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1 16: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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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常设机构；电子商务；税收管辖权
1常设机构原则
常设机构原则是国际税收协定中用以协调居住国和来源地国在跨国营业利润征税权的标准。在税收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般包括（1）固定交易地点，例如一个分支机构、办事处或者一个工厂。（2）在来源地的独立人的活动，只要该人惯常性地行使包括签订合同在内的各项权利。
2电子商务对常设机构原则的挑战
从常设机构的发展历史看，不论常设机构概念作任何发展，物的要素（固定营业场所）和人的要素（营业人）始终是常设机构的两个核心要素。而电子商务的出现给这两个核心要素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围绕这两个核心要素来分析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常设机构。
2.1物的要素的分析
（1）在传统的商务活动中，企业开展营业活动的营业场所都有雇员的存在，雇员在营业场所中为企业处理各种营业事务，然而，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所有的商务活动都是由服务器或网址自动完成的，不必在来源国保留任何雇员，因此，某一外国企业在来源国拥有或使用的服务器或网址，难以构成一个营业场所。
（2）在线交易是一种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其动作媒介不是有形的营业场所，而是虚拟的数字化空间，除了在客户所在国拥有或租用服务器外，不再需要在客户所在国建立任何形式的有形存在。而网址和服务器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很难认定服务器或网址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是“固定的”。
（3）服务器和网址的活动可否作为准备性或辅活动以外的营业活动也难以认定。服务器和网址可以自动完成各种功能，例如广告、收发订单、收款、储蓄和发送数字化资料以及这些功能的综合等。对于税务当局来说，在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很难追踪到服务器和网址实际交易的情况，因而服务器和网址的交易活动是否可以作为准备性或辅活动以外的营业活动也是模糊不定的。
2.2人的要素的分析——网络提供商是否构成营业人的问题
根据OECD税收协定范本和UN税收协定范本的规定，该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构成常设机构：①在缔约国另一方代表企业进行准备性或辅活动以外的活动，并且有权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并且经常行使这种权利（即缔约人）；②虽然没有缔约权，但是经常在缔约国另一方保存货物或商品的库存，并且代表企业经常从该库存中交付货物或商品（及交付货物人）。
通常情况下，网络提供商在来源国建立服务器提供各种形式的网络服务，特别是进入国际互联网的访问服务。相对于销售商而言，网络提供商是按照自己的营业常规进行营业活动，其地位是完全独立的。有鉴于此，即使某一网络提供商向销售商提供维持网址的服务器，使得销售商得以在来源国开展销售活动，被视为一种活动，那么，该网络提供商也应当为处于独立地位人。根据营业人构成常设机构的理论，独立地位人只有在没有按照其营业常规进行营业活动时，才可以构成被企业的常设机构，此类活动与其自身从事的
网络提供服务完全不同，显然非其行业惯例，而是超出其营业活动常规。
3解决跨境电子商务税收管辖困境的对策
正如有学者认为：“应该突破传统的以非居民在境内具有某种固定或者有形的物理存在，作
为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前提的观念，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信息时代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接因素，而不宜试图在传统的那些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内摸索电子商务交易存在的标记。”
3.1虚拟性常设机构
虚拟性常设机构方案从常设机构本质涵义出发，更强调的是在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下纳税人与来源地国是否构成了实质性的经济联系。随着商业流动性增强，技术进一步发展，常设机构原则的固定营业场所要求反而极大地限制来源国税收管辖权，这违背了“经济忠诚”原则，应对常设机构重新界定，并达到如下效果：（1）在经济忠诚和相当的基础上对全球电子商务进行征税；（2）在（1）的基础上，为了区分商业主流以及辅商业活动提供通用的标准，并使得新的来源征税标准为国际企业界以及各国（净输入国与净输出国）接受。
3.2基于消费地经济存在标准
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ArthurJ.cockfield在其发表的《数字生物圈中的税收政策设计：税法在Internet环境下如何变革》提出了一个“数字生物圈”模型，深刻分析了网络、计算机空间、传统税法规范和税法（基于网络的税法）在网络环境下的互动关系，并指出了未来税法的改革方向——基于消费地经济存在标准（economicpresencetest）确定跨境电子商务的税收管辖权。
ArthurJ.cockfield教授认为，制定跨境电子商务的税法规范，要充分考虑网络、计算机空间、传统税法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未来税法或者税法变革的努力方向应遵循以下原则：（1）确立一个税收体系以便政府能够有效地获得稳定的税收收入并保证公共产品开支；（2）税法改革还要照顾到传统税法的稳定性要求，结合网络的特点，努力维护现行税制；（3）未来税法变革要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一方面不应对在线交易方式征收歧视性税收，另一方面有要强调对在线交易的有效征税，避免利用计算机空间避税的盛行；（4）此外，未来税法的改革应该促进税法的简单化，避免给纳税人带来过高的守法成本，维护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在此基础上，ArthurJ.cockfield教授提出了基于消费地经济存在标准来确定跨境电子商务税收管辖权。该理论主张：不要试图通过认定计算机服务器构成常设机构的办法来解决Internet带来的税法困境，相反，要创建规则以确保电子商务的进口国基于一定的在线货物数量和服务的进口数量（如100万美元以上）有权对相应的纳税人征税。即按照实际的消费数量这一经济的标准来分配国际所得税收管辖权，以替代传统的常设机构这一实体存在标准来适应Internet环境。
3.3观点述评与对策建议
（1）常设机构的概念应予保留，但应赋予其新的实质内涵。
首先，在内涵方面，常设机构概念可以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常设机构概念在国际税法上的意义在于表明非居民的营业活动与来源地国存在着实质性的经济联系。而在跨境电子商务环境下，虽然传统的以物理形式表现出来的实质性联系不再存在，但销售商的活动仍是在来源国进行，与来源国仍然存在着实质性的经济联系。其次，在形式方面，也有其适用性。常设机构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现行的作为协调居住国与来源国在跨国营业所得征税权益冲突的平衡器的常设机构概念,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也是随着跨国经济交易活动的范围和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常设机构概念从其历史来看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根据跨国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形式的发展而变化。例如，常设机构概念根据营业活动的形式，不再是仅仅由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设立场所、机构直接从事营业活动，通过东道国的机构、人员从事营业活动也十分普遍时，常设机构概念的范围也由原来以固定营业场所为核心要素与以人为核心要素构成常设机构并重的局面。网络技术带来的跨国经济活动形式的革命，正是推动常设机构概念发展的良好契机。
（2）降低常设机构的要求，取消常设机构概念中对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固定营业场所”的限制，而将“实质性联系”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活动。
“固定营业场所”是一种适应于传统商务形式的概念，在电子商务中却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在电子交易中，一般情况下，网址是当事人订立合同、付款、完成交付的虚拟场所，其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作用相当于“固定营业场所”在传统交易中的作用。而对于网址存在于哪个服务器上，该服务器的地理位置或者其服务器的拥有者这些情况，买方是不会注意的，也不会影响交易的进行。而且网址在许多国家是可见的或者是可以访问的，效果就如同在这些国家分别设立了营业场所，其活动如果满足“从事营业活动”以及质、量上的要求，就可以构成在有关国家设立的常设机构。同时，鉴于电子商务缺乏登记要求的特点，网址转让频繁且无登记要求，因此认定常设机构，不要求外国销售商对其使用的网址存在所有、租赁或其他支配关系，只要其实际使用了该网址即可。
①质的要求：外国企业从事的应是“实质性”营业活动，而非准备性、辅的营业活动。一般而言，如果这些营业活动的目的与整个企业的总目的相同，则可以认定为“实质性”。关于“准备性”、“辅”活动的认定，可以参考OECD关于常设机构的注释第42.7段和注释第42.8段中的说明。
②量的要求：外国企业在来源国所从事的营业活动客观上应达到“连续的、系统的”标准。国际税收协定中应该对可能构成常设机构存在的非居民支配的网址在互联网上存续的时间,设定一个最低期限。规定网址活动的最低期限标准的意义,在于排除非居民短暂或临时性地通过网址实施某些营业活动在来源地国构成常设机构的可能性,因为这类短期的和临时性的营业活动并不足以构成非居民与来源地国之间存在实质性的经济联系。另外,明确设定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助于提高征税效益,便于税务机关在执行税收协定的工作中易于掌握认定和取得国际间的协调一致。其次是网址活动的系统性标准。非居民纳税人通过其网址与来源国境内的客户完成的交易额、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价值金额、或取得后者支付的价款数额,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一定的数量规模。在这方面国际税收协定应定出适当的量化标准,如在6个月或12个月内达到或超过一定金额,有权对相应的纳税人征税。但也要对相关事实及情况如交易的频率、数量、持续时间等要素，通盘考虑后加以确定，这需要国际间广泛的协商与协调。
参考文献
［1］廖益新.跨国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及中国的对策［J］.东南学术，2000，（3）.
［2］李双元，王海浪著.电子商务法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
［3］ArthurJ.Cockfield“TransformingtheInternetintoaTaxableForum:ACaseStudyinE-Commerce”Copyright(c)2001MinnesotaLawReviewMinnesotaLawReview.
［4］ArthurJ.Cockfield：DesigningTaxPolicyfortheDigitalBiosphere:HowtheInternetisChangingTaxLaws
［5］LueHinnekens,LookingforanAppropriateJurisdictionFrameworkforInternationalElectronicCommerceintheTwentyfirstCentury,Interax,Vol28,Issue6-7,1998,P199
[关键词]数字经济；CFC；避税；潜在冲击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016
最近20年，在新兴市场中出现了公司税收筹划的新策略，即运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技术信息进行购买、转让、产品交换等交易，具有不可预测的灵活性。这种灵活的交易方式，使产品使用地、消费地和处理地等地点难以确定。
然而，行为发生地是CFC规则适用的基本标准。数字经济模式切断了产生收入的交易行为与交易地点之间的联系。纳税人如果与CFC所在国的关联方进行交易，则可以通过延迟申报交易地点而规避CFC规则的适用。
数字经济使服务贸易甚至货物贸易不再局限于固定地点，从而缩小了销售所得与服务所得的差距。相应地，规范销售所得与服务所得的法律也变得相似。
此外，数字经济之下的课税对象很难界定，产品交易所得、服务交易所得以及权利交易所得难以区分。数字经济的交易特点，对现行CFC规则产生冲击。
1CFC规则的核心法律要素
CFC规则是各国针对本国居民利用低税区的受控外国公司避税的反避税规则。CFC规则的可信要素包括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豁免条件。主体要素主要是对受控外国公司的判断；课体要素主要是判断对纳税人的何种所得征税；豁免条件是纳税人所得中无须纳税的那部分收入。
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CFC），是指被本国居民控股达到一定比例，比如美国规定控股比例要达到50%以上的境外子公司，才被美国认定为受控外国公司。
我国税收立法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界定采取双重的严格标准，即我国的纳税居民企业不仅要在外国公司的控股达到50%以上，而且要持有该外国公司10%以上表决权股份，这样才构成中国居民企业对外国公司的控制，该外国公司才成为中国税收意义上的法定的受控外国公司（CFC）。我国这种立法模式，明显是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税收利益持放宽政策，使大部分的外国子公司都不构成受我国征税管制的受控外国公司（CFC）。
无论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控股比例是多少，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设立在低税区，只有这样选址，才能达到最大的避税效果；二是受控外国公司（CFC）是一个实体，有物理存在，有组织机构、场所、工作人员等物理连接点（Nexus）。
CFC规则的课税对象即客体要素十分重要，即对外国受控公司的所得征税，无论该所得是否在当期汇回本国。世界主要的税收大国，都对这样的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消极所得征税，无论该消极所得是否在当期汇回股东所在国或者分配给股东。
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课税对象的消极所得，通常是流动性高的所得，包括保险所得；个人持股公司所得、销售所得、服务所得、与石油有关的所得等一系列的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得。美国CFC规则还规定，与受控外国公司（CFC）有关的一切非法贿赂、回扣等支付，都要向美国联邦政府纳税。新西兰CFC规则，则对积极所得免税，而对消极所得征。在美国，如果一个金融公司有超过30%的毛收入来自非居民纳税的第三方消费者，则这部分收入即被认定为积极所得。
尽管世界各国对CFC纳税豁免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但是多数税收国家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积极所得都是给予豁免的。例如，我国的豁免条款规定在《特别纳税调整办法》第84条，除了积极所得豁免，还有微量豁免，白名单。但是，积极所得豁免仍然是主要豁免类型。享有税收豁免的积极经营所得，即真实的生产、经营、销售、金融所得，在CFC的母国不纳税。
对积极经营所得的法律解读有两个层面：一是主营业务，即常规的生产经营所得，受控外国公司（CFC）从事的其营业执照注明的经营范围的经济活动，通过这样的经济活动取得的所得即使常规的积极所得。这样的常规的积极所得是与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所得相对的；二是真实性，对常规的生产经营所得也必须进行法律考察，考察其是否真实发生，考察的标准要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既要考察是否有真实的营业活动及营业所得，而且要考察期营业活动的目的是否具有真实需要。不具有真实生产、销售需要的经济活动，而仅仅是为了避税，这样的经济活动即使符合营业执照的范围，也不能被认定为真实的积极所得，因其活动目的不具备“真实性”。
2数字经济对CFC规则核心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从电子商务、网络购物衍生而来，可以说是电子商务的最前沿模式。数字经济将信息化技术与电子商务结合起来，使消费者、销售商与厂家中间的购买、供货、生产便得便利。但是，这种经济模式的前卫性，对各国的税收政策、税法理论及税法规则，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各国的国内税收法律规则，以及国际税法规则都面临这来自数字经济的修改、调整，甚至是重新立法。从受控外国公司（CFC）避税的角度来说，数字经济似乎对其提供更便捷、更灵活的避税环境，这对规制受控外国公司（CFC）的主要税法规则――CFC规则，便形成挑战。数字经济冲击着现有CFC规则的三大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及豁免条件。
21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主体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增强了企业设立地的流动性，使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不再局限于低税区，这对CFC规则的主体要素产生挑战。
如果是生产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则其设立的时候通常考虑的因素包括：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消费者距离、国家政策的稳定性等。如果是服务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尤其是金融服务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则其选址通常着眼于税收利益的最大化，考虑的因素通常不包括基础设施水平、消费者距离、国际政策稳定性等非税收因素。
无论是生产销售型的货物贸易CFC，还是服务型的CFC，都可以通过数字化交易手段增强其避税能力。金融服务本身就可以脱离具体地点和身体活动，因为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所以，美国的CFC规则对金融服务的所得，通常都看作不征税的积极所得。各国税法也效仿美国税法的做法。
问题的关键是生产销售型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在数字经济的推波助澜之下，具有很大流动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使多数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遍布全球，它们基于逐利与避税的目的，灵活性是其设立公司的时候选址的首要政策。
从避税的角度来说，其设立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目标即是消灭能被来源国征税的连接点（Nexus），使其设立在来源国的受控外国公司（CFC）不被来源国征税。
在没有数字交易手段的年代，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选址，只能选择在低税区、避税地，如中国香港、百慕大群岛、维尔京群岛等地；在数字经济年代，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选址就更加灵活了，即使选择在中国大陆等高税区，也很容易逃脱来源国――中国大陆的征税。
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通过数字化网络交易，很容易把交易所得从CFC转移到中国之外的第三国，即使设立在中国的CFC被认为是常设机构，该常设机构通过网络交易获取的所得，中国也没有根据征税。这大大简化了以往受控外国公司（CFC）转移利润的方法，无须在第三国再设立公司，直接通过网络交易即可逃避税收连接点的追踪。所以，数字经济对CFC规则的第一个冲击，即是解放了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地点，从低税区遍布全球。
数字经济对国际税法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现有的避税地名单列举的低税区，已经不足以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在数字经济的时代，很多高税区的受控外国公司（CFC）会浮出水面。数字经济又会使股东会、董事会的设立灵活多样，很多国家的公司法都对股东、董事的议事规则做出灵活规定，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见面会谈，而是放宽到承认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的法律效力。跨国纳税人完全可以利用各国的法律漏洞，通过数字化技术信息手段，改变股东会、董事会的地点，逃避纳税主体资格，从而达到避税目的。
现有的CFC规则对公司实体的物理的、有型的规定，在第一种数字交易之下被完全架空。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主体要素的冲击，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22数字经济对CFC规则客体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通过网络进行交易，以往的积极所得一旦通过网络产生，便不容易征税。所以，现有的CFC规则对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的区分，意义不大。数字经济使得以往的分销、零售等中间环节消失，雇用的人员也大大减少，时间、地域、距离的阻隔与障碍，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客服。现在的纳税所得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即使是真正的积极所得，也很难被来源国征税，因为在网络上找不到连接点。所以，来源国只能针对本国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征税，但是这个当地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很容易在当地不留任何所得。尤其是跨国公司，利用电子数据手段，很容易逃避来源国当地税收。
举个简单的例子，总部设在美国的A公司，通过与全球范围内的学者签订协议，由某些学者提供学术信息，比如法律考试或者英语考试的资料和课件（mp3），但是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美国A公司。
美国A公司在中国的交易模式可以选择两种：一是网络交易；二是租赁教师视频授课。
第一种交易模式，即网络交易。在网络交易模式下，中国的消费者直接与美国A公司通过网络联系，购买所需课件，支付也是通过网络完成。在不考虑外汇管制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支付给美国A公司的费用，中国作为来源国征不到税，因为美国A公司在中国没有常设机构，更谈不上所谓的通过在中国设立受控外国公司（CFC）避税。
第二种交易模式，即美国A公司在中国租赁一个教室，雇用一些当地人员组织教学活动，然后报名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在这个固定的教室里上视频课程。在这种交易模式下，即使经济活动在中国有物理存在，但是美国A公司完全可以要求学员通过网络支付学费，而且学费通常是在开班之前就已经支付完毕。也就是说，所得的部分又流向了美国A公司。中国作为消费地，作为税收来源国很难征到税。因为这种情况下征税的条件是学习班至少开展3个月或者半年，而美国A公司在中国的补习班通常会故意规避这个法定时限，以逃避中国的税收，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此全然无策。
所以，数字经济之下的网络交易，对CFC规则的客体要素也会产生冲击，使CFC规则对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的区分，变得意义不大。按照现有的区分，很多积极所得都会带着避税的目的，本来应该被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在国征税，而所在国却挣不到税。
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母国的初衷是把积极所得的税收利益让渡给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在国，即来源国，但是数字经济使来源国对积极所得也挣不到税，而积极所得的税收利益流向了跨国公司本身。所以，数字经济之下，现有的CFC规则无法保障来源国对积极所得的征税利益，这是数字经济对CFC规则客体要素的最大冲击。
23数字经济对CFC规则豁免条件的冲击
美国的豁免条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豁免条款，美国纳税人的全球所得中积极的银行、金融或者类似经营所得可以免税。在美国，享受豁免的CFC必须从事积极的经营，获得积极的经营所得。这种假设建立在一种事实与条件标准（A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Test）之上，具体包括：CFC的规模、收入以及雇员人数。
通过上文的分析，仅仅规定对消极所得征税，而缺乏对积极所得征税，会给跨国纳税人创造新的避税机会。世界各国的豁免条款效仿美国而制定。
现有的积极所得豁免条款本身就存在问题，其真实性指得怀疑。例如，美国的CFC规则规定，保险公司对第三方的外购投资即“人为设计的投资”（Making or Arranging for Investments），归属于积极的经营。但是，参与投资的第三方多数情况下是消极的CFC。
此外，如果一个金融公司从其母公司获得资本，并与非关联第三方从事一些重要的交易，该金融公司将会被界定为“积极的公司”。但是，从真实的经济意义角度看，此种交易与《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956节规定的母公司自身从事的“上游借贷”（Upstream Loan）或者直接银行行为相比，并无差别。这种交易缺乏经济实质，其后果是侵蚀税基。[3]
积极所得豁免的前提限定在“事实标准”之上，显然无法与数字交易模式相匹配。CFC通过数字交易，几乎可以不需要当地雇员，也不需要当地组织规模。正如上文中提及的网络交易模式。数字经济使得判断积极所得的真实性，变得更加复杂。网络交易没有当地实体组织，却是真实发生的，也符合主营业务范围，但是很可能因为无法在现行CFC规则豁免条款之下得到认可，而不享受免税待遇。
3我国CFC规则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的策略
数字经济对现有CFC规则的冲击已经露出端倪，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对国家税收利益产生威胁的潜在因素。在数字化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在经济活动如此活跃的时代，国家税收利益的保障是必须考虑、博弈的问题。针对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三大核心要素的冲击，我国作为税收大国，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因应之策。否则，一旦税收利益丧失，国民经济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国现有的CFC规则体现在《特别纳税调整办法》，而且很不完善，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修改意见。各种修改意见都没有考虑数字经济对其的冲击，所以，笔者建议，在完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数字经济因素，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低法律修改的成本，防止出现新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仍然在数字经济问题上存在漏洞的后患。
31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不能局限于低税区
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不能局限于低税区，还要考虑税率比我国高的地区，也可能构成受控外国公司（CFC）。建议我国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标准降低，降低的方向是效仿国外的单一标准，只规定股权比例，或者只规定控制权比例，建议这个比例达到10%即可，最大限度地囊括所有的CFC。这样，就很容易把设在高税区的子公司也囊括到中国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范围之内。对“所得”的认定，不再局限积极所得和消极所得的区分，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对消极所得一味地征税，也不能对积极所得一味地免税。
我国在豁免问题上规定粗糙，在细化其规定的过程中，建议对积极所得的真实性要进行细化规定，不能局限于营业执照的范围，即使CFC的经济活动符合营业执照的规定，也要考察其主观目的是否真的与生产经营有关。
对积极所得的真实性的判断，不能局限于现有的物理存在标准，而是要放宽考虑的因素，即使没有物理存在，即使突破传统的事实因素，也可以享受豁免。
32慎重对待股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豁免
我国在对外签订税收协定的时候，对股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豁免要慎重。在具体谈判过程中，我国一方面要考虑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潜在的税收损失。
目前，我国对外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超过90个，如果一一谈判、修改，则成本太高，而且会影响我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关系，所以我们要在贸易关系与税收利益的让渡之间进行博弈、平衡。
笔者建议在税收协定问题上，我国分两步走：对于已经签订的税收协定，我们不必主动启动修改谈判，除非该协定已经到期，或者即将到期，而且我们有续签愿望；对于尚未签署完毕，或者未来签署的税收协定，我们要争取主动话语权，在打击数字经济避税问题上，保护中国税收利益上持严格态度。同时，我们要建立信息交换机制。这个观点得到国内权威专家的认可。
33呼吁修改避税地名单
我国通过国际会议呼吁修改避税地名单，国际税法应当重新定义“避税地”的概念，因为数字经济之下，避税不需要“地点”，只需要网络。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一旦实现，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收入来源国的税收利益。
参考文献：
[1]USDept of TreasuryThe Deferral of Income Earned Through US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A Policy Study[J].Office of Tax Policy，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2000（12）：71-75
关键词：企业税务；税务筹划；现实依据；筹划空间
abstract: along with our country market economy system's gradual establishment, takes the market economy main body the enterprise, to realize the respective economic interest to launch the steep competition. especially join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fter our country, how to face the competition, meets the challenge is each enterprise urgently needed solution key question. because in situation which in business capacity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decide, the tax revenue and the enterprise may control the benefit are mutual increase and decrease relations, thus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start to care and to hope that reduces enterprise's tax payment cost through the legitimate method. but in reality, because has in the understanding the deviation, will cause the enterprise to steal, the running away tax revenue and the tax affairs prepares the confusion the phenomenon. investigated its reason to lie in the present our countr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which, the practice promotion prepared to the tax affairs also just to start, but could also not meet the general enterprise's need by far. therefore, discusses the reality basis which and the preparation space thoroughly the enterprise tax affairs prepare, becomes the imminent question.
key word: enterprise tax affairs; tax affairs preparation; reality basis; preparation space
一、企业税务筹划的现实依据
（一）合理法律依据。
依法纳税是一个企业的义务，同时，纳税人又享有与纳税有关的权利。权利与义务对称是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指导原则之一，与纳税人有关的权利与义务是辨证统一的。尽管我国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但并不是说企业就没有权力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对企业的税务事宜进行有效的安排。强调纳税义务而忽视纳税权利其实是一种误解。在我国颁布实施的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规定了我国纳税人应该享有一系列权利，比如《税收征管法》、《经济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赔偿法》等法律，都详细指出了纳税人应该享有哪些基本权利，并告知纳税人如何使用这些权利。企业在履行纳税义务时可以享有的权利有：
1.了解税法。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纳税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政策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
2.延期申报权。根据《税收征管法》第27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不可抗力或财务会计处理上的特殊情况等原因，不能按照税法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或报送代扣代缴税款报表时，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期申报，但是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4.依法申请减税、免税权。纳税人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税务机关书面申请减税、免税，税务机关应该按照规定予以办理。减税、免税的申请需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减税、免税审查机关审批。
5.享受税收优惠权。尽管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这一条规定，实际上享受税收优惠是企业的权利之一。因为，企业只要符合国家规定的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企业就可以获得国家税收优惠给予的好处。
归根到底，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过程就是企业学习和了解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利用国家赋予的延期纳税、减免税与税收优惠权利的过程，它既合理又合法。充分利用国家法律赋予纳税人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不违背国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对企业自身的涉税活动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应该是国家法律鼓励、提倡和保护的。
（二）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依据。
1.会计制度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重要依据之一。会计制度是企业开展会计工作所应遵循的原则、方法和程序等的总称。企业以一般会计原则、会计假设作为指导思想，以具体会计准则为依据，对发生的所有经济业务，借助会计凭证及账簿进行归类、确认与计量，并于其期末编制反映企业当期总括信息的财务报表。严格遵循《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各种具体会计准则的规定，提供能够正确揭示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一项基本要求。所以，会计制度是税务筹划的重要依据。企业从发生一笔经济业务开始，到填制会计凭证、编制账簿、登记会计账簿、出具会计报表，无论哪一环节的账务处理都涉及税收。企业的投资、筹资、股利分配活动，企业的供应、生产、销售过程，都会发生纳税义务？从而要确认税款、计算税款、缴纳税款。可以说企业的任何一项具体业务、任何一种决策活动无不涉及到会计处理，即税收的会计处理贯穿于企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1)会计信息是计算确定应纳税额的基础。企业的会计信息系统是严格遵循会计标准、将企业发生的生产经营活动转化为会计语言，使其具有客观性、可理解性的保证。同时，企业会计资料通常由独立第三方审计，这就更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信性，从而可以成为税务部门对企业征税的直接依据。税基的计算和税率的确定，一般都是从会计资料获得认定信息。例如，税法没有直接规定应纳税额的计算直接以会计核算资料为准；税法规定与会计规定相一致，应纳税额的计算也直接以会计资料为计税依据；税法规定与会计规定是有差异的，应纳税额的计算在会计核算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总之，会计信息是计算应纳税额的基础。
(2)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企业良好纳税的保证。各国税法都规定，纳税人必须依法设置账簿，进行会计核算，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资料，否则税务机关有权核定企业的应纳税额。企业会计资料不能满足真实可靠要求，那么，由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对纳税人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它意味着企业的行为不值得信赖，企业将因此失去很多国家税收政策的优惠。从提高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纳税人加强会计核算不仅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有利于加强企业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可谓一举两得。
(3)纳税人不仅要熟悉本国会计制度，而且要了解其他国家的会计制度。会计制度是企业纳税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各国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的差异，会计制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跨国投融资越来越普遍，纳税人在从事跨国经济活动时还必须了解其他国家的会计制度。
2.税收制度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另一重要依据。税收制度是企业履行其纳税义务的直接依据。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征，所以，企业在开展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严格根据国家税收制度的要求计算并申报纳税是企业的义务。认真学习与贯彻国家的税收制度，既是国家对企业的法定要求，也是企业提升管理水平与效率的内在要求。企业履行纳税义务应该熟悉的税收制度具体规定有：
(1)应纳税种种类。应该缴纳哪些税是企业首先要了解的内容。由于企业的业务范围、业务性质千差万别，企业应该缴纳的税种也会不同。到目前为止，我国开征的税种有23个。尽管税种种类繁多，但是，每个国家一般都规定有主体税种。如有的国家以所得税为主，有的国家以流转税为主。主体税种是企业应该重点筹划的对象。
(2)税制要素。税制要素是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企业征税的固定性特征的主要体现，这是所有企业必须了解的内容，也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必须掌握的内容。
第一，纳税人。纳税人身份界定对企业非常重要，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企业税负的高低。首先，纳税人与负税人、扣缴义务人有区别，不可混同；其次，纳税人可以分为法人纳税人与非法人纳税人、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有限义务纳税人与无限义务纳税人。每一种纳税人的性质不同，其具体纳税义务可能有一定差异。
第二，计税依据是企业计算应纳税额的依据。因为应纳税额一般等于计税依据乘以税率，它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高低。计税依据分为价值量和实物量两类，其中计税价格又分为含税价格和不含税价格。计税依据对不同的税种可能有选择性条款以及在收入、费用的确认上税法与会计有差异，这些应值得企业注意。
第三，征税对象。征税对象是征税的标的物，它是税制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划分税种的主要标志。企业发生的纳税义务应该明确属于哪一类征税对象，然后判断属于哪一个税目或是否属于某一税目的征税范围。如果企业的经济行为不属于税目或征税的具体范围，当然企业就不用缴税。这是企业税务筹划时必须认真研究的内容。
第四，税率。税率是国家征税额与计税依据之间的比例，也是决定应纳税额高低的直接因素。因此，税率被认为是税制的核心要素，税率不同，纳税人的负担会不同；纳税人的性质、行业、产品、地区不同，税率差异可能会很大。所以，纳税人进行生产经营决策尤其要关注税制中税率的详细规定。
关键词：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计税基础；暂时性差异
所得税会计是研究处理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我国所得税会计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我国企业所得税会计的处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所得税会计的核算基础
纵观我国所得税会计的发展，企业会计准则是在2006年颁布的，在这之前，收入费用观一直作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基本理念。然而在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使所得税会计方法产生了质的飞跃，由应付税款法、递延法、收入费用观债务法转变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一）收入费用观
收入费用观表现为企业是以利润表为核心报表。要求首先确定收入与费用这两个会计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利润要素。而利润表中的收益都是以历史成本、权责发生制和期间配比为原则产生的。从信息的效用角度来看，利润表中的收益主要的是能够提供有关企业在某一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业绩。
（二）资产负债观
资产负债观是以资产负债表为核心报表。资产负债观是指按资产、负债期末比期初的净变化来计算收益，资产和负债是企业六大会计要素中的两个核心要素。资产负债观反映了所得税会计将与其相关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资产、负债的增减变化。整体上来看，资产负债观下的所得税会计将更为客观、真实和可靠。
二、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主要业务
递延所得税资产是由于减少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的暂时性差异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是由于增加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的暂时性差异形成。
（一）计量依据
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计量所得税费用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根据相关资产、负债的增减变动来计算所得税费用。
（二）计税基础
确定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所得税会计核算的关键点。税收法规与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息息相关。
1.资产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资产的计税基础=资产的取得成本（历史成本）-已税前扣除的金额=资产未来可扣未扣的金额
例1：甲企业于2013年年末以500万元购入一项生产用机器设备，会计上计提折旧的方式采用年限平均法，税法上规定计提折旧的方式为双倍余额递减法，假定会计与税法的预计使用年限都为5年，且净残值都为零。假设机器设备未发生减值。则该项机器设备：
2014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500-500÷5=400万元
2014年12月31日的计税基础=500-500×（2/5）=300万元
2015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500-500÷5×2=300万元
2015年12月31日的计税基础=300-300×（2/5）=180万元
2.负债的计税基础
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例2：乙企业2014年12月31日预提产品质量保证费用200万元，2015年实际发生产品质量保证费200万元。税法规定，企业计提的产品质量保证费用在实际发生时允许税前扣除。则该项预计负债在乙企业2014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
账面价值=200万元
计税基础=200-200=0
（三）暂时性差异
1.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产生可抵扣金额的暂时性差异。通常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
由例2可知，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其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2014年12月31日该项预计负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余额=200-0=200万元
2.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导致产生应税金额的暂时性差异。通常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
由例1可知，2014年12月31日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资产的账面价值-计税基础=400-300=100万元
2015年12月31日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资产的账面价值-计税基础=300-180=120万元
三、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一）递延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预期收回该资产时的所得税税率为基础。与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对应科目有：所得税费用、商誉、其他综合收益、资本公积、留存收益。
若例2中乙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5%，且该企业无其他会计与税收处理的差异，站在2014年12月31日考虑，2015年会少交所得税=200×25%=50万元，由此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200×25%=50万元
（二）递延所得税负债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了递延所得税负债。另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对应科目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对应科目相同。若交易或事项发生时递延所得税负债无对应科目，则不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若例1中甲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5%，且该企业无其他会计与税收处理的差异，要求编制2014年12月31日和2015年12月31日与所得税有关的会计分录。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账面价值=400万元
资产计税基础=300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400-300）×25%=25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2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25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账面价值=300万元
资产计税基础=180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300-180）×25%=30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5（30-25）
四、递延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是指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当期发生额的综合结果。即：递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期初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期初余额）
五、所得税会计处理中的不足
（一）所得税会计的制度不完备
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不完备，具体的会计准则较少，实施范围也有限。财务会计法规与税法还没有相互完全独立，所得税法相对简单。
（二）税收监督不到位
我国税收监督管理工作存在着漏洞，税收监管工作不到位。在税收监督的质量上也存在问题，在工作中也不仅仅是要监督相关的税务信息，也需要培养做出正确合理分析的能力。
（三）相关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目前，我国会计人员素质普遍不高，会计操作方式不太先进，还不能完全适应相关所得税会计的工作需要，相关的税收稽核管理工作也需要大幅度的改进。
六、完善所得税会计处理问题的建议
（一）健全所得税会计制度
完善所得税会计制度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如果所得税会计制度能够恰当运用，可以适度缓解纳税人与征税人双方的矛盾，同时得以保证所得税能够及时足额上缴，促进我国税收征管的有序进行。
（二）改进税收监督工作
我国税收监督管理工作中存在着质量问题，对于审核的会计数据，也应该加大力度，确保最后的核算结果能够准确无误。为了确保税收工作的准确性，需要合理整顿，不断深化对税收征管工作的改革，要对各类会计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
（三）提高会计人员整体质量
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注意提高会计人员整体上的质量，开展各会计人员的岗前培训，并于任职后，定期组织相关会计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加强会计人员的素质、巩固并更新相关会计领域的专业知识。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宋培琼.所得税会计处理问题探讨[J].财税研究，20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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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邓春赋.所得税会计研究[J].会计之友，2013（5）.
关键词：税务会计；财务会计；税法；分离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95-02
会计的产生早于税收，但在税收产生之后，会计与税收就有了不解之缘。不论是税务征管机关，还是纳税人，税收与会计都是息息相关及密不可分的。现代税收离不开会计，离开会计的税收是无法进行的，因为现代集团化企业的经营规模大、范围广，如果没有会计的核算与监督管理，税收就失去了准确的征收依据；现代会计也无法脱离税收，因为税收是为实现国家职能服务的，是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要征税，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企业要计税、缴税和进行税务筹划，以实现企业的税收利益。税收使征纳税双方的利益连在一起，也使征纳税双方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曾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对应的是高度集中的财务管理体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所有制形式是单一的，所以当时企业的会计核算是为了国家实施财政收支、财政管理而进行的。再加上当时税制不成体系、简单而又多变，不可能、也无必要对纳税人的会计核算提出像现在这样的具体要求。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所得税为标志的税收不断法制化，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企业会计的不断规范化，特别是国家对会计行业进行的改革，使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正逐步走向与税法适当分离的道路。
一、财务会计与税收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服务对象不同造成的目标不同
这是产生差异的根源。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基本准则明确定义：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税收的取得必须依靠税法来作为保障，而制定税法的目标是规范税收分配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通过公平税负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并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活动的运行。由于会计与税法的规范目的和出发点不同，如果我们强求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一致，不利于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况且，我国的税收法规体系还处在健全之中，要使会计制度得以很好地贯彻，并与国际会计惯例趋同，必须遵循会计和税收相分离的原则。既然会计与税收的分离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前提。并且税收与会计的分离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一种国际趋势，那么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也是一种必然。分离是为了会计充分发挥自身的多重功能，例如财务功能、税务筹划功能、管理功能等。财务会计主要服务于投资人、债权人，为其提供按会计制度编制的通用财务会计报告，并为计税提供基础性会计资料。而通用财务会计报告难以满足税务机关的需要，因此需要服务于税务征收机关的税务会计为其提供符合税法要求的税务会计报告（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同时也为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决策依据。这些都是税务会计应该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理由，这样既保护了国家利益，也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税务会计资料大多来自财务会计，在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并做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再反映在会计账簿和报告中，这就决定了税务会计既要熟悉财务会计又要精通税法。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会计法规与税法规定之间的差异，是广大会计工作者、社会中介机构执业人员、税务人员等面临的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
（二）计量的标准、依据不同
税法和会计制度最大的差别在于收益实现的时间和费用是否可抵扣，它又集中体现在会计原则与税收原则的差别上。
1.税收制度是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混合，而企业会计制度坚持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税法之所以采用一定的收付实现制，是为了税收征管上的更为简便、直观以及收付实现制与现金挂钩，能保证纳税人有立即支付税款的能力。
2.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中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这五种方法，而历史成本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是税收征管的核心要素，所以税法中历史成本成了最主要和最坚实的基石。只有坚持历史成本原则，才能做到纳税有据可查，并有效约束计税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维护税收的确定性原则。
3.会计核算中的配比原则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而税法中的配比原则还需要同时遵循相关性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例如：税法中赞助支出、担保支出等视为与应税收入不相关，因而规定不得在税前扣除；税法中提取的各种减值准备恪守历史成本原则，只有在实际发生后才可以在税前扣除。
4.会计核算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在税法中并不采用。因为这两项原则尽管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给予了明确性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需要较多地利用财务人员的专业判断。税法对计税依据、计税方法的规定具有高度的刚性，它不容许掺杂主观性的判断或估计，否则税收征管的随意性现象就会滋生蔓延，纳税人利用其“判断”延迟纳税，甚至不缴税或者少缴税的现象就难于遏制。所以我国税法对诸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坏账准备金可在税前扣除的提取比例等等都作了严格规定。
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会计和税收中存在的主要差异，是大原则方面的差异，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存在的细化差异以及需要进行的纳税调整更多，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以下的问题：第一，在复杂繁多的经济业务发生以后，由谁负责识别和处理这种差异，特别是所得税的计税过程是一次性将一年的差异逐项计算并调整。第二，针对这些差异，如何建立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两者之间的差异得到事先、事中和事后的控制。第三，由于一些时间性差异所带来的纳税调整过程可能涉及若干个会计期间，应通过何种必要的辅助手段帮助企业记录、调整和申报这些差异。第四，税法中对纳税人会计核算有特殊要求的，例如：营业税纳税义务人兼营不同营业税税率的应税劳务，必须分别、准确地核算不同的营业额，并分别使用规定票据，否则从高适用税率。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必须重视税务会计的工作和重要性，没有设置专业人员负责税务会计的企业，以及在税收征管工作中没有针对这些差异制定稽查工作程序和方法的税务机关，都只会加大会计核算成本和税收征管成本。所以为了适应纳税人的需要，也是纳税人为了适应纳税的需要，税务会计应该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
目前我们对税务会计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研究远远滞后于财务会计，现行纳税调整实际上只是体现调整的结果，没有反映调整的过程，即使有调整的过程，也只是十分简单的计算。税务会计调整核算应该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在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并做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在税务会计凭证和账簿中记录反映。这样的调整结果更具有可验证性，能提高纳税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有利于企业进行纳税筹划，也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稽查工作。所以税务会计的意义重大，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应该各做一套账，不然税务会计就不是真正的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完善的纳税申报表就是在报告时可以详尽披露公司的税务信息，准确、快速的披露这就需要有独立的税务会计做好日常工作。税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首先是各级税务机关，可以凭此进行税收征管，并作为税收立法、修法的主要依据；其次是企业的经营者、投资人、债权人等，可以从中了解企业纳税义务的履行情况和税收负担，并为其进行经营决策、投资决策等提供依据；再次是社会公众，通过该信息可以了解企业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率、诚信度。
三、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不同
（一）会计目标的不同
税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遵守税法规定，即达到税收遵从（正确计税、纳税、退税等），从而降低遵从成本。高层目标是向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有助于其进行税务决策、实现其税收收益最大化。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
（二）会计对象不同
税务会计的对象是企业中能够用货币计量的涉税事项。财务会计的对象是能用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即企业的资金运动。
（三）会计核算不同
税务会计的账务核算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的，对于财务会计与税法中没有差异部分，即不需要调整部分，税务会计可以直接利用财务会计的核算结果，直接反映在税务会计报表上。对于财务会计与税法中存在差异部分，税务会计的调整过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1.税务会计不像财务会计在核算时有不同的会计政策可以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税务会计的核算是具有确定性的，这是由税法的强制性决定的。
2.税务会计的调整分录是在财务会计体系之外，不涉及财务会计有关账簿，不对财务会计资料及核算结果产生影响。
3.对于时间性差异的调整分录，年末不需要结转，其余额直接结转至下年度。对于永久性差异的调整分录，年末需要结转，余额为零。这是因为永久性差异不具有连续性，只对本期的税务会计核算产生影响，对以后各期的税务会计核算均无影响。而时间性差异具有连续性，对本期和以后各期的税务会计核算均有影响。
参考文献：
[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S].国税发[2000]84号.
关键词:财务会计;税务会计;关系;分离;趋同
近年来,我国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经历了重大变革,逐步走向规范、合理。同时,为了很好地体现税收与会计制度的原则和目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新情况,税收与会计制度的具体政策规定也越来越丰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会计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税务会计;二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协调发展。2006年财政部颁布新企业会计准则,在税法不作相应调整的情况下,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差异呈扩大趋势。鉴于企业会计制度和税法的目的、基本前提和遵守的原则有所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是必然的。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是否应该分离,关键在于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两者的差异程度及其可协调性。税法与会计制度的适当分离,有利于两者遵循各自的规律,逐步趋向规范完善;而过多的差异将产生不必要的成本,因此,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应该适度协调发展。
一、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联系与区别
(一)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联系
1、税务会计的信息以财务会计的信息为基础。企业通过建立的一整套财务活动资料,一方面为企业对外编制财务报告提供基本依据,另一方面企业在此基础上进行税务会计处理。也就是说,以企业会计利润为基础,对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无差异部分,税务会计可以直接利用财务会计的核算结果,直接反映在税务会计报表上,对于两者产生时间性差异或永久性差异部分,再按照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必要的调整,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项目表”就说明了这一点。
2、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协调最终将反映在企业对外编制的财务报告上。由于任何税务会计处理均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必然反映在财务报告中。企业通过比较资产、负债等项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定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税法规定确定的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将该差异的所得税影响确定为“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用来记录企业所得税与企业会计利润产生暂时性差异。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区别
1、目标不同。税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遵守税法规定,即达到税收遵从(正确计税、纳税、退税等),从而降低遵从成本。高层目标是向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有助于其进行税务决策、实现其税收收益最大化。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通过对所有经济业务进行记录和核算,最后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其附表,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
2、计量属性原则、依据不同。税收制度是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混合,而企业会计制度坚持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强调收入是否实际发生,以及收入与费用相配比;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中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这五种方法,税法以历史成本为税收征管的核心要素,只有坚持历史成本原则,才能做到纳税有据可查,并有效约束计税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维护税收的确定性原则;会计核算中的配比原则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而税法中的配比原则还需要同时遵循相关性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会计方法具有灵活性和会计准则、制度具有弹性,会计核算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在税法中并不采用,税务会计的核算必须严格按照依据国家税法和会计准则规范纳税人的会计行为,税务会计一般不对未来损失和费用进行预计,超出税法规定的收支事项,即使是企业已实际发生的收支事项,也不得列为纳税所得的构成要素,当会计准则与国家税法规定不一致时,必须按税法的规定进行调整,计算所得税额并向税务部门申报,具有强制性、客观性和统一性。
3、核算对象不同。财务会计的核算对象是企业以货币计量的全部经济事项,既要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又要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资金变动情况,不论是否涉及纳税事宜,以满足国家宏观管理及企业债权人、投资人和经营管理者的需要,其核算范围包括资金的投入、循环、周转、退出等过程;而税务会计的核算对象是因纳税而引起的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补退等经济活动的资金运动,其核算范围包括经营收入、成本(费用)与资产计价、收益分配、纳税申报与税款解缴、税收减免和税收筹划等与纳税有关的经济活动。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可控性
(一)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由于差异产生的分离是可控的
1、两者目标不同,必然使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发生差异,在处理会计目标与税收目标的关系上,既存在相互协调的模式,也存在不相协调的模式。在我国,会计准则是由政府制定的,会计与税法之间有着充分的可协调性,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很小,因而,实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可能性很小。
2、两者因其法律依据不同,故其收入确认范围与确认时间不同,从而造成会计收益与应纳税所得者的差异。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差异就小,互不协调差异就大,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是否应该分离取决于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之间的差异程度。即“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程度。永久性差异由计算一定期间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的内容不同而发生的,在以后各期不能转回的差异。时间性差异是由一定期间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所包含项目在确认的范围、时间、计量标准和方法上不同而产生的,在以后期间可以转回的差异。税务会计主要研究核算时间性差异的理论和方法,税务会计是否要与财务会计相分离,最终取决于时间性差异的程度和时间性差异是否具有可控性。税法在许多方面认可财务制度,是税收政策与财务政策之间协调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是法规体系中高一层次的法规(国务院颁发的税收条例)对低一层次的法规(由财政部长令的“两则”)的认可和肯定。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作为同一层次的法规,同样存在着可协调性,我国由于具备完整的财务制度体系,并与会计制度、税收法规相协调,许多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的差异得以事先处理,使会计与税收的核算依据趋于接近,而不是拉大差异,因此,税收政策、财务政策与会计政策之间的协调可以控制这些问题的。
3、两者因核算对象与原则不同,造成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不同。财务会计为使报表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允许企业在一定的情况下对收益和费用进行合理的估计。而税法为了保障税收收入,便于征管,一般不允许企业估计收益和费用,但在复杂的经济情况下,也存在着灵活性、可协调性。税收政策、财务政策和会计政策同出于财政政策,税法与财务会计核算原则不同,并不是绝对的,还是可以视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除了所得税《条例》认可财务制度的部分外,对财务制度与《条例》有抵触的部分,财政部对财务制度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并发出了有关衔接的通知,得到了有效的协调,简化了纳税所得的计算,有利于税收征管。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成本效益分析
1、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成本分析。建立分离体系成本,税务会计要有自己独立完整的涉税会计体系,能明确地税法与会计的差异进行协调与处理,增加了广大纳税人遵从税法、会计制度的成本,称作遵从成本,包括增加税务核算处理成本、税务会计人员的人力成本、税收征管成本以及其他成本。目前,我国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不强,漏税、逃税、偷税行为时有发生。如果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分离,很可能导致我国税收工作秩序的混乱,造成征税上的困难。另外,由于我国纳税申报制度、税收征管制度尚未健全,税收征管人员素质较低等因素,使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存在着重要困难。纳税人既要贯彻执行新会计制度规定,又要依法纳税,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法律,纳税人为遵从这两种法规将大大增加核算成本。在实务中,一些纳税人没能准确理解差异和对其做准确的纳税调整,造成无意识违反税法规定的现象,从而面临着缴纳税收滞纳金或者罚金的危险,导致或增加最终的纳税风险机会成本。
2、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协调的效益分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逐步出现差异,会计与税法的适当分离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企业的自主性。如果企业是通过对外筹资建立,需要对外提供法定报告,存在公众利益,此时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程度越高,取得的收益就越大。而我国企业更多的是依赖银行贷款,居民一般都愿将钱存在银行或购买国债,政府在企业经济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会计信息在国家税收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反映了财产经营责任和为纳税提供信息,因此,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应该协调发展,企业的税务会计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都得到了较大提高,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企业领导层的决策可以起到相当大的帮助,从而增加决策效益,同时增强企业的涉税核算能力,有助于企业开展更多的、有效的纳税筹划,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避免不必要的纳税损失,在会计处理上企业可根据其具体情况及经营环境的变化在会计准则的指导下灵活选用会计政策,合理计算收入,恰当分配费用,以保证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及企业决策的顺利实施。
保持会计准则与税收的协调发展,加强会计监管与税收治理的协作,不仅可以节省企业遵从会计相关法规的成本,而且税金支付对虚假收益的会计舞弊行为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可以减少对市场行为主体的扭曲作用。
三、关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协调的建议
在处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两者之间关系时有两方面选择,一是扩大两者差异,走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路子;二是进一步搞好财务政策、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协调,努力缩小这种差异。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计制度和财务规范有其历史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一定的惯例。我们过去财务制度中的问题是管的过多、过死,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特别是《企业财务通则》的实施,应当说基本上解决了两者关系问题。在进一步的改革中搞好两者的协调,保持两者政策上的一致性,杜绝各搞各的、互不协调的情况。在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的处理上,力求控制时间性差异,缩小这种差异。
财务与税务会计有着趋同即缩小差异的趋势,但是这并不否认在一定范围内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间固有差异的长久存在。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始终会保留一些固有的差异。其中,企业发生的因违法性支出、违法性经营活动而承受政府部门的行政罚款和司法罚金,企业的财务会计可以作为成本,费用或损失列支,而税法不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就是针对国家税收利益直接为谋取国家税收利益为目标的行为。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间走向趋同有着客观的理论基础与优化资源配置的利益驱动。根据我国税收征管以及会计工作发展情况,预测两者之间有走向趋同的可能。一是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制定的协作、协调,可实现两者趋同。由于财政部作为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制订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绝大多数人的肯定和认同,同时财政部又是制订我国税收规章制度最重要的部门,这样未来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趋同就存在制度基础。随着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加强,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的趋势应该是协调基础上走向趋同。二是企业的税务筹划活动刺激实现两者趋同,在收入、费用一定的情况下,税后利润与纳税金额此消彼长,企业在合法前提下通过税收筹划,减少应税行为,降低税负。因此,会计政策、税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着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陆宁.纳税遵从的成本――效益分析[J].税务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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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振亭,贾丽.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初探[J].财会月刊,2004(11).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税率;工资薪金
一、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模式存在的问题
税率，税制设计的核心要素之一，它是一个国家的直接收入和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大小密切相关的事情。在改革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讨论，个人所得税税率已成为我过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设计的重点之一。在税率改革的过程中，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是税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采用的是分类，多元个税税率的方法进行征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以下方面：
（1）个税劳务所得的税率设计复杂，有碍税收公平
根据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劳动收入按不同的收入段进行区分，进行税率多元化征收，其超额累进税率为3%到45%和5%到35%；其比例税率为20%。而这样的税率设计导致了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的累退效应和税收负担的横向不均。举一个简单例子，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均属于个人所得税中的劳务所得税目，而上述分类所相对应的纳税人受到的税负是不同的。这样的复杂设计会加大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工作量，增加征税成本，同时也会导致税负不均。
（2）个税资本利得的税率差异，有碍税收公平
从90年代至今，居民的收入来源组成越发复杂，人们不仅仅只有工薪劳务收入，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所得大有增长的趋势，占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源较大比例。然而，利、股、红同样都是资本收益，但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并且它们所适用的税率也不同，这样的税制设计缺陷会产生纳税人避税行为，不利于公平税负。此外，如财产继承和股票转让所得，不包括在征税范围，而它们恰好属于资本所得。这样的现状与我们的税收制度设计的目的——实现公平税负——是相悖的。
(3)多元税率设计会导致避税行为增加，不利于国家税收收入
根据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其中包含十一个应税所得项目，而该十一个项目的税率设计又不同，所以，在给定应税所得的条件下，不同税目的税负大小不一。在复杂的现实情况中，有些个人所得的界定模糊，根据这样的税法界定漏洞，纳税人存在着避税动机，将个人所得在税目之间转移，移花接木。这样的避税行为带来的后果就是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税收缺口的扩大。
(4)累进税率的边际税率高、级次多与税收制度的复杂性
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主要是为了实现量能负担的目的，但我国在税法制度设计的缺点，它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这特别体现在税率累进档次和累进级之间的差距上，我国的档次较多，而级距较小，设计的过于复杂，这样允许了更大的税收筹划空间，所以不利于该组织的财政收入。高边际税率的负面影响对经济，税收征管级率过高带来了很多麻烦。
二、工资薪金税率设计
（1）费用扣除标准（免征额）
虽然个税税率不设计费用扣除标准，但是我们认为个税的设计必须将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发挥个税的作用。因此，我们在此首先对费用扣除标准进行讨论。我们将2008年的全国收入的统计数据将其进行分组，可以得到表1结果。
计算结果表明，根据城镇居民的平均工资收入确定的中位数（半分点）相应的每月工资收入为160867元，该数据低于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三分之二的位点相应的收入为每月工资不足2200元，而四分之三对应为2600元。根据陈建东、蒲明的理论，考虑中低层收入的人群，按3500元的生计扣除标准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们相信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是确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继续作出相应的调整，以确保将不会受到影响，中等偏下的生活类标准。具体来说，一方面，考虑到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价格调整的影响，可以直接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另一方面，考虑到居民收入分配的帐户变化，调整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金额可以是人民的利益比例。
（2）、关于边际税率
为了培育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本文认为应该保留3%的低税率，从而保证“宽税基，低税率”的理念能够实现，而鉴于世界各国在最近十几年来对个税税率的最高边际税负调低的经验，目前我国个税占财政收入的总比例仅为63%左右，在这一比例是很难发挥个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的。因此，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我们建议最高边际税负参考日本税率降低到37%这一世界中等水平。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参考文献：
［1］ 崔志坤，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的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10（4）；
［2］ 徐海鸣，关于改革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思考，［J］，会计之友2011（5）；
［3］ 马骁、陈建东、蒲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及调节收入差距效果的研究，［J］，财贸经济，2011年（3）.
［4］ 陈建东、蒲明，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的研究，税务研究
，也容易引起争论和质疑，导致纳税人和公众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产生抵触情绪，使征税决定在执行上产生困难和障碍。我国税法实施效果不佳，征税决定难以执行，甚至有些抗税案件的发生，与税收程序本身欠缺公正性关系很大。我们坚持税收程序作为一个过程具有独立的价值，就必然会承认和关注税收程序的正义问题，而这也就意味着税收程序的设计和程序主体相关权利的设定，应当体现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主要是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程序自治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合理性、程序效率性。
三、税收法治中的程序问题：理论分析随着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和理论的发展，宪法的程序属性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人们开始强调宪法作为“形成法律的法律”这一程序性特征，“程序性宪法”、“程序”、“程序正义”得到普遍关注。[13]而渊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税收债务关系说，昭示了税收的正当性在于建立在被征税者同意基础上的税收立宪契约。为忠实地表达人民的意志，需要为征税权的设立和运行提供符合税收正义要求的根本程序规则。因此，按照代议制的一般原理，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税收立宪程序成为各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这表现为有关税收立宪、修宪采用比普通法律制定和修改更为严格的特别程序，税收法定主义，以及有关税收立法程序等内容在各国宪法上受到普遍重视，以维护税收秩序。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更是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正当程序对实体正义的审查职能，这尤其表现在关涉公民财产权的有关税收实体立法的正义性必须符合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制定符合正义要求的税收法律，实现税收良法之治，税收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税收立法作为分配税收负担和税收权益的资源配置活动，其程序活动的特点在于各种税收价值的选择和相互竞争的各方利益的权衡，这使得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成为税收立法程序关注的焦点。尤为突出的是，囿于税法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各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和制定税收法规的职能，而且行政机关在税收法律的制定中扮演着突出的作用，税收法案的提出和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操作的，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政运作机制。[14]为克服间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导的不利影响，需要突显税收立法过程中参与机制对课税权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张扬程序民主性，保证税收立法过程中竞争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也更易于对立法结果的接受，实现多元税收民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行政程序对参与的排斥性和行政立法对税收活动的巨大实质性影响，在税收行政立法过程中更应强调参与的价值与意义。例如，美国立法机构在起草法律时并不总是举行听证会，但根据联邦和州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构在制定法规时，必须举行立法性听证，以便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因此，通过公开立法、立法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制度，实现税收意义上的参政权，可以更全面、客观、公正地把握民意，避免或减少征税权对人民权益的侵扰。同时，重视税收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无论对议会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体现为赋予公众在税收立法中享有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承认合理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在人类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税收成为介入私人经济、供养社会国家、提供福利给付的基本手段，征税行政权的大量、专门、及时和裁量行使不可避免，以现代程序控权模式为特征的新一代税收法治应运而生。“国家命令公民纳税和地方当局让利，与一个持枪强盗逼人留下买路钱之间的区别何在？就在于国家的行为是以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形式和条件为前提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15]由于税收实体正义标准的不确定性，纳税人只有祈求程序正义，希望通过“看得见的方式”作出实体征税决定。现代税收程序制度通过选择机制、抗辩机制、参与机制、角色分担机制，保证了参与、公平、中立、公开、自治、理性等程序最低限度公正的实现，在税收法治建构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税法的生命在于运用，而这主要是一个程序问题，税收程序是税收法治建构的起点，是税收法治运行的动脉，正当程序是税收法治效益化的保障。以正当程序理念为核心的现代税收程序是实现法律对征税权控制的最佳角色，以“程序制约权力”的程序控权论是对传统的“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的实体控权论的创新，在中国建构自治型程序控权模式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税收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纳税人基本权的切实维护，而税收程序性权利则是纳税人基本权的核心内容，[16]税收正当程序成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通道。税收程序的法治化、自治性和合理性，使征税过程获得正当化，并且有助于对实体税法疏漏的补充和修正，从而使征税决定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得以树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征税权的有效监督和纳税人权利的切实保护，需要公正和有效的税收司法保障，税法司法状况是检验一国税收法治的标尺。税收司法程序的核心目标是为纳税人提供权威、公正、多渠道、高效率的司法救济保障。法治发达国家都重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税法规范实行合宪性审查，赋予纳税人宪法诉权，站在的高度解决税收争议。在税收普通救济中，注意扩大救济范围，尊重当事人对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增强和保障救济机构的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拓宽争议解决方式，降低救济成本。为了保障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确立纳税人诉讼，允许以纳税人身份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和违法支出税金行为向法院提讼，以全面保护纳税人的税收基本权益。
四、中国税收程序法治化：建构思路在进入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税收法治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17]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本应成为税收法治建设中心的程序建设，例如，税收立法和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税法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保障机制，重管理程序轻控权程序，税法实效、税法遵从和纳税人权益保护亟待改进等诸多问题。为因应快速转型的社会变革、日渐提速的税制改革和迅速发展的法治建设，应当在税收法制程序化的理念下，将税收程序作为税收法治建设的关键和切入点，努力推进税收程序法治化进程。通过税收立宪，在宪法中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税收法定主义等宪法原则，明确规定税收立法程序、财税体制、纳税人民主参与权和民主监督权等内容。在税法通则等法律中，确立税收公平、量能课税、合比例等税法基本原则体系。完善税收立法程序，确立立法公开、听证、参与原则，建立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评议和答复制度、审议抗辩制度、审查制度、公布和备案制度。在税收征纳程序中，通过制定和完善税法通则、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行政程序性法律，对凡是涉及影响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征税行为，都应当为其提供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程序公开制度（公开税收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等征税决定的依据、告知、表明身份、阅览卷宗）、程序公平制度（回避、征税机关的中立和独立、平等对待程序当事人、禁止单方接触、听取意见）、程序理性制度（法定顺序、遵循先例、说明理由）和程序效率制度（简易程序、选择条款）。尤为重要的是，要强化为纳税人服务、增强程序抗辩性、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等程序性权利、确立和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在税收救济程序中，开放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增强
宪法税收条款的司法化。拓宽救济渠道，废止税收复议前置和先缴税后救济制度。健全和追究税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高税收程序的刚性。在税收行政复议程序中，要增强裁决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增强复议程序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提倡辩论、质证等言词审理方式。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实行审理程序的繁简分流，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将案件就地消化”），将抽象税收行为和征税行为的合理性纳入审查范围，减少税收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增加举证责任和证据失权等规定。扩大税收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另外，试行税收调查官制度和调解制度，建立纳税人诉讼，进一步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多样、有效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德］阿图尔·考夫曼等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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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9]关于税收程序构成、特征、类型的详细研究，参见拙著：《税收程序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页。
[10]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程序条款包含“实质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项内容，前者要求任何一项法律都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后者“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11]“权利”是与“特权”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产生和获得的财产以及为权利法案所确立的自由，后者是通过政府而获得或者直接由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关于美国正当程序革命的有关情况，参见王锡锌、傅静：《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12]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13]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14]在日本税收法律草案的起草中，日本的政府税制调查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在组成、审议程序、意见被采用上的非民主性，引起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并主张应从宪法论、人权论的高度来完善税制法案的立案起草过程，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6页。
[15]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比特税”；数据信息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95－02
一、电子商务的兴起与征税难题
广义的电子商务涵盖了电子技术与商务活动两个方面。为此，电子商务最早可以溯源于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于商业之中，但这仅仅是电子技术的应用，缺少现代元素。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的出现，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从那时起，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商业之中，并迅速向各非商业领域渗透，如政务、教学和医疗活动当中。截至2010年6月，我国总体网民规模达到4.2亿人，网络普及率攀升至31.8%，网络应用商务活动表现尤其突出，网上支付、网络购物和网上银行半年用户增长率均在 30%左右，远远超过其他类网络应用。①
电子商务广泛应用于商业活动也给现行税收法律带来诸多影响，使之成为传统税收法制不能解决的难题。电子商务交易完全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进行，其交易对象和交易模式的变化使其征税客体无法按传统方式界定，传统税法理论及其原则已无法适用。而且，作为税法核心要素的征税客体的不确定性，导致纳税人、纳税地点、纳税环节等税法要素也具有了相应的不确定性。如在虚拟的网络交易当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交易的主体，但是这些交易主体在网络中可以隐匿自己的姓名、身份、居住地等，使税务部门无从确定纳税人。再如，传统的税法当中所界定的税收属地管辖，由于网络无国界，所以无法判断和确认交易者该在哪个国家纳税。
二、电子商务征税方案
为了解决电子商务给税收带来的难题，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电子商务税收解决方案。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免税型
为了保护这一新兴商务交易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认为，现在对电子商务征税时机尚未成熟，免税是最佳方案。电子商务最初源于美国，早在1997年美国政府就在《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报告中，明确表示对电子商务免税，宣布互联网为免税区，对于诸如软件、网络信息服务和其他服务及以电子出版物无实体物品流动的商品，以电子商务模式通过网络完成交易的，一律免税。这主要是针对无形商品而言的。对于传统的有形商品，只是借助于电子商务模式，通过网络完成商品交易的，但实体商品必须依赖于传统物流渠道的，仍按传统的方式进行征税。该免税法案在经过美国国会表决后，多次延长其使用期限。在2007年11月美国国会又一次将其延长4年，至2011年。美国之所以采用互联网交易免税的方法，是其经济战略的组成部分。
（二）征税型
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为代表的经济组织多次讨论了对电子商务征税的方案。
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OECD在1998年于加拿大的渥太华讨论并签署《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等电子商务涉税问题的文件，其后，又陆续制定颁布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执行报告》等文件。OECD充分考虑了对电子商务免税的不利因素，提出在保证税收中性的前提下，区分数字化产品与传统商品，在现行税制下对电子商务征税，并不考虑对电子商务新设税种。
2．欧盟
由于网上交易的日益频繁，电子商务已成为获利最快，成本最低的商业模式。由于新的课税对象的出现，严重干扰了欧盟原有增值税税收。基于此种原因，欧盟各成员国以坚决的态度表达出其对网络交易免征增值税。
早在2000年时，欧盟便提出并通过对电子商务征收增值税法案。明确规定对以电子商务方式交易的软件、音乐、录像等数字化商品课征增值税。2003年欧盟通过并在成员国实施征收电子商务增值税的法令。这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课征电子商务增值税的法令。该法令明确提出，“电子商务增值税课税对象为非欧盟企业面向欧盟个人消费者提供的直接电子商务所取得的收入。征税范围涉及信息、文化、艺术、体育、科学、教育、娱乐领域，包括软件、电脑游戏和计算机服务（包括网络集成、网络设计和类似服务）和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两大类。纳税人为向欧盟个人消费者提供直接电子商务的非欧盟企业。”[1]
（三）“比特税”方案
严格的说，“比特税”也是征税型的一种，但由于它突破传统课税对象的模式，故而将其单独列示。在1994年时，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Arthur Cordell经过长期对电子商务税收的研究，结合传统税法，制定“比特税”方案向欧盟提出。“比特”即字节，是信息传输的基本计量单位。“比特税”方案是对电子商务交易中的无形商品，按照比特进行计量，并征收相应税收的一种方法。如对数据网络传输、网络收集、下载等，其中也包括音频和视频及图像的传输。因为，网络中数据海量，是庞大的、稳固的课税源泉。
上述三种方案各有所长，均是各国基于自身的特点和利益而提出。其中，比特税最富有新意，今后必将以此为基础，产生新的针对电子商务的税种。
三、“比特税”方案的评价
“比特税”是针对网络商业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增加政府的课税源泉，否则将有人借此方法进行避税，造成税源的流失。但该方案的提出备受争议，不但倡导免税的美国反对，就连倡导必须对电子商务课征税收的人士也提出异议。
（一）“比特税”方案的优点评价
该方案的优点主要就是它是一种新的税收解决方案，为电子商务征税提出了有益的、建设性的方案，同时规避了那些借电子商务进行避税的可能性。
对“比特税”方案持有赞同态度的人认为：
1．“比特税”方案符合信息时代税基的基本特征
在电子商务模式下，传统的税收基础以无法适应征税客体的变化，为此，必须对传统的税收基础加以改变，“比特税”方案提出的按“字节”课税是最简洁且最符合逻辑。
2．“比特税”方案符合数据信息的传输特性
“比特税”是通过对网络中数据信息的传递进行征税。与传统税法中按商品的流转、所得、行为和财产进行征税，“比特税”则是传统税收的彻底改变，这符合信息流的本质，即符合数据信息的传输特性。
3．“比特税”方案符合信息时代集约型网络发展的需要
“比特税”方案的实施，必将改变人们浪费网络资源的现状，如无节制的上传、下载各类信息，造成的网络污染与信息拥堵。为此，作为电子商务的税基“比特税”具有合理性。
此外，“比特税”方案简便易行，操作简单，适用广泛，为此，得到很多人的拥护。
（二）“比特税”方案的缺陷与不足
但是，人们更多的注意力在于它的缺点。反对“比特税”方案的人多持以下观点：
1．未区分商业与非商业信息
由于比特税根据的是网络中数据信息的流量来进行课征，但在线交易数据流量与其他数字通信数据信息是无差别的，所以“比特税”方案对信息的性质没有做出、也不可能做出必要的区分，这就导致对非商业数据信息的不公平征税，特别是对数字通信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比特税”方案没有考虑到数据信息的商业性与非商业性的区别对待问题。
2．未按照电子商务中数据信息价值征税
即便是对所有的商业数据信息征税，“比特税”方案也难以实施，因为商品的价值高低各有不同，对各种商业数据信息均采用统一标准征税也是不科学的。比如，有的软件产品可能只有几十M，但是其具有专门的实用性，单位价值极高；而有的软件有几G，但价格极低。对二者均按字节征税显然没有道理，这违背了税法中的实质课税原则。所以，“比特税”方案没有考虑到电子商务中无形商品的价值并对其按价格征税问题。
3．未考虑到对数据信息征税的技术性难题
在现行数据流量计量的技术手段下，商业数据信息的计量已成为新难题。如软件、或其他数据的下载遭遇诸如断电、下载后数据信息不可用、下载错误等为题，应如何计费。数据信息量的统计应考虑该问题。如果不计费，可能就会导致有人藉此来偷逃税款；如果计税，则对消费者显属不公平。
综上来看，人们对“比特税”方案颇有争议。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充分考虑“比特税”方案的优点，借鉴其合理成分，并考虑到批评者的意见，对“比特税”方案加以适当改造，如提高技术手段，准确计量数据信息流量，区分商业数据信息和非商业数据信息，并考虑数据信息的价值等。以实现网络时代数据信息商品的可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