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09: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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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障畜产品供给安全为目标，以畜牧业产业化经营为核心，牢固树立为养而种，为加而养的观念，加速现代化产业龙头企业建设，加速标准化产业基地建设，构建现代畜牧业生产和保障体系，促进畜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步增长，促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把畜牧业建设成为我市农村经济第一主导产业，努力把*市建设成为全省现代畜牧业大市，为奋战三年、再造*做出贡献。
二、发展目标
到2010年，全市畜牧业生产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畜禽养殖及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由94亿元提高到210亿元，增长1.2倍。其中畜禽养殖业产值由60.2元提高到110亿元，增长83%；畜产品加工业产值由33.8亿元提高到100亿元，增长195%。畜禽养殖及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由38亿元提高到84亿元，其中畜禽养殖业增加值由24亿元提高到44亿元，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由14亿元提高到40亿元。
畜牧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0%左右；肉、蛋、奶产量分别实现50万吨、40万吨、12万吨；全市人均牧业纯收入达到200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30%左右；
规模化饲养比重达到80%以上，良种率由50%提高到80%，畜禽产品中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比重分别达到60%、20%、10%，畜禽产品订单生产比重达到50%以上；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和完善的动物卫生组织体系。
畜牧业主要生产指标在全省位次稳步提升，进入前三强。其中，养羊业居全省第一位，牛、猪、禽产业均进入全省前四名；在畜牧业产业化建设中，建成全省第一的肉牛、肉羊屠宰加工企业，生猪综合加工能力居全省前列。
三、建设内容
（一）强力推进龙头企业建设，促进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
坚持扩能与新建并重和自建与引进并重的原则，加快实现“三个一批”。
做大做强一批，解决现有龙头企业规模小、牵动力弱的问题。到2010年，现有龙头企业都要基本达产，同时部分企业进行二期工程扩建。在生猪产业上，*柏慧燕都食品有限公司年产值由2007年的3.8亿元增加到10亿元，凌源嘉珍兴业食品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0.4亿元增加到2亿元，北票宏顺食品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1.7亿元增加到5亿元；在牛产业上，辽宁宏达牛业发展有限公司年产值由2007年的2.5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辽宁澳珍乳业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0.4亿元增加到2亿元；在肉禽产业上，北票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年产值由2007年的3.8亿元增加到22亿元，*县分享禽业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0.12亿元增加到2亿元，*县鑫波牧业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0.2亿元增加到2亿元，喀左利州鹅业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1.4亿元增加到5亿元。
加快新建一批，围绕养殖基地新上精深加工项目，并尽快达产。在生猪产业上，在凌源建设年产值达到35亿元的辽宁万亨牧业有限公司，在北票建设年产值达到30亿元的北票宏大牧业有限公司；在羊产业上，在建平建设年产值达到30亿元的辽宁鑫枫羊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禽业生产上，在龙城区建设年产值达到2亿元蛋粉的富荣科技有限公司，在凌源建设年屠宰加工能力1000万只鹅鸭的蓝翔牧业有限公司。
招商引进一批，主要集中在皮、毛、骨、血、肉的精深加工上，最大限度拉长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使龙头企业建设薄弱的产业实现重大突破。到2010年，全市销售额10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达到3—5个，5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达到5—8个。建成国家级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3个，省级20个以上，市级50个以上。开展名牌畜禽产品认定工作，力争取得国家级名牌产品2-3个，省级名牌产品10个以上，市级名牌产品20个以上。
（二）加快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坚持区域化布局、差异化发展的原则，根据各地产业基础状况，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加快建设产业带，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畜禽产品产区，逐步形成建平县以肉羊、肉牛为重点，凌源市以肉牛、生猪为重点，北票市以禽、猪为重点，*县以肉鸡产业为重点，喀左县以鹅鸭为重点，龙城、双塔两区以奶牛、蛋鸡为重点的产业格局
以标准化畜禽养殖小区建设为核心，以基地乡、标准化专业村（屯）、规模饲养大场大户建设为基础，迅速壮大畜禽养殖基地整体规模。到2010年，建设标准化畜禽养殖专业小区2049个，其中新建1180个；建设产业化基地乡100个，其中新建35个；建设标准化专业村（屯）550个，其中新建190个；发展标准化规模饲养户3.5万户，其中新发展0.9万户。全市产业化基地订单畜禽养殖数量力争达到全市畜禽总量的60%以上。
（三）创新畜牧业发展模式，建立健全互利双赢新机制
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主要内容，充分认识创新模式在推动畜牧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要注重推行“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农场）、公司+养殖基地+农户、公司养殖基地+农民”等新模式，充分发挥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的现代化管理职能，确保龙头企业对基地生产规模、产品品质及生产经营风险的有效调控，形成龙头企业与基地建设衔接紧密、运转高效、互惠双赢的新机制，提升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和现代化程度。采取多种形式，引导各类生产合作型、销售合作型、技术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步向各类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大幅度提高广大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扶持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订单标准化生产、保护价收购的双赢机制，为龙头企业产品开发奠定基础，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提供保障，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户长久共生共存、共同发展。新建标准化养殖小区农户参加合作组织的比重要达到80%。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保障体系建设，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
1、建设畜禽良种繁育体系。要加强种畜禽场建设，通过新建和老场扩建，提高自主供种能力。建设重点是祖代蛋用种鸡场、祖代肉用种鸡场、原种猪场、二元种猪场和父母代种禽场。到2010年，全市良种自给供种率达到80%以上。在生猪生产上，原种猪场基础母猪存栏规模由现在的1000头增加到4000头；纯种猪场基础母猪存栏由现在的6000头增加到2.2万头；标准二元母猪场基础母猪存栏由现在的8.6万头增加到13万头。在种猪场建设上，在全市形成以凌源禾丰、福诺为主带动凌源市；以建平润兴、富源为主带动建平县；以喀左鸿兴、凌河为主带动喀左县；以北票宏顺、安信、盛达为主带动北票市；以*县种猪场、龙城德凤为主带动*县并辐射两区的种猪生产格局。在种禽生产上，北票新建1万套规模的祖代肉用种鸡场，扩建北票宏发父母代种鸡场规模由现在的10万套达到20万套；在*城区周边建设存栏1万套的祖代蛋种鸡场，全市父母代蛋种鸡存栏由现在的8.5万套增加到20万套。开展新品种引进推广工作，加强改良网络建设，努力实现规模饲养户、专业小区（大场、大户）、专业村（屯）、产业化基地乡良种全覆盖。要整合资源，提高种畜及设备（设施）利用率，加强对开展多畜种改良、辐射面广的区域性综合供销站建设，每年新建10个以上。加强种畜禽执法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市、县、乡三级种畜禽监管体系，实现种畜禽由生产到经营的全面监管，推进全社会畜禽产品质量和养殖效益同步增长。
2、建设科技支持体系。加快市、县、乡三级畜牧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步伐，乡（镇）动物防疫监督所加挂畜牧技术推广站牌子，承担畜牧业生产实用技术培训、推广、普及的职责。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提高畜牧生产实用技术普及率。开展生产实用技术的引进、研发、试验、示范及推广，本着市抓新技术、新品种引进与示范，县（市）区抓推广与应用的原则，围绕产业化基地建设的高效益生产技术、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等，搞好引进、示范、推广工作。
3、建设饲草饲料生产体系。大力发展草业经济，加快发展林下种草和人工种草。贯彻落实《草原法》，以省政府确立的科尔沁草地南缘沙化治理项目为契机，搞好草原确权，大力开展草场围栏和草场补播，到2010年，完成沙化治理面积163万亩。开展饲料作物种植及加工利用，到2010年，全市粮饲兼用玉米种植面积达到玉米种植面积的80%以上，农作物秸秆转化为饲料的转化利用率达到60%以上。加快和优化饲料工业发展，提高饲料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科技水平，提高产品知名度和信誉。鼓励养殖小区、养殖大户围绕牛、羊产业基地建设糖化饲料厂，促进粮食就地转化。到2010，饲料产量（折配合饲料）达到200万吨，比2007翻一番，产值达到32亿元，比2007增长1.5倍。全市年加工能力达到20万吨以上、10-20吨、5-10万吨饲料厂分别达到5个、5个和6个。
4、建设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在全面巩固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人员编制到位、人员录用和工资到位、办公场所到位、工作职责到位的“四到位”建设标准，全面完成乡（镇）动物防疫监督所的建设。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预警、预报体系建设，市县两级动物疫病诊断中心化验室要加大基础设施改造、仪器设备购置和疫病监测所需资金的投入，确保用2年的时间全部通过省业务部门的达标认证，为政府决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冷链系统建设，要严格按照省动监局的建设标准，市县两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分别建成不少于150、100立方米的疫苗储存冷库，并配备必要的运输工具；乡（镇）动物防疫监督所要配备辖区内免疫所需疫苗储存的冰柜和冰箱。加强动物卫生工作电子网络化建设，逐步实现市、县、乡、村动物卫生工作网络化管理，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行政补救能力。
5、建设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立动物免疫标识可追溯体系，对各类畜禽养殖实行档案管理，完善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保证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卫生安全。加强兽药、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的监管，以查处违法生产、违法经营与违法使用为重点，严厉打击制售使用假劣兽药、饲料的违法行为。加强无公害畜产品认证与监管工作，以产地与产品一体化认证为主要形式，稳步推进无公害畜产品和产地认证工作，到2010年，全市畜产品中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比重分别达到60%、20%和10%。
6、建设畜禽产品市场流通体系。促进畜禽产品交易市场规模扩大与功能完善，增加交易量，扩大辐射范围，增加牵动力。建设一批跨省、区的大型畜禽交易市场，新建一批特色畜禽产品专业市场，牵动*肉驴、蜂、兔、毛、皮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建立健全信息收集、分析和体系，及时市场信息，促进畜禽产品流通，指导生产者合理安排生产，正确引导生产者进行生产调控，平抑生产波动。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畜牧业加快发展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市、县要本着分级负责、各有侧重的原则，建立畜牧业生产发展基金，要确保按每年递增20%的比例增加投入。主要用于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标准化养殖示范，科技培训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二是整合各类支农专项资金。对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移民搬迁、土地整理、以工代赈、农业科研等各专项资金，本着渠道不变、各尽其力、各记其功、成果共享的原则，加大对畜牧业发展的投入比重。三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金融部门要进一步降低信贷门槛，扩大贷款额度，对畜牧业项目要优先安排，重点支持。四是加大保险支持力度。在启动种猪保险试点基础上，开展牛、羊、猪、禽等产业保险，增强畜牧业抵御市场风险、疫病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关键词：牧区合作组织；中小企业；合作
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必要性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难点是“三农、三牧”问题，重点是增加农牧民的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通过发放贷款能解决农牧民想发展与资金缺乏的矛盾；通过签订购销合同，能够解决农牧民买难、卖难的问题；通过制定保护价降低畜牧业的市场风险。所有这些必将加快畜牧业的发展，有效地增加农牧民的收入。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有利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国家西部大开发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位，强调西部大开发要科技领先，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营方式，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前提下发展畜牧业。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发展高产饲草料种植，扩大舍饲，可减轻操场压力，加快植被的恢复，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有利于加快牧区工业经济发展。以牧区为主的旗县工业基础差、底子薄、存量不足、增量有限。目前，工业企业较少且技术水平低，很难满足畜牧业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可以培育壮大畜牧业龙头企业，促进畜牧业产品加工产业升级和畜牧业产品的结构调整，将肉类加工、皮革、毛绒等企业联动起来，加快以畜牧业为主的旗县工业经济发展，盘活现有存量资产。这对于增加地方收入、扩大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牧区合作组织通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加快推进具有畜牧业旗县地理标识品牌的畜产品推广力度，充分依靠地方品牌效应，努力创建国家知名品牌，实现品牌和效益最大化。
二、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直接制约因素
1.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牧民是自主经营的经济活动主体，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经济人”。牧民是以提高经济效益、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的。这与合作组织和中小企业合作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存在矛盾。
2.风险。“三牧”属于风险比较高的产业。而目前牧区牧业保险严重滞后，尤其是缺乏政策性保险制度。所有这些导致牧民不愿意冒险经营，但在特殊情况下，如经济困难或利润极大时，也会“铤而走险”，从事经营活动。因此，风险对牧民的经济活动行为的制约作用影响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3.资金。资金是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中，大量的信贷投入提高了畜牧业产品深度转化的能力和附加值，推进了畜牧业优质、生态、安全畜产品精加工，加大了对奶牛、肉牛和肉羊标准化养殖小区的建设。但是，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针对牧户的信贷品种主要是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和担保贷款等少数几种。信贷品种的单一性很难满足“三牧”经济的长期大额资金需求。
4.技术。技术是牧区牧民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直接制约因素。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并对优势特色畜牧业产品良种的研发和繁育、疾病防控、防灾减灾等进行科技创新，但是牧民没有技术，也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畜牧业前沿性科研成果转化为项目的过程很慢。畜牧业生产科技化程度低，仍然处于低效益、粗放式经营阶段。
（二）间接制约因素
1.信息。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是与加强畜牧业、发展牧区、富裕牧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牧区大多处在半封闭状态，牧区信息服务建设在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技术手段、组织管理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牧区合作组织对于信息服务发展的要求。因此，信息不畅是制约牧区合作组织发展的原因之一。
2.竞争。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竞争的经济。竞争机制的存在产生优胜劣汰，使市场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产品市场自然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而且畜牧业产品市场是具有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牧民经济行为的趋同性使畜牧业产品的竞争十分激烈。作为畜牧业产品市场主体的牧区合作组织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提升效率。然而，竞争者跟牧区合作组织直接争夺资源和市场，可能阻碍牧区合作组织的发展。
3.政策。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对经济的指导是长期的、深远的。牧民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国家在相关政策上给与扶植、优惠。与一般营利性企业相比，牧区合作组织不能完全适应和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因而，国家政策的任何调整、变化，都会影响到牧民的既得利益。
4.环境。“三牧”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当前，畜牧业产业化、宏观政策支持、政府行为的介入、文化影响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阻碍合作组织发展的环境因素。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深深地影响牧民的经济行为。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是牧民必然的，也是正确的选择。牧区合作组织作为新生物在内部环境方面也存在着制度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
三、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经济组织提供服务的建议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育和开拓市场，引导牧区合作组织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加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增强市场的配套功能；拓展市场空间，逐步实现生产与需求相连接，开拓外阜市场和国际市场，增加市场竞争力。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建立和建设商品基地。为了加快畜牧业产业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加强基地建设。在牧区合作组织内重点搞好种源基地建设，商品基地建设，形成若干个专业苏木、专业嘎查，理顺产、加、销三者的关系，通过市场―中小企业―农合作组织的运作方式，中小企业一头连接市场，一头连接牧民，是整个环节中的重要环节，它既是企业原料市场供应者和组织者，又是牧民走向市场、进行蓄牧业产品交易的销售者。因此，抓好中介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其作用，把分散的牧民组织到主导产业行列中来，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商品基地，提高牧民组织化程度，加快畜牧业产业化进程。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育龙头加工企业。龙头企业是蓄牧业产业化的核心，只有抓住这个龙头，蓄牧业产业化的进程才能加快。因此，必须把持扶和发展龙头企业作为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的首要工作来抓。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特色经济的总体要求，畜牧业产品的开发思路是通过综合深度开发，促进牧区畜牧业产品结构调整与升级，彻底改变目前小冷库、个人小作坊分散加工条件差及产品档次低的局面，改变现有科技含量低、市场占有量低、经济效益差的局面，促进畜牧业产品资源优势转化，形成带动牧区乃至相关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中小企业将为牧区合作组织提供融资服务、技术服务。中小企业帮助牧区合作组织积极争取支牧资金，完善多方式、多渠道、多元化畜牧业投入机制，增强畜牧业发展后劲；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养指导有技术、有素质的畜牧业生产队伍，推广现代科技，引入新品种、新技术、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改变传统生产模式，建立生态养殖模式等。
参考文献：
[1]杨青贵.农民专业合作社限制市场竞争力行为探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08）.
[2]吴光宇.农村牧区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J].牧区经济，2011（03）.
一、全市畜牧业发展情况
2007年全市畜牧业总收入达到22.8亿元，较上年增长10.4%，主要畜产品产量分别达到：肉类产量3.34万吨，较上年增长33.1%；蛋类产量3.15万吨，同比增长9.2%，奶类产量8.58万吨，同比持平。全市畜牧业持续稳定增长。畜牧生产也出现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呈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
（一）生猪产销两旺，养殖规模、效益同步大幅高速增长。受2006年生猪市场低靡、生猪疫情及2007年以来饲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全国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使生猪价格一路走高，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目前，活猪价格16.4元/公斤以上、仔猪21元/公斤、猪肉价格在28.8元/公斤以上。我市由于生猪疫情控制措施得力，没有出现重大疫情，2006年生猪生产发展平稳，市场形势好转后，生产发展迅速，2007年全市存栏量达到29.2万头，同比增长21.7%，实现销售收入5.3亿元，同比增长130.4%，新增纯收入4396万元，成为农民增收的重点项目。能繁母猪存养量2.95万头，同比增长12.17%，为我市生猪生产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二）奶牛养殖业稳定发展。乳业龙头嘉盛乳业有限公司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我市奶牛养殖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加之奶业市场好转，原料奶价格上升，由年初的1.9元/公斤上升到2.8元/公斤。由于连续几年的品种改良，奶牛质量不断提高，使奶牛养殖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保证了我市奶牛养殖业的稳定发展，2007奶牛全市奶牛村养量达到2.05头，同比增长0.5%。
（三）家禽业发展态势良好。鸡蛋、肉鸡价格双双上扬，增长幅度分别达到16.4%、13.9%，带动养禽业快速发展，全市家禽存养量达到327.1万只，同比增长5.2%。桃园、淼海两个无公害认证企业蛋鸡存养量双双突破30万只，成为威海市最大的两个蛋鸡养殖场，使我市养禽规模养殖比重到96.3%。
（四）特种毛皮动物养殖在调整中平稳过渡。2007年全市特种毛皮动物存养量达到650万只，创历史最高水平，同比增长16.1%，实现销售收入8.2亿元，是我市最大的畜牧养殖项目，在畜牧生产中处于重要位置。但由于气候变暖，我们传统的东欧市场消费结构发生变化，逐步由低档皮向中高档皮转变，需求量减少，价格下跌，对我市特种毛皮动物养殖业造成冲击。2007年种兽存养量下降为100多万只，同比下降30%，但仍然是我市畜牧业的重点发展项目，将在抓品种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力求新的突破。
二、畜牧工作情况
2007年我们坚持以提高畜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进一步调整优化畜牧业结构,大力发展规模养殖,推进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强化支撑服务体系建设，扎扎实实开展工作。
（一）抓畜牧标准化建设，全面提升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把标准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强化服务、争取项目等各项措施和途径，从基础设施建设、品种改良、实用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推进畜牧标准化进程，累计争取国家、省标准化建设资金329万元，使我市标准化建设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点抓了鲍村奶牛场、崂山养猪场、金曲家养猪场等7个标准化规模养殖改造项目建设和基层标准化兽医站基本设施项目建设，争取国家、省无偿资金215万元。通过标准化改造项目建设，为全市畜牧标准化工作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在畜禽良种改良方面，重点抓了四项工作，一是组织实施国家良种奶牛改良项目，争取国家资金40万元，免费为奶牛养殖场户提供优质精管20000支，建立了15个奶牛人工配种站点，形成覆盖全市的奶牛良种繁育推广体系，有效提高了我市奶牛品质。二是加大生猪良种化工作。充分利用我市环山种猪场的优势，大力推广“洋三元”杂交技术，组织实施省生猪人工配种站项目，争取省投资10万元，建成我市第一个生猪配种站，使我市生猪良种率达到95%以上。三是加强特种毛皮动物的良种改良工作，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养殖户的良种意识，大力推广靖海渔业公司引进的美国金箔尔水貂，共推广原种及杂交品种30多万只，使水貂良种改良面达到40%。联系东北、潍坊等地种狐狸养殖场20多家，在我市建立人工配种点，使全市狐狸的杂交改良面达到46%，优化和改善了我市特种毛皮动物的品种结构，对提高我市特种毛皮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生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四是积极引进烟台益生种畜禽有限公司投资3000万元，在上庄、大疃新建两座肉食鸡种鸡饲养孵化场，使该公司在我市的种鸡场达到3家，新增孵化设施，生产能力达到12万套，为我市肉鸡产业化经营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实用技术推广应用方面。强化科普宣传，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深入乡村集市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开展科普活动，2007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0多次，培训3000多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万多份。全面开展“畜牧科技人员联系千场万户活动”，全系统108名技术人员联系养殖场410个、养殖户3600个，定期上门服务，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交流传递相关信息。通过以上两项活动，促进口蹄疫、禽流感、鸡新城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布鲁氏杆菌病等重大动物疫病程序化免疫，奶牛疾病综合防治、畜禽科学饲养、人工配种、饲料青贮、种草养畜、畜禽粪便处理利用等技术的推广应用，对提高畜牧生产水平和竞争能力提到重要作用。
（二）抓行政执法，全面提升动物食品卫生安全水平一是防疫执法。2007年国家规定重点防控的重大动物疫病由过去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2种增加到4种，新增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和鸡新城疫，防控任务重，疫情形势更加复杂，为此，我们加大工作力度，在总结以往防控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五位一体”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任管理体系。消毒打基础。坚持季节性消毒与日常性消毒相结合，科学合理安排消毒灭源。2007年春秋防疫全市组建消毒队16支、857人，负责养殖环境和重点部位的消毒工作，使用消毒剂16吨，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发生和传播。免疫抓关键。免疫是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的关键，我们把落实责任，抓好落实作为第一抓手，实行行政、业务双轨责任制，使免疫工作做到层层有人管、环环有人抓、事事有人做，真正实现“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禽、畜禽不漏针”。检疫作保障。在检疫监督环节明确检疫人员的职责，严格做到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市场监督“三到位”。在经营流通环节落实生产销售单位的责任，通过联合执法，加强监督检查，严防非检疫产品进入市场。检测看效果。进一步建立健全免疫检测和采样工作制度，全市成立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检查小组，适时对全市规模饲养场和散养户进行抽样检测，对检测达不到要求的，及时进行补充免疫。管理促规范。建立健全防疫督导、免疫档案管理和疫苗管理制度。成立督导小组，局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划片督导防控工作。实行市局和基层站上下、形式、内容、管理技术四统一的档案管理制度。推行收取押金回收疫苗包装的做法，有效控制了疫苗浪费现象。二是抓兽药管理执法。一方面认真贯彻落实新的《兽药管理条例》，提高了政务公开水平，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今年兽药经营企业换证30家。另一方面，加大兽药管理力度。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紧密结合畜产品质量安全大检查活动，在贯彻落实好新的《兽药管理条例》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宣传、加强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的管理，加大兽药监督管理执行力度，先后查处违法兽药经营案件10起，立案查处8起，结案7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1起，严厉打击了各种非法生产经营兽药及假冒伪劣兽药行为。三是抓饲料管理执法。举办全市饲料生产企业培训班，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协助省畜牧办公室对部分申办《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卫生合格证》的鱼粉生产企业进行审核验收，截止目前，全市共有32个鱼粉生产企业取得《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卫生合格证》，还有20多家鱼粉企业正在申报之中。通过申办《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卫生合格证》，使我市鱼粉生产加工企业逐步走上规范化、可持续发展之路，“*鱼粉”成为全国饲料行业的知名品牌。
（三）抓畜牧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全面提高畜牧产业化水平畜牧合作经济组织能把集体、个体及其他各种利益主体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起来，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分散经营与统一大市场对接，抵御市场风险，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也是畜牧产业化运作的有效组织载体。我们从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畜牧合作经济组织的独特作用，大力发展畜牧合作经济组织。一是组织召开畜牧合作组织工作会议。今年6月份，组织召开全市畜牧合作组织工作会议，提高广大养殖业主对发展畜牧合作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并对具体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二是组织外出参观学习。7-9月份先后组织相关人员到畜牧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较好的烟台、潍坊等地市参观学习，学到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促进了畜牧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三是组织培训班。为加快畜牧合作经济组织有关知识的普及，促进畜牧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规范化，先后共举办3次畜牧合作经济组织讲座和培训班。四是积极促生畜牧合作组织。在组建兔业、鹿野协会基础上，9月份指导组建了*市特种毛皮动物养殖合作社，11月份筹建了俚岛镇奶牛合作社，崂山街道的生猪合作社、崖西镇奶牛合作社等畜牧合作组织都在积极筹建之中。畜牧合作经济组织有效避免了生产和市场脱节，减少生产发展的盲目性，减少供求矛盾，使调控畜牧业找到抓手，更好行使指导调控职能，同时使畜牧养殖的组织方式得到转变，为实现标准化饲养夯实了基础。
（四）党建工作情况。一是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制定《畜牧局新农村建设方案》，大力发展健康养殖业。积极开展包村扶贫工作。一方面招商“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基地”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为邢格庄村建立稳定的增收项目；另一方面投资2.5万元用于邢格庄村安装路灯、进行村街村路整修改建、添置办公桌椅等；另外，结合“亲情手拉手”活动，领导干部每人都为联亲对象送去1000元养殖扶持资金。同时还为一名家庭困难的学生联系就读学校，并与学校沟通，为其免去学费，而且还给予500元的资助。为所联系的大鱼岛完小送去12台电脑，价值4万多元；踊跃参与社会救助活动，全系统干部职工个人慈善捐款4.5万余元、包村扶贫捐款1.3万余元，各站集体捐款4.1万余元，全部款项均用到为困难企业职工送温暖、支援灾区建设、包村扶贫、联系薄弱学校、植树造林等工作中去。二是巩固先进性教育成果，加强行风建设。落实“提高党员素质，加强组织建设，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要求，组织干部职工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照镜子”、“亮底子”、“挖根子”，认真自查并纠正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开展争创和谐机关、党风党纪法律法规等一系列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开展“畜牧科技推广年”活动、推动畜牧保险业务开展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行政务公开，落实工作制度，严格办事纪律，接受社会监督，提升畜牧系统的社会形象。
四、2008年畜牧工作打算尽管我市畜牧业总的发展态势较好，但在实际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畜牧生产科技含量低，饲养管理水平不高，畜产品质量缺乏有效保障。二是产业化程度较低，缺少相应的加工企业，毛皮的营销与国际市场也缺乏对接，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三是规模化、标准化水平低，不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要求。四是畜禽品种质量与畜牧业发达县市存在一定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2008年工作计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认真贯彻新农村建设有关文件精神，围绕农民增收及促进畜牧业经济全面发展，加快畜牧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产业化快速发展，加快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开展畜禽品种改良，大力发展畜牧合作经济组织，为发展壮大外向型畜牧业打下坚实基础。
1.1发展现状
1.1.1粮食生产总量平衡
近年来,晋城市玉米、小麦、杂粮等粮食作物年播种面积稳定在22.11万hm2以上,随着作物品种不断优化及种植技术推广,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粮食总产量近年来稳定在7.5亿kg以上,确保了粮食自给有余,实现了粮食生产总量平衡。
1.1.2六大特色产业初具规模
近年来,晋城市围绕经济发展规划总体目标,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初步形成了畜牧、蚕桑、蔬菜、干鲜果、小杂粮、中药材六大特色产业,带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1.1.3农业龙头企业有了一定数量
近年来晋城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较快,涌现出一批农产品品牌,全市43家市级以上农业重点龙头企业,获得山西省着名商标23个,国家名牌产品2个,中国名牌农产品1个,国家地理产品保护标志4个。
1.1.4农民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目前,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到2000余个,合作社涵盖了晋城市六大特色农业产业,覆盖了60%的行政村,入社农户4.6万户,入社社员收入比未入社农民高出20%。
1.1.5政策扶持推动力初步显现
近年来晋城市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对畜牧业、蔬菜产业扶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极大地调动和保护了广大农民种植蔬菜和从事养殖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果。
1.2主要特点
1.2.1小而全虽然晋城市产业规模较小,但农作物种类繁多,各种五谷杂粮、各类干鲜果品、蔬菜、蚕桑、食用菌以及多种中草药遍布全市。
1.2.2少而优各类农产品数量虽少,但品质优。境内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类型,四季分明,冬长夏短,雨热同季,气候温和适中。年均气温11.5℃,日平均气温≥0℃的积温一般在3368℃~4471℃,无霜期185d左右,年均降水量达600~650mm。森林覆盖率达35.7%。
1.2.3稀而特晋城境内山地丘陵面积占到87%,昼夜温差大,独特多样的小气候,造就出一大批具有地域特色、品质独特的稀有农产品。比如泽州县巴公大葱、泽州红山楂、鲁村小米;高平大黄梨、王报红萝卜;阳城山茱萸、阳城蚕茧;陵川“五花芯”党参、大红袍花椒、黑木耳,沁水七须黄花菜、蜂蜜、端氏紫皮蒜等。
2晋城市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问题及原因
2.1发展现状
2.1.1粮食产业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农资价格高位持续攀升,粮食生产成本高、效益低;粮食总产量供求紧平衡,细粮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
2.1.2六大特色产业畜牧业开放程度低,外向型发展偏差;蚕桑业龙头企业不强,对产业发展牵引能力弱,科技型人才缺乏;蔬菜产业种植零散,市场规模小,水资源缺乏,技术人员不足;干鲜果业规模小,产业化水平低;小杂粮产业种植投入少,种植效益低;中药材产业科研投入少,加工规模小,服务体系不完善。
2.1.3农业专业合作社扶持力度不够,农民认识不够,发展规模偏小,带动辐射的范围小,市场竞争能力比较弱,管理不太规范。
2.1.4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生产标准化、产品品牌化、市场国际化程度低,经营管理落后,投资主体和融资手段单一。
2.2原因分析
2.2.1客观上受限制晋城所处山丘地区,人均耕地少,耕作方式以户为单位,不利于形成规模的种植基地。
2.2.2主观上有差距对农业产业化重视程度还不够,缺乏统一的、有力的、连续的扶持政策,产业化经营机制还不够健全。
3晋城市农业产业化发展途径
3.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的综合能力
建立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型的产业化经营基地,大力发展以种养业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加快发展繁推一体化的种业集团,创优粮食产业化的发展环境。
3.2强化农业培训,提高科技服务能力
依托畜牧、蚕桑、蔬菜、干鲜果、小杂粮、中药材六大特色产业优势,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农民培训,提高服务功能,致力形成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的特色产业基地,打造带动农民增收的地标性农产品品牌,为农业产业化打下良好基础。
3.3加强特色农业产品基地建设,提升区域特色经济发展能力
根据区域地理和气候优势,搞好区域发展规划,着力建设7个特色农业产业带,即泽州、阳城、高平和沁水四县小麦优势产业带、太行山南端优质玉米杂粮产业带、南牛北猪东西羊健康养殖畜牧产业带、太岳中条两山优质蚕桑产业带、沁丹两河流域无公害蔬菜产业带、丘陵山区优质无公害干鲜果产业带和高垣山区优质中药材产业带。县域特色产业发展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在区域优势产业带的先决条件下发展特色农业经济。
关键词：生态畜牧业；西部草原畜牧业
中图分类号：S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118-10
一、生态畜牧业理论和实践
中国现有264个牧区和半牧区县（旗），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宁夏、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等12个省区，土地面积38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0%，大多处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生产和社会文化功能极为重要，一直被认为是“草原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发祥地，维系我国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近十年来，我国“三牧问题”（牧区、牧业、牧民）也比较突出，表现为：草原生态持续退化，牧业成本不断增加，牧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牧区贫富差距正在加剧。“三牧”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0年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民增收，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134亿元，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加上一些人为因素[1]，中国西部草原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可供牲畜食用的优良牧草比例减少[2]。草原生态退化直接影响到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发展。如何既能保护好草原的生态又能提高西部草原上的牧民们生活条件是很多专家学者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国内的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对中国西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3]。草原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有利于牧民们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规模沙尘暴的出现。但现实情况是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并未做到实处。杨德亮指出，一些地方领导，误把资源优势当成产业优势，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招商引资使得牧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这些开发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地牧民的生活条件，反而加快了草场资源的退化和沙化。根据杨德亮的报告，青海省祁连县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和小煤矿整治政策背景下，2004年西部矿业公司正式收购兼并了祁连县多隆煤厂。与此同时，大规模的采金活动在20世纪 80年代初恢复， 80年代后期采金达到顶峰，过度采矿致使祁连县方圆十几公里散落着一堆堆的石头，遍布着一个个大坑，湿地迅速恶化为沙石滩，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型破坏[4]。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工矿产业采挖和开发是近20年来日益加剧草原破坏因素。草原牧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稀土、铜、铅、金、银等许多矿产储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开发商追逐利润，纷纷到草原开矿产办公，当地政府为了尽快脱贫致富，‘肥水快流’，大、中、小型项目一起上， 还大搞招商引资，开发和掠夺资源。这些项目有许多是一哄而上，并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或环境经济评估论证，因而带来许多生态环境灾难。工矿企业开发，首先要占用大量草场土地，其次工矿企业要严重污染环境，特别是污染牧区宝贵的水源，对大气污染也不可忽视，如氟化物污染可使牧草中毒，牲畜得氟牙病死亡，由于废水，废气的污染，土壤的酸碱度发生了变化，也影响了植被的演替，矿山大量剥离物和废渣推积也污染环境。工矿业开发要破坏草原植被，土地塌陷，水土流失等造成严重的植被破坏，有些根本无法恢复。”[5]
除了尽量减少对草原矿产的过度开发，为了避免对草原造成更大的破坏，学者杨德亮倡导实施“生态购买”，通过国家购买生态，把牧民实行地域性转移，进而减少人类干扰 ，减少放牧，从而实现植被、 地表水、 地下水等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与良性循环。他指出生态移民一方面既保护了自然生态草原的自我平衡，又有利于牧民改变生产模式，实现致富。但是，许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杜发春以青海三江源为例指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了退牧还草及生态移民方案，要求牧民搬迁后对草场进行禁牧，使草场休养生息，自然恢复。但由于没有专门的草场管护人员和足够维护资金，导使禁牧草场超载无人监管，加之禁牧草场不是连片集中，而是呈镶嵌式分布，部分以草定畜的留居户跨区放牧、侵占草场现象也屡有发生， 并没有真正达到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目的。另外移出的牧户多以老年牧户、无畜/少畜户为主 ， 分别占移民户总数48.5%和 68.3%，牲畜多的、中青年牧户普遍不愿移民，因此通过移民实现草地载畜量明显减少的目标很难实现。
在对一些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后，国内的一些学者对牧民实行迁徙，控制牲畜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生态移民的措施是基于“平衡理论”的假设，即生态系统是平衡的，系统的不平衡是由于牧民的牲畜过多和过度放牧引起的。但国外的一些学者比如Ellis和Swift提出了“非平衡理论”，认为草原生态系统并非是平衡的，简单的控制牲畜和将牧民迁移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草原的生态平衡。奥巴等总结了平衡与非平衡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区别。（见表1）。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在《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一书中指出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两个理论“平衡理论”和“非平衡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衡理论”依靠一个固定统一的承载力，不适合多变的放牧系统，从而制约了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而“非平衡系统理论”强调放牧影响不是特别重要，对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指导也有局限性。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平衡理论”提出牧民定居是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使牧民定居下来既是牧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草原的很好措施[6]。但根据“非平衡理论”，使牧民定居并不能真正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牧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单方面的要求牧民们放弃自身传统的文化体系，是对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种变相压迫。因此如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游牧文化，又能实实在在地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和维护草原的生态是一个新的挑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对如何发展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提供了参考性的理论框架。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在《Economic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探讨了“资源环境经济理论”。根据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的定义，该理论强调科学地处理产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立足于资源与环境的现状，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颜景辰提出在传统畜牧业粗放、链短、低效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理论对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进而论证了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可行性。生态畜牧业结合了市场目标，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充分体现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衔接[7]。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 采用系统工程方法， 吸收现代科学技术， 以发展畜牧业为主， 农、林、草、牧、副、渔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 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的牧业产业体系， 是技术畜牧业的高级阶段。生态型畜牧业主要包括生态型动物养殖业、生态型畜产品加工业和废弃物的无污染处理业[8]。学者雷华和穆晓峰提出了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四个类型：（1）资源配置型，进行畜牧业季节性生产。（2）多级利用型，在养殖技术中， 通过食物链循环， 实现物质能量多级利用， 以增加物质产品产出量。（3）综合利用型，利用塑料大棚配套生产技术。（4）系统调控型，依反刍家畜 （牛、羊） 瘤胃微生物酶之功效， 充分利用粗纤维饲料和非蛋白氮之生物学特性， 通过秸秆氨化、青贮、微贮等技术， 利用 3/4 的秸秆、糠、麸、饼、渣及牧草等光合产物， 饲喂反刍家畜[9]。
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 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畜牧业建设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34号），是一个指导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一整套针对藏区实际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主要任务、重大项目和支持政策，对于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08年起青海省开始在三江源区试点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国家政府给予农牧民一定的补助， 支持和鼓励冬春草场人工饲料基地的建设、 对草原围栏、建立牲畜暖棚圈、 免疫注射等等，实现标准暖棚舍饲养畜、 人工饲草料种植储藏、 围栏草场划区轮牧、水电路条件配套四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体实现了人居有住房、草地有围栏、 牲畜有棚圈、冬春有贮草的目标 [10]。
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从2008年起青海省牧区7个县逐步实施开展生态畜牧业试点工作，以合作社为平台，努力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根据不同的生态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劳动力素质，探索出以门源县苏吉滩乡苏吉湾村、天峻县新源镇梅陇村、河南县优干宁镇吉仁村为代表的以牲畜、草场作价入股，实行股份制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共和县倒淌河镇哈乙亥村为代表的以分流牧业人口、草场合理流转、大户规模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治多县治渠乡同卡村为代表的以联户经营、分工协作、优化畜种畜群结构为特点的模式。
2010年青海省在总结试点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用3年时间，在牧区30个县的883个牧业行政村全面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全覆盖。2010年5月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各试点地区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开始落实农牧厅下发的《关于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11]。2011年7月青海省政府批复同意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海南州的主要做法是率先探索和推广可持续发展集成技术，引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以下是一些学者们对中国西部畜牧业转型以及实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可行性提出的观点。
二、草原游牧文明与畜牧业经济转型
中国西部牧区和生活在西部的牧民在一些影视媒体中被刻画出一幅贫穷落后和无知的印象。国家对西部的整体建设概念是“发展西部”，其中蕴含在背后的哲学理念中不免带有以人类的不断进步为前提的单向线性历史观，将传统的游牧文化视为是不适应时展趋势的。在如今中国大力市场化和经济化的整体时代背景下，从单纯的经济收入视角看，西部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趋势的。然而，从深层次的哲学意义上讲，落后与否不能简单的从经济收入来衡量。在思考如何发展中国西部牧区的解读过程中应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简单的将西部草原游牧文明安置在整个文化体系的底端。相反，应充分反思草原游牧文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和重要性。
西方社会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步反思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哲学理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本土生态知识的价值日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并且得到主流学者的充分认可。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综合了西方学者对本土生态知识不同的定义后，总结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套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实践与信仰的累积性的体系。它在人类适应性生存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在文化传播中代代相承。它是关于生物和其他环境现象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也是一种当地人的本土实践，更是一种凝结于人们关于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观念中的信仰。本土知识是长期存在于某一地区的知识总体，这种知识关系到传统的规范和社会价值，也关系到引导、组织和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精神结构。”[12]他们进一步指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种知识-实践-信仰的复合体。从实践经验知识的层面上看，牧民们对他们祖祖辈辈所生活的草原环境里一系列关于生物、土地、自然景观等等都有着深刻的认知。这种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教科书上科学家们所列出的知识结构，是历代牧民实践总结的实地知识，具有宝贵的实际科研价值，并不是一套落后的知识体系。当地的牧民们对长期生活的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不定的雨量有着敏感的认知。并且他们会根据不同季节、养分质量，地形与海拔、方位、生态区域和植物群落、颜色、土壤性质、水质水量、距离营地的远近等要素对草原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与之相应，牧民对草原植物也依照其生长周期，对牲畜的适口性、出芽早晚等因素有着详细的分类。对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们，草原不是简单的被植被覆盖的土地，而是蕴藏着各种宝贵的自然知识，并且载畜量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恒定的绝对值。具体丰富的经验知识经过总结后，可以更好的帮助当地的牧民进行冬夏季草场的迁徙，对牲畜进行管理和适度调整。草原牧民们的生产习惯事实上非常吻合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生态的“不确定性”。
草原游牧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并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效益去衡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内容，有部分学者认为当地草原牧民偏重于宗教观引导和自然规律性感悟及其传承，而缺乏理性。该项目研究报告同时指出对待宗教文化应需持尊重的态度。游牧生产方式是孕育藏传传统文化的土壤，藏传佛教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牧业社会的一个文化载体。从抽象层面讲，宗教是一种宇宙观，是当地牧民对本土生态知识体系中较为复杂和抽象的。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指出宗教是一种本土知识体系。本土族群的文化内核通常体现在宗教仪式上。藏传佛教的教义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这种核心理念价值是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牧民们积极地参与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和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可以为牧民的畜牧生产和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谐共存提供一个很好的文化价值体系。
另外，草原牧民群众有经营畜牧业的丰富经验，比如青海省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环境艰苦的草原牧区 ，世代从事畜牧业生产，积累了一整套经营管理草原畜牧业的丰富经验 ，这些是中国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主要实际操作知识。但一般来说牧民们对土地退化理解为不可避免的土地老化过程，或者认为只是暂时的可逆转的现象。因此牧民们可能缺乏必要的动机来重新认识草原，需要新的知识结构的补充。总体来说，牧民们缺少相应的文化科普知识，这对发展生态畜牧业不利。因此需当地政府应在结合当地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对牧民们进行一些关于生态畜牧业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的科普宣传。政府如何对牧民们进行科普教育需要一个科学、 完整的培训方案，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对此进行实证性的探讨研究。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青海省科技厅已在贵南草业公司建立起相应的培训技术服务体系，开展周边牧民实用技术培训，共培训果洛新村、同德县的2个移民村，贵南县的2个移民村的牧民480人次，牧民群众从事生态畜牧业的信心明显增强。
三、关于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
青海、内蒙古、新疆三省区的牧区分别占本省区土地总面积的96%、66%和50%。甘肃、宁夏的牧区面积各占本省土地总面积的30%左右。西北牧区基本都地处陆地边疆，是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在广阔的草原上居住着蒙古、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温克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总体来说牧区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较为复杂，干旱缺水，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国家在大力发展牧区经济的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实际操作的政策，然而一些学者对一些具体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参考性意见。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性较大。
1.西部牧区人工种草的可行性
学者周海虹和陈玮都提出鼓励农牧民从事高效农业、养殖业、种植业等，进而提出鉴于西部地区的饲料生产能力差的实际情况，人工种草是解决畜草矛盾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通过播种或补种优良牧草的办法来改良草原，并培养人工或半人工草场， 通过灌溉、施肥以及防止兽害和虫害等办法提高草原的生产能力。陈玮认为人工草场可大致提高产草能力8倍，在其他条件同样的情况下 ，草场的载畜能力也按同比例提高，每单位牲畜所需草场面积则按比例降低。王功民也指出通过试点建设初步形成的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为代表的依托退耕还草建植人工草地，发展种草养畜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模式。2009年8月中旬青海省启动了“青海省种草养畜及有机畜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天然草原过度放牧的问题和传统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进而提高畜牧业生产科技产量。该项目总经费1030万元，科技资助经费540万元。其中一个专题就是在适宜的地区建立主要依靠种植人工草地，加工草产品。项目拟在青海省的农牧交错处（同德、贵南等）和适宜种植人工饲草的地区，种植优质牧草，将牧草就地加工，力求种草。项目初步设计种植15万亩各类饲草料生产基地，加工牧草12.5万吨，可为22万个羊单位提供1年的饲草量，有效减轻项目区及周边地区300万亩天然草地放牧压力。截至2009年12月，共建成5.8万亩人工草地，相当于116万亩天然草地产草量，或7.7万个羊单位1年饲料量。120饲草资源置换模式在三江源地区建植优良人工草地可以为当地的牧民们提供丰富的饲料资源，尤其是在天然牧草极端缺乏的冬春季节为畜群提供饲草。
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国西部牧区的土壤条件较为脆弱，不宜过度开垦种植草场。学者刘红梅质疑了人工种植草场在西部牧区的可行性[13]。西部草原的土层较薄，土壤沙砾含量重，极易引起沙化，因此人工种草需要非常谨慎。在中国西部高原地区比如三江源地区，人工种草会导致土地沙化，种的草也会很快退化，因此绝不能仿照农业区大力发展舍饲畜牧业，这会导致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朱宗元也指出：“目前牧区草原的自然条件不允许大面积种草，也不允许大面积开荒。从长远来看，舍饲会对常年放牧的羊的羊毛和皮草质量造成影响。人工草场需要灌水，而草原的水资源是有限的。可开采的地下水中，动储量不多，因为草场均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较少，河流少，流域面积也小。地下水资源为静储量，过度开采会导致水资源枯竭。”
2.围封草场的实效性
在国家实行生态移民的过程中，一些草原出于保护的目的，被人为的围封。但围封草场需要考虑到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围封应根据草场的类型和退化的程度及草场的利用方式而异，封育可采用围栏封育与人工管护封育相结合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是围封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户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场都围起来就能达到保护草场的目的。实施退耕还草和生态移民后，大量草场的管护问题也颇为棘手。由于被围封的草场缺乏监管，并未真正意义上达到了畜牧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些自然科学家论证了事实上轻中度放牧对植被有促进作用。首先，在轻牧条件下，放牧吃掉植物的枯枝烂叶，使得植物在生长季节，尤其是后期仍能保持较旺盛的光合能力，维持自身消耗，促进植物在后期的生长[14]。其次，适中的周期性的放牧可以降低群落中优势种在竞争中的作用，为其他物种的发展创造潜在的生态位，从而增加草地植物群落的多样性。通过连续移走植物活组织和减少死亡物质的积累，牲畜发挥着刺激和保持新物质生产的功能，在轻中度放牧条件下，放牧植被比非放牧植被分配更多的资源给活的生物。相反，围封禁牧的草地由于没有有蹄类动物的生态互动，难以实现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进展演替。缺乏动物对草原的干预，草原土壤中的氮元素循环很难维系，也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地方优良畜种的消失。
四、牧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西北畜牧业历史悠久，目前西北牧区基本还保留着是游牧半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单纯经营畜产品原料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草原的严重退化，当地牧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滞后。学者韩俊指出：“牧区贫困与草原退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草原退化是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牧区贫困也促使牧民对草原进一步掠夺，更增进了草原退化，最终形成草原退化-牧区贫困-草原进一步退化-牧区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草原畜牧业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基础，畜产品是牧民们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牧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牧区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牧区工作作出重要决策和部署，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原因，牧区发展仍然面临不少特殊的困难和问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浪潮下显得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分析了在中国西部牧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一些主要问题。
1.牧区畜群结构不合理
我国西部一些牧民以牲畜数量来显示富裕程度，部分牧民不愿出栏牲畜，把牲畜作为财富直到养死为止，老残畜比例过大，畜群结构不合理。然而发展畜牧业经济， 需要抓好畜牧品种的改良， 这既是发展牧区经济的前提，也是基础。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牧区的畜种结构和品种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西部青海的7个试点村共淘汰劣质公羊1000余只、公牛500余头，引进藏系种羊1916只、大通牦牛种公牛57头、半细毛种羊70只，使藏羊选育达到4万只、牦牛复壮达到2000头、半细毛羊改良数量达到2万只，从而使畜群畜种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性能进一步提高。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内容，为了促进牧区经济发展，制定了欧拉羊繁育、选育、饲养管理和生产性能测定。在海北州青海湖农场、刚察县哈尔盖镇察拉村和海晏县三角城西岔村中的76户示范户中开展羔羊育肥工作。共选调陶赛特，优质藏系种公羊36只，与当地1150只藏系羊杂交。在河南县试行了以生产欧拉羊种羊。欧拉型藏羊生产性能得以提高，项目区以欧拉型藏羊为主。然后，一些学者意识到畜群结构的改良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短期内牧民的收入通过畜群结构的调整得以提高，但从长远地角度看，应尽量避免将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学者刘书润提出：“家畜改良的方向有很多问题，家养动物多年后自然退化，投入会越来越高，所以牧民养畜时，隔若干代就要让畜种和野牛、野马、大头羊再配种，是往野了改，不是往人工了改，而现在为了高产引进的是完全不适应当地的外来种。完全舍饲，不让羊掉膘，羊吃得太饱，羊绒会变粗。”
总体上来说，我国西部牧区还需继续强化牧区畜种改良和选育工作，国家和当地政府应积极配套资金，加大牦牛、藏羊、半细毛羊等品种种畜引进力度，切实扩大改良范围，加快畜种结构调整进程。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畜群改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
2.西部牧区生产方式科技含量低
中国西部大部分牧区的畜牧方式科技含量很低，短期内很难真正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用科技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增加畜牧业产业化科技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引进大量的科技性畜牧人才，和具备相应的硬件设施条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和畜牧工程专业的学者进行沟通，单纯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学者很难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而非品牌和科技优势。
3.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市场辐射面太小
由于西部地区较为偏远，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流通渠道单一，导致牧区的产品未能很好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不少畜产品生产和销售脱节，市场体系建设滞后，缺少龙头企业。牧区与畜产品联系在一起的储藏、加工 、分级 、包装等环节很不健全，产品的附加值不高，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把优势畜牧业资源开发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想法。牧民的商品意识和效益观念不强，惜售思想比较严重，认为发展畜牧业的目的不是面向市场销售，因此开拓西部地区畜产品市场的力度不够，西部牧区的畜产品不能及时的对外销售，导致商品化的经营无法有效地实现。
4.西部畜牧业信息化建设滞后
滞后的信息系统和市场预测系统不能满足西部畜牧业生产的需要，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社会化和商品化生产。学者郭映义和才让吉指出，目前青海省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信息共享程度低，在信息分类分级、收集渠道和信息应用环境等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发展生态畜牧业需要健全的信息资源网络。总体来说，目前中国西部地区的信息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政府部门难以及时分析和甄别信息，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整体发展。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从信息提供量看，西部地区的牧民们缺少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贴近实际、可操作的个性化的信息内容。当地牧民们主要是靠流动的商人获取市场销售信息。牧区所获得的大量信息是单向性的，缺乏牧民与商贩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因此这种单向方式的信息传播很难真正解决牧民出售畜产品的实际问题，进而影响了牧民的经济收入。
尽管当前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着传统媒体不可取代的优势，但短时间内互联网的使用不可能在牧区普及。大量的牧民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购置个人电脑等高端电子类产品，加上大部分牧民对于操作电脑的知识几乎为零，因此互联网信息目前还不能很好的辅助于牧区的经济建设。总体上说中国西部地区的牧民们获得的信息时常是滞后于中国其他发达地区的，这影响了畜产品出卖的价格。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有关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牧民们基本上是通过口头得知的。和机械维修、金融信贷、兽医服务相关的信息基本上来自当地的业务部门，天气预报主要来自于广播，牧民们很少从电视和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虽然做牧区信息沟通工作的部门很多，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渠道做得都不是很全面。
5.基础建设滞后
发展生态畜牧业经济需要一定的基础性设施，但目前西部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有待改善。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性建施投资，这是保证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比如青海7个试点村已建成了相对规模的牲畜暖棚和贮草棚，修建了牲畜免疫注射栏50处，打水井25眼，铺设人畜饮水管道27公里，建成牛羊集中育肥点2处，购置了压缩式青贮机1台、青贮袋 3000条。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牧民投入生态畜牧业建设的积极性，使试点村生产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防灾抗灾能力得到了增强，建设养畜水平得到了提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青海三江源地区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成了一批事关地区经济发展全局和广大农牧民福祉的交通、电力、通讯、农牧、水利、生态、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这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建设保障。根据中国科学院的项目研究报告，2008年，三江源地区公路通车里程达12544公里，宁果公路、214国道，109国道等主干公路。此外，以‘五配套’（即包括每户80平方米定居房，120平方米牲畜暖棚，5-20亩饲草料基地，20平方米贮草棚以及草场围栏建设）为重点的草原基本建设和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三江源地域辽阔，目前仍有123个行政村不通公路，部分行政村虽有简易通村公路，但路面条件非常差，只能实现季节性通车。在通讯设施方面，三江源的广大农村牧区，除主干公路沿线外，大部分尚没有通讯设施。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三江源地区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国家电网覆盖，部分县城都只能依靠地方小水电实现季节性供电，广大牧区则主要依靠家用太阳能电池板部分满足照明和家用电器的用电需求。总之，基础设施条件差已成为当前制约三江源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五、畜牧业经济发展趋势和出路
1.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下的有机产业
总体上讲，中国西部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大部分仍然处于传统畜牧阶段，生产效率低下，市场发育水平不高。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同时，政府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应进行可持续生态发展。发展生态畜牧业因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特点，发展不同的生产模式，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发展模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1）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2）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应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3）生态畜牧业发展应秉持现代绿色有机生态养畜经营方式，避免刺激性激素饲料，做到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低耗，高校转化和循环利用；（4） 生态畜牧业应大力发展无公害饲料基地建设及持续利用技术，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气候资源、光能资源、绿色饲草料生产等资源，形成以饲草料基地建设、草产品加工、牲畜的舍饲育肥、粪便废水无公害及归田处理，太阳能利用、畜产品加工及销售的完整循环生产体系和产业链。
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在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前提下建设有机产业区的想法。学者陈月辉指出，西部畜牧业生产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 这有利于生态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对有机无污染动物食品进行产业化。这样既能达到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又能较大幅度增加牧民的收入。有机产业要求草畜平衡生产、不使用人工合成产品、保持牲畜合理饲养、不破坏生态环境。依照当前世界有机食品的价格，与普通食品相比， 提高幅度在30%以上，在西部牧区发展有机畜牧业生产理论上可以使牧民达到小康收入水平。学者芦清水和赵志平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比如收购三江源区牧民每天生产的鲜奶，利用奶制品加工企业，生产加工成高档婴儿奶粉或其他奶制品。同时还可以利用当地的优质牛羊毛和牲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认为，以生产欧拉羊种羊和有机畜产品为核心的河南县初步组建了有机畜产品生产，加工与出售，并且开展了有机肥生产研究，寄生虫和幼畜疾病控制技术研究。2009年出售的牛羊肉平均价格每公斤高于市场价格，使从事有机畜产品生产的牧户增收3.7万元，提高了牧民畜产品的附加值。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畜牧业有机产业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事实是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的基础性投资巨大，生产成本很高，国内有机食品的市场规模不大，虽然有机食品的销售价格很高，但考虑到高成本的投资和目前小规模的市场需求，牧民是否能在短期内实现收入增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青海省兴海县河卡镇在青海省民委的支持下完成了有机畜牧业生产批发基地的国家级认证，但由于认证范围小， 年产出规模小， 没有龙头企业进行肉、奶初级产品加工生产， 并未能实现给牧民带来增收的目标。
另外，在发展有机畜牧食品生产的企业时，应注意到牧民和企业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或供过于求时，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过随意降低收购价格或者提高收购标准等方式将利益损失直接转嫁给牧民。学者朱海从企业制度层面提出了组织‘牧民协会’的建议。‘牧民协会’是牧民自发组织的经济合作组织， 既代表牧民的利益与有关有机生产单位发生联系， 又可按照有机产业生产流程去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同时朱海还提出了在企业集团现有架构基础上建立有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董事会和经理部， 作为对外联系业务、对内安排工作的管理机构，另外公司下属层面包括有机产品加工机构、牧民协会、研发部门、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牧民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低牧民的生产风险，避免企业过度压榨牧民，从而改善牧民的整体经济收入状况。
尽管中国西部牧区构建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业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同时这项工程的确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毕于运认为，根据环境洁净程度，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6个县、玉树藏族自治州的6个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3个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2个县， 都具备发展有机产业的良好条件，都可以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就目前青海各地区的条件，可选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县和泽库县， 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玛沁、达日、班玛利甘德县，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兴海、贵南和同德县， 共计10个县内予以发展生态畜牧业基础下的有机产业。李双元以梅陇个案为例， 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青海草地生态畜牧业还处于组织化转型、产业化起步、生态化雏形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我国生态畜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亟需拓展和深化。
美国和欧洲的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品生产系统相对较为成熟。比如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详细的畜牧业有机产品生产规则。对于有机牲畜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的报告，有机牲畜必须在放牧季节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饲料必须是纯有机的，不含任何激素和抗生素，另外反刍类动物比如牛羊等，在正常畜牧期必须保证30%的干物质摄取（dry matter intake）是来自草原。欧美对于如何计算干物质摄取量有一套严格的科学计算系统，但这些中国目前的有机畜牧食品生产中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规定。相对于美国的有机畜牧产品的生产条件，中国西部条件较差。中国的有机食品生产系统可以参考北欧冰岛的研究。北欧学者Dyrmundsson指出冰岛的气候恶劣，天然草场由于气候的影响，并不能保证草原的牲畜有足够的天然有机食物摄取，市场上的有机饲料相对较少，成本太高，对冰岛的有机畜牧产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何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保证牲畜有足够的有机食物摄取是一个值得跨领域专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瑞典学者Lund提供了一个北欧有机畜牧业生产模式图（见表2），该模式图指出，除了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外，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过程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畜牧产品的生产者应和消费者达成和谐的互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牧民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存在。中国目前西部有机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市场化带来的直接经济价值和如何提高产量，而忽视了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对牧民自身幸福指数的关注。许多经验表明，能否让牧民主动地而不是被动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尊重牧民的自主性，自愿性，多样性，创造性，关系到政策及其项目的实际效果。在发展目标上，生态畜牧业建设下的有机产业链是一个长期发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需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
2.发展生态旅游业
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增值型”的生态观光旅游型畜牧业，在国家的支持下，地方牧区应大力建设观光型、生态型与市场型相结合的牧业生产基地，探索旅游型和观光型的畜牧业项目，从而提高参与项目的农牧民的收入。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警惕过度开发旅游业可能会给脆弱的西部生态造成破坏。
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度开发西部牧区的生态旅游资源。比如青海三江源区具有强大市场吸引力，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能带动当地建筑、金融、通信、娱乐饮食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给牧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三江源农牧民的生活水平。2009年来玉树、果洛两州的游客人数达到19.93万次，旅游总收入9898.75万元，同比增长40%以上。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开始凸显，不少牧民群众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但鉴于极度脆弱的生态系统和难以再生的生态资源，三江源区核心区以及可可西里腹地仍为限制开放区。尽管三江源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好，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项目研究报告指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面临诸多问题：（1） 基础设施薄弱。三江源区地理环境复杂，交通线路密度低，公路等级低，路况差，通信落后，加之旅游资源分布相对稀疏，旅游路线长，空间跨度大，可进入性差，存在着“一流资源，二流知名度，三流开发，四流交通，五流经营”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2）环境制约性明显。受高原高海拔的自然环境气候影响，不仅旅游日期短，而且对游客的身体状况也有一定限制，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3）缺乏与旅游业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链条不完整，难以形成产业优势。（4）市场化推进步伐缓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管理性人才短缺。
3.草原保护条例
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草原的保护，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2011年11月了新修订的《基本草原保护条例》。按照《草原法》的规定，维护基本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核心部分，是内蒙古草原保护的红线。1983年内蒙古就颁布了《草原管理条例（试行）》。1984年成为正式条例，2004年进行了修订。针对草原乱开滥垦问题，1998年还颁布了《基本草牧场保护条例》。而《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则是为了更进一步强化基本草原的保护与管理，其保护力度较以往的条例要大得多。新修订的《基本草原保护条例》主要明确了基本草原的划定范围并加大了对草原的保护力度，更好地维护了农牧民利益。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其他西部牧区的草原维护和畜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性意见。
综上所述，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 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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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husbandry： Trends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n West China Prairies
DU Fa-chun1， CAO Qian2
（1.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he study is to conclude that although great challenges exist in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 and no mature systematic theory or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area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could serve as a model to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ransition in West China， though its development has a long way to go.
甜，抓住东盟市场机会
据周立明介绍，东南亚各国的水产、畜牧业养殖水平低下，所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开发拓展东南亚市场，该地区是鱼米之乡，正好为我公司生产的鱼用生殖激素提供一个很好的市场空间。目前，东南亚业务占公司海外业务的70％以上。其中，越南市场占有率在40％以上，公司产品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市场也有部分销售。”
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很多国家在近代曾沦为法属殖民地，其现在通行的一些技术标准的认定，仍采用欧洲标准。因此，进入东盟市场也并非易事。
对此，周立明说，“首先要做到技术过硬，产品过硬。”据介绍，宁波三生以研发为基础，集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鱼、兽用生殖激素的生产，并有中山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两个研发基地，聘有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8位高级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公司多次参与过农业部科技攻关项目的实施，包括国家863、农业攻关等多个项目。在兽药产品领域，全国的市场规模大约在1亿左右，宁波三生占据约25％。
周立明董事长介绍说：“公司研发了国家二、三类新兽药共5个，占我国研发的鱼、兽用生殖激素类新药的四分之三。在国内鱼用生殖激素产品市场占有率在70％以上，兽用生殖激素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早在2003年，我们的冻干粉针制剂车间通过了国家农业部兽药GMP认证，是全国首个“非最终灭菌无菌冻干粉针剂”GMP车间。在水产养殖领域，宁波三生的业务占全国市场的80％。目前，每年通过使用我公司产品生产的鱼苗达到上万亿尾规模。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在鱼用产品领域已经进入东南亚市场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还需进一步扩大。”
据周董事长介绍，早在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成立之前，他们就捷足先登。由于较早地开发拓展了东南亚市场，并长期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东盟国家对我公司生产的产品认可度较高。我们通过多次在越南等国举办技术讲座及技术服务，进一步引导了当地用户的生殖激素使用，提高了当地的繁殖技术水平，从而树立我们品牌的美誉度。”他补充道。
苦，遭遇诸多外部打击
甜，但这并不意味其一帆风顺。
据了解，其也面临很多来自外部的困难。周立明告诉记者，“我们在国内取得的产品批文、批号等，在东南亚国家并不通用。如果要拓展某个东南亚国家的市场，需花大量的精力、财力取得当地的批准文号，并且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以越南为例，渔业领域没有相关国标，若要合法销售，就要进行大量的临床试验，少则一至两年，耗费大量时间，同时还要找到合适的试验场地，又增加了成本。而申请一个批号所需的费用更是高达30～50万人民币，让企业不堪重负。”周立明感慨道，“与当地厂家的市场地位相比，我们处于劣势。例如，在越南市场，越南农业部对该国的生产厂家每一盒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补贴20元人民币左右。而我们无法从越南农业部或我国农业部获得任何补贴，为维持市场份额，只能薄利或微亏销售产品。”
此外，汇率变动剧烈，也给宁波三生这类高新技术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销售带来很大困难。以越南为例，2006年，人民币对越盾的汇率为1：2000，而2011年2月份，人民币对越盾的实际汇率为1：3360。由于其销售与越南客户长期用越盾结算。这导致公司产品在越南的竞争力下降的同时，也给销售商带来较大的风险。
尽管东南亚各国的水产、畜牧业养殖水平低下，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培养、开发尚需时日。同时，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各国的厂家已在东南亚各国发展多年。因此，在短期内，公司在东南亚各国的销量想有所突破，难度很大。“在兽药领域，由于梅里亚、辉瑞等国际巨头进入东南亚较早，已经在当地确立了品牌地位，所以我们可开拓的余地非常有限；在鱼用产品领域，由于当地市场规模小，欧美各国还没有大规模进入，这也是东南亚成为我们主要拓展的海外市场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作为企业，要想凭自身力量克服政策等方面的限制，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关键词：分工；演进；城市群
二战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新兴城市迅速崛起，城市间的交通网络日益发达，城市集合分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考察了北美城市化以后用大都市带(Megalopolis)来形容美国东北沿海地区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由纽约、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费城、巴尔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组成的城市密集区域，并认为“大都市带”是城镇群体发展和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最高阶段，而必然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标志。姚士谋[1]在对国内几大城镇密集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认为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区范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不同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着纯属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对城市体系的研究开始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地区城市分布的观察认为拥有不同市场空间的城市体系会自发地出现和存在。城市的基础功效是作为其周围区域的服务中心，为其腹地供给商品和服务，城市的等级越高，供给的服务越多，服务范畴也越大，人口就越多；反之城市的等级越低，供给的服务越少，服务范畴越小，人口就越少。高级级城市不仅有低等级城市所具有的职能，而且具有低等级城市所没有的较高级的职能。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最终会形成三角形城市结构和正六边形市场区的分布体系。
相对于中心地理论所构建的城市体系，在城市群这种城市体系结构下，城市不再是均匀的分布，城市的地理分布集中，城市间的空间距离较短，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每个城市不存在市场的六边形分割，即所有的城市都面临城市群范畴内的共同市场，体现出城乡互动和区域一体的发展特征；城市间的分工日益密切，互相供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效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因此中心地理论对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缺乏解释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用理论来探索诠释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机理。
一、分工理论的演进
斯密(A.Smith)[2]在《国富论》中对企业分工作了充分的论述，并将它看作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原因。斯密强调，不仅在各个不同的生产活动或部门中都存在分工，而且在各种工作中，乃至同一个工作中，也都存在专业化分工。他认为分工有三个好处：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第二，节约时间，否则会损失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的转移时间；第三，机器的发明帮助工人简化了劳动、节省了时间。斯密视技巧进步源自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他在第一章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良，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巧、熟练和断定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紧接着用制针业的故事加以说明。斯密认为分工与城镇的形成有直接的联系：“农民常常需要锻工、木匠、轮匠、砖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的服务。这类工匠，一方面因为要互相帮助，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必要像农民那样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小市镇”。
如果说斯密对分工与空间集聚联系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直观、朴素层次上，马歇尔则是直接提出分工的“外部性”原理，并将它视为产业区形成的主要原因。马歇尔一方面开创了新古典研究程序并集其大成，另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动态性质，试图在其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处理报酬递增现象，从而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思想。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上，将分工的网络描述成了经济组织，他认为，有机体的发展，无论社会的和物质的，一方面包含它的各分辨部分之间功效的子分工的增加，另一方面包含它们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每一部分越来越少自给自足，它的福利越来越依赖于其他部分。马歇尔[3]首次提出了“产业区”概念，他认为在这种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企业，他们规模经济较低，但专业化程度较高，联系十分密切。“产业区”导致的生产集中是城市形成的重要条件。
杨格重新阐述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思想，他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规模(范畴)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第一次超越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畴限制的思想。杨格关于“内涵的市场规模”累积扩大的论述真正使劳动分工“动态化”了。杨格认为：第一，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实现报酬递增过程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把整个产业的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第二，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以迂回或间接方法使用劳动所取得的经济。劳动分工水平的大小是由个人专业化水平、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及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的种类数综合决定的；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第四，需求和供给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侧面，每个人的需求都是由其供给决定的，杨格称之为“倒数需求律”。杨格关于劳动分工水平与市场规模互相决定、自我演进的思想被称为“杨格定理”，而市场的形成和规模的扩大又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4]。
以杨小凯[5]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的网络大小内生化，扩展了杨格的思想。他们在阐述内生分工与报酬递增形成的过程中巧妙地回避了市场结构难题，通过“消费者—生产者”一分法的假设保证了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报酬递增与市场竞争均衡相容。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生产率低，人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慢慢地在各种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或人力资本，能够付得起一定的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的择业自由和自由价格，这些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场也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过来加速了人力资本或经验的积累，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从而人们能够支付得起更高的交易费用，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专业化和分工水平。杨小凯利用超边际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城市最优科层结构进行了分析和量化，认为最优城市结构的层次数是分工水平的增函数，是城市规模收益、城市间的距离和每单位商品运输效率的减函数。当分工水平上升时，城市的分层结构层次增加。而当城市规模收益越显著时，层次数会减少，这意味每个城市的最优规模会上升。当运输效率改良时，层次数也会减少。
二、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的城市群的形成
(一)分工演进与城市的形成
城市群是城市的集合体，对城市群的研究需要从单一的城市开始。城市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综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不同的城市形成的原因可能不同，这其中有一些特殊的甚至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城市主要产生于政治因素(行政中心)，有的城市主要产生于战争的需要(要塞)，有的城市产生于地理因素(渡口)，但就本质而言，城市的出现乃是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集合的过程，而人类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又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合和城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分工是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单一的生产群体分化为互相独立而又互相依赖的部门。人类在从蒙昧向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每一次社会大分工都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畜牧业和农业的分辨是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得农业产品和畜牧业产品的交换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固定交换场所的出现，这就是人类社会集市的萌芽；手工业和农业的分辨是人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不仅形成了与农业相互依存的原始制造业，也大大提高了农牧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供交换的产品大量增加，从而使得产品交换的频率增加和范畴扩展，也扩大了交换场所的规模。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集市与城郭相结合的趋势。商业和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分辨是人类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的出现，使人类在生产之外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流通领域，这是早期城市形成的重要条件和标志。正如马克思[6]所说的：“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的分辨，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辨和城乡利益的对峙。”早在商代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和手工作坊，因此有学者就以此为根据论断我国的古代城市产生于商代。
现代城市的产生是在工业大革命以后，社会大分工的深化推动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又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形成。使得行业日益增多，随着分工的增加，交易次数的增多，交易费用会上升，交易效率会下降；各个行业的企业将面对更大更复杂的市场，企业买卖的伙伴关系日益扩大，企业买卖的产品在品种、花色和数量上日益增多。在本区域交易的产品和到外地交易的产品，花费的交易费用显然是不同的。为了减少运输成本，共享公共设施，减少不断定性风险，企业的自利决策行为，有本能地集合在一起的偏好，以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当分工发展到专业化程度时，交易集中在同一地点要比在多个地点进行多个双边交易有效率，此时就出现了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会雇用大量的工人，工人及其家庭为了节约通勤费用和通勤时间会选择在企业的附近集中居住。为工人及其家庭服务的交通运输业、文化娱乐业和教育业也会应运而生，这些行业又要雇用工人，生产和人口会进一步的集中，从而标志着现代城市的产生。
(二)产业链的区域分工与城市群的形成
产业在同一个地区集聚后，将产生以下三种市场效应，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价格竞争效应。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则销往本地区的产品运输成本越少，该地区的名义工资率也就越高，即为本地市场效应。同时产业集聚区内不需要运输成本即可获得的中间和最终产品种类就越多，从而降低了整体价格指数，提高了实际工资率，即为价格指数效应。而这两个效应使得制造业中心具备高于其他地区的工资水平以吸引劳动力并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然而，随着中心地区制造业份额的进一步增加，传统理论描述的不可移动要素价格上升(如土地价格、拥挤成本等)，被概括为价格竞争效应。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构成了城市的向心力，价格竞争效应构成了城市的离心力。当价格竞争效应大于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即由于产业和人口的集合引起了土地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交通拥挤和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带来的集合不经济大于产业集合给企业带来的正的外部性时，就会出现产业扩散。
产业扩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整体迁移，另一类是企业分蘖[7]。所谓企业分蘖，是在保持企业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将企业的具体运营组织机构(总部、研发、管理、采购、生产和销售机构)进行分设，在地区和空间上进行重新分布，大部分的产业扩散都是以企业分蘖的方法进行的。企业将知识密集型环节例如总部、研发和销售部门布局在城市中心，因为知识密集型生产环节对土地的需求量较小，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涨对其影响不大，而该环节从城市产业集合产生的知识和技巧外溢中的受益很高。而企业的生产环节需要建立大型的工厂，使用大量的土地，城市内土地价格的上涨无疑将大量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会将其生产环节布局到城市以外的地区。以北京市内的企业为例，大多数企业的总部和管理、销售部门都设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中心城区，研发机构则设在海淀区和朝阳区，而生产部门则设在通州、石景山、顺义等周边地区。
企业分蘖会推动产业链的区域分工[8]，即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分布在其拥有其所需要素条件较好的地区中，以充分利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企业分蘖是产业链区域分工的微观基础，产业链的区域分工是社会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和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产业链区域分工的结果就是在城市周围形成若干个城市亚中心，这些城市亚中心和中心城市存在着密切的产业关联。产业扩散有就近扩散、跳跃式扩散等表现形式，产业扩散的方法不同会导致城市亚中心在地理地位上的不规律分布。就近扩散是企业、人口和资源由集合地区向周围地区的扩散。一般而言，与集合地区相邻的地区有着相似的外部环境，并且与集合地区联系方便，有利于产品和原材料的运输以及信息的获取。产业的就近扩散会导致城市亚中心和主城区紧密相连。跳跃式扩散是产业从集合地区越过周围的地区而直接扩散到其他地区。导致跳跃式扩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接受扩散的地区虽然与集合地区在空间不相邻，但是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具备接受扩散所需的良好条件，因而就能对集合地区的企业、人口和资源产生吸引力，吸引他们直接进入到本地区。二是接受扩散的地区存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机会或潜力，在众多的地区中成为集合地区进行扩散的优选对象。产业的跳跃式扩散会导致城市亚中心离主城区距离较远。如美国洛杉矶的28个城市次中心，距离洛杉矶市中心最近的仅4.9公里，最远的为40.7公里[9]。:
城市亚中心与主城区形成的产业链区域分工吸引着拥有不同素质的人口和资源在主城区和城市亚中心之间不断的分化和集合，这种分化和集合不断强化的结果就是城市亚中心和主城区之间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使城市亚中心和主城区在不同的产业链环节上形成各自的产业集合。城市亚中心的产业集合又会导致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在这种循环累积因果效用的作用下，城市亚中心演变为边缘城市，与中心城市一起共同构成了城市群。
(三)城市群促进分工的发展
城市群打破了地区分割和行政垄断，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鼓励要素合理流动，逐步形成统一的土地、资本、技巧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和完善的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市场，市场范畴从单一城市扩大到城市群及其周边区域，市场范畴的扩大又要求更广阔的规模经济和范畴经济，继续推动分工的深化。
城市群加快了城际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建设，降低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成本，加快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要素流动，满足了资源的共享、知识的扩散和产业链上的相互需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推动了分工的发展。
城市群推动一体化区域方案的编制，明确各地产业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实行产业导向和空间导向“双重调控”，按照产业链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原则，根据要素禀赋条件推动城市间部门、产品和功效的错位发展，推动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整合。
三、结论
综上所述，城市群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和分工在空间上的分化是促使城市群成长的根本动因。(1)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专业化分工的理论的思想对于城市群的形成具有解释力；(2)城市群的成长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城市群是企业为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和获取由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3)城市群的发展，以其市场规模、降低成本、和谐产业布局的功效，进一步促进了分工的深化，提高了交易效率，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士谋.中国城市群[M].合肥：中国科学技巧大学出版社，1992.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何雄浪，李国平.基于分工演进、社会资本的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机理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6(9).
[5]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国民出版社，1995.
[7]肖丕楚，张建儒.产业扩散、企业分蘖与空间再造[J].当代经济科学，2004(3).
关键词：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对策研究；天门市
中图分类号：S851.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73X（2016）01-0044-03
湖北省天门市是生猪生产、消费和调出大市，多年来，生猪出栏始终保持在100万头以上，市场规模在20亿元以上，猪肉产量达到8.8万t，在湖北省同等县市中位居前列。2015年全市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猪场（户）545家，出栏84.9万头，占出栏总数的77.18%。由于大规模集中养殖，容易引发重大疫情、疾病传播迅速、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仅以生猪死亡率8%计算[1]，全市每年病死猪超过8万头，数量如此巨大的病死猪若不处理妥善，将对人类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也将引发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在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天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因地制宜、财政补助、保险联动”的原则，逐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运行机制、处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得到了各级领导、相关部门、养殖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和认可。
1 工作探索历程
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从2012年3月正式启动至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1 基础资料收集
从2012年3月到2012年6月，基本完成了全市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户的统计汇总、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无害化处理监管人员的培训、信息统计报送和资料整理格式的规范等一系列新任务新工作，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正常启动。
1.2 试运行阶段
从2012年7月至2013年初，在经过近一年的实施过程中，逐步产生了一些困绕畜牧部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大、范围大、难度大，监管工作人手少、报酬少、经费少，再加上补助下发时间长，群众意见大、畜牧部门工作人员意见也大，导致工作阻力增加工作积极性受挫，社会面上再次出现少数养殖场户不要补助不作无害化处理随意丢弃病死猪现象。
1.3 总结经验再理思路阶段
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市委政府、畜牧部门和社会各界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深刻反思和初步探索。2013年上半年，天门市政府分管领导多次到天门市畜牧兽医局来专题调研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提出要“吸取别人的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市畜牧兽医局工作专班先后三次赴外省、市专题学习考察，多方联系企业探讨社会化运作途径，逐步形成了全市无害化处理运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基本思路。
1.4 市场运作基本步入正轨阶段
2013年7月至今。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因地制宜、财政补助、保险联动”的原则，天门市畜牧兽医局通过招商引资方式按照“谁建场、谁处置、政府专项奖励和财政专项补助发给谁”的原则，打包处置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职责权限。2013年8月，拖市镇个体老板潘云平投资800万元（其中政府专项补贴100万元）建成“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积极争取政府出资100万元建成32个病死猪冷藏收集点，多部门联合行文印发《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实施方案》，基本形成了统一规范的运行机制、处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基本达到了“政府满意、社会满意、企业满意”的良好效果。
2 基本做法
2.1 成立专班，加强无害化处理工作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及长效机制建立，经市政府同意，由市畜牧兽医局牵头，与市财政局、市人保公司联合成立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及专家组。市畜牧兽医局由局长、分管局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从局办公室、计财科、监督所、疫控中心和财政局农财科、保险公司农险科等抽调人员组成工作专班，负责全市无害化处理工作协调指挥、无害化处理收集体系建设督导、无害化报表数据审核、无害化补贴公示公开、无害化资金划转拔付、无害化运转环节督查等工作，做到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重视、部门配合、分工负责、积极探索、审慎实施、整体推进。
2.2 制定方案，规范无害化处理工作基本程序
根据湖北省农业厅、财政厅《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和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建立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试点方案》文件精神，为推进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先行先试工作，构建长效机制，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我局先后印发了《天门市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天门市建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实施方案（试行）》，与市财政局、市人保公司联合印发了《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实施方案》等文件，用以指导和规范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各环节工作程序，确保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行得通、推得开、力度大、效果好”，切实保障全市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维护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安全。
2.3 完善设施，推进病死猪冷藏收集体系建设
（1）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将纳入市级管理的规模养殖场列为首批冷藏收集体系建设对象，要求每场必须建一座容量20 m3以上冷库用于存放病死猪，确保市管规模猪场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
（2）鼓励有条件的乡镇或规模养殖场（小区）选择合适区域、场所建设病死猪收储点，参与全市病死猪集中无害化处理的社会化营运服务，逐步开展全区域内的收集和处理工作。
（3）对违法弃置在本市江河湖渠等水域或其他公共场所的病死猪，要求相关乡镇、管理部门、责任单位或市无害化处理中心第一时间收集、清运、冷藏或就地就近作无害化处理。
2.4 明确模式，统分结合开展无害化处理工作
目前我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按两种模式执行。
（1）委托集中处理模式。全市市管规模猪场病死猪按要求必须委托市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集中处理；市管规模养殖场以外的其他养殖户按自愿的原则，可以将病死猪按要求做好消毒和包装后直接运送到市无害化处理中心委托进行无害化处理。
（2）自行分散处理模式。对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办理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并与监管部门签定了畜产品安全责任状、建立了完整的养殖档案等信息资料的养殖户，可以选择按要求自行无害化处理本场病死猪。
两种处理模式都必须有天门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所在地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官方兽医人员、保险公司人员到场到点实施监督。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生猪病死率较高，难以全部无害化处理
近年来，尽管全市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建设，但中小型规模场（户）和散养户仍占主导地位，其养殖方式相对落后，饲养管理水平不高，防疫意识不强，动物病死率较高，病死和死因不明动物数量大[2]。据初步测算，全市每年需无害化处理病死猪80 000头左右，造成无害化处理工作任务艰巨，不能完全落实，有的虽然进行了处理但也不完全规范。
3.2 动物疫病防控意识不强，病死猪处置不规范
当前部分散养户、小型规模养殖户和贩运户法律意识淡薄，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无害化处理经验不足。生猪病死后，未按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有的为图方便，乱抛乱弃病死动物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低价抛售病死动物[3]，导致病死动物处理的指导和监督缺位。这不仅造成环境污染，给动物疫病传播扩散留下了隐患，而且严重威胁着公共卫生安全。
3.3 无害化处理设施投入不足，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全市绝大部分乡镇没有公益性无害化处理设施，养殖户在动物发生死亡后，以挖坑掩埋处理为主，但深埋地点难以协调和落实[2]。特别在疫情高发季节出现大量的病死动物时，更难以及时有效的处置。虽然岳口、拖市、张港、多宝、汪场、石河等十个乡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购置了冷藏运尸车，经收集送往市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处理。经过近一年的运作，发现这些设施数量太少，无法满足当前对病死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需求。
3.4 基层工作力量薄弱，监管力度不够
当前全市病死动物主要来自农村散养和各中小型规模养殖场，数量大，点多面广，但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的人员少，工作量大，工资待遇低，工作经费短缺，从而造成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难以工作长期有效开展[4]。特别是在执法过程中，部分违法行为人不愿承担无害化处理费用，对查处的病死动物及其产品，由监督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无形中形成了越执法，经费缺口越大，工作越难以开展的被动局面。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组织领导，构建无害化处理责任体系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是政府的一项公益事业，也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建议由各级政府牵头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负总责，加强统筹协调，明确各有关部门责任分工，充分调动乡镇、街道、村级基层组织力量，强化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畜牧兽医部门要监督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环保部门加强对公共区域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水利、海事、城管等部门按照自身职责，健全河道、湖泊、街道等公共区域病死动物尸体清理打捞制度，公安部门加大对加工、贩卖病死动物行为的打击[2]。各级政府要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纳入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的考核体系中。同时，按照《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动物养殖、屠宰、经营者是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承担主体责任。
4.2 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无害化处理运行体系
根据当地经济基础、动物养殖量、养殖密度、养殖方式等情况，完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按照“降低成本、节能环保”的原则，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各自情况的无害化处理方式。采取“政府监管、财政扶持、企业运作”的方式，进一步支持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扩规升级，财政适当补助运行经费[5]，实行企业化运作。对养殖集中的区域配备专职人员和密封运输车等，对病死动物统一收集、消毒、运输和处理。养殖分散地区，应合理规划，分点布局，建立规模适度的定点冷藏收集场所，完善病死动物收集体系，然后运往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同时，加强对大型、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监管，督促其建立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设施，或与无害化处理企业签订协议实施无害化处理，由各级财政部门应安排专项经费，建立病死动物收集体系和乡镇病死动物贮藏冷库建设，安排固定人员负责日常管理。
4.3 改进工作方式，建立无害化处理扶持政策
一是将现有国家对生猪规模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扩大到包括散养户在内的所有生猪养殖场（户），二是将病死猪补助标准提高到100元以上，相关经费应补给对病死动物实施无害化处理的主体，提高各方无害化处理的积极性。三是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与生猪保险相关政策有效衔接[6]，当养殖场（户）发生动物死亡时，保险公司到现场确认，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鉴定，以无害化处理凭证作为理赔依据，引导养殖场（户）主动参与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四是地方政府建立对乱抛乱弃病死动物或贩卖、加工病死动物的举报奖励机制，一经查实的，给予举报人奖励，营造人人监督的良好氛围。
4.4 充实稳定队伍，加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建议市政府协调编制、财政等部门，组建基层全新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队伍，确保编制、经费满足工作需要，从体制上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人员保障、资金保障和政策保障，以适应当前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动物检疫、动物卫生监管等执法工作开展的需要。
4.5 转型升级改造，大力推广标准化规模养殖
加快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提高养殖质量；改善养殖环境条件，提高兽医服务水平，降低动物死亡率。进一步加大标准化规模养殖的投入力度，支持规模养殖场（户）、龙头企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动养殖业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科学化发展。通过畜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整体的科学管理水平，控制生猪疫情，降低死亡率，从源头上减少病死动物的数量。
4.6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加大对养殖场（户）的宣传培训力度，普及健康养殖和防疫常识，增强法制意识、环保意识。积极推行本地屠宰，大力推广消费冷鲜肉的习惯。通过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渠道向群众宣传病死猪的危害及其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性，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构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和监管“群防群控”的长效机制。
5 小结
病死动物是动物疫病发生的重要传染源，养殖环节病死动物处理是否到位，事关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畜牧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事关公共卫生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要各司其职，互相协作，紧密配合，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
参考文献：
[1] 乔 娟，刘增金. 产业链视角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5（2）：102-109.
[2] 刘思华，王 琦，郑文成，等. 湖南省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调研[J].中国动物检疫，2014（12）：13-15.
[3] 孙 龙. 浅谈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动物检疫，2014（11）：40-42.
[4] 王联芳，宋新华.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医学动物防制，2008（11）：876-877.
1 滥用抗生素现象分析
1.1 抗生素市场占有率过高 中国抗生素销售额占前100位药品销售额的47%，而欧美国家为10%左右.据统计，在2002年中国医用抗感染药物市场规模达到了345亿元人民币.
1.2 医院抗生素使用量过大 美国及英国等发达国家医院抗生素使用率为22%～25%，而在中国则为67%～82%，其中有40%以上的抗生素用于预防感染.另外，在预防性用药的病人中半数属于使用不当，使用抗生素病人中1/3以上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1.3 畜牧业中使用量过多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使用抗生素治疗畜禽疾病更加广泛，致使各种肉类及奶制品中抗生素含量常超出规定.
2 滥用抗生素的原因分析
2.1 社会因素 1）生产厂家过多，竞争过于激烈，造成恶性市场竟争，给医师使用抗生素造成不少困难.2）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从2004年7月1日起，抗生素必须凭处方购买，但目前仍然可以在药店容易买到抗生素药品，致使抗生素市场泛滥.3）临床药师指导用药不够普及，缺乏临床药师的培
训和临床药师指导治疗的制度.
2.2 医务人员因素 医师滥用抗生素的原因主要是与未能掌握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原则和方法有关.1）经常把抗生素当作安慰剂使用，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疾病，部分医师总觉得不用抗生素就不放心.2）分不清抗生素和消炎剂的区别，抗生素不是直接针对炎症发挥作用的，而是针对引起炎症的微生物，是杀灭微生物的，而消炎药是针对炎症的.许多医师以 为有炎症就应用抗生素，如关节炎多由微生物感染以外的原因引起，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使用抗生素.3）分不清抗生素和抗菌药的区别，抗菌药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其他微生物感染无效或效果很差，而目前在病毒性感染（如感冒）或在发热时使用抗菌药现象较为普遍.4）盲目认为价格越贵疗效亦越好，而事实上药品的疗效不在于价格的高低，而在于病原菌对药物的敏感性，在临床上不少价格便宜的药物，也有明显的疗效，如青霉素等.5）选用抗生素或联合用药不科学，不少医师为了让患者早日康复，对细菌感染性疾病患者联合使用2种以上的抗生素.殊不知，每种抗生素的抗菌谱不尽相同，若联合用药不当，不仅达不到理想的疗效，反而降低疗效，甚至加重毒副作用.6）无指征预防性用药:有的医师为保险起见，随意扩大预防性用药范围或缩短给药间隔时间，在手术前后长时间大量使用抗生素.为提高细菌性感染的抗菌治疗水平，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医务人员应严格掌握预防性用药的指征.7）无规律用药:有些医师由于未能掌握抗生素的药代动力学，随意延长给药时间，又有些医师看到患者病情缓解，又随意地减少剂量或停药.给药次数、剂量或疗程的掌握不合理，不但不能彻底杀灭病原菌，反而会促使病原菌产生耐药性.8）局部用药现象比较多见.局部软组织的瘀血、红肿、疼痛和过敏反应引起的接触性皮炎、药物性皮炎等均不宜局部使用抗生素.9）频繁更换使用抗生素.抗生素的疗效有周期问题，如果疗效暂时不理想，首先应考虑用药时间不足，给药途径不当以及全身的免疫功能状态等因素，频繁更换药物，易使细菌产生对多种药物的耐药性.10）应用广谱抗生素的倾向较多，抗生素的使用原则是能用窄谱的不用广谱，在未能明确病原微生物时可使用广谱抗生素，如果明确了致病的微生物应使用窄谱抗生素.
2.3 患者因素 由于种种原因，患者及其家属认为抗生素是万能药，习惯性使用抗生素，例如不少感冒患者或家属到药店自行购买感冒药和抗生素联合使用，这是滥用抗生素的常见现象.
2.4 畜牧业中的大量使用 我国每年有6000吨抗生素应用于饲料添加剂，占全球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使用量的50%左右.
3 滥用抗生素的后果
3.1 病原菌产生耐药菌株 病原菌耐药菌株的形成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出过警告，抗生素的滥用将意味着抗生素时代的结束，人类有可能再一次面临很多感染性疾病的威胁.耐药菌株的形成与细菌基因突变和产生灭活酶、纯化酶有关，并且与抗生素用量的增加呈平行关系，即抗生素疗程越长愈易引起耐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细菌耐药情况如下:1）耐药菌株产生速度过快，人类研制1种新型抗生素大约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而细菌产生耐药性的时间却不足2年，新药的研制速度远远跟不上细菌耐药产生的速度.2）许多抗生素耐药情况严重，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霉素1次剂量只是2万～3万U，而如今则需用几十万、几百万U.我国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青霉素比率已经高达90%.喹诺酮类抗生素进入我国有20多年，而它的病菌耐药率已达到60%～70%，曾使肺炎及肺结核的病死率降低了80%的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目前对70%肺炎球菌无效.3）耐药菌可以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人群中传播的，而且母亲在妊娠期间滥用抗生素，新生儿也可能耐药.
3.2 产生各种不良反应 所有药物均既可治病也可致病，即任何药物包括抗生素均有不良反应.抗生素的不良反应大体上可分为不良作用和毒性反应，其中不良作用是指在正常剂量时发生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其他作用，症状较轻，而毒性作用是指由于用药剂量过大、用药时间过长或患者的高敏感性所引起的.我国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40%死于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在临床上常见的抗生素的不良反应有如下几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