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10: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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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文化；历史教育；课程基地；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5A-0059-05
睢宁县古邳中学于2014年申报成为江苏省“下邳文化综合学习”课程基地，2015年又成功申报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下邳文化的课程资源开发研究”，让我们有机会全面、深入地研究“下邳文化”，发掘非遗历史文化素材的教育新作用，探索一条适合乡村中学教学改革的新路。
一、非遗文化进校园动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中指出“教育动机和就业问题决定着学生的流进和输出，制约着他们的成败，因而也就控制着人们进入或离开教育领域”，“然而，好奇心，即要求理解、认识和发现的欲望，仍然是人类本性中最大的驱策力之一”。[1]看得出，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动机，应当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重点关注、持续挖掘的素材，我们在这方面探索得越深，学生学习兴趣越浓，学习效果会越好。
（一）非遗文化传承的紧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遗文化源于农业文明，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蕴藏着许多有价值的理念和智慧，默默地启示着现代人，让我们真正静下心来体悟，汲取营养。
起源于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我们选取有代表性的项目，如省级非遗“怀中抱子扇”、“云牌舞”等，然后逐步推广开来，让更多的非遗文化在我们的校园重放光彩。但让我们揪心的是，现在，很多非遗文化渐渐消失或正在走向失传的边缘。如据史料记载，1934年，本地蒲包、蒲扇销售额68.85万元，但今天本地会编此扇的人不足10人，且均为古稀之人。
怎样科学合理地传承非遗文化？有人认为应原汁原味地“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有人认为要与时俱进，原先农村里那么土的东西如何登上艺术的高雅大堂？有人认为要迎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融进现代高科技的元素，才会有长久的传承生命力。我们经过实践发现，无论非遗文化以前“长成什么样”，我们都不要嫌弃她，而要保护她、爱护她，核心要素应当是学习这些非遗文化里的智慧元素，为今天人们的生活提供有益的启迪。通过整合、研究，我们初步形成以“非遗文化进校园”为抓手，校本课程为依托，走进乡村跳出文化为特色，让乡村中学的学生们体验到不一样的多元成功教育。
（二）适应乡村课改的需要
乡村教改，如何解决乡村教育的洼地困惑？一切从实际出发。无论乡村学校硬件设施如何与城市学校一样，如果乡村学生没有真切的乡村情怀，他将难以适应现代教育生活，难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难服务好乡村建设。
我们的课题、课程基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乡村教育情怀，大胆地引进地方优秀的历史文化，让学生在地方文化的浸润中成长发展。非遗文化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它们凝集了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智慧，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智慧，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发展的灵感源泉。
（三）人的多元智能特点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经过研究发现，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人的成功路径不可能只有一条，而真正能够发现并找到这条成功路的人却并不多见。其实这与他们所受教育有关。依据这一理论，我们在课程改革上更倾向于关注不同学生的多元教育需求、多元成功需求。
（四）中英绿色低碳小城镇试点项目
2016年，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和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被中英绿色低碳小城镇试点项目列为三个试点小城镇，这为我们研究下邳文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有关部门将会从地方经济、环境、文化等多角度来评估、设计、引导地方建设，使其走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实践路径
（一）校本课程开发
1.制定校本课程纲要
校本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的延伸，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教育发展要求，课程纲要从全局引领、规划我们的课程建设。在纲要里，我们明确了下邳文化非遗课程的目标、实施路径、评价方式、学习效果等，为校本课程建设提供了方向。
2.分类开发校本课程
每门课程依据各自的文化特点和我们的教育发展，由师生与民间艺人共同开发完成。校本课程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与我们的教育同步行进，同向同步调。
依据文化、教育特点，我们已开设了20多门下邳文化校本课程，如“下邳史话”“怀中抱子扇的编制”“云牌舞”“御甜油的制作”“黄河故道考”“古邳地名考”“下邳地理”“剪纸”“古邳风俗”“下邳文化游戏”等。
3.建立课程评价机制
清晰的学习目标和评价目标是有效评价的关键，校本课程的评价主要包括“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部分，遵循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要求，这是一个密切联系、相互交融的有机整体。不同的评价任务需要选择不同的评价方式，根据评价功能的不同，评价任务包括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三种类型。
（二）传统文化工作室
1.分类建设
依据文化特点、课程特色及学生兴趣，我们分出不同的课程类别，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对于一些特殊的文化，集中部分力量，建设相应文化工作室，形成相对集中的研学空间。
工作室课程不同于教室课程，相对单一、集中，有“专题”特点，有的以工作室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化辐射链，内引外连扩展开来。
2.常规活动
工作室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召集学员，在规定时间内参与活动，学习相关的知识。室内布置，依文化特点，分步推进。刚开始，学校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基本的用品、水电网络等到位。随着工作室的活动展开，大量学生作品出现，学生创意呈现，工作室随之成为学员作品的展览区、演出厅、实验室。
在这里，有师傅带徒弟，有学员相互切磋，还有录像、微课、网络，给不同层级的学员提供不同的学习素材。
3.工作室特点
（1）课程的专业性。工作室的教学并不像课堂教学那样严格，基本的教学环节类似，这符合学校教学的实际，能与常规教学有效衔接。教学中师傅会对每一环节进行讲解，教师在一旁进行辅导，必要时当“翻译”，把民间艺人的口头语言转化为教学语言，让学生快速领会。
（2）文化的专题性。工作室研究从某一个点切入，做成专题，形成特色，有时一个文化元素牵引出众多的学科联动。如，怀中抱子扇的编制，不仅有“编”的艺术，更有“织”的艺术，有同学在民间采风中获知：“扇子有风拿手中，蚊蝇一见影无踪，下地干活隔汗水，拍拍打打搁煎饼”，有同学查阅资料后获悉，蒲草是一味中药，有蒲黄、蒲白等，有的同学尝试不同的扇形、编扇材料，有的研究怀中抱子扇的礼品盒，有的还想研究怀中抱子扇的机器制作程序等。
（3）活动的多样性。工作室并不只有室内的实验、制作，还承担更多的宣讲任务，让我们的文化传承走出工作室，走出校园，与社区联动，与乡村发展同步。
4.工作室举例
具体来说，工作室的建设情况如下：
（1）怀中抱子扇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5月，至今已经开办三期，累计培训学员60多人。考虑到民间艺人的生活情况，我们把学习时间定在中午12：20―14：20，由民间艺人亲自到学校传授各类蒲扇的编制技艺；16：30―17：30为学生研学时间。为了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我们制定奖励措施，实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学校给予优秀学员一定的物质奖励，颁发优秀学员证书，优先参加相关活动，优秀学员作品优先外出展示。
（2）云牌舞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9月，至今已经开办两期，累计培训学员32人。
学习时间安排在18：30―20：30，相对集中，有利于巩固学习成果。
（3）剪纸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9月，主要是我校美术老师教学，利用周三下午第7节活动课，与民间艺术家进行交流展示。
（4）御甜油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6月，以古邳镇“老三益”御甜油厂为基地，参观、考察、制作。主要请甜油师傅进行讲解，教师指导化学分析，学生完成实验报告。经过实地考察、操作，部分学生已经掌握了御甜油的制作技巧，并开始试验产品。
（5）传统体育游戏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11月，主要采集地方的游戏项目，加以复原，项目主要如下表所示。
（三）课题引领
非遗文化进校园，给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一系列的实践活动，需要科学合理的提升和发展，通过课题研究，我们把相关的实践研究系统化、理论化。
1.申报课题
近些年，我们先后申报了省市级课题3项，参与市级校本课程研发1项。课题研究让大家在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更加科学地传承非遗文化。
2.课题资源化
课题研究是教育研究活动，既是一次师生共同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非遗文化资源整合过程。研究中，我们通过查阅、采访、实践等，让一些零散的、碎片化的非遗资源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文化研究资源群落，便于更多的人来学习、研究。
3.学习小组建设
课题研究依然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方法。我们选取的是高一学生，分为多个学习小组，每4个人为一小组，分别有组长、材料员、新闻发言人、记录员等角色，而这些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次活动，是要轮换角色的，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获得锻炼。每一次活动，组长们要研讨，设计好活动方案，保证活动的正常、高效、有序运行。
活动小组的组成，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及学生的多元智能特点和兴趣来划分，每个小组均配有一至多名辅导老师。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关键人物，他们不仅自己学习理论，更要指导学生参与到课题研究中，并把课题理念贯彻到课题研究的每一项活又小P∽橹饕有故事采集组、剧本创作组、剧本表演组、模型制作组、拓片绘制组、导游创编组、甜油实验组、地名考察组、方言采风组等。有些小组，工作起来进度快，有的组因资料欠缺、学生知识有限等原因导致工作时有困难，教师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大规模的“非正规教学”，好在大家热情度高，时常试验出颠覆性的方法。
课题研究，让非遗文化传承得以理论提升，各项活动有序联结、整合、归纳，形成完整的资源链，为以后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依据。
（四）课程基地建设
1.让“一室一本”走得更宽广
非遗文化的传承教育，在我们学校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成为省级课程基地后，我校积极行动，抓住改革发展机会，把乡村文化引入到农村中学教学改革中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课程基地建设，让我们的“一室（工作室）一本（校本课程）”走得更远，再配上“一景区”，学校课程基地环境资源有“下邳文化广场”“下邳文化长廊”“圯园”等，让学生可以在立体的非遗文化中徜徉，流连忘返。场馆建设，便利了非遗文化进校园，使抽象的形象起来，让大家能够触摸、感知。
2.实践、导游
关键词：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郭氏家酿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系指各种能够被社区、群体及个人视为传统文化构成的观念表达、技能、知识、表现形式、文化场所甚至是社会实践等，而与之相关的艺术品、辅助器具、文件等，也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而言，伴随悠久历史沉淀下来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之重要性也就愈加凸显。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聊城，因其交融于运河文化与黄河文化，且是燕赵文化与齐鲁文化碰撞之处，故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聊城沙镇黄屯的郭氏佳酿，便是聊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郭氏家酿可追溯至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时期。据史书记载，被唐肃宗皇帝封为 “汾阳郡王”的郭子仪，每逢打胜仗，总要设宴犒赏三军将士。而“汾阳郡王”设宴所用之酒，则是其通过设置酿酒作坊，精选民间酿酒工匠，采用独特的酿制技艺酿造而成，取名“郭府家酒”。至明初，郭子仪后代郭城响应朝政，自山西汾阳迁至东昌府沙镇屯（今沙镇），秉承祖上的传统白酒制作工艺，依靠沙镇优良的地下水资源和特有的酿酒微生物群，开始酿制郭氏米酒，凭借酿酒工艺独特，酿出的白酒甘洌醇厚，口感独特，酒香四溢，极为当地百姓所称道。后经历代演变，便成为今日之“郭氏家酿”。如今，聊城沙镇黄屯依然矗立着一座立于1900的家族碑，碑碣楹联：“子孙振振远绍汾阳传一脉，岁月悠悠当论伏生恰同年”，记录了郭氏家族变迁及其与郭氏家酿的传承。
2010年10月，郭氏家酿代表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参加了全国文博会，具有悠久历史的郭氏家酿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尽管如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郭氏家酿之价值依然有待开发，其生产性保护更应引起关注。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物质形态的保护形势。[1]
二、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重要性：
我国的非遗保护已走过了十几年，作为手工技艺的郭氏家酿是以人为本的精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发挥，这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因此“生产性保护”尤为重要。
（一）自然环境优越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郭氏家酿，之所以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得以完整保存，与其精湛的质量和独特的风格不无关系。聊城市著名的酿造专家张怀申，在郭氏家酿原产地所做的多项考察和多次试验，得出构成郭氏家酿独特风格的关键所在，在于原产地绿色无污染的酿酒生态，其空气和土壤有利于郭氏家酿所需的多种微生物的生长，经过多年的选择，繁衍、淘汰，形成了一个独有的“郭氏家酿生物体系”―水是酒的血液，曲是酒的骨架，郭氏家酿原产地地下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锶、钙、钼、锌、铁、镁等，非常利于酿酒。现有的老窖池七口，窖池深度为三米，宽两米，长3米，略微呈倒梯形，利于微生物充分发酵。下为青砖和条石铺就，中间留有黄水坑，黄水坑建在中间以30CMX60CM为标准，黄水坑以一厘米厚的桐木板覆盖，窖池的四壁同样以青砖和条石所砌，底部和四周采用郭氏自家配制窖泥均匀涂抹，底部铺设厚度达5，涂抹窖泥时，泥板按照顺时针方向，表面光滑无明显凸起。窖池下面土质为粘土质，窖池上方采用高约1.5米左右的缓坡性遮雨棚，这样发酵过程中有效地保留了郭氏家酿特有的香味物质。凉堂钧采用当地特有的粘土烧制的红砖铺就，中间采用酒糟灌缝，充分利用了沙镇黄屯特有的气候环境和土质特点。
（二）酿酒技艺独特
郭氏家酿现有酿酒技艺的形成，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它秉承并坚持着传统的手工酿酒技术，生产技术难度大，习艺周期较长，完整地保存了古老的酿酒工艺，独成特色，郭氏家酿从原料的选择到制曲、发酵、蒸馏都极为讲究。它以优质有机小米、高粱米为原料，糊化熟而不粘，内无生心;用小麦、豌豆制成高温曲，为保证酒曲的特色和质量所有作曲工艺均是人工，根据季节更替和温度变化，合理调整水分和发酵日期;入窖发酵低温入窖，缓慢发酵，而用曲量多于原料，用曲多，发酵期长，多次发酵;装甄稳、准、细、净，薄铺轻撒，探气撤赔，缓气蒸馏，看花摘酒。此外，郭氏家酿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采用百年固态泥池发酵，现有的老窖池七口，内为百年古窖泥所砌，古窖池中有多年形成的微生物和香味物质，酿制过程中要经过两次加生沙、八次发酵、九次蒸馏，生产周期长达八九个月，再贮存三年以上，使酒质更加和谐醇香，绵软柔和，酒体醇厚丰满，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
三、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困境：
尽管郭氏家酿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优越的生产环境和独特的酿酒技艺也使得郭氏家酿重新受到关注，然而，受以下因素影响，郭氏家酿之生产性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困境。
（一）生产所需硬件设施较差
聊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散落在民间，规模较小。郭氏家酿原产地沙镇黄屯远离市区，是东昌府区，莘县，阳谷三县市交界处，郭氏家酿历史上经过几次变革，原有的酿酒作坊规模为15亩，而今变成其生产场地不足1.5亩，原有古窖池近60口，现仅存7口，现有传统蒸馏器1套，由于年代较为久远，有些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近几年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增加，加上周围民居发展较快，遇雨天，窖池周围积水不能及时排除，长此下去，会影响古窖池的原有风貌和微生物群。为保护这一古老的工艺和家族文化，郭氏后人对原有的窖池和酿酒设备在不改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维修加固，但是由于场地面积过于狭小，无法建设匹配的给排水系统，原有的一些资料无处存放，使得这一优秀的技艺无法向世人充分展示它的光辉。
（二）传承人面临断层危险
传承人没有保障性传承制度，同时缺乏社会相应的关注，致使传承人的技艺难以传承。郭氏家酿的技艺是家传技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有无数辈人的经验积累而成。生产技术难度大，习艺周期长，在日渐工业化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郭氏家酿这一传统工艺由于缺乏社会的关注和相应的保障传承制度，失去了传承的动力，年轻人不愿学，而今老技师的平均年龄已过60岁，有较高水平的青年人才比较匮乏，中青年骨干艺人出现断层。
（三）产品商品率低，推广受阻
郭氏家酿虽具有极好的市场可开发行性，但因缺乏相应的产品市场规划，故呈现商品率较低的特点。以本地优质原粮为原料的郭氏家酿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只管保护性生产，没有专门人员对产品进行市场规划，家族式帮忙，家族式的营销，缺乏产业化的市场运作，所以知名度较低，使得这一优秀的传统工艺多年来“养在深闺人不知”，失去了良好的市场效益。
（四）地理位置成为制约郭氏家酿生产的新因素
聊城市非遗产品的不均衡制约着整体发展。有的非遗产品已经做到市场化，但是还有一些优秀的非遗产品极少被人熟知。截止到2014年，聊城市已有3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寻求经济利益目标指引下，地处市区或城市边缘地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越来越好，而远离市区以郭氏家酿为代表的非遗工艺和产品，则缺乏相应的保障，绝少有人问津。尽管郭氏家酿所处地理位置，以优越的自然环境成就了其历史地位，但在新形势下，地理位置又成为制约郭氏家酿生产发展的新因素。乡村是非遗依附的最后土壤，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保护已成为体制外被忽略的地方。
四、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举措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凸显出它的复杂性。面对诸多困境，拓宽思路积极探索有效可行的“非遗”保护之路，对于推动聊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意义重大。
（一）保护性生产的基础上合理整合，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
在郭氏米酒原址基础上，建设非物质文化体验中心，将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整合入园，建立一个集民俗旅游、绿色文化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以此来推动整个聊城非遗文化产业向大规模、高层次、高品位的方向发展，形成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有的风格。
（二）建立与时代相符的郭氏家酿传承、推广机制
建立与郭氏家酿陈列室，普查、搜集、抢救整理和展示相关资料，建立档案，数据库建设，编辑出版图书、画册，录制音配像，组织开展理论研讨，进行专家咨询等，维修和购置传承工具、设备、材料，整理资料及带徒授艺的等。借助郭氏家酿的图片和相关实证资料，向世人展示非遗文化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工艺家族的传承。
（三）成立郭氏家酿非遗文化发展基金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引导是关键，2014年《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进入立法程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保护，郭氏家酿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产业化，合理利用，带动旅游，产生经济效益的潜力是巨大的，必将吸引广大农村老百姓投身其中。
参考文献：
小时读书，就读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讲司马光从小就聪慧过人。但司马光从不承认自己是神童，他的成名完全靠的是勤奋攻读、博览群书。据说，司马光睡觉用的枕头，不是普通很舒适的枕头，而是一段圆木头。他头枕在上面，难以安稳，稍微一动，即被惊醒，遂即起床，挑灯夜读，执笔写作。司马光把这种枕头叫作“警枕”。正是经过这样19个寒暑的锲而不舍，在煌煌的中国历史上，才有了他的宏伟巨篇――《资治通鉴》。
这部记载1362年的史实，长达294卷、300余万字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学著作，不但处处可使人感悟到治国安邦的睿智和韬略，而且时时可领略到散文名篇的晓畅通达，深得后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的珍视推崇。的床边，常年放着《资治通鉴》，随时翻阅。他在临终前一年还说，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司马光一生，忠信正直，不循私情，不贪富贵。他与王安石的变法之争，实际都是为了富国强民，只不过在方法上他强调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政见不合，他二人的个人关系并不是多么紧张，相互还是尊重的。司马光的主张被否定后，他主动引退，埋头著书立说，避开世俗干扰。王安石逝世后，他还给宰相写信赞扬王安石，并建议朝廷追授王安石更多的勋位。司马光的一位亲戚去世后，王安石还为其撰写了墓志铭。这些都显示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作为政治家高风亮节的君子品格。
司马光身居高位，为官40年，唯在洛阳有薄田3顷。他的妻子病逝后，竟无钱举丧。无奈，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简朴地为亡妻送了葬。“典地葬妻”，遂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美谈。他的《训俭示康》，也成为戒奢倡俭的千古名篇。
这位被称为百世高贤的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是山西夏县人，这是没有疑义的。司马光病逝后，灵柩被运回山西，安葬在夏县他的故里。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奸佞小人的作祟，他的墓碑竟几番被推倒砸断，又几番被修复竖起。我曾两次到鸣条岗拜谒过司马光陵墓，站立在这位巨人的陵墓之前，蓦然间想起了“人遭非议还需议，事本当然未必然”这句至理名言，蕴含其中的深刻哲理，在这里再一次得到证实。
不管多少风风雨雨，我们的乡贤司马光总算魂归故里!在当代太平盛世，这位百世高贤正安详地长眠于自己故里的热土之中!
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另一位高贤司马迁。
被称为“文史祖宗”的司马迁，隐忍含辱，发愤写作，把满腔的悲愤寄于笔下，运用大量的史料，以极其顽强的毅力，编纂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史记》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这漫长时间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史。它是自先秦至汉武上下30阗余年的历史总结，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司马迁对中华民族文化极其宝贵的伟大贡献。
我在陕西韩城芝川镇，曾拜谒过司马迁墓祠。墓地很高，在一面高坡的顶端，人们说那是衣冠冢。墓前献殿门口有一幅醒目的对联：“刚正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是对司马迁一生的真实写照，它触发了人们对司马迁悲惨遭遇的无限感慨，也使人们陷入到对历史的深沉回忆之中。
司马迁出生何地?他的籍贯究竟在何处?长期以来一直存有歧义。有陕西韩城之说，也有山西河津之说。这当然是史学家研究探讨的问题，我等浅学薄识者哪敢妄言。但是，从最近读到的一些史料中，看到不少有关记载，使我对陕西韩城之说实在不能确信。
在《平阳府志》卷二十三“人物志”中，明确载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司马谈是这样记述的：“司马谈，龙门人，建元中为太史令。……”对司马迁的记述是：“司马迁，字子长。十岁诵古文，弱冠游江、淮，浮沅、湘，涉信、泗，过梁、楚以归。太初中，为太史令，因论李陵得罪，幽而发愤，修《史记》。刘向、杨雄皆称其有良史才。”在卷三十二“陵墓志”、“河津县”篇目中，共记载了8位乡贤的陵墓，其中不仅有司马迁墓，而且是记载最为详尽的一处。原文是：“汉太史公墓，县西十五里。《水经注》曰：‘司马长子墓，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太史公自叙曰：迁生于龙门，是其坟丘所在矣。今不识其处，或云没于河，或云在河西岸。’”上述第一处记载，肯定了司马迁是山西平阳府龙门人。第二处记载，则肯定了司马迁死后也葬于故土河津。《平阳府志》，系清康熙版，著名学者孔尚任总纂。当时的平阳府，辖今临汾地区、运城地区及晋中地区的灵石县、吕梁地区的石楼县。孔尚任，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曾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等职。后辞官归里，专做学问，著书立说。其传奇剧本《桃花扇》，流传极广，影响很大。当时的平阳府知府刘，慕名请孔尚任到平阳府主持修志，于康熙四十七年刻版付印，共三十六卷，百余万言。《平阳府志》“当属名家精纂”、“珍贵之名志”。其所载上述史料，应该是可信的，也是权威的。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龙门，山名，横跨黄河两岸，东段在河津县西北25里。《读史方舆论要・山西平阳府・蒲州》载：“龙门即河津县，古耿邑”。河津位于龙门山之南，汾河以北，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为阳的方位说法。故“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系指河津龙门这个地方。
清代诗人张汾宿，在《咏河津》一诗中写道：“莫谓人弗杰，周卜子、汉司马、隋传仲淹、明表敬轩，此几家硕士高贤，洵足接千秋道疏。漫言地不灵，东虎岗、西龙门、南来飞凤、北仰卧麟，这一带山清水秀，亦堪壮三晋观瞻。”确切地肯定司马迁是河津的硕士高贤。近代学者张冠三，早年曾任山西大学文科学长，他为文科院题写的院联，上联是：“史学冠中华，汉宋以来双司马”，尊崇司马迁、司马光为山西学冠中华的两位史学家。董其武为新版《河津县志》所作序言中也写道：“吾乡河津，物华天空，人杰地灵。……汉司马迁，隋王通，唐王勃、薛仁贵，明薛宣，……真可谓人文蔚起，灿若繁星，吾生其地，实属幸哉!”最近在台湾重版、以收录山西文献典史为主要内容的《山西献征》一书，也载明司马迁、薛宣等学人“生于山西龙门”。
虽然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但以上史籍、自序、诗联中的记载，却不能不使人作一番深思。
史实只有一个，唯在深究细考。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 要：线性文化遗产，指的是线状或带状分布存在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族群。大运河作为我国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线性文化遗产，具有线性文化遗产的共性特征。大运河除了其本身的历史价值外，其文化、经济价值更加不容小觑。如何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对其进行合理而安全的保护，实现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98-02
线性文化遗产是区别于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概念，这一遗产类型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研究。我国作为拥有文化遗产数目众多的国家，在线性文化遗产研究、保护方面也逐渐加大力度。所谓线性文化遗产，主要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因其线状的分布和遗存的特性而称之为线性文化遗产[1]。随着对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文化线路、遗产运河、遗产廊道等一系列反映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体现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动态特征的跨区域的遗产，已成为国内外遗产保护领域探讨的热点[2]。我国的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等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代表，备受国内外瞩目[3]。
一、大运河的概况及申遗过程
大运河作为我国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之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河段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以及隋唐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开凿运河。它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紧密地联系了国家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是国家的交通、运输要道、经济命脉，对于维护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运河流淌的文明成为影响两岸传统文化的“因子”，岸上呈现的灿烂繁华的历史文化，构成岸边凝固的时光，都是千百年来人类生活的真实记载[5]。因此，对大运河这类线性的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地保护，就显得至关重要。大运河的申遗工作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阶段，萌芽期(2005年-2006年)。2005年12月，郑孝燮、罗哲文和朱炳仁三位专家发表了致运河沿线城市市长的公开信。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58名议员提出申请大运河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5月，国务院将大运河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申遗工作的开端。第二阶段，发展期（2007年-2009年）。2007年9月，14个国外城市以及国内中国大运河24个沿线城市的市长齐聚扬州参加“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暨运河名城市长论坛”，由此，扬州成为大运河申遗的主要城市。2008年3月，大运河保护规划编制研讨会在江苏扬州举行，会议就大运河申遗过程中运河的保护规划的编制要求及方案进行商讨，对运河的保护工作进行了科学探索；同年11月，成立大运河申遗办公室与申遗工作专家组，对运河沿线的文物、历史、水利、交通等进行了规划，集中精力解决申遗过程中的疑难问题。2009年9月，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会议在扬州召开，对大运河申报工作发挥了奠基性作用。第三阶段，期（2010年-2013年）。2010年，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小组联合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国家相关部门，开展了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工作。2012年，通过完善《大运河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及制定部门规章和地方法律法规，以适应申遗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同年10月，文化部出台《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了大运河遗产的范围。2013年3月，编制了大运河申遗文本，确定了大运河首批申遗的点段，包括27段河道和58个遗产点，分布于31个遗产区。2014年6月22日，在多哈举行的第38届遗产大会上，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至此，自2004年开始的大运河申遗，落下帷幕。
二、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
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代表，大运河明显带有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
（一）从分布形状来看，呈线状或者带状分布。线性文化遗产，作为世界遗产的一种形式，其存在形式呈现出线状或带状，与文化线路存在着共通之处。作为中国最大的运河，它贯穿南北，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在这些省市中，分布着众多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等，大运河将这些具有不同经济文化发展形态的城、镇、村贯通起来，形成了一条贯通南北的文化带。大运河始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古代漕运问题，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中后期，大运河对政治中心北京和运河沿岸各省市之间的沟通交流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
（二）从自然环境来看，呈现错综的分布态势。线性文化遗产覆盖范围广泛，地貌环境各异。大运河所流经的省份，包括政治中心、以工业为主体的城镇以及以农业为主体的城市等，地貌上包括平原、丘陵等。大运河如同魔法棒一般，将这些不同形态的地域串联起来。
（三）从经济角度来看，拥有巨大开发空间。从春秋时期起，初凿的大运河的一些航段就为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扮演着运输者的角色。在元朝，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使得统治者亟需大运河作为特殊工具来奠定统治基础。到了明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大运河都提供了交通方面的保障作用。在25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沿线各个城市乡镇的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运河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是目前各地政府建设运河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历史依据。
（四）从文化传承角度看，古代文化的传播，与航运事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历史变迁，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高铁连接连接南北各地、航运连接世界各国的今天，大运河在水上运输中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是沿线地区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输方式。航运历来为大型货物之首选，其经济实惠的特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削减。
（五）从观光角度看，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具。线性文化遗产因其线性分布，串联式景点自然也不少。大运河沿岸拥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旅游资源丰富，为大运河又增添了些许魅力。集航运与观光于一身的大运河，将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展示到了极致。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
大运河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代表，其保护与传统的文化遗产项目尽管有相同之处，但是也存在其固有的保护模式。
（一）我国线性文化遗产包括长城、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等，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人文价值的重视，线性文化遗产将呈现出更加良好的研究态势。就大运河而言，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在对各省市实际线路综合保护的同时，也需要建立起专门的研究保护机构，专河专制。在借鉴长城以及国外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成果的同时，探索出一条适合大运河发展保护的模式。
（二）各省市要通力合作。在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之下，跨区域保护成为常态。线性文化遗产相较传统的文化遗产，其最显著的特点即是跨区域性，在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跨区域同样是一个显著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跨区域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是所有遗产保护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运河流经的省市建立起专门的保护机构，由国家遗产保护部门直接管辖，统一指挥，降低各省市因保护措施差异所带来的风险。各部门需要根据其职能制定出相关保护方案，并同其他部门之间密切沟通，坚持从实际出发，通力合作，尽各自的能力来保护大运河。
（三）打造特色旅游景点。在拥有文化遗产这张名片之后，大运河的身价飙涨。体现在旅游业上，大运河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其景点之多堪称线性文化遗产的代表。在众多的旅游景点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大运河本身的承载力也也将受到考验。因此，需要结合各个省市自身资源优势，打造特色旅游景点，在为游客提供典型旅游资源的同时，也能缓解旅游业对大运河保护带来的冲击。
（四）做好沿途宣传教育工作。大运河堪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如何在新时期延续这种和谐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大运河沿线大大小小城乡众多，由此带来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沿线居民的保护意识问题。在大运河沿线一些河段曾经一度出现过居民向河里倾倒垃圾、在沿线搭建房屋等问题。自2004年大运河开始踏上文化遗产申请道路之后，相关部门加大了对沿线城市、乡镇的整顿力度，沿线居民的保护意识逐渐有了提高。沿线居民在相关部门的引导之下，对于大运河以后的发展态势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由此增强了保护意识。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引导，以提高人们对大运河文化价值的认识。相关部门要利用公众传播平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比如广播电视等媒体加大对运河的宣传力度，博物馆可以展示大运河的前沿保护成果。只有民众的保护意识提高了，大运河才能得到持久的保护。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脉，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大运河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跻身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之列，使得大运河的保护与传承有了持久的动力，也为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提供了新鲜血液。如何更加合理地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是需要我们长期不断思考的一个课题。
参考文献：
〔1〕单霁翔.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
〔2〕俞孔坚，奚雪松，李迪华，李海龙，刘柯.中国国家线性文化遗产网络构建[J].人文地理，2009，（3）.
〔3〕单霁翔.委员建议加快京杭大运河申遗[J/OL].光明网，2007-3-7.
〔4〕单霁翔.“活态遗产”:大运河保护创新论[J].中国名城，2008，（2）.
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与世界贯通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 作为线路文化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疆北庭故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烽燧等6个遗产地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又是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和技艺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桥梁，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经济贸易上，中国的丝绸是东方输往西方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当然还有其他种类繁多的货物，有从东方运往地中海的贵金属和宝石等，以及从西方贸易到东方的棉花、纺织品、玻璃、红酒等。除此以外，还有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出产的优良马匹也从此条线路销往东西方。
与此同时，佛教也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传播到东方，甚至远达日本，以及西方的土库曼斯坦等地区。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的还有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从地中海、祆教和摩尼教从波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学技术成就、医药知识、农作物种植等也沿着丝绸之路得以传播。
新疆首批6个遗产地获准进入世界遗产
“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是指“丝绸之路”东段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遗址点串联而成、并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跨国系列文化遗产，属文化线路类型。它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期间东亚古老文明中心的中国的“中原地区”和中亚区域性文明中心之一“七河地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长期的联系。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古代亚欧大陆间以丝绸为大宗贸易的、开展长距离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是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以中国长安/洛阳为起点、经中亚向西到达地中海地区、向南延伸至南亚次大陆、南北宽约3000公里的区域内，是人类历史上交流内容最丰富、交通规模最大的洲际文化线路。在中国境内包括了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3个文化地理区域的交通路网。
丝绸之路东起西安（洛阳），经中亚、西亚直达欧洲，穿越27个国家，全长近8000公里，中国新疆段2600多公里，约占全长的三分之一。这次申遗项目涉及的新疆6个遗产地分布在天山南北，在历史不同时期都曾发挥过区域性重要作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高昌故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以东约30公里的三堡乡，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沟口（胜金口）约6.5公里；东距鄯善县城55公里；北距阿斯塔那古墓群3公里；东北距胜金口石窟7.5公里。高昌故城是高昌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中心，曾是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西域最大的国际都会、宗教中心以及亚洲巨大的印刷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东连东土、西通西域、南扼丝路、北控草原”的交通枢纽之地。作为中心首府的高昌城，是历史上政权交替、文化交融、中西交通、多教并存、商旅辐辏之重地。
故城遗址主要包括城墙与建筑基址，其中外城城墙相对完整，内城城墙大半缺失，城门遗址大都毁坏；现存地表可见的建筑遗迹占地面积约40公顷，为故城遗址面积的20%左右；基址保存状况普遍较差，仅少置基址保存了较完整的形状。外城城墙平面轮廓呈不规则方形。周长5440米，围合面积198公顷。残存的墙基厚9～12米，墙体最高约达10米余。墙体为夯筑和土坯垒砌，大多残缺，普遍存在裂隙，可见多次维修痕迹。墙体上留有上下数层木孔，孔内衬方形土坯或生土块。墙体外附墩台和马面。宫城（小城）位于内城城内北部，仅存南、西、北三面城墙。城内北部有一面积约900平方米土台。土台上有塔形建筑遗址。土台西侧有下沉式庭院遗址；南侧正中和西北角有台阶；南侧有大片建筑遗迹。
交河故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西10公里处的雅尔乃孜沟中的一座台地上。台地呈柳叶形，长1750米，最宽处300米，周长约4100米，面积为37.6万平方米，遗存的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台地高出沟底约30米，四周壁立陡峭的断崖就成了交河城天然的屏障，西南边缘残存有城墙遗迹，而在崖壁上开出的豁口，就成了交河城的城门。雅尔乃子沟的西面和北面台地上均有墓地，交河故城沟西墓地为晋、唐时期的平民家族墓葬群；沟北墓地为汉代车师国贵族墓地；雅尔湖石窟位于交河故城沟西黄土沉积地带的河谷西崖壁上，与交河故城遗址隔河谷相望相距仅0.8公里，雅尔湖石窟开凿于公元五世纪间，为交河故城所属寺院。
交河故城地处东西交通的要冲，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整座城市的建筑，利用自然地势，从原生土中或掏挖窑洞、或减地为墙，再辅以少量的版筑干打垒而建成，规模之宏伟，保存之完整，堪称世界之最。交河故城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人类文明史、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重要见证。
北庭故城遗址，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以北12公里的冲积平原上，东临东河坝，西接西河坝。北庭故城遗址是唐代北庭大都护府遗址，分内外两重，平面均呈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内城位于外城中部略偏东北。城的四角建有角楼，城墙外部筑有敌台和较密集的马面，外绕护城壕，外城之北还有羊马城。外出西侧有回鹘寺院遗址。北庭故城形制、布局和构筑特点除具有唐代中原和回鹘时期的风格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外两重城，城外四面环水的布局，这种形制在新疆古城建造史上是非常独特的。
克孜尔尕哈烽燧，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县城西北11公里的盐水沟台地上，克孜尔尕哈是维吾尔语，“克孜尔”是红色，“尕哈”是哨卡，意为“红色哨卡”。烽燧残高13.5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米，南北宽约4.5米。自下而上渐收，至顶残缺。南侧由于剥蚀，呈现一自上而下的尖凹面。北侧尚保存附属建筑坍塌后的土包堆积，原或许可以从此登临烽顶。
烽燧的构筑方式是库车古代土木建筑垒筑得最为古老的方法，四周围板夹之，然后层层夯筑，每层厚10～20厘米不等，每层中再夹以树干、枝杈或中或横以之为筋骨。它对研究古代历史、丝路交通、军事通讯、文化、建筑等学科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
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千米木扎提河北岸明屋达格山断崖上，克孜尔千佛洞始凿于公元3世纪，经过公元4世纪中―5世纪末叶的发展，于公元6―7世纪达到繁盛，最后衰落于公元8―9世纪中叶。
石窟开凿在明屋达格山断崖上，自西向东绵延约3千米。洞窟按所处位置分为四个区域：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多样：禅修用的僧房窟，礼佛观像用的中心柱窟和大像窟，讲经说法用的方形窟。雕塑和壁画的主要集中在中心柱窟和大像窟。壁画题材内容丰富，主要是围绕释迦牟尼事迹的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及弥勒兜率天宫说法等。本生和因缘故事均有100余种，佛传故事也有60多种，被誉为“故事画的海洋”。天相图、天宫伎乐、飞天和供养人也很有特色。克孜尔石窟壁画主要反映的是“惟礼释迦”的小乘佛教思想，晚期洞窟出现了“千佛”等大乘佛教内容。克孜尔千佛洞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它作为丝绸之路在中国新疆境内公元3～9世纪时线路交流的产物，见证了龟兹石窟产生、发展、繁盛和衰落的过程。
苏巴什佛寺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阿格乡栏杆村南2千米，库车河（又称铜厂河）出却勒塔格山口的东、西两岸冲积台地上。两岸寺院遗址隔河相望，扼守山口，北依群山，南眺库车绿洲，形势险要。苏巴什佛寺遗址分为河东和河西两个区域，总面积20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河西遗址，又称西寺，遗址呈南北向分布，南北长700余米，东西宽190余米。有佛殿、佛塔、僧房、洞窟等建筑分布其间，地面建筑均由土坯垒砌而成。河东遗址，又称东寺，分布于库车河东岸的山梁上。遗址总体南北方向分布，但很不规则。遗址南北长535米，东西宽146米。
苏巴什佛寺遗址于3―10世纪持续沿用，是西域地区保留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建筑群遗址。它是天山南麓古龟兹地区的重要佛教建筑群遗址，展现了丝绸之路上古龟兹地区长期作为西域佛教传播中心的历史。出土的丝织品、古钱币、器物和文书等遗存，见证了丝绸之路古龟兹地区灿烂的历史文化。
“丝绸之路”申遗历时9年
“丝绸之路”串联了一系列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引起了沿线许多国家的兴趣，国际组织积极的参与也促进了申遗工作的开展。由于社会发展、文化背景、经济形态等差异，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历经了一个相当长周折，长期的筹备过程磨合这些差异，使联合申报成为可能。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该项目通过组织国际性科考、研讨会、会议等活动，采取跨学科手段以促进与丝绸之路研究相关的课题研究。1990年至1995年间，该项目组织了以丝绸之路为对象的5次国际科考活动，相关主流媒体深入参与了该项目的活动，并积极地向社会报道了活动情况。这一项目引发了世界范围对丝绸之路的浓厚兴趣，从而有人开始考虑将丝绸之路整体或部分地申报世界遗产。
2005年11月，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地区研讨会上，来自该地区的成员国会议代表一致通过了将丝绸之路中亚段作为线性遗产申报的计划。2006年8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推动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共同启动了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在吐鲁番市召开了丝绸之路申遗利益相关者国际协商会议。会议就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协调，形成通过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吐鲁番行动计划》，正式启动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同年12月，丝绸之路、吐鲁番坎儿井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07年6月17日―19日，国家文物局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工作会，与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有关的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6个省区代表出席会议，对丝绸之路联合的预备名单的认定初步达成一致。2007年8月，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对新疆提交预备名单的遗产地进行实地考察，同年12月，国家文物局确定了丝绸之路沿线6个省区共有48处遗产地，新疆有12处遗产地正式列入预备名单（即：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及阿斯塔那墓地、台藏塔、苏巴什佛寺遗址、楼兰故城、尼雅遗址、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墓）。
与此同时，自治区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专人负责与新疆“申遗”相关的工作协调、资料收集和宣传工作。组织完成了各遗产地的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管理法规的修订颁布，开展了遗产地环境整治与基础设施，实施了遗产地的本体保护工程，以及遗产地人才培训、档案建设、申遗宣传等大量的工作，为新疆丝绸之路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紧锣密鼓的开展工作的同时，中亚对丝绸之路申遗有兴趣的国家也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了有序的准备工作。200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会议上，从技术层面讨论了丝绸之路中亚段的申报方式，形成了“丝绸之路概念性文件”。讨论了丝绸之路中亚段和中国段遗产首次申报的策略和时间表，形成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最初的概念设计。2007年4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申遗地区研讨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通过了该概念文件。
2011年12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协商会”，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代表研究推动联合申遗工作，并形成《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工作备忘录》，建立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和协调保护管理的有效机制。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哈、吉三国以“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作为首批丝绸之路申报项目，在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根据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协商确定的技术路线和我国丝绸之路遗迹的现实情况，国家文物局初步确定了丝绸之路首批申遗的大名单。
2012年，确定了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及时间表，定名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确定了第一批33个遗产点的大名单（哈萨克斯坦8个、吉尔吉斯斯坦3各、中国22个）。中国段：陕西省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张骞墓；河南省的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甘肃省的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彬县大佛寺石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和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
列入首批申遗名单的各遗产地先后完成各遗产地申遗文本、管理规划，以及遗产地环境整治、解说、展示方案的编制、报送、报批工作。同时开展了遗产地信息采集的测绘、价值研究的考古勘探、设施建设的方案编制、环境整治的征迁准备等大量前期工作。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作为线路文化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丝绸之路走过了艰辛漫长的申遗过程。新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等6个遗产地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追溯“丝路”渊源
丝绸之路的提出，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后得到广泛认同，简称 “丝路”。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历经长期过程，肇始于两汉，兴起于隋唐，衰落明后。
丝绸之路主要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全长8000多公里，而中国境内总长4000多公里，俨然是连接欧亚内陆的交通大动脉。其主干道东起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则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