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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医 文献 岭南医学 特点 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
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内容，引进自然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教育，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发展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参考文献】
1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 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4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自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国文月刊》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文学院与师范学院合办的一份杂志，主要刊载国文教育方面的论文，留存有国文（语文）教育观念变迁的珍贵资料，是当时持续时间最长、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国文教育期刊。其中朱自清、叶圣陶、浦江清、余冠英等主办者均参与了教材问题的大讨论。讨论和争议的中心是选择什么语体、体裁、性质的文章作为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最佳材料。本文试图从历史论争的角度剖析当下的问题，以期为现时语文“课改”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文言还是白话？
谈到语文教学（那个时代叫“国文”教学），文言与白话是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对它的质疑和探索便首当其冲。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掀起了广泛的白话文运动，虽然1920年教育部就正式宣布普通小学须使用白话文教学，但直到40年代，中学语文课仍旧以古典文言为主，正如浦江清先生说的：“小学教育单训练语体，所以问题简单，到中学的国文方始迎着复杂的问题。在课本方面，现在初中课本文言语体夹杂着，显得很不调和。高中课本差不多全是古文，色彩是纯粹了，但多数学生是作语体文的，所以课本与作文就脱离了关系”。[1]正如大多讨论者所言，学生课上学的是经典的古文，课下看的是白话的文艺，社会上需要的却是简洁的“民国文言”——这教与学的分离就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重要问题。那么，什么是“民国文言”呢？
叶圣陶曾说，当时的“文言”已经“不该是唐宋的文学，六朝的文学，汉魏的文学，甚至先秦的文学，而该是应用文言字汇，文言调子，条理上情趣上和语体相差不远的近代文言”“如梁启超先生先生写的那些”——他称其为“民国文言”。[2]实际上，最有趣的是，我们如果翻阅当时诸君讨论白话文的书信，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使用的竟都是文言。翻阅从五四时期直到40年代的新闻报纸，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消息都是以半文半白的形式写出。“民国文言”意味着社会需要。针对这种社会现状和对语文工具性的要求，语文教材就不光是文言或白话的问题，而是具体到选什么文言的问题。当时很多学者反对通行教材编选过多上古文字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不利于传播文化，还妨碍了语文的社会实用。例如浦江清先生就说：“教本深不足以提高学生的程度，反而可以减低学生的趣味。”[3]多数人认为语文教材应该着重编选近人的、更易懂能用的文言。这不仅反映出当时国文名家对国文教学的关注和思考，同样也反映出在那个时代，普通中学生难以掌握当时的国文教材，国文水平普遍“低落”的历史现实。
当时学者们也在刊物上对中学生国文低落现象进行了更深层的分析，正如朱自清所言：“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上得到多少帮助。”[4]有识之士便开始重新编选教材。叶圣陶在《国文月刊》同一时期，与朱自清、周予同、吕叔湘、郭绍虞、覃必陶等，尝试改革，把文言文课本与白话文课本分开，编出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等教材。这是“在文白混编混教占据主流位置二十余年后”进行的大胆尝试。①与20年代的你死我活不同，40年代后文言和白话在国文教学这一点已经统一到人才培养的大目标上，也统一到国民塑造和文化更新的更宏远的目标上了。
二、文学还是非文学？
在教材编选上，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学殊的组分一直备受关注，选什么样性质的文章，选什么类型的文章也一直成为争议的话题。《国文月刊》从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离合的角度对此曾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希望“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的李广田和重视学术文章的张清常以及看重应用文的阮真。张的文章是发表在《国文月刊》18期的《对于坊间中学教科书所选“学术文”教材之商榷》，阮的著作主要是《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论争中李广田的特殊性在于，他既反对教材中编入大量学术论文和应用文，同时也对当时“人文性”要求中关于文化传承的要求表示排斥。
1.1阅读宗旨：提升西学素养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并未制定统一的大纲，在英语文学阅读中则注重提升西学素养，通过英语文学素材的阅读了解相关的外国文化、外国思维等，在英语阅读的讲授上也往往使用全英教学。如据李良佑、刘犁在《外语教育往事谈》中提到，上海大同大学一年级英语文学阅读的书本有两本“均为美国出版，一本是很厚的英、美文选，一本是高级修辞学的教科书。每班有学生六七十人，每两日早晨早读英语文学篇章一次。”（李良佑、刘犁，1988）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的英语文学阅读课程则更恰切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对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视与西学素养的旨归。如在注重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方面采用Read:BackoftheNatives教材，由林语堂先生全英文讲授；在英国文学史略课程的教学中采用Manly:EnglishProseandVerse教材，由张歆海先生全英文授课；在英文散文的教学中采用StandardEnglishProseFromFishertoworthy教材，由郁达夫先生全英文授课。这一时期英语文学阅读不仅是一本教材，而是分英语文学史、英文散学、英文阅读技巧等多本教材；不仅是一个老师授课，而是由多个老师授课，且采用全英文教学，在英语文学的阅读中感受异国的文化与异国的风情。1.2阅读要求：注重情景交融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注重经典英语文献的品读、注重温习文法、注重会话尺牍、注重作文应用，在英语文学阅读中则尤为重视。在英语文学阅读的要求中提出注重情景交融，为营造英语阅读达至情景交融的环境，通常在例行会议、辩论会、演讲会、组织会等活动中与年刊、报刊、校报等刊物中都鼓励引用英语阅读中的素材，以频繁性的英语阅读材料的使用、回味，互动性的英语活动提升英语文学阅读的目的。在阅读的具体方式上则通过合作阅读、限时阅读、质疑作者、动词识别阅读、同伴指导、自选阅读等方式提升对英语文学阅读的理解与吸收。在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对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视得到最佳体现的即是在教会型大学，如民国时期的金陵女子大学，既注重英语文学阅读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还重视对西方文化的熏陶、英文经典的品读、英语阅读的相关技巧，如吴贻芳所著的《金女大四十年》中就提到定期举办英语话剧节、英语文学座谈会、英语阅读读书等活动。
2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
民国时期英语开始作为一种工具引入大学教育，听、说、读、写、译作为英语的五项基本要求也即受到重视。阅读作为输入的来源，作为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作为扩大词汇量与提高写作水平的主要载体在英语教育的各项能力中尤为突出。探究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得出自主开放的办学定位、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是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2.1自主开放的办学定位依据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发的《大学令》，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普遍遵循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下形成的是自主开放的办学之风。具体在英语教育上即成立教授会，在英语学科的教授中选拔，大致以1/5的比例选拔，成立的教授会是该门学科的最高指导机构，该组织厘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教师的晋升制、英语教学的课时安排、学生成绩的判定等。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办学并没有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统一的教学通令与章程，而是以自主开放、兼容并包的定位开展办学。英语文学阅读在自主开放的办学条件下能根据当时的社会要求制定相应的课程时间、课程要求等，民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时期，而英语文学阅读是输入的重要来源，也在此背景下英语文学阅读可以自主的定位并得到重视。2.2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理论以通才学达为宗旨，1932年的《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中即明确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所，其所研究之学科，必由基本而专门，作有系统之研究。”（教育部，1934）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也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得到了有效贯彻，如清华大学在大学英语教育的教育方针上则不仅仅是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而是强调“中西兼重”之原则，以英语的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进而“整理国故”，以中西文化之博雅救国兴国。大学英语教育还结合各系学科的特点，将英语学习与相关学科如历史、中文、哲学等相结合，如在历史系则强调中外历史的并重、中文系则强调中外文学的接融、哲学系则强调东西方哲学的互补。北京大学则在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学则》中明确规定国文系学生需要外文佳、外文系学生则需要国文佳，通德通才。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也在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散文家朱光潜的论述中可给解证。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梅贻琦，2001）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运用在英语教育中则需要听、说、读、写、译等各项能力的相通，阅读在各项能力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也即受到了相当的重视。2.3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传统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为体、西学为用”等是这一时期各仁人志士为那一时期的中国的救亡图存开出的处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始开启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开端，而后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不断推进。北京大学的校长则在大学教育层面推进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将西洋近代哲学、科学思想等陆续介绍到中国，从“传统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为体、西学为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推进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学习。中西交融的文化下也彰显着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如1938年国立清华大学对英语科目作出的介绍为“英文也是6个学分，为第一年所必学。本科之主要目的，在培养学生之英文根底，使能通熟应用，首先注重温习文法及纠正发音，又就会话、默写、尺牍、作文诸端多多练习，俾使学生咸能以英文表达其思想，自然正确而无困难。”
3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当代启示
一、童年和韵律
儿童对韵律的敏感既反映了深藏在他们身体中的一种个人性和集体性的审美本能，又代表了一种与童年安全感有关的秩序感。
（一）韵律感是一种本能
对韵律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体现着这一古老的韵律本能。就连行走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也体现了人类肌肉运动的某种韵律性。在音乐、舞蹈、建筑、绘画、文学等艺术样式中，人类与生俱来的韵律感更获得了充分的表现与传达。这种人心中天然的韵律感，与我们身边所有的生命现象、乃至我们周围一切环境所表现出的内在韵律感有着深刻地联系。四季轮转、昼夜更替、草木枯荣、候鸟迁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似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某种节奏规律，我们人类正是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而无形的节律场之中。在把握这些韵律的过程中，人类也将自身融入到了这一韵律体中，比如，随着日历和钟表的发明，我们人类也部分地成为了由年、月、日、时、分、秒的韵律来界定的一种文化生物。儿童的身体继承了这种积淀在人类集体无意识深处的韵律感，他们身边充满韵律的生活则进一步强化着他们身体内的这一韵律原型。我们看到，韵律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儿童的成长，它也表现为个体童年期的一种本能感觉。婴儿还在胎儿时期就感受到母亲有节奏的心跳，而婴儿期出于本能的吮吸行为，也是一个富于节奏感的动作。实验发现，如果对哭闹的新生儿播放与母亲心跳频率相近的声音，会使他们渐渐安静下来。婴儿也享受像摇篮那样有节奏的摇晃运动。早期儿童发展的研究表明，婴儿更容易注意到周围环境中节奏分明的声音。此外，儿童的游戏活动也体现了这种显在的韵律感。童年时代的许多游戏本身就富于韵律性，像跳绳、踢毽、荡秋千、打水漂、坐翘翘板等，都是讲究节奏把握与配合的游戏。在儿童发展的早期，这种游戏的韵律性又表现得格外明显。童年期的韵律感中包含了原始和本能的审美成分，它有时外化为儿童的一种艺术本能。美国发展心理学家H•加登纳在《艺术与人的发展》一书中写道：“在制作领域，一个一岁的幼儿有时能获得规则的节奏或制作出非常原始的绘画，虽然那也许只是胡乱的练习而不能算作品，然而开始作画的笔触都是有节奏的；它使我们感到，与生俱来的熟练行为的运动成份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原始的审美活动。”这一与韵律感有关的“原始的审美活动”，也是人的审美本性的一种表现。因此，儿童的韵律感既体现了儿童天然的一种心理和活动本能，也体现了他们固有的一种审美本能。
（二）韵律感与秩序感
童年期的韵律敏感又与儿童对秩序的敏感有关。韵律指向规律，规律则代表了一种可以预期和把握的秩序，这种秩序感可以带来令孩子们感到愉悦的舒适感和满足感。这一与韵律相关的秩序感，包含了一种对儿童来说至为重要的安全感。年幼的孩子对秩序有着格外的敏感，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有序的节律意味着身边的世界正处在一种稳定、合适、安全的状态中。因此，小孩子往往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些活动，以此来建立和巩固一种广义上的节奏规律。二、三岁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一类游戏：一个孩子爬到一张桌子下面，桌子上盖着垂到地面的桌布。小伙伴们看着他爬进去之后就走出房间，然后再回来掀起桌布。当他们发现桌子底下的同伴时，就会高兴得大声叫嚷。这个游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们依次说：“现在，我来藏。”然后爬到那张桌子底下。孩子们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重复的行为，也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躲藏起来的同伴，仍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游戏程序。显然，在这个游戏中，令他们感到兴奋和快乐的并不只是“躲”和“找”的过程本身，更是通过有规律地重复的“躲”和“找”来确认生活的秩序，获得安全的体验。在这里，重复意味着节奏规律性的叠加和强化，这是幼儿韵律需要的表现之一。当一种行为或活动得到有规律的重复，从而形成一种可以预期的节奏时，它就成为了一个能够带来安全感的对象。因此，“一个年仅三岁的儿童可以连续50次地不断重复同样的活动”。同时，为孩子安排一种富于规律性的生活方式，也更有利于他们发展起健康的情绪和健全的人格。从韵律中产生的秩序感，也加强了对事物的控制感，它同样是儿童格外需要的一种感觉。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幼儿在听完一则故事之后，不断要求成人反复讲述这个故事，并且开始兴奋地参与其中一些动作或情节的预测。在这里，重复的讲述使原本陌生的故事越来越处在孩子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对于那些客观上最缺乏控制事物的力量、主观上又十分渴望获得这一控制力的年幼儿童来说，它的意义显然非比寻常。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适应生活中的随机变化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但这一适应力的发展不是跳跃性的。对于年幼的孩子，我们应该让他们在一种富于规律性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学会面对和适应那些不可控的变化。综上所述，儿童期是一个从身体到心理都富于韵律敏感的发育时期。这一既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本能、又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韵律感，在儿童文学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发挥。
二、儿童文学的语言韵律
儿童文学，尤其是读者年龄段较低的幼儿文学，是一类十分重视语言韵律艺术的文学样式，这种重视与儿童的韵律敏感有着必然的关联。这一语言韵律艺术最为鲜明地体现在语音层面。
（一）韵文体儿童文学的语言韵律
在所有语言类作品中，富于韵律感的歌谣、故事等作品能够迅速赢得儿童读者的好感，并促进儿童对相应语言的学习和记忆。“押韵的文字对孩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出生之前。在一项研究中，妇女在怀孕的最后3个月反复诵读苏斯博士的《戴高帽的猫》，结果婴儿出生52小时后，可以从其他未押韵的书中分辨出苏斯博士的韵文书。”[4]84有鉴于此，韵文类儿童文学作品在幼儿期的阅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类作品既包括节律齐整的儿歌和短小简单的儿童诗，也包括采用韵文体的故事、童话等。儿童文学作品中最易辨识也最为常见的声韵特点无疑是押韵，而最典型地运用押韵手法的儿童文学体裁，则是儿歌。比如传统童谣《老鼠嫁女》就有着整齐的歌行和规律的押韵。“轿”、“闹”、“袄”、“帽”、“炮”、“猫”、“了”等开口韵韵脚，既造成了童谣鲜明的节律感，又渲染了“老鼠嫁女”的热闹氛围。儿歌是以语音上的韵律为第一审美要素的儿童文学作品，其韵律特征体现在语言的各个方面，除了句末的押韵外，还包括句中语词彼此配合构成的声韵效果，以及对偶、排比、回环、重复等句式上的声韵效果。传统童谣中的绕口令、连锁调、问答歌等，大多同时综合了上述多种韵律手法，其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琅琅上口的音韵特点，使得年幼的儿童在理解这些歌谣的意义之前，就能先记住它的语言。除儿歌外，另一类鲜明地体现了儿童文学语言声韵特点的体裁是儿童诗。相比于儿歌，儿童诗的声韵艺术更为自由，其韵律感也更为舒展。例如薛卫民的儿童诗《房顶上的小树》，采用隔句押韵的形式，它带来了全诗声韵上一种显在的齐整感。但与此同时，晚清以后西方文学翻译工作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得到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才被广为翻译和出版，这一时期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引发传统和现代，西方和本土文化两种形式的争议。一、西方文论向东方推进民国时期西方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为新文学创作和生产起到一定借鉴作用，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也为新文学创作缺乏的理论提供一定指导。在中国，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后，西方文艺理论系统大趋势更加规范化。最初是经过日本传播和翻译，欧美文论和俄苏文论才在中国得到一定传播和阅读，民国建立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翻译成汉文，民国时期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引进，非常熟悉就是章锡琛对于日本《新文学概论》的翻译，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等。欧美文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连载的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在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了《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文艺理论书目，为了能够真正阅读和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学习英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欧美文艺理论的还包括1929年翻译的瑞恰斯的《科学与诗》，民国时期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有50部左右，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于外国文学作品有深刻的认识，正是因为外国文艺理论基础作用，也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构建。
（二）、西方文论的翻译趋向本土化
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仅就具体文学作品来说，虽然彼此存在一定文化差异，但是本土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西方文学话语规则和理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也存在一个巨大文化鸿沟，翻译工作中存在一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通过一定的转译、改译和编译进行本土化解决。
1.翻译中语言障碍问题会导致文本交流问题，尽管民国时期很多日本理论著作不断完善，但是对于日本民族文学，还是需要对于欧美和苏俄文艺理论进行一定借鉴工作，当时影响最大的专著就是《新文学概论》和《苦闷的象征》。但是由于文化交流匮乏和语言障碍导致翻译工作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民国时期西方文艺理论翻译必然会出现很多转译。
2.在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中会出现节译和改译问题，因为东方和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翻译也必然会出现差异化，导致很多翻译家都选择进行节译和改译，会将很多文学典故和例子进行删除，这样就会采取“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的做法，最主要是做到“意思对”。原著中的典型例子会翻译承中文，也因为国人对于西方学术知之甚少，所以会根据本国材料进行翻译。
3.新文学杂志和相关的出版社都对于文学创作进行一定研究工作，翻译出版西方的文艺理论，纵观民国时期新文学流派作家，可以对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进行一定联系，可以很好发挥自身优势，《社会的文学批判》《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和《小说月报》等不断连载欧美文学翻译作品。
4.中国现代出版业主要分为商业和人文两端，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不断在商业和人文，阅读和接受西方文论与翻译中成长，并不是新文学那样具有明显的利益制衡方式，新文学的小说和诗歌都是不断借鉴欧美文学理论思想发展，文学生产和写作本身就存在一定文学话语规则，理论上是形而上存在性，也很难吸引大众进行阅读，最终导致文学消费出现一定层次问题。
结论：
为了让这股儿童文学教育大潮涌得更高，有必要通过溯源的方式为其蓄积足够的能量。俗话说：“鉴古以知今”。我们可以从历史研究中寻找到一些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也可以历史为参照来考察当下的得失。教育的发展经常出现“钟摆”现象，所以我们常称某次改革为第几“轮”改革。虽然每“轮”教育改革的时间不同，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往往没有多少变化。如果我们不清楚过去的研究，那么前人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往往还把它当成问题在争论；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问题。因为不知道来时的路，所以结果往往是一次次重新出发，一次次回到原点，导致这些出发看起来是在前进，实际上是在倒退。目前的儿童文学教育在很多方面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就儿童文学教育人才的培养来说，和历史上的做法相比，退化的状况尚未改观。
首先，课程设置。20世纪二十年代儿童文学教育兴盛初期，在一些中学、中等师范的课程设置中就有相应的课程，如1923年4月钱基博在其所拟的《三年师范讲习科国文教学纲要》之“本科作业支配”中将“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自由发表思想”与“解悟小学教学法”作为师范教育的三项要务，并指出若要“解悟小学教学法”就要研习“儿童读物研究”和“改文”两类重要的课程[2]。又如1924年东大附中高中职业组师范科所开设的选修课程就包括“国文教学问题”“国文教学法”和“儿童文学”[3]。再如1924年北师大附中高级部女子师范科课程标准中开列的科目有“模范文选”“书法”“文字学”“国语发音学”“语法”“修辞学”和“儿童文学”。其中“儿童文学”在最后一学期（第六学期）开设，而且学分较高（二学分）[4]。可见，儿童文学大潮兴起时，师范学校对儿童文学课程十分重视。20世纪四十年代，大学师范学院的课程中都有“儿童文学及青年读物”这一课程，分三、四、五年级选修，共三学分。1947年，陈伯吹认为将此作为选修课程并不恰当，所以乘各级课程标准修订之机发出呼吁：“高中师范，专科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师范大学，亟应添设‘儿童文学’或‘儿童读物’一学程，并且规定为‘必修科目’，这样数十年后，也许会人才辈出，而优秀的儿童读物，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5]
其次，课程内容。就目前所见的几则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的材料来看，各师范学校在呈现课程时多只列出“儿童文学”课程名目，并没有详细地列出其课程内容，这大概与最初多数学校并不清楚其课程内容有关。但是，北师大附中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对儿童文学课程内容的确定做了积极的探索，其《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国文课程标准》不仅明确地标示课程名称为“儿童文学”，而且较详细地列出课程目标和内容：“说明文学在小学教育上之价值，授以儿童文学之意义与特点，指定儿童读物之类别及其标准；并审究儿童文学之教学法。计分三部：（1）何为儿童文学：定义，要素，起源。（2）儿童文学之分类：歌谣，寓言，童话，故事，传说，戏曲。（3）儿童文学教学法：教材，教法。”从其确定的最终目标和所设置的三大项内容来看，有关“儿童文学”的讲授均是为了让师范生懂得如何借助儿童文学来进行“小学教育”的[6]。可见，早期师范学校的“儿童文学”课程内容彰显出中的是浓厚的“教育”而非“文学”色彩。
最后，教材编写。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数种“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读物研究”之类的书籍，并非专门研究儿童文学的专著，而是培养小学儿童文学教育师资的教材，如张圣瑜在其所著《儿童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的“例言”中写道：“本编材料适敷师范科学生第三学年第一学期两学分之修习，编者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作为研究材料，复经邵鹤亭君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采为教材。”吕伯攸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大华书局，1934年版）的扉页广告标明该书是“给简易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县立师范学校、师范讲习所等而编辑的”。陈济成、陈伯吹合编的《儿童文学研究》（上海幼稚师范学校从书社，1934年版）则是二位编者根据自己在上海幼稚师范学校的讲稿编辑而成的，给学生“用作课本”。在这些书中，除有大量的章节以介绍儿童文学的教学对象（儿童文学的定义、价值、来源、分类、体裁等）外，还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儿童文学的教材和教学，如魏寿镛、周侯予合著的《儿童文学概论》中就设有《儿童文学的教学法》一章，并附录有“课本形式”和“文学教学实况”。张圣瑜著的《儿童文学研究》中有“儿童文学与教育”“儿童文学之教材”和“儿童文学教学法”专章及附录“儿童文学教科实况调查”。赵侣青、徐迥迁合著的《儿童文学研究》（中华书局，1933年版）中有“儿童文学在初等教育段应占怎样的地位”一章。吕伯攸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大华书局，1934年版）中有“儿童文学和教育”“儿童文学的教学法”和“儿童文学书本的形式”等三章。陈济成、陈伯吹合编的《儿童文学研究》中有“儿童文学与教育”一章。这些教材的著者也多是教育研究和（或）文学创作者，如施仁夫在张圣瑜著的《儿童文学研究》的序言中称：“张君圣瑜，与文学有宿缘，从事小学教育暨师范教育凡十年；本其研究之心得，教学之经验，著儿童文学研究一书”。又如盛振声在赵侣青、徐迥迁合著的《儿童文学研究》的序言中称：“徐赵二君从事儿童教育十余年，日与儿童共同生活，对于儿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观察精微。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与指导，经验俱富，故谈儿童文学，别有见地，自非浮泛者可比。”而且这些作者已自觉地坚持着教育的立场去研究儿童文学，如张圣瑜在《儿童文学研究》的“例言”中称：“本编合儿童学文学并两者相互之关系，以阐明原理，合以教育艺术等原则，申述方法”。他甚至为了该书所述能契合教学实际还特地赶在出版前就有关问题在广大师生中进行调查，其“例言”写道：“本编峻事之际，曾制表调查，省内外各师范学校各著名小学校及各毕业同学颇蒙惠复，得以完成是稿，免踏蹈空之弊，俾同好多资取法，岂特编者个人感激之私哉”，“本编草创望海内教育家指正”！
1949年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儿童文学”课程和“儿童文学概论”之类的教材从中等师范的教育中消失，只有“小学语文教材教法”之类名称的课程和教材。
近几年，一些高校的小学教育专业也设置了“儿童文学”课程，也使用“儿童文学概论”之类的教材，但是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儿童文学和小学教育之间存在着实质联系的儿童文学教育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现在所用的“儿童文学概论”教材介绍的是儿童文学的定义、本质、种类、体裁、题材、创作等文学研究范畴的东西，而几乎不涉及教育问题。所以，在这门课程中出现了“儿童文学”与“教育”看似有联系而实际上是“两张皮”的现象。也许是因为有些学者认为只要懂得了儿童文学自然就会进行儿童文学教育；或者认为既然已经开设了“小学语文教学论”之类的课程，那么在这类教育学课程中所学的一般性的教学理论同样适应于儿童文学教学。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教材的编写主体上，目前“儿童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人员多是既无基础教育实际经验或研究经历，又无儿童文学创作能力而单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并非真正的儿童文学教育研究者、实践者，所以他们不会把儿童文学当成一项课程资源来对待而从教育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其实也因为学术背景的缺失和研究立场的限制使其难以阐述具体的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即使有所涉及也多陷入民国儿童文学专著所力避的“浮泛”、“蹈空”的境地，所论也与课程与教学论层面的儿童文学教育相距甚远，更不要说去指导实际的儿童文学教育了。总之，如果参照历史，则应在小学教育专业开设“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编写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文学教育概论”教材。
注释：
[1]魏寿镛、周侯予著《儿童文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页。
[2]光华大学教育系、国文系编《中学国文教学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17页。
[3]陈燮初《我对于高级中学教学国文的几个意见》后所附课程纲要和课程表，中国中等教育协进社编辑《中等教育》，1924年二卷第五期。
[4]《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国文课程标准》，《北京师大周刊》，1924年第237页。
[5]陈伯吹《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教育杂志》，1947年第32卷第3期第76页。
当我们涉及到一些西方文学的时候可能会被其中浓郁的文学氛围所折服，对于他们的文化底蕴和文学风格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特别是对于英美文学评论这一块儿来说。文学评论是直接与文学著作挂钩的，我们在阅读一些文学著作的时候就是在阅读他们的文学评论。一般来说，文学评论深藏在文学著作当中，文学著作的内容就是一种文学的见解，换句话说，文学著作就是文学评论的内容。
1.英美文学所具有的特点
1.1 英国文学的特点
英国文学的历史悠久，最为人熟知的要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大繁荣了，自文艺复兴后，英国文学经过发展相继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阶段。在这些阶段中，英美文学得以快速的发展，并在不同时代掀起了一股股文学思潮。在每一股文学思潮的背后，都有一大批的文学追捧者和拥护者，当然每个时期也有批判主义思潮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来说，这些思潮都不影响英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反而进一本文由收集整理步推进了其文化的发展。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英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也是许多学者争先学习模仿和研究的对象。英国文化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变得更加写实了，也更加注重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更加注重实践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英国文学目前正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在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和全球化的影响下，英国文化更加发展完全。
1.2 美国文学的特点
对于一个民族历史并不悠久的国家来说，美国文学的成长是短期的、多元集合的。美国是在二战后许多移民的迁入才逐渐的壮大发展的，对于美国来说，它的文化具有模仿他国的现象。不可否认，美国的移民政策为其争取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口，美国这个新生代国家因此汇集了不同种类、不同肤色和不同国度的人民。当然，随着这些不同地方的人来到这里，带来了他们各自地区的思想文化、民风习俗以及科学技术，其中许多不同的文化思想在这里得到大融合、大碰撞，并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
美国文学深受其它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繁荣的英国。在19世纪以前，美国由于自身特殊的国情，对于文化的接受都是从别的国家“移植”过来的。但是随着民族的融合，思想的交流和发展，在20世纪之后美国逐渐的形成了自身独立的文化，这个文化是建立在多民族融合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由美国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所决定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历的文化斗争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名族文化，即多种文化的汇合。
也正是由于美国文化的特色，使得美国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很快的壮大并对一些其它的国家造成“唯马首是瞻”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逆袭，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全球化逐渐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现如今美国文学又逐渐的多元化起来，这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所在。
2.影响英美文学评论的文化因素
2.1 语言文化的差异
文化认识决定了文学发展，文学发展又决定了文学评论的发展。对于文化差异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语言文化的差异。语言文化的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没有统一的约定俗称的语言，那么群体就不会形成，相对应的国家也就不会形成。虽然有些国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他们还是对这些语言都能理解和够运用的。拿印度来说，印度的语言就有许多种，常见的就有印地语和英语两种。通常情况下英语是作为官方语言进行运用的，而印地语则是人们平时使用的语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掌握这两种语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人们通常会根据场合来选择语言的运用，通常情况下人们一般在社交场合会习惯性的使用英语，而在与自己家庭成员在一起的时候则会选用印地语比较多。
对于英美两国来说，他们一般都采用的是英语（美国北部有少数印第安人除外），但是即使是同样的英语也有不同之处。随着各自民族的发展变化，一些合成词和新生词的不同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行成的特殊词汇的衍伸，导致了英语在两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特点，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把这两种语言区分为“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对于这两种英语来说，他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发音和词义时有发生，尽管他们本来是“本家”的，都是由原始的英语衍伸而来的。语言差异是造成英美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2.2 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的发展。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文化也在不断地加速发展，从而出现繁荣。对于英国来说，因为其继承了许多古典文化的传承，加上其民族文化的庄重，反而减慢了社会文化的发展。随着英美文化出现的差异不断加深，英美文学评论的方式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的新诗集《尝试集》第一编中的诗歌产生于民国五年、民国六年，在这两年时间内新诗的实验室只有一个人，当时的新诗界在创作上一片萧条。自身也倍感如此。如在艺术上，他大方承认钱玄同对自己新诗创作所说的“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嫌太文了”的批评。只是到了《尝试集》第二编，才开始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才开始真正的“诗体大解放”的新诗创作。
的《尝试集》共收诗作74首，分为两编和附录三集。除附录里收的22首旧体诗词外，其他两编都是处于尝试阶段的新体诗。第一编共收诗歌23篇，包括后来影响甚广的《蝴蝶》《江上》《朋友篇》等诗作。第二编共收诗歌29篇，后来得以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的诗歌，如《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一颗星儿》《希望》等都被收录在此。而这些诗歌在《尝试集》出版后大多都被收录进了中学的国文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歌有多数在后来被选编进了中学国文教材。沈星一编选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选录了《一颗星儿》，秦同培的《中学国语文读本》选录了《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六首，张弓编的《初中国文教本》以及罗根泽、高远公、黎锦熙等编选的《初中国文选本》则选录了《威权》，朱剑芒选编的《初中新国文》以及《朱氏初中国文》选录了《一颗星儿》，后者还选录了《奔丧到家》等。
这一集中的多数诗歌写于1918年至1919年间。从第一编到第二编，本着进化论的精神，在诗歌的形式方面，曾做了解释。他说第一编中的诗歌，“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至于第二编，“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作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个时期里，《老鸦》与《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丧到家》诗的前半首，还只是半阕添字的《沁园春》词。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他自己坦承“《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的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其中的《威权》《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诗作，他认为在形式上“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正如自己所说：“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地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到一万部。这是我很感谢的。”这仅仅是就《尝试集》的发行量而言的，如果算上数以万计的中学生对国文教材中诗歌阅读的话，他的白话新诗的影响不可估量。
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尝试集》自身“开风气之先”的艺术特质。这也正如陈子展很早就指出的，“其实《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而在与人放胆创造的勇气”。在他的“尝试”之后，如其所言：“这两年，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做白话诗。白话诗的实验室里的实验家渐渐多起来了。”。是以，朱光灿先生才说：“在《尝试集》的创作中是尽力运用‘现在的白话’，和接近民众口语的现代的活的语言，不避俗字俗语，讲究文法，注重运用标点符号，不用套语，不用典故。这就使《尝试集》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推动白话替代文言而成为新诗最适宜的工具，初步形成了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诗的语言方面，起了开创性与示范性的作用。”口¨正是本着这种开创性和示范性的作用，本着“摆脱旧时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的艺术精神，让“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跑到了他的诗歌里面去，才导致他的白话新诗艺术水准的提高，才让白话新诗有资格作为范文跑到了中学的国文教材里，继而通过讲授实现了自身的经典生产。
那么，中学的国文课中，新诗是如何通过讲授来进行知识生产的呢？
担任过上海澄衷中学校长的曹幕管曾写文章《论文学无新旧之异》对创作新诗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不废文言作诗”，“以白话作诗也者，只是试验而已，练习而已”。纠对于白话新诗的出现，他认为：
凡学校出身，自初多攻散文，少读诗句，学作对联，更系外行。人情于其所不惯者，兴味自为之锐减。韵文少读，律诗少做，偶尔觑面，遂觉难识，亦事之常。因而“艳诗艳词”，意象纵极深厚，比兴纵极允当，而凡为学校出身者，未能洞悉个中之深味。谨愿者藏拙，倔强者鸣鼓，趋时之士相与盲从而附和之，天下则纷纷矣。此白话诗之所由来也。
虽然曹氏对白话新诗并不看好，但这段话却指出了当时学生对旧体诗歌的陌生感，也就是不能“洞悉个中之深味”，这恰恰是白话新诗进入中学国文教育的重要原因。吴仁援在《汉诗现代化新论》中认为：“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老百姓嘴里的白话口语有着与时俱进的本性特质，而诗歌的发展变化又与白话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具有最自由、最活泼生命力的诗歌，它必然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它必然是有感而发、因情而生的。白话文以其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内涵，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找到了白话文，意味着为诗歌工具的‘焕然一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白话新诗不仅在于好懂，更重要的是与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密不可分。
事实上，白话新诗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变革最突出的新文学代表，更与五四呼唤个性以及想象自我的内容密不可分。因此，朱湘才说：“浪漫体的文学是少年时代的一种最迫切的需要。这种体裁的文学，在教育上，是地位极为重要的。想象与体格的发展都在少年时代；处在这个时代内的少年，如其有健全的、积极的恋爱文学，健全的、优美的骑士文学给他们阅读，一定能培养成为想象丰富、魄力坚强的国民。”
正因如此，白话新诗在中学国文课堂的讲授重点不外乎语言形式与蕴含的关乎生存与生命体验方式的思想内涵两个方面。
的诗歌《鸽子》最初被选人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后来王侃如编的《新学制初中国文》、朱剑芒编的《朱氏初中国文》等教材也选编了这首诗歌。在最初选择这首诗歌的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中，编者通过这首诗主要是想给学生明示新诗的形式特点，同时意图涵养学生的心力，以期在文学形式上能够启发学生自由、明白、迅速、直接地表现自我的情感。在朱剑芒编的《朱氏初中国文》中，教材“参考”对“文体”的说明如下：
本篇是首写景体的小诗。内容系描写空中群鸽飞翔的状态。虽则字面浅显，句式解放，但句尾依旧押韵，尚不能认为纯粹的新体诗。作者自己曾说，他的新诗含有词调的很多，像本篇的格调确乎带有词的意味与音节的。
“表解”强调了本篇的“描写”内容，即描写了晚秋的天色与群鸽在空中飞翔的状态。由此可见，教材对《鸽子》一诗的讲解不仅仅是诗歌所描写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讲述了诗歌在艺术上的特点，强调了初期白话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这在当时教材开始重视文言文的大背景下，应该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证明，在经历了重重考量后进入中学国文教材的新诗，在中学的国文教育中也总是面临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学国文教育的场域是语文技能培养的空间，更是社会权利根据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对知识进行整合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新诗的思想内涵经历过打磨渐渐适应了当时的教育宗旨，与其时的主流政治文化结合，在这种知识生产的复杂对话中很好地发掘了文本的深层意义，实现了文本意义的增值与空间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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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 形式内容 目标 性质 特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成为热点，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学理基础及可操作性受到质疑。其实，以往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大都是就性质谈性质，如果换个角度，回到清末民国时期去追溯诸多学人在语文独立成科后槿妨⒀Э票呓绾妥非罂蒲性所作的关于“形式”与“内容”的探索，我们会对语文课程性质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对其“形式”与“内容”目标的认识
1904年以前的所谓语文实质是与经史哲混融一体的，其基本特点是注重“文道统一”而偏重道统。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语文课程从“经史哲”中剥离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征程。一大批学者、教育家为语文划定学科疆界及走上科学化道路而孜孜探索，其成果之一便是对语文课程“形式”与“内容”目标框架的确立及对“形式”目标的倚重。
语文独立成科后，“读经讲经”和作为现代语文最初形态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分离，这是分科教育制度对传统语文“文”与“道”的切割：“读经讲经”主要“治身心”，而“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主要“应世事”。
语文教育“形式”与“内容”的目标框架来源于赫尔巴特关于“形式”与“实质”的教育思想。赫尔巴特本来偏重“实质”教育，但在1905年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编写的《国语科教授法》中，编者第一次将国语科要旨（目的）分为“主要宗旨（形式上）”和“副二宗旨（内容上）”两个方面。国语科这一偏重“形式”的立场是对赫氏偏重“实质”目的观的反转，表明当时中国语文教育学者面对“语文课程”这一特殊对象已经开始采取客观科学立场。
1905年后，诸多关心语文课程发展的学者都对“形式”与“内容”目标框架发表意见，尽管看法不一，但多数学者从确立语文课程“是其所是”出发，认为应以“形式”目标为主。比如孙本文在《中学校之读文教授》中指出：“若乃启发智德，则有各科学在，似非国文教授之主鹄，固宜重形式而轻实质矣！”穆济波认为“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的“实质目的观”也受到朱自清批评，朱自清说：“他似乎将‘人的教育’的全副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了，似乎要国文一科的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这是太过了！”20世纪30～40年代，叶圣陶、夏D尊等基本都偏重“形式”目的。比如叶圣陶在《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中明确说：“不论国文、英文，凡是学习语言文字如不着眼于形式方面，只在内容上去寻求，结果是劳力多而收获少。”夏D尊最有代表性的是其发表于1936年的《学习语文的着眼点》，明确提出“学习国文应该着眼在文字的形式方面”的核心观点。宋文翰则说得更明了：“别的学科重在知识的传授，国文科重在传授知识的文字的运用的训练；别的学科重在内容实质的深究，国文科重在形式表现方法的探讨；别的学科在使学者明了，国文科则于明了而外，尚须使学者能运用。”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多数学者虽偏重语文形式目标，但并不是绝对的形式教育论者，只不过是为了让语文“更像语文”，在“形式”与“内容”方面有所侧重罢了。
建国后至上世纪9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语文教育界鲜有对“形式”与“内容”问题的讨论，一是受特殊的时代环境影响，政治思想教育、阶级斗争教育等“非语文”成分渗入过多；二是就语文本身而言，以阅读教学为主的语文课基本着眼于理解“此篇”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等内容，“形式”上的言语理解与表达技能并未成为主要任务。尽管期间也有“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的反思，但整体状况并未改变。
1996年，王尚文在《语言・言语・言语形式――试论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一文中重新审视语文“教什么”的问题：“我以为语文之外的其他学科所教所学的是教材的言语内容，而语文学科则以教材的言语形式为教学内容；质言之，其他学科重在教材‘说什么’，语文学科则重在教材‘怎么说’，以使学生从中学习如何具体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本领，培养读写听说等语言能力。”此论开了以新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教学内容角度讨论语文课程“形式―内容”问题的先声。进入新世纪后，新课改的推行，与语文“思想情感内容”联系紧密的人文属性颇受重视，“泛人文”现象抬头，一些敏锐的教育学者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及时纠偏，2006年，杨再隋提出“本色语文”。“本色”语文课“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语文的课，是学生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是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实践课”，从此可以明显看出其希冀重回听说读写等“形式性”技能目标的意图。2006年前后，以重视“言语形式”教学为基本立场的讨论渐成热点并为更多人接受。
二、“形式-内容”认识框架对确立语文课程性质的启示
从逻辑上讲，语文课程应该是性质决定目标，“形式-内容”认识框架属于目标框架，以此出发来探讨语文课程性质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但其实不然：第一，所谓语文课程“形式-内容”框架属于目标范畴，主要是从“形式”和“内容”各自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来说，而诸多前辈从确定语文课程“是其所是”出发，将语文课程区分为“形式”目标和“内容”目标，并认为语文课程具有偏重“形式”的特点，这本身就是对语文课程特有属性的认识，属于逻辑上的明确概念内涵；第二，认识一个概念的内涵，通常都要经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语文作为应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从课程的目标任务等“实然”状态去追索课程性质之“应然”规定，可行而必要。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很多属性，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追问，是确定“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无数前辈并未提出这样“性”那样“性”，而是从“形式-内容”认识框架出发，找到了语文课程“偏重形式”的特性。那么这样说来，语文课程的性质可以确定为“形式性”或偏重“形式性”了？这也还有待推敲。因为“形式”与“内容”是一对相对而可变的范畴，“形式性”也不是语文学科的特有属性，同时语文课程也仅是“偏重”形式而不是“专讲”形式，“形式”属性不能涵括语文课程的全部本质属性。因此，进入新世纪后，一些论者以“言语形式”为课程之本也是有偏颇的。
怎样突破这一僵局？我们再从“形式-内容”目标框架内部去探寻。1924年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教学法》里提出“国语要旨”目标框架说。
图1 “国语要旨”目标框架图
图1所列语文的“形式”目标包含了“理解”与“发表”两大方面的“读、听、说、作、写”等几个具体方面，这和建国后所凝炼并坚持的语文“听说读写”四大基本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语文知识）高度吻合，而以此为主体的形式目标在建国后被概括为“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基本表述，出现在了绝大多数中小学语文大纲中，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现在我们可以说，什么是语文“是其所是”的独特性？从课程目标看，引导学生“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就是语文课程的独特性。根据前述“由目标追寻性质”的思路，采用形式逻辑严谨的“属加种差”定义法，那么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则可表述为：语文课程是一门教师引导下学生学习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
论述至此，持异见者会说：这主要是以语文课程“形式性”为基点得出的课程性质，那么语文课程“智、德”等生活知识经验、情感思想、道德审美等“实质性”目标岂不落空了吗？我们如何既确保语文之“是其所是”，又兼顾语文的“智德”目标，以使其不再重蹈上世纪80年代功利主义和枯燥训练的泥淖？其实这可以从重新理解“语言”这一核心概念入手去化解。语文学习的根本是语言学习，但这个“语言”已主要不是指抽象、共性、静态的规则系统，而更多是指具有具体性、个人性和心灵体验性的运用系统即“言语”，作为语言实际运用的“言语”不再是一种外在于人、受人支配的纯粹工具，它已经内蕴着言说者与倾听者的生命情愫，“学习语言，同时也就是对沉淀于语言中的人和生命、人的意志的体验，对表现于语言中人的生存、人的生活的认同，也就是作为人类心声的语言对具体的个别的心灵的同化”。因此，语文的学习，除了与听说读写活动相关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它必然而且应该对学习者的思想、情感产生影响，即语文课程的人文性。
语文课程让学生“学习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本质，具有对“形式”目标和“内容”目标的极大包容性。这一表述极大地暗示了二者的轻重主次之分：语文听说读写的可迁移能力的形成是“主”，是“重”，而语言文本及言语活动中的思想、情感的接受、浸染是“从”，是“轻”，二者不能切割却也不可僭越。
三、对语文课标中“课程性质”表述的建议
新课改之初，九年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语文课标实验稿均将语文课程性质确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从课程性质的要求看，“工具性”和“人文性”都不是语文课程的特有属性，从课程“形式-内容”认识框架看，偏于“形式”的工具语文和偏于“内容”的人文语文也不应该对等统一。
201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版面世，修订版特别突出地在“课程性质”部分加上了“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的表述，这一表述从形式上看更像是对语文课程的性质“定义”，“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这一核心表述有将语文教学引导到侧重“形式性”能力目标训练的正确道路的价值，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在语文教育学者倪文锦看来，2011年版的课标性质表述仍有遗憾，比如“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核心表述缺少了对祖国语言文字“正确理解”的一面，“学习语言文字运用”中对“祖国”二字的省略，忽略了语文课程的“母语”地位。如果我们认同“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是课程性质表述的话，那么修订稿又保留原课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被广泛认同为课程性质的内容，无疑会增加人们“本质属性二元化”的困惑。同时，倪先生在文中还谈到“性质”与“特点”的关系问题，很显然二者并不是同一概念，但从义务教育语文课标实验稿到修订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被广泛认为是课程性质的表述，却始终贴着课程“特点”的标签；非但如此，修订稿又在课程性质部分增加了“综合性”“实践性”等属性，更增添了理解的复杂性。
因此，语文课标应将课程“性质”与“特点”明确区分而又有机结合，以“课程性质与特点”取代原有的“课程性质”，二者共同揭示“语文课程”内涵；现有义务教育语文课标在“课程基本理念”部分介绍了人文性、实践性、民族性等特点，可以将其转移到“课程性质与特点”部分。课程性质作为本质属性应该是唯一表达，即“语文课程是一门教师引导下学生学习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在此基础上，语文课标可以阐释一些重要特点，诸如思想性、实践性、科学性、基础性、民族性、工具性、人文性等等，都只能算是语文课程的特点，至于课标需要遴选哪些特点介绍，可以再讨论。
我们相信，明确了语文课程性质及其特点，“语文课程”是什么，语文课该怎么教，就会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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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一般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发生着一定的变化，其对人类社会活动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作用于文学评论方面，促使文学评论也在文化差异的作用下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该文从英美文学的发展以及英美文学评论入手进行研究，探究了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希望能够为英美学评论研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借鉴。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美文学；文学评论；影响
文化在人类历史的形成之初就已经产生，并且对社会大众的生产生活产生着相对广泛的影响。但是受到不同民族生活环境和地理差异的影响，文化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开始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世界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当前多元文化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英美文学评论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文化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要想对英美文学评论进行研究，就应该加强对英美文化差异的重视，基于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实施深入的探索，促使英美文学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
1英美文学的发展和英美文学评论
英美文学发展与英美文学评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英美文学评论是伴随着英美文学而出现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因此对英美文学评论进行研究应该借助英美文学对英美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审视和剖析，基于两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增强文学评论研究工作的深入性，保证能够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为英美文学的世界性传播和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
1.1英美文学的发展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是民族智慧的反映，因此英美文学作品也可以看做是英美两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英美文化在文学领域的外在表现。从广义上进行分析，英美文学不仅仅代表了英美两个国家语言的艺术性集合，同时也是对英美两国人民现实生活中艺术性的彰显，在世界中承担着宣传和传承英美文化的重要作用，是世界人民对英美文化进行认识和研究的重要渠道。而英语作为英美两个国家重要沟通和交流工具，一般应用于文学作品中，能够传达出作者甚至英美人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内涵等。相较于英美文学的发展来说，由于英国建国时间相对较早，文学也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盎格鲁•撒克逊阶段、文艺复兴阶段、新古典主义阶段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阶段，并且在每一个不同的文学发展阶段中，英国文学都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文学在当前世界元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下也向着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前进，在新时期表现出新的发展特征。美国文学则受到美国移民性质和建国时间的影响，不仅发展时间相对较为短暂，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多国文化的影响，多元化特征更为明显。到19世纪后，美国文学逐渐脱离英国文学的束缚开始走向独立，并且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美国文学逐渐呈现出繁荣发展趋势，能够与英国文学并驾齐驱，并统称为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同时，美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战后出现了新旧文学之间的碰撞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美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产生了相应的积极影响。
1.2英美文学评论
英美文学评论简单地说就是运用相关文学理论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实践活动，能够借助研究对英美文学的发展规律加以揭示，并为英美文学创作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为英美文学创作的良好发展提供相应的参照依据。一般来说，英美文学评论将英美文学作品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并且可以按照文学作品的呈现方式合理选择不同的评论形式，如小说评论、戏曲评论、诗歌评论以及散文评论等。在文学研究领域，开展英美文学评论工作主要是通过对相关英美文学作品所能够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创作风格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评鉴，以此为欣赏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英美文学的良好传播提供相应的支持。从一定意义上进行分析，英美文学评论与简单的英美文学作品分析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虽然建立于基本的文学作品分析基础上，但是还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境界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文学作品加以评鉴。具体来说，文学作品的分析工作将重点放置到对作品本身属性的研究方面，而英美文学评论的工作重点则为作品的外在表现、思想内涵以及艺术价值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综合分析和评价，提出系统的文学评论观点，为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英美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供特定的支持。
2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2.1文化内涵方面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英国文学评论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一定的困惑，是对传统文化加以传承还是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其甚至一度成为英国文学评论争论的焦点问题。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表现出特定的发展趋势，受到当时文化发展环境的影响开始表现出明显的荒诞创造特征，宗教色彩也较为明显，在此阶段内，英国文学评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始探寻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方式，对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入到二十世纪后，英国文学评论在特定的环境中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文学评论专家们开始对传统的文学评论工作进行重新研究和探索，对后世文学评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当今社会，英国文学评论的未来发展趋势愈加明显，表现出向着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的倾向，文学评论工作的内容也逐渐转变为对文学理论成就的研究和审视，进而希望能够为新文学理论的构建提供相应的支持，促使新文学理论与社会的适应性得到一定的增强。由此可见，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与英国特定的文化内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英国文化内涵的变化对英国文学评论的变化产生着直接的影响。而对美国文学评论进行研究，也应该重视美国文学以及美国文化内涵。美国建国时间相对较晚，并且具有一定的移民性质，受到移民文化的影响，其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相应的美国当地土著文化和欧洲大陆文学特征，其中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最为明显。但是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文学逐渐将欧洲大陆文化、移民文化和印第安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开始呈现出个性化的发展趋势[3]。同样，基于文学方面的影响，美国文学评论也必然会受到欧洲大陆文学评论，特别是英国文学评论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存在绝对性，在不同文化内涵的驱动下，美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特色的文学评论。综合英国文学评论和美国文学评论进行分析，英国文学评论受到传统文学内涵的影响较为明显，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犹豫和挣扎，虽然有所创新，但是重点仍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而美国文学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其对美国文学评论的影响较小，所以美国文学；评论的创新性更为显著，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多元化发展趋势较为明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
2.2文化语言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语言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载体作用，也是一个民族彰显本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并且受到民族发展历程和地域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语言上就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评论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以英美文学评论为例进行分析，受到文学创作语言的影响，英美文学评论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影响下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因此要想分析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还应该重点把握英美文学语言的差异性。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相对丰厚，并且英语是英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英语的发展不仅表现出其对传统英国文化的继承，也促使英国文学的表现性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一特点造成相关文学评论专家在对英国文学作品进行评论的过程中，出于对英语这一古老语言的由衷憧憬，所使用的评论语言相对严谨，一般不会使用张狂性质的语言，因此英国文学评论的个性自由不明显，表现出一定的文化传承性。而美式英语作为英式英语的重要衍生语言，必然会受到英式英语的影响，其核心仍然延续着英式英语的思想。但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坚持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在追求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历程中自身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制度和规范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民族文化的承载体——美式英语产生了特定的影响，逐步表现出一定的叛逆和创新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在美国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文学评论与英国的严谨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更加注重个性的张扬和思想的创新，一般将民族、自由作为中心思想，甚至表现出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积极文化精神。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文化载体存在的差异也会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对英美文学评论进行研究还应该重点对语言差异加以关注，保证研究的全面性。
2.3文化历史方面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对英国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文化历史的发展方面，其文化历史的传统可以划分到人本主义的研究范畴中。但是，受到英国文学发展历史的影响，英国文化史中所坚持的人本主义是相对于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而提出的，与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英国文学评论中，一般表现人本主义思想的观点都相对保守，甚至从广义上说是一种对人本主义思想加以传播的活动。这种观点对英国文学评价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使英国文学评价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受到自身保守性的影响逐渐得到部分研究者的质疑和否定，他们认为社会要想获得一定的发展，就应该借助革命的力量，只有坚持革命才能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相应的动力支持。这一观点的影响下，英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思想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一度造成英国文学评论工作走向误区。美国文学评论受到美国文化历史的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本主义观点，在坚持激进思想的同时还重视文学评论的独创性，促使美国文学评论得到了一定的进步。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文学评论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历史文化发展时间较短，没有形成沉重的文化包袱；另一方面，美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追求民主和独立的历程，因此美国文学评论也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人本主义倾向较为明显，甚至体现出对人本主义思想的创新。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英美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发展过程中，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文化因素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从文化差异入手进行研究才能够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对英美文学评论的持续发展做出正确的指引，促使英美文学评论在新时期取得更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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