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0: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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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我国日常生活中对“女汉子”、“伪娘”等词语的运用已屡见不鲜，引申到心理学层面则是女性的男子气（masculinity）过强和男性女子气（femininity）过盛。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只见于中国。Petersen＆Hyde等人的研究表明，两性所拥有的气质不再是刻板性的，并通过跨文化数据指出两性气质趋于相似是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对于其他心理属性的性别异同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否也会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呢？关于心理性别异同的研究一直深受关注。如图1所示。美国心理协会以性别差异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发现，随着出版年份的推进，有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年发表频率迅速上升［2］。然而以往的主流研究中，更多的是解读心理性别差异，并且在社会文化的宏观层面和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大众媒体也倾向于对性别差异进行报道，因此人们更多关注于两性之间在生理与心理变量上有何不同。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毋庸置疑，如性染色体的不同、身体构造及生理周期的差别、性激素分泌和脑结构及功能上的差异等等［3］［4］。前人已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生理上的类别性不同并不能完全解释心理上的性别差异。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进化心理学便致力于对多种心理学变量上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得出“性别差异广泛存在”的结论。Hyde对“性别差异广泛存在”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并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实证研究及元分析结果均发现在许多心理变量上性别差异程度并不明显，因此Hyde于2005年提出了心理性别相似说（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简写GSH）。GSH认为，男女在大多数心理变量上都是相似的，而对性别差异的过度重视让人们在生活工作中付出了代价。例如，因为倡导性别差异所以实行的单一性别教育，但是后续对于接受单一性别教育的学生的研究证明，这种强调性别差异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心理以及知识的获得都是弊大于利。“性别相似说”并非要性别差异理论，统一以相似性蔽之，而是在充分认识到性别差异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同样客观地提醒着心理性别在相当多的变量上是相似的，而且这种相似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相似，同时，在一些被认为是性别差异性占据优势地位的变量或领域里，那些“差异”如果以效果量来重新计较，优势将不再明显甚至不复存在。GSH的重要意义在于平衡当前普遍存在的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e），提醒人们在强调性别差异的同时，也要关注男性和女性的共性。本文旨在对目前关于性别相似的理论与假说及其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探讨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呼应国外的研究趋势，提高国内研究者对性别相似或者心理性别一致性的重视，为后续的性别研究提供参考。
一、性别对比研究的理论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性别差异得以产生的因果溯源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心理学中有两方面理论一直就这一问题进行着争论，即进化心理学与女性主义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中，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是Buss在1993年提出的性策略理论（SST，即SexualStrategiesTheory）。而女性主义心理学中则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以Eagly为首的“差异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于1995年提出生物社会理论（Bios－ocialTheory），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强调社会环境对性别差异程度的影响；以Hyde为首的“相似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于2014年对GSH进行了修订。
（一）性策略理论（SST）的立场进化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个元理论（meta－theo－ry），以预测在何时何地可以预期出现性别差异，而何时何地可以预期出现性别相似［10］。在人类进化史中，男女反复面对不同适应性问题的领域里，他们表现为差异；而在男女反复面对相同适应性问题的领域里，男女则会表现为相似。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Buss于1993年提出SST理论，从时间维度上系统阐述了人类的策略，即长期选择策略与短期选择策略。该理论假设男女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如雄性竞争（male－malecompetition）、雌性选择（fe－malechoice）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11］［12］［13］。显然该理论早期聚焦于策略中男女存在的差异，但随着进化心理学与女性主义心理学关于性别差异争论的持续升温，Buss于2011年对SST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提出：“食物的选择、栖息地的选择、对捕食者的防御、与社会进行交互作用等等都是不论男女都在反复面对的问题。虽然男女在心理变量上是相似多还是差异多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但我们认为性别相似是远大于性别差异的。”［13］Hannagan在2011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4］。
（二）生物社会理论（BiosocialTheory）的立场与进化心理学家宣扬的“普遍的性别差异源于很多世纪之前的进化”这一观点不同，生物社会理论更侧重于不同的文化情境对性别差异模式的影响［15］［16］。该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其核心观点是性别刻板印象（sex－stereotype）是对社会现实的数据驱动的陈述，进而成为达成该社会共识的性别角色（genderroles），这一结果又会反过来影响性别刻板印象［17］。例如，在某工作领域中，由于男性任职者占绝大部分比例，譬如政界，则人们对于该领域的性别刻板印象即是男性主导的职业，而这一刻板印象又会反过来影响现实中男性更多地任职于该领域。生物社会理论认为，男女的心理特质会因为他们的社会角色的改变而改变；并且该理论预测：通过时间以及文化情境的多重影响，男女的社会角色在未来会趋于一体，这种一体化则会引发男女心理特质更多的相似性。在Eagly看来，进化心理学家倾向于强调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都存在着广泛的性别差异，但Bios－ocial理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由此，Eagly提出了生物社会理论的中心假设：在性别越平等的文化情境中，两性心理差异越小；而在性别越不平等的文化情境中，则两性心理差异越大。这一假设得到多个文化情境下的数据支持，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结果对此假设提出质疑，未来研究还需要跨文化数据以对该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20］［21］。
（三）心理性别相似说（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就在进化心理学热衷于寻找两性之间差异之时，一部分学者（Frisby，Dillow，Gaughan＆Nord－lund，2011；Pedersen，Putcha－Bhagavatula＆Miller，2011；Smiler，2011）却开始质疑进化心理学对于性别差异的解释，他们基于一系列实证研究指出“男女的对比中，相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相似性，但是这些学者并没有指明这些性别差异或者相似的程度，从而使这样的描述缺少精确性［22］［23］［24］［17］。显然，元分析这一统计方法的运用使得性别差异的程度大小有了被量化的可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元分析的广泛应用为研究多种心理学变量上的性别差异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Hyde基于多个心理学变量上的元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差异并非广泛存在，与此相反，在多种心理学变量上的性别差异都是极小的，由此Hyde提出了“心理性别相似说”（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大部分心理变量上是相似的［5］。
（四）三种理论之间的对比目前有三种理论支持了对心理变量上的性别相似性。两性间心理差异的原因是进化心理学与女性心理学争论的焦点：进化心理学家执着于根本的、远端的原因，如生理性构造、基因因素以及当地生态学特征等等；但女性心理学家更多考虑的却是直接的、近端的原因，如性别角色和社会化经验［25］［26］。基于不同的解释角度，所以进化心理学家倾向于寻找性别差异，而女性心理学家倾向于寻找性别相似；但两者关于性别对比的立场要远比这种简单的“相似—差异”的二元分类复杂，无论是进化心理学还是女性主义，其内部都并非完全一致。进化心理学家们虽然都认同自然选择与性选择是塑造人的心理的关键原因，但他们对这一原因在特殊领域与一般领域中的作用程度、对性别差异中个体差异的重要性以及对文化环境作为中介变量在解释框架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都是不同的［25］。女性主义因其政治议题的不同，强调性别对比的方向也会随之改变。那么，进化心理学与女性主义心理学之间的矛盾是否不可调和呢？随着性别对比研究的深入，很多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进化心理学的许多论证是能够为女性主义所用，并且进化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能够成为了解社会性别的动态与权力关系的一个强大工具［27］。进化心理学家也渐渐意识到，将性别差异程度进行量化后，再根据其效果量来判断其是否应列入性别相似或差异是更精确的方法；他们也预测了随着社会环境以及实证研究的深入，心理变量上的相似性还是远大于差异性的［25］［2］。但是，SST、GEH与Biosocial理论在某些领域的预测也是显著性不同的。例如，SST认为在短择（short－termmating）、男女对于性幻想的本质、对性方式种类的追求等方面是存在显著不同的，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跨文化研究结果的支持。只是这些研究结果难以用GSH与Biosocial理论做出合理的解释［28］［1］。综上所述，无论是进化心理学中的SST还是女性主义心理学中的GEH与Biosocial理论都预测大部分心理变量上男女是相似的，但是在少数心理变量（如性幻想本质）上男女应被归为相似还是差异这三个理论假说存在着分歧。
二、性别相似假说所用的研究方法概述
（一）元分析及效果量心理学家在研究心理变量上的性别差异程度时，元分析（meta－analysis）是一个较系统并且运用较多的方法［29］［30］。元分析（或称后设分析，统合分析）是将某领域以往研究结果进行定量整合的统计分析方法，它运用有关测量和统计分析技术，对已完成的众多课题所涉及的变量进行定量分析，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发现和得出综合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元分析对于将性别差异的结果进行汇总是十分理想的，因为基于一个特定心理变量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数目往往是庞大的［5］。在运用元分析对性别差异进行评估时以效应值（EffectSize）作为测量尺度，将心理性别差异程度用效果量表示，这样便使得基于相同心理学变量的不同的研究之间可以进行统和与比较。在关于性别的元分析中，效果量大小的度量通常为d［31］。元分析的效果量为cohens’d，cohens’d在统计学上的意义是反映两个分布均值间以标准差为单位的差异的大小，表示两个群体实际差异的大小。也就是说，d测量的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相距多少个标准化的单位，d的绝对值越大，表示男性与女性的差异越大［32］［33］。性别相似假说通过对多种心理变量进行元分析，得出效果量124个，其中有30％的效果量小于0．10，48％的效果量处于0．11—0．35之间，也就是说，有高达78％的效果量处于一个相对较小范围内［34］373－398。这也成为Hyde提出性别相似假说的重要依据。
（二）类别测量法（Taxometric）除了元分析以外，Carothers＆Reis于2013年介绍了另一种对性别异同进行分析的统计方法，即类别测量法（Taxometric）［35］。心理结构是间断的类别还是连续的维度一直是心理学界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类别测量学可以让研究者弄清楚性别框架（construct）的潜在性结构是维度性（Dimension）还是类别性（Taxonic）。该研究对于人格、气质类型等六个心理变量作了分析，得出结论为该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心理变量更适合被描述为维度性而不是类别性，这说明绝大多数心理变量上的性别差异更应该被描述为是量的差异，而并不是质的不同［36］［37］55－123。这一结论与现实生活中性别的刻板印象是相悖的，但却从结构上指出心理学变量的维度性，即结构上为性别的相似提供了依据。类别测量学是一种新型统计方法，它在精神病学、生理学上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它在评定许多变量的潜在结构时所得出的维度性结论有误［38］［39］。
（三）等效测验（EquivalenceTesting）测量两个群体（男女）平均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是最常见的统计方法（t检验、方差分析），而使用传统的显著性检验方法鉴别性别异同总是会试图证明虚无假设，即研究者倾向于证明性别是存在差异的［40］。Ball等人认为有必要从正面对性别相似程度进行探索，于是引进等效测验。等效测验最初是医药学中的一种方法，后被应用于心理学以评估临床效果的显著性。等效测验则将传统的显著性检验方法进行反转，因此显著的结果代表的是显著的性别相似。等效测验可以起到辅助元分析的作用，作为一个新的统计方法，其有效性还有待检验。在检验性别差异性时，元分析仍是应用最广泛的统计方法，在评估性别差异的幅度时，效果量d无疑会继续作为一个主要的评估标准。而不断涌现的新的统计方法，如类别测量学、等效测验等，也会不断完善，从而在分析性别相似性时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以力求从多个方面对GSH进行检验。
三、性别相似假说的实证研究支撑
截至目前，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在空间能力、言语能力和数学能力等认知变量以及人格与社会学变量上性别差异显著存在。Hyde在2014年对四方面的心理变量上的有关性别差异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认知变量（数学、空间、言语）、个性和社会心理学变量以及主观幸福感和精神病理学方面。由于涉及到的心理学变量过于繁杂，因此本文仅选取认知、情绪情感、社会行为三方面研究数据，重点对不同研究结论中的效果量进行解释说明。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普遍提到认知变量（数学能力、语言能力、空间能力）可以作为主干领域（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中任职人数的主要预测因素。本文对STEM中女性任职所占比例较小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一）认知变量上的性别相似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男性被认为在数学能力和空间能力上是优于女性的，而女性则在言语能力上优于男性，在空间能力上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显著［46］［47］。然而，在数学能力方面，Hyde于2008年对美国2年级至11年级超过700万学生的学校测验数学成绩进行了元分析，发现不同年级的效果量处于－0．02与＋0．06之间，这说明没有特定的年级是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的；但是鉴于学校测验（stateas－sessments）只涉及到低层次的数学技能，所以Hyde等人于又选取了全国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As－sessmentofEducationalProgress）的数据，这其中包含了解复杂数学问题的题目，通过对12年级学生接触这些高水平数学项目分析，结果男女差异的平均效果量为d＝0．07，也就是说，女孩在解决高水平数学问题的能力与同年级男孩是持平的［34］373－398［48］。在空间能力方面，存在不同的评估方式。本文选取其中一种3D心理旋转（three－dimensionalmentalrotation）作为评估空间能力的指标，并对基于此指标的元分析进行回顾。该测验需要被试在心理层面对某一对象进行三维空间的旋转，以判定它是否与给定图形中的一个是重合的。在早期关于3D的元分析中，性别差异是很大的，d＝0．73，或者是中等的，d＝0．56［49］［50］。不过，研究人员发现测验均是计时测验，而Voyer等人发现计时测验所测量的结果是有利于男性的，因此选取了多项非计时性测验，对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相比较计时性测验，效果量由d＝1．03下降到了d＝0．53。即男女在3D空间能力上的差异并不是如以往研究中所表述的那样巨大，而是中等程度［51］［47］。与女性拥有更强的言语能力这一刻板印象相反，在言语能力上的男女差异是很小的，d＝－0．11［52］。但是言语能力包含四个分指标，这一总体效果量掩盖了每一个分指标的效果量：词汇量d＝－0．22，阅读理解d＝－0．03，写作d＝－0．08，言语流畅性（verbalfluency）d＝－0．33。由此可以看出，在前三个分指标中性别差异接近于0，言语流畅性的d值较大，但是也处于Hyde所划分的小范围中。Reilly在关于认知变量上的性别异同研究中发现，15岁的美国儿童在阅读理解成绩上男女差异的效果量为d＝0．26，显示出女生在平均水平上有较小的优势［5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成绩的低分段男生与女生的比例为4．5：6，因此Hyde认为“男性更大变异假设”（GreaterMaleVariabilityHy－pothesis），即“有学习障碍的男生的变异量比女生大得多”这一事实应是这一女生优势的原因［54］。Hyde（2014）还列举了其他认知变量上的心理性别差异的效果量，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之，不可否认的是认知变量上的性别差异的确存在，但是与以往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大多数认知变量差异程度较小，并随着被试年龄、测量情景的改变而发生改变［55］［46］。
（二）情绪情感与社会行为中的性别相似情感体验与情绪表达也是存在刻板印象的，即社会对于男性的愤怒的包容度是较高的，而其他的情感（悲伤、恐惧、快乐）则被认为出现于女性身上是更易被社会所接受的［56］。而这些刻板印象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呢？Chaplin＆Aldao在2012年对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儿童在情绪表达上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积极情绪上的性别差异是很微小的（d＝－0．08），内化情感如悲伤恐惧（d＝－0．10）以及外化情绪如愤怒（d＝0．09）中的性别差异也是很微小的［57］。另外，研究者以自我意识的情感（self－con－scionsemotions）为研究对象，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58］。本文选取两方面对社会行为上的性别差异进行说明，即攻击行为与帮助行为。攻击行为一般可分为身体攻击（physicalaggression）和关系性攻击（re－lationshipaggression）。以往的研究认为，男孩有更多身体攻击行为，而女孩则更多为关系性攻击［59］。Archer在研究中指出，身体攻击中，性别差异程度属于中等（d＝0．55），男孩有更多的身体攻击行为；而关系性攻击中，同伴评估的性别差异为d＝－0．19，教师评估的性别差异是d＝－0．13，即女孩有更多关系攻击行为，但是与男孩的差别并不大［60］。Eagly对帮助行为中的性别差异进行元分析得出d＝0．34，显示出男性会更多地实施帮助行为［15］。但Hyde对其研究结果提出质疑，认为是否有旁观者对于男性决定是否实施帮助行为有很大影响，当男性意识到自己被观察时，他的影响主义会促使他实施帮助；另一方面，在有关于女性角色的帮助行为如照顾残疾儿童时，女性则会施予更多帮助［34］373－398。显然，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或者是自我可意识到的情绪中，性别差异程度都是极小的。这与以往的研究所得结果不同，也与人们对于男女情绪表达的刻板印象不符。而在攻击行为中，身体攻击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程度处于中等，关系性攻击中男女差异较小。帮助行为则会受男女角色意识的影响，在不同的情景中男女实施帮助行为的差异性不同。
（三）女性在STEM所占比例在国家实力的比较中，获得STEM学位的人数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以往很多研究都列举数据以表明女性在STEM中所占比例极小，然而美国教育统计年鉴2012年数据显示这一说法显然过于决断：生物学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为53％，医学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为48％，兽医学位中则有78％为女性（Hyde，2014），这些领域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性别相似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于工程类、计算机、数学以及物理（EMCP，是STEM中的一个分支）等专业中。如果在认知变量上男女是相似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学科学位取得中的性别差异呢？20世纪初期一直到现在，关于此现象得到认可最多的解释是女性的IQ普遍低于男性［61］［62］。但是，对数学能力的元分析已经驳斥了这一观点；此外Blinkhorn也在Nature上指出PaulIrwing得出这一结论所运用的方法是有严重缺陷的［63］。其他的解释还包括：对于这些女性研究者来说，制度环境是相对冷酷的；家长与教师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会劝阻女孩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女性公共目标大于男性，因此对其他领域兴趣更浓厚；女性的家庭角色决定她会放弃这些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领域；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道德妥协性等等［64］［65］［66］［67］［68］。目前为止，有关于STEM中女性比例较小的原因有多种，这些可能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从而对此现象作出解释。综上所述，无论是认知变量还是情绪情感或者是社会行为，性别差异的大小和方向都依赖于测验体系、情景和内容而变化，这极大反驳了“性别差异广泛存在且稳定”的传统观点，进而为GSH提供了支持；并且，对于STEM中女性比例较小的原因探寻中，我们可以得知将此现象归结于男女智力的差异是错误的。
四、对GSH的评述及未来发展方向
虽然人们对于两性间差异的认知一般对应于心理学中所测量出来的性别差异，但是由于知识传播的滞后性，人们的某些认知也可能是有失偏颇的［17］。性别差异研究在近几十年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结果随着时间、情境以及方法的改进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从而对传统的“性别差异普遍存在”这一刻板印象提出了严重挑战，从而引发了很多争论与探讨，因此性别相似假说的提出引发了国外性别研究领域的新一轮变革。虽然性别相似假说已经得到了众多理论与实证支持，但是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统计方法上的盲区、样本的选择、交叉法的运用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对我们完善GSH有重要的意义。针对该假说的现存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性别相似测量方法的改进通过对大部分心理变量上的心理差异进行元分析，可以得出性别差异的程度与方向，但是究竟有多少心理学变量应被考虑其中，Hyde并没有给出精确的说明。其次，元分析作为现有的评定性别相似性大小的最有效的方法，其选定何种研究（包括所用测量方法、所选被试等方面）作为进行元分析的标准并未确定。比如，Eagly在2011年指出元分析是将不同的研究进行一体化，而某些研究结果指明了性别差异是极大的，而又有一些极小，那么基于此所得出的平均值是否能够代表该心理变量上性别差异的程度？研究中可能用多个特征指标量来表达同一个结果，而多个指标量可以转化为多个效果量，那么对有多个效果量的性别差异研究进行元分析时应注意什么［69］，这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再次，Hyde将三个范围内的效果量施以“小”、“中等”、“大”三个标签，但是她并没有对为何做这样的区分给予足够精确的解释。我们知道某些研究效果量很小，但它的实际意义却非常显著，如吸烟导致肺癌的效果量就仅仅为0．2左右。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重使用元分析对性别差异量化时的精确度问题，以及寻找新的统计方法以补充或者挑战元分析的结论。
（二）性别研究背景因素的控制与交叉性的运用广义的环境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历史时代因素等。有大量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元分析的效果量存在代际差异［70］［71］［72］，因此，今后的研究在取样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样本所在环境是否有明显的时代变革还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狭义的环境因素包括具体时空中的特定情境以及个体具有的某些特征。无论是广义的环境因素还是狭义的环境因素都会对性别差异结果产生影响，为提高研究准确性，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考虑交叉法的运用。交叉法（Intersectionality）是同时考虑多个类别、身份、缺点和差异，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残疾、宗教［73］［74］。交叉法认为性别效应（gen－dereffect）不应被单独拿进来进行理解，而必须在情境（context）中进行研究。即在种族以及其他社会身份（socialidentity）和类别的情境中，科学家不应对性别差异作全球性的评估，因为不同文化间存在普遍性差异。例如，在关于羞耻的性别差异的元分析中，白人的d＝－0．32，但是非白色人种的d则为－0．06，也就是说，平均的d＝－0．29，实际上掩盖了非白人种在羞耻这一心理变量上存在性别相似这一事实［58］。尽管美国心理协会的指导原则对此进行了要求，但是还有许多研究者疏于报告被试的种族，只有少数的元分析考虑到了种族或者其他调节变量的作用。未来的性别元分析应注意将种族或者社会阶层（socialclass）作为潜在的调节变量，并在此基础之上探寻每个调节变量对于性别差异影响的比重；当然，更严谨的要求是分析性别×种族的交互性作用，或者是性别×社会阶层的交互性作用［75］［34］373－398。而在中国多民族文化情境中，更应该在性别差异研究中考虑交叉法的运用。并且，GSH的提出所依据的大多是美国样本与数据，其是否适用于中国情境，还需要更多的元分析结果对其进行检验。
（三）研究目的的偏移关于性别差异与性别相似的研究已经开展许多，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对性别差异程度进行量化以及对其成因进行分析，但是鲜少有人反思这样的研究策略是否高效呢？换句话说，寻找性别差异及其成因是否是最重要的呢？Newcombe等人认为空间能力上存在中等程度上的性别差异这一研究结果本身是相对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应该找到训练方法或者策略，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去发展人们的空间能力183－206，这是国外性别异同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在性别差异确切存在的领域，探寻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存在方法以减小这种差异。再比如，按照GSH的观点，认知变量上的性别差异程度是非常小的，如果该假设成立，那么与认知变量密切相关的STEM领域中为何女性所占比例如此之小呢？本文虽然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但是在未来研究中仍需要对影响该领域女性所占比例的自变量进行探索。
关键词：园林、城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效益
从“马斯洛需求理论”看园林建设的内在动因和未来发展方向
人类需求理论是人类社会一切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一文中最早所提出，被认为是当今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包括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其核心观点是，人要生存，他的需要能够影响他的行为。人的需要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到复杂的（如自我实现）。当人的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笔者认为，此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园林建设的内在动因和外在综合效益之间的关系，并将对于园林绿化发展的本质和方向的认识提升到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高度。
首先，园林绿化建设是为了满足人类生理及安全的需要。这是推动人们行为最基本最首要的动力。我们可以把这两种相对低级的需求和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联系起来。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提高空气质量、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净化水体土壤、降低噪音等一系列改善生存环境的举措，我们呼吸新鲜的空气，享用舒适的温湿度，使用洁净的水质，从根本上讲均是为了满足我们生理的需求。而通过园林绿化涵养水源，加固土壤来消除或降低自然灾害的发生，则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虽然这两类需求的等 级相对较低，但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只有这两类需求所激发的行为满足了这两类需求时，人们才会去追求更高的境界。因此，生态效益理所当然的成为园林绿化建设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在进行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时也应该优先考虑其在生态改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当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满足了城市居民对于生理健康和安全的需求后，园林绿化被赋予了其更高层次的使命，即情感归属的和尊重的需要。在这个层面上，园林的审美要求和历史文化表现力是主要的。园林的美，是人们向往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感表现，是人们热爱家乡风土气息的归属表现，更是人们对于祖国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尊重的表现。从“居者有其屋”到“居者有其园”，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一种超越了基本的生理与安全的需要，而达到的对于情感和尊重的满足。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位于人类需求金字塔塔尖的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在依次满足了人生理的、安全的、情感归属的和尊重的需求之后所产生的人类最高境界的需求。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他贡献了什么。可见，对于最高境界的人而言，其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即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脱离了温饱，实现了小康，其个人的人生价值，也在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迈进。而作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文化和谐共存共生的园林绿化，也将势必承载起更高的责任和使命。一方面，园林的经济效益本身就是许多建筑业内人士很好的“自我实现”的途径。正是由于本文前面所论述的园林绿化事业为相关从业者乃至整个城市带来的十分可观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给许多人“自我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舞台。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资源的不断丰富，公众对于环境及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更多的人们把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看成是其“自我实现”的重要内容，不再仅仅满足于环境给了我什么，而更加关注我为环境做了什么。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园林绿化也将朝着更加人性化，更加个性化的方向迈进。
结语
本文从城市园林建设的作用，园林建设所起到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园林发展内因外效分析等三个方面全面阐释了园林城市创建的发展动力和综合效益，揭示出园林发展的本质和原动力来自于满足人与社会的分层次的各种不同需求，并以此为据，指出未来城市园林发展的方向。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努力建设园林城市，提高园林绿化的综合效益，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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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进步观
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是建立在证实主义基础上的积累发展观，在数十年内这种思想占了主导地位。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事实与解释之间的区别，把科学发展看作是在知识大厦中不断添加不依赖于理论而存在的新事实，旧理论不断地被更普遍、更广包的新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进步观描述的图景正是新的科学理论和思想不断地发展、修改、扩展、纠正和重新解释旧理论的持续过程。因此，这是一种渐进的、非革命的、改良的积累发展观。
这种积累发展观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两种倾向。归纳主义者相信科学经过经验归纳从经验命题或原子命题而得出带普遍性的科学命题。而演绎主义者则认为科学是从普遍命题和事实命题或初始条件相结合而对科学理论提供的因果说明。与逻辑实证主义关系复杂的波普尔在1959年发表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提出过一种简单的演绎说明模型：“对一个事件作出因果说明意味着运用作为演绎前提的一个或多个普遍定律，并与某些单称陈述即初始条件相结合，演绎出一个描述该事件的命题。”（［1］，p．59）
这就是说，演绎主义者认为，一个经验命题可以从多个普遍定律和关于特定系统的事实而演绎出一个理论，以此对经验定律提供说明。运用于科学理论的进步，后起的科学理论与以前的理论相比，所描述和预测的事实、所提供的说明更为精确，所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因此先前的理论被包含在后起理论之中。此类科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牛顿力学与开普勒和伽利略定律的关系。牛顿在其力学著作中从自己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了开普勒和伽利略定律，并指出，用他的理论可使开普勒定律适用于简化的太阳系模型。但牛顿的理论表明，当采取非简化方式考虑行星间的引力时，开普勒定律就仅仅是一种近似。
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物理学的这一典型例子证明了科学积累发展观的正确性，现代科学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至少表明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并不是科学发展的唯一模式。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只要加上某些限制条件，可以将一切科学进步均以统一的积累主义的方式加以分析。这是库恩提出科学革命模式后经验主义者所作出的一种回答。
波普尔在后来提出自己的证伪主义科学观时，改变了上述早期演绎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此时他所提出的是以否定的方式出现的演绎主义。在他看来，科学发展遵循的不是归纳法，而是否定后件从而否定前件的特定的演绎法，即从一个普遍陈述（理论）推导出可观察的单称陈述，然后以经验证伪这个单称陈述，从而否定作为前提的普遍陈述。因此，科学发展是以试错法不断地提出问题、尝试性解决、消除错误、最后证伪理论的过程。波普尔承认科学必定发展和进步，连续性增长是科学知识的理性特征和经验特征的表现，但这种连续性并不是指观察的积累，而是指不断地一种科学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或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即证伪理论。（［2］，pp．308－309）可见此时的波普尔放弃了前期演绎主义的观点。在讨论开普勒定律与牛顿理论的关系时，他不再以传统的演绎主义方式作出说明，而是认为牛顿理论可以解释开普勒定律，但却不能从开普勒定律演绎出来。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波普尔也改变了自己关于一般通过经验证伪既成理论而得出新理论的看法。因为开普勒定律并没有被经验证伪；牛顿是在试图解释天体和地面力学定律时得出自己的科学理论的。只是在提出了新的理论后，有关的观察检验才着手进行。（［3］，pp．191－205）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学进步问题上，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都没有放弃实在论的前提。虽然逻辑经验主义者倾向于现象主义，对实在论等传统哲学立场未给予更多的注意，但在其科学积累发展观的背后仍隐涵着实在论的观点，特别是在谈到新理论比旧理论更为精确、更为近似时，这里仍然包含着理论与实在符合的实在论前提。当代逻辑经验主义者内格尔在1961年还讨论了理论将以前分散的现象统一起来考虑的问题（［4］，第11章）。他讨论了科学通过持续的逼近事实而取得进步的问题，讨论了如何将成功的诸理论统一起来，以消除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性，这对科学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他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也显示出了实在论的立场。当代另一位著名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亨普尔也持有类似的实在论观点。他指出，对一个科学理论的规范阐述将使阐述者决定该理论的观察结果，如果持有这种关于理论结构的观点，那就难以说明科学家为何要引入理论术语。从前述有关开普勒定律与牛顿理论的关系的例子可得出简单的答案。首先，科学说明看起来不光是演绎。因为仅仅从开普勒定律与其他定律的关系来推导出开普勒定律，还不能构成对这些定律的真正说明。（［5］，p．273）况且，在接受了牛顿理论之后，人们看到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定律不够精确，而且运动学的定律也都不正确。亨普尔从这个例子看到了它与实在论的关系：“……在观察层次上形成的理论一般来说只是近似的并限于有限的范围；而从理论上诉诸人所熟知的表层之下的实体和事件，就可得到一个广包和精确得多的说明。”（［6］，p．77）这就是说，科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简单地解释可观察的自然规律，而且要得出对实体和事件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概括。而这正是科学理论进步的实在论依据。
波普尔则用逼真性概念来阐述理论进步的实在论前提。他多次强调科学的任务是探求真理，科学的进步即在于更符合事实，更接近真理。但按照可证伪性标准，科学进步总是意味着向更有趣、更不平凡、因而更不概然的理论的进步。波普尔似乎又回到了古希腊的色诺芬尼，试图把逼真性与概然性严格区分开来，强调逻辑概率体现了通过减少信息内容而逐步趋于逻辑确定性或重言式真理的观点，而逼真性则体现了趋于全面真理的观点。因此，逼真性把真理与内容结合起来，而逻辑概率则把真理与内容的匮乏结合起来。波普尔还对知识增长提出了三点要求：1．简单性，一个新理论应当从某种简单的、新的、强有力的统一观念出发，这种观念在迄今尚无联系的东西或事实中建立了某种联系。2．可独立地受到检验，即新理论必须具有可加以检验的新结论，必须引出一种对迄今还不曾观察到的现象的预测。3．要求理论应通过某种新的严峻的检验。（［2］，pp．344－346）在这些标准中，前两个基本上是先验的标准，第三个才是经验检验的标准。
虽然波普尔不属于狭义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但我们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仍然可以看出波普尔与逻辑经验主义者的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也是我们把二者归入同一节加以论述的一个主要理由）。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都十分重视对理论结构的逻辑分析，坚持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的立场，以明确的逻辑推演关系来分析科学理论之间的异同和演变及其与经验事实的联系，因此这些都属于形式规范阐述的科学进步观。他们都默认了科学进步的实在论前提（特别是波普尔的逼真性概念更为突出），即认为科学理论与实在的近似性是不断提高的，同时又相信后继理论要比以前的理论更为精确，带有更多的经验内容，统一了更多的经验现象，可经受更严格的检验。此外，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早期波普尔都持有关于因果说明的演绎主义观点，波普尔只是到了后期才突出了试错法的证伪主义的跳跃式发展观，即通过经验证伪理论而放弃旧理论，提出新理论。因此波普尔最终要求理论不要太快地被驳倒。（［2］，P．353）即便如此，波普尔在某些场合仍然相信类似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进步观，相信科学持续积累发展的总体图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进步观的典型例子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与力学的关系，但在其他大量理论进步的例子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而更多地仍然属于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概括的那种积累进步观。这也是今天科学哲学家中逻辑经验主义观点仍然活跃的一个原因。
库恩的科学革命观
当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范式理论时，他实际上把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的理论逼真性的实在论问题搁置一边，不予考虑。科学发展在库恩那里是信奉、持有或主张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抛弃旧的常规科学、拥立新的科学理论的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是非积累性的发展，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被不相容的新范式所代替。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初版中，库恩看起来否定了进行合理判断的可能性，他认为，在理解科学发展时，传统的逻辑分析实际上是无用的、行不通的。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前后的理论及其范式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人们接受一个新范式，也没有多少理由可说。因为“范式之间的竞争不是一种可通过证明而解决的那种争论”（［7］，1962年初版，P．147），而更象是改变信仰，所发生的既不是标准的降低，也不是标准的提高，而是采取新范式时所要求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这就抛弃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积累发展观，连同强大的分析哲学传统。库恩开始时曾经认为自己的科学发展观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相类似（见［7］，1970年版，P．146），但在后来，他又指出自己科学革命观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的重要区别。在谈到科学反常与证伪性实验结果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要么是没有一个科学理论遇到过反例，要么是所有这样的理论在所有时候都面对着反例。”（［7］，1970年版，P．80）库恩已经看到，一个理论与其预言或说明的经验概括之间的关系，要比一个经验概括与其事例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因此，他开始抛弃波普尔的一次性经验证伪的模式，采取了关于科学家行为的历史的和心理学的理论模式。然而，库恩在这样考察科学研究的环境时，仍然带有某些类似于波普尔的简单化倾向。他把常规科学看作是一个科学理论应用于自然的过程，并且认为科学家只有在常规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明显的失败之后才会面对发展新理论的难题，这时科学家才采用新的理论以解决一个现存科学理论与自然之间的反常。因此，库恩所考虑的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仅有一个科学理论应用于一组自然现象的模式。
库恩的这种革命模式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其普适性问题。库恩本人总是试图把这个模式尽量推广，认为所有的科学革命都具有类似的结构，而且科学（至少是成熟科学）的进步基本上都遵循这种范式转换的革命模式。但问题正在于，是否一切重要的（在此且不论改进理论细节的一般进步）科学进步都具有库恩所总结的这种结构或遵循此革命模式？我们从前述波普尔和内格尔的观点中已经可以看出，有的理论进步并不是遵循革命模式的。比如，新的理论可以通过综合或统一现存的几种理论而产生，而不是完全抛弃一个旧理论，或是由于这个旧理论与自然现象的矛盾而导致理论革命。由此来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到的那些科学革命的例子，如哥白尼宣称解决了关于公历年的时间问题，牛顿将天体力学和地上物体的力学统一起来的问题，拉瓦锡解决了气体的识别和重量关系的问题，爱因斯坦使电动力学与修正了的运动学相容的问题，等等。（［7］，1970年版，P．153）这些例子中的问题在库恩看来都是使旧理论导致危机的问题。然而，象牛顿把伽利略定律与开普勒定律统一起来的问题就不是仅仅属于理论危机的问题，也不是个实验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几个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逻辑分析和推演。库恩几乎忽略掉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理论进步，而这正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所强调的积累进步方式之一种。
库恩的科学革命观的普适性问题还出在他建立有关新理论产生的一种统一模式的尝试上。他几乎没有注意两种重要的科学革命方式之间的区别。一种革命是对既成信念的摧毁，如哥白尼革命、燃素说、光的波动说代替粒子说，这种革命的新理论否定旧理论的程度十分强烈。而另一种革命的积累性成分则多得多，如牛顿对伽利略和开普勒定律的综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狄拉克量子理论。库恩所论证的科学革命过多地集中于前一种，特别是哥白尼革命，即使是后来他对量子理论的讨论，也主要集中于量子理论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对经典物理学提出质疑的阶段，而不大重视其后的阶段，此时有关原子现象的新发现渐渐地溶进一个部分恢复到对自然现象统一描述的广包的理论框架之中。
因此，库恩的科学革命观显得有点简单化，未能概括科学发展的全景。而且，他的范式不可通约理论把传统的科学客观性和进步概念都抛弃了，他否定了逻辑分析在评价科学进步时的意义，因而就自己放弃了用以比较前后相继理论的逻辑工具，也就忽视了新旧理论之间的诸多逻辑联系。正因如此，库恩的科学革命观被一些评论者指责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科学观，也使自己在科学哲学界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印象，库恩在70年代初对这些批评作答辩时称，他的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进化的，可以设想科学专业发展的进化之树是由共同的根基（比如是从早期的自然哲学）往上生长的。另外，设想一条路线沿树上行，从树干基部到某条树枝的末稍而不再折回。发端于这条线路的任何两种理论彼此都是有亲缘关系的。库恩相信，只要设计一套标准（包括预言的最大精确度、专门化程度、解答具体问题的数目），就可以使观察者在不涉及两种理论中任何一种的情况下，知道哪一种理论是年长者，哪一种是后裔。因此，库恩认为，科学进化有如生物进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过程，这样就可以判别两种理论的好坏。库恩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科学进步观不是相对主义的。（［8］，PP．354－355）
然而，库恩的这种以进化论作比喻的科学进步观并不很令人信服。因为这个科学进化论的基干并不很清楚和牢靠，无论是从早期自然哲学的根基，还是从理论出现的先后，都不能可靠地证明理论何以进步。这是由于在此缺乏一个可资比较的标准或基准。库恩只列举了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和发生的先后，但这只是时间的概念，而不是理论内涵进步的概念。而他所提出的预言的最大精确度等具体标准，都是对理论的先验检验和评估，与客观性、真理或经验无直接的联系。正是在真理问题上，库恩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仅仅强调真理的内在推理的用途方面，即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一致看法表现在一些共有理论的结论支持着对经验的检验，并因而就是真的。（［8］，PP．354－355）于是他把真理与共同体支持的经验检验紧密联系了起来，因而他同意这样的说法，即每个理论在它那个时代都可以被认为是真的，尔后则被当作假的而抛弃掉。这就对科学真理采取了类似实用主义的主观立场，以共同体的主观信念和接受程度为唯一的标准。这也是库恩与波普尔的一个重要区别。库恩坚决反对把理论比作自然界的陈述，比作有关“什么是真实的”外在陈述的观点，这就使库恩的科学进步观带着纯粹的社会学、心理学的特征，而与客观真理无缘。
比较库恩科学革命观与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的进步观，可以看出科学进步问题的复杂性，几乎不能以一个单一的简单化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单纯的科学进步观忽视了科学发展中的革命性变化等复杂问题，采用简单的逻辑模式来分析积累进步显然也会遇到困难。最明显的例子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经典力学相比，的确不仅仅是综合或局部修改旧理论，而是在体系上具有新的结构，并因此而否定了旧的电磁学中的“以太”理论。积累发展观在此显得捉襟见肘。但库恩完全以革命观来对付科学进步，否定积累发展的可能性，并把科学看作不同共同体成员持有的信仰和主观信念，否定其客观内容，这又走向了另一个简单化的极端。看来多元进步观的并存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普特南科学实在论的进步观
当代科学哲学在科学进步问题上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证伪主义、库恩革命观、劳丹解决问题的历史标准和夏皮尔介于历史主义与实在论中间的立场之后，又有一部分科学哲学家再度采取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其中最突出的是普特南。他对本世纪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的两大构想作出了颇为中肯的评论。这两种构想即前面总结的逻辑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普特南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构想认为“理性辩护”的方法是由某种排列表或标准型那样的东西给出的，希望“科学的逻辑学家们”有一天终会成功地写出这种排列表或标准型，它详尽地描述了科学的方法等等。在普特南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所允许的“证实”形式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习俗化了的形式。在实证主义者眼里，凡是能被“证实”的东西，就都能被证明为正确的，或证明为大致正确的，或成功率极高的科学。而公认的正确性、大致正确或“成功率极高的科学理论”则确立、表明、赞美和巩固了以西方文化为依托的知识形象和合理规范。（［9］，PP．131－136）普特南对此评论道，假如真的有合理性这种东西，那么对于这种见解的论证便是一种自我否定：合理性与被文化习俗规范规定为合理性实例的东西是同一的，或本身包含在那种东西之中，因为仅仅按照这些规范，所有这样的论证都不可能保证是正确的或大致上是正确的。因此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没有哲学理性活动的余地。（［9］，PP．137－139）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观正是以这种形式化的合理性观念为依据的。在普特南看来，对科学发展合理性的论证不能仅仅用习俗约定的标准或证实概念，而其实质上是先验的论证。而且，合理性论证的实质是一种活动，“它预设了比证实概念更为宽泛的辩护概念，它也确实比习俗化的标准合理性更为宽泛。”（［9］，P．140）
普特南所批评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另一个主要构想即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提出的不可通约性论题。普特南认为这个论题就象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意义和证实的论题一样，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论题，如果这种不可通约性命题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翻译另一种语言，甚至不可能翻译我们自己以前的语言了。按照此命题推论，属于其他文化的成员，包括17世纪的科学家们，就被我们理解为一些对刺激产生反应的动物了。“先告诉我们说伽利略具有‘不可通约的’概念，然后马上就详尽地描述这些概念，这种做法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在特定的语境中某种译文没有“真正”抓住原文的意义，比如说名词A还可改译为“车轮”更好，这实际上等于说，就这个译文可以信赖的程度而言，A指称车轮（这里指称的对象即是实在论者最重要的客观性基础）。而解释方案的可行性、解释的成功并不要求原文作者的信念最终与我们自己的信念相同。它只要求那些信念最终能为我们所理解。此乃一切解释上宽容性的准则的基础。“在这个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各自经历着快慢不一的变化着的历史的相互作用……我们能彼此解释各种信念、意愿及话语，使得人类经验总有某种意义。”（［9］，P．146）
普特南还指出了这两种合理性构想的根源。其产生的原因一个是逻辑学的成功，导致逻辑实证主义产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归纳逻辑的革命。到1879年，弗莱格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则系统，即一种机械证明的方法，它包括今天的所谓标准“二阶逻辑”。这个方法对于演绎的初级逻辑是完备的。由此人们期望在所谓的“归纳逻辑”中也取得同样的成就，使科学方法也终将成为一个规则系统。于是演绎规则系统和即将诞生的归纳逻辑的规则系统，不仅有可能详尽无遗地或理性地重构科学的合理性，而且有可能这样来描述和重构一切名副其实的合理性。产生另一种合理性构想的来源是以相对主义掩饰的科学主义，虽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不会同意一切合理性的存在就是人们所处的本地文化所说的存在，但这个理论是此倾向的自然极限。此乃还原主义的理论。这样一来，由理想的计算机程序定义的合理性和由地域文化规范定义的合理性，一个是受到精确科学鼓舞的科学主义理论，一个是受到人类学鼓舞的科学主义理论。普特南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我们过多地拘泥于形式化，就会在这两种科学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而摆脱这两种合理性构想的恰当方式是给出一个合乎情理的富有人情味的关于理性活动范围的描述。（［9］，PP．155－158）普特南的合理性概念既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僵死原则，而是坚持合理性标准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也不同于反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是肯定合理性概念的合法地位。
这种合理性概念与普特南对科学进步的论述直接有关。在具体阐述时，他再度强调了实在论说明的重要性，批评了库恩早期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倾向（［10］，讲演2）。普特南指出，如果电子也经历象燃素那样的境遇，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电子并不存在。假如继续将这些推广到其他一切，那我们就该得出科学理论所使用的术语都无所指称的结论。但这在普特南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成熟科学的理论典型地包含了它们所取代的那些旧理论。这些旧理论是近似的理论。这一事实可用来批评经验主义中的反实在论那一派的观点。按照典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家所期望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只是推导出该理论所预言的观察结果，尽管实证主义者经常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但普特南认为这并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观点。实证主义者强调的是观察作为建构和检验科学理论的基础，这意味着一个理论要显示自身的可接受性，就要与已知的事实相一致，这有可能通过相当不同的定律来解释这些事实，并涉及很不相同的机制。
为了说明自己不同于实证主义者的实在论立场，普特南借用了波义德的一些重要的观点：“波义德试图以两个原则表明实在论是一种过度扭曲的经验假设：（1）成熟科学中的术语都典型地有所指称。（2）成熟科学的一个理论的诸定律是典型地近似真的。他在自己的论文中试图表明，科学家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他们相信（1）和（2），而他们的做法之所以奏效，则是因为（1）和（2）是真的。”（［10］，PP．20－21）普特南所引用的波义德的这段论述是在谈到科学方法论的广泛特征时说的，而普特南则是在论及科学的积累发展特征时引用的这段话，他还进一步论述道：
“假设T1是物理学的某个核心分支中公认的理论，我是试图找到理论T2以代替T1的科学家。……如果我相信原则（1）和（2），那么我便知道T1的定律（或许）是近似真的。因此T2必须具有某种特征－－当我们从T2的立场作判断时，这个特征即是指T1的定律是‘近似真的’－－否则T2（也许）将没有成为确真的机会。由于我将只考虑具有这一特征的理论作为T2的候选者－－这是些将T1的定律当作极限情况包含在其中的理论。”（［10］，P．21）
普特南以此来说明理论进步的实在论意义，为此他用了“有一个成为确真的机会”这种表述。他引用波义德的两个原则是要说明真理和指称的概念在认识论上具有因果说明的作用，这两个原则是“解释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成功的前提”。（［10］，P．21）比较而言，实在论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都主张科学的积累发展，强调这种发展的继承性，但普特南试图表明，实证主义者不能象实在论者那样对这种继承性提供恰当的说明。如前所述，一些实证主义者隐涵地承认实在论前提，当然也有一些实证主义者持有反实在论的倾向，而普特南则明确地以实在论的两个原则作为科学理论发展和成功的因果说明。
普特南在科学进步问题上的确与实证主义者有所不同。虽然二者都承认科学发展的继承性，但实证主义者仅仅着眼于理论的逻辑结构及其与观察结果的关系，而普特南则超出纯粹的理论之间的逻辑结构，而考虑了科学家的心理因素。在他看来，新理论保存了旧理论，因为科学家试图保留现存的理论结构，科学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实在论的前提。然而，用科学家的心理信念作为科学理论进步的因果说明，对于某些案例是可行的，但不一定适用于一切案例。实际上，这里的实在论以两种方式出现，一为方法论的实在论，一为评价标准的实在论。方法论的实在论是指科学家怀着实在论的信念去探寻新的理论，而评价标准的实在论则指比较和评价新旧理论时以是否符合实在为标准或前提。这两种实在论立场有时相互联系，难以截然分开，但却并不总是一回事。普特南把两种实在论当作科学进步的唯一方式或答案，而不承认其他的方法论和评价标准的重要性，因而也难免有以偏概全之憾。
的确，象前面两种科学发展观一样，普特南也未能摆脱模式单一化、简单化的通病。如果以实在论的因果说明来概括一切科学理论进步，那也同样会遇到反例。比如，普特南强调，当科学家把两个现存理论结合起来而形成新理论时，如果这种接受是在相信一个理论是真的信念之下进行的，那才有意义。而如果只是相信理论的简单性和预言的成功而结合，那就没有意义，因为逻辑表明，两个真理论的合取仍然为真，而预言的成功则不能保证合取理论的真。然而，普特南并不能排除在实践上，科学家把两个预言成功的理论结合起来而取得成功，尽管在逻辑上不能证明两个预言成功的理论的结合仍可成功，但科学家完全有理由和动机去作这样的尝试，而且往往乐此不彼。对理论的简单性也可作出类似的论证，尽管两个简单的理论的结合可能不再简单，甚至还可能互相矛盾，但科学家仍然会在这方面作出大胆的尝试。反之，两个看起来都已被科学共同体接受的理论（即科学家对此怀有真的信念）在相互结合时却可能产生问题，如玻尔的原子理论和狭义相对论曾一度均被物理学界所接受，但把两者结合起来时却必须对玻尔的理论作出重要的相对论的修正。
就方法论的实在论而言，我们应当看到，科学家接受一个理论或创立一个新理论时的信念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只是归结为相信为真这一点，有些并不带着明确的实在论立场的科学家同样可能作出成功的理论创造。而且科学家在从事研究时并不总是带着完全的或充分的信念，有时在思想上甚至还有点矛盾。加德纳在总结19世纪原子论时指出，科学家在接受理论时并不总是立场一致的（［11］），他们在解释自己的理论时有时是实在论者，有时是工具主义者。例如，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原子核模型，一为壳层模型，一为液滴模型，科学家在处理不同领域的现象时同时接受和采用了这两种模型。的确，科学家并不总是采取方法论的实在论的立场来从事科学研究，有时只是考虑理论的自治、简单性、普适性或适用范围更广也可导致重要的科学发现。而且，撇开科学家的主观信念不谈，现代科学上的一些术语的确也并无十分明确的指称，或者暂时还无明确指称。正因如此，反实在论者抓住实在论者的某些漏洞而进行反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双方长期对峙的局面，历史主义者也强调科学发展的历史特征而批评实在论者。
综合以上对三种主要科学发展观的评论，每一种进步观都讲出了自己一定的道理，都可以引出若干个重要的科学史实为自己作论证。但每一派都主张自己的模式概括了科学发展的主要事实，并以此来批评别的发展模式的不恰当性。然而，如果跳出流派之见，就可看到它们各自的缺陷。逻辑经验主义者和实在论者都主张科学的积累发展，强调其继承性，前者拘泥于形式化的逻辑分析，后者则以实在论和客观真理论作为解释理论进步和成功的主要法宝。普特南还以人的类的实践活动来解释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可通约性问题。但逻辑经验主义者忽视了科学共同体活动的历史性、突变性和间断性，历史主义者抓住这一弱点而实现了科学哲学向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转变，突出了理论发展的间断性和革命性，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但因此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实在论者恢复讨论古老的实在论命题，但仅仅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科学进步，忽视了科学家研究活动和信念的多样性和主观性的一面，同样也未能概括科学进步的全部方式。
如果把评论的视角进一步扩大，我们甚至可以提出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科学进步概括为一种统一的模式不可呢？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多元论的解决办法？即干脆承认至少在目前还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科学发展模式，从而允许多种模式并存，以解释不同的科学史实和案例。我们承认上述三种主要模式各自适合于自己的对象，或适合于若干案例的主要方面，但既然没有统一的模式，也就没有可统一判别的标准，需要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因案例而异地处理问题。甚至对同一个案例也可以接受从不同视角作出的不同说明。例如，哥白尼革命的确否定了旧式地心说的许多结构性的成分，但精通数学的哥白尼经过反复计算，最后得出结论说，采取日心说要比已经设置众多本轮均轮的托勒密体系简单得多，我们难道不能说简单性是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的一个重要的追求动机和评价标准？我们也不能否认哥白尼体系中所继承的托勒密体系的某些成分。只是由于政治、神学、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众多历史局限性才使我们几乎忽视了这些方面。广而言之，追求统一性和一元论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天性，从古代的哲人到今天的普通市民，能够自觉容忍多元并存事实者并不多见。我们并不一概地反对一元论的结论，但要强调的是，当认识的条件还无法取得一元统一的结论时，倒不如承认现实，容忍方法论、评价标准等等的多元并存，这或许可以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道路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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