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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五年，是江干区迈入现代化中心区的重要历史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总目标和市委“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决策部署，江干区将以全域城市化、城市国际化为主抓手，扎实推进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全面建设“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蓝海”，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努力成为全省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推进经济现代化，全面提升区域综合实力。现代经济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核心基础。今后五年，江干区将构建以总部企业高度集聚、现代商贸业和金融业高度繁荣、高端制造业高度发达、城市经济功能完善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力争到2016年，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翻一番，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00亿元，综合发展水平进入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43个中心城区前列。一是全力打造总部中心。实施总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浙商回归工程”，全面落实浙商总部中心发展战略规划及浙商创业创新扶持政策，推进浙商总部金融服务中心、文化发展中心、管理决策中心、销售运营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大力发展会计、法律、咨询、会展、广告、人力资源等中介服务业，提升、完善服务功能。争取到2016年，引进企业总部60家以上，其中浙商总部50家以上，成为全省的“浙商新高地”。二是大力建设产业集聚区。实施科技经济园拓园工程，着力打造高端制造园、研发创意园和总部经济园；积极推进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北游”皋亭山景区等项目开发建设，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广阔平台；加快钱江新城金融服务集聚区、三里亭1737建筑设计聚落等产业集聚区建设，争取到2016年，创建省市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6个以上。大力实施特色楼宇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到2016年，实现楼宇税收总额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45%。三是大力发展金融产业。依托钱江新城金融核心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产业，积极引进省级金融市场投资平台、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金融资产交易所，积极培育产权交易市场，努力打造服务民营经济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成为全省乃至长三角“金融新蓝海”。到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四是重点扶持服务业发展。坚持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强化服务业品牌建设，加快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江干服务品牌；把招商引资和招商引智相结合，注重培养和吸收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到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3%以上，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社会现代化，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功能。现代社会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重要目标。今后五年，要通过实施“全域城市化、区域一体化”战略，实现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区域发展更加协调，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保障更加完备。到2016年，城市建设区比例达到7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一是大力推进重点区块开发。全力支持钱江新城、城东新城、丁桥新城、运河综保、地铁等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同步推进功能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区级自转力，创新项目运作机制，积极拓展融资平台，制定并实施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北游”皋亭山景区、艮北新区、普福区块、运河区块、科技园区拓展区块等项目开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区本级项目建设，提升商业商务休闲功能。二是大力推进征迁安置工作。积极实施重点区块拆迁和扫尾工作，到2016年，完成拆迁面积640万平方米以上。完善工作体系，加快项目建设，全面提升农居品质，妥善安置被征迁群众，到2016年，累计完成新开工安置房300万方、竣工350万方，回迁安置12000户。三是大力推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全力配合城市快速路建设，推进秋石快速路三期、东湖快速路、德胜东路东延高架、艮山快速路“两纵两横”快速路网成型，积极推动沪杭高速抬升工程，加快120公里主次干道城市支路建设，加快同协路、丁桥东路、沿江大道等道路建成通车；着力解决断头路问题，提升道路联网贯通能力。加快建设大型立体停车设施，到2015年建成停车位7500个以上；加快慢行交通设施建设，力争到2016年每平方公里道路密度达到1.96；结合地铁二号线建设，高标准实施庆春广场地下空间改造工程。四是大力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以城市管理机构改革为契机，巩固管理重心下移成果，全面落实属地责任，加快城市管理资源整合，扩大“数字城管”覆盖面，充实网格化管理内涵，不断拓展城市管理领域，提高现代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深化分类管理理念，加强洁化序化和防违控违拆违等工作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打造整洁、有序、优美的城区环境。
推进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现代治理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有力保障。今后五年，将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的现代多元治理新格局。到2016年，全区法治建设水平保持全市主城区前列，党风政风满意率达90%以上。一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职能整合工作，面向社会的行政审批事项100%纳入区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办理。创新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制，建立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面推广政府投资项目实时监督管理系统。进一步健全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到2016年，行政（便民）服务体系覆盖率达100%。二是探索治理主体多元化。统筹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在社会管理中的分工和角色，继续推进市政服务主体的多元化试点，引导和鼓励企业与社区组织参与到市政服务及社区服务。放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准入限制，探索公共服务项目经营权转让机制，采取BOT、公私合营等方式向社会资本转让全部或部分经营权，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三是创新社区管理服务机制。深入开展社区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试点，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切实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到2016年，90%社区建立“五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切实加强社工队伍建设，全面推广“责任社工”管理服务体系，到2016年，第三方测评的群众满意率达到90%。四是深化矛盾防范化解体系。坚持依法治区，深化“网组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到2016年，实现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98%和95%；劳动关系和谐指数全市排名前三。五是深化“平安江干”创建成果。加强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六五”普法教育、平安和谐家园等创建活动，健全外来人员服务管理，大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和谐社会；大学生；社会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断向实践渗透，并与实践紧密结合，以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向实践转向成为一个新的课题。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内在地要求理论本身要具有实践解释能力和可操作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迎接21世纪信息时代和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的挑战，就必须深入到新阶段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世界，结合时代和实践发展境况，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参与能力，从而实现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理论与实践维度
实践转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要求。“真正的理论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1]，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经济社会的深层改革和战略发展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缘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其进行深度剖析。
（一）理论之维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内涵的深化与拓展，需要一系列相关理论的支撑和依托，而的交往实践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观和价值观建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理论之维。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而“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在唯物史观的视野里，实践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外显方式，人在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了对象化世界，建构了主体间的交往共同体，并在其中的实践活动中以一定的形式形成了主体间的交往关系，生成了以客体为基础、以主体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以交往实践理论为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突破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范式实现实践转向，搭建平台让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其在实践中寻找理论知识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和融合点，既能增强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和时效性，又提升学生的交往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实践观认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目的、发展动力和检验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种理论教育，理论教育植根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应该回归实践，在实践中检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特质的内在规定，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观的基本点。
同时，“理论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 换言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说服人”，使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最大化，必须紧紧抓住人本身。而从事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集中体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实践价值，即必须从人的需要出发并能指导人的实践，这客观上要求理论教育必须与实践有机结合，避免空洞和抽象，使理论教育的价值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增强针对性、吸引力和有效性。换言之，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二）实践之维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重要一维，它的发展是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的，并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和人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不仅有深层的理论渊源和依据，同时也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坚实的实践据点，即：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目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升级。这有机统一的系列实践活动和目标建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实践之维。
人是实践手段与目的的有机统一体，青年大学生是我国的人才宝库，是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和潜在推动者，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人力资源和潜在人力资本。因而，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和目标，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加大理论的宣传和解释力度，另一方面则要为受教育主体搭建实践平台，建构实践模式，让大学生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理论的实践参与能力，从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使青年大学生在推进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实践中寻找动力源，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转化为青年大学生的自觉行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得以充分诠释和实现。
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三个模式
高校打造三大实践平台，即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和志愿服务平台，建构虚拟环境中的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和现代公民文化环境中的结构性互动模式,使高校大学生在与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成长发展、服务社区建设和增强现代公民意识中实现自我提升的同时助推社会管理的创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最大限度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一）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建构虚拟环境中的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
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是网络时代虚拟空间和虚拟社会中的主力军，团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教育厅打造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该平台以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学习为切入点，高校大学生以学习助理的身份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圆梦”计划人才培养工程，满足新时期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发展诉求。大学生担任学习助理使大学生由现实大学校园中单纯的受教育者转变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论教育者和学习管理者和服务者。大学生通过邮件、QQ、微博、手机等各种新媒体手段，加强与“圆梦”计划学员的交流沟通，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员良好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和心理品质，同时激励“圆梦计划”学员自立自强、奋发向上，完成学业。
大学生参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发展的“圆梦”计划，客观上要求大学生自身必须具有较广博的学识、较深厚的理论积累和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方能胜任“学习助理”一职。学工成长发展联合阵线使大学生在身份转变和角色变换中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并在协助导师和班主任开展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在与新生代农民工互动中真切地了解新阶段的社情和民情，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问题中提升自我，这是网络时代大学生与新生代农民工打造的成长发展联合阵线，是虚拟环境中教育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也是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有效模式之一。
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两大最为活跃、最有生机和活力的青年群体，加强这两大群体的教育、引导、管理和服务、满足他们成长发展诉求，不仅是现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和谐社会视域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课题。学工成长发展联合阵线作为虚拟环境中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为以上两个课题的研究找到了接洽点，也使大学生和新时代农民工作为教育主体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在实践中培养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有影响力的“四有”青年，建构教育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和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同时培养和塑造两大青年群体。
（二）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建构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
社区是与千家万户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基层之一，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贯穿于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没有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的和谐与稳定。然而，由于社区工作繁杂，人力不足和人员素质偏低等因素，社区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现状与人民群众的理想诉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高校与社区合作，打造在校大学生社会挂职平台，建立大学生社区挂职机制，让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高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推动基层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建构的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生这一受教育主体在校园里接受教师的理论教育，提高理论修养，为实践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社区接受社区工作人员的实践指导，并在服务社区、服务群众中真切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同时，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在为大学生答疑解惑中求进，甚至和学生共同研究和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共同思考和探讨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和谐社区的构建，使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之间、教育主体之间、受教育主体之间这多元主体在管理和服务社区的实践中形成能动的多维双向互动关系，使高校大学生在推动和谐社区建设中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
（三）志愿服务平台：建构现代公民文化环境中的结构性互动模式
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5] 国家理论认为，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6] 而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个人、团体和社会组织则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公民意识的人，不太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缺乏公民意识的民众也难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需要培育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文化的人才。
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出现根本转变，包括群体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规范、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全方位变化，同时也还有社会系统的序变，这一系列的根本转变将会扩大政府与市场无法触及、需要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新课题的同时也为塑造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提供了契机，后者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民众的志愿精神外化的志愿服务行动，即民众树立包容发展理念，重视共建共享、文明传承，自愿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责任，这也恰恰是和谐社会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之一。
志愿（义务）服务是个人多方面多领域社会参与、志愿无偿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是现代公民社会参与的基本方式，是自愿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责任的行为。高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老人服务、帮教服务、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等领域为政府和社会团体提供无偿服务，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有效模式，也是和谐社会视域下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有效模式。
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奉献社会、丰富生活体验、提升自我”的过程中“传递爱心，传播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在提升自我的同时提升社会成员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社会凝聚力，从社会心理和公民文化上培育学生的现代素质，使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学生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人才基础。因此，大学生志愿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开发现代公民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结构性互动。
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三个模式彰显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即大学生在参与新阶段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认知，并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使人（大学生）与社会得以协调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3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252.
邹平县城镇化建设概述
邹平县地处鲁中泰沂山区与鲁北黄泛平原的叠交地带，东接工业重地淄博，西邻山东省会济南，南依胶济铁路，北靠黄河。面积为1251.75平方公里，总人口70多万人。县辖13个镇，3个办事处，1个国家级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是滨州市经济较发达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良好的政治社会背景，为邹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011年以来，邹平县按照“老城特色化、新区现代化、大力城镇集聚化、农村社区化”的思路和“统一政策、统一标准，依法行政、让利于民，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实施大投入、大搬迁、大建设，实现了城镇跨越式连片开发和组团式扩张。
把和谐城乡建设作为邹平新一轮快发展、大发展的切入点，实施了旧村改造、农村社区建设、重要节点改造和大型现代城市片区建设，强化措施，攻坚克难，“以拆促建”，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围绕县城建设，邹平精心打造了县城北大门片区（黛溪三路与老北外环交叉口区域）、县城西大门片区（高速以北、黛溪湖以西、黛溪中学以南区域）、县城东大门片区（宏诚集团原址区域）和三山两湖一河片区、中轴线人工湖以南片区、西董片区、鹤伴二路与邹周路交叉口片区、高速路出入口片区、会仙一路西出口片区、黄山南路片区、老北外环两侧片区等11个精品片区。通过实施精品片区建设，将从根本上塑造现代化、花园式、富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魅力邹平，大幅度提升城市形象。
二、小城镇建设中出现的环境保护问题
由于我县小城镇建设基础差，起点低，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环境问题。针对我县在小城镇建设中的问题与矛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有些小区建设中环境影响评价不规范，“三同时”制度没有落实。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发现，特别是对于社区住房的建造中，取消环保前置审批手续；有的不按照规定报批环评报告，“三同时”制度落实不到位。这些因素会最终导致阻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因此，建议在环评过程中要严格环境监管，落实“三同时”制度，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
（二）部分乡镇没有完整的市政排水管网，排污管网采用雨污合流制污水收集系统存在明显缺陷，这与城市化建设目标极不适应。为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建议一是要加大污水处理厂建设力度，所有镇（办）建设相应的污水处理厂；二是在小城镇和社区的开发建设中，要建设完善排水管网，实现雨污分流。污水无法排入镇（办）污水处理厂的要自行建设配套的污水处理站。
（三）新建小区存在大气污染问题。由于近年来，居民楼的开发建设加快，有的居民楼是在未办理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突击建设的，存在很多弊端。一是未有效实行集中供热、增加了大气污染电源。二是设计不合理，把锅炉或换热设备直接安装在楼内，取暖期内产生的噪声、震动很大，近年来此类环境呈上升趋势。三是集中采暖锅炉未安装烟气治理设施。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严重影响我县大气环境质量和对外形象。建议小区实行集中供热，无法实行集中供热的要配套烟气治理设施。
【关键词】城市 社区民主 管理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城市管理中出现许多新问题：①政府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微观事务管理过多；②企业分离出来的大量社会职能交给了政府，使之难以承受；③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令政府难以“消化”；④老龄问题加重了政府的负担；⑤政府难以解决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全部困难；⑥令政府大伤脑筋的社会治安问题；⑦城市管理条块分割、体制不顺，造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矛盾；⑧城市管理机构设置格局和人员配备不合理等，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这都是改革中涉及到城市社区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强社区的民主管理。
一、从改革全局来说，加强社区民主管理
第一，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进程，是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推动经济建设再上新台阶的根本途径。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从政府层面来说，就是要转变管理职能、改革机构、改进管理方式。根据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要以制定和执行城市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为主，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如行业管理职能要逐步转给社会中介组织，企业管理职能要逐步转给企业，部分社会性事务管理职能要逐步转给社会，政府的机构和行政管理方式也要相应发生变化。出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许多社会职能将要更多地依托社区来承担，充分发挥社区管理的作用比计划经济条件下显得更为重要。改革越是深化，就越需要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
第二，是加强城市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既要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改造，更要通过社区管理加强城市现代化管理，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城市管理跟不上，就会制约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现在，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建设重大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改造城市街区，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现代化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管理的重心也正在下移，相当一部分城市管理职能逐步向街道社区聚集。这样一来，街道社区的任务会不断加重，管理难度会不断增大，管理要求也不断提高。只有加强城市社区管理，才能将城市管理的各项措施落实，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
第三，是加强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需要。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提高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成员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培养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增强社会成员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建立和完善各种社区组织，有助于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使政治参与变被动为主动。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的影响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鼓励，社会成员日益表现出更高的参与热情和更强的参与意识，对加强城市社区民主管理也是一个促进。
第四，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社会稳定是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要条件。城市社区保持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稳定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总的来说，现在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如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生的矛盾，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出现的矛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矛盾，外来流动人口增加造成的矛盾，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等等，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要把这些矛盾及时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就需要依托街道社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第五，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需要。在不能完全采用市场化方式行事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政府的行政化方式难以幅及的区域范围内，社区是一种重要的机制与有效的力量。如果一个个地区协调发展了，国家与社会便得到了共同的进步。要充分依靠民间与社会的力量，利用社区自身的努力，使这些力量和努力跟政府的规划目标保持一致，把社区和整个国家联为一体，密切合作，共同来解决地区内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的发展仍需要调动这种“原生性”的社会力量。
二、如何加强社区民主管理
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首先要充分发挥社区建设主体的作用。社区建设主体包括政府法人、企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要充分发挥政府法人的主体作用，理顺政府法人与其他方面的关系；要充分发挥企事业法人的支持作用，利用本企事业的资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完成自身承担的社区建设和管理任务；要充分发挥社团法人的中介作用，使其真正成为政府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中介组织角色；要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基础作用，形成广泛参与、共同创建的局面。
【关键词】共享理念 社会治理 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治理的完善和创新，促进社会治理路径更加多元化，实现全民参与共建和共享理念下的社会治理形式，成为当前我国发展的当务之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相对单一，缺少双向互动
治理理念守旧，对社会治理重视程度不够。我国部分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管理人员对于协调发展这一观念的领会并不深刻，工作的重心更多地放在经济建设上，经济的发展固然是重要的，但若是只发展经济，而社会的科学化、系统化治理水平停滞不前，就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出现。有些地方政府不懂得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需同步的重要性，而是先发展后治理。
管理方式单一，缺少双向互动。我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大多都是单向的上传下达，从上而下的具有权威性质的管理模式，对于分享性的双向参与和互动则显得比较陌生。一些政府工作是一种非良性的循环，例如项目的引进，引发了诸如工业污染等问题，之后陷入群众反对政府再停建这样的怪圈，而不是通过双向的沟通实现经济的发展。这就说明了社会治理的模式必须要改进。
参与主体范围相对较窄，缺少广泛参与。整个社会治理活动中，党和政府担负着主导作用，但是同时也需要社会组织、企业，以及社会群众的积极参与，使得社会治理具备更加多元化的主体基础。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虽然在有效发挥，但是其他主体的参与欠缺，社会组织发展较慢，对现有问题的解决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公民参与程度不高，一方面参与水平和热情不高，另一方面政治参与具有逐利性，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对无利益的事情公众往往关心程度比较低。
共享理念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
有助于实现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和经济都经历了不断的转型，实现了由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些转型所带来的变化，主要有：第一，不仅促进了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引发了很多的社会问题。第二，经济高速发展要求对社会发展方式和结构也相应作出调整。第三，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不仅使得城乡结构进行了更新，同时也说明了我国正在从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第四，社会层级的多元化，打破了传统的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等比较单一的结构，涌现出了更多的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面对更加多样的利益分配，出现利益之间的差距和由此引发的冲突。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社会的变革，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建设更加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全民共享的治理格局。
有助于实现现代化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将我国的社会治理从原有的单独依靠政府管理向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进行转变。传统的治理模式往往是政府唱“独角戏”，遇到问题政府一力承担，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较少，政府和群众之间缺少缓冲。这就导致发生矛盾时，一方面政府为了安抚群众往往仓促了事，不仅使得其形象受损，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政府的压力过大，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往往会力不从心，也难以专心于推动民生发展。所以，要扭转这样的局面，就需要拓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
有助于预防社会风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未来的五年，有可能是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开始显露的时期。这些风险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同时也有来自于国际经济、军事的风险。
在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有察觉问题的意识，并且对于那些潜在的风险要及时进行防控，对于现有问题要积极解决。对于这些风险如何防控，怎样解决，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也需要群众的参与，要充分让国民了解到自身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人翁地位和身份，提高主动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热情。
共享理念下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是体制的创新，而体制的核心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才能促进社会的安定，所以社会治理的重心需要落到每一个人身上。
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管理体制。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为了推进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从本质上讲就是解决政府需要做什么和不需要做什么。其重点就是政府和市场主体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国家发展中，这三者的职权划分。首先，政府部门要把不是必须由政府管理的社会事业划分出去，这一方面是对其主导职能进行强化，同时也为社会组织和群众的自我约束和管理提供空间，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其次，政府要构建平等的协调机制。这种机制一定要保障参与到协调中的各个主体之间平等的地位，使得不同利益主体的观点都能有效地沟通表达，在协商中互相理解，找到解决的办法。政府应率先建立沟通平台，这不仅可以增加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而且可以减少社会冲突。
完善社会治理的法治基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构建共享理念下的社会治理，推动我国依法治理的进程，使得社会治理的法制化能力加强。第一，完善治理I域的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十以来，我们的社会治理加快了法治化的进程。但是有些环节上的立法还是比较滞后，例如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法规，不仅数量少，而且配套说明也不够完善，导致了操作性较差。第二，增强司法公信力。在法治社会中，最终的法律防线就是司法，同时这也是社会公平真正实现的重要因素。要做到群众有问题直接寻求法律援助的前提就是司法的公正。要做到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任何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
积极依靠群众的力量，进行社会体制的创新。任何一个政策和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也同样如此。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群众，是每一个公民，我们倡导的共享理念就是为了做到“人人都参与、人人都享有”。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团结群众的力量，平衡各方的利益，实现社会和谐呢？这就需要我们对社会体制进行不断的创新，深化改革，让群众对自己的收入水平、幸福指数、健康保障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第一，要进一步拓宽群众利益诉求路径，建立完善的利益实现机制，努力推进多渠道问题解决机制，使群众权益保护制度化，真正让每一个国民的合法权益都能实现。第二，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导作用，形成一个人人积极参与，人人都能广泛享有的新的互动模式。通过政府的不断引导，依靠群众力量来推动他们自我治理。第三，社会治理的实践重点应以每一个社区为单位。社区是根据不同条件划分的群众生活的集散地，是群众力量的载体。通过有效的社区治理，不仅能够充分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同时，群众也能够通过自我服务以及调节来减轻矛盾，实现共享理念下现代化的社会治理。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一、社区公民参与深度的内涵
社区公民参与的广度由参与的人数和范围来确定，即参与的普遍性。一个社区内少数人完全而有效的参与，不能构成民主。广度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更要关注参与时是否充分、有效，即参与深度。在转型社会中，要更新社区参与理念，将衡量社区参与水平的标准由居民参与的广度调整到参与的深度。科恩强调：所谓参与的广度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普遍性，而参与的深度则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有效性。美国学者亨廷顿和纳尔逊认为参与广度即指从事参与的人的比例，即有多少人参与，又有多少人置身于其外；深度即该种参与活动影响整个决策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决策系统的重要性。因此说，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深度是指公众参与的层次，包括参与议题、参与决策、参与执行、参与监督、参与反馈等环节，以及参与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力、有效性和持续性。
公民参与的广度，是衡量公民参与量的纬度；参与的深度则是衡量公民参与质的纬度。二者是矛盾统一体。社区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在整体上呈现负相关的矛盾关系，参与的范围越大、人数越多，参与者感觉到的有效性反而越低；要想社区公民参与达到一定的深度，在参与广度上又难以铺开，参与规模受到局限。
二、影响社区公民参与深度的因素
首先，社区性质决定了社区公民参与的深度。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性质不同。社区治理模式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行政型社区。以行政型社会资本为主，公民参与受到行政方面的严格限制，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严重缺乏。第二类共治型社区和第三类自治型社区。参与型社会资本丰富，公民参与意识强烈，参与行为积极，参与条件成熟，参与能力较强。自治型社区彻底撇清了行政力量的介入，凭借公民自治力量承担起社区的一切公共事务。第四类自然型社区。居民往往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无心社区的公共事务，这类社区的公民参与水平非常低。
其次，托马斯认为社区公共政策属性对于公民参与深度具有决定性意义。公共政策属性包括公民参与的公共政策的性质及执行目标、政策本身涉及的公共问题的性质及解决方案。公民参与的深度取决于公共政策本身的一些性质和内在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的本质或性质约束，如技术性约束、安全性约束、规制性约束、预算约束等，它们影响着公民进入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可能性，决定着公民参与面对的各种规制与限制。公民参与的深度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专业性程度、技术含量、保密程度、规制限制程度成反比，与预算成正比。二是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接受度和认同度越高，与政策利益关系越紧密，则参与热情越高，参与方式越积极，参与深度就越高；反之则参与程度较低。
第三，居民的参与素养是影响社区公民参与深度的关键因素。现代社区公民以关心社区事务、参与社区建设、承担社区责任为基本标志，没有现代社区公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参与，更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善治。社区公民影响其公共参与的主要素质有：一是参与意识。应培养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应该将参与作为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的必然要义。二是参与热情。公民没有付诸实践的热情、兴趣，积极性不高，能动性不强，也不能产生深度的参与行为。三是参与能力。公民参与的能力主要是指参与的方法和技巧，其中包括讨论和沟通、对话和协商、妥协和达成共识等参与手段的掌握和运用。有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而没有参与能力，最终不能付诸实际，参与也只能成为空谈。
三、社区公民参与的适度深度
公民参与的深度是衡量社区民主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现实中，公民参与深度存在两种极端：一种是参与不足。公民由于参与公共事务不深，对公共决策缺乏了解，引发对社区治理的怀疑、冷淡甚至逆反心理。这样的情绪一旦持续增长，会造成社区成员参与水平的进一步下降，最终将危及到社区民主的存在和发展。再有一种是社区局部参与深度不足，如社区公民参与主体中一个或数个重要团体受到的重视不够，对公共决策参与的加入不多，而且这类团体对相关决策问题拥有动员能力，公民参与就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另一种极端是参与过度。过度参与一般表现为社区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过高，热情过盛，对于决策过程的介入过于深入、专断，参与活动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协调。其结果是公民自我主义膨胀或民主的失控，引发社区的不稳定甚至治理混乱，导致公共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和决策过程复杂化。
关键词：社区服务；对策；人员素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285-01
一、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组织功能定位不准，服务职责不分明
社区服务在我国总体上还是由政府主导，社区组织基本上仍沿袭着政府组织的特点，社区的功能不十分明确，很多居民都不真正知道社区服务的所有功能。社区居民委员会是联结政府和群众的桥梁，也是社区民主建设的主体，它应该具有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性质，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政府的触角伸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被转移到了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力量仍依附于政府权力，或者直接是政府的下属部分，受到政府机关的过多干预，难以发挥作业社会组织和民间机构的优势。政府机构没有发挥出管理、规范和指导方面的作用，出现了触角过长和角色缺位的尴尬局面。社区组织没有将解决居民日常事务放在首位，因此使社区难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其民主自治功能。现代社会社区服务的内涵和外延远远超出民政工作的职能和权限，单独民政部门的管理难以适应社区服务大环境的发展要求，在组织领导上制约了社区服务的发展。
（二）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素质不高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虽然现在社区服务已经全面启动但仍然存在形式简单，内容单调，服务面较窄的情况。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存在的问题，目前较多的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年龄偏大，专业化和高素质的年轻人少。再加之有较高文化素质、受过高等教育、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年轻人多不愿从事低端面的社区服务工作，导致了目前的社区服务人员不足和素质低。其次，社区服务的人员很少接受过专业化训练和培训，社区服务方面的技能掌握的较少，面对复杂的社区问题难以提供有效服务。总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居民对各方面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服务呈现出更加专业化，如果不改变社区服务的现实状况，是难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会阻碍社区建设以及民主自治的进程。
二、社区服务对策与建议
（一）转变社区职能和建立和谐社区
政府部门的角色应该包括对社区服务工作进行指导，但具体操作的工作主要就应该由社区居民自主去完成，自我服务，这样才能科学地定位需要什么服务和进行什么服务。在推进社区服务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需要认真确定社区的职能范围，明确界定哪些职能必须由社区承担，哪些职能不需要由社区承担，并且通过法律法规等途径将其固化；二是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是需要严格限制和规定具体管理职能的责任主体，打破上级给下级，级级分配布置执行的不良现象，切实减轻社区的负担，让社区职能真正回归到为社区居民服务这一宗旨指导下。
社区服务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是社会转型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需要面对的现象，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现实给城市带来诸多问题挑战，社区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而社区服务的核心就在社区民主与自治的真正落实，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幸福感，通过建立和谐社区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真正实现政府与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平等对话，在合作中达成资源分配和政策实施，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二是从内源上培育社区公共领域并扩大社区公民参与程度，三是应当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四是完善社区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并从营造社区文化氛围入手；以上措施通过治理求和谐是达到社区和谐的一个较好的办法。
（二）提高社区服务人员素质
适当提高社区服务人员的待遇，吸引真正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学层次人才到社区服务岗位当中来，以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到社区服务中，壮大服务队伍；同时还要多方发现吸引高素质群众人才参与社区服务，规范管理，培养基层社区服务工作者的服务意识，对相关工作进行宏观指导，以提升社区服务的水平。使社区服务走上专业化、规范化和高效化的道路。
社区应该加强工作人员服务能力和服务技能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服务队伍。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可以进行业务外包，对于适合市场化的事务可以交给市场来做，将社区管理与市场供给有效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机构从事社区服务和管理的动力与热情，以提升社区管理工作的效率，也可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社会发展环境和出现的新问题。
三、结论
面对变化的社会发展形势，我们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社区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让社区服务真正担当起为社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局面，稳步推进我国社区服务的健康向上和良性发展，让生活在社区中的普通居民因细致和贴心的社区服务倍感幸福。
[关键词] 智慧社区；评价体系；模糊多属性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1. 121
[中图分类号] C9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1- 0207- 04
0 引 言
智慧社区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模式。2012年，提出了集约，绿色，智能和低碳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兼顾城乡社区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认真贯彻创新、绿色等五大发展理念，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针对智慧社区的评价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2013年10月，青岛市被确定为国家智慧城市双试点城市。同年，《智慧青岛战略发展规划（2013-2020）》提出智慧青岛建设到2016年要取得初步成效。2016年，《青岛市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全面建设智慧社区，使其覆盖率达到200万户以上。智慧社区是检验智慧青岛建设情况的重要指标。因此，针对青岛市智慧社区的评价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智慧社区已成为热点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如王京春分析智慧社区建设的可行性；张彭研究“互联网+”背景下智慧社区的搭建；郑从卓等分析智慧社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国外学者如Hall Margert认为可以把居民的幸福预测作为管理智慧社区的一种方法。但是，缺少系统的智慧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朱梅芸构建了智慧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实证分析；杨昌辉设定四个维度采用平衡记分卡法对智慧社区进行绩效评价。
4 结 语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6.1%。2016年9月，青岛市共有157万老年人，其中“空巢”老人占七成以上。人口老龄化使养老成为重大民生问题。2016年青岛市的《青岛市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要推进社区治理的智慧化，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2016年10月11日，强调要紧紧围绕老年群体的服务需求，提升居家社区和农村养老服务水平。因此，智慧养老在指标体系中占有最大比重。考虑到老人的精神层面的需求，次准则层增加了精神慰藉。
有些地区只简单的以实现预期的数量来评价智慧社区建设情况的好坏。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明了，但是却忽忽略了很多方面，没有考虑居民满意度。并且，在结论中我们分析出某地区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而得不到更确切的信息。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科学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做到有“法”可依。
智慧社区内涵丰富，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智慧社区模式。在治理过程中要充分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做到一切为了人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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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教育;社会管理;协同治理
一、从协同治理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
“治理”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控制、操纵和引导，基本上与“统治”同义，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该词的内涵也不断丰富起来，如民主、参与、自治、协商等涵义的纳入，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理念。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此处的“治理”落脚点在于增进公共利益。
(一)协同治理理论的基本涵义
“现在的社会管理已经不是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四方共治的‘群英会’。”［2］协同治理理论就是为了改善治理的效果，用自然科学领域中协同论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来重新检视社会科学领域的治理理论，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治理权威的多元化，政府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政府不是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其他社会主体是社会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主动性并体现其权威性，众多社会主体有机配合，实现有效治理。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是注重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通过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增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并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不断沟通，引导其他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积极作为，协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1．治理权威的多元化。源于民主和法治思想的有限政府理论表明，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可转让的那部分自然权利，其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协同治理理论将自然科学的理性因素引入社会治理范畴，主张政府、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符合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3］2．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协同治理就是从治理的内在本质出发，强调主体间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而形成的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就是强调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更多的是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企业等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同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分担相应的责任，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减少矛盾冲突，从而达到提高治理效果的目的，这也是协调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3．善治规则的形成。无规矩不成方圆，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协调各方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良序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5］协同治理强调多元化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目的是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同样是以秩序价值为基础的。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应当在承认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的基础上，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协调，形成各类利益主体统一遵循的基本规则，从而确保社会的有序发展。张文显教授在《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善治包含以人为本、依法治理和公共治理三个方面的内容。［6］因此，协同治理理论下的善治规则也应当由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以人为本即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上的自主作用，优化社会管理的效果。依法治理即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为目标，通过强化各类社会主体基于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协同性，增强其自律性或者说是守法的自觉性，提升法治效果，共同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共治理，就是让公众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既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又对自身事务实行高度自治。”［6］以最优的方式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和冲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和思想。
(二)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需求
1．坚持法治化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必然要坚持法治化的发展方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华东政法大学刘松山教授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是在依法治国大方略之下的创新。”［7］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坚持法治化发展方向，就要发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使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既确保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又保障主体权利的充分行使，从而有效缓解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冲突，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2．鼓励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传统的社会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地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单向管理，其他各类社会主体作为被管理者，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难以被充分激发。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管理对象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强调通过政府与其他各类社会自治主体间的对话与协商，使整个社会系统内部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增进管理的效用。“社会治理必须要将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结合起来，在底层社会力量的自发努力和国家权威性资源的合法运用之间形成制度变迁的合力。”［8］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上，为了实现管理过程的上下互动，客观上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3．培植各类社会自治主体。治理的目的在于以公众需求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在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讲，无论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团体等其他社会主体，都有共同利益和目的，因此他们参与社会活动都应当围绕增进公共利益这个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只有了解公众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增进社会管理的效用，增进公共利益。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是准确地了解公众需求的重要途径，而培养各类社会自治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则是实现公众参与的基础。而且，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也要以各类社会自治主体自身得到充分发展为基础。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培植各类社会主体。4．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社会治理体制能否得到创新，其创新的成果能否得到认可，其重要的一点是要具有各种必要的制度滋生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公民对它的认同感。”［9］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的理念、制度、运作方式等的认同是取得社会管理实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法治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就要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社会制度的认同。
二、社区教育在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上的独特价值
开展社区教育，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2010－2020年)》的重要举措，是教育服务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与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各种类型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相比，社区教育形式多样，面向的对象广泛，在内容的选择上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终身学习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区和谐、维护基层稳定等方面，也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彰显着独特的价值。
(一)化解社会矛盾
社区本是一定区域的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它扎根于社会基层，能及时发现并密切关注基层冲突的产生根源、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并及时为政府决策提供扎实的依据。另一方面，作为服务居民的场所，可以采取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宣传教育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等措施消减负面情绪，缓和矛盾冲突，释放社会张力。社区教育以专题讲座、送教进社区、知识竞赛等活动为载体，将法治思想、传统文化、文明知识、生活常识等向基层居民普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
(二)形成价值共识，增进基层民主
“行政民主强调行政过程中的平等相处和选择自由，呼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求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自主管理提供更多选择机会。”［10］社区应当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但是，目前城市社区居民的居住现状表明，以行政区域划分出来的社区、小区实际上只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陌生人群体。在这种状况下，居民们缺乏一种归宿感，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很低，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很少，对社区事务、政府决策等大多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在这种状况下，很难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共识，基层民主也没有牢固基础。而社区教育的出现却能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社区教育丰富多彩的教育学习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共同活动的平台，在活动的互动中，原本处于零散状态的社区居民开始转变为社区学习团队中的成员，随着持续的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团队成员间的心理距离逐渐拉近，社区共同体由此形成。”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提升，无形之中提高了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相应地被激发。
(三)促进社会公平
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基本途径，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与人们在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导致教育机会不均等、受教育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根本原因。社区教育作为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面向社区全员、指向社区成员的终身发展的全程、满足居民全方位的教育需求，是缓解传统的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教育公平、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重要方式，其着眼点在于使教育更好地为建设和发展社区服务，也可以说，社区教育通过满足居民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方式追求教育公平的实现，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
三、社区教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途径
基于社区教育的独特价值，通过社区教育这个平台，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对话、合作，不失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途径。
(一)坚持终身教育理念，合理规划社区教育计划
终身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社区教育，在本质上应当积极地关注教育均衡，最大限度地运用公共资源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促进教育公平。“非正规的社会教育，要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适应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必须走专业化道路。”［11］因此，一方面，社区教育要根据终身教育、教育社会学等理论，以居民学习和社区发展为目标加强社区教育的专属性和专业化建设;另一方面，社区教育要在实施全民教育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底层群众、社区老年人、外来务工等群体，着眼于就近、方便、参与的原则，立足于满足这些群体急需的、非正规教育培训与学习需求，制定社区教育教学计划，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必要的学习平台。尤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实际需求，从关注就业、提高居民素质等方面着手，安排有针对性的教育课程，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二)树立全民教育的视野，构建社区教育资源体系
丰富、实用的资源体系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必备条件。社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不仅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和互相交往提供了一种教育和沟通的平台，还能通过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管理目标等正能量的课程内容，对学习者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在全民教育视野下建设社区教育资源，不仅要考虑不同区域社区教育资源的现状和需求实际，实行差别对待、特殊策划、特色发展，还要将民主、平等、和谐、法治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念融入进去，发挥社区教育的教化功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加强既有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共享。根据居民学习的需求建设多样化的课程资源，搭建完善的社区教育学习平台，同时采取妥善的措施，稳步推进优质科学、文化、教育资源向公众开放，充分利用各类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博物馆等优质资源，为市民提供更多有效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社区居民学习需求的特点推进特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如为提升市民素质，衡阳市社区大学组建讲师团队，开发特色课程资源，向全市居民推出“相约文明”系列讲座课程。
(三)维护利益均衡，建构参与式的社区教育
协同治理理念下的社会管理必然要求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人”，从而建构参与式的社区教育。1．立足市民生活区域，挖掘社区教育的潜在价值，搭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一是开设民情专题讲座，针对社区居民关注度比较高的民生问题，邀请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兼备的基层干部担任主讲，为居民宣讲相关的知识和政策，并当场快速地反馈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有效化解矛盾，同时实地听取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二是从社区居民中选拔威信较高的居民到社区学校定期进行主题培训，然后由这些居民到其所在社区去宣讲相关的政策及知识。三是将时事政治、法律知识、传统文化、文明礼仪等知识纳入社区教育的教学内容。2．立足社区教育网络平台，充分利用文体活动、主题讲座、志愿者行动等方式，构筑社区人际关系新平台，促进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通过社区教育平台，社区居民之间的熟识度增加，对社区公共事务也更加关心。同时，在社区教育各种学习活动的设计上，注重适当融入公德教育、普法教育、市民教育等内容，培植以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文化，能有效地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从而为实现法治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打下牢固基础。3．积极推进社区教育与各类群众性创建活动的融合。以重大创建活动为契机，如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承担市民素质提升项目，通过社区教育平台的优秀课程，充分展示出社区教育在提升市民素质和参与意识方面的独特功能，促进社会对社区教育的支持和参与的同时，彰显社区教育服务于社会管理的独特价值。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