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8 10: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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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层面在大力推进产业融合，产业融合说到底是产业分化下的一种产业发展范式，其本质是并不破坏产业生态。在各自独立的产业生态下，进行价值和利益的交换，也可以理解为市场的相互渗透，这种渗透的前提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迎合政策的可操控性，从而使原有产业生态升级或者改造，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互为关系，互为条件。从文化产业和互联网经济来看，产业融合首先要考虑的是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是否需要互联网经济的引导。其次，从内容的创新和传播来看，互联网经济的方式方法是否能被文化产业所帮助。另外，文化产业能否融入互联网经济生态，或者说，互联网的技术手段能否被文化产业所吸收，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经济融合的可行性
文化产业，国家的定义是为社会民众提供文化、文娱产物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而对于互联网经济的定义是以当代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专门从事网络资源收集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研发、建设、使用、生产、储存、传送和营销信息商品，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综合性生产活动的产业集合体，是现阶段国民经济结构的根本组成部分。从定义中不难看出，文化产业需要互联网这种网络信息平台将内容进行传播，同时从产业角度来说，文化产业有产品就需要市场宣传，从现阶段来说互联网的传播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通过互联网的，让更多的人对文化产业的产品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使文化产品的市场开拓更具有生机和活力；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国际文化交流更加便捷、更加全面。同时，网络上的文化沟通和交流，将调动起各种文化发展和创新的潜能，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平台，互联网的内容创新来源于文化的植入和营销，所以互联网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文化的诉求，那么文化产业和互联网经济的融合点就有了。
二、互联网经济与文化产业融合点分析
（一）产业间互相吸引点在哪里
有需求才会有合作，融合首先要满足的是两者之间的联系，所以是一种产业交融的关系；产业交融产生在产业的边沿处和交叉处，经过转变原有产业产物的特质和市场需求，推动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发生转变，从而使产业界限模糊，形成了新的产业关系；当前的文化市场很活跃，主要表现为文化产业的娱乐性。其实，文化产业和互联网早就在无形中开始了自融，文娱产品要通过，从前期的宣传到后面的呈现，以影视为例，现在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播放成为常态，这里面就存在产业的融合关系，文化产业出产品，互联网平台对产品进行市场化，从而双方共同获得经济利益，这其实已经是“互联网+文化”的经济形态；但这一种经济形态，还不是很完善，从融合点上还浮于表面的融合，从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经济自融的相关性，以及互联网是内容流传的载体的角度出发，两者是“兄弟关系”，密不可分，少了谁都不行，这是生态所决定的，也是价值所决定的。
（二）利用技术创新是两者融合的前提条件
产业融合不单单是你情我愿，在产业间要寻找到更深入的融合点，那就是技术融合，而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前提条件，通过技能的交织浸透融合，将原处于差别产业的价值链活动全数或个别融入到另一产业中，构成新式产业。文化产业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进一步得到了升华，上升为文化内容产业，当前的文化内容产业应该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文化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不够，特别是结合互联网技术后，所以文化产业要大发展，没有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不行；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也大大拓展了手机功能，从而提高了其经济附加值，比如智能手机的核心价值来源于它在技术支持下能够享受的文化内容；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文化产业的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式的阶段，所以文化产业需要发展前提是互联网技术创新，而互联网经济也需要内容的创新来满足自己载体的价值。
（三）政府引导是促进产业融合的外部条件
政府从过去的管理逐渐变为对互联网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引导，行政干预市场永远是成不了气候的，现在市场经济的规律，是市场决定管理手段，也是市场决定产业的融合价值；但政府来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政府引导，还需要政府来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所以认识到互联网与文化的高度相关性，两大产业交融面临着很好的时机是政府提出的。文化部的《文化部对于促成文化与互联网联合发展的引导意见》提出文化和互联网的深度联合，有助于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增进互联网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中华文化遗产的传承。从《意见》可以看出，政府对于文化和互联网经济的布局早就开始。所以说，政府的引导是融合的外部重要条件不为过。
三、互联网经济与文化产业融合效应分析
（一）互联网产业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互联网制造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应该说是积极而深远的，主要表现为文化产业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主要呈现为互联网技术与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更多更新的文化产品；另一种融合是最新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相结合，互联网必须以文化内容为中心，否则互联网变得空洞，而互联网经济同样是依附于将技术创新当作实现手段，将文化内容融入数字和电子的终端产物，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主要表现为内容创造；而这些移动终端的出现，可以说给了文化产业更大的舞台；所以技术创新给了文化产业更多的可能，新终端不断涌现，扩充了文化服务业的成长平台。从文化产业生态链来说，互联网的影响力是全面而深远的。1.互联网媒体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尤其是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多媒体技术的实现，对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效应，载体也就是平台的广泛使用，特别是媒体手段的更新，新媒体形式层出不穷，以目前比较火的自媒体来说，如果文化产业没有自媒体就不能称为文化产业了。在最新的条件下，互联网媒体技术为文化内容产业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平台。2.互联网传播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互联网传播技术，首先体现了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以传播为基础，比如这两年比较火爆的自媒体平台，其最大的产业生态仍然表现为文化娱乐性和知识收集；通过互联网的传播从根本上把原本很小众的内容或者一家之体会成为了媒体内容，成为一种文化属性的产品，所以互联网技术在无形中影响着一个产业链，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二）文化产业对互联网产业的影响
1.文化产业向互联网渗透。文化产业通过自身携带的品牌、价值和文化营销属性向互联网渗透，从而形成了新的互联网经济生态。文化产物固然有其物质化的载体，这种物质化的载体是没有媒体属性的，其发展较为缓慢，所以在文化产业的经济性上必须要对互联网进行渗透才能体现出其真实价值，那么这种渗透可以看作是文化产业对产品价值所承载的虚构和标记的特性，这是符合互联网接纳条件的。从目前的互联网生态来看，文化产业的渗透是全方位的，首先是文化产业的作品渗透，其次是产品的渗透，另外还有以人为价值导向的渗透，比如直播、网红经济和文化名人等，都表现为一种文化产业对互联网的渗透，当然最为主流的仍然是文化娱乐产品的渗透。2.文化产业向互联网产业的上游环节渗透。文化产业向互联网上游产业的渗透主要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创新和内容的开发，互联网经济有了自己的研发和品牌影响力。文化产业向互联网经济中的研发、设计等领域的渗入主要是内容的创作，主要包含出书、音乐、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和广播、软件、广告、建筑、策划、艺术品和古玩贸易市场、时装设计手工艺品和手工艺品等多个行业，这与目前主导的电商经济为代表是分不开的，这些上游产业其实本质上仍然是传统文化产业的繁衍。同时，随着文化产业和互联网经济的深度交融，以创意设计、互联网内容创新为代表的环节表现出对文化产业的依附。
四、结论
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经济的融合发展是时代所需，据统计，全球文化经济每天缔造200多亿美元产值，当前文化产业已是全部产业中增长最快的产业，特别是以文化娱乐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而互联网正是这一文化产业创新的关键动因，在文化产业成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互联网战略的大融合下，文化产业必须结合互联网经济的生态和手段以及技术，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产业融合是一个大的趋势，也是目前文化产业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加快文化产业的升级，其必不可少的就是与互联网经济的融合，从而在融合中得到发展，互联网经济也需要文化产业的支持，来满足虚拟化下的真实和文化价值的依附。
参考文献：
[1]吴利华，张宗扬.中国文化产业的特征及产业关联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视角[J].软科学，2011，(12).
[2]袁丹，雷宏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5，(4).
【关键词】岭南;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类型
【作 者】严雪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民族学硕士生。广州,51065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65-007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Evolution and the NationalSyncretism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
Yan Xueqi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syncret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processing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evolution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 accelerating the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means of livelihoodand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cul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i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attracting and accelerating national syncretism. The national syncretism process is engraved with fishing and hunting civilization and rice-planting civilization also with the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ever since the ancient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 cultural types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syncretism inside and enforces the syncretic relations among the nationalities to a certain level and shapes the basic pattern of national syncretism.
Key words: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national syncretism;Economic-cultural types
古代的岭南是指位于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两广、海南、港澳及越南北部的一部分。自新石器晚期以来,岭南的民族融合经历了自然融合到强制融合再到自然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发生了嬗变。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反过来又影响着岭南民族融合的深度、力度和广度。本文通过搜集、整理资料,结合考古发掘实证和语言学知识,研究自新石器晚期以来至清代这一段历史时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关系问题。敬请学者斧正!
一、岭南民族融合是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重要因素
(一)民族融合加速了岭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和韩江五个发达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族最先发生民族族内融合的地区。“这五个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人最先结合成部落联盟的地区……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岭南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南越族形成和发展的时代。”①在广西,民族融合的经济文化区域最早出现在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西瓯活动的中心只能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北,恰当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带”;②或者说西瓯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东,大体包括汉代郁林郡和苍梧郡,情况相当于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带”。③ 这一族群的“民族成份亦至复杂,它包含了古代骆越人、 东瓯越人、复杂倭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 ④商周时期,岭南民族虽然与中原民族有过交往与联系,但是受到中原民族的影响不大,岭南土著族内融合成为当时的主流。但由于岭南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沟壑纵横,山多地少,岭南土著生存、活动的区域狭窄并且彼此隔离开来,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受到极大限制。当时的岭南土著以原始渔猎型的生计方式为主,主要从事渔猎、采集,当时的农业十分落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岭南地区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到了战国晚期又进入铁器时代,岭南诸越族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岭南民族族际融合带来的生产工具的变革,加大了改造自然的力度,引起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自秦汉以来,通过移民“落藉”实现的族际融合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方式。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刑徒及躲避战乱的黎民百姓不断地进入岭南地区,从戍边屯垦到落籍岭南,他们利用先进的农耕技术大力开发岭南,促使岭南的生态环境较以前发生质的改变。秦汉时期的北来的移民大都定居于岭南开发较早的先进地区-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尽管如此,但是当时岭南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史记》记载:“南方卑湿,蛮夷中间”。⑤《汉书》记载:“南方卑湿,其众半羸”。⑥《后汉书》亦载:“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⑦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岭南各族群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在土壤肥沃、地势低平的河流谷地与山麓地带呈聚落分布。特别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引发的珠玑巷集团性移民,经迁徙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积极与当地居民融合。他们沿珠江干流修筑堤围,围垦造田,然后对沙田进行深度开发和精耕细作,其创造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折射出人与生态环境互动的成效。元明清时期,岭南的民族融合出现了成分多元化、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并存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入桂的客家与壮族杂居、融合;在两广地区,出现瑶族、壮族与汉族的相互融合;在广东,出现畲族、瑶族与汉族的融合;在海南,出现黎族、苗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加之元代岭南回族的形成和清代岭南满族的出现,使得岭南民族融合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极大地促使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居住在桂东南、桂北、粤北、粤东山区及海南岛山区的壮族、瑶族、畲族、客家、黎族、苗族等族群长期杂居相处,融合与同化程度较高。但是由于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生产力落后等原因,粗放型的农耕方式仍然处于支配地位,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广西横州的山子瑶“就山伐巨木”,加工成“盆、盎、锅盖、鼓之属,入城贸易”⑧,海南岛“黎人……所居凭深阻峭,无平原旷野,伐树火之,散布谷种于灰中,即旱涝皆有收获,窬年灰尽,土硗瘠不可复种,又更伐一山,岁岁如之。”⑨《嘉应州志》载:“畲瑶,即峒僚。……散处深山,砍树结茅为畲,刀耕火种,采食猎毛,自言为狗王之后,不供赋役,昔时程乡有此种瑶人。”⑩居住在珠三角地区、桂江流域、珠江中游一带、西江流域、东江和韩江流域及海南岛沿海地带等地区的汉族、满族、回族、熟黎等民族,精细型的农耕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相对较轻。
(二)民族融合促进了岭南地区生计方式的变迁
春秋前,岭南土著之间发生了最早的民族融合-族内融合。最初以原始渔猎采集为生计方式的岭南土著,其生存空间狭小而孤立,在民族融合的推动下,不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不断获取新的物质资源。随着时间推移,原来的生计方式提供的食物与经济资源不足以满足族群的各种需要,土著民族迫切需要一种更先进的生计方式来维持族群融合带来的生存压力。其生存空间从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韩江和桂江流域、珠江中游及西江流域一带的谷地和地势低洼区域不断向四周扩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岭南民族的族际融合开始出现。岭南地区诸越族群的生计方式由最初的原始渔猎采集过渡到山林刀耕火种。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农耕生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岭南民族的生产、生活之需。在这期间,地处岭北、江南间的楚、吴、越国因战争之需南伐岭南,开辟了跨越五岭的交通道路。地处岭北的族群相继迁居岭南,这些早期的移民,因人数比当地土著少,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较弱而处于从属地位,其结果逐步融合于当地的土著族群中。他们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各种技术,也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产力中,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土著族群生计方式的转变。从秦汉时期通过移民“落藉”实现的族际融合到宋代珠玑巷集团性移民带来的自然的族际融合占据主导地位,岭南地区的生计方式发生显著的变化,原先的山林刀耕火种生计方式逐步过渡到火耕水耨生计方式。这可以从岭南出土的铁制农具及单牛短辕的犁田耙地模型等考古挖掘材料得以佐证。如广西平乐、贺县、贵县等地汉墓都出土有铁制锸、铁口铧、铁斧、小锄、小铲、铁镰等生产工具。广东连县永嘉六年(312)墓出土的犁田耙地模型中,一丘水田中有一人驾牛犁地,另一丘水田有一人驾牛耙田,都是单牛牵引,犁辕很短,辕前端有上出坚木,连接两根弯曲的平木,形成框形,架于牛肩,后代的牛轭即由此发展而来。B11这种在北方耦犁的基础上创造的单牛短辕的牛耕方式,是与岭南复杂地形及小规模耕地面积的特点相适应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B12“火耕水耨”适合南方的稻作农业,“火耕”是放火烧树木杂草,开垦耕地;“耨,除草也”,B13在稻田有水的情况下中耕除草,“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B14这是一种简便有效、适合于南方环境粗放型的耕作方式,它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具的掌握使用程度相适应的。六世纪下半叶,岭南地区仍是“火耕水耨,弥望原野”。B15这一耕作方式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岭南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B16后来,火耕水耨生计方式又被山地耕猎生计方式取代。岭南民族以火耨之法开启山林,栽培粟、稻、玉米、小麦、豆类、薯类粮作,辅以比例颇大的采集渔猎所得。B17由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族群生计观念的变化,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山地耕猎生计方式又被具有精耕细作特色的丘陵稻作生计方式取代。随着民族族际融合的力度加大,民族融合的分布格局发生变迁,由中心城镇沿交通线向周边扩散,导致岭南民族生计方式渐变与分化。尤其是北宋末年,珠玑巷移民迁徙至珠三角地区与土著居民不断融合,并在珠三角围垦造田,实行精耕细作稻作耕作方式,开创了湿地农耕稻作生计方式的新纪元。由此,在岭南地区存在河流三角洲湿地农耕稻作生计方式和低山丘陵地带丘陵稻作生计方式,这两种生计方式长期并存。宋元时期,岭南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当时的广州已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会。明清时期,岭南的海外贸易也比较繁荣。这种源于岭南诸越族人的原始的海上贸易经过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大发展,在岭南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下,商贸型生计方式得以最终确立。民族经济研究
(三)民族融合推动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
岭南土著早期发生的民族族内融合,只是在小范围内推动了土著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发展。战国时,大量的楚人来到珠江三角洲,才开始较大规模地传播汉语,经与越语融合,发展成以楚方言为主要特点的前期广州话。南越国时期,许多中原人亦定居南越国,开始了汉语、越语进一步融合的时代。到了汉代,中原人更多地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过长期的杂居……广州话由原来以与楚方言相近为其特点,转而表现为与中原汉语更接近的特点。B18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其相互间的融合反映出民族融合所带来民族文化的深刻变化、发展与创新。秦代,秦始皇“发兵卒五十万守五岭”,“以谪徙民五十万戌五岭,与越杂处”,并“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B19随之而来的中原文化开始全面地浸润岭南百越族的原始文化,从多方面改变岭南文化结构和面貌。《越井记》则有“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B20汉越民族的族际融合,推动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与扩散。“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B21,南越王赵佗在位期间,采取“和集百越”、以越制越、尊重越人习俗的民族政策,鼓励汉、越民族通婚,并且从皇室做起,“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B22,有利促进了岭南汉越民族的族际融合,加速了岭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汉元鼎五年秋,汉武帝派兵20万,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出豫章,下横浦……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咸会番禺。”B23平定南越后,岭南重归中央王朝管辖,汉越融合的步伐加快,大部分南越人融入到汉人中去。此时,岭南历史上出现了以越汉融合为主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B24东汉初年,光武帝封马援为伏波将军,出兵岭南。在平定岭南的过程中,积极推广中原的耕作技术与文化。许多中原官兵奉命留守岭南,大多数后来也落籍于此。他们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者,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大发展。东汉末年和五胡乱华时期,大批中原人民为躲避战乱南迁岭南,与当地民族融合,汉族渐趋成为广东的主要居民,使岭南土著民族成份发生了巨大变化,更促使岭南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汉代之后,岭南地区一部分越人融入到汉人群体,另一部分越人则开始外迁融入别的族群,或蜕化为新的族群。从两晋时期开始,岭南的俚僚等族群受统治阶级软硬兼施政策的影响,大量的俚人归顺同化为汉人。尤其是隋唐时期,西江流域和高凉地区两个俚人聚居中心的俚人大量“内属”、“归化”为汉人。此时,广东历史上出现了以俚汉融合为主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B25
唐朝收服岭南后,在岭南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加速了岭南各族与中原汉族的同化与融合进程。唐宋时期,中原又大起战乱,大批的中原移民南迁至广东。到了南宋末年,这些从中原迁到岭南的移民与岭南土著族群融合,逐步形成了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个民系的雏形。B26到了元代,、峒、瑶、壮、畲等族群文化分别以珠三角、粤北、肇庆、粤西、粤东为中心全面确立。明代,岭南汉族三民系逐渐以广州、梅州和潮州为中心全面确立。B27明代末叶至清代中叶,受海洋文明的影响,岭南汉族三民系的中心分别转移到广州、梅州、潮州澄海县(今汕头)。岭南汉族三民系与岭南土著族群文化从成熟到确立的过程,是中原人多次逃避战乱南迁至岭南与土著族群融合的结果。B28元代,从中亚等地来的大批回回商人,有些进入岭南,与当地的汉族等民族通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回族出现后,伊斯兰文化在岭南得以积极传播与发展。清代,大批满族人进入岭南地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推动岭南文化进一步发展。
二、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是吸引和加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
(一)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加快了民族族内融合的力度
岭南地区最初为原始渔猎采集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与当时岭南自然生态环境和土著族群的生产工具状况相适应的。在这种经济文化类型下,岭南土著族群以采集渔猎作为主要生计,即直接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身上获取生活用品。植物栽培(如农业)或动物饲养还未成为岭南土著族群的日常劳动,岭南土著所做的工作是根据季节变化和生活之需,通过野生动物和植物去获取生存的能量。这是早期的岭南土著生产技术不高,人数有限,组织规模较小时普遍采用的生计方式。B29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革新,山林刀耕火种型的经济文化类型逐渐取代原先的经济文化类型。“刀耕火种应是农耕生计中最早出现的类型,也是人类从采集渔猎转向农耕生计过渡阶段的必要形态。刀耕火种是人类以火力配合简单工具,以人类劳动配合野生植物的光合作用,以较小投入换取较大能量的生计类型。”B30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具有操作简单、对生产工具要求不高、节省人力等特点。每年的早春旱季,持刀砍伐山坡上草木晒干,焚烧后残存的草木灰用来作肥料,再用竹木掘棒(点播棒)等工具挖穴播种,然后等待收获。火耨地栽培的作物因气候和地形而异。B31随着生存空间的扩大,随着交往的频繁,岭南土著必须相互学习与自然界相适应的生产技能和社会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从过去的小范围活动区域发展到互相关联的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由先前的封闭、孤立状态发展到相互联系的友好合作阶段。出于面对自然界恶劣环境导致的生存的压力和民族交往、交流、沟通的目的,岭南民族族内融合程度逐步加大。随着社会群体范围的不断扩大,对食物来源的不断索求,山林刀耕火种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被火耕水耨型经济文化类型所取代。这是一种比较适应岭南丘陵、山地复杂的地形特点的经济文化类型。岭南土著利用锄类农具开垦山丘,种植水稻、薯芋、豆类等粮食作物,满足社会群体之需。生产工具的改进导致食物来源多样化和食物数量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土著群体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大,交融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广,交融的力度越来越大,交融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交融的程度越来越深。这种以火耕水耨为生计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经济文化类型,促使具有相似自然地理环境的各个土著族群,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生产工具,具有共同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经济、文化制度,具有共同的生产管理经验,从形式到内容已经具有融为一体的基础和条件,客观上加剧了岭南民族的族内大融合。正是在不断嬗变的经济文化类型催化下,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韩江、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带及西江流域一带,最先成为岭南诸越族最先发生民族族内融合的地区。
(二)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推动着民族族际融合进一步深化
生产力的提高,促使生产工具不断革新与进步,刺激与推动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加大了交通道路开辟的力度,客观上加大了岭南民族与荆楚及中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力度,由此,岭南地区与荆楚地区及中原的关系日益密切。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开始出现了构成主体为中原、楚、越移民和岭南土著居民的族际融合。这是经济文化类型演进到较高层次的必然要求。这从考古发掘的资料得以佐证。广东封开、和平、乐昌、始兴、罗定、揭阳等地发掘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夔纹以及云雷纹陶瓮、陶提筒、罐、盂等,青铜器有鼎、戈、钺、刮刀、剑等;战国墓在乐昌、罗定、揭阳、封开等地均有发现,出土有陶瓮、瓿、豆、碗、盒等,青铜器有矛、镞、钺、叉、锯、镰、剑、铃等。B32广西的武鸣、平乐、田东、宾阳、贺县、象州、恭城等地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出土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尤其是青铜器有钟、鼎、剑、矛、斧、刮刀、叉形器、钳、镞、镯铃、带钩、靴、铜人首柱形器等。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凝聚着中原、荆楚和岭南土著民族特色的生产工具的进步,逐渐影响与制约着生计方式的形式和内容,刺激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进一步推动着民族融合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的青铜铸造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和进步,到了战国晚期,岭南民族开始使用铁器,岭南的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在岭南推行郡县制,用强制手段从中原大规模移民,使汉族人口的比例不断扩大。尤其是汉人带来铁制农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原先以火耕水耨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被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取而代之。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计方式主动适应环境的要求,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取代山地耕猎型经济文化类型而占据主导地位。岭南这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汉越民族融合不断加强。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农耕工具的不断革新和精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加速了农业的快速发展,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物质产品,为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是日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为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条件。最后,农耕民族之间拥有相同的生计方式,具有相同的一元化政治文化体制,岭南为民族族际融合提供了巩固的制度环境。正是具备民族族际融合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岭南各族群及其与汉族移民之间,在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激化、引导与推动下,民族族际通婚具备了实现的条件,必然产生民族的族际融合现象。岭南在秦汉时期发生的越汉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时期出现的俚汉民族大融合及多次小规模的民族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催化、引诱、刺激的结果。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类型又被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取代。在这种更高发展层次的经济文化类型作用下,民族族际融合无论从融合的区域分布还是从融合的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三)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形塑着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
岭南经济文化类型从原始渔猎采集型到山林刀耕火种型、火耕水耨型、山地耕猎型再到丘陵稻作型的嬗变,对民族族内融合和族际融合的地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区域最初分布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河流谷地和河流三角洲地带及其附近地区。从春秋战国开始,岭南民族与中原民族及其他民族发生了族际融合。自秦汉以来,中原的先进农耕技术传入岭南地区,岭南的经济文化类型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岭南民族族际融合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主要的标志是民族族际融合的区域格局则以重要交通线为轴,以城池、郡治、县治、重要关卡为点,离点轴越近的区域,民族族际融合的程度越强,离点轴越远的区域,民族族际融合的程度越弱。从岭南发现的唐朝以前墓葬群分布的情况可以证明,如广东番禺,广西合浦、平乐、恭城、钟山、临贺古城、封阳古城、广信古城以及“潇贺古道”富川瑶族自治县境内通道周围,都发现有大批汉代至晋代古墓群。而各地的郡治、县治周围及距离交通线较远的区域,依然是土著族群的天下。如“含、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B33广州“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越州“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B34 “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B35进入岭南的三条主要干道作为轴线在岭南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以西边的越城岭道为主,从中原南来的军队和黎民百姓,沿湘水过灵渠,入漓水,顺西江至广州;六朝时以中间的骑田岭道(桂阳道)为主,入北江顺流抵广州;唐代中叶以后,则以东面的大庾岭道为主要交通线。元朝时期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进入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同汉族、瑶族、壮族等民族杂居相处;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与汉、蒙、维吾尔族等民族通婚形成新的民族――回族。这个与海外民族融合的显著变化,在岭南民族融合的格局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强烈刺激与催化下岭南民族与海外民族族际融合的产物。明清时期,岭南经济文化类型的演进加速了民族融合的力度,形塑着民族融合的地理格局。以丘陵稻作型与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为主的明清两代,各民族族际通婚现象日益加强,岭南少数民族之间及与汉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各民族犬牙交错分布态势成为一大亮点。例如“广西元明以来,腹地数郡民四蛮六,他郡则民居十一而已。”清代“改流府县民七蛮三。”B36在这期间,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与融合得到加强,有一部分汉族主动融入到少数民族中去,然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并主动融入汉族的趋势十分明显。如大藤峡地区“土官军官,联姻一体”;B37在壮族人数较多的广西府江(今桂江)地区,“壮与民犬牙交错,……或与民通婚姻”。B38 “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徙,各民族的分布区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岭南多民族杂居分布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B39明代,在少数民族间的融合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融合的两个层面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成为主流。“入桂客家人……以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入桂者最多。由于包括客家在内的汉族人口大量迁入,原为瓯骆故地的八桂大地,居民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B40清朝时期,大批满族人进入中原、江南和岭南地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明清以来岭南地区商贸型经济文化类型的出现,促使民族族际融合格局进一步深化。在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序列的演进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嬗变不断形塑着岭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曾经在岭南生息繁衍的民族或族群经过秦汉时期越汉民族融合和隋唐时期俚汉民族融合这两次大的民族融合和多次小规模的民族融合或族群的迁徙,逐渐形成了广东汉族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以及瑶、壮、回、满、畲五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基本格局。B41到了清代,这种基本格局的最终确立,是与岭南渐趋嬗变的经济文化类型密不可分的。
三、结 语
通过对岭南自新石器晚期以来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关系的考察与分析,得出这样的认识:岭南民族融合度越高的区域,族群关系越和谐,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大;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大的区域,民族融合度越高,族群关系越和谐。民族融合度越低的区域,族群关系越疏远,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小;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越小的区域,民族融合度越低,族群关系越疏远。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力度的大小与民族融合度的高低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力愈发达的地区,其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力度愈大,民族融合度愈高。
注释:
①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75176页。
②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9页。
③张一民:《西瓯骆越考》,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
④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载《学术研究》(南宁),1978年第1期。
⑤《史记•南越列传》。
⑥ [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42页。
⑦[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17页。
⑧[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
⑩[清]光绪《嘉应州志》卷32。
B11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耕田模型》,载《文物》,1976年第3期。
B12《史记•货殖列传》。
B13《史记•龟策列传》。
B14《晋书•食货志》。
B15见《徐孝穆集》卷9,见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版,该版本将[危 ]误作[顾]。
B16《唐大诏令集》卷109。
B17施联珠:《畲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B18李新魁:《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载《广州研究》,1983年第1期。
B19《史记•秦始皇本纪》。
B20《全唐文》卷816,《越井记》。
B21《史记•南越列传》。
B22《资治通鉴》卷20,《汉纪》12。
B23《史记•南越列传》。
B24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B25B26B41周大鸣、 程瑜:《广东民族历史与文化概述-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广东部分)民族卷分述专文》,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6、387、384页。
B27B28刘伟铿:《内陆海洋两大文明的演进与岭南汉族三民系形成的历史探源》,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7438页、441页。
B29B30B31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5、203205、204页。
B32《广东考古十年概述》,文物出版社,1991年。
B33《后汉书•循吏列传》。
B34《南齐书•州郡志》。
B35《后汉书•南蛮列传》。
B36谢启昆:《广西通志》卷87,《舆地略》八。
B37[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2,《断藤峡》。
B38乾隆《昭平县志》卷7。
关键词：网络经济 温商文化 温州模式
温商是与我国徽商、晋商、申商以及粤商齐名的地区性商业团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成为我国南方地区的典型经济发展模式，然而，自2000年以来，伴随互联网经济在我国的逐步崛起，温州经济一度出现发展危机。温州人创造了世界经济学界都熟知的“温州模式”，然而其在网络经济时代却丢失了经济敏感性，这其中的深层文化原因值得探索。
温州商业文化形成因素与发展特征
（一）温州商业文化形成因素
1.历史与地理因素。温州地区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古时官方行政名称为“瓯”，一面临海，三面靠山，环境恶劣，人多地少，历史各朝都不曾将其作为经济中心，贫苦的生活条件使得原住民外出谋生，积极从事手工业和经商活动。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长久动荡，战乱使得偏僻的温州地区获得稳定发展，宗族迁入，商业繁荣；南宋朝廷迁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后，温州即作为陪都，传统陶瓷业、桑蚕业获得引入和发展，开埠远洋，商业繁荣一时，至晚清已经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出发口岸，海洋地理因素为温商文化走向世界建立了天然的发展基础，温商文化因此得以孕育和发展。
2.人文思想因素。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始终将商人的社会地位排在“士、农、工”之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我国汉代被社会接纳以后，儒家思想一直构成社会的主流核心思想。宋代的温州学者提出了对于儒家经商观念的修正观点，认为是“义利相和”而不是“以义抑利”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在人文观念上对温州地区百姓经商的理念进行了修正，挖掘了被压抑的商业发展潜力。近代以来，温州地区的港口优势和先天经济基础使得西方经济思想率先得到引入，商人精明、重利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得到认可，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加速了温州经济的繁荣。
（二）温州商业文化发展特征
温州商人积累了一整套充沛的经商经验和方法，经商目的已不仅仅在于谋生存，温州商业文化逐渐显示出独特的发展特征。
1.全民经商。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只要是战乱动荡停歇，环境条件有所稳定，温州人就以卓越的经商才能而开始“小有所积、大有所累”式的作坊到企业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区商业取得的成功就是这一论证最好的证明。经商是注入温州人血液中的文化传统，经商是年轻人就业的首选，自主创业模式在温州年轻人群体中常见，温州人对于商业的渴望和成功的自信体现的格外明显（卜娜，2012）。
2.偏好高风险性投资。温商是我国历史上众多商帮群体中敢于冒险的典型代表，后世称其为“东方犹太人”就深刻的体现了其灵活激进的经商特点和商业理念。如图1所示，据《2012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即便在经济持续低迷的2009-2012年，温州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取得了年均46.5%的高增长率，温商产生的地区经济品牌效应和获取的巨额投资回报都显示出了其“敢为天下先”和敢于承担风险的经商特质。
3.经商团结一致。温州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温州街”、“温州城”等甚至代表了中国商业文化。从产业群落角度看，温州本地打火机行业、汽车和摩托车配件行业、低压电器行业以及鞋品服饰行业都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聚集，国家级生产基地超过30个，温州人历史上便倾向团结亲戚、同乡等共同创业，家族式生产非但没有拖垮商业效率，反而在提升企业凝聚力、稳定借贷资金以及抵抗经营风险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温州经济的冲击
温州商业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2000年后却呈现出对于新兴互联网产业发展方向把握不准的现象，虽然在传统优势产业如鞋服、轻工以及小电器等领域依然处于国内前列，然而其电子商务行业即便在浙江本省也已经落后于杭州、宁波与金华地区。根据艾瑞咨询公司出具的调查报告，2013年1月至8月份期间，温州地区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发展缓慢，相比于2012年同时期虽然有所回升，然而增长速度却相对较低（见图2），且主要集中于餐饮娱乐等享受类物品领域，实物电子交易比例只有0.4%（见图3），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互联网经济对温州经济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文化冲突
网络经济的虚拟性使得人们在实体经济生活之外又建立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商家纷纷瞄准这个拥有巨大商机的市场而投入人力和物力进行经营建设，抢占互联网市场份额。对于温州经济这种靠商人白手起家和严重依赖实体经济的商业模式来说，进入虚拟市场投入资金具有一定的思想包袱和传统顾虑，近年来虽然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发现温商的身影，然而互联网经济建设却少有温州人问津，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互联网虚拟经济和温州商业实体经营之间的文化冲突。
（二）知识技术
不同于传统实体经济，互联网经济将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替换为知识和技术要素投入，并且取得了远高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价值，技术创新和知识储备水平是互联网经济取胜的关键。温商的人群构成大多是以前的个体农民和工商业者，不仅文化水平低，而且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也限制了开放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新一代温州商人继承老一辈传统，不太重视生产经营中的技术性投入，单一的勤劳致富、商业人脉、廉价劳力以及经验运作不适应技术经济的发展要求（陈香堂，2010）。
（三）营销思想
互联网市场相对于传统实体经济而言的突出优势就是低进入门槛，谁能够抓住网络时代下的消费者注意力，谁就能培养起忠实的产品用户群体，进而获得商业利益。互联网的公平性改革了大企业压制小企业的局面，创意、创新、服务以及营销技巧都是获得市场认可的重要因素。温州人传统的抱团经营、企业人脉、宗族和血亲关系营销方法不再适应互联网的营销要求，实体市场和网络市场之间的巨大营销技巧和思想差异造成了温州互联网经济的逐渐没落。
（四）经营资金
高风险性是互联网经济虚拟化的伴随发展特征，资本与技术结合的自然属性要求互联网公司在创业阶段就要投入大量的维持运作资金，而且普遍呈现出前期亏损、后期才盈利的发展态势，一旦创业成功就会取得巨额回报，而投资失败就有可能面临大量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这对于温州商人创业融资主要依靠民间借贷的模式来讲不具备匹配性，民间资金无法承受这种高额投资风险，而国家尚未有完善的支持地方高科技产业投资平台也决定了温州地区回避发展互联网经济的现象。
温商文化与互联网经济融合发展思路
温州市政府在2012年7月颁布了支持温州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从法规角度确立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互联网经营的基础条件。此外，温商文化还要从观念、教育以及制度角度入手，积极适应互联网时展潮流。
（一）灵活转变观念以主动适应互联网经济革命
温商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灵活的商业经营理念，主动适应时代是温商文化的发展精髓。我国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逐渐攀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温州商人继续抱残守旧进行单一化经营注定会被时代淘汰。因此，温州商人要认清这种形势，积极探索“实体-虚拟”的经营方式转变，虚心学习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实行因地制宜式的本地化网络经济发展，凭借长久以来对商业的敏感性优势，相信温商可以继续创造出温州网络经济的发展美誉。
（二）改革传统经营模式已突破家族式发展局限
温州市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显示（见表1），2012年，温州市4202家企业中，私营企业数量竟然达到2805家，股份制企业数量只有186家，占据全部企业数量比例只有2.1%，这种严重失衡的企业经营模式比例制约了温州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同时，网络经济虚实结合的经营特点要求多样化组织经营形式，而对于高科技产业分散投资、共担风险的投资模式也必须在温州互联网经济中得到建立，以现代化风险基金形式抵御民间资金压力，未来温州地区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和多样化企业组织形式有助于网络经济的高效运行。
（三）提升商人科技文化教育水平
互联网经济对参与者的文化教育水平要求较高，技术创新是引领互联网经济走向成功的必备要素。温州地区长久以来以家庭作坊式生产模式为主，商人讲求“手艺”和“人脉”，且商人加入经商时普遍年龄较小，不具备完整的科学文化教育体系，且对于互联网这种高技术行业的理解能力较差。因此，要发展网络经济，就必须从商人的科学文化教育出发，解决根源性的发展束缚。同时，温商还要发展其联通世界、资源互补的优势，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建设现代化的网络企业管理制度，以知识换经济，以技术求效益，以教育谋突破，实现温商文化在网络经济领域的再次繁荣。
参考文献：
1.卜娜.让传统企业搭上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快车[J].中国计算机报，2012（38）
2.章志诚.温州历史上对外开放与温州人走向世界[J].八桂侨刊，2013（6）
3.朱乾.温州文化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科技信息，2013（1）
【关键词】经济与文化；爱国主义教育；职业素质；现代化手段
在经济学家看来，文化是与制度并列的一种要素，是指一个社会中多数人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偏好和态度。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与西方文明的交汇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更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之路。
一、博物馆、纪念馆的自身价值
《人的活动》是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罗斯巴德。
博物馆、纪念馆既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又是精神文明窗口单位，发挥着历史教育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效应。对外介绍宣传博物馆、纪念馆的讲解工作已逐渐成为一门艺术。它是知识融汇与语言表演艺术的一种内在综合的表象反映，所以博物馆、纪念馆不单单是规章制度的建立，还有职业素质的具备：
一是讲解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二是讲解员应具有良好的公众形象；三是讲解员应具有良好的嗓音条件和表达能力，有较强的组织观众的能力；四是讲解员应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知识修养，不仅自身要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要博览群书；五是讲解员还应具有良好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和反应能力。
声音商标是非传统商标的一种，与其他可以作为商标的要素（文字、图形、数字、颜色、气味）一样要求具备能够将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区别开来的基本功能所必须具有显著特征，便于消费者的识别。声音商标是已经为大众所熟识的，有特定的指向性的声音。首先我们知道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的最本源组成要素：版面史料、文物等，然后讲解员根据讲解大纲及展览的顺序，将陈列文物蕴含的内容，运用独具风格的讲解语言，传递给观众陈列所不能或无法表述的文化内涵。其次，博物馆、纪念馆设有公开监督电话，观众意见薄、留言薄，使博物馆、纪念馆的社会服务不断规范和完善。
二、博物馆、纪念馆依托资源优势的社会价值
一般来说，一个展览的陈列内容、陈列展品是博物馆、纪念馆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载体，但这并不等于展览的布置好了，把门一开等着观众参观就可以了。博物馆、纪念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积极主动、不失时机的宣传，不断拓宽教育的新层面，与学校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利用节假日和重大事件纪念日，举行各种庆祝、纪念活动，充分实现博物馆、纪念馆的社会效益。
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每一个展览都有它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让观众了解、理解，以认识到展览的内涵，让文物“说话”，这就需要讲解员在展品与观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过与观众零距离的交流缩短博物馆和观众的距离感，让观众在参观的同时能充分认识、体会到博物馆、纪念馆一流的服务。一场成功的接待，不仅仅需要讲解员要学会收集观众对展览的反映以及他们的兴趣和希望，再经过整理、归类后反馈，以便研究、总结、运用更好地提高服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这也正迎合了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三、不断创新，利用现代化手段实现教育活动的多元化
全球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如此迅猛，以致使今日的许多从事管理工作的实践者和理论学者都断言，学习能力是能继续保持竞争有利地位的唯一真正的源泉。每一个博物馆都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缩影，能否让观众享受到这一精神大餐，能否让观众满意，能否让观众记住博物馆，博物馆除了保证好硬件设施的服务外，还要利用多种宣传载体，多角度、全方位地推介和宣传自己，不断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知晓率。
1.搞好信息资源数字化。博物馆的信息资源存在于藏品本身，利用数字技术将馆藏信息转换为数字信息，并以数字形式存储和交流。
2.建立网络平台，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又要实施维护。及时与大众沟通并反馈博物馆意见，使其成为博物馆、纪念馆对外宣传活动中的重要窗口。
3.当然，还要加强媒体宣传报道，积极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集中宣传介绍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报道教育基地活动的开展情况和效果，逐渐形成规模。
四、加强管理，实现其深远意义
毫无疑问，在一个基本社会里，所有能想到的组织形式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问题在于哪种形式最适用于已确定的任务和社会为达成这一任务所设定的活动范围。在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强博物馆管理以及讲解员队伍壮大。要求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也要有个性特色。当然，要想通过讲解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毋庸置疑，学习和了解自己国家历史和传统是必须的，根植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只有不断地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才能走的更远。综上所述，在经济与文化视野中审视文明，如何让观众热爱博物馆、纪念馆，热爱历史，实现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是我们今后不断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吴向鹏.文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2013年3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从此郑州航空港经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正是由于这个规划今年年初刚刚获批，所以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方面的研究成果才十分有限，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前期文献就更是少之又少。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中国首个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它是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附近的新郑综合保税区（即郑州航空港区）为核心的航空经济体和航空都市区，是郑州市朝着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国际化陆港城市、国际性的综合物流区、高端制造业基地和服务业基地方向发展的主要载体。可以预见，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会成为郑州市经济发展的新板块和中原经济区的龙头。
二、研究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研究“郑州航空港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该研究能够培育中国新经济增长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过程中，必然要通过城市特别要通过大城市来作为支撑区域经济中心发展的引擎，而一座大城市要成为经济发展引擎的首要条件是交通发达。郑州作为内陆大城市，既不靠海，也不靠运河，那么只有发展航空港才能使其快速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进一步研究发现，郑州航空港不仅仅是中转客运与货运，而是有高端制造业基地支撑的实体性航空港。这样一来，郑州就具备了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增长极的最优条件。
其次，该研究可以提高中原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郑州航空港经济不仅运输的是实体产品，更重要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支持中国，这才是郑州作为经济增长极的最大成功之处。目前，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更要走在前列。中原经济区的功能定位之一就是成为华夏文化传承创新区，正在建设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当然也要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载体。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有特色中原文化的实验区，是传播中原文化的实验区，是容纳世界先进文化的实验区，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实验区。
再次，该研究可以增强郑州这座城市的空间再造能力。从区域的意义上讲，国际之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特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竞争，而有高品位文化的城市才是有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与发达国家大城市和国内先发展地区大城市相比，郑州还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是一座正在成长中的城市，因此，提高城市化率还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从长远来看，城市化的过程既是城市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也是城市空间再造能力提升的过程，而城市空间再造能力的提升过程正是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增强的过程。
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文化产业之间契合的路径选择
我们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契合点、中原文化产品的国际化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角度而言，郑州过去只是中国的三线城市，现在要借着航空港经济的东风将其发展成为国际一线城市，这对于郑州而言、对于河南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为此，我们要充分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线城市学习建设一流航空港的成功经验，奠定航空港经济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基础主要是指机场建设、物流中心的建设、航空服务设施建设和与特色航空物流相联系的产业集聚区建设。
向西方发达国家航空运输业学习，是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必修课。美国有发达的航空运输业、通用航空业，更有先进的航空制造业，形成了以民航为核心的完整的航空产业链条，是最为发达和完善的航空经济国家。荷兰史基浦机场聚集了大批的物流、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促进了现代产业结构的转型。史基浦机场临空经济区堪称世界上最成功的空港产业园区。新加坡发达的民航业带动了其世界金融和旅游重地的全面提升；迪拜携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加快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枢纽中心；阿联酋的航空经济以订购60架空客A380飞机为起点，实现快速发展航空经济的典型。
从城市经济学上讲，航空经济包括核心层、中间层和辐射层。航空经济的核心层主要是指客货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机场建设与管理、空中交通管理、气象站、飞机维修、航空油料供应、航空销售等。航空经济的中间层是指包括飞机和高端设备制造、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和应用、航空金融租赁、空港产业园、航空物流、航空旅游等等。而航空经济的辐射层是指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周边城市与农村以及中部省份，该层次可以深入到中部地区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文化领域。在航空经济的整个产业链条中，民用航空业是主导产业。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成，必将为中原文化产业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郑州航空港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契合点将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即将中原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精品使之走向世界各地，将中原文化企业特别是以中原传媒集团为核心的大型文化企业推向世界竞争的舞台，将中原文化产业链延长到郑州航空港通航的主要目的地。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化资源丰富，但是要将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产品还需要文化人才、文化体制、文化设施、文化管理的全面升级。把文化产品行销到世界各地的是文化企业。因此，河南的文化企业，不仅要与世界一流文化企业竞争，还要在文化传播理念、文化产品研发、文化载体选择、文化产品营销策略等方面继续探索。对于文化产品而言，既有可运输的有形文化产品例如图书、绘画、雕塑、音响等制品，也有无形的不可运输的非物质文化，后者文化产品虽然不能运输，但是传播非物质文化的人才却是可以流动的。这样一来，文化产业链就能够依据文化产品自身的特性借助郑州航空港经济而走向世界各地。
二是实施“引进来”战略，即使中原大地成为吸纳世界文明的集聚地。西方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由于三次产业革命均在欧美发达国家产生并延伸，使得西方发展文化产业的物质载体也十分现代化。过去尽管我们也有文化交流，但是只是零星的、分散的、阶段性的，现在经过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经济实验区的建设，则可以实现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批量的、集中的、持续的交流，让中原大地真正成为兼容并蓄、刚柔并进、中西合璧的文化圣地。
关键词 知识型新移民 文化融合 内容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10.064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economy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ccelerating. In Dongguan City construction process， new immigrant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its core strength，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region is the citizen groups， "the new Dongguan people" and local resident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 ecological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based new immigrants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step by step， and must undergo three stages， "Adaptation - symbiosis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different forms of integration in each stage. Therefore， we must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knowledge of new immigrant culture specific content， through different pathways take feasible measures to be perfec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new immigrant culture， better show "new Dongguan people" is the valu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ongguan area.
Keywords knowledge-based new immigrants； cultural fusion； content
城市化是人存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发生质的变化。随着城市化进程日渐加快，大批农民纷纷走出土地，涌向东莞这座城市，被称之为“新莞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心理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知识型新移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尽管社会阶层位序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所流入城市――东莞，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比如，关系网络、语言沟通。为此，需要综合分析各影响因素，结合知识型新移民文化融合内容，通过不同途径促使知识型新移民尽快融入到东莞社会中，和当地居民共同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1 知识型新移民文化融合内容
就知识型新移民来说，是指具有良好教育背景与技能，流动于不同地域间，病在迁入城市定居的人口。他们居住在城市各个角落，从事于不同行业。在他们迁入异地的时候，家乡文化也被迁入其中。在迁入城市生存过程中，他们自身已有的家乡文化将和迁入地文化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而这个漫长的过程被称之为“文化融合”。从某种角度来说，知识型新移民的文化融合内容并不是单一的，体现在不同方面。
1.1 语言、风俗习惯的融合
就语言融合来说，是指在和迁入地城市居民相处过程中，是否可以顺利沟通、交流，也就是说语言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知识型新移民在迁入东莞这座城市之后，会根据场合的不同交替使用家乡话、普通话，但对东莞地区的语言使用的并不多，他们被称之为“新莞人”，不利于他们迅速融入到这座城市中。就风俗习惯来说，“新莞人”对东莞地区的风俗习惯有着不同的适应方式，其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知识型新移民在工作、生活中，喜欢保持家乡特有的传统风俗，拒绝接受、认可东莞这座城市已有的独特风俗习惯，但有些知识型新移民则不假思索的全盘接收所有的东莞风俗习惯并逐渐适应，丢掉了自己家乡已有的风俗习惯。实际上，想要迅速融入东莞这座城市，对于这些“新莞人”来说，认可并接受、适应东莞已有的风俗习惯是重要的捷径之一。
1.2 伦理道德、情缘的融合
对于伦理道德来说，它是个人所认可的一种规范，对于相同事物来说，每个人心中的伦理道德各不相同。对于迁往东莞这座城市的知识型新移民―“东莞人”来说，必须逐渐接受、认可乃至适应该地区居民所具有的伦理道德观念，能够根据东莞地区的伦理道德标准做好本职工作，加快该地区文化融合的速度。在情缘融合方面，通常情况下，迁入东莞地区的“新莞人”特别喜欢和亲友、同乡保持联系，形成一种极具特色的地缘文化、血缘文化，这对刚迁往东莞这座城市的“新莞人”来说，有着特别大的帮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来者心中的疏离感、 孤独感，更好地融入到这座新城市中。但长时间的异地生活会使这群“新莞人”和自己单位的同事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特殊的业缘文化中，合作、沟通、交流，逐渐形成情缘融合。
1.3 情感融合
从某种角度来说，情感融合及其复杂，融合难度特别大，融合程度特别深，需要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对于知识型新移民来说，他们在迁入所在城市后情感方面有着微妙的变化，从刚开始受到东莞当地人排斥，内心充满的焦虑感等到和当地居民处于一种“友好、平等”的状态将会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在融合过程中，也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碍，需要不断突破困境，不断努力，才能更好地融合。
2 知识型新移民文化融合途径
2.1 提高知识型移民的资本含量、适应能力
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想要进一步加快知识型新移民文化在东莞这座城市的融合速度，必须多角度、多层次提高“新莞人”的资本含量、适应能力。具体来说，政府部门、“新莞人”所在单位要全面、客观地分析新时期知识型新移民的人力资本、心理资本乃至社会资本，根据各自含量，给予这个特殊的群体特殊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新莞人”在文化融合方面的心理素质。在刚步入东莞这座陌生城市的时候，“新莞人”认识的人并不多，人脉资源薄弱，只能依靠自己在这座城市认识的几个朋友甚至只能依靠自己，社会网络特别狭窄。针对这种情况，需要从不同角度入手，结合“新莞人”特点，帮助他们迅速打开他们在东莞这座新城市的社交圈，鼓励他们多接触东莞这座城市的各类群体，多和他们沟通、交流，比如，当地居民、同事。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新莞人”的心理资本、社会资本都会有所增加，自身的素质、能力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学习能力，可以多为他们提供一些学习异地文化的机会等，促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也会有所增加。
2.2 多鼓励当地居民给予“新莞人”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推动知识型新移民文化融合进程中，当地居民的开放态度、帮助特别重要。对于“新莞人”，当地居民不能歧视他们，学会尊重他们，消除歧视。而社会各方面要通过不同途径加大宣传力度，向当地居民、知识型新移民大力宣传“多样文化、平等文化”相关的理念，多鼓励双方尊重彼此，不要歧视各自的文化，能够正确理解各自文化，多鼓励当地居民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不要有偏见。在社会场合、公共场所等，可以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新莞人”有一种归属感，愿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更好地融入东莞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3 提高“新莞人”对文化融合的客观需求
在文化冲突阶段，“新莞人”会表现出一定的排斥行为，但在文化融合方面并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在文化融合过程中，要在“新莞人”生活的社区、公共场所等大力宣传东莞的历史、风俗习惯等，促使他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东莞城市文化，愿意接触这一陌生的城市文化。在此基础上，要根据“新莞人”自身特点，东莞地区各方面实际情况，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其中，在一系列实践活动中更好地认识东莞城市文化，改变已有的态度，加快文化融合的速度。此外，要进一步拓展“新莞人”和东莞城市各方社会人士的交流渠道，主动寻找帮助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甚至自助，逐渐改变他们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态度、行为，提高他们在文化融合方面的客观需求，为加快文化融合速度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要根据“新莞人”对不同领域已有的融合态度，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有效解决文化融合道路上存在的问题。在社会交往方式、礼仪方面，可以向持有同化态度的人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不断拓展他们在这座城市已有的人脉资源，进一步扩大交际圈。在语言方面，对于那些持有分离态度的人，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接触语言的机会，促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东莞这座城市特有的语言文化。
3 结语
总而言之，知识型新移民文化融合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难度较大，周期较长，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为此，需要综合分析“新莞人”融入东莞这座城市在文化融合方面的具体内容、形式，多角度提高他们在文化融合方面的需求，逐渐改变他们已有的融合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地居民对其的开放程度，给予“新莞人”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借助社会各方力量不断推动知识型新移民在文化融合方面的进程，促使“新莞人”能尽快融入到东莞特有的文化交融状态中，积极调整自身行为，尽快融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中，发展自己的交际网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展现自身价值，优化调整东莞地区的人力资源结构，促进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促使该地区走上长远的发展道路，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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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争力；产业链；低成本；出版产业
中图分类号：G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079（2020）15-0-02
一、引言
时代的发展促使数字出版产业不断发展，合理地处理好文化与科技的相互融合，是当前数字出版行业的重点。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的完善，让传统出版行业具备了更好地市场竞争力。而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不但加强了出版行业的竞争力，也保障了文化的不断创新，提高了市场需求也使科技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技术只是一种技术，真正的推广使用与广泛采纳需要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相结合。
二、出版活动向低成本转化
出版技术的进步，在出版业中可以体现为三种实现，经济实现、政治实现、文化实现。其中经济的实现是最重要的实现。随着技术的进步，出版模式逐渐走向低成本、高效率，这种转化方式增加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并且提高了科学技术对于行业的应用，而随着数字出版的相关领域的不断扩展，技术的因素在出版活动中的地位也被强化，技术的进步也使出版活动向着低成本和高效率转化，这也为出版行业带来了生机和新的发展途径。而出版业一直在人类的文化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出版相关的领域由文化领域开始向着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的多方面产业发展，也能感受到科技的创新与文化融合的影响力与塑造力。
三、技术推动出版行业内部管理科技化
文化科技的融合也推动了出版界的内部管理的改革，随着技术的推进，出版信息管理系统以及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的推进，让出版行业提高了内部管理、企业决策的准确性以及企业的竞争力。从另一方面来讲，出版行业的发展对于相关技术的进步也起到了推进和引导的作用，使得文化科技融合双方互相得益，而出版产业也随之发生了需求的变化，行业的需求使数字出版技术的社会需求增加，也使科技得到促进。
四、文化科技融合的出版商业模式转化
由于数字化出版模式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出版模式是一种冲击，这也促使传统出版产业转型，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进入到传统出版产业，新的数字出版的商品开始产生，电子图书、电子阅读器以及手机阅读产品等。这些产品的出现有效地减少了有形的原材料的消耗，掌握数字化的生产设备以及复合性人力资源，也开辟了全新的市场，数字阅读。目前的数字阅读企业也打破了传统阅读企业的垄断。随着商业模式的转换，对于出版产业来说，出现了全新的经营手段和盈利方法。战略定位的更改使出版产业的形象发生了转换，而业务网络的商业模式也使战略定位进行的各种核心业务和相关业务与客户产生联系。而核心的资源也使出版企业需要的各种资源能力，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各企业不同的差异化服务。
五、出版产业的产业链數字化转变
随着文化科技的融合，数字出版改变了传统图书的产业链，产业链也发生了转变，产业链的上端变为数字内容开发，而数字内容开发是数字出版的发展基础，而在数字化的产业链的上游，由数字出版的内容供应商为主体，将图书、版权等内容售卖，并且从销售中分成。而在产业链中游，是出版商的数字内容出版和对于用户的技术支持，并且同网络的运营商共享收益分成。而在产业链的下游，则是数字的终端生产，以及相关数字出版的平台和分销，当传统出版社实现数字化的转型后，要明确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且进一步的开展数字出版的业务，在产业链中要成为传统出版企业向数字出版战略规划的立足和方向。
六、文化发展与出版产业转型的互动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体现在文化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借助体现群体的共有价值的方法，并令群体成员依此来进行经济生产的程序；第二，文化会影响群体的公平，影响在群体里的决策；第三，会对群体追求方向和社会目标发生影响。文化系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出版产业转型。数字媒体文化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打破了出版的垄断，随着数字化出版的转型，出版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目前的出版业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消费品，也对大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些数字出版作品，具有开放性、形式的结构性、内容的动态性等特征。文化价值可以引导出版产业的转型，而数字媒体文化的出现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媒体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且也融入了更多的文化，网络传播体现技术理性、工具价值，并在互联网上缺少相应的控制机制。也是目前在转型其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所需的重要要素。
文化冲突也揭示了当前出版行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新旧文化冲突的诞生反映着目前物质生产力的提高，而目前的传统出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受到了两方面的文化冲击，第一方面是技术革新，从侧面体现出了现代社会意识的进步与发展；第二方面是文化选择，经由增长方式的转型，文化的选择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问题，虽然数量不多，时间也不长，但是数字出版所创造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出版企业，所以传统出版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极具重要性的。
协同发展合作
记者采访了解到，京津冀三地文化部门已签署文化领域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今后三地将依据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等原则，发挥三地在资源、市场、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共同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演艺、非遗保护、文化金融等领域加强具体项目的沟通与对接。
“京津冀三地各具文化优势和特色，文化的互通互融应当是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化部部长助理、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说，“此次签约意味着三地正式开启了文化融合发展之门，对于提升区域文化影响力将有重要帮助。”
从现实需求看，在推动跨区域文化交流方面，三地有意以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天津市合唱节、运河文化艺术节、河北民俗文化节等活动为依托，组织举办三地群众文化的展演展示、研讨交流等活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三地河北梆子巡演活动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支持京剧、评剧、曲剧，以及曲艺等在京津冀三地开展巡演？？
近年，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产业保持较快发展速度。据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袁桐利介绍，仅上半年新区新增文化企业140多家，这些企业注册资金达7.70多亿元，其中不乏京冀企业来新区落户。
袁桐利认为，只有坚持开放的理念、开放的机制、开放的市场推进三地文化合作，打破区域限制，促进文化市场要素合理流动，才能加快培育统一开放的现代文化市场，推动京津冀区域文化一体化。
打造文化产业
据介绍，天津滨海新区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后发优势较为明显。通过不断优化产业配套环境，打造优势品牌效应，以该区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2014年十一黄金周里，由天津滨海新区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和万达影业联合推出的3D国产原创动漫《魁拔3：战神崛起》，正式登陆各大院线与观众见面。导演王川告诉记者，作为国产动漫电影中的“大制作”，《魁拔3》共制作超过14万帧，由150人组成的专业团队历时18个月制作完成，总投资2500多万元。特别是经过前两部的铺垫，《魁拔3》的情节更加复杂，画面制作更为精良。不仅适合少年儿童观看，也符合成年人的观影特点。
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是滨海新区旗下国家动漫园内的一家文化企业。据负责国家动漫园运营的中新天津生态城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蕊介绍，国家动漫园已建成的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孵化器和加速器，着眼于符合滨海新区产业特点的项目和文创企业，通过对“软件”“硬件”给予扶持，有效解决企业孵化、市场扩容、战略合作、投融资平台、扩展空间，以及后台的技术和设备支持等问题。
在滨海高新区，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发起组建的卡梅隆-佩斯中国总部落户于此。滨海高新区工作人员认为，目前滨海高新区重点发挥发达的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汇集了神界漫画、仁永动画等具有带动性、示范性和原创性的科技文化企业，成为滨海新区又一个文化产业聚集区。
滨海新区文广局相关负责人说，滨海新区以打造支柱产业为目标，着力发展原创动漫、移动游戏、3D影视、数字新媒体、文化旅游、文化艺术品交易6大新型产业，使文化在新区焕发生机与活力。
此外，滨海新区通过培育文创展交会、滨海国际微电影节等，打造文化产业全产业链条，为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集产品展示交易、人才汇集、金融对接于一体的大平台。依托“天河一号”，重点加强3D技术、超级渲染与捕捉、云计算数字等文化科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使新区文创产业发展获得强大推动力。
打破资金瓶颈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文化产业聚集优势，实现区域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政府及业内人士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加强文化产业人才的吸引与区域内的合理调配、流动，实现人才资源共通。文化产业的发展关键是人才，以及围绕在人才身边的核心文化资源。过去，文化资源从天津、河北流向北京的情形比较突出，人才的流失又容易使某一区域陷入文化难以传承和发展的循环中。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廖蕊说，如今国家动漫园已经与京津地区的多所高校实现零距离对接，与北电、中戏、传媒大学等专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并作为这些专业院校的实习、实训基地。国家动漫园还与园区内一些精英企业合作，建立人才培训中心，实现了人才的培育与储备。
完善、稳定金融扶持政策，保障文化产业在起步阶段的健康发展。企业规模小、资金量小、融资能力差是中小型文创类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民生银行文化产业金融事业部总裁万晓芳认为，文创企业的特点是轻资产，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是重资产、重抵押，难以对接。需要更好地认知文化产业行业规律和企业运行模式，将金融融入企业的发展节奏，从而对文创企业的成长和文创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三地联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产权交易平台。文化创意企业特别是以原创为主的文化创意企业，在做新的产品项目开发时，资金的需求旺盛，却没有不动产及其他可以做抵押的资产，手里最多的就是版权这种无形资产，这是文化创意企业进行贷款融资时普遍遇到的问题。专家认为，产权交易将成为我国文化创意发展通过市场化交流交换融合的重要机制。
目前，京津冀三地都拥有不同规模和形式的产权交易平台，对各地产权交易的发展、文化企业的壮大起到了积极作用。
相关链接：
京津冀文化融合的部分举措
――京津冀三地积极推动建立文化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开展专题调研，系统研究三地文化协同发展整体规划。
关键词：景观设计 地方文化 融合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生活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景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现在很多景观设计死板、单调，没有生机，其主要原因是景观设计没有地方文化底蕴。尤其是，很多的园林景观设计师一味的追求形式上的模仿，而忽略了支撑在景观背后的文化根源；注重从感官上取悦民众，过多的强调现代技术及高档材料的运用，而忽视景观给予人们情感与精神上层面的感受。 这样的景观设计显然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也就是说脱离地方文化底蕴的景观设计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要想创造一个有特色、有个性的优秀景观作品，设计师们应该从场地本身出发，对当地的自然条件、人文特点进行细致的研究，并将其特点融入到景观设计中。
1 地方文化与景观设计的关系
地方文化是指当地人们在当地历史的发展的长河中创造并不断沉淀下来的精华，是当地人们智慧的结晶，是当地人们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升华。它包含地方的经济水平、价值观念、艺术发展水平、生活方式等。园林景观本来就应该是最能体现当地文化的实体，它更能体现当地人们的审美观、生活习性、思想意识、精神需求等。不同地域的文化对应不同的园林景观，园林景观的设计应该与当地的文化特色紧密结合。
2融入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设计思路
2.1 注重“形、神” 相结合
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园林景观的形式、形态，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优秀景观设计，首先在形式上就应该地方化。尽管构成园林景观的要素不外乎水体、地形地貌、植被、建筑等，但是不同的景观设计呈现出来的效果却不尽相同，这都与当地的人们的审美取向、文化风俗等密切相关。景观设计光注重外形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注意“神”的体现。所谓的“神”也就是“意境”，它是园林景观设计的精髓所在，它几乎是整个景观设计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体现。也就是人们在欣赏景观时通过感官认识而产生精神、思想意识感受。园林景观意境的营造要依靠设计师将历史、文化、生活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要素融入创作中，让观赏者感受其中、体会其中。
2.2 遵从自然环境
园林景观也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所以景观设计必须遵循自然环境。首先，景观设计必须与地理环境相适应。园林景观不来就是需要借助、依赖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国内经典的园林景观很多。其次，园林景观必须与自然环境结构特征相结合。我国的园林设计讲究随形就势，园林景观建设通常都是依山伴水，高方筑亭台、低洼造池沼，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建造不同的景观。事实上，各类地形与地区性的景观特征和韵律感有紧密的关联性。
所以，地域差异决定了景观设计的多样性，若一味的模仿、复制而成的景观，都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品，因为它不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结构相结合，失去了当地的环境特质，也就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再次，景观设计应该注意将当地的自然景观资源进行整合。现场的景观资源都是以原始形态存在的，我们在景观设计时应该充分挖掘利用这些资源的潜力、精华，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将其整合到整个景观中，如此，园林景观中就会体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此外，场地内的植物四季变换可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命形态，因此，我们在景观设计时应该尽可能的保留原来的植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基本完整的植物群落，这就让园林景观更具地域自然特征。
2.3 传承地域文脉
（1）地域传统
地域传统指的是当地历史长期发展而形成并传承下来的生活、生产的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人们对地域传统的认同感及亲密性有如生物的“基因”遗传，它无处不在的存在于当地人人民的生活中。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审美观、情感等就像生物的本能反应一样有很强的相似性，因为这是千百年逐渐浸入到人民的生活中，这就是地域传承的体现。因此，园林景观设计师应该深入挖掘沉淀已久的地域传承景观元素，将人民的记忆、情感唤醒。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园林景观作品也不少，比如深圳万科第五园，它就是在“岭南四园”思路上，探索、创造出一种南方的现代式生活居住环境。其中不但可以感受到“岭南四园”的气息，又将我国南方民居中的那种内敛、富有涵养的气质体现的惟妙惟肖。
（2）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民族特征，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人们的心理认同感、生活习俗都不相同。民族文化的差异表现为：语言、服装、生产生活方式、建筑风格、居住环境等。因此，在民族集聚地区，园林景观设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民族特色，尊重当地的民族习俗。
（3）宗教习俗
宗教对地域的建筑类型、园林环境等有着非常深刻和久远的影响。在宗教盛行的地域，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意识形态，都是围绕宗教来展开的，整个园林是以宗教文化为主题的，因此在具有宗教文化的地带应该充分尊重其宗教习俗、教义及其它固定程式。
2.4运用适宜技术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园林景观中应该合理运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技术手段及新型的景观材料，可以实现绝妙的景观效果。但是，园林景观技术的应该也必须与场地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社会经济条件等相协调，注重继续手段应用的适宜性。不管采用何种技术手段，呈现出来的景观效果必须与当地人们的思想、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相符合。上海松江方塔园就是一个典范，不但继承了传统的技术手法还展现了时代特点。大门建筑轻钢结构上覆黛瓦，“何陋轩”则竹架草顶，花岗石矮墙及铺地，条石驳岸、砖石结构挡土墙，多种技术并存，每一种技术恰到好处的反应了它所在的场地的环境特点，在整体上又是协调统一的，展现出迷人的技术美学魅力。
2.5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园林景观的材料对其体现出来的效果、风格有着决定性影响。从低碳、环保、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无疑是上佳选择，如此也更能体现出地域特征。当地的材料都是土生土长的，与当地人们的生活密切联系，采用当地材料造景，更能贴近他们的生活，让人们有一种亲切感。在经济技术全球化的今天，交通、技术和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在全世界使用相同的材料成为可能，设计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材料，关键是要尊重地方的现实。
3 结束语
面对当前园林景观这种趋同的状态，我们设计师必须要打破这种怪相，探索新的设计思路，将园林景观设计与地域文化紧密结合，只有这样，创造出来的园林景观作品才会有生命力，才可能持续发展，因为，地方文化是园景观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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