至自主创业的典型事迹;宣传职业教育先进办学经验;宣传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攻坚工作,着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

的确,很多农村家长还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是子女不能跳出“农门”的教育。要求子女向“成功者”方向去努力,而结果往往是其中的大部分难以如愿以偿。只有真正营造出多元、开放的人才观和成功观的社会氛围,职业教育才不再会是家长和学生无奈下的退路。

只要他们能根据自己的潜能、兴趣和特长做出主动选择,通过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才之路。社会需要千千万万个适应岗位、能知会干的各类专门技术人才。

2.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近几年,河北省加大了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但是在硬件建设方面的投入占了农村职业教育投入的主要部分,软件方面与城市仍然相距甚远,优质师资留不住、教学质量较低、毕业生没有稳定的出路。“职业教育是教育中的短板,农村职业教育是短板中的短板。”这是业内当前的共识。

我市应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要求,抓住契机,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一是在规模上要“加快发展”,二是在服务“三农”的主体上,不论是在县、乡、村的职业院校,还是处在城市的职业院校,只要是“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都应“加快发展”。

3.服务区域经济,打造服务特色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农村职业学校在巩固已有强势专业的同时,建设符合当地实际的特色专业。重点打造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特色骨干专业,使之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相联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从总体上保证人才培养的适销对路,以便更好地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服务。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形势下,衡水市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应密切注意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围绕当地经济结构和主导产业设置专业,做到“以产业促专业,以专业带动产业”。

参考文献:

[1]高利兵.新农村建设中的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对策.职业教育研究,2008(1)

[2]李莉.新农村建设中的教育问题初探.安徽农业科学,2007(19)

第7篇

关键词 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1-0049-04

一、引言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定的就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必由之路。为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华东区域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在内的江苏苏北地区、安徽、山东是华东的经济洼地,也是华东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最重的地区。职业教育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紧密,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人力资本配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化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研究,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策略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职业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杜睿云、安树伟(2012)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在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方面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了比较,归纳出职业教育具备应用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提出了“契合农村劳动力成长特点、降低受教育者成本与风险、满足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需要等方面都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理论观点,并据此指出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教育补偿的有效方法[1]。李敏(2015)分析了苏北职业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三个保障”“四项建设”“五个统筹”等相关策略[2]。阚大学,吕连菊(2014)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职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城镇化建设,推动中国城镇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升级[3]。

另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提升路径方面。唐瑾(2014)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就业压力出发,分析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机理,并从宏观制度和具体策略两个层面提出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4]。马建富(2014)从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困境的角度提出了职业教育制度配置和政策创新的培训策略[5]。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多基于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方面进行理论突破,多基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方面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华东六省一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数据为样本,整理和收集2003―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给予实证分析,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判断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平稳时间序列中,如果变量(A,B)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则需要判定是变量A的变化引起了变量B的变化,还是变量B的变化引起了变量A的变化,或者是两个变量A、B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统计学意义上可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定因果关系的方向,从而判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变量是果,或者互为因果关系。

从上述对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对一个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有一个前提条件,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所以首先要对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可看出本文中的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这时需要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判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

采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招生人数这两个变量表示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成人中专几类学校的数量之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也为这几种院校的招生人数之和;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数据从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中获得。其中,职业教育规模用职业教育部门费用支出代表,收录于我国华东六省市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的教育统计,职业教育及培训人数的数据获得于华东各省市教育部门和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来源于华东各省市农业部门。

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取自然对数(Lsc:代表职业学校的数量,Lst代表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Lmp代表劳动力转移人数)。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先对统计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和Lmp的水平值都没有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对三个变量取一阶差分后,各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判断三个变量皆为一阶单整变量。这样变量之间就可能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为进行下一步检验提供了可能性。

2.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从表2的Johanson 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 和Lmp 在1%显著水平和5%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和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在1%显著水平下接受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存在协整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确认。首先,对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3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数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不是职业学校的数量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数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其次,对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4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也是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规模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促进作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也会促进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首先,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扩大,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增加,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好地获得就业准备知识。这些就业准备知识包括相关工作岗位的基本知识、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安全知识等,就业准备知识对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职业学校的数量增加,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相关知识更全面,可以更好地适应各种职I需求,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从而转变为市民。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市民这一过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会增加需要获得相关知识的需求,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需要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这时主要是促进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于获得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更好地融入市民生活。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更多种类的职业学校就会发展起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就促进了职业学校数量的增加。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促进了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三、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水平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便捷、准确的方式,同时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对于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进程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考虑到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华东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进程中,要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首先,各地政府要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体制的投入。在思想上要有前瞻性,通过政策的及时跟进,对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实施严格的监管与评价体制,“完善和推广第三方监管机制,切实将监管政策落到实处,加强对培训资金使用、培训内容及培训满意度、培训师资等多方面的监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制度,加大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力度,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培训和取得技能证书的积极性。第三,各地政府还要积极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宣传工作,提高他们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与意愿。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渠道,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培训以及创业培训的相关政策;大力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创业的典型案例,报道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好处,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氛围。

(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各地政府要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软硬件投入。在硬件方面,要加强教育与培训基地建设,提供强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硬件设施。各地要利用现有的职业院校、各街道社区、工会、妇联等各类培训资源,改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各地政府要主动承担培训任务,购买培训需要的各类设施设备,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软件方面,要开发适合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内容,根据转移劳动力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开展多形式、多样化的培训。坚持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等形式,通过课堂教学、电视广播教学、网络课程、移动端微课等教育方式,全方位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

(三)提倡多主体协同机制

第8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1]刘丽,任保平.中国四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2):49

第9篇

关键词:重庆市;职业教育;岗位培训;劳动力;需求差异

一、重庆市岗位培训职业教育现状

(一)主要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和院校的发展情况

截至2009年底,重庆市有25所高等职业学院,302所中等职业学校,开设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农业、旅游、财经、医药、轻纺等20余个大类共200多个专业,基本涵盖了国家职业大典列举的职业,形成了遍布全市城乡的职业培训资源。这些职业学院每年向社会输出各类人才15万左右,横跨多个行业和领域,并能针对特定的工作岗位培训,从而使学生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重庆市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大部分去沿海制造企业或本地工业企业工作。

重庆市职业学校已建成实训基地348个,各类实训基地设备总值3.7亿元,这些实训基础大部分本校学生的培训,使学生在除了理论课堂知识外,能够在实训基地动手操作,从而可以使毕业生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动手能力和工作适应能力适合企业需要的学生。近年以来,也接收农民工培训,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实训工位8.35万个。

重庆市本科院校则承担了大部分在职人员的培训任务,如专升本、在职研究生、企业员工培训、岗位培训、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培训等,这些培训为重庆市各单位企业提供了更高学历和素质的员工,为全市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大量的生产制造企业在重庆基地的建立,各类人才的需求总体在上升,为重庆市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向社会培养高技能高素质人才是培训院校的首要任务。

(二)参与培训的主要群体分析

从参与岗位职业培训的人群中,如果我们按培训人员是否在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在职人员,如各大院校学生,在学校接受职前培训,或是来自社会其他地方的劳动力,如农民工、用工单位职前培训等,这类培训人员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前从未从事过此类职业,需要的培训任务是从零开始直到能够胜任工作为止;另一类是在职员工,如各企事业单位、社会部分行业组织的培训,这类培训活动一般而言要获得比目前已经从事的职业有更高的技能或能力的学习为主。

从工作性质上来分,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管理类人员的培训,这类培训如党政干部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培训、事业单位领导培训等,主要针对的是管理层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培训,从目前情况来看,大部分机关单位都有很多的管理培训机会,从而提高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二是技术能力培训,这类培训主要针对技术人员,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的提高和专业技能的提升培训,这类培训的参与人员一般具备良好的行业知识的技能,所以相当于业务技能的升级培训;三是业务能力培训,这类培训主要是企业或单位组织,为提升员工的业务能力而开展的培训工作,如企业从学校里招收的新人,需要花时间培训他们的业务熟悉能力和行业知识,对工作任务和工作流程进行培训等活动,从而使这些人员能够胜任或者是比以前对业务技能有更大的长进。

二、不同群体对岗位培训职业教育的需求差异性分析

(一)工作性质对岗位培训职业教育需求的差异性

首先从党政干部和管理层的培训情况来看,近年来,重庆市在领导干部培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08年3月始,包括各区县党政官员、市级部门官员和部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负责人在内,重庆1000多名党政干部和企业负责人都接受了这一培训。培训包括传统的专家讲座方式:邀请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浙江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做专题报告,也有中央党校的远程教学录像。将包括每年举办一次市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每年选派200名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到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进行现代经济研修,每年选送100名优秀副厅级干部及正处级干部参加在渝高校经济管理类的学历教育,每年分行业、分领域举办以扩大开放、科学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系列专题培训班等。重庆还计划用1年时间对全市招商引资人才进行一次全面轮训,5年内选送10000名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到市内高等院校接受带薪脱产学历教育。从总体上来说,这类培训是由党政机关组织,对干部和管理人员进行的培训工作,对这类培训工作的需求,则来自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党政干部和企业负责人都要适应新环境和形势,因此进行此类培训是对现代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培训。

其次从工作性质培训的需求来看,一部分需求来自于社会发展形势对从事者有了更高的要求,岗位或职业培训可以完成知识或业务技能的升级换代;另一部分来自于从业人员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综合素质,而进行知识或能力方面的学习。

(二)不同年龄阶段对岗位培训职业教育的需求分析

首先是青年团体,这部分包括学生、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青年员工等。由于这类团体很多都是刚刚离开学校,在些在学校里已经学习了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为适应工作环境和业务流程而参加的岗位职业培训;另一类情况是工作与专业不对口,这种现象现在非常多,随着扩招和大量学生的毕业,很多学生都从事着非本专业的工作,用人单位就进行组织培训,专业针对所招收的员工进行培训工作;其余的一些情况则是毕业后的学生自修计划,常见的有专升本,本科读研究生或继续深造博士等,这类自修的教育和培训,对于青年员工来讲,主要是为了获得新的机会,对自身发展和薪酬待遇方面有更高的期望而自发进行的进修或培训。所以青年员工的岗位培训需求来讲,一部分是以知识技能和学历教育为主;另一部分则是为了在本行业有更大发展。

其次是中年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主要是已经离开学校教育有一段时间,在本行业从事工作有一定年限,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工作经验,有些已经成为本行业的业务骨干或者精英。从这部分人的培训需求来看,一是对于自身提高的培训,如从事学历教育培训,或者参加行业培训活动,以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业务知识;二是非专业知识类的培训,如一些企业内的技能骨干提升为管理者,而参加的管理类知识的培训;三是一些自主创业者对自身素质提高而自发进行培训,如学习行业知识、掌握管理营销或商业知识等方面而对自身的培训。

再次是老年人阶段的培训活动,从整体上来讲,为了适应现代变化和形势,老年人积极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老年人团体,对于培训和岗位教育的需求主要是新的知识和行业领域的掌握。由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作为老年人为了掌握行业新的变化和了解最新的技术,则需要参加岗位培训或行业知识培训。对于处于管理层的老年人来说,大部分则要对经济形势、行业动态、发展趋势要有较准确的把握,所以考察和学习行业内的优秀经验、方法、技术,对提高管理效果有很大的帮助。

(三)不同劳动力性质对于岗位培训需求的差异表现

从劳动力性质上来看,可以分为在岗人员的岗位培训、新生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方面。

对于在岗人员的培训,目前主要是以行业或单位组织的岗位培训为主,如重庆市公交、卫生、教育、通信等行业每年都有类似的培训机会,在岗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使员工掌握新的技能或知识,以适应新的要求。如行业产品更新或升级,要求员工必须掌握新的操作技能才可以胜任,另一方面是对新员工进行的培训,新员工进入工作单位之后,通过培训的方式让其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新生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培训,面对的是刚进入行业的新人。每年重庆市有近十万大学生毕业,对于这些学生走向工作岗位的培训,属于新生劳动力培训的内容,目前主要是重庆市各实训基地和职业培训学校完成这些工作,对于新生劳动力这一群体,在职业培训方面的需求就是能够快速掌握一定的技能,为从事新职业提供方便。除了培训学校、培训基地之外,各大工厂、商家和用人单位也组织类似的培训,以方便新员工迅速入行。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重庆市各区县政府组织了大量的农民工培训工作,庆市武隆县委、县政府从统筹城乡发展,改变“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做为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促进农民跨越式增收的战略举措,在全县叫响“要想富,出劳务”的口号。通过跨区转移、就地转产转业两种主渠道,全面做大做强农村劳务经济产业。又如重庆建工集团在2009年底举办的农民工培训课堂。据介绍,重庆建工集团有1.2万名正式职工,常年使用农民工10万人。从2007年以来,建工集团累计培训农民工10万多人,其中取得合格证的有12000多人。通过建立农民工培训体系这个平台,提升了农民工技能素质和综合素质。

三、岗位培训职业教育对劳动力素质提高方面的意义

(一)岗位培训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文化水平与技能方面的意义

在岗位培训职业教育中,提高最明显的是对劳动力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技能提高。在各类培训学院中,首先是对知识的培训,使劳动者掌握一定水平的文化知识,以专业学习和以后深造打下基础。重庆市现有高等职业院校25所,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生近15万人。直辖以来,重庆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规模明显扩大,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新的突破,打造出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职业院校和品牌专业,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为重庆市大力实施“科教兴渝”、“人才强市”战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各类职业院校为重庆市培训了大量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操作技能的技术型人才。

(二)岗位培训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的意义

在在农村劳动力培训中,首先明显提升的是劳动力文化素质与修养。如2009年3月份重庆市巴南区启动了农民工综合素质培训服务。强调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项目实践,主要开展对农民工就业技能以外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交际素质的培训和服务。关注生产、生活两方面条件变化对农民工提出的新挑战,以及农民工加入城市社会对城市文明建设的影响和新要求,旨在帮助农民工提高融入城市生活的综合人文素养。

其次是对农村劳动力技能的提高,通过各类培训计划,明显地提升了农村劳动力适应新工种或工作的能力。2009年3月,重庆市将实施农民工特别培训计划,针对返乡农民工的不同意愿,分别开展转移培训、岗前培训、创业培训和种养殖业技术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政府将对与用人单位签订了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劳务协议)但未正式上岗的重庆籍农民工开展岗前培训,给予最高每人600元的补贴;在农民工创业培训方面,政府将农民工纳入创业培训补贴范围,给予创业农民工每人1000元-1500元的补贴;2009年起,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返校农民工给予每人每年2000元的学费和生活补贴,促进返乡农民工通过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实现稳定就业,并且2009年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市内将招生18万人以上;为减轻农民工的经济负担,对其实行免费职业技能鉴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对初次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和专项职业能力的农民工,鉴定费和考核费财政补贴标准由50%提高到80%,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减收20%。在以上的措施中,都围绕着对农民工技能和素质提高而开展的培训,对提高重庆市劳动力素质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重庆举办农民工培训[N].重庆晨报,2009-11-20.

2、现金优惠促培训 重庆实施农民工就业培训计划[DB/OL].新华网,2009-03-03.

3、重庆发挥职业教育优势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DB/OL].重庆政府公开信息网,200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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