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1 1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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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老龄化；结构断层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高度关注“谁来种地”的问题，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也高度重视，每年都出台扶持“三农”的一系列政策。但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的实施，大批素质较高的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劳动力结构断层现象日益突出。下面是笔者对农村基层劳动力情况的调查及分析。
1 农村劳动力状况
1.1 农村留守人员是普通家庭劳动力的主力军
据调查，农村从事普通家庭承包土地耕作的主要劳动力以留守妇女和老年人为主，他们大多数的年龄已超55岁，甚至70岁以上仍然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体力上来讲都是在勉强支撑。也有部分在当地工业企业就业的中年人利用工休时间参加劳动生产。从浙江省临安市某山村调查，有劳动能力人数为420人，在本村务农的仅 98人，所占比重为23.3%，其中55岁以上的就有72人，占本村务农人数的73.4 %，而本应作为农村劳动力主体的21至55岁的劳动力只有26人，占务农人数的26.5%。再如某村，所从事的种植业专业性较强，经济效益相对较高，但从调查显示，务农人员中55岁以上的占71%。
1.2 劳动力年龄结构比较
设施农业比一般传统农业的从业人员相对年青，特别是新兴农业产业的企业法人代表比较年青。从临安市的花卉产业、中药材产业中调查，从事设施栽培的科技大户户主和企业业主年龄在35～50岁的占多数，但聘用的劳动人员年龄偏大，据统计平均年龄达57.5岁。而从事一般露地种植业（主要为传统农业）的业主及劳务人员高龄化严重，从5个村的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业主平均年龄56.6岁。从农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中调查得知：调查了3个种植业专业协会（花卉、蔬菜、水果），调查的农民会员总人数为142人，其中60岁以上32人，占22.5%；50～59岁的74人，占52.1%；40～49岁的28人，占19.7%；40岁以下的8人，占5.6%；30岁以下为空白。笔者又调查了水果、蔬菜农村专业合作社，参加的农民数为446人，其中：60岁以上人数57人，占12.8%；50～59岁249人，占55.8%；40～49岁104人，占23.3%；30～39岁的33人，占7.4%；30岁以下的3人，占0.7%。从调查中得知：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中，50岁以下的一般为农业企业业主。
1.3 劳动成员文化程度低
从务农人员的文化程度调查得知：某村在本村务农劳动力只有102人，其文化程度构成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76人，占74.5%；初中20人，占19.6%；高中及以上的只有6人，占5.9%。
1.4 劳动力严重短缺
由于农业生产季节性明显，劳动力使用有闲忙之分，本来就紧缺的劳动力，到了忙季就更短缺了。某农业种植企业租用土地10hm2，聘用长期劳动管理人员1人，长期劳动力6人，其余为临时用工。每年劳动用工需2000工，其中雇用家庭妇女用工1250工，占62.5%，雇用的男劳力均在50岁以上，最大年龄70岁。
1.5 农业经营者后继乏人
从几家私营农业企业调查，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缺乏继承人。业主的子女读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大多进城就业，不愿继承父业。就调查的25家农业企业来看，只有3家的子女愿意继承父业，占调查数的12%。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从事一线劳动的人员严重老龄化。农业已面临严重的劳动力老龄化和劳动力结构断层问题，高素质的农业从业人员将更是缺乏。
2 劳动力素质和结构断层问题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2.1 文化程度低
农村主要劳动力人群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思维方式陈旧，缺少探索创新精神，只能按照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劳作，不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水平。
2.2 技术型农民匮乏
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及时推广应用需要实用型、技术型的农民。目前，农业发展的科技贡献率较低，大片土地粗放管理，甚至荒芜，形成农业生产恶性循环，致使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
2.3 农业生产缺乏新生力量
在农业生产一线的青壮年劳动力所剩无几，年青人劳动能力退化，以致浙江临安的山核桃产地出现了50～70岁的人在树上打山核桃，20～30岁的人在地上拣山核桃的场面。农村普遍出现了“老倌子种田，青年人难觅”的情况。农业企业后继乏力。
3 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结构断层问题的对策
3.1 从提高农民社会地位和采取系列保障措施着手
如制定对取得农民技术职称，从事一定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民可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社会各项保障待遇的政策。积极消除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使农村中扎根的青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3.2 重视农业产业人员的培养
浙江省已相继出台了《浙江省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这是一个极好的提高农民劳动素质的行动，但要加大投资和监管力度，注重实效。
3.3 加大政策支农的力度
通过制定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引导大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农业，实现以工补农。各级给予到农村创业的大中专学生必要的发展启动资金，鼓励、引导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创业。在切实加大支农资金倾斜力度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支农资金用项管理的监督。
3.4 加大对农业机械化装备投入和监督力度
政府已出台了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给予经济补贴等政策，但还需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农业机械应用的广泛性，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减轻劳动强度。
3.5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推行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转移；职业化教育；农业就业；非农就业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047－04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化解三农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减少为数众多的农民，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意义至关重要。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不少，蔡认为，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就业，对于农村增收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潘文卿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向转移，不仅是中国经济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于以疏导农民就业途径为切入，发展农民职业化教育，使农民本身具有转移的能力，从而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发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客观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富余。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会日趋增大。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提及我国的贫困问题人们往往归因于我国人口太多。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人均耕地面积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0．099公顷，是日本的2．9倍和韩国的2．8倍，甚至比英国高出4％。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57．01％，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18公顷，而日本为1．5公顷，韩国为0．7公顷，英国为10．8公顷，分别是我国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大量农民的劳动属于“剩余劳动”（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从而使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远远低于我国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就是我国农民贫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农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减免农民税费等）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村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升级。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现阶段由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过少，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只有6．4台，而日本为470．8台，韩国为103．7台，美国为27．1台，德国为87．2台，法国为69．2台，英国为84．5台；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只有1．6台，而日本为248．7台，韩国为49．4台，美国为3．7台，德国为11．4台，法国为6台，英国为7．9台。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密切相关的。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出去，现代农业技术才能推广，我国农业才能真正实现集约化和现代化。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城市居民。城镇作为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而成为“准城市居民”的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恰恰为城镇的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生产力，促进了城镇的消费、交通、建筑、服务业等，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成因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 212万人，占42．99％；乡村人口74 544万人，占57．01％；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表明全国15～64岁之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15％。由于农村人口政策的现状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等原因，农村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比例不会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地区并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辍学儿童增多，他们一般在14～15岁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甚至外出打工，因此，这么算来，农村的劳动总人口应不低于53 000万人。而我国土地共有1．27亿hm2的耕地，根据农业部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现有生产力的生产规模条件下，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农村5．3亿的劳动力中，有接近3．8亿属于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很大。但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的状况来看，适合市场需求满足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不足，而既无技术、又不符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属于低水平、结构性剩余。据统计，2005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64％，小学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专程度的占4．89％，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就更少，仅占1．81％。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年。可见，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质量较低，这也就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消化”。总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指标。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城市为10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4．83亿，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国约有8 500万文盲和半文盲。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大力发展农村各项教育，农村劳动力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离现实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2．技能水平低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技术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有0．13％，有技术特长的仅占10．6％，而高达85％以上的农民不具备专业技能，不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极大地阻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身体素质不高
由于经济贫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营养、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条件较差，90％左右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身体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4．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弱
我国农村劳动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以及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影响，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的知识，经营管理能力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有些农民办的小企业，由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造成经营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益不高。这种状况阻碍了农村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阻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而无法顺利“消化”，且综合素质较低，与其自身的特点和其所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各种限制性的制度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财产，当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向城市永久迁移时，失去土地承包权的风险会降低他向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我国的土地政策历来对土地交易有严格的限制。近十多年来，这些限制开始逐步放松，因为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2002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修改后，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大为减少，该法为保护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分割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固定的狭隘的地域范围内，在狭隘的地域范围内人们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单位”里，从而将农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离在城市之外。户口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国家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限制。但是，对于想进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村人，障碍依然存在。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必须向所在城市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如暂住费、计划生育费和城市增容费等。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流动人口就不能或很难得到所在城市或单位提供的许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优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别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办的学校，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就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中央和当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农民自己掏钱支持办教育。因此，在农民收入极低的现实条件下，农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处于优势地位。
4．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将农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担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全部负担，尤其是无法抗拒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高费用风险。因此，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农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无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最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农民的知识化。知识化的农民首先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包括文化基础知识、现代科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针对我国国情，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将农民职业教育区分进行：进行农业就业职业教育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两种。首先理清农村所需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关系，使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进而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逐渐划清农村劳动力与非农村界限。
（一）农业就业职业教育
1．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职业教育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摈弃对职业教育鄙薄的旧观念，确立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有地位。而政府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应该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2．要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知识化服务的目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现存的农村中年成年劳动力，在这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展农民培训的许多优势。因为这部分人有比较优势：已经完全投身农业，有一定的农业从业经验，且具备接受新知识再学习的能力。因此，培训的这部分人员会是现阶段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的培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学校＋农民”的三结合体系，其中政府主导筹资监督，结合学校师资力量，对适合的劳动力对象进行农村现阶段主要种植业技术的职业教育。
3．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未来新型农民中的作用。这一途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农村潜在劳动力而言的，在这一过程中，目前最为重要的是要从观念上消除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从制度上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针对农业从业潜在劳动力这部分“新鲜血液”，要将他们打造成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向我们将来的农业产业要效益。在这方面，职业学校要在发挥其特色和优势，依据当地的人力资源，地理环境进行专业设置和师资配备，突出农业科教优势园林园艺、花卉、蔬菜无土栽培等经济农业为主，结合种植业，办出农民职业教育的“新农”特色。
4．推进农民职业化和就业准入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工作，对于农民职业教育也是意义重大。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新形势下，通过执行就业准入制度， 促使农村人口有意识地参加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
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业对各等级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国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短缺，从而出现有些企业高薪难聘一位高级技术人才的现象。劳动力市场需要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国性的“技工荒”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告诉我们，技工短缺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从长远看，农村非农就业的职业培训才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当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确实是我们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可行切入点。
1．充分认识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农村建设、农业的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出，而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农村负担太重，用仅有的一点农业效益加上一点点政府补贴在养活绝对超员的农村劳动力。那就如同一个成年人背着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总是希望有力气多干活，于是，给他多吃饭，补营养，而效果甚微。问题是他的力气在有负担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极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简单那就是让孩子从背上下来，帮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气，而且有孩子帮他；同时，孩子也会成长的更快。也就是资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现阶段对于我国已经是不得不给农业现代化发展减负时候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它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基于这种战略高度的认识，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服务力度。
2．明确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与对象，突出自身特色。这里，主要是针对大部分潜在劳动力，未能继续完成学业深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强，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是将来成功走出农村，完成转移的主要部分。我们经常会见到初高中生刚毕业就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会由于没有专业知识而再次回到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这给农村、农业又造成了负担。针对这种现象，对他们进行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就显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坚持常规学历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专和职高的毕业生进行2－3年的系统学习，使他们具备中、高级技工的基本素质，适应“蓝领”、“灰领”或者“银领”工作岗位要求，能够大胆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术培训，取消年龄和文化基础的限制，对现有劳动力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或现代农业技术。只有双管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始终以就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根据当地剩余劳动力资源的特点和劳动力稀缺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切实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3．整顿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当前，必须加大《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生产和就业的法律的执法力度。落实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内的各项劳动制度，强制从业者履行接受职前教育或培训的义务，强制用工单位履行按照职业分类安排就业并培训职工的义务，保证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信用，维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落实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合理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防护、失业保险、工伤抚恤、休息等）。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难度，但将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收益率，改变农民工素质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从而极大地刺激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闲置，一旦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上涨，职业教育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也将大幅度增长，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服务技能和技术水平。
四、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对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抓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进行农民职业化教育，对富余劳动力进行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职业分流，最终达到剩余劳动力的安全、合理转移。这必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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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福建农村统计年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来福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当地农村城镇化进程以及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等；但也会造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地资源利用率下降以及农业技术推广受阻等等。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发展；福建省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必然产物。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变革带来深刻和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对农村社会发展的积极一面，也有对农业发展不利的一面。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发展的积极作用
1.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结构存在显著的影响。通过查阅福建省统计年鉴，2000～2010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4196.3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增加了2025.59元，贡献份额达48.27%，而农业收入增加了1279.42元，贡献份额仅30.49%。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逐年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已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2.加快当地农村城镇化进程。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入，一部分从事非农产业活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纷纷在城镇安家落户，这客观上促进了城镇消费需求的增长、基础设施的增加和建设规模的扩张，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拓展了空间。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了农村城镇化进程，城镇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
3.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对农业生产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一是减少了依靠土地养活的人口对土地的投入成本，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二是推动了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事实上，随着耕地资源的减少和农村劳动力人口的不断增加，在耕地资源极度匾乏、人均占有量过少、加之农业基础条件薄弱的情况下，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分散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对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非常排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很低。通过转移富余劳动力，人地矛盾得到缓解，从而突破传统的分散经营和粗放经营的方式，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可能。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自福建农业劳动力发生大规模转移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农业生产主力军，他们不论是年龄结构还是文化程度都是农村劳动力中的强者，而留守劳动力多为妇女和老人，于是劳动力转出的农村家庭缺乏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一是劳动者年龄结构偏大、劳动能力相对较弱，农业生产梯队“老龄化”加剧。二是留守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劳动者，男女比例不协调。
2.农地资源利用率下降。通过查阅福建省历年的统计年鉴，发现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均呈下降趋势。粮食作物面积从2001年的1625.72千公顷下降到2011年的1226.79千公顷，下降了24.5%。非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从2001年的1089.52千公顷，下降到2011年的1001.41千公顷，下降了8.1%。劳动力转移后，农业生产劳动力大幅地减少，土地利用水平逐年下降，出现农地抛荒、耕地锐减的现象。农地资源利用率下降，加剧威胁着福建省的粮食安全。
3.农业技术推广受阻。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相对而言大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农民，而留在家里务农的基本上是老人、妇女、小孩，以及一些病弱残者，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接受科技成果的意识淡漠、积极性不高，并且学习农业新技术的能力也有限，他们宁愿因循守旧以求稳妥，也不愿接受新知识、新事物，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效果。我国目前大约有70%的农业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民文化素质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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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08
关键词：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劳动力资源是指在一定时点或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具有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的总和的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包括体质和智能两方面。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现状是数量丰富，质量偏低，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分布很不平衡，合理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怎样研究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盘根复杂的关系，有多种方法，相比于局部均衡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研究方法，其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中并不常见。本文先对CGE模型作简要介绍，然后对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中的使用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和老龄化问题，最后概括了劳动力资源问题可计算一般模型的基本研究思路与改进方向。
一、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简介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即CGE模型，描述了一个经济体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数量与价格的调整，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供给与需求均衡。相比局部均衡等研究方法，CGE模型能更详细地描述复杂经济系统内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从而计算结果能较好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并能更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常用的市场机制如：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与数量的波动，CGE模型可以模拟；一些非市场活动如：政府干预行为等，也能模拟。Johansen（1960）建立了描述挪威经济的全球第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经过50多年的修改、利用和完善，CGE模型在全球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且已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个CGE模型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Robinson，1989）。其一，设置所要研究的经济整体。简单的CGE模型只由生产者和居民两个行为主体构成，常用的一般包括生产者、居民、政府和国外其他地区等行为主体，以及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市场主体。其二，设置行为主体做出决策所依据的信号以及经济制度结构。其三，要有“供给需求均衡条件”，一个均衡可以看作是一组信号，行为主体基于这组信号所做出的决策都要满足系统约束，这组信号是使模型均衡的变量。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实现市场出清和取得均衡的唯一变量。
二、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牵涉到很多方面，如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可持续性等其他问题，其研究领域小到一个市级流域，大到全球范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均能够把劳动力资源当作一种生产要素或者约束条件放入到CGE模型中，研究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CGE模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包涵整个经济系统，能够容纳作为约束条件的劳动力资源问题。
劳动力资源问题CGE模型大体分为四类： 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分类是为了阐述的方便，实际上因为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和老龄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紧密，故一些模型也可以归到复合类。
1. 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价格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而CGE模型的自身特征使其能有效使用在劳动力等资源和各类商品的价格研究中。
Zhai和Li（2000）构建的CGE模型假定农业劳动力与产业工人呈CET不完全替代，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工资差别决定了农村劳动力流动。Dixon和Rimmer（2002）同样是基于三部门CGE模型，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的前提下，指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决定农业人口流动数量。John Gilbert和Thomas Wahl（2003）利用静态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结果显示：非正规部门工资结构和正规部门就业机会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重要影响。沈可挺、刘煜辉（2010）构建了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CGE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前提下，工资和汇率的相互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其他假定不变，在贸易品部门技术进步比非贸易品部门更快时，抑制工资增加将使要素远离非贸易品部门，加重国内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且导致国内通货紧缩，提高货币升值压力；提高工资水平能减少贸易顺差、延缓货币升值压力，且不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还对实际产出作用较小。
2. 劳动力资源投入量。我国是劳动力数量大国，但在地区间、行业间分布不太平衡，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底对宏观经济起一个什么作用，各部门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资源等问题，都需要进行周密的分析。而CGE模型考虑了包含劳动力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以及不同的市场主体，同时也考虑了它们间相互影响与作用，是研究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有效方法。
贺胜兵、刘友金、向国成（2013）利用区域CGE模型模拟了不同外生冲击对沿海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当劳动力投入下降5%时，沿海五省、长三角和粤闽地区对应的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分别为6 322.69、4 078.92和1 927.15亿元，说明劳动力资源对沿海地区影响重大，也表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中西部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优势。利果（2008）建立上海CGE模型来分析全市整体宏观经济。结果表明：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提高5%会使大多数行业的产出均有所提升、也促使大多数行业产品的区域内价格会有所降低，且使所有行业部门的城镇居民需求均有所提升；此外，外来劳动力人口增长5%造成全市经济体系价格水平有略微降低，也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些提高的作用。尽管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增多对全市整体经济的作用较小，但从总体上来讲均是正面的影响。薛俊波（2007）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当农民工就业比例在城市各个行业改变时，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变。实证表明：农民工在服务业、某些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增加5%后，尽管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小幅度的降低，但是总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降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小幅度的提高，总体的就业有所提升，因而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比例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有用办法。
3. 劳动力资源转移。大部分情况下，劳动力资源转移便于各市场主体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便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进而便于增加社会经济效益，一些国内外学者运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Williams（2003）利用CGE模型就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大量劳动力从墨西哥转移到美国，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Hertel.T.（1996）采用一个扩展的单区域DRC-CGE模型测算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对收入分配与城乡差距的影响，首要考察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以扩大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最后能明显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王飞（2004）首次利用多区域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迁移问题，指出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对改善地区差距有一定效果，但对落后地方来讲，如果无投资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则落后地方的人均GDP会有所增加，而地方总GDP会降低。胡枫（2006）使用一项农村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数据包含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个人特点、家庭特性和所在地特点在内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各种因素，建立了一个三区域CGE模型定量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各地区经济和居民福利所带来的影响。许召元、李善同（2008）运用一个30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政策模拟表明：区域间劳动力迁移能有效改善配置效率，提升经济增速减小地区间生活水平差距，但因为在一国内部资本流动性很强，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故而不能缩小人均GDP的地区差距。尽管劳动力迁移增加了输出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单纯的劳动力输出并不能缩小同发达地区人均产出的差距。贾伟、辛贤（2010）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实证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GDP，却拉大了各产业增加值间的差距；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使农业产品产量下降而工业产品产量上升，农业产品价格上涨但工业部门和服务业产品价格下降；而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数目的增加，各产业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幅度在下降。
4. 劳动力资源老龄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资源老龄化会是一种趋势，此问题在中国未来几十年日趋严峻。国内外的部分专家学者利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展开了研究。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建立了一个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世代交叠CGE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此模型影响很大，简称A-K模型。此模型前提假设为每个人的寿命为75岁，工作期是20岁～65岁。工作期（20-65）：得到收入，交纳社会保障税且进行储蓄。退休及以后（65-75）：得到养老金进行消费，不储蓄。满足假设条件下，A-K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特征和养老金政策对储蓄总量的影响。模拟了150年的经济变动情况，最终达到稳态。结果表明：储蓄率从1985年的12.2%降低到2050年的5.8%，此后会微微提高到6.3%，到达最终稳态。同时，虽然储蓄率减少，但人口老龄化的加重造成劳动力减少。与最初状态比较，最终状态的劳动力相对资本会更加稀缺，以致2050年工资将上升7%。Fougere（2005）构造了人口迭代的多地区CGE模型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加拿大经济从2002年～2050年间的影响，结果显示：至2050年，人口老龄化导致加拿大的人均GDP、国民储蓄、资本回报率相对分别下降7.4、8.4、0.6个百分点；而实际工资相对增加4.6个百分点。Park（2007）应用CGE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芝加哥地区经济的影响，通过仔细分析分年龄段的消费行为、储蓄行为和收入情况，政策模拟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年龄结构不发生改变两类场景，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明。Euijune（2011）建立一个韩国两地区CGE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在2006年～2030年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下降，继而引起储蓄率降低、GDP增速放缓等影响。国内研究方面。李洪心（2005）构建一个OLG结构的多变量非线性动态的CGE模型，探讨了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下降带来的挑战。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在将来的五十年里，假如现在实行的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险制度不改变，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将引起国民收入、政府收入、以及人均消费水平增长减缓乃至出现负增长。但是，假如可以快速地创建和完善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渐渐削减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以减少劳动人口的缴费负担，以及维持国民经济连续发展，那么可以确保政府收入增加，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生活质量不至于降低。Peng Xiujian（2008）基于动态CGE模型研究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前后的2008年～2020年间的国民经济，基准情景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城市农村间劳动力转移当作政策变量，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推动劳动力城市农村间转移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且作用足够补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放缓等负面影响。
三、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述了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运用，研究领域包括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等。时间范围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空间范围从一个市级流域到全球。从而能够看到，CGE模型足以面对很多劳动力资源问题以及与经济社会系统的互相影响展开研究，不但能对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老龄化等题目实行特定的模拟研究，而且能对劳动力资源的各种政策组合实行模拟，从而找到最好的政策组合。
劳动力资源问题和CGE模型连接的关键是怎样把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关联起来。大体有4种办法：其一，将劳动力看成一种重要生产要素，经过生产函数进入模型，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有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形式或CES生产函数形式等；其二，对行业进行细分，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等，再模拟同一种政策对不同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及其比较；其三，劳动力市场动态方面，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呈现一种动态特征，再通过供给方程、需求方程以及均衡方程进入CGE模型；其四，前面三种办法的各种组合，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或组合。
CGE模型使用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目前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具体的使用不是很多，国内的运用则更加有限，其方法也有待完善。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其一，是获取数据的难度，目前有关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统计数据不太满足建立CGE模型的需求，特别是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以及数据的时效性方面；其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使用时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建立合适的CGE模型中的特定模块；其三，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联系较为复杂；其四，面对中国具体情况，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市场在东中西部之间、在城乡之间、在不同行业之间、在国内与国外之间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正是由于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使用存在诸多不足，同时由于CGE模型自身的优势以及劳动力资源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使得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有更大的潜力与动力，其应用前景将更加广泛与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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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xon， P.B.，and M.T.Rimmer.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ling for Forecasting and Policy： A Practical Guide and Documentation of Monash[M].North-Hollan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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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38-5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村；现状；农业经济；影响
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是国家自立自强、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前提。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势必对农业生产造成阻碍，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1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依据国际通行标准，当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的人口大于7%时，就可以被认定进入了老龄化。我国从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9930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55.92%，农村老龄化进程明显比城镇要快。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2019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1000万人/年的速度递增，据预测2020—2040年，老年人口平均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其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有关。另外，由于农村的生产率低下，农村的迁出人口远远超过迁入人口，年轻劳动力流失直接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的问题[1-2]。我国人口老龄化格局大致呈现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发达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快于城镇地区等特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加快、分布不均、老龄化提前及人口收入低等特征。
2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发展生产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生活富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的生产发展及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了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及国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2.1对农业经济的短期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严重不足。近年来，人们为获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环境与资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向城镇迁移，其结果就是农业生产劳动力锐减。青壮年劳动力迁出，而留守的人口年龄偏大，一般在50岁以上，他们的体力、身体素质与年轻人差距较大，反应速度、敏捷程度、对机械作业的熟练程度都远远低于年轻人，这直接导致农业耕种质量降低。有个别地方因留守人口年龄较大，无法从事农业耕种等重体力劳动，甚至出现了抛荒现象。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教育的师资配备、教学设备、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使得留守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都处于较低水平。综合素质的低水平发展，进一步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思想比较保守，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与理解能力差，农业机械运用方面也出现诸多不足，这使得新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受到制约。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为主导，农村人口老龄化使得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势必会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影响农业生产总值。以山东省为例，2013—2016年农业劳动人口总数下降了5%，农业生产总值整体下降了1.4%。人口的老龄化也导致被抚养人口比重加大，青壮年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加重。2018年，我国的总抚养比超过了40%，而许多省区总抚养比甚至超过50%。山东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在所有省（市）中，山东的老龄人口排名占首位，总抚养比高达49.64%，其中老年抚养比达到22.69%。
2.2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影响
从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了现代化农业快速成长。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为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农业生产总值的稳步提升，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据调研资料显示，在江西、湖南、四川等农业大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致使很多地区农田荒置，老年人无力经营农业生产。为保障生活，很多人选择将土地承包流转出去，这些土地最后会汇总到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承包户或者企业手中集中经营，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业生产规模化。与传统家庭化耕种不同，规模化的农村土地种植可以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机械的应用，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老年留守人口为解决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与不能机械生产的问题，大多会选择将这两类生产活动外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速度[3]。同时，为适应部分老年人耕种的需要，专门适用于老年人耕种作业的农业机械与工具纷纷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与创新。大规模使用现代化机械进行农业生产，可以用更加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社会化生产。为提升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无论是承包大户还是农业企业，都会主动应用先进的农业科技弥补农业劳动力的不足[4]。新科技的应用解放了农业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黑龙江省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发展脚步加快，在2019年，黑龙江成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粮食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农业机械化等排在国家前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22倍。
3结语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业发展；对策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概述
（一）人口老龄化
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交，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物质资源的日益丰富，社会成员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人们逐步走向长寿时代，人类社会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口老龄化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国际上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占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7%，那么就表明该国家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指标
人口老龄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衡量。第一，从老年人口比重来看，一般来说，65岁对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是老年系数，这个系数是直接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程度。第二，从老化系数来看，这个系数是衡量人口老龄化所用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数，主要是指老年人和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第三，从抚养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来看，如果被抚养人口占抚养人口的比例重，也是直接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程度，这里的被抚养人口主要是指老年人和少年儿童，抚养人主要是指适龄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
二、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一）导致农村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使得农村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浪费，影响农村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和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二）影响新农村建设步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新农村，需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紧密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步伐来进行建设。但是，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留守老人和贫困老人增多，给新农村建设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三）阻碍现代农业发展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适龄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由老年人构成，加上农村留守儿童居多，农村的劳动力出现严重匮乏的局面，大量的土地也因此荒废下来，或者承包作为经济作物更种地。这种格局导致农业生产水平却没有得到实质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老化也直接造成农业劳动力资源不足，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农业发展对策
（一）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人口老龄化显而易见，政府应当从制度上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进行保障，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非常必要的，首先要做好农村养老保险的宣传工作，要从思想上改变以前农村人认为保险是白花钱这样的观念，认真做好扎实细致的宣传普及工作，广泛运用电视、广播和报刊等各种新闻媒介和舆论工具，采取板报、标语等形式，向广大农民宣传新农保制度的方针政策，使农村老年人自愿参保，积极参保。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村养老的投入，总理指出：政府少上项目也要确保对养老保险的投入。所以，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财政实力增强，各地区要增加对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投资额度。政府要制定出符合新农村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村老年人养老做到有保障，有依靠。
（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摘 要】学术界对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争论不休，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我国的劳动力还是相当充足的；二是中国只是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没有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三是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得出：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时代进入到有限供给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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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19]同[17]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河北省人口结构从实施计划生育以来，儿童比重就明显地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在逐年地增加，使得人口由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河北省在2000年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7%以上，宣布进入老年社会。到2006年末，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口为81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1.4%，2007年的农村人口有4148 万人，其中老年人口约为622.2 万人。2008年末老年人口发展到890 万，其中老年人口约为640.8 万人，据6次人口普查至2010年我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934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3%。据预测，今后一段时期全省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以上的速度增长。按这种态势，2015年我省老年人口将达到1100万占15.5%，到2020年将达到1300万占17%，接近中度老年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1、农村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养老状态堪忧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家庭养老功能不断衰退，家庭养老能力日益下降，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家庭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以及抚养结构发生了本质性地改变。伴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养老需求的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使农村家庭的养老负担越来越沉重，农村养老问题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并且日趋严重。从2010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的抽样调查情况可以看出，河北省农村的老年人有44.74%以上是需要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有约45.95%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生存，所以我们从这比例情况可以得到农村老年人主要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自己的劳动收入来养老，因此农村老年人口的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养老状态堪忧。
2、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
老年人数的增加使得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下降，也就是说有更多的老年人口需要较少的劳动人口去养活。从而得出养老金支付压力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老年人数逐渐增加，那么支付养老保险的老年人也随着不断地增加，假如让所有老年人都去投保，即便每个人支付养老保险的数额不发生变化，然而净增总额仍呈现显著地变化。二是领取养老保险的人在增加，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不发生变化反而减少。三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物价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支付养老金的数额也要相应地提升，要不然养老保险所发挥的作用就会不断下降，甚至不能发挥作用。由于维持原有的比较低水平的养老保险的支付都很困难，越来越多养老金支付数额更是不可能拿出来的，所以说养老金支付压力日趋增大。
三、对策
1、废除不合理制度以及加大政府投入
农村家庭养老的模式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继续存在，扩大农村人的收入是提高其养老能力的重要措施。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有很多的农村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向城市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做到：第一，废除不合理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在农动力市场获得一个公平就业环境，努力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训，增加他们获得知识和技能的途径和机会从而增加他们的才能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2、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一，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提高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首先优化粮食生产结构，变粗放生产经营模式为集约生产经营模式。其次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林果业、畜牧业、蔬菜业和水产业。最后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形成整体优势。
第二，减轻农业生产强度，解放农业劳动力，改善农村经济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激发农民对生产的投入积极性。
目前，人口老龄化和农村人口养老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人口老龄化的界定，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是，如果65 岁及以上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或者60岁及以上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该社会就可称为老龄化社会。2010年，河南全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786万人，占人口比重的8.36%，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12.73%。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河南省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579.4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15.71%。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重较全国高10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显现。
河南省人口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形势下发生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显得极为重要。新农保制度在推行中出现了覆盖面小、养老保险水平低、激励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基金管理层次低、基金保值增值难，河南如果不未雨绸缪，提前应对，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新形势下河南省农村养老出现的新问题，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使得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受到冲击。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政策逐渐放松对城乡壁垒的控制，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大量空巢老人家庭在农村出现。即使子女能够为父母提供一定的物质资助，也无法实现对老年人的适时照料，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河南省宝丰县在村级主办，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建起的“新农村互助家园”，是河南农村养老发展的新模式。“新农村互助家园”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互帮互助的生活方式，深受老年人的欢迎，在实现“老有所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道路上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由“互助家园”到“幸福乐园”，让农村老人有吃、有玩、有住，让他们的生活开心快乐，让外出务工子女无后顾之忧。
为此，各地应进一步健全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尽快出台地方性法规，建立弹性补贴制度或农产品换养老保险的制度，推行农业补贴与缴纳养老保险费相结合的机制。在保障每个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可以领取养老保险费的同时，建议“自助家园”式的养老模式在逐步完善、提高的基础上向河南省内推广，为辛勤劳动一生的农村老人安度晚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