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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009-02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首要任务。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需求，中国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转折时期，也就是必须推动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
一、经济发展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根本前提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经济的发展。人民幸福与否，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有现实可能，提升人民幸福指数才有根本前提。虽然物质富裕不一定幸福，但贫困肯定幸福指数不高。历史事实证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由于物质资料的缺乏，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就会相互争夺生活必需品，社会就会处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就会产生社会动荡，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拥有物质财富的程度，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努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防止因为强调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忽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必须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当然，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福祉。经济增长用GDP来衡量，而GDP仅是一个流量指标，并不反映一个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福祉的提高。社会福祉则是一个存量指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的持续积累。它包括居民所能够使用的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甚至可以包括人的幸福感、满足度。
二、提升人民幸福指数要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幸福指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社会财富稳步增加，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没有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满足度的增强，可见，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对于提高幸福指数至关重要。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福祉转化度较低。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福祉相比中国要高。由于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社会福祉转化度一直很低，如果经济低增长，社会福祉就更低。因此，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热衷于追求GDP，而轻视或忽视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致使中国获取等量的GDP却需要耗费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和能源，经济发展已出现资源能耗“瓶颈”制约，可持续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过去那种单纯追求速度、盲目扩大数量的发展转变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式上来；必须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优化经济结构。只有结构优化才能实现良性发展，而调结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等。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有序推进三次产业的演进升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调整方面，应把有效扩大内需作为第一拉动力，使内需成为推动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并使内需、投资和出口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协同带动作用。
2.统筹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3.注重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在“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实施几十年后的今天，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发展潜力、保持发展连续性的必然要求。
三、可持续发展要求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其思想基础的核心要义是：人类是自然界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发展形态，作为自然界这一无限发展的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的世界是一个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有限发展系统。人类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基础上，人类由此来获得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坏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在有限的发展条件下，人类运用科学的技术与手段去开发自然、保护自然，并通过竞争和协调机制，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共存，从而谋求自身的持续发展。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人的发展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可持续发展理论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其实质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这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统一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归结于人的全面发展，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落实好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
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尊重和发挥好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作用，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全部工作的优先位置，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使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政治民主不断进步，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逐步提高。
企业家信心指数与企业景气指数，是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温度计”。而2010年三季度云南省企业家信心指数与企业景气指数的双双止跌回升，充分显示云南省经济发展情况在经历一个短暂的“瞌睡”之后，继续强势上行。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依然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制度，依法对云南省开展的景气调查显示，三季度随着云南省旱情持续缓解，旅游旺季的到来，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同时止跌回升，分别为129.8、126.5，比上季度回升4.2点、6.5点。预计下一季度云南省企业家信心指数及企业景气指数还将保持上升态势，预计分别上升0.6点、1.9点，为130.4、128.4。
一、 企业家信心指数止跌回升
三季度云南省企业家信心指数止跌回升至129.8点，较二季度回升4.2点。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企业家信心指数略有下降外，其余六大行业均有所回升，其中建筑业回升幅度最大，回升16.7点，为139.7，处于较为景气区间。受暑期旅游人数增多影响，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分别回升11.1点、11.3点，分别为115.3、125.6。工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也分别为127.1、134.3、118.9，较上一季度上升2.4点、0.7点、4.9点。
从企业注册类型来看，除股份合作企业较二季度下降3.6点，处于景气临界点，联营企业与第二季度持平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均有所回升，三季度分别为137.8、121.6、127.2、139.2、118.1、133.3、160.9，较第二季度上升1.5点、8.1点、3.9点、10.6点、5.3点、9.5点、11.5点。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企业家信心指数继续上升，为167.2，上升9.2点，处于较强景气区间。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止跌回升，分别回升至130.7、122.3，回升2.4点、4.5点。
二、企业景气指数全面回升
三季度，受房地产、建筑业企业景气指数回升，暑期旅游旺季到来，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止跌回升拉动，云南省企业景气指数回升6.5点，为126.5点，处于较为景气区间。
从企业注册类型来看，除外商投资企业景气指数较二季度下降4.1点外，国有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升幅度较大，较上季度分别上升10.2点、17.9点、13.7点。集体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分别上升8.1点、6.0点、3.2点、4.8点。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景气指数持续上升至179.6点，较二季度上升14.9点，中型企业为125.1，上升1.4点，小型企业为119.5，上升9.0点。大型企业逼近非常景气区间，中型企业处于较为景气区间，而小型企业则处于相对景气区间。
分行业来看，三季度行业景气指数同时回升，其中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回升幅度最大，分别回升16.7点、18.9点，分别为123.6、123.3，均回升至较为景气区间。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分别回升4.7点、7.1点、8.4点、5.9点、7.4点、5.4点。
（一）工业企业订货增加，产销两旺。三季度云南省工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20.0，较二季度上升4.7点，处于相对景气区间。产品订货景气指数为112.9，较二季度上升11.3点，国外订货景气指数为101.3上升0.4点，自2009年一季度以来，从较为不景气区间持续上升至微景气区间，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0.2点。生产总量景气指数为118.9，上升9.8点，产品销售和产品销售价格景气指数分别上升7.9点、9.4点，为124.9、108.2，其中产品销售景气指数处于较为景气区间。随着企业产销增加，企业盈利（亏损）变化景气指数回升8.0点，为116.4，处于相对景气区间。
（二）房地产业企业景气指数止跌回升，销售情况略有好转。受国家和地方一系列严厉调控政策影响，房地产业景气指数二季度出现大幅下跌。三季度随着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销售情况有所好转，企业景气指数止跌回升，为123.0，回升7.4点，处于相对景气区间。
商品房销售量有所增长，销售价格景气指数略有下降。商品房预售、商品房销售景气指数虽然有所回升，三季度分别回升4.5点、6.9点，为92.4、89.7，但仍处于不景气区间。商品房销售价格企业景气指数继续下降，为134.4，较二季度下降1.7点。
新开工情况略有好转，但企业完成投资情况不容乐观。新开工情况、房屋竣工景气指数较二季度回升1.3点、1.7点，土地开发、完成投资情况景气指数则较二季度下降3.1点、13.0点，分别为87.4、92.8，仍处于不景气区间。
商品房销售量增加，企业资金情况有所好转。三季度房地产业流动资金、企业融资、货款拖欠景气指数分别为83.9、70.7、114.9，分别较二季度上升7.4点、3.5点、3.6点，但流动资金、企业融资仍处于较为不景气区间。
（三）建筑企业工程合同增加，资金情况有所好转。三季度云南省建筑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33.1，较二季度上升7.1点，处于较为景气区间。其中工程合同企业景气指数为105.2，较二季度上升6.1点，回升至景气区间。建筑工程量景气指数上升1.0点，为131.3，处于较为景气区间。新开工工程量景气指数则较二季度下降1.8点，为107.0。受雨季到来影响，三季度建筑业企业工程进度景气下降7.2点，为130.5。而随着房地产企业资金情况的有所好转，建筑业企业工程款拖欠景气指数回升至94.0，回升16.1点，企业流动资金、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为96.0、80.7，分别回升15.9点、13.0点。企业盈利（亏损）变化景气指数上升2.4点，为102.0，回升至景气区间。
（四）受暑期旅游旺季到来影响，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景气指数大幅回升。三季度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23.6、123.3，回升16.7点、18.9点。
社会服务业服务预订景气指数上升23.6点，为102.8，步入景气区间。旅游客源景气指数上升42.0点，为109.7，回升至景气区间。业务量大幅增加，业务量景气指数为113.9，上升25.0点。
住宿和餐饮业业务预订和业务量景气指数均为108.9，较二季度回升28.7点、33.1点。营业收入景气指数上升33.1点，为107.8点，盈利（亏损）变化景气指数回升25.3点，为101.0.。
三、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情况
（一）企业生产总量企业景气指数继续回升，为119.6，上升8.5点。其中工业企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上升9.8点，为118.9，工业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上升22.6点，为144.8，处于较为景气区间。制造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较上一季度上升9.2点，为114.6。受雨季到来影响，部分采矿企业矿洞存在滑坡等安全危险，采矿厂开工时有间断影响，三季度采矿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下降36.9点，为85.8点，处于相对不景气区间。
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大幅回升。三季度分别为113.9、108.9、136.4，分别较二季度上升25.0点，33.1点，20.7点。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则较二季度下降4.3点，为152.3，仍处于较强景气区间。
（二）企业盈利（亏损）景气指数全面回升，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重回景气区间。三季度云南省企业盈利（亏损）景气指数为114.4，上升8.7点。其中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回升22.3点、25.3点，为105.6点、101.1，均重回景气区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回升14.9点，工业回升8.0点，其余四个行业也均有不同程度回升。
（三）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拉动产品订货景气指数明显好转。三季度为111.3点，较二季度上升11.8点。行业中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较二季度下降2.3点外，其余七大行业均有不同程度回升，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回升幅度均在20点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回升13.3点，工业回升11.3点，建筑业、房地产业也有所回升。
（四）劳动力需求和固定资产投资略有好转。三季度云南省劳动力需求景气指数为107.9，上升2.9点。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为117.5，上升4.6点。
（五）企业融资情况仍无明显好转。企业流动资金、货款拖欠、企业融资景气指数分别为93.3、106.7、81.0，分别回升4.1点、1.1点、0.1点，除货款拖欠处于微景气区间，流动资金和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仍处于不景气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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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景气调查是对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进行监测和预测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统计调查方法，它是通过对企业家定期进行问卷调查，根据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判断和预期来编制景气指数，是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的一种调查方法。这种调查方法最早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目前国际上有50多个国家开展此项调查。我国的企业景气调查制度建立于1998年，企业景气调查包括行业，即：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
景气指数介于0和200之间，如果计算出的景气指数在180以上，经济运行属于非常景气；〔180-150〕为较强景气区间；〔150-120〕为较为景气区间；〔120-110〕为相对景气区间；〔110-100〕为微景气区间；100为景气临界点，〔100-90〕为微弱不景气区间；〔90-80〕为相对不景气区间；〔80-50〕为较为不景气区间；〔50-20〕为较强不景气区间；20以下为严重不景气区间。由于景气调查具有预警预测的作用，被形象地比喻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温度计”。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价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2）04—0001—09
随着对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反思的深入，国内外政策和研究再次聚焦于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便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这一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评价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考核标准和政策绩效评价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发展研究的基础环节。企业是实体经济的生产主体，是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基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体系是实体经济发展能力评价的关键。
以GDP为基准的区域经济发展评价存在缺陷，尽管当前以地方GDP增长为主体的考核与激励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大核心要素，但同时也带来了日趋严重的问题，如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依赖、重增长轻质量、土地财政扩张和投资冲动等。
本文基于微观主体——企业来评价区域自生能力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分析诊断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总体态势、相对优劣和内部结构，可以有效地防止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和非生产，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促进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的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当期（或当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对该地区后期（或几年后）的人均GDP水平存在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证明了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培育企业自生能力对于国家或区域经济优质、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相关研究述评
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广泛应用于医学、植物学、生态学和遗传学，指生存、发育和繁殖（再造）的活力与能力。林毅夫（2002）界定并推广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即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经济利润而非会计利润）水平的能力。他认为，违背比较优势会导致转型期的中国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进而造成一系列经济问题。其后的研究认为，企业自生能力概念的内涵应该更加丰富，除比较优势外，技术优势、竞争优势都是企业自生能力的体现（廖国民等，2003），这种能力应该是动态的，可以而且需要适度突破（郭克莎，2004），否则，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也无法自动、自发地实现产业升级（胡汉昌等，2002）。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级及影响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企业为轴心的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研究，另一类是关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某一部分的研究。国内外对国家或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或国家竞争力的评价上。
以企业为轴心的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劣和微观层面企业关键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如劳动力）、创新的能力和创业等。其中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主要侧重于宏观营商环境的评价，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国际竞争力报告》的指标则是宏微观相结合，企业层面的微观指标主要有企业技术吸纳能力、实用专利和公司研发费用、企业集群等（Xavier，20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新经济报告》和英国政府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指数》则更加偏重企业层面的考察，前者主要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创新与技术扩散、人力资本、创业和宏观因素等五类指标，后者主要包括投资、创新、技术、企业和竞争性市场等五类指标。区域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也与之类似，只是应用对象和处理方法略有差异，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巴克莱银行和威尔士发展局（Barclays Bank PLC et al）的《与世界竞争》、英国贸工部（UK DTI）的《区域竞争力指数》等。国内研究方面，倪鹏飞等（2010）主编的全球5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GUCI）主要依据绿色GDP规模、经济增长、专利申请数、创新能力、投入产出、跨国公司指数等指标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并总结出影响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和全球联系。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构成部分的具体研究方面，代表性理论有企业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创业型经济理论、企业集群能力理论、企业国际化能力理论、大企业理论、企业干中学的学习效应理论。这些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证研究分别表明，企业创新、创业、企业集群、企业国际化、企业规模、企业经验等都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能力的微观构成基础。
国内大量针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也证实了以上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中小企业竞争力（销售收入、利润及其增长率）总体上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陈佳桂等，2003）；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李宏彬等，2009）；企业集群为国内企业带来了分工、信息、信任、信用、创新、知识溢出、资源、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大企业兼具应对政府和市场的“双能力”（唐晓华等，2011）。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均把企业置于区域发展能力的核心地位，这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内涵、评价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以微观企业自生能力为基础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这种能力是可以量化评价的，而且它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因素。
同时，既有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1）在概念及内涵上，对企业自生能力的界定虽然合理但仍有待完善，而普遍采用的企业竞争力概念存在宏观和微观双重视角，概念繁杂（Aiginger，1998）、构成要素庞杂，甚至存在着产出指标与竞争优势构成指标的混淆问题（Ronald，2002），因此，本文采用完善后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这一概念；（2）在基于企业的区域发展能力评价方面，目前主要是国家或区域竞争力评价，这些评价除了将解释企业自生能力的宏观环境因素与企业自生能力本身混为一谈外，变量间还存在相关甚至重叠的问题；（3）现有研究或是建立庞杂的指标进行评价，或是从理论上进行解释，或是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某一部分进行评价及解释，尚未建立一个区域自生能力评价、经济发展解释和政策应用相关联的整体框架。
二、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指标设置
本文将企业自生能力定义为在一定的经济（包括禀赋的比较优势，如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社会、文化等环境的约束下，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通过自身的创新、网络集群、规模优势、经验积累、国际化等建立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简言之，就是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实质是在竞争性经济中区域内企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及活力，这种能力和活力主要体现为区域内企业的创新力、创业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国际化能力。本文正是着眼于企业自生能力的微观层面，依据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实质构成，对区域内企业整体自生能力指数进行评价。本文共设置了五大类24项具体指标以评测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详见表1。五类指标设置依据及其具体指标设置情况如下：
1.区域企业创新力
Schumpeter（1961）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创造性破坏”，而企业是其实现主体，“创造性破坏”的垄断利润是企业家执行“新组合”的动力。企业创新力在区域经济发展评价的经典文献中都有体现，而且是其关注的核心。在中国，区域创新的主体已由原来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导转变为以企业为主导，同时区域间企业创新力的差异日益扩大，因此地区间创新力的差距也日益扩大（李习保，2007）。在区域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既有研究普遍将区域企业创新能力分为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朱海就，2004），企业创新投入主要包括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经费投入又分为研发经费和消化吸收经费，企业创新产出主要包括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技术交易和新产品，因此，本文选择表1中的八项具体指标来评价区域企业的创新力。
2.区域企业创业力
德鲁克（2002）认为，创业型经济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所在，“100年后（自1873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在创业型经济成功、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下，它（现代福利国家）才能真正存在下去”。事实上，不仅美国如此，在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创业型经济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创业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路径，包括知识溢出（Acs，et al，2005）、产业结构变迁、促进竞争（方世建等，2009）、增加就业（Reynolds，1987）。在区域企业创业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本文参考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的研究，选取的区域创业力具体衡量指标主要有全员创业活动指数（TEA）、创业率指标（CPEA）和私营企业数，其中前两者是相对指标，后者是绝对指标。TEA是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CPEA指标是近三年新增私营企业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私营企业数则是一个区域创业企业存量的体现。
3.区域企业集群力
企业集群力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是由于集群至少可以在三方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即提升区域内企业生产率、掌握创新的方向和步骤、促进新业务的形成并壮大集群自身实力。因为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越需要依靠本土地理、文化和制度相近的优势来形成更特殊的渠道、更密切的关系、更完备的信息、更有力的激励等，进而取得生产率和创新上的优势（Michael，1998）。实证研究表明，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确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影响，但在不同区域会存在差异，美国经济增长对产业集聚的弹性系数为6%，西班牙为3%～5%，中国为8%左右（刘军等，2010）。针对区域企业集群力的评价一直是个难题，本文借鉴哈盖特（Haggett）提出的区位熵概念作为衡量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相对指标，即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全国占比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全国占比，用相对指标计算中所涉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企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全国占比等作为衡量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绝对指标。
4.区域企业成熟度
大企业理论（钱德勒，1987）、规模优势理论、经验积累理论等的核心结论是，企业的成熟度（包括规模、治理和经验）是国家或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国各地区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理论一致的结论：基于1985—199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业尤其如此（周黎安等，2005）；实证分析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规模与债务融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勤等，2006）。在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IPO具有信号效应，可以提升企业后续信贷融资水平（朱凯等，2010），因此，本文采用区域内企业A股IPO融资额衡量区域企业财务成熟度；由于信息披露更加完善，且建立了“用脚投票”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等，所以上市公司整体上拥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本文选用区域上市公司数量来衡量区域公司治理成熟度；从规模上来看，区域内中国500强企业个数和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个数能体现出一个区域企业的整体规模优势，因此可以作为衡量区域企业规模成熟度的指标。
5.区域企业国际化能力
企业国际化能力理论（Sapienza，2006）认为，企业可以利用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优势、特殊市场优势、网络资源优势等形成自生能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即使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引进再生式的创新形成企业自生能力（Arrow，1962）。因此，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企业国际化能力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通过国际化利用外资，引进、模仿与吸收国际优势技术的内向国际化能力；另一方面是利用自身优势和海外市场优势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外向国际化能力。这两种能力被形象地称为“引进来”和“走出去”，本文借鉴Melitz（2003）用FDI衡量前者，借鉴Mathews（2006）等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后者，同时考虑到中国金融企业仅集中在极个别地区，且金融业是国家控制行业等的特殊性，最终选用非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额衡量后者。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评价指标中并不直接包含影响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02）指标，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否认比较优势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之所以未单独设置该指标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比较优势基础的生产要素的价值角色在逐渐消退，如“弹丸之地”且置身戈壁的以色列却成为高效经济的农业生产国，本是圣克拉拉荒谷的硅谷却成为全球科技中心，原是一个小渔村的香港也已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其二，2005年以后，各地区基础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的比较优势情形大致相同，因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促成了各地区间有效的劳动力流动（孙文凯等，2011），金融资源在全国均是由国家统一调节和国有产权控制（史建平等，2004），土地虽由地方政府控制，但是由于县及地区层面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地方政府也都积极增加土地供给（张五常，2008；曹正汉等，2011），甚至出现了供给过剩的情况（刘江涛等，2009）；其三，比较优势理论给出的是判断某类企业有无自生能力的标准，而现实证明各地区的企业整体上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此外，企业是“经济人”，企业创新、创业、集群、经验和国际化等“经济行为”也隐含着对比较优势的考量。
在理论、实证和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中国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指数的评价框架，即各区域企业的自生能力是对其创新力、创业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国际化能力的综合评价。
三、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基于AHP的分析
根据表l所示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体系，结合AHP评价模型程序，依次进行数据搜集、数据标准化处理和指标权重确定，最终作出综合评价。
1.数据搜集和标准化处理
根据指标设计需要，24个指标涉及各地区2005—2010年30多项具体数据，这些数据分别来自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经网数据库、《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各地区统计年鉴，还有个别数据来自于专业网站或期刊，如2010年各地区A股IPO金额和上市公司数来自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统计数据，各地区2005——2010年的中国500强公司数来自于李建明等（2011）的论文《10年来中国企业500强发展趋势》。
在收集和整理出24项数据之后，由于不同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我们首先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的方法是：
令Cij=Cij/max{当年各地区的Cij}。如2006年北京地区的专利申请数为C16=22572件，而当年申请专利数最多的地区为广东，其专利申请数max C16=72220件，因而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北京地区的该项指标数值为C16=22572/72220≈0.312545。
2.构造判断矩阵，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首先，用AHP模型构建判断矩阵，即根据AHP模型制定的评判标度（分值），一般采用1—9及其倒数的评判标度来描述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然后，根据相对比较评判标准，构造判断矩阵，分层、逐步确定指标权重。权重确定的原则是：在尊重经济理论和中国转型期经济事实的基础上，采用专家打分法，选取平均分值，根据平均分值组成的判断矩阵，得出AHP模型下该指标的权重，并用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 Index，C.I.）、随机性指标（Ran.dom Index，R.I.）和随机一致性指标（C.R.=C.I./R.I.）检查权重是否合理。如表3所示，我们对于准则层指标构造出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确定指标权重。类似地，我们最终确定了表1中各项具体指标的权重。
3.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的AHP评价
指标权重确立之后，即可用AHP方法计算出各地区2005—2010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借鉴WEF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可从存量值和发展值两个角度进行评价，二者分别反映了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当前水平和动态发展能力。
为了平滑单一年份的数据异常带来的评价误差，我们使用2006—2010年5年的平均值来衡量各地区基于企业的区域自生能力存量值。同样，我们还可计算出各地区基于企业的自生能力动态发展值，其计算过程与上述存量值计算过程相同，只是每一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取当年该地区在该项指标上的环比增速。最后，将存量值与发展值加权平均，得到5年年均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综合指数。表4按照排名先后分别列举了各地区2006—2010年企业自生能力存量值、发展值和综合值的评分。
四、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分析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发展值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高位调整区域，即一些地区虽自生能力存量值位居前列，但发展值却不甚理想，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如北京、上海、天津；第二种类型为积极赶超区域，即部分地区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发展值都比较可观，如广东、江苏和重庆；第三种类型为快速追赶区域，即大部分中西部城市尽管自生能力存量值较低，但增量值较好，这种自生能力的发展如果得以保持，则追赶有望，如安徽、湖南、陕西、内蒙古、江西、湖北等；第四种类型称之为双重拖累区域，主要有个别西部省区，自生能力存量值和增长值均明显落后，亟待突破和关注，如青海、贵州等。
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价结果整体来看，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可能的趋势：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发展值都为正值，而且快速追赶的区域占多数。这说明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势头，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就有望实现收敛。但是，第四种类型的地区短期内显然还难以挤入收敛的行列，所以这种收敛是不完全的。
就地区之间比较而言，对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总体及构成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确认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进而可以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更为科学地确定政策着力点。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的企业创新力为例，截至2010年底，试点地区有安徽、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辽宁、上海，其部分指标排名见表5。其中，就安徽而言，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区域企业的创新力落后于企业整体的自生能力，尽管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状况正有所改善，而且，安徽在企业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上较其他试点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在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投入强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针对安徽企业创新力的培育需要同时加大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否则企业的创新力瓶颈将会制约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
另外，根据上文推测，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因素，在完成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以下四个模型进行验证。其中：GDP2011。表示各地区在2011年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之比，即各地区2011年人均GDP的相对数；GDPAY3表示各地区2009—2011年人均GDP相对数的均值；SVIAY3表示各地区2006—2008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存量的3年均值；DVIAY3表示2006—2008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发展值的3年均值；SVIAY表示2006年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存量；DVI表示2007年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发展值；SVIAY表示2006—2010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存量的5年均值。
四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整体上证明了最初的推测，即一个地区某一时期（或某一年）的企业自生能力对该地区下一时期（或未来）的人均GDP有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将模型1、模型2、模型3作为一组，模型4作为另外一组，可以发现，无论是未来某一年的区域人均GDP还是未来某一阶段的区域人均GDP都可以由各地区历史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来显著地解释，而且当被解释变量是一个阶段时，其解释的显著性就更强，两类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也在加大。通过模型间的对比还能发现，自生能力存量值和自生能力发展值及其单期指标与阶段指标在解释力和影响力上的差异。
四个模型中的自生能力发展值的系数均为负数，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29个区域中自生能力存量值与发展值位势相反的地区占多数，即本文所说的第一类和第三类区域，而近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存量值，所以发展值的位势与区域发展程度的位势是相反的。
五、结论
基于理论、实证和中国的现实，本文所做出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试图为区域经济发展或经济质量的评价提供一个新的、可行的标准，或至少可以作为当前GDP评价和竞争力评价的有益补充。尽管以GDP（增长）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衡量基准与区域间“以GDP为基础的锦标赛竞争”的激励制度（周黎安，2007）相结合的机制，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由于GDP指标存在统计遗漏、未考虑增长的成本、未考虑产品升级和新产品研发、不包含收入分配等因素，而且GDP可以通过重复建设、投资拉动等人为“制造”，所以这种机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造成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要素价格被扭曲、重复建设、地方分割和恶性竞争等。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之所以是区域经济发展评价的一个可行标准，不仅因为它难以被人为地“制造”，也不仅因为它是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还因为它是当前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价。相对于区域竞争力评价，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并未将影响发展的环境评价和发展本身的评价混为一体。
根据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可以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划分为四种类型——高位调整型、积极赶超型、快速追赶型和双重拖累型，而且，这四种类型的区域呈现出一种不完全收敛的态势。
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且当考察的是一段时期而非特定年度时，这种解释力和影响力会更强。这一结果的经济战略含义是：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倚重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一个地区要谋求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应把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内容，尤其是要在分析比较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情况，着力培育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创业能力，打造优势集群，提升企业成熟度与国际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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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培育和提升知识技术能力
1、生产力的核心是知识技术能力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同，衡量经济是否发展的标准不是看短期产出的变化，而是看生产力的变化，或者说，发展经济就是发展生产力。所谓生产力，是指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生产力的三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劳动者。因为劳动资料本身也是劳动者劳动的产物，其先进程度取决于劳动者能力的发展；而劳动对象的源头虽然是自然界，但其扩展的广度和深度同样取决于劳动者能力的发展。所以，生产力的核心是劳动者的能力，是人们学习、掌握、运用、改进和创新科学知识与生产技术，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及扩展生产范围的能力，本文称之为知识技术能力。显然，知识技术能力依托于良好组织的人力资源（或称人力资本），知识技术能力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与生产相关的各种人力资源的培育、提升和合理组织的过程。
2、国家知识技术能力的载体是智力产业
一切生产都是应用一定知识与技术的生产，生产的发展依靠知识与技术的进步。而知识与技术根源于知识技术能力，是知识技术能力的外化，其进步依靠知识技术能力的提升。因此，归根结底，生产的发展依靠知识技术能力的发展。反过来，生产实践又是知识技术能力成长的土壤，任何知识技术能力都是在相应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养成和发展的。没有一定的生产实践，知识技术能力也就难以产生或维持，更谈不上提升了。当然，学校教育对于培育知识技术能力也很重要。但是，实践是决定性的，实践出真知，成才靠实践，教育只有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人才摇篮的作用，脱离产业应用环境的学校教育是毫无意义的。
生产分为需要较多知识与技术的复杂生产和需要较少知识与技术的简单生产。复杂生产需要并且养成较高的知识技术能力，而简单生产需要并且养成较低的知识技术能力。一个国家知识技术能力的高度取决于其复杂生产的状况，因此，一个国家要培育和提升知识技术能力，就必须建立和发展进行复杂生产的高知识技术含量和高创新的产业，本文称之为智力产业。相应地，对于进行简单生产的低知识技术含量和低创新的产业，本文称之为体力产业。
需要说明的是，智力产业与体力产业的区分不在于其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和创新性，而在于其工作的知识技术含量和创新性。实际上，由于产品内分工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普及，产业工作的智力性与其产品的智力性早已不是一回事。任何产业或产业区段，按传统划分，不管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只要其工作为高知识技术含量和高创新就属于智力产业，反之则属于体力产业。当然，智力产业更多地存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而体力产业则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这不是绝对的，比如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属于智力产业，而中国多年来依靠引进技术、设备和核心零部件运营的大量资本密集型产业仍然属于体力产业的范畴。
由于高知识技术含量和高创新带来高门槛、高市场控制力和高附加值，而低知识技术含量和低创新导致低门槛、低市场控制力和低附加值，所以智力产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端产业或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而体力产业则是通常所说的低端产业或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
3、发展经济必须以建立和发展智力产业为中心
在国民经济的产业体系中，智力产业是提供技术与资本品的产业，好比人的大脑和内脏；体力产业需要从智力产业获得技术、装备与材料，好比人的四肢。对于人的生命而言，大脑和内脏比四肢更为重要，只有先把大脑和内脏健全了，四肢才能获得活力，才能持续发挥其作用。同样，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中，智力产业和体力产业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决定知识技术能力进而决定生产力高低的是智力产业，体力产业的前途最终取决于智力产业的发展。如果不与本国的智力产业相结合，却依附于外国的智力产业，一个国家体力产业发展得再多，对其知识技术能力的成长也帮助不大，最终其体力产业也必然因受制于人而衰败。反之，尽管发展智力产业在短期内可能部分挤占体力产业所需资源，但从长远来看，智力产业的成熟将为体力产业的繁荣提供最强大的动力与最持久的支撑。因此，处理两者的关系必须树立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就是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核心是知识技术能力，因此，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培育和提升知识技术能力。中国的经济落后，其根源在于知识技术能力的缺失和落后。中国经济要想真正得到发展，就必须全力培育和提升国家的知识技术能力。而要培育和提升国家的知识技术能力，就必须逐步建立和发展各种智力产业，进而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有机体系，这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工作。
二、损害知识技术能力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1、长期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长期以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是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理论将自生能力作为资源配置的标准，要求所发展的产业具有立即的成本优势，能够仅靠自身就能迅速盈利。该理论宣称成本优势源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丰富而廉价，所以中国应立足于国际分工，主要发展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由自生能力概念出发，该理论极力反对倾斜发展重工业，认为这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不如直接引进资本品，腾出资源用于当前更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升级方式上，该理论同样强调直接引进适用技术，避免自主研发的高风险和高成本。
显然，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割裂了国民经济的有机联系，把各顾各地赚现钱当成了经济发展，建立在该理论之上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脱离甚至毁灭知识技术能力。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实质是鼓吹发展使用简单劳动的体力产业，而反对发展需要复杂劳动的智力产业。因为智力产业培育知识技术能力需要熬过一个相当长的没有效益甚至需要输血的学习期，只有体力产业才能各顾各地赚现钱，所以要集中资源全力发展体力产业。其实现途径是，首先发展体现比较优势的外向型体力产业，以之为引擎，进而带动国内其他体力产业的发展。
2、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方式引发的严重后果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是一种机械思维，而缺乏系统思考，是一种眼前主义，而没有长远观点。按照该理论发展经济，优点是简单、见效快，能让人立刻感受到好处。然而，由于损害了智力产业和国家知识技术能力，这种粗放型、依附性的经济发展方式注定是先甜后苦且不可持续的。
第一，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和民生日益艰难。比较优势战略将我国定位在国际产业分工链的低端，全国片面发展低工资的体力产业，千军万马都挤在这个狭小的领域展开最为惨烈的竞争。由于资源缺乏和自由贸易的冲击，中国过去建立但尚未成熟的智力产业逐渐衰败，国家知识技术能力亦随之退化，生产所需的技术与资本品严重依赖进口。与此同时，低工资造就低消费能力和国内市场狭窄，体力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这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两端依赖使得中国企业彻底失去市场定价权，上游被迫支付垄断高价，下游被迫接受过度竞争导致的产品低价，产业的附加值不断遭受挤压，经济增长的利益不断大量外流。在正常利润空间日益微薄条件下，企业必然不择手段地压低人工成本和逃税避税，最终形成低工资、低利润、低税收且相互冲突的三输局面。由于低工资，居民的大多数服务性需求受到抑制，使得第三产业发展乏力，既妨碍需求扩大又导致就业极端困难。由于低利润，企业无法推动产业升级，结果被锁定在低端，从而进一步地加大了竞争强度。由于低税收，政府无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建设社会保障，难以为经济转型提供有力支持。所有这些形成恶性循环，使得内需问题和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最终陷入困境。
第二，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国家经济安全形势趋于恶化。由于缺乏知识技术能力的支撑，体力产业对发达国家两端依赖，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既争取不到规则制定主导权，也难以分享规则制定话语权，在经济全球化中只能被动接受各种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不利条款，处处受制于人。时至今日，中国的主要产业和市场已基本被外资掌控；重大技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石油、铁矿石等战略资源进口遭遇钳制与勒索；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制裁此起彼伏；国际热钱在国内呼风唤雨，人民币升值和外汇储备安全问题左右为难，金融体系漏洞多多，等等。所有这些情况不仅导致巨额利益源源流失，而且有朝一日完全可能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
第三，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方式酿成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苦果。其一，在赚现钱思想的作用下，各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有钱快赚，使得大量资源不是被贱卖就是被不合理开发所糟蹋。其二，廉价资源是中国外向型体力产业的重要优势来源，过度竞争使得中国企业单位利润极为微薄，不得不靠数量取胜，但大量出口造成资源被迅速耗竭。其三，各地唯GDP主义盛行，不顾一切地招商引资，发达国家纷纷将高污染项目迁往中国。其四，知识技术能力被损害后，国内难以找到低成本的污染治理方案，只能被动容忍环境恶化。
第四，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多年来，建立在低工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自然陷入内需严重不足的困境。为了扩大内需，政府已经动用了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货币化等一系列手段刺激消费；通过大搞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和大搞房地产开发等途径来维持超高投资率。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不是治本的长效方法，反而制造出更多的问题和积累了更深的矛盾，使得内需扩而不大且愈扩愈萎缩。在出口形势良好和外需增长强劲的条件下，内需不足的矛盾还能暂时掩盖。然而，外需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人口规模决定市场潜力，全世界的体力产业产品都盯着发达国家的市场，可所有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就8亿多。中国不通过发展智力产业从而不断提高大众收入，开发13亿多人口的广阔内需，却希望在潜力相对狭窄的国际需求中分一杯羹，结果是外需也迅速饱和，随之而来的是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同时贸易条件也一落千丈，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需再无可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中国企图继续使用短期措施刺激内需的做法已经行不通，而且这样的措施也基本用尽，只有进行根本转变才有希望。
第五，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方式无法承受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劳动力是分年龄结构的，外向型体力产业吃的是“青春饭”，主要需求年轻劳动力，否则生产率将大幅下降。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一方面年轻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保证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一胎化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劳工的养家成本，使得极低的工资也能够被接受，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外向型体力产业的竞争优势。然而，长期过低的生育率使得中国人口老龄化成为必然，且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袭来。人口老龄化彻底动摇了中国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一方面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降低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养老负担急剧上升造成劳工养家成本急剧上涨，维持低工资与维持社会稳定之间难以两全。一旦出现这种情形，外向型体力产业就会因失去竞争力而迅速外迁、收缩和瓦解，由其所牵引的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面临崩溃。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基于自主创新的产业升级
1、基于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根本
随着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方式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和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成为官方与民间共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这是对现实的清醒判断，也是对未来的关键抉择。
然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找好切入点。我们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培育和提升知识技术能力，而知识技术能力的成长依赖智力产业的建立与发展，两者是高度统一的关系。中国现在是低端的体力产业一统天下，这是旧发展方式的根本弊端所在。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并且是在自主创新基础之上的产业升级，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智力产业。自主创新的过程是一个逐渐积累知识与经验进而培育、养成、提升和证明知识技术能力的过程。通过不断自主创新，不断提高产业工作的知识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市场控制力，产业升级也就水到渠成。我们不仅要向高端产业和高端环节挺进，而且还要挤入和占领标准制定的制高点。
2、基于自主创新的产业升级创造了中国经济突围的条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要以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为切入点，是因为这是解决各种其他问题的基础。第一，民族智力产业和知识技术能力的崛起才能独立自主且低成本地向国民经济提供技术与资本品，才能摆脱生产上游对国外的依赖，进而夺取产品的市场定价权和争取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修改的话语权或主导权。
第二，智力产业是迂回的生产方式，产业链条长，产业关联度高，同时其高附加值可以实现高工资、高利润和高税收的三赢，从而为就业增加、收入上升和内需扩大的良性循环开辟了道路。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智力产业支撑和拉动各种体力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服务业的繁荣，体力产业反过来又强化智力产业的进步。在国内经济大循环中，各种产业相互依赖又相互促进，同时就业不断增加，工资持续上升，形成内需生生不息的内需型经济。只有建立这样的内需型经济，才能彻底摆脱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超然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三，一旦生产两端的对外依赖消除，不仅经济增长的利益不再外流，而且政府可以完全根据本国需要制定各项政策，从而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第四，体力产业是一种生产率提升较慢和低门槛的产业，这种产业只有在由国民经济的系统协调效应激发出巨大需求和因各行各业均衡繁荣发展而分薄了竞争强度的条件下才能维持较好的收益，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才能提高。显然，这只能在由强大智力产业支撑和牵引的内需型经济中得以实现。因此，智力产业的发展是民生改善和人民富裕的根本保障。
第五，智力产业的发展和知识技术能力的跃进将源源不断地生成经济适用的技术与装备，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创造新的资源，防止污染和改善环境，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六，智力产业的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很强，其产出具有指数化增长的特征，通过产业升级实现技术与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将导致社会资本加速积累。在老龄化过程中，才有条件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大大缓解劳动力的短缺。同时，在知识技术能力成长和生产率上升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人的知识与技术发展生产，减轻了对体力的依赖，使得延迟退休成为可能。因此，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承受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唯一出路。
一、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总体比较
(一)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的共性
1．税制改革的背景。
由于70年代过于强调税制促进经济发展与实现社会纵向公平的功能，税制设计复杂化，税率档次多且优惠与减免繁杂，不仅扭曲了人们的消费、储蓄与投资决策，而且没有达到公平目标。因为税收优惠多为富人享受。同时因税收征管相对落后，偷逃税现象严重；为调节收入分配设置的高档税率几乎无人适用，富人的实际税负有时比穷人还要低。另外，高税率与窄税基并存，使得税收收入低下，一般发展中国家税收收入只占GDP的15％－20％，仅为发达国家的50％一60％。同时，税制结构不尽如人意，表现为税源单一，过分依赖某些税种。发展中国家间接税占财政收入的64％，相当于GDP的20％(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60％和10％)。间接税中，关税又占绝大部分。直接税过度依赖公司所得税，少量的个人所得税大部分依靠对公共部门与外国公司的雇员征收。税收收入的低水平和对某种税的极度依赖，易造成财政收入不稳定和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差等问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经济交易日益复杂，对公共设施与公共管理的需求也在质与量上提出了更高要求，财政支出规模需要相应扩张，从而具有增加税收和税制改革的内在压力。而70年代开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都有所改善，拉美与东亚更是取得了骄人成绩。经济的发展，市场交易量扩大、经济行为趋于规范化，收入水平增加，为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2．税制改革的目标和趋势。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有关国际组织提出了许多建议和原则。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有：倾向于水平平等，提高税收的效率性，扩大税基，消除税收刺激，使通货膨胀对税制的影响中性化；尽可能减少税率档次，当收入难以界定和衡量时采用预提税和一次总付税办法，个人扣除不超过人均收入水平；用国内税收代替关税，增值税实行单一税率和广税基，引进各种消费税等。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税制改革标准是：从生产税转向消费税，例如引进增值税和消费税；扩大所得税税基，降低扣除额和税率的档次；建立简化而又合理的利润税，即税率数目少和中性；避免对股息的双重征税，因此利息和股息收入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在处理所得税和利润税时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降低关税；改善税务管理等。从总体上说，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基本上遵循了这些建议和指导思想。
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简化税制”为主要内容，力求达到减少扭曲、保证横向公平的目标。强调税收的中性，主张减少税收对资源配置过多的干预，税收激励措施的运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在社会公平方面，更注重横向公平，一种“大致公平”取代了过去以高质量管理为前提的绝对的纵向与横向公平。由于统一税政、实现横向公平能被人们客观感受与接受，而纵向公平更多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评价，因此税制改革阻力相对较小。
3．税制改革的内容。
改革集中在直接税、间接税改革与加强管理3个方面。
在直接税上，通过规范与取消各种减免与优惠、将一些额外福利纳入税基等办法拓宽税基，逐步应用预提税与推定税来减少税源流失。同时，降低税率，简化结构，并努力实现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一致。如印度1994－1995年将原公有企业税率45％和非公有企业税率50％统一为40％。另外，重视财产税。例如玻利维亚1986年税制改革不但推定征收业主所得税，还于1987年开征赠与税，征收对象包括个人财产、不动产、股份、资本份额和登记权利，有1％、10％和20％3种税率。
在间接税上，重点是一方面引进增值税，另一方面降低关税税率，以促进经济自由化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例如印度1991－1995年多次降低关税税率。
在税收管理上，包括通货膨胀指数化，计算机化的申报与管理，对于征收部门给予必要的机动权力与适当的激励，以减少征税成本及行败，严厉惩罚各种偷逃税行为等。
(二)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的差异
1．税制改革的直接动因不同。
有的国家由于外部经济条件变化引起了国内经济主要是财政状况恶化，在巨大压力面前被迫进行改革，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土耳其、马拉维等。其中，坡利维亚是在世界经济衰退、国内农业遭到恶劣气候破坏、财政收入仅占GDP的3％、通货膨胀率为12000％的情形下，开始1986年税制改革的。而阿根廷1989年改革的经济背景是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经济生活实际上美元化、社会公众对政府经济政策失去信任。
有的国家则是将税制改革作为经济调整的一种有力手段加以运用的。如印尼是在政局稳定、财政收支平衡甚至有结余的情况下，为改变过度依赖石油收入、改进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而改革税制的。韩国则是从长远考虑，为适应经济发展战略调整而对税制进行改革的。
2．改革的过程和步骤不同。
如在建立增值税方面，墨西哥实行增值税是全面铺开，一步到位，对所有商品与劳务一律征收。而印度则采取了分步走策略，早在80年代末期，就对部分商品实施有限度的增值税(MODVAT)，但直到1992年后才逐步将覆盖范围向零售与劳务领域延伸。又如对利息收入，不同国家有不同处理方式，马拉维与牙买加，对名义利息收入全额课征，哥伦比亚与墨西哥只对实际利息征收，摩洛哥、土耳其以低利率、预扣税方式征收。
3．改革的效应不同。
无论是从宏观税负的高低、税率结构的变化，还是税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看，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效应都各不相同。
二、拉美地区税制改革的基本特征
拉美国家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围绕税制结构合理化和税收管理现代化，陆续进行了大规模的财税体制改革。
(一)税种结构的合理化
1．全面推行增值税。
拉美各国在推行增值税过程中，合并以往过多的流转税种，相应取消各种形式的销售税，仅对某些特殊商品实行特别消费税。如在1977－1980年，墨西哥用增值税取代商业税，取消了32种联邦消费税和500多税地方税。
(1)增值税尽可能覆盖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劳务活动。例如，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在由传统的销售税转为增值税过程中，实行了全面征收原则。无论什么行业，只要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劳务，就要缴纳增值税。智利1975年正式实施增值税时，仅仅对农业、矿业、基本食品暂不实行增值税，1977年开始对所有商品的生产和销售都实行增值税制度。在劳务方面，拉美各国除教育、一部分卫生等部门外，绝大部分劳务都实行了增值税。墨西哥也从一开始就无例外地对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的劳务全部实行增值税。玻利维亚1986年规定初级生产、几乎所有服务、个人财产定期出售、个人财产与不动产租赁以及进口的增值部分，都要缴纳增值税。
(2)实行单一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的设计是一个政策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以前实行销售税税种较多、税率高低不一的情况下、确定增值税税率往往要经历由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智利在推行增值税前，销售税税种比较简单，其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税率分别为17．5％和4％。增值税出台时，确定的增值税税率为20％。增值税税率之所以定得高，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抑制消费和控制通货膨胀。墨西哥实行增值税时税率设置比智利复杂，因为其原实行的销售税税种较多，税率很难统一。增值税在出台之始共设置了4档税率：对出口和未经加工的初级产品实行零税率；对粮食、医药等少数商品实行6％的低税率；对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及提供的劳务实行15％的标准税率；对一些特殊商品实行20％的高税率。由于多档次的税率导致征管问题，1992年合并了增值税税率档次，对所有商品和劳务实行10％的单一税率，使之得到规范。
(3)对小额纳税人简化管理。在实施增值税中最棘手的是向小额纳税人征收增值税。在这方面，不同国家按简化管理原则，分别采取了不同办法。其中，在墨西哥，凡是年销售收入不超过年最低工资7倍或者资产不超过年最低工资15倍的纳税人，可自行决定是否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时向购买者收取增值税。收取增值税者必须向税务机构申报，否则就不必申报。智利注重使每个纳税人进入增值税体系，为此采取了几种办法简化管理：一是将小额纳税人作为一般纳税人管理。只要其对增值税的申报和计算方法比较熟悉，可自愿作为一般纳税人。二是按销售额将小额纳税人分成若干等级：月平均销售额不超过20个纳税单位的为小额纳税人，但须到税务机关专门登记；不登记则作为一般纳税人对待。根据小额纳税人月销售情况，将其分为5个纳税等级，每个等级从低到高算出不同的销售税额，即可确定出小额纳税人应纳税额。三是对一些不易监管的小额纳税人，如零售商贩、小型粮食生产者等，由与其购销活动直接关联的企业代扣代缴，税率可适当优惠。
2．所得税改革。
(1)在扩大税基、规范税率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1989年，墨西哥重构了企业所得税制，主要原则是：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减轻企业税负。对税前列支和减免税政策进行调整，重新规定税前列支范围和标准，从严控制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针对改革前许多企业为偷税而有意造成假亏损或转移资金等情况，对企业开征资产税作为所得税的补充。资产税的税基是企业实际资产价值，税率为2％。当企业因亏损而无所得税缴纳时，则缴纳资产税；当有盈利要缴纳所得税时，可抵掉以前缴纳的资产税。另外，为防止外资企业利用转移价格获取暴利，还对外资企业购货发票建立了严格审查制度。在降低税率方面，1989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40％，1991和1994年分别减至35％和34％。
(2)实行适应性强、调节面广的个人所得税。一般对工薪收入者和自由职业者实行不同办法。智利对工薪收入者由雇主在支付工资时扣缴，税率为5％－45％；同时每年将所有收入申报一次，缴纳工资所得之外的其他各种收入的所得税。自由职业者每月按收入的10％预缴，全年按5％－45％的税率估算，多退少补。在智利居住的外国人取得劳务收入后，如将收入汇出须再缴20％的附加费。外国人取得的投资分红收入若要汇出，则需缴35％的附加费。这主要是为鼓励外商再投资，防止资本外流。90年代以来，巴西在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上，由州政府在1％－5％的幅度内加征地方个人所得税。同时降低税率，最高税率由45％降为25％；并减少个人所得税税率档次，超额累进税率由9级简化为3级；扩大税基，取消税前各种扣除项目和优惠措施；按指数化的货币单位划分课税收入级距；逐月按工资报酬预征个人所得税。
3．税收管理权限的改革。
在税制改革的同时，对管理权限也进行了调整，各国实行的措施包括集中税权和统一税收。例如，墨西哥国家法律规定，州政府可以征税，但经联邦和州政府协商谈判，后者放弃了流转税等主要税种的征税权，联邦事实上成为税收高度集权的政府。同时，对以前独立征管的关税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将其纳入全国财政税务系统，相应建立了纳税人进口自动报关和抽查制度。
(二)税收征收管理的现代化
1．降低税收时滞，减少通胀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在通胀时期，降低征收时滞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有3种方法：(1)建立预付制。70－8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采用预付制征收商业企业的所得税。(2)缩短评定期和纳税期，提高纳税的频率。在高通胀时期，对月度税采取两周预付一次的做法。例如70年代中期，智利的大企业每两周必须预缴一次增值税。乌拉圭增值税纳税期，1987－1988年间缩短了将近60天。有些国家的月度税缴纳周期，从20天缩短到15天甚至7天。(3)税款支付指数化。即在计算税款时，计账单位不用法定偿付手段，而是用一种可根据一些指数如消费物价指数等进行调整的财政或税务计量单位。巴西按通货膨胀调整的税制已进行了20多年，由通货膨胀导致的税收调整已成为税收文化中的一部分。1979－1987年，墨西哥主要通过缩短公司税的预付期和纳税期来增加税收，1987年后也开始实行税收指数化。
2．实行严格稽查制度，加强税收征管。
在打击偷逃税方面，主要是建立纳税人单一注册体制，包括姓名、企业名称、地址以及应纳税种。为使所有部门都使用同一税码识别同一纳税人，一些国家的税务机关使税码与居民的身份证号码一致，以便核对各种信息。其中智利的做法，首先是从税收征管基础工作入手，从1960年起花3年时间建立了税号制度，任何买卖都要在发票上注明当事人的税号。其次，按照GDP计算出增值税税基，乘上税率后得出估算的理论税额，然后与实际征收额比较，根据其差额估算偷逃税情况。再次，通过计算机进行稽查，稽查人员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检查。
另一个措施是加强税收审计。拉美一些国家，由于生产与收入高度集中，审计活动也主要集中在纳税大户，中小纳税人偷逃税情况严重。1979－1982年，智利等国改变审计策略，以中小纳税人为重点审计对象，增值税收入增加了56％，其中，大户增加了17％，中等纳税人增加了87％，小额纳税人增加了186％。
三、东盟国家的税制改革状况
80年代以来，东盟国家先后对税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有效和简便的税收制度。因为旧的税制不能有效利用资源，在运作中也常失之公平。一方面，这种税制高度依赖间接税，并采用差别税率；另一方面，直接税累进性很强，免税与特惠范围相当广，使税制体系错综复杂，难以有效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持续扩大的预算赤字难以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弥补，也迫切要求建立有效的税制。
(一)引入增值税制度，辅以选择性货物税，区别对待必需品和奢侈品
税制改革前，印尼国内间接税主要有：贯穿生产阶段的周转型销售税，对烟草、啤酒和酒精类饮料等限制性商品征收的产品税和各类印花税。这3项税收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11％，税率复杂多样，销售税的税率在1％－20％之间，各种税收豁免泛滥，对财政贡献很小。1983年改革间接税体系，实行税率统一为10％的增值税，在消费阶段征收，国内消费的商品除个别外几乎没有免税和低税率待遇。但是，未加工的食品和其他未经加工制造的主要商品不在征税之列，保护了穷人的利益。菲律宾也采用了10％税率的增值税。在泰国，增值税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新加坡在80年代依然采用零售销售税，但1994年也进行了以建立商品服务税(即增值税，税率为3％)为中心的税制改革。
(二)降低所得税税率，同时削减优惠，扩大税基
旧税制采用税率较高的累进性所得税，同时提供了许多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免税和特惠规定，不仅导致普遍的不公平感，而且使各类经济活动、投资和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真实税负差别很大，影响了经济主体的决策。另外，东盟为吸引外资和保留人才，也相应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如印尼从10％－50％变为15％－35％，菲律宾从5％－60％降至1％－35％。在公司所得税方面，印尼从20％－45％降至15％－35％，马来西亚从45％降至35％，新加坡从40％降至31％。泰国虽曾提高税率，但1992年减征了个人及公司所得税。菲律宾1998年的税制改革继续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1998年从35％降为34％，1999年降为33％，2000年起降为32％。
为弥补财政收入减少的缺口，相应扩大了税基。主要是削减原有的扣除和豁免，对附加福利和资本收益课税，对自由职业者、农民、商人等难以征税的群体推行估算制度。例如，印尼将附加福利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并限制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优惠。同时为增大公司税税基，削减对企业的税收鼓励，又将国有企业收入包括到税基中。菲律宾对分公司的汇出利润税，1998年由原来的按扣除费用后计征改按扣除前计征，同时实行最低公司所得税制度，按税法计征的应纳税额占营业收入额不足2％的按2％缴纳。
(三)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协调一致，消除对股息的双重课税
股息的重复课税问题，表现在对公司所得课征公司所得税后，又在公司股东取得股息后课征个人所得税。这种重复课税使经济主体对企业组织形式和融资手段的选择受到扭曲，社会遭受无谓的效率损失。东盟主要利用差别税率制、股息扣除法、股息所得免税法、股息所得扣抵法等将股息与其他收入合并课征，来消除重复课税。
(四)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税制改革
东盟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纷纷采取各种政治和经济措施以挽救经济，在财政方面实行增税减支的紧缩政策，同时也对包括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的关税和投资收益课税等降低税率。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并向IMF求助的东盟国家，税制改革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框架内进行的，其核心内容在于开放国内市场，减少政府对民族工业的保护。
泰国在金融危机后及时调整税收政策，一方面提高汽油及一些奢侈品的税收，如规定每升汽油增收1株，啤酒增收3％，同时提高皮革服装的进口关税；另一方面，调整进出口税率，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从1998年1月1日起，将塑料、黄豆的关税由40．5％和5％降低为35．25％和3％，停止向海外上市公司征收15％的资本利得税。印尼的重要涉税措施有：暂免大豆和部分船用设备的进口关税，降低具有出口潜力的商品出口关税，把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由10种扩大到18种；取消对亏损严重的国营飞机制造厂和国民汽车项目的税收优惠。
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小、宏观和微观经济基本稳定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制改革，偏重于通过减税优惠，扶持本地区家庭与企业渡过困境。
四、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别较大，但其税制改革基本符合国际税制改革的总趋势。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目标是：不管公司的组织形式如何，都对利润征税；降低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实行综合税制；将资本利得并入所得税税基；接通货膨胀率调整所得税和利润税的税基；用增值税取代各种销售税；使利润税税率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相等；将利息收入也纳入所得税税基；协调所得税和利润税，以制止企业增加债务融资的倾向。
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致力于改变税收结构，转向对消费课税；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同时扩大税基；税收征管具有显著的变化；强调税收的效率和中性；在公平方面，更强调横向公平而不再是纵向公平；减小税收的扭曲；鼓励自由市场活动。在具体措施上，主要是开征增值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的税率，拓宽所得税和利润税的税基，随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建立税收征管制度，适当降低关税。这些税制改革经验，与我国前一阶段的税制改革相似，并对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针对许多企业为偷税和避税而有意造成假亏损或转移资金等情况，我国可参照墨西哥等国经验，对企业开征资产税作为所得税的补充。以企业实际资产价值为税基，税率可定为2％，当企业因亏损而不缴纳所得税时，则缴纳资产税；当企业有盈利要缴纳所得税时，可以抵掉以前缴纳的资产税。或参考玻利维亚的做法，征收推定公司所得税，对公司净值征收，每年评估一次，税率可定为1％－3％。
——在扩大税基、规范税率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努力实现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一致，使个人所得和企业所得负担大致同等的税收，并避免股利等所得的双重课税。在社会公平方面，更注重横向公平，以“大致的公平”取代绝对的纵向与横向公平。提高个人所得税免税额，减轻工薪收入纳税人的税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即将加入WTO，对外投资增加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所得税应转向综合所得税制。
——建立在通货膨胀时期避免实际税收收入减少的制度。比如可以建立预付制来征收企业所得税；缩短评定期和纳税申报期，提高纳税的频率；实行税款支付指数化，在计算税款时，计账单位不用法定偿付手段，而是用一种可根据物价指数调整的财政或税务计量单位。通过这些财政保护制度，可避免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蒙受税收损失。
——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实行全面征收原则。即无论什么行业，只要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劳务，就要缴纳增值税，以降低纳税人避税和逃税的机会，并尽可能减少增值税税率的档次。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增强增值税的中性，简化对小额纳税人的管理。
关键词： 会计指数；经济影响力；强化措施；意义；效果
于社会经济和国家发展来讲，会计指数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探析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佐证数据。于会计体系本身的发展来讲，强化会计指数研究是强化会计系统，完善会计体系框架，优化国际影响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手段。本文之所以提出会计指数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会计指数研究的需要以及会计体系对会计会指数研究的需要。
一、 会计指数概述
会计指数的产生基于现代经济发展和会计需求与传统会计不符的基础之上，主要针对一些传统会计无法解决的、难以量化的会计因素。如今，经济全球化变化越来越明显，各国家、各类型、各地区的经济交融在一起，企业财务不仅受到了不同资金类型的影响，还会受到各种非经济与非资金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都是传统会计无法概念化、具体化的因素，因此，就需要一个新的系统对这些因素来进行概括和具体化，这就是会计指数。会计指数用以量化和分析非则务性绩效与市场估值之间存在的关系，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具有“完善财务管理信息链条”的作用，解决了传统会计在搜集和分析财务信息与财务影响因素不足的问题。简言之，它的作用就是为需要的对象提供更加全面的财务分析、经济指数、经济状况分析以及社会经济对于对象的影响。
会计指数产生于社会需求之上，是一项具有实际效应和实际需求的科学研究。未来经济发展于企业生存将会更加依赖于会计指数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成果，而会计指数本身也将不断的深化和完善。
二、 增强会计指数研究的重大意义
会计指数的诞生和研究完全迎合了社会的实际需求，也可以说，它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从实际的使用和研究效果上来看，增强会计指数研究具有以下四点重要的意义：
（一） 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如今，我国的经济几乎已经达到了全面开放的程度，除了一些战略性物资和科技没有形成完全的对外开放以外，在其它方面的开放的程度都比较高。这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来自于全世界各类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作为企业，需要一个全面分析财务影响因素的方法，而对于国家来讲，更是需要一种可靠的手段解析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会计指数的产生和研究正好能够满足二者对于经济分析的要求，它拥有一套科学化的理论系统和时效性的研究分析手段，经济分析流程十分严谨，且符合实际状况，能够提供最为真实、全面、有效的经济资料。这种系统性、客观性的分析手段正是企业和国家所需要的，从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更加离不开会计指数。
（二） 加强经济管理
这里的经济管理主要是指我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府管理国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管理经济，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来讲，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将永久性的持续下去，作为管理者，必须要不断的进行职能优化，强化自身的管理实力，且能够拥有一套科学完善的管理系统，准确判断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分析市场经济发展实况，采取正确的调控手段，扶持经济发展，保障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会计指数能够满足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诸多需求，它区别于传统的会计，对于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分析更加的全面、准确，且尖锐，毫不夸张的讲，它对于经济的分析能力具有“一语道破”的效果，分析市场经济动向和各国经济形式能够做到稳、准、狠，是政府加强经济管理的一把“利剑”，除了维持市场经济的公平性、稳定性之外，还能稳保经济的增长，预防经济风险。
（三） 增强会计的社会影响力
如今，会计指数已经成为各企业、单位用以分析内部财务和外部经济状况的重要手段。它能够分析到更深层次的经济状况，它的分析结果也更具前瞻性和准确性。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指数于企业、各单位的影响也直接转化和表现为了对于社会的影响。简单叙述，就是说，会计指数的强化研究和不断完善增强了会计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的凸显了会计对于整个社会系统的价值和作用。
（四） 多方位促进经济发展
基于传统会计体系发展起来的会计指数，拥有了强大的理论系统作为支撑，它以现代经济发展作为研究背景，更加贴合实际需求。除此之外，它具备独有的分析方法和转换手段，分析思路清晰，对于经济发展与转变更具参考作用。如会计指数中的企业投资价值，它重于分析企业开展项目投资的价值评估，综合分析了项目投资的利与弊、风险和效益的评价和对比等，这样分析数据能够为企业的项目投资提供可靠的信息。同理，对于国家机关、事企业单位等部门来讲，会计指数分析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会计指数能够解析历史、分析当下、探析未来，它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它所提供的资料也是全方位的。研究会计指数不断的为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提供信息。量化的数据、具体的经济指数等都是现代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到的元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直观的窥探到经济动向。会计指数于社会企业、国家以及自身的影响已经不知不觉的转化为各类型经济影响力量，正在从多个方向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 推进会计指数研究
推进会计指数是社会各企业、单位的需要，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会计指数研究，继续扩大会计指数的社会影响力和对经济的指导作用。推进会计指数研究有如下几点措施：
（一） 会计指数研究需要开设专门课题
课题开设是任何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必要手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细化研究对象，将研究内容具体化，有利于形成系统化的研究理论。开设研究课题能够加快解决会计指数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让被研究对象更加的透彻、深入。加强会计指数研究必须要开设专门的课题，针对解决会计指数实际运用中的问题，发展和创新新的内容，开拓研究方向，它能够保障会计指数的可持续化发展，稳固其实效性，继续深化和扩大会计指数的价值。开设专门的课题则主要根据会计指数在实际运用当中的难题、现代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原有理论系统的缺点和漏洞来进行，不断的弥补会计指数的不足之处。
（二） 会计指数研究设置研究机构
专门的研究机构具有专业性、对口性，更具研究实力。专门的研究机构从事会计指数专业研究，拥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充足的科研人才，能够持续性的对会计指数进行研究，不会因其它所示终止研究。充足的资金、高水平的人才、完善的设施设备能够保障会计指数研究的硬件实力和软件实力。因此，需要设计专门的研究机构来从事这一项研究，不断的更新会计指数理论系统和实用方法，长期为国家、企业单位等提供科学先进的理论系统和分析方法。
（三） 会计指数研究发表学术研讨成果
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集众人之智慧才能够为会计指数研究蓄积能量，加速会计指数的更新。加强学术研讨和交流，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学术研讨会，发表优秀的研究成果，集众人之所长，推动科学发展，集中研讨交流学术成果、共享研究果实，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才能不断的推动会计指数研究与发展。
四、 具体影响力的有效分析
会计指数投入使用多年，从众多的运用效果来看，会计指数的价值是明显的、积极的、重大的。它对于社会经济一直发挥着“正”的影响力，一直在贡献者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创新和研究会计指数以来，国家经济出现了一些变化。总体而言，会计指数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
（一） 加强会计指数研究能够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
传统会计系统下，我国经济发展所以来的会计数据比较单一，大都是经济一类的数据，缺少对于非经济因素的分析，例如政治、文化等，并且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得不到科学资料的支持。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创新了会计指数，能够全面分析经济影响因素，政府的计划经济也转变为了宏观调控、维持经济市场秩序，现如今我国紧急发展速度迅猛，而且增长速度快，经济形势多样化，世界各国经济都与我国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这里面也有会计指数的功劳。它为市场经济发展、国家的宏观调控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数据资料，如：国家从税收中了解社会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探析整个国民经济，这都需要依赖于会计指数。会计指数研究的影响力之一就是加快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
（二） 加强会计指数研究能够为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前提保障
经济管理是国家对于领土内各经济载体、经济系统以及经济体系的管理。我国政府于经济的管理既要实施宏观调控，又要放手让经济遵循科学规律发展，在某个时刻，二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经济指数为国家宏观调控决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提升了国家经济管理的准确度，有效的缓和了宏观调控和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因而，会计指数的另一影响力就是为经济管理提供了全体保障。
（三） 加强会计指数研究能够有效提升会计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在对外开放之前，人们对于会计从业人员以及会计体系的理解仅仅是计算账目、核对盈利等，如今的会计却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学科系统，会计从业人才囊括了财务管理、经济分析师、金融人才等各个岗位，会计成为了经济分析与管理人才的代名词，这都得益于会计指数的创新和发展。当前，无论是会计从业人才，还是会计体系，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利用会计指数获取经济利益，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此微小的影响聚集在一起，则成为了会计对于社会的影响。
（四） 加强会计指数研究能够有效提高我国会计的国际影响力
会计指数研究为我国经济体系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影响也日渐强大，众多的国际团体、学者开始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展开研究。当然，其中也不乏投入到我国会计指数研究当中的目光，更多的国家和团体通过研究我国会计指数的发展更新了自身的会计体系，吸收了我国会计指数发展的优势和成果。自此，我国会计在国际当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结束语：
会计与会计指数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会计指数的研究和发展完善了会计体系，提升了经济管理水平，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未来，还应该继续加大会计指数研究投入，不断的更新学术内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不断的优化会计指数系统，通过引进人才、培育人才、加强教育、增加科研投入等办法，提升我国会计指数研究水平。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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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指数；价值创造会计指数；行业评价会计指数
我国正在构建的充满活力的会计体系，其中作为核心“图谱”之一的会计指数尤为引人瞩目。作为直观、生动地揭示经济运行态势，为经济决策提供“风向标”、“监测仪”和“预警器”作用的新指标体系，会计指数的研究是我国会计工作拓展新思路、谋求新发展的新起点，是促进会计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举措，也是我国会计从业人员为世界会计行业所做的新贡献。
1 着眼全局，充分认识会计指数的重大意义
会计信息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决策，所以我们应该重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作为会计人员需要提炼出能够帮助企业做出正确决策的会计信息，政府也能够通过这些信息来把握经济发展的宏观方向，提高地区经济的发展。作为政府和企业应该支持提升会计的决策，这也是会计工作人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国家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会计信息指数体系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当前时展的必然要求，下面我们就对研究会计指数的需求进行分析阐述。
1.1 会计指数的研究，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企业能否获得高质量的信息资源与其是否得到快速发展有很大联系，也就是说没有可靠真实的数据就没有科学的决策，企业也就无所谓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提高对信息资源质量的重视，为企业的科学管理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借鉴。针对于其他的信息来源，会计信息有其自身的特点以及研究方法，具体表现在填制凭证、登记账簿、编制会计报表等等，科学的会计指数研究方法能够有效地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科学性、全面性。在企业会计信息编制中使用会计指数研究，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的整体质量，更好地发挥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1.2 会计指数的研究，是加强经济管理的需要
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科学调整，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及时掌握宏观经济发展情况，进而推出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其运行情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会计工作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反映和监督功能，同时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法，能够真实的反应出企业的财务情况。对会计信息编制的会计指数是企业财务信息情况的真实反馈，成为了企业进行科学决策的参考方面。通过对会计指数研究的深入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宏观经济发展的变化，进而判断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合理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各地区经济的有效发展。总之，通过对会计指数的科学研究，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增强宏观调控的真实性、科学性，实现我国经济更好地发展。
1.3 会计指数的研究，是构建协调统一的中国会计体系的需要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会计行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能够更好地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以建设中国特色的会计体系为发展目标，这既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特征，而且也存在自身的特色。为了进一步贯彻科学发展观。国家财政部通过对具体的会计工作进行研究并对存在的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出了科学的会计行业发展战略，同时把全面发展会计制度、内部控制、人才评价等工作作为会计工作的重点，通过科学连接各个子系统能够更好地为会计工作发展积蓄力量，同时也能够形成相互促进的衔接有序的中国会计体系，为我国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凸显出会计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会计指数是会计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会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通过对会计指数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发挥出会计信息的保障作用，会计信息管理的提升作用，为未来的会计工作探索出一条更新的路子。
1.4 会计指数的研究，是提升我国会计在国际上影响力的需要
我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会计作为反映经济活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理应走上国际舞台，扮演其应有的角色。近几年，我国推进的会计审计改革、领军人才培养、内控体系建设及可扩展商业语言，得到了国际国内的充分肯定和广泛好评，中国会计行业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而在会计指数的研究方面，我们更是走在了国际同行的前面。
1.5 会计指数的研究，是增强会计社会影响力的需要
当前，收集到的会计数据大多数情况都只是被用来做单个企业的财务情况分析，基本不用来做整个行业的经济情况分析，但是单个企业是整个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情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发展。为了弥补会计数据的不足，我们应该对整个微观会计数据进行科学提炼，进而能够通过这些会计信息了解到整个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帮助做出科学的经济决策，提升整个会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2 集思广益，合理构建会计指数的研究框架
立足于基本的会计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充分借鉴指数编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利用公司会计信息与科学的统计方法，可以尝试构建基于企业会计信息的一套指数体系，这个指数体系包括综合反映企业经营对宏观经济综合贡献的价值创造会计指数，评价某一行业内企业整体运行情况的行业评价会计指数，以及分析单一企业股票投资价值的企业投资价值会计指数。
价值创造会计指数是利用企业会计信息编制的反映企业经营对宏观经济综合贡献，进而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数。该指数体现了宏观经济运行中微观企业的价值贡献，通过考察该指数的变化，可以直观地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化趋势。这一指数又可细分为价值创造额和价值创造效率两个指标，对价值创造额进行构成分析，可以反映股东、政府、员工及债权人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分配关系及其变化趋势，为国家制定分配及税收政策提供依据，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对价值创造额和价值创造效率分经济性质进行分析，能够对不同经济性质企业之间的价值创造能力和价值创造效率进行对比，从而为国家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非国有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对价值创造额和价值创造效率进行细分行业分析，可以反映不同细分行业受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程度，揭示不同细分行业的经济运行特点，为国家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文章的细致阐述我们了解到会计指数研究已经成为了会计工作中的重点开拓领域，也成功地说明了它是提升会计工作质量、帮助企业会计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会计人员，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会计指数研究工作，在具体的工作中采取积极主动、认真务实、创新的工作态度，扎实地做好会计指数研究工作，更好地促进当前经济的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收益。
《萧山市志》记述非公有制经济把“事以类聚”作为宏观谋篇的基本思路，以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主线，以农业、工业、贸易业、服务业等篇目为重点，相关编章节无题小序概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端、变化和现状，采取设置篇目、配置数字统计表格和随文记述相结合等形式记述非公有制经济。这种以无题小序为纲，构筑“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基本框架，与编章节无题小序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规模、效益等各个角度和不同侧面，全面展示萧山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将非公有制经济融入《萧山市志》相关篇章节目，使人感到萧山的非公有制经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发展，发展脉络清晰。
(一)设置篇目
1.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
(1)设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节。工业编在经济成分章下设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节。
(2)设对外和港澳台经济贸易编。下设利用外资和港澳台资、对外资和港澳台经济技术合作章等。利用外资和港澳台资章下设招商引资、直接投资、间接投资3节。对外资和港澳台经济技术合作章下设劳务输出、承包工程、境外企业3节。
(3)设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编。1993年5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浙江省县(市、区)级行政区划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全国4个县(市)级行政区划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为体现志书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设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编，与对外和港澳台经济贸易编并列。该编设招商引资、园区工业、科技创新等5章。园区工业章分别记述了外资(含港澳台资)合资项目、外资(含港澳台资)独资项目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出口创汇、名优产品及企业选介。在科技创新章记述了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科技项目、新产品开发、专利技术、科技成果和技术改造等情况。
(4)设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登记目。经济管理编工商行政管理章在企业登记与管理节下设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登记目。
2.私有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
(1)设节。农村农民农业编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章的节下设大田联产承包、山林联产承包、水面联产承包3个目。
(2)设私有工业节。工业编(初稿)下设经济成分、乡镇企业、私有工业章。工业编(初稿)评议会认为，不宜设私有工业章。理由是私有工业章与经济成分、乡镇企业两章中都有重复;如果经济成分章不设私有工业节的话，那么经济成分章就缺少要项;乡镇企业是时代的产物，又不能不设乡镇企业章。评议会决定，在经济成分章中设私有工业节。
(3)设个体、私营商业节。国内贸易编在经济成分章下设个体、私营商业节。
(4)设个体户登记、私营企业登记两个目。经济管理编在工商行政管理章下设企业登记与管理、个体户登记与管理等节。企业登记与管理节下设私营企业登记目，个体户登记与管理节下设个体户登记目。
(5)设农业科技示范户目。科学技术编科技应用章在农业科技示范节下设农业科技示范户目。
(6)设中医世家目。卫生编医疗技术章在中医节下设中医世家目，分别记述竹林寺妇科、何家桥伤科、华氏内科、戴村茶亭伤科、潘氏儿科、章氏眼科、韩氏儿科、马氏妇科和孔氏儿科的出现、发展和现状。此外，教育编在教育改革章下设民办教育节，记述有家庭幼儿园、民办非学历教育、私立学校等内容。卫生编在医疗单位章下设私人诊所节，记述私人诊所的出现、发展和现状。
(二)配置数字统计表格
为了全面反映萧山市志上下限时间内的各个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在各行业、领域的经济总量，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在各行业、领域所占的比重，根据《萧山市志》篇目记述内容的需要，配置不同指标的数字统计表格。
1.反映萧山非公有制经济总量数字统计表例如:1996年萧山农村50亩以上土地承包户情况表，记述内地、围垦和农林场的农户承包数量、承包面积、粮食任务和农机配套(收割机、拖拉机、翻耕机)、承包规模(50～99亩、100亩以上)，以及外来户承包户(承包数量、面积、粮食任务);1996年萧山农村内地50亩以上土地承包户情况表，记述萧山市每一个乡镇的农户承包数量、面积、粮食任务和农机配套(收割机、拖拉机、翻耕机)、承包规模(50～99亩、100亩以上)，以及外来户承包户(承包数量、面积、粮食任务)。又如:1985～2000年①萧山批准“三资”工业企业情况统计表，记述了每年批准的“三资”工业企业的数量、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协议利用外资和累计批准的“三资”工业企业的数量、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协议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及当年增资工业企业数量。再如:1988～2000年萧山市当年批准“三资”企业情况表，记述“三资”企业数量、总投资、注册资本(中方、外方)、协议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嫁接企业、增资企业;1988～2000年萧山市各行业当年批准“三资”企业情况表，记述1988～2000年期间各行业当年批准“三资”企业数量;配置1988～2000年萧山市累计批准“三资”企业情况表格，记述累计批准“三资”企业数量、总投资、注册资本(中方、外方)、协议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情况。还有:1991～2000年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情况表，记述自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以来每年招商引资的外资(含港澳台资)的项目、投资总额、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的情况等。
2.反映非公有制经济在萧山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数字统计表例如:1985～2000年萧山工业各经济成分企业主要指标表，记述了私有工业企业的数量、从业人数、工业总产值、税金总额、利润总额、亏损企业亏损总额;2000年萧山市各经济成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记述了私营工业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数量、从业人数、年末资产(固定资产原值、所有者权益)、经营业绩(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税金总额、利润总额)。又如:1985～2000年萧山各经济成分商业网点(机构)情况表，记述个体、私营经济的网点数量和从业人数;1985～2000年萧山各经济成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表，记述个体、私营经济的零售额及占萧山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再如:1993～2000年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统计表，记述外资(含港澳台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总额、税金总额。还有:1985～2000年萧山企业登记在册数量统计表，记述1985～2000年期间私营、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登记在册数量。
3.反映非公有制经济分类(分布)统计表例如:1988～2000年萧山市“三资”企业外商投资者分布情况表，记述来萧山投资各个国别在1988～2000年期间的投资家数。又如:1987～2000年萧山市批准“三资”企业按经营形式分情况表，记述1988～2000年期间当年批准数量，其中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的“三资”企业当年批准数和累计批准数。再如:1991～2000年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项目的分类表，记述外资企业(含港澳台资企业)的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数量;2000年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千万美元以上企业表，分别记述每一家外商(含港澳台)投资千万美元以上企业的投资国别、投资方式、总投资、注册资本、协议利用外资、合同利用外资、批准时间等。
(三)随文记述
在《萧山市志》下限时间，萧山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已基本完成改制，非公有制经济全面发展，除专门设置编、章、节、目记述非公有制经济外，更多的是以随文记述的方法记述非公有制经济。如“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绝大多数是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经营，少数是港澳台经济和外商合资经营。所以“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基本上记述的内容是非公有制经济。由于《萧山市志》随文记述非公有制经济的内容较为普遍，因此仅举私有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各1例:
1.私有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居民服务业节中的美容美发目记述有:“1988年，萧山的美发开始与美容合为一体。是年，创办琴美美容美发屋，主营新娘化妆。后个体美容美发陆续增加，但规模较小，以家庭经营为主，少数业主带有徒弟。”
2.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居民服务业节中的洗烫服务目记述:“1993年10月，萧山开元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与香港艺康实业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萧山之江清洗有限公司，总投资30万美元，其中香港艺康实业有限公司出资7.5万美元、萧山开元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出资22.5万美元;主要设备从美国、英国和丹麦进口的15KG干洗机1台、100KG水洗机4台、23KG干洗机1台、烫平机1台;从业人员30人。”(四)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主要有示意图(按图形分有曲线示意图、条形示意图、圆形示意图和塔形示意图4种)、附、人物名录等。1.曲线示意图。例如:1985～2000年萧山个体户登记在册数量曲线示意图，记述1985～2000年期间个体户登记在册数量的发展变化情况。2.设“附”。例如:私有工业节后设3个“附”:《萧山私营工业企业抽样调查》《萧山私营工业企业经营者访谈录》《萧山私营工业企业管理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地记述了萧山私营工业企业的总体情况和私营企业从家长式管理到家族式管理，再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及业主的创业目的、如何创业、创业资金、生产资金、生产经营、发展原因、最大挫折、主要困难、从业人员情况(包括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又如:对外和港澳台经济贸易编利用外资和港澳台资章后设附:《萧山市在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再如:对外资和港澳台经济技术合作章境外企业节后附:《万向集团美国公司》。
3.人物名录。如科学技术编科技应用章在农业科技示范节农业科技示范户目后配置《1998～2000年萧山市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先进户名录》，记述每一位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先进户的户主姓名、所在地和农业科技示范类别。农业科技示范类别有主体农业、畜牧、水产、林业、特产。
采取分散记述方法记述非公有制经济需要注意的问题
非公有制经济涉及面广，又是无主管部门。所以，在记述非公有制经济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较多。从萧山市志记述非公有制经济的实践看，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统计数据的来源(使用)。统计数据的来源渠道和正确使用，决定记述非公有制经济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法定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采用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①采用企业的时点、时期统计数据，其指标定义、数据含义等都需清楚、准确，不错用、滥用。
(二)非公有制经济的成分(类型)。弄清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成分、工商登记企业类型，才能全面、完整记述非公有制经济。凡下限时间在2004年前的第二轮志书，记述工商登记注册的非公有制企业类型有: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记述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成分有:私有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②。凡下限时间在2005年后的第二轮志书，记述工商登记注册的非公有制企业类型有: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③。记述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成分有:私人控股(私人绝对控股、私人相对控股)、港澳台商控股(港澳台商绝对控股、港澳台商相对控股)、外商控股(外商绝对控股、外商相对控股)④。
【关键词】中国台湾；东莞；上海；深圳；南京；智能制造产业；综述
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战略是以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为核心，实现数字制造与个人制造相融合的“再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将带来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的深刻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对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强。那么，在新一轮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升级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各地的发展近况如何？为此，本文选择中国台湾、东莞、上海、深圳、南京这5个中国制造业发达的先进地区，对其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近况进行阐述，以期透过这5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地区，来更好地了解我国在新一轮世界“再工业化”备赛中的表现。
1东莞
东莞向来是制造业重镇，也是“广东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2019东莞智能制造工业总产值达310亿元。东莞不仅具有雄厚的智能装备产业基础，也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先行市的典型代表。凭借多年积累的制造业全产业链聚集优势，东莞智能装备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目前东莞已经拥有智能装备企业400余家，从业人员约55000多人。这些企业在虎门、长安、松山湖、大朗等区域逐渐汇聚成了智能装备产业集群，东莞近5年智能装备产业年均增长率74.09%。涉及数控加工机床，大中型企业应用ERP或CRM，制造类企业应用CAD、CAM、CAE以及机器人装备等十多个行业。东莞目前工业机器人领域企业有200余家，不仅拥有拓斯达、艾尔发、伯朗特等快速发展的本地企业，还引进了一批包括西门子、大连机床、李群自动化等国内外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机器人龙头企业。作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先行市的典型代表，东莞鼓励企业大范围进行“机器换人”。2019年，东莞减少用工近5万人，新增设备30000多台，机器换人的项目有900多人，单位劳动成本下降11.05%，产品合格率从92%提升到97%，劳动生产率提升1.66倍，工业技改投资额及增速均在珠三角排名第三。
2上海
上海正在着力布局、打造智能制造发展集聚区。一方面，上海依托临港区域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正在建设临港国际智能制造中心，希望将临港打造成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另一方面，上海还在努力将浦东金桥、宝山顾村等区域打造成智能制造装备服务产业的研发、生产和系统集成高地，并建成国内首个机器人“创客空间”。目前，上海基本形成以政策为引导，以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为主线，以示范区辐射为带动，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界都积极参与的智能制造发展格局。上海推进智能制造的发展在不同细分领域均有呈现。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形成金桥开发区和康桥工业区引领“2+X”的产业区域布局。在数控机床领域，上海的数控机床从铸造、加工、热处理、冷作、油漆包装到各类机床零配件、附件、刀具以及数控系统等都能实现自主供给，不仅品种规格比较齐全，而且拥有非常完善的配套能力，目前产品结构朝产业高端方向发展。在3D打印、耗材方面，一些企业如上海联坤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除了具有PLA和ABS等普通3D打印材料的生产能力，部分机构也在特种3D打印上进行一些尝试；服务端，一些3D打印创新应用服务商应运而生。上海3D打印领域的上中下游产业链逐步完备。
3深圳
亿欧智库的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20强数据，其参考指标包括企业规模、政策基础、学术基础、产业基础和资本环境五个维度。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领域，深圳位于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深圳目前正在重点发展数字化网络设备、机器人、新型材料等11大领域。自2014年以来，深圳市每年会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2015年深圳开始启动新一轮技术改造，2019年深圳全市技术改造投资规模总量达520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比重提达40%。深圳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2019年，深圳机器人企业数据量达到794家，工业增加值超过500亿元。目前深圳装备制造业领跑全国。无人机、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产业发展迅猛，大疆、光启、优必选、柔宇一电科技、大富科技、日东科技、大族激光等一批企业已成为深圳先进制造业的新兴力量。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深圳智能制造的产业方向正在逐渐向技术壁垒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把控上聚焦。比如针对视觉系统的产业链布局、算法公司、视觉模组公司与硬件企业的协同研发等，使得深圳“智造”进一步迈向智慧化。深圳还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在珠三角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方案中，深圳成为电子信息、汽车和机器人的示范区。在2018年底确立的“9+2”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中，深圳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粤港澳大湾区的成立对金融、服务和贸易产生巨大影响，香港的高校在全亚洲地区都是顶尖的，研究力量很强。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GDP最高，深圳超过广州位居第二，深圳出现高端人才净流入的大好人才红利。
4南京
南京正全面实施企业制造业装备升级计划以及企业互联网化提升计划，布局工业机器人、3D打印等智能制造技术领域，加速推动产业链从“制造”的低端向“智造”的高端升级，努力实现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根本性转型。为鼓励企业坚持创新研发和技术改造，南京正在深入实施“双百工程”，每年重点抓100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和100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根据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南京全市工业重大投资项目56个，当年完成投资669亿元，占重大项目投资的24.0%，其中八成以上都是先进制造业项目。南京自2014年便开始推进智能工厂示范城市建设，启动了50家智能工厂的创建工作，目前在关键基础零部件、智能仪器仪表、高档数控机床、智能专用装备等领域都有代表企业。2019年，南京装备制造业在全省排名第三，实现销售收入7200亿元，占全市工业板块的45%。其中，南京智能装备产业销售收入达680亿元，占整个装备制造业的10.3%。近些年来，面对工业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在研发上自主创新，在抢市场上抱团发展，已成为南京市制造业企业的发展特点。如，近几年，南京市开始以浦口开发区作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致力打造百亿级的“金陵硅谷”。总投资达130亿元的自主示范线——南京市轨道交通项目宁天城际轨道线，几乎全部用的南京轨道交通产业自主的技术和产品。卫星导航产业也是创新研发、“组团”发展的典型，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南京）产业基地，作为北斗产业的重要载体，集聚了卫星通讯及导航相关企业60多家。
5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自动化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从19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很好的基础。中国台湾智能制造历经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及创新密集产业等发展阶段，几乎每十年有一阶段性重大转变。第一阶段约自1971年至1980年，应用PLC发展PLC机械设备智能制造，由全人力作业进展至半自动智能制造，以增加产量；第二阶段约自1981年至1990年，应用CNC发展高精度智能自动化生产制造，即运用数值控制设备，由半自动进展整线生产，提升生产效率与质量；第三阶段约自1991年至2000年，企业管理及制造e化，生产信息由纸本作业进化为电子化及时掌握，达到企业资源有效应用；第四阶段约2000年至今，进入智能制造集产业阶段，将专用机大量生产推展至具有讯号感测、资料处理、智能决策、作动控制等智能机器人应用，发展智能生产制造系统。中国台湾智能自动化产业发展带动10个重点产业，并带动中国台湾产业导入智能生产制造风潮，目前已有鸿海、和硕、广达、群创、台达电、研华、上银、宝成等公司积极投入，有效带动智能生产制造产业链发展的基础。2018年中国台湾产业生产总额中，农业占比为2%、制造业占比为51%、服务业占比为47%。在就业人口方面，制造业就业人口300.7万人、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口约652.6万人，农业就业人口54.8万人。长久以来，中国台湾产值及劳动生产力指数之成长，主要是来自于制造业的贡献，但近年整体产业值成长趋缓，劳动生产力成长由6.55%下降至3.93%（下降40%），使得人均产值成长持平。在接踵而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因应高龄化社会工作人口递减的劳动需求，中国台湾智能制造发展重点如下：高值生产力：建构机械产业未来10年技术核心能耐，如精密量测，监控和远程诊断服务、中央监控系统、智能控制器制造与关键元件技术研发、应用IOT、BigData等技术；敏捷生产力：建立CPS系统、研发智能生产平台、研发整线生产平台、整厂输出，取得整线生产系统，智能制造工厂；人性化生产力：人机协同、设计与制造一体化，远端控管与排程、个人化服务设计、一指下单生产模式，达成产业结构转型创新技术；智慧商业营运：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建构个人化、行动化服务载具，创造网实通路整合商业服务，提升商业质量与效率；导入人机协同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产力；透过数字化、巨量分析、物联网、云端科技等技术，推动食品安全履历系统，让民众食得安全、安心；核心技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强调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跨专业领域合作是关键。
6结语
综上所述，一方面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核心的制造业改革正在风起云涌；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正在失去成本优势。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近年了多项政策支持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支持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框架已基本完成。以中国台湾、东莞、上海、深圳、南京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先进地区也清醒的认识到，高投入、高耗能的制造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因此也都在迫切推广智能制造，以期在新一轮的“再工业化”的竞赛中率先实现“制造业”向“智造业”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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