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1 16: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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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同时由于它与现实联系紧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有较大影响。笔者在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十多年的实践中,力求把教书育人的宗旨贯彻其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搭建一个教学的平台。近几年来,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尤其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 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 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是学生参与面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表现自我的机会;二是真正实现了师生互动,让师生能够形成思想的碰撞。我还将实践式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中,如组织学生举行现当代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表演话剧《雷雨》片段;让学生编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表”,平时的教学中就贯穿动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撰写学术小论文,将所学内容与思考判断、文字表达训练相结合。这样,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和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为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
[关键词] 文学阅读；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理论建构；教学实践
一
文学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很多的理论阐述，抛开那些学术性的理论阐述，我们认为，文学其实就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且，要实现文学阅读与研究的创造性，就要有一种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自觉意识。文学阅读与研究的创造性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即是文学本身具有丰富的复杂内涵。文学是“人学”，“文，心学也”（刘熙载语）。文学可以说是人生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通过语言方式的一种艺术建构与呈现，所谓文学是世界的反映，那也是以人的情感、精神、心灵等作为中介实现，是一种感性与想象的把握，尽管其中也有理性的参与。任何一个文学文本，尤其是经典的文学文本，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其基本的特性，它不但有特定的时代内涵，还有丰富的超越时代的心理、情感、文化内涵，既有显在的意识，也包含了模糊的潜意识。
文学（文科）与理科的差异，站在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析，如果从本文的立场出发，那么，他们的区别可以表述为：文学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理科刚好相反，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对于理科来讲，他们的目标是要将纷繁复杂的自然界以及人类世界，总是有一种将其简单化的把握冲动，对他们来讲最好的结果是能简化到几个公式，并且能够通过这样几个公式再去把握纷繁复杂的自然界与人类世界。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理科作为科学的特征是追求知识。而文学及其阅读研究就不是知识可以完全规范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的获得并不是文学及其阅读的主要目标，对于文学及其阅读与研究来说，追求复杂性是其本质要求。因此，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实是要求阅读者对所有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解知识不能满足（不是不对）的自觉意识。
对文学的阅读研究，要求阅读主体有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自觉，在其本质上就是要求阅读研究的创造性，因此“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意识对于《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来说就显得相当重要。《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入门课程，一般在新生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设。从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课程逻辑关系看，该课程处于系列课程当中的起点，因此，一般认为，该课程的基本目标是为现当代文学史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因此，关于课程培养目标的典型说法是，“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和鉴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同时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概貌，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征和成就”。这里既有阅读能力目标，也有素质目标和文学史的目标，显然，这种追求全面而宏观的描述反而模糊了该课程的目标。《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最为重要的目标应该是承担完成从“语文”教学向“文学”教学的转换，以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学称作“课文”）为对象的“语文”观与“文学”观的差别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教学中有无培养学生文本阅读与研究的创造性自觉，便是其中重要的方面。换句话说，《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教学中，师生应在“文学”的视野中通过“如何实现文本的创造性阅读与研究”的讨论，帮助学生完成非专业阅读向专业阅读的转换。
二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作为文学创造性阅读与研究的思维特征，在理论建构上主要把握三个对立统一。
首先要处理好文学阅读体验与与“文本知识”的对立统一。所谓“文本知识”，是指解读文学文本的已有观点，这些观点的历史就是文本研究的学术史，这些观点对于其后的阅读主体来说，都已构成了明晰性的知识；文学的阅读体验，是一种丰富复杂的情感心理现象，带有阅读者的个人经验，具有模糊性的感受性特征。
文本的学术史构成的“文本知识”与文本的创造性阅读，是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文本知识”是任何一个阅读主体进入文本阅读的知识场域，是不可摆脱的。它对于任何一个阅读主体的创造性阅读来说，是前提也是必要。因为所谓创新性阅读是相对已有的知识体系而言，不了解已有的知识体系，创新就可能是虚妄；另一方面，文学阅读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纯的对已有知识体系的印证，否则，文学阅读就会成为纯粹获取知识的行为，文学的创造性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突破现有知识体系的限制，通过阅读主体的个人化体验，去感受、梳理那些无法被现有知识体系解释的东西。
其次，“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是要能处理好文学和时代的对立统一。任何文学都必然带有时代性，这几乎是一种常识。然而，这种常识性的真理，经常会成为我们解释文学的不二法门，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很多同学在阅读解释文学的时候，往往将文学直接和时代联系起来：如果作品是产生于五四，那就是反封建、个性解放、民主或自由，如果作品是产生于时期，那对作品理解就离不开民族主义，将文学产生的时代、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特征直接安在文学上。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以从文学的时代性角度分析解读文学，不如说我们强调的是不能将问题如此简单化，时代的总体性特征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往往要经过许多的中介，尤其是要经过创作主体这个复杂的中介，文学的创作性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挖掘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复杂性关系，尤其是它们之间的纠缠迎合，将看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再次，“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是要处理好文本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对立统一。弗洛伊德认为，人除了意识之外，还有潜意识，而且，后者往往更为本质，更内在地制约、牵引人的生命。因此，文学创作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种人文现象、精神现象，文学创作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作家精神和情感的产物，作家的创作过程是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过程。
三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仅是对文学独特性的描述，同时也包含了方法论上的实践意义，就《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的教学实践而言，实现文学阅读的创造性能力培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文本的选择。《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是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课堂教学时间有限，而课堂教学的目标明确，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课程的教学学习目标，文本选择非常重要，它关乎到教学的效果及教学目标的实现。
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质量也千差万别，一般说来，首先，选择文本应注重选择那些具相当价文学价值（而不仅仅是具有文学史价值）的经典文学作品，越是文学价值高的经典，其复杂性越加丰富，可供解读的东西越多。其次，文体上兼顾多样化的前提下，应该更加重视小说与诗歌。相对而言，小说是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主体部分，也是当今最为重要的文体，具有最为广泛的基础；诗歌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种没落的文体，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现代诗歌的成就远不如古典诗歌，但现代诗歌所拥有的丰富的复杂内涵是古典诗歌所不能比的，诗歌的个人性、隐晦性、深刻性为创造性阅读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实践可能性。
其次，教学中应注重“细读”。“细读”一词在当前的学界流行的有些庸俗，但对于以创造性阅读能力培养为目标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教学而言，它仍然是十分有效的方法。“细读”理论本是新批评的重要理论方法，在新批评那里，细读理论主要针对文学研究中过分倚重文学研究的外部因素的传统，强调文学批评研究回到文学自身，回到所谓文学的内部，强调文学阅读应该以“文本”作为基础，不同的对于文本的理解最终需要回归文本才有所作为。
再次，“问题意识”的培养。“问题意识”的自觉是实现“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重要途径。所谓“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学生在尊重自己对作品阅读体验的基础上，对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方面提出问题。“问题意识”作为一种自觉的创新性能力，它与文本欣赏能力、分析能力等密切相关却又有所不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问题意识”，就谈不上文本的创造性阅读与欣赏。
因此，教学实践中，在技术的层面应该重视课前思考题的布置，让学生带着问题意识阅读作品，并要求学生提出属于自己思考的问题，多给学生阐述自己感受和思考的实践锻炼。
关键词: 文学史 现代文学 新文学 当代文学
相信对于每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大多是从文学史著作中来的。“形式纷繁的文学史已经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这个体系通常被视为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石,许多人对于文学史具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文学史意味着某种坚硬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描述,在他们心目中,文学史是文学知识的集大成。因此,文学史甚至如同某种有效的证书:文学史的写作标志了一个成熟的学术阶段――标志写作者业已可能纵论和总结一个学科积累的全部资料”。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多。
一、“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
我们都知道今天所使用的“现代文学”的前身是“新文学”。“新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从1922年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开始,新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持续到了50年代中期,出现过《中国新文学大系》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史著作。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新文学”之“新”显然已经难以“新”下去了,“新文学”并不能指代五四以后所有的文学现象,而只是指某种“文学”。随着历史观的改变,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文学史”的观念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重新确立了历史的分期,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旧民主主义阶段(1840―1919)、新民主主义阶段(1919―1949)与社会主义阶段(1949以后)。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不仅确立了新的历史分期和性质,而且确立了“新文学”的性质。以务实为开端的“新文学”必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其指导思想必然是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新文学”是“”的反映,那么,在“”被“社会主义革命”取代之后,“新文学”将会被什么文学取代呢?当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的更新型的文学,这个更新的文学也就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出现,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不能再称之为“新”文学了,它针对“旧民主主义”文学来说确实是“新”的,但是在更新的“新文学”面前却是“旧”的。于是,文学史家用“现代文学”取代了“新文学”这个概念,用“当代文学”来指称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
二、“当代文学”的出现
“现代文学”的出现即意味着“新文学”的死亡,因为更新的文学――“当代文学”出现了,“现代文学”要想存在就需要有个更新的文学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如是“当代文学”被创制出来了。
早在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歧问题就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再叫“当代文学”有些名副其实了,因此主张把80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并入“现代文学”,让“当代文学”专门研究当下的文学现象,专作文学批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在他们眼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现代”、“当代”这样一些概念都是客观的、不需质疑的,是能够自我说明的,“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可是这种起点、这种界限到底存在吗?如果以线性的历史观念来看,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确实是有不同的起点的,但也只有在线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找到这种起点。王德威曾经说过:“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再者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概念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的范畴,它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用来说明特定的关系。因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线性的时间进程中的这种划分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是否应该打破这种惯性的文学史秩序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三、“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作为现代历史学的一种类型,“文学史”以描述文学发展的历程为目标,是一门有起点、有开端、有源头的学科,是对连续性的描述,对线性发展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文学”的主要方式,我们已经把文学史的内容当成真实的文学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只要我们是在“文学史”之内思考问题,只要“文学史”仍然是国家教育体制中的一门学科,它就不得不受到各方面制度的制约,它的写作就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自由。自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或者“重写”来接近甚至认清真实的文学与历史。在这一前提下,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跳到“文学史”之外思考,或者说,把“文学史”本身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
按照公认的“文学史”的分期,“中国古代文学”指的是先秦至晚清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晚清到“五四”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五四”到1949年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至今的文学。依据历史发展的顺序,当然是先有“古代文学”,再是“近代文学”,再是“现代文学”,再是“当代文学”。因此在大学的中文系里经常会存在着“厚古薄今”的传统,大家都在无意识中觉得历史越长的越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学科史方面来看这个分期问题,必然会有不同的结论。“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正是在这一角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样的命题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它违背了起码的常识,打破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历史的逻辑,但是我们所遵循的这种“常识”和“逻辑”难道就不能怀疑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在“文学史”内还是“文学史”外来理解。在“文学史”内,“文学史”反映的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历史是不可逆的。当然是先有现代,再有当代。但是当我们跳出“文学史”,站在其外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讨论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概念都是被建构出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范畴,它们之间的分期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讨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而是应该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回到这一对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中,看看这些概念产生时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周兰桂先生认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无外乎两种状态:一种是“自律的文学”,一种是“他律的文学”。所谓“自律”即文学获得了自身的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有一种没有外在强权压制的审美自觉和以抒写个性、性灵为旨趣,以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自由。同时,文学又自觉履行自身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体的终极关怀。所谓“他律”,即文学部分地失去了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必须服从于某种外力与外在目的的强制与负载。文学被迫为政治、为权力、为帝王、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从而作家部分地失去了他的主体性,文学也部分地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回首百年,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文学正是在“自律”与“他律”中反复徘徊,疏离又回归。百年中国文学史可谓走过了一条迂回前进的曲线。其间,有不少现象是相映成趣而又发人深思的,将相关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相对照,更能让我们看清其本质,看清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位置。比如问题小说与反思文学、乡土小说与寻根文学、解放区文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当代文学等。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暗合与关联,也看到因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文学发展的不同态势。正如郜元宝先生指出的:“如果放在整个现代文学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当代文学)不过是未曾中断的历史的延续。”
因此,“当代文学”并未与“现代文学”有质的差别,只是文学在发展的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黄修己先生说过:“我们以前写文学史,只讲新的战胜旧的,取代旧的,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应该是有的部门新的取代了旧的;有的部门则创造了新品种,推进了文学的现代化,与此后继续存在、发展的旧形式并存,谁也不能取代谁。……新与旧既相颉颃又相渗透,这才是历史的实相。”因此,研究者不抓住决定审美面貌差异性这一最基本因素而去漫论文学的分期和学科差异性显然未见得有多大意义。可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异同均有,但基本显现形式还是同大于异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已不再只是为新的文学的存在进行合法性辩护,而主要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进行合乎理性的描述、阐释和判断。时至今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依然在迂回发展,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分期依然尚未出现,唯一可资期待的是,中国文学依然“在路上”,中国文学的任务依然是寻找文学。
概而言之,“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可能比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种问题及其相关的领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了讨论,而本文在此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主要目的在于将文学自身作为问题来反思,在于“考掘”出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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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面。人们在“纯文学”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2、我国文学民族生活价值。当前，对于当代的人们已不会很排斥，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类说词，来防御性的口号来为文化的多元存在的理由，更多的意识到世界文学存在。并不是一色的、单极的，同时需要构建全球化时代真正的世界文学，由于近代以来，我国人民形成的世界观念往往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均衡的，尤其是在各部分之间意义对等的存在，而在以西方文化视域为中心形成的是逐次向外扩展的放射状圆环。对于我国，在文学方面应充分理解，尤其是需要承认各民族文学文化生活自身的意义。那么，我们只有在冲破单一的文学史秩序，并且对于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需要在想象之中才能形成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才更深层的表现出真正文学的价值。
关键词：南方；寻根；原欲；精神原乡
苏童作为少有的擅长“讲故事”的先锋派代表，与格非、叶兆言、余华等都同属南方作家，但却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他这样迷恋地描写南方、想象南方，他用自己的一系列小说营造了一个“南方”世界，成为了一个空间和年代的标记。对“南方”意象的研究亦不计其数，本文则旨在寻求这一独特意象背后的深层意义，即不仅提炼出“南方”意象的象征意义，更要挖掘其背后的终极指向——精神原乡的永不可得。
1.“南方”意象的象征意义：欲望和罪恶的深渊
关于象征，余华的一段话也许是非常透彻的：“小说传达给我们的……应该是象征的存在……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之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①
苏童的“南方”，就是他所寓居的世界的象征，正如他自己在《世界两侧·自序》中所说，“人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他也将自己的“南方”世界分为城市和乡村两类，城市界域以“旧城少年”与“红粉”系列为代表，乡村界域则以“漂泊者”系列为代表。
“旧城少年”系列或称“香椿树街”系列，以《城北地带》与《刺青时代》为代表，是苏童所塑造的南方“城市”的缩影，“它充满了阴私和罪恶，欲望和血腥，死亡和流言。它是一个充满腐败气息而又充满魅力的所在。”②香椿树街象征着人类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古老、凝固的历史文化，表现了苏童对人与生俱来的“恶”和难以摆脱生存苦难的悲悯；而“红粉”系列以《妻妾成群》、《南方的堕落》为代表，通过塑造一系列敏感颓废的女性形象，表现了来自人的最基本与原始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空虚感，和即使得到满足以后仍然无法解决的宿命似的痛苦。
在以《米》和《罂粟之家》为代表的“漂泊者”系列中，逃亡与回归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既矛盾又融合的关系，表明了无论乡村与都市，都只是罪恶的深渊，人物不断逃离又不断回归的历程正暗含着人类艰难跋涉的漫长的精神旅程，是对孤独的徒劳的反叛。
这样一来，“南方”作为一种象征意象的意义已经呼之欲出了——欲望和罪恶的深渊。
结构主义学者霍金斯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③。作家余华也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④苏童创造的“南方”世界更多的表现的是他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他自身感受到的他与世界的关系，他的“南方”世界没有常规的价值观念，虽然用的是仿古的手法，写的也是旧的故事，表现的却是自己与现实世界相处的种种价值判断。
“南方”象征着欲望和罪恶的深渊，那么为何在苏童的思维里，世界和人类的关系是这样痛苦不堪却又不可自拔呢？这样，我们便要越过“南方”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去窥探苏童的“南方”世界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指向。
2.“南方”意象的终极指向：精神原乡的永远失落
苏童生长于苏州，定居南京，是一名纯正的江南少年，因此在创作小说时，不可避免的以“本地人”的身份把故事铺排于南方，而他于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终于有了以大视角来俯视南方的机会，也使他在描写南方时情不自禁地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观察。因而苏童笔下的“南方”不像一般“寻根文学”中对故乡世外桃源般的塑造，倒更像一个冷漠的外乡人的质疑，污秽杂乱、痛苦不堪，充满了血腥暴力、逃离和死亡。王德威在《南方的堕落与诱惑》中说苏童的乡愁是一种“既真又假的乡愁”，“总已沾染了后见之明，或后见不明的色彩”⑤，正是因此而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南方”的子民，苏童占据了一个暧昧的位置：他是探秘者，用“外乡人”的眼光来观察探寻“南方”的秘密，不惜曝光这里的阴私和罪恶；同时他也是揭示者，从本地人的角度渲染描绘“南方”的传奇，因此人物才鲜活真实。这种暧昧的位置使苏童始终带着不可遏制的漂泊感和孤独感。而这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在鲁迅那里早有出现：“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如何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⑥。
苏童的“寻根”由于上述理由，“寻”便变成了一个“造梦”的过程，“根”也不再是实在的而是虚浮的，他总是迷恋着“根”繁华绮丽的传奇，又厌恶着这远离北方政治闳域的偏安之国。他创造的“南方”是“共和国的‘史前史’，一个猥潮湿，散发着淡淡鸦片幽香的时代”，没有宏大的历史运动和共和国那套约定俗成的历史叙述，只有“耽美倦怠的男子任由家业江山倾圮，美丽阴柔的女子追逐无以名状的欲望。宿命的记忆像鬼魅般的私下流窜，死亡成为华丽的诱惑”⑦。
既然“南方”是这样一个无时空的深渊，没有政治没有历史也没有是非，只承载万年不变的人类原欲，那为什么苏童还要迷恋它，不断一边逃亡一边回归地在这里“造梦”呢？
那正是因为“南方”着他的欲望——寻找精神原乡的欲望。
众所周知，原乡的渴望来自作者（与读者）个人离乡背井后的感情投射，原乡的诱惑源于离乡甚或无乡的惶惑，这一点从前面苏童身世上已能看出端倪。西方文学将上帝的乐园看做人类的原乡，其失落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罪恶”，因此流浪是人类自出生那一天起就与生俱来的对原罪的承担；而在中国，原乡却没有一个特定的存在，它神秘不可捉摸，每个人都在试图勾勒它的面貌，有人认为它是平和健康的家园，有人认为他是生机盎然的处女地。
对故乡充满虚浮感的苏童来说，似乎要越过欲望和罪恶的深渊（南方）才可以到达传说中神秘圣洁的精神原乡，但“南方”却成了与生俱来的不可逃脱的羁绊永远横在了人类和精神原乡之间，因为无人能摆脱欲望和罪恶。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一次次努力又一次次失败，最终只能堕落在“南方”，这一点，与西方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之后的流亡之路何其相似！而对于信仰缺失的苏童一代人来说，连宗教的救赎也成为奢望，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在现实中被欲望和罪恶纠缠，想重回精神家园却无路可走，不是走向疯狂就是走向死亡。
3.结语
苏童作为一位南方意识很强的作家，既浸透了南方的风韵味道，又拥有在北方的生活经验，从而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既熟悉又神秘的“南方”，作为“故乡”与“原欲深渊”的重合象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漂泊于洪水中，不断寻找遥远模糊的“原乡”而始终不得，因为无人能摆脱欲望和罪恶的纠缠，他们无奈痛苦的生存状态，也正是当代人类精神家园缺失的表现。(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解
①曹文轩．《20世界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王爱松．《苏童：南方的孤独与忧郁》．《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③霍金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④余华．《虚伪的作品》．见：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⑤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见：王德威著．《当代小说二十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⑥鲁迅．《在酒楼上》．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⑦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见：王德威著．《当代小说二十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参考文献：
［1］朱寨、张炯主编．《当代文学新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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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爱琳．《突围与陷落》．《当代文坛》，2000年第1期
【关键词】创新教育；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悖离与融合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创新教育的悖离
创新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源动力。积极探索并推动研究型教学模式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高校专业教学要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涌入国门，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不断发生碰撞与交流，使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的教学发展中出现了很多困惑，中国古代文学面临着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以及大众娱乐性为导向的新媒体文化取而代之的窘境。与此同时，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还面临着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不断被压缩、教学方式过于传统单一、教师队伍不断缩减、教学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科整体教学缺乏配合和持续等诸多矛盾，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创新教育的教育原则走向了悖离。1.教育观念沿袭传统的文化教育理念，与当今时代对创新教育的需求严重脱节文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和其他意识形态混沌包裹在一起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呈现方式。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往往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仅仅注重文学史基本常识和经典文学作品的介绍。然而，从时代呼唤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层面来讲，却是过于狭隘的认识。因此，从文化大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建立文史哲不分家、近现代与古代相延续的回归意识，更有利于在宏观背景下准确地人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古代文学在今天的传承意义。古代文学经典自身文体发展的局限性，及其与当下时代及话语氛围的差异，容易引起当代大学生在思想认识层面的困惑和不解。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及时修正和纠正学生对本门课程的认识误区，从而发挥其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2.教育模式呈现知识灌输和模式化的特点，无法真正起到创新教育和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强国的重担。然而，在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迅速崛起下，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载体却日益受到青年学生的误解和冷落。长久下去，必然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沦入狭隘的恶性循环，原本活生生的文学课堂成为了僵死枯燥的文体讲授和知识传授。现有教学模式致使学生对课程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日益严重，使青年学生丧失了学习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的兴趣。3.教学测评形式单一，无法真正体现创新教育的成果古代文学教学受制于传统的考评方式，在学生学习效果和学习水平的评价上往往直观、机械和单一，不仅影响了课程教学的质量，还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因此，针对当前高校古代文学的教育困境，教师要改变过去以高低分来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旧观念，更多思考古代文学对于高校学生人文素养、创新能力的基础性熏陶和养成，在把握当下大学生个性特点的基础上，向素质鉴定观念转变。
二、创新教育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媒介知识分子”是传媒现代化的产物。在传媒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面对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与其间整体的社会性变革，中国知识分子亟需新的角色定位和角色演变。“媒介人”的身份伴随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而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作为央视名牌节目的《百家讲坛》，拥有电视媒介的传播方式和文化大众化路线的核心理念，可以作为我们解读当今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角色演变的突破点，衍生出一系列的文化价值、媒介价值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 ：《百家讲坛》；电视媒体；知识分子；角色演变；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67
中图分类号：G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147—02
收稿日期：2014—07—10
作者简介：刘帅池（1992— ），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百家讲坛》的创办与节目定位
2001年7月9日，讲座式栏目《百家讲坛》在央视CCTV10应运而生。它早期定位在社会性的“百科全书”，后期从2003年改版开始则以构建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作为节目宗旨，在十余年间，通过包罗万象的一期期精品节目与学识渊博的一位位知名学者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百家讲坛》是一个包罗性很强的节目，从名著小说到野记杂谈，从诸子百家到诗词曲赋，从琴棋书画到医卜星相，从历史纵横到军事战争，是对百家学养的汇集与传承。《百家讲坛》更注重社会视角下历史文化类的选题，让这个将电视媒体与知识分子进行学术融合与媒介融合的电视节目拥有了自身独到的学术理念和文化态度。
同时，通过不同方面、不同类型的观点的传播，还进一步引发了社会性质的文化关注与文化讨论，用平和、开放的胸襟为文化的积极碰撞与思想的正常交流提供了可能。
二、《百家讲坛》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媒介人身份
《百家讲坛》的出现显示了其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有意识转变，一方面，节目面向文化人群体，它打破了旧有的知识分子阶层，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与展示的舞台。另一方面，又通过崭新的视角和广泛的题材，在早期就拥有了不同层面、不同认知水准的受众群体。知识是什么？知识是神圣的，知识也是平常的，知识超越于历史，又服务于社会。承担着启蒙者重任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地融入媒介，以文化专家、公共关系专家、电视制作人、广告人等种种身份出现，将精英与公众联结，将学术辐射各个社会领域，以崭新的定位进行有效的社会传播。
三、《百家讲坛》的学术理念与大众情怀
（一）在品牌栏目上体现自身的内涵
立足于当今社会背景，随着信息的普及和各种节目的泛滥，“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不可能在一个节目中被完全地适用，而《百家讲坛》恰恰实现了两者的完美结合。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塑造品牌栏目，直接用栏目本身完成文化的对接，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在潜移默化之间，广泛地获取受众群体，从而辐射整个社会。
（二）从文化脉络中落实文史题材
《百家讲坛》的出现，客观上迎合了社会媒介营销手段与当时社会知识分子转型的需求。2001年，这一新世纪的交汇点，既是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一年，也是网络文化开始逐渐兴盛的一年。“文化不能从上向下压，因为它的高涨本身就是从下而上的”。面对社会大众的整体审美状况，电视媒介与网络媒介相结合，共同推动了一股社会文史风潮。从《百家讲坛》主打的《三国演义》、《论语》等，到以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为代表的网络文学对文史题材的关注，直到近几年间国学热的产生，共同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潮流。
（三）从文化风骨到精神本身
融合于时代的批判精神、超脱于时代的创新精神、应用于时代的学术精神，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文化样态如何变更，这都是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角色演变的过程中积极传承的。《百家讲坛》一方面担当着传播的载体，一方面为社会输入着正能量。以其主打节目《易中天品三国》为例，易中天教授在讲述的过程中以大量的史实为佐证，延伸出一系列的合理推论，不盲从亦不躁动。
四、《百家讲坛》：角色认同与传播增益
立足于《百家讲坛》客观看待其经营模式与产生作用不难发现，其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可度的增强、对于社会文化的整体性传播发挥了以下几个正面推动效果：
（一）发生效果
在媒介高速发展、不断完善，在我们的民族自信力、民族文化认可度逐渐提升的今天，受众具有更广泛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与主观追求。《百家讲坛》的成功之处是对于受众本质关注点的把握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形象定位。通过故事、讲座等形式，利用剧集插播，依靠与其合作学者的表述能力和语言艺术，把本来正式、枯燥的知识内容揉合进茶余饭后的时间节点，进而获得文化的范围性传播与节目的成功。
（二）发展效果
《百家讲坛》的主打内容集中在文史学科。文史知识易于进入受众的心理系统，这是一个选择的取向性命题，即大部分中国受众的心理系统乐于接受富有趣味的文史知识。在这个层面也引发了当代知识分子的通俗化角色演变，即想要完成思想的传播，先要达到同等的思想交换层面，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表达，让受众更愿意去了解，更容易去接受。
（三）发现效果
表达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认知、自我实现的过程。《百家讲坛》讲授的知识可以让受众在接受新信息的同时，获得新的感悟，产生新的求知欲望，同时，也会对信息的讲授者产生一定的认知。而这个过程也是媒介知识分子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
五、反思《百家讲坛》成功背后的泛娱乐化现象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提出：纯粹的科学领域内容和艺术领域成就，被传媒中蕴含的绝对经济力量渗透，在这种形式的传媒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合作关系中，往往危及科学和艺术的自律性。具体落实到《百家讲坛》上，则可能带来文化泛娱乐化现象。简单易懂的说话方式、深入浅出的表达模式、诙谐幽默的题材应用、一家之言的相对局限，这些都为走上荧屏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受众吸引力，但也对他们的自身性质与文化的本质属性产生了两方面冲击：
（一）定位冲击
知识分子不同于演员，可以去展示，但不能被展览；可以去娱乐，但不能只为了娱乐。知识分子要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风骨和人文情怀。《百家讲坛》的大众化思路固然给节目本身带来了更多的受众，给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大的平台，但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庸俗化甚至恶俗化的现象。这一方面表现在很多未经全面考证的结论的直接出现，一方面则是在待遇和知名度提升后，很多学者表现出的浮躁化、功利化倾向。
（二）思想冲击
面对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消费时代，如何更具时代性地进行自我定位，同时又不至迷失于时代的浪潮中，这是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百家讲坛》草创初期的态度“不要和新闻争，亦不要和娱乐争”，它面向的是文化人，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思想态势。在这个泛娱乐化的社会中，文化可以被普世化、被幽默化，但必须要把握分寸，不能被调侃和扭曲，这就要求当代知识分子在成名、成功的过程中，要合理把握思想深处的文化内涵。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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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主干课程，“在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养、专业品味、专业特色、专业方法、专业能力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该课程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其总课时以及总学分数量居于各门专业课程之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为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美学等课程提供文学资源与思想资源，为古代汉语课程提供语言材料，并且成为世界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参照系。此外，它还是新闻学、文秘、播音与主持、传播学等相关专业的文化基础课。而中国古代文学又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成果的积淀结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教学难度非常之大，这是每位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老师共同的体会。就目前而言，在现行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本院校。三本学生的基础普遍较差，三本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令人堪忧。三本院校如何提高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质量？本文就此进行研究。
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1.内容丰富与课时缩短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就是内容丰富。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到近代，上下纵贯3000年，经典作品浩如烟海，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课堂上的讲解内容不仅包括对文学史的诠释，作品的分析，还涉及古典文献学、历史、文艺理论、文化学、哲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运用。而随着我国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各门课程的教学课时量一再压缩，新的古代文学教学大纲由原来六个学期每周6学时的教学时间，压缩为现在的四个学期每周3学时，实际教学时数仅为240课时左右。仅就教材而言，就有四大本文学史和六本历代文学作品选。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全部内容，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既要让学生系统地掌握中国文学史的基础知识、基本观点、发展脉络，各种文体的产生、发展、流变等情况，各种流派产生的背景、成就以及地位影响等，又要让学生对经典作家、作品有个全面的解读，实在不易。其结果往往造成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在讲授文学史时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对于作品的解读更是流于形式，很难深入。
2.难度大与基础差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难度大，对于三本的学生来说学习的难度更大。一方面其文本距离我们现代很遥远，留存的作品是千百年前就存在的，其中涉及到古代的一些人物、事件、历史故实、民俗地理等与现代人相差甚远，这些都给学习这门课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三本学生相对于二本和其他重点、名牌高校的学生来说，入校成绩普遍较低，学生的传统文学文化修养总体偏底，自制力相对来说也较差。与一本、二本的学生相比，学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学习兴趣难以提高。再加上很多三本院校的老师基本都是二本的，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教师队伍，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二本几乎完全一样，这样就很难根据三本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取得预期的目标和效果。按照专业目标，通过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等课程的学习，中文专业的学生应能够熟读、背诵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能够借助工具书和注释基本读懂一般的古籍，并能对比较浅易的古籍进行校点，能够运用文艺理论独立地对历代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等进行正确的批评，对难度适中的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鉴赏。“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为数不少的学生虽然如期拿到了毕业证，但他们甚至对常用文言词汇和句式、常用的典故、一般的文学常识、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脉络以及最起码的文化典章制度等都不能很好掌握，至于阅读、校点、分析和鉴赏古籍的能力等，则更是不敢恭维”[2]。
因此，学生在上课前如果不预习，不去读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仅凭上课时教师的讲解，虽然也能对文学史的脉络有个大体的把握，但大多是一知半解。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不可能有时间对很多经典的作家、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有的只能简单地提一下，学生如果没有读作品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印象。其结果往往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疏离与隔膜，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就业压力与学习无用的困境
随着高校的一再扩招，高校学生的就业普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难点。即便是重点、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都很困难，何况是三本的学生，他们在择业时往往受到歧视。而很多三本的学生在进校时之所以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多数是被调剂过来的，他们为了能读一个本科，很无奈地被迫选择了这个专业。因此他们多数对此专业并不感兴趣，语文功底也比较差。很多学生认为：“学习古代文学远不如学习法律、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公关营销等课程实在而更能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导向，多背几首唐诗或宋词也远远不如多熟悉掌握几条计算机命令更能获取就业择业机会。”[3]因此他们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各种考证与社团、社会实践活动上，这样可以增加他们在就业中的筹码。因此，对很多学生来说，学习古代文学就是钻故纸堆，坐冷板凳，对以后的就业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在市场经济社会下，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压力下，学生心浮气躁，学习日趋功利化，许多传统学科面临尴尬的处境，而古代文学更甚。当然，要改变这种思想观念，并不能仅仅靠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二、进行的探索与实践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时，对课堂教学实践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初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针对本门课程的特殊性，指导学生如何预习教材，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课堂上激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提高其兴趣。课后要求学生主动进行延伸学习，加深对课程的理解。
1.课前预习的指导与探索
针对当前古代文学课时量缩短，课程教学内容丰富，三本学生专业基础相对较差等，积极指导学生进行课前有效预习，这是保证课堂教学效率的前提。在每一次课后都布置学生预习下次课的相关内容，包括文学史的通读、作品选的阅读背诵、资料的查找等等。为了克服三本学生的自制力差、不能按时完成预习任务等，积极督促学生的预习，并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如每次课前抽查个别学生背诵经典作品的情况，上课时通过提问、讨论等进行检查预习情况，并把这些作为平时成绩纳入期末综合考核中。实践证明，这样能有效地督促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背诵经典作品，为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打好了基础。
2.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课堂教学最主要、最常见的教学方法就是讲授法，如何讲授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值得探讨，笔者近年来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与文献资料辅助法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堂教学效率。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推广，课堂教学采取多媒体辅助已经很平常。它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可以借助直观形象的画面、声音、视觉艺术来生动地展现教学内容，还可以创设一定的情境来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比如古典诗词中的意境比较抽象，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出来，更好地促进学生去体悟理解。古典文学牵涉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史书的记载、前人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一些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可以通过ppt展示出来。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免去学生忙于记笔记而忽略听课，教师可以把每次上课前所需的文献资料、作品补充、每一章的精读与阅读篇目、思考练习、推荐阅读书目等，提前给学生打印复印，人手一份，这样在课堂上需要引用到某一文献资料或补充作品时就非常方便，也为学生课后预习、复习提供了资料。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研讨式[4]、启发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演讲辩论法、参与表演法、研究性教学法、分类教学法[5]等，通过互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3.课外学习的指导与探索
关键词：大学语文 专题式 教学模式
所谓专题式教学法，就是根据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将教学内容按一定的原则或线索组合为一个个专题进行教学。这种模式不象传统的教学模式那样按照教材章节体系依序授课，而是针对学生和教学实际，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和组织，形成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系列专题，教师根据这些专题进行教学设计，引导学生对专题进行学习的一种课堂教学方法。在长期的大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笔者深感对于这门课来说专题式教学模式的运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值得尝试。
一.大学语文专题式教学的必要性
1.教学内容与教学时间的矛盾。大学语文课程是一门通识性公共课程，一般在非中文专业开设，教学时间只有几十课时（据笔者所知有的院校28课时、有的36课时、有的48课时不等）。然而课程内容涉及面广，从时空上贯穿古今中外，从文体上各体兼有，选文内涵、思想、情感深厚丰富，富有张力、活力。如果依照教材内容在非常有限的课时内逐章分篇讲述，要么面面俱到，蜻蜓点水;要么一鳞半爪，支离破碎。这对于基础薄弱的非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会理不出头绪，抓不住重点，甚至让学生产生“学无所获”的感觉，另外由于课时紧张及大班授课，课堂上比较占用时间的实践性教学不得不被压缩，结果只能是导致学生学习主动性差，学习效果欠佳。
2.教学理想与教学效果的差异。文学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每个人的根。大学语文课程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其人格品质，使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关注社会，关心他人，确定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标准，学会与人合作，与现实和谐相处，奠定从业基础，并为职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在了解基本的文学文化及文明常识，阅读和欣赏经典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使学生能规范熟练地运用汉语言文字，具备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升华思想境界，从而全面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成为社会所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但是由于社会世俗的影响，就业前景的压力，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得学生更加注重“实用性”“功利性”的技能型知识的学习，对似乎“没用”的大学语文的学习热情不高，再加之教学时间的紧张和大班授课的限制，尽管老师费尽心思的讲，可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3.师资力量与学生需求的失衡。其实很多有识之士都强烈地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大学生人文素质普遍偏低。他们中很多自私、偏激、冷漠，没有是非观念，缺乏道德自律，不善与人合作等等，这些现象警示我们：对大学生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和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不应该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熏陶，培养大学生高尚的人文修养是学生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可是目前，大学语文课程没有专业的师资队伍，课程一般是由其他专业的教师兼带，专门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教师数量有限，上课形式一般是大班，学生人数多，要想很好地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或者说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是不可能的。
4.学生兴趣和现实要求的需要。毋庸置疑，任何一门教学都必须考虑学生的兴趣问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喜欢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教师必须重视的问题，现实需要什么，社会重视什么也必须是我们今天要重视的问题。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教学始终有现实性、有针对性，有活力和生命力。因此改变学生不愿接受、效果不理想的教学模式应属必然。
二.大学语文专题式教学模式的优势
1.在教学内容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专题式教学的各专题或以主题或内容为线索，或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或以文体为线索，或以文史为线索设计，便于比较、拓展、引导、延伸，强化突出教学导向或倾向，同时，也利于教师灵活自由运用教材，借助专题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对某一专题领域所涉及的知识进行探究。这样的教学模式主题鲜明，难点、重点更加突出。
2.在教学方法上更为灵活和生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专题讲解式、专题讨论式以及观看视频等方式，让学生挣脱教材，改变与中学雷同的按部就班式的作家简介、背景说明、作品思想内容以及艺术特征分析等程式化模式，激发学生兴趣，激励学生参与，提高能力。
3.在师生关系处理上更好地实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授课时，适时适量，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学生讨论交流时，以学生为主，教师指导、点拨、与学生互动，双向交流。
三.大学语文专题式教学的可行性
1.教学内容的组织。大学语文课程是一门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通识课。该课程融合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基础性、人文性、开放性于一体，一方面注重对学生职业养成教育的强化，一方面注重对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的组织应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突出重点，要让学生通过大学语文的学习，由文学知识、语言修养、美感品质的提升，进一步升华为个人人生的高雅志趣;通过大学语文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合作意识和敬业精神等人文素质。因此教学中选取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性格、涵养真挚感情、锻炼坚强意志等方面的内容。针对实际，舍弃枝蔓，对于中小学已经进行过长期训练的内容，如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训练要敢于放弃。大学语文是人文类课程中综合性最强的科目，教学时间有限，如果要各方兼顾，面面俱到，是不现实的。
2.教学方法运用。首先更新观念，改变教师一讲到底，全面权威的观念，以点带面。教师以典型作家、典型作品、典型解读示范、引导、调动、启发学生质疑、参与、讨论、写作。其次是设计教学专题，以大学语文教材为依托，按照一定的原则或线索，坚持源于教材又不拘于教材的观念，结合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需求，充分发挥教师的学术兴趣与研究专长，以专题系统课文，对学生进行较全面的人文素质熏陶。第三是课堂教学与讨论交流。一方面教师的专题讲授，要做到新颖合理，系统全面而又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对学生起到引导、启发的作用。另一方面讨论交流教学中，要注意方式方法，激发学生热情，教师可采取提问对答式、课堂讨论式、课堂辩论式等方式，同时注意精心设计讨论主题，引导、点拨学生讨论过程和结果。
3.教学实施步骤。（1）确立专题。专题的确立是这种教学模式实施的基础和前提。专题的确立要求教师要比较深入地对教材进行研究、创造，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专题，各个专题要独立成篇，专题内部要有逻辑性和系统性。（2）准备教案。教师要对每个专题深入钻研，围绕相关专题搜集资料，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提炼、组织、编排，备好教学内容。此外，还要考虑到学生的思想和认知水平，使教学有的放矢。（3）专题讲授和研讨。可由教师引导讲授专题，然后学生讨论交流;也可以先让学生在课前针对专题进行资料搜集，在课堂上进行分组交流、讨论，再由教师小结评点。（4）专题小结。教师在学生讨论结束后，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评价总结，对课堂的教学内容进行补充或延伸。
四.大学语文专题式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1.科学合理地专题化设计。专题式教学模式打破了以往为教师所熟悉的的教学模式，对教师的教学创新思维是一个促进，同时也是对教师的一个考验。此外，专题式教学要求对大量信息、资料等进行搜集、整理、组织、编排，加大了教师课前的工作量。因此，教师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精心准备，科学合理地设计专题。
2.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能动性的问题。运用专题式教学方式，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互动，“习惯了‘老师在上面说，学生在下面听’课堂教学模式的部分学生，会因此产生‘知难而退’的想法。”[1]148对此，笔者深有同感。如果不改变这种固有的上课习惯和观念，这种教学互动也许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另外还有一些以“获取学分”为目的的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更差，更容易对课程产生消极怠学情绪。
3.“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问题。由于专题式教学改变过去以单篇课文讲授为主，孤立地对作品进行解读、分析等老一套教学程序和方法，“而代之以学生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为导向的教学内容设置，用人文性、研究性和学术性来提升课程的文化品位。”[2]26它有选择地调整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和形式精心设计成各种专题，把所要讲授的内容通过恰当的方式，系统有序、有的放矢的表达出来和学生进行交流、互动，突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与传统的照本宣科、面面俱到地按照教材章、节进行讲授的教学模式不同，所以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参考文献
[1]陆菊.高职院校专题式教学模式探析―――以《新闻采访与写作》选修课为例[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