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1 1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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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猪肉周期；可贸易部门；农民工工资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2-0089-04
物价水平的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之一，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均有巨大影响，一直备受学界与实践界的关注。就中国通货膨胀而言，由于中国CPI的独特结构，食品价格的变动成为CPI变动的主导因子。而食品构成中，猪肉占据肉类消费的60%。因此猪肉价格周期与CPI周期呈现高度吻合，中国的CPI周期又被戏称为猪周期①。
一、猪肉价格周期认识的误区
正是因为猪肉价格如此重要，所以在通货膨胀的研究中猪肉价格周期的研究成为研究人员的主题：希冀用猪肉价格的变动作为先导信号，来预测中国经济的通胀周期。总结起来，他们认为是什么主导了猪肉价格周期呢？（1）猪粮价格②；（2）价格预期下的库存量调整。③
但上述的观点可商榷之处在于：（1）经过我们的检验，猪粮价格与猪肉价格是同谱波动的，两者之间无明显的领先之后关系。这就是说猪粮价格与猪肉价格一定受到一个共同因子的驱动。（2）如果猪肉周期的波动是由于价格预期下的库存量调整，这就是说中国的养猪户们能够未卜先知，能够确切地知道猪肉价格的变动。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我们不否认生猪库存调整的存在，但这都是在猪肉价格出现明显的趋势性波动之后，养猪户做出的被动反应。
二、猪肉价格周期认识的新框架
因此，我们需要对猪肉周期的形成机制进行一次新的梳理。首先提出我们的分析框架，从生产的原子形式开始推演，不管什么产品，归根结底都是由原生性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这些要素结合，然后依托各自专门技术生产出来。那么全社会所有产品与服务的加权价格水平，当然归根结底也是由这几个因素决定。
我们继续会问：劳动力价格、资本价格、原生性自然资源的价格由什么决定呢？答案是由经济周期的凉热决定。而经济周期的决定机理在工业社会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决定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由什么决定呢？长短期内均由要素禀赋丰裕度和技术进步水平决定（根本性因素），短期内也会受到前述很多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当然政府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也起很大的作用。上述分析框架的实证证明，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劳动力价格、资本价格、原生性自然资源变动的时间序列数据与通货膨胀变动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若劳动力价格、资本价格、原生性自然资源变动总是领先于通货膨胀的变动，则说明我们的分析框架在时间序列的预测上是有效的。
猪肉作为经济体中产品一种，当然也符合上述规律。因此我们认为：猪肉价格由投入生猪产业的劳动力、资本品价格、其他生产要素综合加权价格决定。
进一步的，我们推断：对于以粮食（主要投入品也是劳动力）和劳动力为主要投入品的生猪产业，其价格水平的变动主要还是劳动力价格水平的变动。劳动力价格水平的变动归根结底来源于通货水平和资本的边际效率。此处我们需要证明的是：猪肉价格的初始变动真的主要是来自于劳动力价格的波动吗？
我们对猪肉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波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劳动力价格波动在格兰杰检验下，总是领先于猪肉价格的变动。
另外，从图2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2002年之前，猪肉价格指数的波动于CPI指数大致一致，在1995―2001年，猪肉价格指数的波动低于CPI指数的波动。这就是说，在2002年之前，猪肉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远不如2002年之后大。
为什么会出现上图的变化？这为我们的证明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知道：CPI和猪肉价格指数均决定于劳动力、资本品、其他原生性生产要素价格的波动。也就是说，CPI和猪肉价格的决定机制是一样的。但是各个分解因素（劳动力、资本品、其他原生性生产要素价格）各自权重不一样。食品价格指数中劳动力价格所占比更高。因此，从理论上来说，CPI的变动与猪肉价格指数之间的这个大的空间构成，主要部分只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价格波动构成。
图3是将食品价格指数减去CPI变动之后的时间序列，我们的统计验证：猪肉价格指数-CPI与劳动力价格变动高度相关，且滞后于相对劳动力价格变动。
证明到这儿，可能对我们通货膨胀新分析框架抱有信心不够的读者依旧无法被说服，我们提供下述进一步的两个证据：不同商品对劳动力价格变动的弹性（继续证明劳动力价格变动是猪肉价格变动的首要因素）。
从图4、图5中，我们看到仔猪的波动较生猪与猪肉价格波动更高，为什么仔猪的波动率更高呢？将其价格决定因素进行分解，唯一可解释的原因是：其蕴含的劳动力投入占比更高。猪仔与生猪及其猪肉的形成过程相比，是更需要劳动力投入的。而且可以唯一多投入的就是劳动力。
三、猪肉价格引致通货膨胀的经济学解释
第二部分分析没有解决的二个问题是：（1）为什么2000年后猪肉周期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波动。（2）劳动力价格成为猪肉周期变动的内在经济学动因是什么？
我们需要将经济部门分为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工业部门中又需要分析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
关键词：劳动力城乡流动；流动数量；影响因素
一、 文献回顾
劳动力流动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关注。17世纪威廉・配第认为，工业收益比农业的多，而商业收益比工业的多，这种产业间的收益差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1940年，科林・克拉克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农业部门流向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刘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传统和现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差异，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引起劳动力的流动。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二元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工业与农业部门发展间的内在联系和平衡关系。1961年，乔根森对劳动力流动模型做了新的补充，指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导致了劳动力流动。20世纪70年代初，托达罗提出了二元经济劳动力配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城乡相对经济收益，不仅由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决定，同时受进入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概率影响。李对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和中间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博格等人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距离远近、物质障碍、文化差异等中间因素，他认为劳动力流动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后的共同结果。
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理论和模型的学习和借鉴，并根据国内现况提出新的观点。高国力将区域经济收入差距带入托达罗期望收入模型，发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蔡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朱农将资本存量作为研究中介，分析劳动力流动与政策演变间的关系，指出在区域初始资本存量较少时，城市政策将禁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城市需要农村的劳动力的流入来增加城市的产出，城市政策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入。肖群鹰和刘慧君研究了我国以往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流出和流入入省份间的期望收入、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劳动力分布是省际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际出发，徐育才在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力模型”。他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三大因素，指出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将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王子成在研究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时指出，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是制度工资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工资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博弈决定，并非市场机制下的均衡。
二、 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
三、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检验
本部分在前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基于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研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劳动力城乡流动。
1. 数据来源。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7年（2006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30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变量包括城镇地区工资收入水平、农村地区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就业概率、资本价格。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 实证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资本价格、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呈负相关，与就业概率、城镇地区收入水平、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呈正相关，实证分析从量化角度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四、 结论
本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实质上是基于对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差异将明显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定的认知。由于区域之间存在这些差异，劳动力具有天然的流动性。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劳动力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减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劳动力就业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增加而减少；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假设条件，当0
参考文献：
1. 威廉・配第.赋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学术研究，2006，（5）.
3.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肖群鹰，刘慧君.基于QAP算法的省际劳动力迁移动因理论再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07，（4）.
5. 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Jorgenson，D.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Economic Journal，1961，（11）.
7. 乔根森.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杂志，1961，（6）；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牛津经济论文集，1967，（11）.
8. 王子成.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9. 高国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经济地理，1995，（2）.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北京率先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研究”（项目号：13ZDA04）；农业部软科学课题“我国城乡一体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项目号：20141001）。
影响环湖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是供求失衡推动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由于乡村城镇化、计划生育等政策效应的长期累积，适龄工作人口增量逐步减少，农村劳动力供给形势出现变化，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扩张明显放缓，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如：2010年环洞庭湖地区乡村从业人口数（指乡村人口中参与经济活动的全部人口数,该指标反映农村中实际从业人员状况。鉴于统计中暂有该项指标，我们用此指标替代农村劳动力数。）为692.1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42.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53.78万人，占比高达9.37%，比2000年上升了1.95个百分点。加之多年来生育率持续保持着0.2%以下的低水平，劳动力人口扩张明显放缓。从需求的角度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用工荒”现象开始出现并不断蔓延，推动了低端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农村劳动力需求市场旺盛，总体上呈现出“用工难”的状况。
二是农村劳动力城乡结构性变化带动价格上涨。随着近年来惠农政策的不断推进，农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新生代农村劳动者在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普遍对工作选择、劳动待遇有更多的诉求，更加向往城市生活，更加注重行业前景和个人发展规划，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降低，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比例下降，劳动力价格上涨。据监测网点――湘阴县新泉镇荷花村青年胡某反映，虽然目前农村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在农村每月也能挣2500多元，但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农村大中专生，他宁愿暂时拿1500～1600元的月薪到长沙等地做职员，也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等体力活。而且这种就业观念在其同年龄层次中相当普遍。
三是通胀高企拉动劳动力价格上涨。由于近年来物价整体上涨，劳动者因通胀侵蚀其购买力而相应产生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内在需求。同时，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及其稳定上涨的预期，使得农村劳动力价格同步提高。据岳阳市华容县、益阳市沅江市、常德市汉寿县等地的绝大部分调查农户反映，一个三口家庭的基本生活开销由前两年的450元/月涨到如今的600～800元/月不等，水稻价也由70～80元/担涨到了120～130元/担，相比之下，劳动力价格也应有所上涨。此外，前期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推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整体抬升了物价水平，反过来又拉动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形成劳动力价格的螺旋上升。
四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迫使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年轻人口数量较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能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而随着工人工资的持续快速上涨和劳动人口增量的不断下降，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低廉劳动力要素价格优势逐步削弱，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将逐渐丧失成本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
从本轮通胀的结构分析，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是通货膨胀最为主要的因素。从通胀的成因分析，流动性泛滥则是众矢之的，特别是由此导致的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房价的上涨意味着实体经济并未吸收多少流动性，房地产正好是土地价格与劳动力价格的交集。土地价格的提高导致部分地区的农民放弃农业劳动，这一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同时，房地产的繁荣又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中西部劳动力大量流出，导致中西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速度下降。随着中西部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开工，该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度上升，这就直接影响到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而它们正是农产品价格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胀的上升已经由原来的货币因素和异常气候因素转变为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后两者的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刚性的。地方政府收入和普通劳动者收入在中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刚性，可上不可下，这就会使通胀成为常态。
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措施确实会在短期改变房地产价格的走势，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畸高”，但对中西部地区的房价就不会有太大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中西部房地产价格走高的趋势不会得到遏制。更何况，中西部地方政府近两年的绝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都依赖于土地的出让收入。
除了农产品价格外，目前正在快速上涨的大宗商品，将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通胀失控。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水平已经达到社会承受的极限，通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将会加大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难度，使通胀进一步上升。美国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在市场预期之前调整，油价的大幅上涨已经严重削弱了定量宽松的作用，等于美联储原先补贴本国国民和企业的低利率政策改为补贴产油国，这不可能长期持续，也是美联储不愿意看到的。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鼓励居民消费的措施最终成为补贴原油进口，抑制通胀的措施也会出现鞭长莫及的情况。
除了以上因素外，更要看到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通胀的刚性进一步加剧。我们已经能够切实感受到服务行业的价格正在大幅度上升，餐饮、家政和美发美容是最为直观的观察窗口，这些服务行业的价格都在最近一个月内出现了20%以上的涨幅，这主要是由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的。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一般需要6个月的传导周期才能体现在CPI中，因此下半年的通胀难言下降。
在当前影响通胀的诸因素中，劳动力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物价的影响被显著夸大了；而超发货币作为通胀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其影响也在逐步减弱；短期和结构性的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当前通胀的主因。
工资涨15%物价会上升1.94%
实证观察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2003年至2009年我国职工工资年均增长高达14.8%，可是不同年份CPI涨跌互现，甚至在2009年东部沿海出现“用工荒”时，经济还处于通缩状态。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物价之前，要过“四道关”：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传导系数”的过滤。农业劳动力成本对粮食价格的传导系数为41%，对蔬菜的传导系数为40%，对肉类的传导系数为10%，对食品的综合传导系数为27%；制造业工人工资对工业品价格的传导系数不超过10%；服务业工资对服务业价格的传导系数为21%－－根据CPI的构成权重计算的工资成本综合传导系数不足20%。假定中国平均工资每年上涨15%，则对物价的推动最多为2.98%。
其次，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缓解一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考虑实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每年15%的工资上涨对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影响降低到2%左右。
此外，对于那些过度竞争的行业、利润有弹性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冲击的往往是企业利润而不是产品价格。
最后，在传输到消费环节之前，流通环节还能吸收一部分劳动力成本。目前，在我国产品的总价格中，流动环节占比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随着批发、零售、物流管理等水平的提高，流通环节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空间依然很大。
经过上述四层过滤之后，假定我国劳动力价格平均上升15%，其传导到CPI总水平的影响为0.89%-2.98%，影响中值只有1.94%。当前阶段，不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低于预期
很多人都在谈论，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中国的物价总水平上。可是为什么几年前石油从十几美元上涨到140美元的时候，塑料等下游日用化工品价格没有同步上涨？在铁矿石价格上涨n倍之后，为什么汽车不但不涨价，反而价格下跌？铜价上涨n倍以后，为什么空调价格却保持稳定？
其原因与劳动力成本“四层过滤模型”一样：首先是进口依存度和原材料成本占比降低了成本价格传导系数；其次是新技术的采用、资本贡献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降低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再次是企业的利润弹性消化掉部分成本上涨；最后是流通环节的利润弹性过滤。
与劳动力的四层过滤不同的是，输入原材料的成本压力不是在一个企业消化，而是分摊到整个产业链消化。假定某产业纵向有10个产业链，在原材料价格上涨30%的冲击下，每个产业链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或者每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利润有3%的弹性挤压空间，就可以消化掉全部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
因此，同样幅度的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对物价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我们的测算表明，输入原材料价格平均上涨15%，对中国CPI的影响只有0.3%，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超发货币究竟有多少进入实体经济
很多人把这一轮通胀的根源归因于货币超发，认为过去几年超发的货币无论如何也要作用到物价上，从而宣称中国物价上涨是很难控制的。比如：去年有观点认为，最近几年货币累计超发48万亿。假定这个数字是正确的，那么扣除掉2010年新增的8万亿元，2009年岂不是超发了40亿元？为什么2009年是通货紧缩呢？
显然，那些简单地把M2余额与GDP做个除法或者减法就算出来“超发货币”的学者，没有认真研究中国最近几年货币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
从货币供给结构来看，除了传统的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之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外资流入、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膨胀都成为货币创造的新方式。就如同30多年前哈耶克曾经说过的：“如今货币创造已经不是央行的专利，它就像人类社会的语言、道德、法律一样，可以自发的出现。”因此，传统的M2余额已经不能反映货币供给的全貌，急需被“社会融资总额”或“广义货币供给余额”替代。
当然，变化更大的是货币需求结构。传统的实体经济交易性需求只是货币需求的一部分，新增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的投资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越来越多，央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收藏品、艺术品市场吸纳的资金数保守估计为8.9万亿元；过去十年，中国股市净吸纳的资金累计高达9.6万亿元，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也需要巨大的货币来支撑其日常交易。此外，中国央行通过央票等工具累计吸收货币4万亿元；还有24万亿元的存贷差余额分别被央行和商业银行吸收。
剔除掉上述资本市场、资产市场、央行和金融机构吸收之后的广义货币余额，才可能流入实体经济，并对居民消费物价产生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经过四层吸收后，2010年中国实体经济的交易性货币只有34.8万亿元，单位GDP货币量虽然有明显增加，但增加幅度远远小于市场的预期。
考虑到过剩货币首先要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才会表现为物价上涨，四层吸收后的单位GDP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要滞后两年时间。由于2009年的单位GDP货币量增速低于2008年增速，所以我国2011年来自货币因素的物价上涨压力要小于2010年。
当然，如果出现房地产资金、股市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或者银行的存贷差余额减少从而增加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量，则货币因素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会显著增加。所以，除了央行和商业银行要管好“笼中虎”之外，适当引导资金流向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通胀管理也十分重要。比如，如果实体经济的资金适当流向股市，就有利于阶段性化解通胀压力。
控制食品价格是关键
统计数据表明，最近一个时期通胀的主因依然是食品价格上涨。在前期CPI涨幅高点11月份，食品价格贡献了3/4的物价涨幅，而同期的“民生核心CPI”则只有1.5%左右。
与2007年的“猪肉通胀”不同，2010年四季度以来的这一轮食品通胀，主要是“蔬菜通胀”，猪肉和粮价依然相对平稳。
按照一般的生产周期和经验数据推算，“蔬菜通胀”的周期应该比“粮食通胀”周期短，更比“猪肉通胀”周期短，这就决定了本轮通胀的持续时间和上涨空间不会超过2007年、2008年那一轮通胀。
对通胀比较悲观的学者往往把食品通胀的影响因素长期化、夸大化，甚至把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与劳动力价格上涨、货币超发的因素混为一谈。
事实上，食品通胀的主要原因还是供给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的。随着春天来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蔬菜即将迎来去年四季度涨价之后第一个供给高峰。尽管2月份物价的同比涨幅可能仍然大体与1月份持平，但3月份之后，蔬菜价格引领的CPI涨幅应该会有所回落。
Abstract： General commodity value drops with technology progress. The thesis arguments that commodity value of labor force increases with technology progress.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it's inevitable that advantage of cheap labor resource is not consistent，wage rigidy，national difference in wages appear.
关键词： 技术进步；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
Key words： technology progress；value of labor force commodity；increasing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6-0162-02
1 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的机理分析
1.1 劳动力商品价值模型 劳动力即劳动能力是蕴藏于鲜活人体中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作为一种商品，它的生产也需要投入相应的资源，这些资源构成了获取劳动能力的成本。劳动力存在于鲜活人体中，而人体是个耗散结构，要源源不断的得到劳动能力，就需要投入相应的资源，因此，“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是维持、恢复和延续劳教者的体力和脑力”。“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生活资料的价值除了能维持劳动者本人的生活需要以外，还必须能够养育劳动者家属所需的生活资料，即“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最后，劳动者从事工作需要一定的技能和技巧，为此需要一定的教育和培训，而这要有教育经费支出，“这种教育费，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2]。因此，劳动力商品的获取成本是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培训费用的函数。如果用V表示劳动力商品形成成本，那么V=∑PiQi+E，其中P、Q、E分别是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数量、及劳动力所付出的教育培训费用。i代表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种类。
1.2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各构成因素随着技术进步的变动趋势 随着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中应用，会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致劳动者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呈现出的经济现象是劳动者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会降低，即P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有降低的趋势。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种类和同种生活资料的数量会增加，即i和Q会增加。
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生活中应用，使得社会知识存量增加，劳动者成为合格劳动力所要掌握最低的技能水平提高，由于要掌握最低技能水平提升，劳动者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学习和吸收，因此，其教育培训费用也会增加，即E会增加，这一点，表现为社会现实即是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及不断的学习与培训。
1.3 劳动力商品价值随技术进步而上升的机理 随着技术进步？仔及其引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劳动力成本决定因素里，既有促使劳动力商品价值下降的因素，即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值P；也有上升的因素，即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数量Q和教育培训费用支出E，两种变动趋势相反因素的影响，必然使劳动力商品价值呈波动式变化。
在劳动力商品价值决定模型中，一方面促使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的变量多于使其下降的变量，另一方面，从变动的程度来看，随着技术进步，劳动者需要掌握的最低基本技能会越来越多，所以教育培训方面的支出即E的增加幅度会越来越大；而消费资料的生产需要资源的投入，其价格P下降的最低界限不能低于其生产成本，所以，其下降的程度毕竟有限。所以，在某一时期，劳动力商品价值会下降，但总体趋势会上升。但其上升不会是直线，而是波动式上升。
2 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的实证分析
2.1 指标确定
2.1.1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 劳动力商品价值V=∑PiQi+E，因此，确定劳动力商品价值也就是计量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与教育培训费用支出之和。由于不同类型劳动力所实际消费的生活资料的种类和数量不同，教育培训费用支出量也不同，所以，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及教育培训费用支出用社会平均值表示，即劳动力商品价值用社会平均的劳动力商品价值表示。
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格总额包括劳动者本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养育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一定时期全体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可用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确定。人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必须用收入购买，而只有就业人口有收入，所以，单个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可近似用就业人口平均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格总额代替，即∑PiQi=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就业人口。
劳动力所需要的人均教育培训费用可用教育经费与经济活动人口的比值表示。这里只所以选择经济活动人口作为计量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是因为经济活动人口是占用教育经费的主体。
因此V=（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就业人口）+（教育经费/经济活动人口）
2.1.2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可用多种指标来衡量，本文使用R&D经费支出代表技术进步的程度。
2.2 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的实证分析
以R&D经费支出为自变量，以劳动力商品价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琢＝000；F＝1062.436；R2=0.983；？茁=2.969；？琢=000，说明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商品价值统计相关，并以100%的把握通过假设检验；F=1062.436说明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商品价值二者所形成的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显著；R2=0.983，说明技术进步能解释劳动力商品价值变动的98.3%；？茁=2.969，说明技术进步一个点的变动，会引致劳动力商品价值2.977个点的变动，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商品价值同方向变动。我国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商品价值回归分析结果支持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的假设。
3 结论和意义
3.1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 经济理论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商品价值会降低，这对于物质性产品而言是确实如此。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影响却是个例外，劳动力商品价值不是随其下降而是上升。经济理论之所以把劳动力商品价值随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等同于一般物质商品，原因在于在论证与应用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构成要素时，产生了偏离。马克思经济理论在论证劳动力商品价值构成要素里时，认为劳动力商品价值构成要素有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培训费用支出等，但在实际应用时，把教育培训费用支出忽略了，仅考虑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是这样的忽略，才得出商品价值随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下降的普适规则。教育培训费用纳入到劳动力价值构成要素后，机理与实证分析都显示劳动力商品价值随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升高。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
3.2 工资下降刚性 工资下降刚性是指劳动力商品的工资只能上升不能下降的特性，对于这种现象，西方经济理论有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合同与长期关系理论、效率理论等理论解释了此现象。这些理论都是从劳动力商品的外在因素出发，而没有就劳动力商品本身的价值考虑，其实，从劳动力商品自身形成成本出发考察，对此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更强。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形成成本成正方向变动，随着技术进步、获取劳动能力的成本会不断提高，劳动力商品形成成本决定了劳动力工资最低限度，最低限度的提高，必然推动工资的提高，工资下降不可能低于其劳动力商品的成本，而劳动力成本随着技术进步一直在攀升，这样形成了工资的硬支撑，这种支撑一方面阻碍工资的下降，一方面推动着工资的上升，从而形成了工资下降的刚性，即只能上升，不能下降的特性。
3.3 工资的国民差异 在不同国家之间，工资有着差异，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工人实际工资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工资，这种现象称为工资的国民差异。对于此现象，相关解释理论也很多。从劳动力商品形成成本随着技术进步上升这一角度理解，工资的国民差异是经济技术发展差异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技术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对应的获取劳动能力的成本也不同，工资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是商品内在成本与供求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不同国家劳动能力获取的成本有差异，作为反映劳动力商品内在成本的工资，必然会因成本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来。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都要比发展中国家高，那么其国的劳动力商品价值也相对其它国家为高，由劳动力商品价值折射出的工资也比其它国家高则成为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
[2]鲁迪格·多恩布什，斯坦利·费希尔.宏观经济学[M].东北财经大学，2002.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在美国，4种中国主要服装的平均到岸价格比其他国家生产的便宜58％，比美国本土生产的便宜76％；一个中国产钢卷尺售价仅l美元，而德国产的是50美元，两者质量没有差别。在比利时，中国陆风越野车每辆售价为17000欧元，比同类欧洲车便宜近一半，因此，有专家指出：“中国汽车业将引发全球汽车价格再降30％～40％。”
中国制造价格低在什么地方?抛开厂商恶意竞争因素不谈，分析商品的价值是关键。
劳动力价过低是主要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由物化在其中生产资料(用C表示)的价值和劳动力(用V表示)的价值构成。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增值过程中作用是不同的，C在参加生产过程中，其原有的价值仅是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不会发生价值增值；而V在参加生产过程中，其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劳动力的使用再生产出来，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用M表示)，因此商品的价值=C+V+ M。
按此原理分析，我国商品价值中C的价格确有偏低的成分，比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高增长的目标，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有的地方资源价格扭曲，某地一个纸浆厂每天用水2 5万吨，每吨费用仅为0．64元；有的地方企业开采和使用资源过度，且不负担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等等。然而，根据C和V在形成商品价值中的作用，劳动力价格应是分析的重点，即使C中也有劳动力价格问题。
我国是制造大国，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居多。我国城市每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农村约有1．5亿剩余劳动力，而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万～900万个。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压低劳动力价格成为企业必然的选择。据调查，在广东，外来工中有近一半人月工资在800元以下，而800元是他们所在城市消费水平的临界点；还有很多外来工拿着300元～400元的月薪，仅能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在南京，市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月标准是43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是3．6元／每小时，但据南京市劳动部门调查，许多从业者的收入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保底线。在山东，一些企业工资还停留在10多年前300元～500元的标准。
在外企，大规模出口的商品中，由于收益最高的设计、研发、品牌等环节被外方控制，中方得到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真实收益不高；一家企业10多年来没有给职工增加过工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最近12年来，能容纳大量外来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的工资呈下降趋势。
我国商品中的劳动力价格与价值背离，甚至严重扭曲，劳动力的付出与回报很不对称。有资料表明，中国劳动力价值只有美国的1/10，劳动力平均价格甚至低于肯尼亚和津巴布韦。因此，劳动力价格过低是商品价格低的最主要原因。
压低劳动力价格
成唯一谋利手段
我国劳动力价格为什么低?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劳动力价值的内涵。因为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此外，劳动力价值与其他商品不同，它还包括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因此，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品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其中，劳动者在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
在当代条件下，劳动力的最低价格应是劳动者吃饭、穿衣、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生育、养老、失业等所需费用的总和。与此对照，我国劳动力价格构成是什么呢?
首先，劳动力价格是以最低标准，即以劳动者能够维持温饱和养育后代为底线制定的，没有给予劳动者失业、养老、接受教育培训的费用。劳动者为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但企业(特别是外资、合资、私营企业)不承担劳动者的失业、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责任，将这些责任推给了劳动者本人、国家或者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福利费用没有纳入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没有达到马克恩所说的最低界限。据统计，目前我国城乡7．37亿就业人员中，纳入养老保险的人口仅1．6亿，纳入医疗保险的仅1．2亿，纳入工伤保险的仅8000万，且大多数为城镇职工，加工企业中的主要劳动力来源――民工几乎没有保险。
其次，法律法规不健全。1995年起实行的《劳动法》，在劳动合同签订和解除、超时工作报酬、职工健康检查等方面只是原则规定，许多条款是“应当”如何，而不是必须如何，且没有规定在未“应当”的情况下如何处置。
《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因没有规定未“必须”时应承担的责任，企业不为职工投保也很平常。法律约束不力，许多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随意解除合同，或者任意延长劳动时间而不依法支付费用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法律保护不够，劳动者虽然知道劳酬不符，但为了保住岗位，大多忍气吞声。
再次，社会对劳动力价格低存在认识的误区。理论界至今普遍认为，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战略资源优势。许多地方政府，一直把所谓劳动力成本低当做招商引资的法宝，甚至不少地方官员还认为，没有廉价劳动力就没有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由于压低劳动力价格是最简单、也是最奏效的竞争方法，很多企业把压低劳动力价格当做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的唯一手段，有的所付价格甚至达不到马克思所说的最低界限水平。
五大问题影响经济生活
(一)新经济时代是创新劳动的时代，需要大量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劳动力。劳动力价格标准过低，劳动者在除去生活必需品费用后，所得剩余不多，就很少有学习、教育的费用，从而使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难以提高，也无法对下一代进行投资，形成了“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
(二)低工资阻碍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成本成为中央政府隐性债务。代际转移的社会保障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最终向完全的个人积累账户转变。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已退休职工和制度改革以前就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账”，每年收入的养老保险基金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发放，其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加之，近年来的高速城市化，虽然转移了部分农村劳动力，但并未将其纳入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导致未来的潜在社会保障成本进一步上升。
(三)靠低廉的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合算，低价劳工是把廉价资源和超额利润让给了别人。如我国生产的“TALBOTE”T恤衫在美国专卖店售价1件38美元，而平均到岸价格是1．41美元，中间36．59美元的利润全部被美国的贸易公司赚取。并且，低价商品出口的多，表面上提高了整个国家的收入，但对劳动者收入是相对增加，绝对减少，即收入增加与其真实劳动价值贡献比是绝对减少。
(四)企业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没有持久竞争力。劳动力价格低廉，必然质量不高；没有高质量的劳动力，就无法生产出高档产品，更不可能做成名牌。产品的附加值上不去，企业只能在低水平发展，与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企业的差距必然拉大。
(五)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对某些市场的出口数量增长过快，极易导致进口国实施保障措施和反倾销。进口国一面享受我廉价资源的益处，一面对我设置种种壁垒，贸易磨擦不断，影响对外关系。
建立健全政府职能解决现实问题
深刻认识提高劳动力价格的重要性、紧迫性。鉴于上述劳动力低价对我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提高劳动力价格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要认识维持廉价劳动力的弊端和提高劳动力价格的益处，纠正人们在此问题上不正确的认识。另外也要认识到，继续将劳动力低廉作为招商引资的亮点已不符合新经济潮流。
新经济时代，投资是跟着创新劳动走的。美国平均工资比中国高得多，但其每年吸引的外资比中国高得多。有资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20年共引进外资3400多亿美元，而美国1999年一年就吸引外资3132亿美元；世界对外投资总量的4/5是流向发达国家。可见，投资追求的是创新劳动或更有利于创新劳动成长的市场环境，而非单纯为低工资。
建立强制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福利制度不健全，相关费用未纳入劳工成本，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我们的保险福利制度，比不上发达国家，甚至比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尼、巴西等国均采取强制保险制度，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或者在工资中支付相关成分，由雇员自行购买；如雇主不履行这些义务，雇员可以雇主。我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社会保险福利的法律，仅有几个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因此要加快立法进程，为劳动力价格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加强政府监管职能，加大执法力度。各种保险福利法规制定后，政府要从具体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主抓法律法规的落实和完善，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使劳动力价格回到应有的水平。
关键词：劳动力 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陷阱 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基本是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凭借这一比较优势，我国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一、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分析――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生产率均上升很快。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呢?下面将选取世界上有代表性的10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横向比较。美、法、日、德是典型的发达国家，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印度、泰国、巴西和巴基斯坦是与中国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
在讨论劳动力价格时，由于各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差异较大，我们选取对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一是制造业是相对集中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反映劳动力成本中比较有代表性；二是近年来“中国制造”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现象，我国制造业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引起了各界的讨论；三是国际劳工组织对各国制造业工资水平进行了专门统计，有利于数据的获取和分析。
(一)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
由表中可知，从制造业雇员月平均工资水平看，我国远远低于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以2003年为例，我国大约是美国的1/22，法国的1/16，日本的1/23，德国的1/23。较之发展中国家，我国大约是韩国的1/14，泰国的1/1.3，巴西的1/2.6。因此，从劳动力绝对价格水平来说，我国仍然具有明显的低价格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我国的工资水平已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分别是印度的2.7倍，巴基斯坦的1.6倍，低成本优势已经受到一定挑战。
(二)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在考虑劳动力成本时，不能只比较绝对值。在分析各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各国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行比较。因为劳动力不能单独发挥作用，需要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劳动力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生产效率、资源耗费、产品质量等方面。限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虽然对数据的精确性有一定影响，但总体上不会影响分析结论的得出。同样由表中可知，劳动生产率位于较高水平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一般在6～8万美元之间。其次是韩国等新兴国家。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突出。以2003年为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43，法国的1/38，日本的1/36，德国的1/35。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大约是巴西的1/3，巴基斯坦的1/2.2，印度尼西亚的1/2.4，泰国的1/2.2。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不容乐观，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较低水平。我国的低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低价格优势的发挥。
二、多角度分析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短期劳动力绝对价格优势仍然存在
从国际比较不难发现，短期内，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仍然存在。据日本通商白皮书发表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中国为3.5％。从亚洲整体水平看，中国劳动力价格依然处于较低的位置，劳动力价格优势非常明显。廉价的劳动力使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产品能以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优势。
(二)长期发展已面临挑战
从长期来看，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受到冲击。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已经明显高于印度、巴基斯坦、越南、蒙古等周边发展中国家，部分制造业生产厂商已经开始从我国向这些国家转移生产线，这对我国是个不小的冲击。可以说，我国的廉价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势必上升，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将进一步削弱。
(三)考虑劳动力相对价格，我国的优势根本不存在
劳动力相对价格是指每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其产出价值之比，也即表中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以2003年为例，我国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约是美国的1.9倍，日本的1.5倍，巴基斯坦的3.5倍。可见，以劳动力相对价格作比较，则我国的劳动力优势根本不存在。
三、片面强调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弊端
(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有所波动。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报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由1998年的24位下降到2000年的31位。其中不乏有指标变动的因素，也不排除有评价的主观因素影响，但是中国排名下降最主要是因为，当前世界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对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急剧增大，传统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对下降，导致中国国际竞争力减弱。这也表明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中，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过去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转向创新能力、技术和管理优势。
(二)我国贸易利益流失，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我国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缺乏竞争力、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低，大部分贸易利益被欧美发达国家获得。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的关系问题可以用台湾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微笑曲线”来形象地描述。如图所示，从研发设计到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产品的各个业务工序按附加值多少排列形成一个“微笑曲线”。中国的加工贸易就位于这条曲线的中游部分，即生产制造环节，不仅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
由于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优势都在于廉价劳动力，在生产制造环节存在激烈的竞争，微笑曲线因此变得越来越陡峭。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价格比越来越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者由于技术的垄断可以掌握定价权，可以实现以较少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产量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实际收入的增加，中国经济必然陷入“贫困化增长”。
(三)贸易摩擦加剧
近几年国际上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据WFO报告，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遭遇反倾销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在国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强，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进口国的同类产品。近年来我国产品不断受到北美、欧盟等地区的反倾销指控，使我国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严重受挫，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生产。
(四)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过度强调劳动力比较优势必将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企业不愿更新技术和提高工人技能，在资本和劳动力两者的选择上，常常是用多雇用劳动力来取代设备更新。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用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在客观上大大影响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低工资、低教育水平、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已成为制约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突出问题。
从数量和规模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数量上的贸易大国未必就是质量上的贸易强国，我国的贸易结构低级化、贸易方式初级化、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单向化，迫切需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关键词：蔬菜生产；成本；效益；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47（2015）12-0053-04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我国蔬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均为世界第一，2013年蔬菜播种面积为6.198万hm2，产量266.86万t，是名副其实的蔬菜大国，蔬菜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众多省市县的农业支柱产业。
了解我国蔬菜生产成本与经济效益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蔬菜产业进一步持续稳步快速发展。李崇光等[1]认为，蔬菜生产经济效益较高，以2009年为例，蔬菜产业对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贡献800元，比同时期粮棉油等效益高出2～10倍，但我国蔬菜生产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蔬菜生产规模较小，具体表现为资金、技术投入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蔬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不利于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应用。卢中华等[2]认为，所谓蔬菜产业的生产效益即区域内蔬菜生产的销售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差值，其中总收入为产量和价格的乘积，总成本为生产、运输和交易成本，由此认为，对上述内容产生影响的因素就是影响蔬菜生产成本效益的因素。吴江等[3]通过对山东和宁夏地区种粮收益情况分析认为，影响种植业收入的主要因素有种植面积、农技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其中种植面积对收入影响最大。众多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虽然呈现递减趋势，但其回报率依然较高，且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势在必行。现有研究为蔬菜生产成本和效益提供了众多信息，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停留在对蔬菜生产成本的统计描述分析上，缺少必要的计量分析，例如王燕等[4]根据劳动力特征、种植规模、地理位置、栽种方式等因素对温州地区蔬菜生产效益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地理位置、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种植规模等对蔬菜经济效益的作用，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合理化建议。本文结合统计和计量方法，为蔬菜生产成本、效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
本文调查数据来源于全国70个蔬菜观测点的3 689份蔬菜生产及收益数据。
1 蔬菜生产状况及成本效益分析
1.1 蔬菜种植规模
由表1可知，此次调查中，农户蔬菜生产规模0.33 hm2以下的占64.84%，0.67 hm2以下的占82.27%，说明当地蔬菜种植呈现细碎化现象，多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
1.2 蔬菜生产成本结构
本文调查数据中的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和种苗、农药、化肥等物资成本。其中成本按照如下分类：物资成本（种苗、农药、化肥、地膜、燃料、灌溉、工具材料）、人工成本（劳动力投入和劳动力价格）、农家肥投入。根据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取其生产成本的平均值，可得当地蔬菜种植的生产成本构成。
由表2可知，在全国蔬菜生产中，人工成本占据了较大部分（73.66%），这和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关。物资成本中化肥、农药、种苗等占据了较大比例，其中化肥的使用量超过了农家肥的使用量。
1.3 蔬菜生产的经济效益分析
调查发现，农户每667 m2蔬菜净收入的平均值为2 304元，中位数是1 666元，这说明本地区的蔬菜生产平均效益较好，但纯收益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这与我们选择的计算方法有关，在计算劳动力价格的时候，采用的是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价格，即用非农就业工资水平计算从事农业劳动力的价格，可能导致了系统性的偏差，但是能够在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的背景下，体现出蔬菜生产纯收益空间日益压缩的事实。
2 蔬菜生产投入产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蔬菜种植规模对蔬菜投入产出的比较分析
将蔬菜生产的规模进行了划分：1=小规模[0～
3 335 m2），2=中等规模[3 335～6 670 m2），3=大规模[6 667～13 340 m2]。对照分类的投入产出（表3）可以看出，随着蔬菜种植规模的扩大，每667 m2总成本递减，而每667 m2的纯收益递增，存在着规模效应。在小规模蔬菜种植的时候，由于存在类似“内卷化”情况，每667 m2的劳动力投入过多，农家肥也可自给自足，所以二者的利用较中等规模多；中等规模蔬菜种植中，劳动力和农家肥的投入相应减少，即随着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效率得到充分发挥；在大规模的蔬菜种植中，由于规模较大，可能存在着雇佣劳动力并且大量购买农家肥，减少化肥使用情况等，相应的每667 m2物资费用则随着规模递增而减少。
2.2 调查数据的建模分析
①模型建立 采用C-D生产函数模式：Y=
A（K1α1……K5α5） LβFγMδ，其中，Y为蔬菜每667 m2产量，K1为种苗投入，K2为农药投入，K3为化肥投入、K4为地膜投入费、K5为其他物资投入（工具材料费、燃料动力费、灌溉费）；L为劳动力投入，F为农家肥投入，M为蔬菜种植面积；α1……α5、β、γ、δ是各要素的弹性指标。
对上述公式两端对数化处理得到新的模型：LnY=lnA+（α1lnK1+……+α5lnK5）+βlnL+γlnF+δlnM。
②结果与分析 用SPS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由表4回归结果可知，常数项、劳动力投入、化肥投入、农家肥投入和种植面积等通过检验。结合系数可以反映农家肥投入的贡献率达到了40.6%，化肥的贡献率达到了33.3%，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达到了18.0%，种植面积的贡献率达到7.6%，这说明当地的蔬菜生产更多地依靠肥料和劳动力精耕细作进行蔬菜生产。
③蔬菜种植收入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通过整理问卷，将影响蔬菜种植效益的因素分为3类：农户特征、要素投入和规模因素。其中农户特征包括农户的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要素投入包括种苗投入、农药投入、农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燃料动力费、灌溉费、其他费用；规模因素包括蔬菜种植面积。设蔬菜收入Y为因变量，其余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年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投入、种苗投入、农药投入、农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燃料动力费、灌溉费、其他费用和蔬菜种植面积分别用X1～X12表示，且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为线性关系时，多元线性的回归模型为Y=δ1×X1+δ2×X2+δ3×X3+δ4×X4+δ5×X5+δ6×X6+δ7×X7+δ8×X8+δ9×X9+δ10×X10+δ11×X11+δ12×X12。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
该模型F值为125.837，模型整体显著。表5中3种类型的影响因素中，农户特征中只有劳动力人数对生产效益呈显著正向影响，其余2个因素影响不显著。投入要素中，所有的要素均显著影响蔬菜生产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农药投入和燃料动力费呈显著负向影响，即农药使用和燃料动力费越多，蔬菜种植的收益下降，可能是因为现阶段蔬菜生产过程中存在过度使用农药和能源等行为，提高了蔬菜生产成本，使得蔬菜生产收益下降；化肥和农家肥的投入能够增加蔬菜产量，对蔬菜生产效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苗投入、地膜和灌溉投入等对蔬菜种植效益也有正向影响，说明蔬菜生产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这个结果与预期相符。蔬菜种植面积与蔬菜收入成显著正相关，说明蔬菜生产具有规模效应。劳动力投入对于蔬菜的收益也有显著正相关，说明蔬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意味着更多的收益。另外，我们看到技术服务费对蔬菜的生产效益有21.5%的贡献率，说明科技投入对提高蔬菜生产效益有积极作用。
④小结 通过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我国蔬菜生产的贡献要素主要是肥料，即农家肥和化肥等，蔬菜产量的提高与化肥和农家肥的大量使用密不可分。但是农家肥的贡献率高于化肥的贡献率，可能是因为农家肥的价格低，而化肥价格上涨，促使菜农更多地使用农家肥。另外，劳动力的投入也是蔬菜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说明了我国的蔬菜生产依旧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除此之外，种植面积对蔬菜生产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目前我国蔬菜种植面积普遍较小，因此，建议扩大蔬菜种植规模，以形成规模效益，从而提高蔬菜生产的产出。
3 结论
综合调查样本统计数据的建模分析和数学计量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蔬菜种植在农民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蔬菜的生产成本构成中，除了物资投入，劳动力成本占据较大的比重，这和目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有着较大的关系。由于农户的自我雇佣比较普遍，蔬菜种植的现金收入还是比较可观。
②我国的蔬菜生产仍以小规模的生产为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同时，蔬菜产量的增长依靠肥料等生产物资投入增长、劳动力密集使用。要提高当地蔬菜的产量，也可以通过增加种子和技术等要素的产出贡献来实现。
③对蔬菜生产效益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投入、种苗投入、化肥投入、农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灌溉费、技术服务费、其他费用和蔬菜种植面积等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得知，自然灾害对我国蔬菜生产效益影响较大，蔬菜种植技术、商品化程度、蔬菜销售渠道等对我国蔬菜的生产效益也有较大的影响。蔬菜种植效益的增加除了要求合理分配投入要素外，还需要关注社会环境对蔬菜生产效益的影响。
4 建议
①推进土地流转，使蔬菜种植具备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从而降低平均固定成本，增加收益。
②加大蔬菜生产者的资金支持，解决蔬菜生产的资金限制，进一步改造传统的蔬菜生产模式，使蔬菜生产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土地集约型生产方式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
③改进和推广蔬菜种植技术，提高科技进步在蔬菜生产中的贡献率。
④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降低蔬菜生产中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率，同时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建立“公司+农户”的长效机制，构建更为顺畅和完善的蔬菜销售渠道和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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