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3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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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竞技体育长期以来坚持业余体校、地方队、国家队“三级培训体制”,这样的举国体制在上个世纪末以前保证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进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日趋激化,尤其是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问题和运动员高淘汰率所引发的就业压力问题。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体教结合”的理念。1987年,教育部和原国家体委联合下文,在高校中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开始实施“体教结合”战略,将竞技体育与学校教育相融合,通过学校教育来弥补竞技体育体制的不足。笔者以“体教结合”的理论为基础,旨在解决我国当前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探索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模式。
2.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2.1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问题。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一个常见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它既涉及对竞技体育性质“本原”的认识,关乎竞技体育可否持续发展的大事,又与优秀运动员能否全面发展、形成全社会对竞技体育强力支持的良性循环有着直接的关系。解决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问题已成为21世纪我国竞技体育能否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2.2运动员高淘汰率及退役后所引发的就业压力问题。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科技含量还较低,运动员的低成才率、高淘汰率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相反,退役运动员由于竞技训练体制的原因导致专业口径窄,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很多退役运动员无法找到适应自己的工作机会。为了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国家体育总局、中央编办等六部委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的文件;甚至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司长史康成列席2008年全国人代会时透露,今后运动员在退役后为期一年的“职业转换期”内,将能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但这些办法只能暂时帮助退役运动员解决生活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减轻社会负担和提升退役运动员适应本科教育普及化社会的能力。
3.国内外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现状
3.1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区别。美国采用民办官助,主张体育自治。体制的基本形式为中小学、大学、职业队或俱乐部。竞技体育运动以学校为中心,依靠学校的业余训练来培养后备人才,实施训练和学习的机构都是学校。学生运动员的学习与训练均由学校统一管理,学校对他们在学业上的要求与普通学生无两样。日本采用业余与职业相结合,政府予以政策指导,社会经济体育组织享有完全自的松散型、社会化的体制,形成以中小学体育运动训练队为基础,以企业俱乐部和综合性大学、体育大学为中坚,以国家集训队为最高层次的三级训练网络。日本各大学实行学分制,允许学生适当延长学习时间,一般没有减免学分或免修课程。俄罗斯是政府与社会团体共同管理的多元化体制。竞技运动后备力量的培养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儿童、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高水平运动员集中组成国家队。国外竞技体育人才运动训练是谋求幸福的个人行为,竞赛周密而广泛,后备人才培养学校化,有良好的人才循环链,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重视体育与教育的结合,在体教结合方面对教有着极为具体的规定,以此来纠正“只体不教”的偏差。
3.2我国竞技体育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业余体校、地方队和国家队的“三级培养管理体制”。这种举国体制办体育具
有专业化程度高、力量集中的优势,确实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运动成绩的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与之俱来的相对封闭独立、资金来源受制约、选拔运动员路子越来越窄、训练与文化学习脱节、运动员再就业难等问题也日渐凸显。
4.我国实施“体教结合”战略的意义
“体教结合”战略为我国培养出智能水平和体育技能双优的人才探索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竞技体育体系与教育体系相结合,以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目标,既遵循训练规律,保证系统的业余训练,又遵循教育规律,保证系统的文化教育,我们应充分发挥体育和教育两个部门的优势,坚持走“体教结合”之路,把竞技体育与人才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使我国从“金牌大国”走向“体育强国”。
5.体教结合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创新模式
虽然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体教结合”的理念,同时在部分高校中进行实施,但是在应用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虽然清华大学等国内高校在“体教结合”上已经有了较为成功的尝试,但是仍然存在下列问题:(1)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认识不统一;(2)教练配置问题;(3)竞赛体系问题;(4)重训轻学问题;(5)学校功利主义问题。
我国未来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将是两条主线(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相互融合与合作,将现有“三级培养管理体制”与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相结合,以“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指导,把全面发展作为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核心,促进每一个运动员全面、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婕.“体教结合”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新体系构建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2).
[2]王朝军.等.奥运会承办国后奥运竞技体育体制研究[J].体育学刊,2007,(4).
关键词：体育产业 体育经济 发展模式 广义经济学
一、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体育产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成为国民经济的又一个增长点与全社会的一个重要投资方向。当前我国体育产业表现出以下特征。
1.产业发展资金充足
从当前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国家财政拨款仍然是主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随着体育产业与体育市场的逐步发展，市场在体育经费来源配置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表现为事业收入、附属机构上缴收入、捐赠收入以及投资收入等非财政拨款比重提高与经费自给率逐步提高。
2.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体育产业要发展，必须先发展体育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我国体育改革的逐步深入，体育社会化与产业化进一步深化，体育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当前，我国的体育产业正由以前的单一、主次模糊向全面、层次分明的方向发展，市场购买力不断增强，产业的主要框架已经产生，即以竞技表演市场为指导，以体育健身市场为出发点，以体育培训市场、体育资产运营市场、体育福利彩票市场、体育广告市场以及体育旅游市场为主要内容。
3.产业经营形式多样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了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使得许多体育资产与资源表现出很大的开发潜力与潜在的竞争优势。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体育消费需求迅速增长，很多健身娱乐性强的体育项目已经成为投资热点。近些年来，公众投资开发体育产业的态势良好，出现了大量经营较好的体育俱乐部与体育企业。除了某些大型企业投资足球、篮球以及排球之外，许多中小企业投资于群众参与性较高的消费市场上，这种态势在经济发达地区更加明显。
二、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瓶颈
1.市场价值低
我国体育用品市场规模较小，市场不集中，使得行业壁垒过低，小企业数量过多，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同时，我国体育用品的科技含量较低，企业研发能力较差，很多企业为谋生存，只好模仿国外的品牌进行生产，没有自已的核心产品，产品附加价值低。此外，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层次也较低，主要表现为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以及来料加工型几个层次。
2.产品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最突出的问题是需求不高与有效供给不足，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在我国经济发达区域，尤其是京津唐区域、长江三角洲区域和珠江三角洲区域，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日益提高，追求提高生活品质与生活品位的新型生活方式的趋势正在形成，体育爱好者的消费也向大众化与生活化方向发展。这些区域约束体育产业发展的原因是体育有形产品与无形产品结构单一，且种类较少，很难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与高层次的需要。而与之相对的是西部省份及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因为收入增长较慢，几乎没有体育消费能力，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目前体育产业发展中最大的瓶颈。
3.体育市场管理不规范
我国体育市场管理不规范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育产业管理机制还未完全理顺，多头领导与无人管理并存；二是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行业监督、预警、评价以及考试体系与行业发展、投资、运营的系统；三是缺乏支持体育产业的明确政策，特别是缺乏在投资、税收、捐赠、新产业发展基金设立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四是缺少高层次立法。
4.体育经营管理人才缺乏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人才的状况是：拥有运动知识的人不懂经济知识，缺乏市场经验；而拥有经济知识与市场经验人才又不懂运动知识。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缺少三类人才：一是行使体育产业与体育市场规划监督职能的行政干部；二是高素质的体育爱好者、企业家以及体育中介人；三是体育营销人才与体育产品研发人才。这三类人才的严重匮乏是影响我国体育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5.体育中介缺位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中还没有一个颇具规模、能提供高品质的专业化服务的体育经纪中介业。体育中介产业缺位的根本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育用品市场对体育中介的服务需求不足；二是国内专业化体育中介公司数量较少，开展业务的种类单一，影响力很小；三是体制改革不彻底，国家对运动员资源有全部控制权，运动员几乎不能自由流动。
三、发展体育产业与经济社会的关系
1.拉动消费
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改变，人们对于休闲娱乐的认识也相应发生了转变，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强烈。体育消费是一种非常廉价的健康消费，体育消费的形成将使得社会的医疗卫生消费大大降低；同时，体育消费作为一种娱乐型消费，将伴随社会生产力水平与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断发展。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生活的高度自动化导致人们空闲时间增加，这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2.增加社会商品的供给
体育产业为民众提供健康消费，在推进社会安稳、提高生活品质与改善精神面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由于体育培训向社会提供体育知识宣传与技能指导，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体育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其次，体育运动有助于增强劳动者素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体育产业提供给社会一种独特的文化娱乐场所与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了未成年的体育娱乐需求，有效地解决了老年人及残疾人的健康问题，对于保持身体健康与改善亚健康状况有着深远的意义。最后，体育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优化产业结构
因为体育产业位于旅游休闲产业的上游，它对第二、三产业的拉动与促进作用显著，对国民经济总量提高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体育产业是“无烟产业”、绿色产业与健康产业，能耗极低，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满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极具产业发展前景与潜力。
4.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
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支持，反过来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也能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人们对各种体育活动的需求在逐步增加，体育产业的产出在大幅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升。与其他产业相比，体育产业是一个能够长期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远远超过其他产业；同时，体育产业是处于关联度较大的上游产业，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拉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四、经济学视角下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
1.产业经济学视角下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过于关注发展主体行业，且认识又不到位，对相关及外延产业的重视与开发力度不足，特别是对无形资产的开发不足，对体育产业的商业经济价值挖掘不够。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资产绝大部分是通过无形资产体现的。为推进发掘体育产业的关联效应，国务院也提出了对应的战略目标，即协调促进体育产业和有关产业互动发展，发挥体育产业的综合效应与拉动功能，促进体育产业和文化、旅游以及电子信息等相关产业的联合经营，推进体育旅游、体育宣传、体育广告、体育会展以及体育影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技术经济学视角下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
体育产业是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尽管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取得较大成果，但产业发展急功近利，导致一直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很难和国外体育产业相竞争；与此同时，人们对待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一致，体育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方案选取、经济评价都没有采取技术经济方法，这都严重制约了体育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3.区域经济学视角下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
根据体育产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原则，应把体育产业的发展放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规划与布局当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重视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关系，确定合适的比例，真正实现从目标到过程执行、从总体发展目标到阶段性目标的整体协调，保持发展的同步与互相促进。在发展体育产业的过程中，要重视营造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氛围。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其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与配合密不可分，脱离不了经济社会创造的软件与硬件环境。例如发展体育产业不仅要有较好的政策扶持、制度法律保证，维护体育投资企业的投资权、经营权以及收益权，而且要为体育产业提供良性的硬件环境与相关软件环境，比如促进交通、餐饮及住宿的发展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与文化环境，积极提升地方的整体服务层次与质量，这些均是发展体育产业所必需的。
4.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视角下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
体育产业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生产过程复杂，与流水线标准化作业生产相比较，体育产业生产的劳动监管成本很大，某些运动项目技术性很强，属于无形资产，劳动边际收益很难确定，劳动力交易的定价较为困难，交易效率通常比体育产品交易效率低得多。所以在实际管理当中，要促进制度建设，减少劳动力交易成本，推进专业化分工发展。新兴古典分工理论提出，报酬递增由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所决定，而专业化分工水平的高低是由个人专业化素质、间接生产链条的维度、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的类别数综合确定的，均与产品开发密不可分，本质上是专业化分工水平与专业化分工程度的细分过程。
参考文献：
[1]王凤科.技术经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王朝军.技术经济与体育产业关系探究[J].体育与科学，2001（12）.
[3]杨建文.产业经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一）社会融资规模各指标占比变化根据表1的分类方法，我们得到社会融资规模的占比如表2所示。从表中看到，表内业务的占比整体下降，2002年的占比是95.5%，到2013年为54.73%,下降了40.77个百分点，，但表内业务占比一直是最高的。而表外业务和直接融资的占比不断上升，其中表外业务占比从2003年的8.2%上升到2013年的29.82%，上升21.62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占比从2002年的4.9%上升到2012年的15.94%，上升11.04个百分点。虽然直接融资占比在2013年下降到11.74%,但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和实体经济的融资偏好，我们相信，其占比在未来将不断上升。因此，我们看到，在社会融资规模中，表内业务占比逐渐下降，而表外业务和直接融资的占比不断上升,但表内业务占比一直最大。
（二）社会融资规模各项指标每年融资数量变化根据表3，从整体上看，表内业务、表外业务、直接融资每年新增融资数量增加，社会融资规模增大。表内业务从2002年的19206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94764亿元，平均增长率约为15.62%。表外业务的数量从2003年的2611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1625亿元，平均增长率为34.78%。除个别年份融资数量有所减少外，表外业务融资量每年增加。直接融资每年新增融资数量在2002年的为995亿元，在2012年达到25059亿元，平均增长率为38.07%（尽管在2013年下降到20332亿元）。其次，从图1中，我们观察三大指标每年增长速度。表内业务的增长率除在2009年因金融危机的影响，扩大贷款投放量而达到最大之外，其余年份，表外业务的增长率都比表内业务的要高。同时，除了2003年和2013年这两年之外，直接融资的增长率也比表内的增长率高。虽然表内业务在融资规模的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其增长率却小于表外贷款和直接融资的增长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实体经济的社会融资规模中，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各项指标的社会融资数量每年增加。表内业务虽然在融资数量和占比上呈现绝对优势，但其增长率和占比呈现出下降趋势，而表外业务和直接融资的融资数量和占比不断上升。这说明实体经济社会融资结构出现变化，打破以表内业务为主的单一融资模式，逐渐向表内业务、表外业务以及直接融资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社会融资结构变化的原因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不断增加，各项指标每年融资数量不断增加，表内业务占比下降，表外业务和直接融资的占比上升，造成社会融资结构变化，针对这种变化，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1.我国金融改革的导向作用。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改变依赖银行贷款的单一融资模式，推进直接融资的发展，拓展融资渠道，优化资金的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直以来，实体经济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进行融资，2002年银行贷款的占比仍高达95.5%。伴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我们看到表内业务的占比逐渐下降，表外业务和直接融资的占比不断上升。2.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要求，控制表内业务和发展表外业务。根据《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从表2的数据中，我们看到，在2009年，银行新增表内贷款为105207亿元，2010年到2013年累计新增表内贷款为350698亿元，不考虑银行留存等因素，银行需要将近3.65万亿元的资本以满足2009~2013年的贷款增长，然而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能支撑银行如此庞大的融资数量。面对这一现实，银行只能收缩贷款规模。贷款收缩降低了银行利润，也使其面临转型压力，因此，开展表外业务不仅可以使银行开展风险较低的金融中介服务,而且可减少银行的资本占用，降低经营成本，也为更多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使经济更稳定发展。3.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经营利润下降，银行为减少信用风险，有意控制表内业务的规模。虽然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的区间，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亟需调整，企业增长乏力，利润减少，破产和违约的概率增大。面对这一经济态势，银行为降低信用风险，对企业的信贷投放日趋谨慎，造成表内贷款占比下降。4.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直接融资的成本低，融资便利。由于直接融资直接在企业和投资者之间进行，没有银行贷款利差等中介环节，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同时，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日渐成熟，金融制度和法律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证券发行和承销的业务日趋熟练，以及流动性良好的一级和二级市场，为企业的直接融资提供了便利。
二、银行业风险防范与实体经济发展
（一）社会融资规模变化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既是经营信用又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它将给银行带来以下风险。1.银行存贷业务受到冲击，贷款市场份额降低。首先，金融市场日益开放和多元化发展，使企业和居民投融资的渠道日渐增多，居民的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回流到金融市场，金融脱媒深化，银行吸存放贷的经营能力下降。其次，我国一直致力于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并逐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导致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相对于银行贷款来说，直接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吸引一部分银行的大型优质企业。然而这部分企业往往具有经营稳定、信用较好、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并在银行表内业务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优质客户的流失造成银行对这一部分大型优质企业的放贷量减少。2.信用风险增大。首先，银行一部分大型优质客户流失降低银行贷款客户的整体信用质量。相对于大企业来说，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和贷款规模整体较小，竞争优势、经营稳定性和盈利能力没有大企业强。与贷款给大客户相比，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其次，表外业务是银行或有资产负债，不计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因而银行没有像对待表内业务那样，对其高度重视。同时，银行对表外业务的审核和监管的力度都比较弱，导致银行面临的隐蔽信用风险增大。一旦客户违约，就会转移至表内，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负债，损害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降低银行资产回报率。3.监管风险增强。对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银行正常情况下只是作为一个中介机构，不用承担违约风险，因而认为其属于低风险业务，对其监管较弱，然而，银行如果不认真审核和监管贷款资金的用途和流向，那么其将面临很大的监管风险。目前，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社会融资规模增多和占比增大时，银行更应加强对其资金用途和流向的监管，降低监管风险。4.操作风险进一步增大。相对银行表内业务来说，表外业务在我国的起步时间晚，业务内容复杂，加上缺少专业性的人才，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在处理具体的业务时，出现操作失误的概率大。此外，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合作社也获得开办中间业务的资格，他们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相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水平来说略逊一筹，无疑又会进一步增加操作风险。
（二）银行风险防范与实体经济发展针对社会融资规模变化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应该积极应对，清晰定位，顺应市场发展，创新业务和经营模式，从而为实体经济更好的服务。1.增加对高质量中小企业的贷款并将贷款打包证券化，盘活存量资产。首先，银行一部分优质客户流失，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加上国家的“两个不低于”的目标，即：“对于小企业信贷投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银行作为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同时又是盈利机构，应该对现金流稳定、发展前景好和信用状况优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帮助他们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同时，银行也应适当降低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可以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实行差别定价，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其次，在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时，一定要对申请贷款的企业进行充分调查，查清企业的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必要时建立全国征信系统，监督企业信用，对符合贷款要求的企业进行放款。贷款发放后，银行还要进行贷后监督，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监督贷款去向和使用情况，一旦企业的信用状况恶化，银行可以停止对其贷款发放，降低银行风险。再次，银行为降低贷款风险，可以将贷款存量进行打包，进行资产证券化，盘活贷款存量，尽早回收资金，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将贷款资产移到表外，降低银行风险。2.银行应积极创新，拓展新的业务和经营模式。面对实体经济融资结构的变化，银行“吸存放贷”的经营模式在一步步地受到市场冲击，银行的传统贷款逐渐失去其优势。因此，银行应该反思其业务品种和经营模式，摸清市场需求，创新业务品种和经营模式。首先，激发和培养银行的创新力，加强新产品和业务的开发。比如，深化基金、保险、债券、贵金属、外汇、理财等投资理财产品设计，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投资理财产品的种类。同时，在直接融资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和交易承销等业务。其次，探索新的经营模式，除发展银行传统的柜台业务外，积极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为客户提供快捷方便的网上支付、转账、理财等服务。当前，手机银行、微信银行业务日益盛行，银行应积极丰富移动银行的业务种类并提供良好的客户体验。再次，银行应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或者企业的合作，拓展银行服务领域，向其他业务领域交叉渗透。总之，银行应该从单纯的融资中介向全面的服务中介转型，向客户提供多种类的业务品种和综合化的金融服务，从单纯依靠利息收入向收入多元化的方向转变。3.在控制表外业务风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表外业务，以服务于实体经济。表外业务的社会融资规模和占比增加，表外业务的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这是在国家控制银行贷款规模和直接融资业务发展的情况下，银行增加盈利的方式。因此，银行要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了解实体经济的需求，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扩大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银行承兑汇票的规模，一方面增加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另一方面，通过给实体经济进行融资，解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帮助实体经济发展。其次，在扩张发展表外业务时，必须要积极控制风险。银行在增加经营表外业务的规模时，信用风险、监管风险和操作风险进一步增大，银行应从三方面进行防范。首先，提高表外业务的风险意识，加强对进行表外业务的监管。强化贷前调查，主动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选择。其次，银行应对表外业务的资金去向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一方面用于监测企业的经营情况，降低信用风险；另一方面，防止企业将资金用于法律法规严禁的领域，降低监管风险。再次，银行应加强对业务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增加其对表外业务的理解和提升业务操作技能，降低操作风险。
三、结论
关键词：产业发展模式 ；城市规模；协同发展；经济绩效；空间计量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02
中图分类号：F121.3；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06-05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y Size and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CAO Congl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synergy effect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city size on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Based on urban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3 in China， it estimates the marginal benefit of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under a constraint of urban scale， the optimal city size for a given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or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spillover range of specialization. It finds that： only when a city scale surpasses 129 million can diversification pattern enhance economic performance； as the population size increases，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experiences an inverted U structure and the marginal revenue of urban scale increases a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shift from specialization to diversifi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specialization index of industry shows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on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surrounding cities，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performs more strongly around 100 kilometers and 400 kilometers.
Key words：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city siz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conomic performance； spatial econometric
S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从增加投资转向技术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率。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城市化的进程，经济活动呈现出愈加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大约超过总人口的60%，而相应的面积不超过5%[1]。2015年中国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达到56.1%，在城市人口不断集聚，中国面临经济减速、驱动转换的现实挑战下，城市产业发展如何选择合适的生产模式，从而更好发挥空间和地理上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而带动整个经济体效率的提升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1 文献评述
对于集聚经济和城市生产率，国外学者最早倾向于从城市规模的视角来考察。许多关于“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城市生产率可能会经历先增后减的倒U型转变[2，3]。另外，早期的相关研究通常假设城市的最优规模是唯一的，忽视了城市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和内在功能等城市特征的变化对城市效率规模的动态影响。Abdel-Rahman 和 Anas，Capello等否定了单一最优规模，认为在构成城市体系的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经济效率会随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4，5] 。柯善咨研究发现从制造业向生产业转型中提高效率的门槛规模大约为43.5万人，以2008年生产业与城市制造业的结构比例1.437来测度，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是245万人[6]。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和功能等特性的变化，城市具有动态非唯一的最优规模。
随着集聚经济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从专业化和多样化经济的视角研究集聚经济和地区生产率的关系，但目前还没有共识。Henderson 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本地化经济集聚效应将逐渐消失[7]，而Duranton则观点不同，认为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产业走向成熟，城市应从综合性城市体转变为专业化高度发达的特色城市，通过地方化生产模式以获取更大收益[8] 。这些分析表明专业化、多样化生产模式以及带来的外溢效应可能与城市规模协同发展，共同作用城市的经济绩效，如果割裂两者的协同影响单独研究可能会忽略某些重要因素。
纵观已有文献，由于缺乏一个共识的综合框架，对城市产业发展模式的综合检验相对缺乏，以往对城市规模、产业发展模式和城市经济绩效的大部分研究是独立的，在计量方法上也很少考虑基于距离的空间外部性。鉴于此，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①在分析视角上，考虑了城市发展方式和人口规模的协同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城市规模的倒U型特征。②在研究方法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考虑了基于距离的经济体间的空间互动。③在证研究上，进行了城市产业发展模式、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综合实证检验。
2 计量模型
2.1 计量模型设定
全要素生产率（TFP）被定义为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城市经济绩效。根据前文已有文献的研究，建立可供检验的计量模型，在回归模型中用一次项、二次项表示经济绩效随人口规模变动的倒U型结构；产业发展模式和城市规模具有协同发展的特性，使用产业发展模式（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规模的乘积项表示两者的协同作用；根据Anselin的研究[9]，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存在空间相关性，因而建立模型时需要考虑空间因素和溢出效应。本文借鉴于斌斌和金刚的方法[10]，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lnTFP代表城市经济绩效，RZI和RDI分别代表城市产业的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N表示城市人口规模，交叉项RZI×lnN 和RDI×lnN分别表示专业化或者多样化与城市规模的交互影响，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主要选取产业结构、政府作用和人力资本，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εkt表示误差项，αk表示个体效应，γt表示时间效应。
当λ=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模型），定义为模型1和模型2；
当θ1=θ4=λ=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AR模型），定义为模型3和模型4；
当θ1=θ4=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交叉模型（SAC模型），定义为模型5和模型6；
当θ1=θ4=ρ=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模型），定义为模型7和模型8。
2.2 相关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绩效（lnTFP）。参照张浩然、蔡伟毅等学者的处理方法[11，12]。此外，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以2003年为基年，将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存量分别用城市所在省区生产总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2）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专业化、多样化指数：借鉴Duranton和Puga的方法[13]，城市的专业化发展模式用RZI 指数测量，多样化发展模式用RDI 指数测量。RZI计算公式为RZIk=Max（sjk/sk），RDI指数计算公式为RDIk=1/∑jsjk-sk，其中sk表示所有j 产业的就业人数和全部城市就业人数的比值，sjk表示城市k中，j 产业的就业人数和该城市总就业人数的比值本文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选择了主要的产业，包括制造业、生产业、生活业和公共服务业。在14个服务业行业中，生产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教育；消费业为：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公共业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专业化指数体现了城市的MAR外部性，多样化指数体现了城市的Jacobs外部性。事实上，RZI指数和RDI指数并不绝对相斥，某些多样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某一个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也可能具有较高的水准。
城市人口规模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来表示。由于城市非农业人口数据从2009年起停止，本文使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来表示人口规模，使得数据统计口径一致。
交叉相乘项。专业化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交叉相乘项（RZI×lnN）：该交叉相乘项用以考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专业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多样化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交叉相乘项（RDI×lnN）：该项用以考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绩效的作用。
其他控制标量。产业结构升级（third）：采用第三产业相应增加值占城市年度总产值的比重反映。外商投资强度（fid）：采用根据历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价换算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来反映。政府作用强度（gov）：选择政府财政支出占城市年度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积累（edu）：采用每万人中等以上学校教师数衡量。
（3）空间权重矩阵。已有文献中使用的空间结构权重矩阵有经济距离、地理距离等，但根据国外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应用比较广泛的还是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距离衰减的空间权重矩阵，定义如下：
Wkl，d=exp（-dkl），其中k，l表示不同的城市，d表示距离。
3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了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年鉴》、地区统计信息网等。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因为没有各城市的相关指数，所以用各省的指数代替。
3.2 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讨论
首先进行豪斯曼检验，各模型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次根据自然对数函数值（logl） 对四种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判断与选择，由表1可知，SDM模型是实证研究中考虑RZI和RDI效应的最优模型。接下来根据模型1和模型2进行实证分析。
（1）专业化、多样化指数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在方程1中，对专业化指数求偏导数，可得，lnTFP/RZI=0.0551+0.0402W-0.0011lnN，专业化指数RZI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考察的样本区间，专业化发展模式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但专业化和人口规模的乘积项（RZI×lnN）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专业化效应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逐步减小。在方程2中求偏导数，得出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绩效的边际效应lnTFP/RDI=-0.0073+0.0015lnN，多样化指数RDI在5%的水平显著为负（-0.0073），表明样本区间内城市的多样化发展模式抑制了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但多样化指数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乘积项（RDI×ln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多样化生产模式逐渐开始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也表明多样化生产方式正向效应的发挥有一定的门槛规模要求，进一步，可以解得城市多样化对经济绩效的门槛规模大致为129万人。2013年我国城市体系中，城市人口规模超过129万人的有99个，大部分城市低于城市多样化生产模式经济绩效发挥效应的门槛，所以对于中国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来说，盲目地发展“小而全”的多样化生产模式是不太适宜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些中等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此时，城市也需及时适时调整产业发展战略，从专业化经济向多样化经济转型发展，激发城市持续增长的潜力。
（2）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从城市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来看，一次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二次项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城市规模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结构：一方面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产生集聚效益，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知识和信息的溢出，形成模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绩效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城市集聚度的不断提升，交通、房价等成本持续上升，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拥挤效应，从而降低城市的经济绩效，抑制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当收益和成本均衡时，城市规模达到最优。同时这一规模随
着城市产业发展结构模式、人力资本、外资情况，政府作用等也在动态变化。利用方程1的估计参数，可以得到lnTFP/lnN=0.0173-0.0011RZI-0.0026lnN，把2013年专业化指数的平均值2.56带入，可以得出具有平均专业化水平的城市最优规模大致为262万人。利用方程2的估计参数lnTFP/lnN=0.0167+0.0015RDI-0.0038lnN，把2013年多样化指数的平均值3.98带入，可得具有平均多样化水平的
城市最优规模为389万人，这与王小鲁等的一些研
究结果类似[14]。比较两个边际效应，可知城市规模的边际收益随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和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由以上研究，从2013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大多数城市人口规模还远远小于发挥专业化和多样化效应的最优规模，今后在较长一段时间，我国要进一步采取政策措施，加强引导，推动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而对于一些城市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如北京（1245万人）、上海（1364万人）等则要提升产业多样化的水平，与相应的城市规模相匹配，使城市在专业化向多样化的转变中实现城市经济绩效的有效提升。
（3）空间溢出效应。WlnTF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1%的水平），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一个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临近城市效率的提升，而且这一技术溢出效应一旦产生会对整个经济部门的增长产生明显推动作用[15]。从RZI和RDI的空间滞后项来看，专业化的空间滞后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多样化的空间滞后项不显著，表明专业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与研究样本区间的城市规模以及多样化水平有关，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城市的规模还比较小，多样化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还没有有效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我国的多样化水平相对不高，部分学者认为多样化水平较高时才能发挥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和对临近经济体的空间溢出。
为了进一步分析随地理距离增加，专业化效应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本文使用SDM模型，对空间权重设定100～800千米的距离阀值，分别回归得出空间溢出系数（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专业化效应的溢出效应在100千米和400千米左右较大，在600千米以后逐渐变得不显著。100千米左右较强的溢出效应说明较短的距离（比如临近城市）有助于专业劳动力和产品的提供，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和技术等创新因素的溢出。400千米左右较强的溢出效应与集聚阴影效应（Agglomeration Shadows）的减弱有一定关系，根据Fujita等的研究[16]，当与中心城市距离逐渐增大时，市场潜力函数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呈现“∽”型曲线。在100～400千米之间，随着与中心城市地理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函数逐渐上升，中心城市的集聚阴影效应逐渐减弱，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当距离超过600千米，随距离的增加空间溢出效应迅速衰减，并且逐渐变得不显著，难以对周边城市的经济绩效产生促进作用。
（4）其他控制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对本地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并没有显著提升地方经济绩效，反映了地方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虚高而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较低，这种测算的失真使得产业结构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人力资本积累对本地经济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提高教育质量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逐渐替代物质资本成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而且人力资本特有的收益递增和外部性特征提高了其他要素的效率，进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绩效提升。政府作用强度的回归系数为正，显示了在中国式的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绩效的提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这可能与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关，如果外商投资的领域偏重于加工制造业，技术含量低，则对城市经济绩效的作用不显著。
4 结论
本文构建综合实证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模式、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协同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专业化、多样化对经济绩效提升作用的发挥与城市规模相关，随着规模的扩大，专业化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多样化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加，多样化对经济效率提升的门槛规模是129万人。②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经济绩效呈现倒U型结构，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随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而增加。以2013年的专业化、多样化平均水平为基准，与专业化水平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是262万人，与多样化水平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为389万人。③专业化具有显著的跨区域空间外部性，空间溢出效应在100千米和400千米时较大，在600千米以后逐渐变得不显著。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设计倾斜政策，引导剩余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向规模偏小的中小地级城市集聚，使其成为我国地方性城市群的核心和城市体系的基层结构。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规模还远远小于专业化和多样化经济发挥效应的最优城市规模，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可以提{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同时让更多的人分享各类保障和发展机会。（2）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应根据城市特征实施不同的产业发展战略，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专业化和多样化分工协作。大城市要实施“多样化”为主、“专业化”为辅的“驱动”城市路径，中小城市要实施“专业化”为主、“多样化”为辅的城市路径。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未达到产生多样化效应的门槛规模，在大城市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多样化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结合城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集中人力资源和资本推动当地特色产业专业化发展。（3）城市间溢出效应范围为都市圈的区域规划、产业布局提供了借鉴意义。城市间的溢出范围在100千米和400千米处相对较强，对于东部地区城市群内的城市而言，产业发展应采取功能互补、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重点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对于西部地理距离较远的城市而言，应建立不同区域的市场核心，形成多核发展格局，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更好发挥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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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小鲁， 夏小林. 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9（9）： 22-29.
[关键词] 非正式约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然而传统经济理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过度分析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资本)、技术和制度这几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而忽视非正式约束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是相对易变的，尤其是它们都会对空间差异做出适应性调整而发生诱致性变迁。因此，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都不足以对国家或地区兴衰的全部历史做出有力的解释。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迫使我们从另一个全新角度寻找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本质。不同区域间的各种非正式约束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其核心价值体系影响着区域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行为规范，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增长路径。
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述评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习俗、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经济行为影响因素集。从非正式约束视角揭示经济增长的多以定性方式展开。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性中去寻找。格雷夫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揭示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
哈耶克认为，非正式约束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非正式约束是一种由习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复杂的非正式约束形态的形成往往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结果。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经济动机归结为复杂的心理，强调经济活动植根于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中。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利己心”，也具有勤勉、节约、慎重、机敏、质朴、用心、周到等若干品德。“经济人”的活动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如果不具备这些必要的伦理道德，仅仅追求自利无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进。穆勒认为各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对生产要素、生产力程度有较大的决定作用。阿瑟·刘易斯认为，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他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和冒险等等的态度。而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阿马蒂亚·森强调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他论证说，一个交换经济的成功运行依赖于相互信任以及对公开的或隐含的规范的使用，即使对机构和制度而言，其运行也是以共同的行为模式、相互信任以及对对方道德标准的信心为基础。
二、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一)非正式约束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次因素
通常利用资本、劳动、技术三个要素分析经济增长是否有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向是将经济发展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然而，技术和劳动这两个要素深受非正式约束的影响：技术进步需要的是崇尚创造、摒弃简单模仿、包容错误的氛围，需要的是企业家群体的创新精神；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最根本的是知识技能、职业道德、个人操守等多方面修养的提高，可见非正式约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增长诸因素具有整合效应
非正式约束总是要渗透到经济增长各类因素的作用过程中，从而造成经济增长因素功能和绩效上的差异。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增长要素的整合，既体现在从工具理性层面把握生产要素的各个环节，也体现在从价值理性层面把握生产要素的各个环节。从工具理性层面看，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形成、发展和进步过程，是一个区域非正式约束印记不断渗合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生产要素总是包融在区域非正式约束印记中的；从价值理性层面看，非正式约束整合效应，着重表明区域经济增长诸因素的人文价值和人文信念的回归。生产要素不仅是人们创造有形财富的手段，而且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认知成果和创造成果，因而具有以人的发展为向度的价值尺度。一种非正式约束如果无法接受和融合不断创新的科技和制度的进程，就必然要受到由不断创新的科技和制度所包蕴着的文化潜能的侵蚀和创伤，而这又能够刺激该种非正式约束自我革新，重新以积极的姿态接受、融合和拓展科技、制度等因素的发展冲力。
(三)非正式约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
非正式约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准确地说，非正式约束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这是因为非正式约束具有自组织能力，它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自我强化，这也是一切非正式约束所具有的特性。一种非正式约束一旦在竞争中被人们接受，它就会竭力形成垄断，排除其他非正式约束的存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非正式约束的偶尔积累带来了利润，利润会吸引更多的人来迅速学习或复制特定的非正式约束，要想阻拦这种观念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更多的人习得了特定的非正式约束后，该国家或地区的非正式约束似乎被“锁定”在一个独特的路径上并沿着这一方向持续发展下去。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特定文化资本会进一步同各种相近的思想观念混合在一起，自我组合，互相传递。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非正式约束的自我强化行为，推动着那些有机会进入增长轨道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增长。
三、基于非正式约束的经济增长一体化模式
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相互融合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系统的重构。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带来了新的文化、经济、科技与信息产业的出现和迅猛发展。社会化生产与交流的发展，使人们经济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都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产业发展中的非正式约束因素与日俱增。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原因，在于要素的集聚，也包括非正式约束要素的集聚。非正式约束深刻影响着集群内企业的裂变、要素的流动、创新能力的形成、区域品牌的创立和发展等，由此形成了十分独特的集群特征和竞争力。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摒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要求以市场为纽带和以市场规律为主导的文化、经济资源的广泛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走向新的融合，趋向一体化的基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不是非正式约束和经济的板块结合，而是非正式约束和经济内在的有机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融合成整体关联的一体化格局。非正式约束和经济原本就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具有非正式约束的人，经济活动的组织和方法就包含着非正式约束品性。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的联系，而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突破传统，在理念、实践、模式和制度上的全面创新。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的生态有机体。非正式约束与经济运行过程和运行机制具有系统性、整体关联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在非正式约束和经济之间以及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系统内的诸因子、诸方面之间都存在着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也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协调和变化的动态关系。在社会现实中也有诸多因素和方面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的形态。
[参 考 文 献]
[1]Krugman P， Fujita M， Venables A. J.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M].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99
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7
关键词：循环经济；墙体材料；清洁生产
现阶段正处于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建设节约型社会以及发展循环经济是社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这对社会以及经济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墙体材料行业作为资源消耗大户长期存在，不仅会对土地资源以及能源造成较大的消耗，还会对环境造成较大污染，具有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以及高污染等明显缺陷。当前发展理念为循环经济，在这种大环境与大背景之下，对墙体材料行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循环经济下的产业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在在发展模式上有显著差别，传统的经济发展主要采用单向的线性流动模式，这种发展方式需要大量的能源资源进行支撑，是一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发展模式，不能实现能源以及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物质循环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指循环经济，该种模式主要利用系统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对废弃物的少量排放，促使环境与经济是协调发展，最终实现资源节约以及环境保护的发展目标。
二、循环经济视域下影响墙体材料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1.新型墙体材料市场秩序较为混乱
墙体材料行业在不断发展与进步，现阶段正是关键时期，虽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但还是有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存在于整个发展过程中，故意炒作以及虚假宣传等都在其涵盖范围。因此在实际发展时必修对上述问题进行注意，从问题的关着手，在真正意义上促使墙体材料发挥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新型墙体材料进行市场是一些不良商贩进行恶意宣传的噱头，最终导致大量的劣质产品流入市场，这不仅对墙体材料行业自身发展有不良影响，同时对社会以及经济发展有极大的阻碍作用。
2.产品质量问题
工艺门槛较低是墙体材料生产的显著特点，同时兼具设备成本较低以及操作技术相对容易的优势是，但上述优势与特点最终导致部分企业进行盲目生产与投资，最终导致产品质量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同时有些制造企业还会在设备是采购以及生产过程中进行故意的宣传，对市场产生误导作用。大量简陋以及质量较差的设备进入到市场，最终对新型墙体材料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有阻碍作用。
3.对新型墙体材料的系统性研究不足
当前国内针对新兴墙体材料所开展的相关工作还较为欠缺，这主要是时间累积和生产产业发展现状造成的，加之研制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研究规划，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出现无试验根据的问题。
4.新型墙体材料的施工技术相对复杂
部分新型墙体材料因为在性能等方面不能达到基本的墙体材料表中，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对应的配套措施，例如针对空心墙体材料而配套采用的专用砌筑砂浆，粉煤灰或者灰砂砖等若采用一般的抹面砂浆，其整体粘结性能较差，将导致施工难度加大。
三、循环经济模式下新型墙体材料的循环体系构建
循环经济的经济活动的循环模式主要集中体现在：基于企业内部的小循环体系；基于企业与行业之间的中循环体系；基于社会层次的大循环体系三个方面。
1.小循环体系的构建
小循环体系体现的是在企业内部实施清洁生产以及资源的循环、综合利用方面。通过产品的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方式和途径，让整个材料生产工艺流程、环节都尽量不产生或者少产生废弃物，增加对生产资源的利用比例，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最小化。而墙体材料产品的清洁生产体现在一个重要方面，即清洁蛇根草方面，其通过对应的生产工艺技术与装备来控制生产资源以及能源的消耗，增加对废弃物资源的应用，这是新型墙体材料在生产企业内部小循环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
2.中循环体系的构建
中循环体系是构建在企业与行业之间的一种生态发展循环网络，在企业之间形成共生发展的关系。而体现在新型墙体材料方面则主要是以对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方面，将上游产业中所产生的废弃物、废渣等通过合理的废物利用技术将之作为下游墙体材料生产所使用的原材料。从而实现企业与企业之间实现中循环，最终达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目的。
很多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都可以作为墙体材料产品的生产原料。例如，通过与煤炭企业形成链接系统，利用煤炭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煤矸石，将之进行烧结处理之后得到煤矸石砌块；通过与电力企业形成链接系统，利用电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通过与非金属矿山企业建立链接系统，利用选矿过程中产生的剥离土、尾矿等作为原材料，生产得到墙体材料产品等。
3.大循环体系的构建
所谓的大循环体系及时基于社会层面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系统。通过应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作为基本的生产原料来生产建筑墙体材料。例如，通过利用建筑垃圾、城市生活垃圾以及江河淤泥等作为原料进行墙体材料的生产。这是循环经济在大循环模式下实现墙体材料生产的生态资源调节与控制，是在保证境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战略发展的重要径。同时，围护结构所使用的墙体材料对建筑节能所造成的影响尤为凸出，通过使用保温性能和隔热性能的材料能够有效的改善建筑墙体材料，达到降低环节温度、减少建筑能耗的目的。这是墙体材料大循环体系在社会层面实现循环经济基本理念的重要依据。
四、实现墙体材料行业循环发展的产业措施
1.使用空心化生产工艺
所谓的空心化生产工艺就是通过生产多孔砖、空心砖、空心砌块等方式来实现清洁化生产。在整个生产的原料处理、成型、干燥以及焙烧等环节中对相关的工艺有具体的要求。通过选择合理的工艺参数保证产品的整体质量，使得产品的合格率能够达到95%以上。与传统的实心砖相比，多孔砖能够节省材料25%，降低能耗12%左右；空心砖能够节省材料45%左右，降低能耗25%。通过使用空心化产品工艺技术，能够有效达到资源节约、能源控制以及减少污染的目的。
2.采用内燃烧技术
内燃烧技术已经在我国的制砖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在原料当中掺加对应比例的工业废渣、废料等，不但能够减少资源的耗费，而且还能够减少制砖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例如，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烧失量相对较高的粉煤灰、具有对应发热量的工业炉渣、农作物秸杆等，能够增加。
五、结语
通过这种工业生产循环模式，可以建立起完善的生态工业产业园，在园区内就能够进行废弃物的交换和再生产，实现真个园区内部物质的闭路循环，保证内部的能量实现梯级应用。最终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工业生态系统，实现整个墙体材料生产系统的零排放，达到墙体材料行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目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实体经济；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2011年4月14日，央行在“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中首次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是增量概念，它全面反映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直接融资快速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功能日益增强，银行等机构创新性地向社会提供形式多样的融资，以及民间融资、私募股权基金的日益发展，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民币新增贷款已不能全面准确的反映金融和经济的关系，而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的经济指标的相互关系则十分密切。通过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为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大量的理论和数据支撑。
二、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变量和数据选取
由于社会融资规模是从2011年起正式统计并按季的，人民银行在2012年9月公布了2002年以来的月度历史数据，所以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性，本文采取的数据将样本区间设定为2002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共50个样本。本文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TRE）来代表实体经济发展，又引入了社会融资规模（sF）这个变量来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和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TRE、SF均是增量概念，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ADF单位根检验
由于所选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而时间序列数据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非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必须在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回归之前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EViews6.0中的ADF检验对以上2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由结果可知，2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所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社会融资规模这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为了对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分析，就需要对其做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由于两个变量均为I（1）序列，如果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协整的则说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为了验证作为实体经济代表的TRE与社会融资规模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本文采用EG两步法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分析。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TRE、SF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社会融资规模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四）Granger因果检验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TRE、社会融资规模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还需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此进行分析。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数据均为季度数据，所以在Granger因果检验中依次将滞后阶数从滞后一期设定到滞后六期，结果发现，在六次检验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这一变量是社会融资规模的Granger原因的结果出现了五次，因此可以说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这一变量是社会融资规模的Granger原因；相反，社会融资规模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这一变量的Granger原因的结果只出现了一次，即社会融资规模不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这一变量的Granger原因。综上所述，可以说明，社会融资规模随着实体经济的逐步增长而增加，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并不能直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与我国当前社会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相符。
三、实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实证结论
1、从长期趋势上来考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所代表的实体经济变量和社会融资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协整关系，这说明社会融资规模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由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知，实体经济和社会融资规模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但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并不能直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这表明在本文所研究的这个时间区间内我国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没有直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可能不太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发展特征。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Y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强和完善各部门之间数据统计协调机制
2、转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
一、互动发展模式归纳
被调研高校在服务地方、与地方发展互动方面都各有特色，主要形成了以下六类富有成效的高校与地方发展互动的模式。
（一）高校通过实施服务地方计划实现校地互动发展的模式
南通大学、济南大学、临沂大学、扬州大学通过制订实施服务地方行动计划，用计划统领和推动服务地方工作，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成效显著。
南通大学成功实施了《“五支撑一引领”服务地方行动计划》，有效地推动了“校地互动”深入发展。济南大学成功实施《服务济南行动计划》，通过五大举措，形成全方位推进互动的局面。确保计划落实。临沂大学实施《服务沂蒙行动计划（2012―2015年）》，重点是发挥大学的六大优势，使大学成为引领和助推老区发展的强大“引擎”。 扬州大学大力实施“创新服务促进计划”，积极推行与区域发展、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三个联动”。
（二）高校通过建立健全服务地方工作机构推动校地互动发展的模式
青岛大学、江汉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通过建立健全服务地方工作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加大服务地方工作力度，建立完善服务地方工作体制机制，有力地促进了互动发展。
青岛大学先后成立了服务地方工作办公室、战略发展项目推进领导小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从全校抽调和配备得力的干部和人员，给予足够的经费支持，以此来构建学校与政府各部门、各大企业，学校与各学院、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
江汉大学专门成立了服务社会与发展规划处，统筹谋划和组织全校的社会服务工作，将社会服务工作与学校的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并将社会服务作为一级指标纳入学院评价指标体系。服务社会与发展规划处的成立，为学校社会服务工作的宽范围、多领域深入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广州大学创新工作体制，成立专门的社会服务组织机构，促使服务社会工作制度化、系统化。成立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工作领导小组，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共同担任组长，成员除职能部门领导外，还包括在服务社会工作中成果突出的若干名专家。成立专门的职能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工作处”，代表学校行使服务经济社会工作职能，推进校地、校企合作，争取社会资源，给更多的专业教师和学生提供参与社会服务工作的机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
（三）通过省市地方政府共建高校促进校地互动发展的模式
青岛大学、集美大学、常熟理工学院等高校通过省市共建这个平台，积极推动落实省市共建协议，争取所在地市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融入地方发展，在互动发展中增强自身实力，提高服务能力，实现互动双赢。
青岛大学借助省市共建，争取地方政府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进而更好地融入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支持青岛大学申报山东省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青岛市政府与省教育厅签署了共建青岛大学的协议，在“十二五”期间安排不低于5亿元的资金，支持青岛大学。青岛大学利用青岛市政府5亿元重点支持资金，重点建设10万平方米的科技研发中心和医学教育综合楼，并顺利获批山东省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
集美大学通过省市共建，厦门市政府帮助集美大学改善教职工待遇，增加集美大学的正常办学经费，集美大学相关办学经费按厦门市属高校标准拨补，厦门支持集美大学建成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并在建设教学科研平台及安排科研项目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通过省市共建这个平台，集美大学着力打造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领先的一流学科，提升办学质量，进一步强化为厦门经济发展的服务意识，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繁荣的能力。
常熟理工学院通过省市共建，实现了“更好地贴近地方，走互动发展之路”的发展战略，发挥专业、学科、技术和人才优势，牢牢抓住服务观念转变与服务能力培育这两大核心问题，积极思考并主动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掀起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潮。通过服务地方，实现学校的办学任务和自身价值，赢得办学资源，开拓办学空间，增强了办学能力。
（四）地方主导、高校配合的互动发展模式
杭州市政府专门建立支持杭师大建设省内乃至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领导小组，由市主要领导任组长，定期研究、协调解决杭师大在建设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杭师大紧紧围绕杭州十大产业发展的重点，充分发挥高校的学科平台优势，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组建创新团队，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构建大学―政府―中小学（即U-G-S）教师教育联盟，学校与杭州江干区共建杭师大东城教育集团、与杭州余杭区共建余杭艺术教育集团、成立杭师大幼教集团等。三大附属教育集团的成立有效推进了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同时也有效提升了学校教师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五）高校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联系的互动模式
苏州大学、四川文理学院等高校通过将学校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主动出击，全方位服务地方发展，卓有成效的实现了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发展，实现了自身腾飞，提升了服务能力，进而更好的实现了校地互动发展。
苏州大学是通过这一模式实现腾飞的典型案例。一是借助苏南良好的经济环境，苏大探索出一条坚持特色发展的多元化办学新途径，先后与江苏的锡山市、昆山市等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二是让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学科建设，是苏州大学的一个创举。苏大采取与地方企业合作加强学科建设的办学新模式，与在苏的台资企业旺宏电子和著名跨国公司及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共同组成了苏州大学IT专业企业指导委员会。三是苏州大学主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把主动为地方提供智力支持作为办学的一条重要思路，不断加强对苏州地区社会现实问题和经济发展前沿课题的研究和探索，设立了地方戏曲研究室、吴文化研究室、苏南发展研究院等研究机构。
四川文理学院把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的着力点调整到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调整系科专业设置，大力建设应用型专业。推动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并实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克服自发性和随意性。拓宽服务平台，创设良好环境。整合全院研究力量，深入研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六）广泛搭建合作平台、助力地方发展的互动模式
宁波大学、西安文理学院、安徽大学重点通过发挥自身优势，与地方政府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协议，广泛搭建合作平台，进行项目化运作，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得到了更多的政府支持。
宁波大学通过广泛搭建平台，实现校地互动发展。与宁波市11个县市区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与浙江省其他县市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慈溪、椒江、三门、绍兴等县市区设立地方技术转移中心，拓展大学与政府的合作领域。学校以服务宁波文化强市建设为切入口，组织与宁波市相关部门的合作对接交流会，与宁波市20多个部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校地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实现了校地双方的共赢发展。学校联合宁波市相关部门和20多家地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成立了“校企合作委员会”，充分利用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产学研战略联盟等合作平台，加强与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的沟通联络，拓宽合作渠道，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与地方企事业单位共建地方合作平台30多个，实现互动共赢发展。
西安文理学院设立“一所六中心”，彰显开放办学的姿态。学校与地方党委、政府等合作，成立“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国际民生文化研究所”、“区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七大中心，积极探索“校地合作”新模式和新途径。产出了一批成果，锻炼了一批干部，发挥了示范作用，引起了较大反响。
安徽大学与17个地市签订了多层次的校市科技合作协议，与20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120多家企业保持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各方面的服务，成为研究与解决安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主要基地。学校创办《决策参考》，注重成果转化，将一些应用性的科研成果形成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对策和建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把《安徽社会发展报告》蓝皮书的组织编写作为长期性的研究项目，以原创性和权威性的研究对安徽社会发展的未来作出科学预测，为解决安徽社会发展问题出谋划策，为政府决策社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互动发展存在“四个不协调”
（一）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对双方互动发展的认识不协调
一是地方高校越来越认识到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三大职能之一，特别是作为地方高校，“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意识已经成为广大地方高校干部教师的共识。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对地方高校在促进本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促作用认识不足，缺乏对地方高校学科、科研、人才和文化优势的全面深入了解、关注。不少地方政府低估甚至蔑视地方高校的能力和水平，盲目攀高，宁肯舍近求远，一味地去追求所谓的名校进行合作，宁肯花费数倍的费用聘请所谓的名校的一般专家，也不给本地高校中有着这方面特色优势、完全可以胜任的教授，不能很好地发挥本土优势。
二是不少高校都成立了专门的服务地方或服务社会工作机构，体现了对发挥自身作用服务地方的重视。然而，地方政府几乎没有设立或者指定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有计划地协调组织推动地方高校与地方发展互动工作。
（二）地方高校和地方政府双方科学研究思想存在不协调
一是高校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追求的是学术创新、学术真谛，不惜耗费大量时间反复研究。这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追求短平快之间存在矛盾。地方政府喜欢短平快，希望科研人员尽快按照他们的要求拿出成果，从而尽快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热衷于选择短期内成功可能较大的课题进行研究。
二是大学科研人员注重自身研究方向和成果的内在逻辑体系和学术价值，而地方政府注重科研成果顺利产业化创造利润和收益。
三是大学注重学术交流，科研人员喜欢通过让大家共享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上课给自己的学生传播自己的新思想新成果，提高人才培养水平。而地方政府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千方百计的对合作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严格保密，一定时间不允许公开。
（三）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定位时常不协调
一方面，目前地方高校特别是地方本科院校一般都隶属于省市自治区，经费拨款主要来自省级财政，高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都由省级主管部门决定，往往按照高等教育发展和本校治校理念确定战略发展定位与方向，不注重所在地市战略发展。特别是一些地方高校不顾自身实际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味地盲目追求“高大全”， 一味地向综合大学挺进，导致地方高校发展定位与地方政府战略发展规划不吻合，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专业不能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一些地市政府，往往注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对地方高校的发展不够重视，为了短期发展目标，有时不顾国家和省高教发展布局和规律要求，一味的要求地方高校服从服务于地方，甚至只给地方高校任务不给经费和物质支持，影响了高校的积极性和发展。
（四）地方高校满足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及新兴产业发展的学科专业、科研平台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存在不协调
地方高校现有的学科专业和科研平台大多是在办学中积淀形成，有的与地方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关联度不够，需要调整优化和发展创新。而当前地方高校普遍面临经费紧张压力，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维持人才培养运转和传统学科建设发展，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建设新的学科和研究平台。因此，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需求变化快于地方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和调整速度，两者存在的这种不协调，影响着双方的互动发展。
三、理想互动发展模式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与地方发展互动的模式各有特色，但基本上都是形势内容比较单一的模式，还存在这样那样一些困惑和问题。根据广泛调研，经科学梳理、系统归纳和深入分析，课题组研究提出以下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理想模式：
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理想模式=认识+机构+计划+优势+平台+机制，即：领导重视认识到位+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制定切实可行计划 +发挥本土优势特色+搭建广泛互动平台+建立长效互动机制。
（一）领导重视认识到位
地方政府和高校领导重视是双方互动发展的关键。只有当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把促进互动发展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经常过问，专人负责，并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持之以恒地抓下去，这项工作才能更加切实有效的开展起来。
（二）设立专门工作机构
这是推动双方互动发展的组织保证。政府和高校分别指定或成立专门部门，负责高校与地方合作的工作。特别是地方政府成立或者指定专门的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最为重要。
（三）制定切实可行计划
这是双方实现互动发展的基础。地方高校要推进校地互动，绝不是学校内部个别教师、单位或学科的个体行为，而是涉及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多个方面和教学科研学科等多个环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和统筹协调各种资源。要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学校工作大局和总体规划，根据地方发展需要和学校特色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服务地方行动计划，明确具体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步骤，并真正付诸实施。地方政府要把充分发挥地方高校作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地方发展中长远规划和相关政策法规，一方面用政策资金鼓励引导高校服务地方发展，一方面明确规定和要求政府各级部门必须优先考虑和加强与本地高校的互动发展。
（四）发挥本土优势特色
这是实现互动发展的核心。高校要对照地方经济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结构，积极发展同地方主导产业、新兴产业紧密相关的学科专业，从而吸引和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开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研究。要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的战略决策咨询，从国家经济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发挥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与科研优势，针对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制定发展战略、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繁荣、和谐、健康发展，发挥智库和智囊作用，积极参与和承担重大课题研究，提出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资金和产业发展优势，给予地方高校更多的关心支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高校提高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和匹配度，促使高校根据人才培养要求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培养方案，最终培养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产出符合地方发展的学术成果并实现本土产业化。
（五）搭建广泛互动平台
这是促进互动发展的重要支撑。由政府主导建立产学研合作信息平台，汇聚和政府、企业的需求信息以及高校人才资源、科技成果、人才培养培训等供求信息。高校要发挥自身科研资源优势，广泛与地方合作，共建研发机构和科技合作平台，建立协同创新中心，有针对性的参与到地方发展需要攻克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和谐社会；集体经济；发展方向；模式选择
一、传统集体经济与新型集体经济的差异
新型集体经济不是对传统集体经济的全盘否定，其通过对传统集体经济的“扬弃”，呈现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鲜明特征。总体来说，新型集体经济相较于传统集体经济，具有主体独立、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多元化、治理结构现代化等特征。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新型集体经济做了充分肯定，指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新型集体经济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产生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现了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传统集体经济与新型集体经济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界定标准的较大差距。传统集体所有制的界定标准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实行按劳分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提取公共积累、共同劳动等；而新型集体经济则是在旧有的标准上增加新功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劳动者按份入股，拥有控制权，进行民主管理，共同劳动。
第二，范围和具体形式有区别。新型集体经济所包含范围更加多种多样，从资金源来看，有来自国家、集体、个人或者其他的合法途径；而企业组织的模式也相对较多，如股份合作制、合作制、股份制等；组织形式包括了劳动与各种要素，如劳动、技术、知识、资本、人力资源、土地等，合作范围多元化，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能够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重组，保证各种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配置都是最优化的，最大程度上调动了劳动者、经营者以及投资者的积极性，而这些都是旧有集体经济制度所不具备的。
第三，发展集体经济的途径也不同。传统的集体经济实行“农具集中、土地归公”的模式，主要依靠农民的剩余积累和合并家庭经济来实现集体经济的发展，积累的速度非常缓慢。而现代的集体经济则依靠兴办集体企业、开展经济联合以及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多种模式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包括引进技术和资金，将农村的资源优势变为资金优势，可以迅速地积累发展资金。
二、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
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奔小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及其实现形式有着长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要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对我国当前的新型集体经济的管理体制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衡量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实现形式是否有效、正确，就要看企业的发展是否符合“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这一标准。具体来说就是：企业的盈利能力要高，发展速度要快，竞争能力要强；还要有利于员工个体价值的实现，即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三、当前我国发展集体经济的模式选择
第一，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遵循“按劳分本、按股分红、入社自愿、退社自由、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以“民办、民管、民受益”为发展宗旨，以个体为基础，产业为依托所创办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体现了个体劳动者在组织中既是劳动者、生产者，同是又是投资者、经营者的双重身份，个体劳动既为集体也为个人，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新型社区合作组织。新型社区合作组织是以大村、强村等经济发展稳步上升的村子为主要依托，兼并或联合一个或几个小村、乱村、贫困村等共同发展的一种新模式。这种合作组织相对来说比较适用于农村经济环境，对于有能力有条件的龙头企业也可以联合或者兼并农村。在兼并或联合中组建总公司，并成立党总支部等政治组织为企业发展做导向，实现经济上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政治上统一领导的局面。这样不但可以加快资金、人力、土地等资源向优势产业的流动和集中，也推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有效调整，将拳头产业做强作大，彻底改变弱村、小村的贫穷落后面貌。
第三，创办各类科技经济园。创办各类科技经济园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问题，这里的土地主要指两类：一是集体所保留的少量机动田；二是农民进城做工后愿意将闲置的土地租赁给集体作集中开发经营的土地。集体组织利用这些土地与外商、企业、个体、科研部门等实行联合开发，兴办各种科技经济园。这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深入科技体制改革以及提高集体收入等都有着非常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总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集体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全国人民共同致富，因此各地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环境选择适用的集体经济模式，以达到人民共同奔小康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国创.村集体经济薄弱需探索发展途径[J].浙江人大,2008(5).
2、陈雨果.发展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J].四川农业科技,20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