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3 1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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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进行此方面研究的学人在开展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进行相关的学科训练，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阅读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著作，是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二零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便是这样一部惠泽学林的方法论著作，全书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介绍，既有逻辑性，又有系统性，既有对文学思潮、批评视野、思维科学等理论层面的介绍，也有研究方法、学术伦理、论文写作等操作层面的评介，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全书分为十讲，第一讲是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概述，要言不烦地阐明方法论的概念，介绍方法论课程的功能、作用及特点。第二讲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编者在综述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分为四种类型：为兴趣、为致用、为求真、为自我完善。第三讲主要谈读书的方法，读书人人都会，但真正有效率“能吸收”的读书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掌握的，本讲编者总结出针对古代文学学科的读书方法，不仅具有极强地可操作性，而且层次分明，逻辑性强。首先，应该阅读有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与目录学相关知识的书籍，培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和相关文献的能力，此乃治学之基础。其次，精读本学科内的基本经典，古代作家作品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不读原典则研究无从谈起。再次，要阅读经、史、子及一些宗教学著作，自古文史哲不分家，古代文学研究是与邻近学科紧密联系、互为佐证的，如果对这些领域不了解的话，欲透彻了解深入研究古代文学，近乎痴人说梦。凡可称一代宗师的学术大家，都是各领域打通，以一种贯穿俯视的眼光治学的，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无不如此。最后，还要阅读古代文学领域的经典研究著作，可以借此了解研究现状、学习前辈的研究方法。编者在此处还不厌其烦地列出数十位学术大家的姓名，读者读书时按图索骥去查找相关著作即可，尤其于初学者大有指点迷津之功。第四讲、第五讲互为对应，分别介绍中学思潮和西学思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尤其可称赞的是第四讲中学思潮与学科研究，此讲以时间为序，分别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五部分来论述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注重历时性的梳理，极具系统性与逻辑性，此讲不妨可看作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学术小史。而在历时性的梳理之外，又有共时性的概括，比如在讲到佛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时候，分别介绍了佛教对古代诗歌、词、小说、戏曲、散文等十个方面的影响，这种分类，切实合理，易于读者掌握。第六讲探讨思维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第七讲介绍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第一节列举文献书目，尤以资料翔实宏赡见长，二、三节讨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学方法及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第八讲探讨思维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九、十两讲探讨学术伦理及学术论文写作。该书以问题立论，不尚空谈，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将宏观的考论与微观的考察相融合，不求像文学通史那样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而力求在创新的原则下追求实质性问题的解决。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导论》一书，有几个方面的特色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此书力避空谈，注重实际可操作性，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使学术研究有法可循。编者在第八讲分九节列举了九种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每种方法之下还有更细致的方法划分，又有具体学术案例的实证，使读者一目了然，有法可依。在讲到使用批判法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编者列举了两组非常规范的商榷文章，其一是莫砺锋先生与周裕锴先生关于“夺胎换骨”说的争论，其二是莫砺锋先生与李定广先生关于《唐诗三百首》中有无宋诗的争论，这两组文章确实是针锋相对，有破有立，而又都文采斐然，读来令人大有酣畅淋漓之感，确实值得读者仔细揣摩驳论文章的写法。
第二，这本书引述资料宏赡，多贴近当下学术前沿，无枯燥说教之感，编者亦在书中独抒机杼，不人云亦云。如第七讲中述及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时，提到班固《团扇赋》的断句问题，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团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系于赋尾。但编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根据《艺文类聚》所录班固《竹扇赋》诗判断《竹扇赋》并不是七言诗。虽有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将《竹扇赋》重新断句，但其断句仍有不通之处，编者在此显示了良好的学术眼光与修养，并没有直接采用他人重新断句的结果，而是细心分析，查阅诸多典籍，将《竹扇赋》重新校点，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此书还提到了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争论的《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书中详细列举了各方观点，使初学者得以迅速了解这场学术论争的来龙去脉，编者只陈述客观事实，并没有掺入个人看法而遽下定论，其审慎态度可见一斑。
第三，此书普适性强。虽然现在学界也有一些讨论词学或诗学研究方法的书，但其囿于一种体裁或一个时段，指导意义不是很大，而此书作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普遍适于古代文学学科的研习者使用。另一方面，此书并未固步自封，在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引进一些西方理论及现代研究方法，给人很大启迪。比如，在讲到研究方法时，既列举了传统的归纳法、比较法，又列举了较新颖的统计法和GPS与时空定位法，反映了编者与时俱进的眼光。
但此书也有白璧微瑕之处。首先，综览全书之后感觉无论是论述还是例证，其探讨的问题与资料中，唐、宋、清部分所占比重较大，而除唐、宋、清之外秦汉、魏晋、元明论述相对少一些，似乎不太均衡。其次，本书第一百四十页在提到著名唐诗启蒙读物《唐诗三百首》时，将其作者写作“横塘退士”，笔者查阅了好几个版本的《唐诗三百首》，包括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所处版本，“横”都作“蘅”，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字临西，无锡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著有《蘅塘漫稿》。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引用新的方法与理论去剖析重要的文学问题与现象，开拓了此领域的新路径，为古代文学方法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学术意义是巨大的。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研究 研究生人才 培养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1.1了解文献的整体脉络，引入目录研究。开始研究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应该对文献建立一个整体情况的了解、概述体系，掌握某一本书的流传情况和书写情况以及主要内容，作为开始研究的敲门砖，广大学者要有一定的目录学基础。古代文学研究需要的文献内容分散在各类书籍当中，如果将文献进行重新的整理，工作量巨大，也会占用很多时间。目录学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中的指示学科，是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指路明灯”，能够有效提高古代文学研究的效率，对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本好的目录学作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整理一本书创作的年代、背景、内容、流传情况以及作者的生平、经历、主要写作思想等基本知识，还能够让我们判断出一本书的真实情况，提供新的材料并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还能直接关系到鉴赏批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帮助研究者在众多书海中筛选出有研究价值的作品，让我们的研究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文献，特别是古籍文献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刻本或者抄本，在内容上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变化，改串、错版的情况屡屡发生，但在流传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一本好的目录学作品，还能够帮助我们筛选优秀的文献作品。
1.2增加质疑的意识。对待文献要有正确的选择态度，就文献本身而言，它只是参考资料的一种，文献考据也只是研究中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学问。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多源自一代一代的流传保存，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伪造、篡改的情况发生，例如被世人称为“诗仙”唐代诗人李白在去世之前并没有将平生创作的诗作固定成集，很多都是后人整理结集而成，元稹等李白后代名家都曾受到委托进行编撰李白诗集，在清朝编订的《全唐诗》纳入李白名下的作品也有数集，其中真伪需要结合李白当时的创作风格、创作心情等慢慢敲定。而在明朝对古书的篡改更是广为人知。古书文献中的一字之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没有可靠的文献版本进行参考，将让古代文学的研究进入歧途。因此，在研究中参考的古典文集一定要时刻怀有质疑的意识，有判断真伪的能力，特别是现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很多从网络而来的文献信息也存在纰漏，需要广大研究学者活取活用，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工作，为后人留下可靠的文献信息。
1.3对文献的准确解读。文献中的注释是对文章中内容的进一步解释，一旦发生偏差将会影响整篇文章的分析，即使是文献中的一个标点，对原作也会产生影响，标点的错误不仅影响断句，特别是书名、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也要严格遵守标点要求。为了提高古代文学研究的准确性，必须对文献文本资料进行正确的解读，要有精准的注释内容、标点符号等，通过校对完成文学准确性的把关。校对过程就是寻求文献全貌的过程，根据创作的环境、作者的境况进行整理，把一本书不同的版本和相关的文献进行比较、筛选，校正对错，尽全力整理出最接近原稿的版本。如果研究者参考的文献与原稿相距甚远的版本，在注释和标点等方面存在出入，那么得到研究的结论也必然远离原作的本意。因此，我们必须对文献进行精准的解读和校对。2.4重视文献学的历史地位。将文献学方法引入到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物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有着特殊的历史时代，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历史无法重演，凭空臆造的不是对文学的研究。因此，只能借助历史留下来的文献作品帮助研究，只有重视文献学的作用，肯定它的历史地位，在思想上转变对文献的认识，将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2、结语
这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传播的文学与文学的传播。从传播学的外延上说,文学传播学则是依照以传播内容划分出的特定传播种类,它是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文学传播这一传播内容种类进行考察、描述、说明、归纳和揭示等研究的学科,是传播学学科的分支领域。作为新的学术领域,文学传播学的开创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工程,因为文学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构成:仅就文学自身而言,从国别上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时间上分有古代文学和现代、当代文学;从表达方式上说有口头文学和文本文学;就文学题材说,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面对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工作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认识,曹萌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其文学传播学建设的奠基和突破点。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思考和学术战略鼓励下,曹萌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入手,展开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创建,因此,汇编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就成为这一学科开拓工作的先导性著作。在曹萌的主导下,他的研究生们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和现象,划分为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组织与制度、传播类型、传播思想、传播媒介、辅助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类项,然后以这些类项为基本标准,在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中进行甄别、发掘、钩稽,而后按时间排序加以编纂,就有了以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为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再对所汇编的资料加以特定的评点,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与评点》,该书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继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学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传播研究》。该著作选取中国古代几部代表性小说名著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受过反复学术煎炒的作品,实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从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和扩散范围,以及传播类型给予提炼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中西“会通”问题依然在延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面临新的学术转型。恰当而有效地认识、理解与阐释“半殖民性”命题，不仅需要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状态与情形进行再考察、再理解，还需要看研究主体应具备怎样的胸襟、气度与立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压抑、恐慌境遇中，是在被迫与无奈中学习、模仿西方文学。西方强势文明凭借武力的“大棒”和文化的“胡萝卜”，不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扩张，而且在宗教、语言、伦理、文学、艺术等各层面进行文化价值的推广与普及，用政治话语来表述，就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和平演变”。华勒斯坦认为：“普遍主义是作为强者给弱者的一份礼物而贡献于世的。我惧怕带礼物的希腊人！（TimeoDanaosetdonaferentes！）这个礼物本身隐含着种族主义，因为它给了接受者两个选择：接受礼物，从而承认他们在已达到的智慧等级中地位低下；拒绝接受，从而使自己得不到可能扭转实际权力不平等局面的武器。”③这种等级秩序和权力不平等，是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所遭遇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这一历史遭遇，往往给弱势民族国家带来颇难堪的精神后果，即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如果说随着弱势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作为民族创伤和文化创伤的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能在较短时段内得到较大程度修复；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克服，则因为文化变迁的相对缓慢而需要更为漫长的时光。如果说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能为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带来集体激励效应，使之知耻而后勇，那么，文化矛盾心理为其带来的实际效应，则相对复杂和隐蔽。在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文化矛盾心理及其反馈的文化两难选择，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华勒斯坦所说：“这种矛盾心理反映在许多文化‘复兴’运动中。在世界许多区域广泛使用的复兴一词，就体现出矛盾心理。在谈论新生时，人们肯定了一个先前文煌的时代，但同时也承认了那时文化的等而下之。”①从某种意义上看，如果说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关乎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调适与化解，则更关乎这些国家的自我选择。这是理解和阐释“半殖民性”所指涉的普遍主义和地方主义、现代性和民族性等元素在近现代中国呈现犬牙交错状态和复杂情形的一个研究前提。
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等命题，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逻辑分类和难以截然分离的认知模式。这一命题的两端，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我们从现象中提取普遍主义、现代性等概念，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纯净”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标尺。普遍主义和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区域现象。普遍主义不是生而就有，而是从地方主义扩张而来；现代性也不是匀质的和固态的，而是杂质的和流动的。英、美、法、德等现代民族国家所呈现的普遍主义与现代性，均有重要差异，只是我们很少有兴趣辨别而已。从更长远时段看，这种普遍主义和现代性，只是人类文明的盛衰在特定历史时空的一种具体展现。被迫、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抵制、拒绝这份“礼物”，其地方主义和民族性究竟能否存在，在全球一体化时代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如果加以充分吸收与借鉴，其地方主义和民族性不但有了彰显的机遇，假以时日还有可能在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成为新的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标杆。
需要警觉的是，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极易导致固步自封倾向，即强化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这固然可以昭示民族自尊心，也可能激励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但在某些历史阶段，更容易沦为专制者及其附庸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典型论调，莫过于特殊国情论。如果动机出于文化情怀和学理探究，其民族感情应予肯定；但如果出于利益掠夺与权力维护，其虚伪性与性就昭然若揭了。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的介入，所属国民秉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本土价值意识，应予理解与尊重，但不应成为抵制与抗拒的借口。学习与模仿，并不是一件令人羞愧与耻辱的事情。堂而皇之地享用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产品，却又以维护传统的名义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果实，是不是显得滑稽？鲁迅的“拿来主义”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只不过我们已经习焉不察。“拿来主义”不是实用主义手段，而是凝练概括了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时所应有的胸襟、气度和立场。日本堪称“拿来主义”的一个成功案例，它在充分吸收与借鉴普遍主义和现代性时，不但没有丧失文化的民族本性和地方主义色彩，反而从文明等级的低端快速抵达了高端。当然其民族根性中“恶”的一面，也实现了现代转换，这尤其值得引以为戒。弱势文明在扭转劣势、实现复兴过程中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而是固有文化结构中“恶”的因素沉渣泛起，尤其是“恶”以现代形式借尸还魂。在文化交流和学理探究层面探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可以通过鲜明的对比效应，凸显文化更新与复兴中遭遇的诸多具体问题。但如何避免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导致的价值偏离与情感抵触，避免文化情怀与学理探究沦为利益与权力的附庸，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半殖民性”，不是激活民族耻辱感、历史悲情意识，更不是强调文化殖民色彩，而是在学理和文化情怀层面，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碰撞与交融中如何实现“会通”。必须看到，“半殖民性”带来了民族耻辱感和历史悲情叙事，更给中国社会和文学带来了一个重大历史发展契机。在今天的历史境遇中，祛除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调适文化矛盾心理，更多关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会通”，是现代学术体系能否拓展、创新的一个更为迫切的命题。
二、在“会通”视野中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可能
逻辑分类和认知模式中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一般指向欧美强势文明范畴内的各种观念体系及其指涉物。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谱系看，欧美文学及其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场至今仍在变动不居的革命性变迁；这场变迁的模仿与学习色彩，迄今依然强烈；所谓“半殖民性”，即是对这场革命性变迁的实际历史状态与情形的描述与概括。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1）发源于欧美民族性和地方主义的文学及其观念，因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贡献了创造性经验与价值，而具有了普遍主义和现代性面目；作为欧美地方主义和民族性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呈现，它熔铸的是欧美世界的区域性文学经验与价值，并未充分容纳和吸收其他地方与民族的文学经验与价值；凭借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扩张，这种创造性价值与经验被赋予了模本和范型的作用与意义。（2）中国文学有着几千年的连续性和不间断性，文物典籍、文献史料浩如烟海，精神遗产和文化心理博大精深，无论在古典时代还是步入现代进程，都体现和蕴含着人类社会在一个特定时空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3）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抗争、对世界文学的借鉴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和当时文学实践的共存秩序中脱颖而出的；它实现了自我本质的确证，具有了“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后的自足性和独特性，初步孕育了自身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展开打开了历史之门。或许再过多少年，这些才能看得更为清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知识传授、塑造审美能力、宣传意识形态、增强社会凝聚力、提振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和学术史延展等功能和效用。这些都无法绕开一个基点，即对中国现代文学创造性经验与价值的挖掘、梳理、归纳、总结和阐发。因此，挖掘上述三个层面之间的差异、分歧和对立，有助于我们在对比视野中甄别和挖掘中国现代文学的自我认同与创造个性；但更应在比较视野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全面、细致地建构中外古今的“会通”机制与平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延展中，探究中国文学已有和将有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最近二十年，创新的焦虑与疲惫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创新能力普遍匮乏的一种具体体现。创新的实现，有赖于学术外部环境、学术内部事务和学术个体伦理意愿汇聚而成的合力机制能否发挥良性作用。但是，不能奢望有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外部环境后再去创新。如何在有限时空内，充分发扬学术个体的伦理意愿，重塑学术内部事务的动力源和创新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因此，在“会通”视野中发掘“半殖民性”的内涵及其表现，重新考察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实际历史状态与情形，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创新点。
“反思西方、回归传统已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时代话题”①。这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躬身自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与创新意愿，主要表现为：（1）反省西方文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改造与影响；（2）呼唤回归中国文学研究的本来状态，倡导建构民族诗学。在反思移用西方理论弊端方面，有的观点较为尖锐，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学观念、文体界限和文学创作方法，使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文体形式面临消失的窘境。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渐渐变成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固有的文学体系和价值范畴渐渐被抛弃”②。在呼唤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建构民族诗学方面，有学者认为：“构建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为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体系，发掘民族传统文学的人文诉求和发展脉络及价值，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③。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还从全局性研究视野，观照和归纳已有研究弊端：“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将古代文学现代化、将中国文学研究西方化、将文学研究政治化，是最值得反思的三个方面”④。这种反思与重建趋势，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学术针对性。我们可以从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中，得到一些启示：（1）从“半殖民性”视野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诉求，主要指向研究主体而非研究本体。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古代文学本身具有“半殖民性”；即使有，也是周边民族国家的文学遭遇天朝体系的强势影响而具有“半殖民性”，更何况殖民、半殖民这类术语特指资本主义文明扩张的一种现象。（2）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趋向的旨归，是恢复和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的本来面目，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半殖民性”的社会形态与情境中生长起来的，本身就具有“半殖民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体的相对“纯净”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体是一个古今中外文学融汇后的“杂质”产物；紧随其后的研究，更是主要依据西方的知识、理论和观念展开的；显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对研究主体与研究本体的双重梳理和甄别任务。（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反思西方”的趋向落脚于民族诗学建构，但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田园已经荒芜不可归，今人已经不可能用古典时代的思维和话语去再现古代文学的本真面目，民族诗学建构也不可能再局限于地方主义和民族性的价值资源和话语系统。这些难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是个拷问：反思现代性、建构内源性研究模式，来源和支点何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依据的已经是古今中外话语系统融汇后具有全球化色彩的话语系统，现代文学实践本身更是早已大范围系统运用普遍主义和现代性的话语和思维了。反思西方文学理论观念的影响、建构内源型的原创性研究模式，来源只能是古今中外“会通”后产生的那种新的历史状态与情形，支点只能是中外古今文学知识、理论与方法的“会通”机制与平台。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剥削和同化，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人类文明全球化趋势的一种“曲解”的历史展现形式。各区域、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及文学，是人类文明创造物的一个分支，因为地域、民族、宗教、习俗等原因而呈现出差异性和特殊性，但差异性和特殊性背后总是体现了人类文明创造物所具有的深层普遍性和共通性。西方文学及其观念，借助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而具有普遍主义和现代性面目，未必具有绝对的普适性和通用性，但作为人类文明在现代时段孕育的一种创造性经验和价值，最低效用也可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西方的文艺复兴，持续数百年才开花结果。中国的文艺复兴才刚刚展开一百多年，中经诸多历史挫折，且大有岌岌可危之势，要孕育出完整而独立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需要更多的历史积累。虽然有了一百多年的生长历程，中国现代文学还没有抵达独立性和创造性的较高境界，有关研究更是没有达到丢弃西方话语系统、建构原创学术体系的境界。完整与独立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必然是在一个“会通”机制与平台中才能得以完型。
［关键词］城市文学；文学史；空间形态；当代意义
Abstract:ThemeaninginliteraturehistoryofresearchingtheChineseancienturbanliteratureisre-surveyingandstudyingtheclassicalliteraturefromaspatialangleofview,diggingandmakinguseoftheurbanliteratureresourcesfullythathadbeenneglectedforalongtime,whichisgoodforrebuildingaspace-timeconcatenate,moreintegratedandsystematicChineseclassicalliteraturehistory.Furthermore,theresearchonChineseancienturbanliteraturecanalsoprovideawidehistoricalsightandprofoundhistoricaltextforthepresentliterature.
Keywords:urbanliterature;literaturehistory;spatialform;presentsignificance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呈现热潮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开始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域。城市文学属于古代文学的特殊分支，在内涵上与乡土文学、山水文学相对应而存在，具体是指以古代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形态为观照视角，以人与城市关系为枢纽，以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由城市激发的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文化定位与评判等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才可能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史写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文学发展历史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必然是多样化与系统性的有机统一。自清末黄摩西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问世，内容由简到繁，容量由少到多。无论单本断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无不将时间（具体言之是朝代）作为写作纲目，通行的写法是以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为线索，依次介绍历朝历代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重要作家及其优秀作品。考察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各种文学史写作始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悠久，覆盖地域广阔，文体繁多，内容丰富，作家队伍浩大，成员无数，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任何一部文学史都难以将其全部囊括，挂一漏万势所难免。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弥补通史写作相对粗疏和过于简括的不足，及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学界前辈与时彦不断推出各种分体文学史，如诗歌史、赋史、词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说史等。此类著作仍以时间为贯穿全部材料的线索，只不过是就某一类特定文体的历史演进状况作出较为详细描绘和评价，由于笔力相对集中，对对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统和深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之所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民族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高度发达，而空间意识和宇宙意识则相对薄弱。将时间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观照角度，便于撰写者们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把握文学的时代风貌之上，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忽略文学存在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态，从而导致诸多研究空白长期得不到填补。
文学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既可以在时间的延续中体现，也可以通过空间分布形态去认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1］而文学的演变包括了文学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如果通过对文学创作中心空间移位的研究，对作家地域分布规律的把握，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对应关系的揭示，同样能够发掘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被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探讨地域、空间对古代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影响，遂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地方（省市）文学史相继推出。当学者们开始从空间视角去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现象时，又明显表现出对产生于乡村的田园文学和山水文学的浓厚兴趣，在高度自觉的研究意识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学的研究系统，并由此取得丰硕成果，诸如山水诗史、游记文学史之类著作的出现即为标志。相比之下，对文学产生的另一空间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学则普遍缺少关注和重视，不仅参与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确的研究意识与系统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城市文学特色没有得到总结和提炼。毋庸讳言，城市文学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古代城市文学是全部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以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切入点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势必发现许多新问题。例如，文学家的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构成形态究竟如何？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有何共同点？城市遭际与城市体验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其中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体现于何处？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又如何内化为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们能否从古代作家创作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寻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乡差异？欲圆满地回答此类问题，不仅需要借助时间线索，而且需要空间观照视角和区域文化观念，如果采用时空并置的双重视角，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必将更加完整和系统。
此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相互影响与渗透之关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学地图的丰富多彩，欲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部构成体系，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研究城市文学史，从另一个向度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乡土文学文化特质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为古代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化空间，不仅铸就了古代城市文学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是推动古代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质与特色。中国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兼备军事防御、政治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为突出和重要。虽然它与西方近现代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尽管城乡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截然划分的空间界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第一，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际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交换关系占据了较大比例，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和浓厚。第二，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我居住地的创造性产物，其诞生与不断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与此相联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显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崇尚功利追求，张扬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2］因此，城市极易激发人们对于政治的联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较之乡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辐射和影响，更易于感受皇权的存在和威慑。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对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才可能在与乡土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既二元对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
作为大量财富聚积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无疑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它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小说创作与城市的密切关系，早期小说产生和传播的空间背景不可能是以单家独院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广阔乡村，而应是人口相对集中、信息传播比较方便的区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镇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古典小说经宋元由文言而白话的转折，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与昌盛，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后者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戏曲的情况与小说大体相同，古典戏曲的繁荣（包括创作与传播）同样离不开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欣赏水平直接影响到戏曲的发展与审美趣味。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欲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提高，强化和扩大城市研究视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具有现当代文学史意义，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审视既有成果，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主要建构在西方现代城市理论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学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参照系。与重视横向移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纵向比较的环节显得十分薄弱，在当代学者的研究观念里，历史上“乡土文学异常发达使得中国在某种程度是成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国度”［3］。“历史经验”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纵向座标与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学史因此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
城市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不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构成正比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因与城市的不解之缘，而成为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尽管由于农业文化传统所铸就的“乡土情结”的巨大影响，“叶落归根”、“富贵而归故乡”被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驿站”，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城市的观照和书写。无论匆匆过客抑或成功地进入者，城市总会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向其心灵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标志另一种外部生活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还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历史遭际，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生长于农业文明的港湾里，社会的个体成员毫无例外地具有“农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欣赏城市生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新的生活环境与新的生活方式，显然具有“告别”昨天的文化意味。当然，这种“告别”尚未形成解构和颠覆，不过，其中所表现出的对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认同趋向，正随着历史的发展由隐而显，由弱变强，逐渐汇入了当代人的观念形态之中。人类在进行改变生活空间、建设城市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学，发掘内化于文学空间的思想文化价值，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足迹，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历史视野。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观照和评判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纵向参照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传出关于强调“打通”文学研究的时代壁垒，提倡建立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体系的呼声。深入系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为后世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源，无疑是“打通”的一种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p1.
一、扩大读者群、为读者提供网上开放阅读
它不单纯依靠文字，而是打破了传播载体的界限，视听结合、图文结合，可以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使读者群也从纸媒读者扩大到习惯网络阅读的读者，而这些读者更多是年轻群体，有利于把中国古代文学与青年读者衔接起来，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年轻化、时尚化。如现今流行的网络漫画电子版，以《三国演义》为例，改编成漫画版后，其精髓也不减少，依然能见当年英雄本色，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观赏。漫画是视觉艺术的一个画种，既给读者一种形象直观、快畅淋漓的审美感受，同样可以使读者在轻松阅读间，能领略到这部经典名著的博大精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果拒绝网络这一日益强大的媒体，无疑是自绝于读者。因此，充分运用网络传播来争取消费者以拓宽自己的空间是文学当然的选择，从而打开一个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新局面。
二、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优质的服务
网络环境的出现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虽然只是当今社会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部分，却对现代教育教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肯定的说，数字化资源的利用必将成为学习与教学中的必要途径和手段。随着教学环境的变化，在教学方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必须不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教学模式。目前，全国所有大学及大部分的中小学校都能够上网，使广大师生能够共享网上资源和学习资料，提高教育质量和学习效果。网络技术可以直接运用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而言，中国许多高等院校利用网络技术为辅助手段，建设了跟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相关的网站或者建立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古代文学数据库，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古籍资料和文献作为教学与研究的参考。在建设的过程中，将不同版本中收录的中国古代文学尽数录入，并且予以有序和系统的分类。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数据库，引起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的认知和思考能力，从而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有论者曾指出，在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上，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坚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其中的“直观演示法”是采用数字技术为辅助的教学方法。“直观演示法适合于演示比较复杂的事件或介绍相关的背景材料。如《晋楚城濮之战》叙述晋楚双方的作战态势、作战过程，叙述颇为复杂，但运用电脑课件将其绘制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有效地节约了教学时间。在介绍曹雪芹时，通过曹雪芹画像、曹雪芹故居、《红楼梦》手稿的演示，使学生对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现今，很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完成数字化转换，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信息资源。古典书籍的数字化使读者可以快速方便地检索到所需内容，甚至是在传统古籍中很难查找到的内容。只要了解相关的网络资料，计算机网络可以在几秒钟内提供出所有上网相关文章，并且有的还能够全文复制下来。对于查找资料者来说，这些数字资源更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黄灵庆在《信息时代的古文献研究感言》一文中用自己的亲身体验阐述了古籍数字化为学术研究带来的影响。他经历了从手工抄书———电脑抄书制作电子数据———购买古籍数据库的过程。黄先生原有手工抄书的习惯，仅古今注释《楚辞》的书，抄了四十多种。翻阅材料时，得一迭一迭搬出来，很费功夫。他在电脑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在电子稿中查找某个词语的便利。于是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将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在电脑上又抄写了一通。通过对电子数据的查找，任何一个字、词、次数等，都快速而准确地显示出来。黄先生后来购买了《国学宝典》，运用电子数据库的技术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可见，古代文学研究者只要懂得应用这些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这样就不用在研究工作花费漫长的时间。大多数数字化的古籍都可以速快准确地为研究员及学者提供古典文献资料，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很大的作用。三、使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范围更加广阔利用信息技术，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数字化，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便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普及和弘扬。文学作品进行数字化将打破了传统文学传播方式。以前的传统文学传播，无论是口头传播还是印刷传播，都要符合“物质、时间、空间”这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往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对外传播的最大障碍。可是现在的数字技术解决了时空的制约、消除了距离上的局限。现今所谓的“数字图书馆”(DigitalLibrary)就是最佳的例子。数字图书馆是通过多媒体方式，将图像、事件与背景材料展现于世界每一个角落。数字图书馆可以提供电子出版物、数据库、网络上的各种信息。用户从数字图书馆中不仅可以查找文献，还可以得到文献全文以及多媒体信息。在服务方式上，读者只要有互联网，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能享受到图书馆的服务。各国的研究者不再需要出国去查找资料，文献资料共享的范围大大扩展。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图书馆2002年建立了开放馆藏计划(OCP)，由WilliamandFloraHewlett基金会赞助。后来又推出在线阅读计划，这一计划是开放馆藏计划的延伸，由阿卡迪亚基金(ArcadiaFunds)提供赞助，全球用户可通过网站在线阅读由25万个网页构成的1200本图书和手稿。至于中国的数字图书馆，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是目前最大的公益性图书馆之一。由中美两国计算机科学家共同发起的合作计划。其总体目标是构建拥有多学科、多类型、多语种海量数字资源的，由国内外图书馆、学术组织、学科专业人员广泛参与建设与服务，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学术数字图书馆。在项目一期建设面向教育和科研的百万册图书。在二期建设中(2010年起)，CADAL的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将与美国哈佛大学、伊州大学香槟分校(UIUC)图书馆、德国柏林中央图书馆、瑞典皇家工学院图书馆等等展开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促使中国在大规模数字图书馆建设和信息服务领域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这种数字图书馆为全球各地的学者提供了优质、便捷的信息服务。全球性虚拟图书馆服务将打破地域限制，将全人类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学赢得前所未有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不过，文学的数字化也有其负面的影响。一个影响可能是文学书籍的大量消失。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文学的基本载体就是书籍，而在数字技术产生以后，书籍的印刷与出版将被改变。作品可以直接置于网络服务器，所有的人可以通过网络去阅读，而不必买传统的文本。一张小小的光盘就可以容纳几十本书的内容，而且还可以有声、像的配合。这一点是目前最直观的变化。此外，我们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如果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者对计算机了解不深，会制约了计算机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应用。比如说，中国文字存在着多样式、多种类型的复杂情况，在古典文学数字化过程中怎么处理与规范语言文字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在整理古典文学上不够专业，仍有很多冷僻字不能输入，会使文学作品的内容、语言出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规范古典文学数字化过程中的字库问题，包括简繁字处理、异体字处理、字量不足等等，仍然是IT业者和文学研究者需要共同面对的事项。中国古代文学的数字化虽然还处于初步的阶段，但却为中国文学的传播、教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数字化健康稳步发展，大家应该更加关注相关的工作方面，比如国家与政府对古代文学数字化项目投入的资金;古代文学专家和电脑专家必须进一步紧密结合;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古籍数据库;加强中外、两岸的三地的学者交流互动，有利于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数字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作者：许玉敏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 现代阐释 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汪国林.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原则新探―以批评史元典与现代阐释及文化背景为考察中心[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04）.
[2]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J].当代文坛，2010（03）.
[3]张万敏.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论文的现代转换[J].长春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