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3 11:38:03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国内债务危机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键词：公共债务 经济增长 影响
一、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
次贷危机过后，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水平和私人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欧洲、日本以及美国，或因为公共部门、或因为私人部门、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都为去杠杆所困。无论什么形式的债务，其规模如果过于庞大，都将会成为“负担”，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一）公共债务：第三个峰值
两次世界大战使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规模迅速膨胀，但之后开始逐渐下降；进入20世纪80年代，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规模同时扩大，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但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从2005年前后开始急剧攀升。按照前文债务负担为GDP90%的临界值，截至2011年，22个发达经济体的中央政府债务水平已经超过了90%。
（二）外债：欧元区的“外债”
本篇文章中所讨论的外债，既包括公共部门外债，也包括私人部门外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经济体的外债规模开始不断膨胀，这让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那一波新兴市场经济体都相形见绌。然而如果将欧洲各国数据加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外债与GDP之比已经快接近两个90%，这也是欧洲经济陷入巨大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当然，欧元区内部国家的外债并不能简单加总，因为欧元区各国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但欧元区内部各国间庞大的外债规模，的确是拖累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私人部门的国内债务
与公共债务和国际债务相比，私人部门复杂的财务关联和频频换位债权债务身份使私人部门的国内债务显得较难厘清。IMF只是笼统的给出了一个国内债务与GDP之比，当作衡量一国私人部门债务水平的参照。20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体爆发外债危机前，私人部门内债规模经历了快速的膨胀。
二、公共债务规模过大的影响：历史经验
首先，定义公共债务规模过大为：公共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至少连续五年超过90%，这就意味着目前沸沸扬扬的欧美政府债务危机并不在统计数据当中。但是希腊、意大利和日本三国的经验尚可被收录，因为这三个国家“公共债务规模过大”始于1993年、1988年和1995年（如表1所示）。其次，以十年为界，将这里历史数据区分为公共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连续十年以上90%和公共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超过90%不到十年。公共债务负担过重将会直接导致实际利率水平上升，公共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而且筹措资金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公共债务不可持续，债务危机也将接二连三的爆发。此外，实际利率水平上升将抑制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纷纷增加储蓄，这意味着总需求不足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一些重要数据进行了汇总，如表2所示：
在公共债务与GDP之比高于90%，且持续超过十年的情况下，实际GDP增速要比其他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低于90%的年份低1.4个百分点；持续不超过十年，则相应低1.6个百分点。综合来看，低1.5个百分点。
在公共债务与GDP之比高于90%，且持续超过十年的情况下，短期实际利率要比其他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低于90%的年份高1.8个百分点；持续不超过十年，则相应低0.6个百分点①。综合来看，高1.0个百分点。
在公共债务与GDP之比高于90%，且持续超过十年的情况下，长期实际利率要比其他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低于90%的年份高3.4个百分点；持续不超过十年，则相应低0.6个百分点②。综合来看，高2.1个百分点。
GDP实际增速下降、长短期实际利率上升，还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反映公共债务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此外，我们剔除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大于90%但没有超过五年的样本，发现平均持续时间是22.5年，这也就是所谓的去杠杆之“漫长”。
三、公共债务过大的根源
第一，战争导致军费开支激增是公共债务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很多国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突破临界值都是因为战争。许多公共债务负担都是军费开支的后果。很多公共债务规模过大都发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只能依靠扩大公共债务规模以进行救助，而这样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债务危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萧条时期公共债务负担过重的历史数据，以及希腊、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日本等等国家陷入公共债务漩涡的例子。
第三，公共债务的规模也有“一犯再犯”。让我们看看当前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除了葡萄牙，其余四国居然都有“劣迹斑斑”的公共债务历史，而且多个国家公共债务不止一次扭曲成为“负担”（意大利4次、爱尔兰1次、希腊4次、西班牙2次）。
然而公共债务规模一旦过于庞大，削减难度非常之大。事实上，削减公共债务其实就是政府部门“去杠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平均需要将近23年（22年半）的时间。
注释：
①因为公共债务负担成为“问题”的平均最短期限为五年，所以定义专门强调“五年”。
[关键词]政府债务；经济增长；债务危机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3-0034-05
政府债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近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都导致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延缓经济复苏的进程。学者们围绕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影响机制，以及政府债务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政府债务膨胀的原因
近年来，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拉美部分国家政府债务大规模增长。这些国家政府债务之所以出现膨胀，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有：
（一）财政分权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借款成本上涨相关。通过权力下放，中央政府减少对地方政府支出的控制，降低地方政府制定审慎财政政策、支出管理和预算执行的激励（Poterba，1996？鸦 Bayoumi？熏Goldstein？熏and Woglom，1995？鸦Poterba and Rueben？熏1997）。德・梅洛（de Mello？熏1999）认为，地方政府往往无法调动资源，为数量不断增加的支出提供资金。权力下放会增加财政压力，导致地方政府更大的赤字和不断增长的债务。诺顿和乔纳森（Rodden？熏and Jonathan，2001）则认为，地方政府借款决策很大程度上受中央政府行为的影响，分权进程加快助推了地方政府的债务积累。
（二）预算软约束
钱颖一和巴里・温加斯特（Qian Yingyi and Barry Weingast，1997）认为，地方政府不能直接从中央银行得到帮助，因此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要比中央政府更为严厉。然而，中央政府的补贴却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间接从中央银行得到帮助的渠道，因此，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弱化，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不断膨胀。
（三）政府规模扩大
政府债务上升与政府规模的扩大相关。20世纪许多工业化的国家政府开支都是十分巨大的，13个工业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丹麦、英国、美国）政府的平均规模从1913年占GDP12%上升到1990年43%。对于大型政府来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水平为79%，中等规模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0%，小型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例达到53%（Tanzi and Schuknecht，1997）。
（四）借款方式多元化
地方政府绕过其所受的借款限制，通过预算外融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少见（Farber，2002）。阿曼德等人（Ahmad et Al.，2006）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地方国有企业来融资。从1977年到1983年，澳大利亚地方国有企业负债上升三倍。售后回租也是地方政府规避借款限制的常用方式。丹麦地方政府曾经将学校、办公大楼等作为售后回租的标的物。针对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丹麦中央政府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将出售固定资产的资金存入银行10年以上。但是中央政府的这种规定没有起到作用，地方政府将资金投向长期债券，以期获得投资收益来支持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最终中央政府不得不对政府借款重新定义，将售后回租的融资方式纳入政府预算管理（Jorgen and Pedersen，2002）。
二、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一）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进行了大量争论，主要观点有：
1.负效应。部分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债务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都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比如，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9）在债务的可持续性通过筹集税收来实现的假设基础上指出，这种做法会降低潜在产出。谢卡拉克（Schclarek，2004）则利用59个发展中国家1970-2002年间的数据分析发现，外债对人均GDP增长具有线性负效应。
2.适度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适度规模的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一旦超过一定阈值则对经济增长不利。比如，阿巴斯和克里斯坦森等（Abbas and Christensen，2007）通过建立一个跨越1975-2004年度的数据库，分析93个低收入国家内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适度的内债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并通过改进货币政策、完善体制，提高私人储蓄，以及金融中介等途径发挥作用。阿绍尔（Aschauer？熏2000）利用增长模型分析公共债务的影响也得出，在阈值范围内，债务增加具有积极的影响，超过一定阈值则有负效应。
关于债务水平的阈值，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得出了具有较大差异的不同结论。主要观点有：（1）债务总水平占GDP比重超过35%-40%。派蒂罗等人（Pattillo et al.，2002）使用了93个国家1969-199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债务水平净现值占GDP比重超过35%-40%，政府债务对人均GDP的影响就是负的。（2）外债占GDP比重超过20%-25%。克莱门斯等人（Clements et al.，2003）利用55个低收入国家1970-199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在外债净现值占GDP比例为20%-25%。（3）债务总水平占GDP比重为90%-100%。克里斯蒂娜和菲利普（Cristina and Philipp？熏2010）通过对欧元区12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自1970年开始40年来，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达到90-100%时，是一个转折点，一旦超过这一转折点，政府债务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Carmen M.Reinhart？熏and Kenneth S.Rogoff？熏2010）通过观察不同国家长时期的债务情况发现，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通常表现为同时期经济的低增长。外债水平超过60%，经济增长明显恶化；当债务水平高于90%债务阈值，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恶化。通过进一步观测新兴市场国家外债水平的变化发现，外债水平高于90%的国家，经济增长率降低，通货膨胀明显变得更高。然而，约翰・艾恩斯和乔什・贝文斯（John Irons？熏 and Josh Bivens，2010）运用美国数据分析并没有发现高债务水平导致经济低增长的明显趋势，进而认为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关于债务占GDP的90%这一阈值的结论在方法上和经验验证上存在不足，其理论和数据基A不稳固。因此，不能将这一阈值作为美国财政政策的指导。
3.无关联影响。谢卡拉克（Schclarek，2004）通过对24个工业国1970-200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债务与GDP之间并不存在强有力的关系。
（二）政府债务对消费的影响
关于政府债务对消费的影响，学者们之间也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
1.政府债务对居民消费影响有限。大卫.李嘉图指出，在封闭经济中，政府债务不能直接影响私人部门的财富，因为政府债券同时代表了债券持有人的资产和纳税人的负债。这意味着作为私人消费的决定因素之一，政府债务将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然而，李嘉图等价要求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因此，林内曼和沙巴波特（Linnemann and Schabert，2004）提出了一个粘性价格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将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纳入到了人的效用函数中。在这个效用函数中，政府支出的冲击仅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挤入”私人消费。所以，在利用政府务解释私人消费方面，国外学者认为政府债务的作用是有限的。
2.政府债务对消费具有挤出作用。皮尔斯曼和鲍茨（Peersman and Pozzi，2004）分析发现，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意味着家庭未来较高的税收负担，由于家庭违约风险加大，银行可能会降低对家庭的信贷。因此，家庭将无法平稳消费。波茨、海伦和多斯科（Pozzi？熏Heylen and Dossche，2004）利用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罗伯特-保罗・波本等人（Robert-Paul Berben and Teunis Brosens？熏2004）从挤出效应的角度分析政府债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他们利用1983-2003年的数据，通过对17个OECD国家分析后发现，高负债国家会出现挤出效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会通过私人消费的下降而挤出一部分；低负债国家，私人消费对政府债务的变化不敏感。
三、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一）高昂的债务成本
负债累累的政府通常面临着更高的借贷成本。政府的政党构成会影响到政府的借贷成本。政府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不同的政党或联盟掌控，往往会造成赤字加大和融资成本高昂（Bohn and Inman，1996；Lowry and Alt，1997）。但巴罗和罗伯特（Barro，and Robert J.，1979）认为，未预期的高通货膨胀率可以减少政府债务的实际成本。大卫・勒博（David E Lebow？熏2004）通过对日本政府债务的研究发现，日本政府债务很高，尤其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金融体系的负债情况，这一债务水平会更高。日本采取的降低政府债务的方法是日本银行货币化其政府债务。截至到2003年年底，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日本央行的资产达GDP的17%，直接降低了政府和央行的债务。如果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导致临时性物价上涨的话，综合债务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二）政府债务引起的高利率
长期利率是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预算赤字引起的政府债务融资会导致利率上升，挤出私人投资，损害潜在的经济增长。如果较高的公共融资需求推高债务收益率，这会导致资金由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利率上升，私人支出减少（Elmendorf and Mankiw？熏1999）。
埃里克・M・恩根和R・格伦・哈伯德（Eric M・Engen and R・Glenn Hubbard，2005）的研究发现，扩张政府债务引起的高利率会减少投资、抑制对利率敏感的耐用消费品支出，会缩水家庭持有的财产价值，通过财富效应间接损害了消费支出。而这些潜在的不利后果的程度取决于联邦政府债务在何种程度上提高利率。通过对联邦政府的债务和利息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增加1%，很可能会导致长期实际利率增加约3个基点。（Carmen M・Reinhart and M・Belen Sbrancia，2011）。
与以上观点不同，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政府债务与利率之间没有相关性，从而对经济影响不明显。比如，格尔、威廉和皮特（Gale？熏William？熏and Peter Orsag，2004）研究认为，利率和赤字之间存在联系，而利率和政府债务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加里・汉森和塞拉赫丁（Gary and Selahattin，2011）通过对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分析却也发现，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速度很快，1990年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大约15%，2010年则达到110%，债务率较高，但是政府债券的利率却很低。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全部政府债务的95%由国内持有，政府债券持有人预期未来政府有足够的税收收入，可以将债务率降低至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因此，在日本，高债务并没有引起高利率，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明显。这是日本政府债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三）评级机构降低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机构在欧洲债务危机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家信用评级可以分解为系统因素和随机因素两部分，资本市场风险溢价（即政府债务的信用利差）不仅会受到信用评级系统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评级机构“武断”地降低了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国家抵御债务危机的能力下降，甚至出现债务危机。2009-2010年间，欧盟成员国相继出现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Manfred Grtner？熏Bjrn Griesbach and Florian Jung？熏2011）。
四、预防政府债务危机的对策建议
（一）控制政府债务结构
政府债务结构对金融危机的概率和严重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债务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金融市场决定的，而国内债务的结构，是在政府的控制下。阿纳斯塔西亚・古西那（Anastasia Guscina？熏 2008）通过对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债务结构的分析发现，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较差的制度特征，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内债务市场的发展以及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政府可以奉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建立运作良好的机构，在投资者中建立良好的信誉，投资者将会愿意长期持有政府债券，政府债务危机也不太可能发生。
（二）{节国债市场利率
美国国债市场是最具流动性的、透明的市场，国债市场上的利率是投资者预期美国政府是否能够偿还债务的晴雨表。国债市场的利率越低，反映全球投资者想要持有美国国债的需求越大，债务危机可能性越小？穴Bivens，2010；Irons，2010？雪。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通过控制利率、定向信贷和持续的、正的通货膨胀率有效降低了国内债务（Aizenman oshua and Nancy Marion，2010）。
（三）制定规则约束
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债务操作进行管理，管理的指标包括地方政府赤字上限、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指数、地方债务累积上限和地方公共支出水平（Singh and Plekhanov，2005）。波特博和希克（Poterba，1997；Schick，2000）研究发现，在美国，地方政府的支出上限管理对降低地方政府开支起到了显著影响。
（四）进行市场约束
莱恩？穴Lane？熏1993？雪指出，市场约束会对政府的借债行为形成约束？熏但是？熏这需要一些相应的制度基础。首先，国内的金融市场必须是自由的、开放的和完善的，政府无法通过对金融中介的管制或干预把自己置于借款人的优先地位。其次，政府的未偿付贷款和偿款能力等信息必须及时对投资者公开。再次，中央政府以可信的方式表明其不会在地方政府濒临破产时进行援助的立场。最后，政府要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市场信息到借款政策的传导。
（五）降低借贷成本
最小化政府借贷成本也是避免政府债务危机的重要手段。利用资本市场的管理规则和国家税收政策可以鼓励对地方政府债券的投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增加会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大量的融资工具会降低地方政府借款的成本（Luiz R.De Mello？熏Jr？熏2001）。
（六）实行独立货币政策
政府债务总量反映的是资本市场所吸收的公共债务规模，但是却不能反映政府的偿债能力和政府预算的可持续性（Doi？熏2006）。吉野・直行和尤韦・沃尔默（Naoyuki Yoshino，Uwe Vollmer，2014）通过对比希腊和日本后发现，希腊的政府债务在GDP中的比重低于日本，希腊却爆发了债务危机，并且迅速在欧盟内部蔓延，引发欧债危机。然而日本却没有出现债务危机。究其原因，希腊的政府债务主要掌握在非国内居民手中，投机者具有很多的投资选择，利率水平较高，作为宏观调节的货币政策缺少独立性，极容易出现债务危机。而日本的政府债务大部分集中在国内居民手中，国内居民的投资选择比较少，日本银行持有大量国债，利率在一个较低水平上波动，而且日本能够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可以自行决定购买政府债务。所以，即便日本政府债务率高于希腊，日本也没有出现债务危机。
（七）调整财政规则
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公共债务迅速积累，最终导致欧洲债务危机。在利用OLG模型检验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四国政府债务和资本形成的关系后，得出了债务上限。2011年这四个发达经济体接近或超过了这一债务上限，需要重新调整长期的财政规则，包括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其能够维持足够的资本密集度，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高收入水平上（N.Bilkic，B.Carreras Painter，T.Gries，2013）。
参考文献：
[1]Abbas？熏S.M.Ali？熏and Jakob Christensen？熏2007？熏The Role of Domestic Debt Markets in Economic Growth？押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Low-Income Countries and Emerging Markets？熏IMF Working Paper No.07/127？穴Washington？押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雪.
[2]Ahmad E.，M.Albino-War and E.，R.J.Singh，2006，Subnational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押：Institutions and Macroeconomic Considerations，Handbook of Fiscal Federalism，E.Ahmad and G.Brosio eds，Edward Elgar.
[3]Aizenman？熏Joshua and Nancy Marion，2010，Using Inflation to Erode the U.S.Public Debt，SCIIE/Department Working Paper？熏December.
[4]Anastasia Guscina？熏2008？熏Impact of Macroeconomic？熏 Political？熏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Debt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熏IMF Working paper，_SSRNid1266538
[5]Aschauer？熏D.A.，2000，Do states optimize？芽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熏Vol.34？穴3？雪？熏pp 343-363.
[6]Barro，and Robert J.，1979，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ublic Debt？熏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熏Vol.85？熏No.5？押940-971
[7]Bayoumi？熏T.？熏M.Goldstein？熏andG.Woglom，1995，Do credit markets discipline sovereign borrowers？芽Evidence from U.S.states，Journal of Money？熏Credit and Banking，Vol.27？押1046-59.
[8]Bivens？熏Josh，2010，Budget deficits and interest rates，Briefing Paper #262.Washington？熏D.C.，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9]Bohn？熏H.？熏and R.P.Inman，1996，Balanced budget rules and public deficits？押Evidence from the U.S.states，NBER Working Paper，No.5533.
[10]Carmen M.Reinhart？熏and Kenneth S.Rogoff？熏2010？熏Growth in a time of debt？熏NBER Working paperNO.15639？熏http？押///papers/w15639.
[11]Carmen M. Reinhart and M.Belen Sbrancia？熏2011？熏The liquidation of government debt？熏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http？押///papers/w16893.
[12]Clements？熏B.？熏R.Bhattacharya and T.Q.Nguyen，2003，External debt？熏public investment？熏and grow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熏IMF Working paper，No.03/249.
[13]Cristina Checherita and Philipp Rother？熏2010？熏Government debt on economic growth？押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Euro area？熏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熏No.1237.
[14]David E.Lebow？熏2004？熏The monetisation of Japan’s government debt？熏BIS Working Papers？熏No.161.
[15]de Mello L.R.？熏Jr.，1999，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押Co-ordination failures and fiscal outcomes，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Vol.19？押3-25.
[16]Doi T，2006，Simulation analysis on fiscal policies supporting government debt sustainability？押reexamination of Broda and Weinstein’s paper？熏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熏06-J-032？熏Tokyo.
[17]Elmendorf？熏D.and N.Mankiw？熏1999？熏Government Debt？熏in Taylor？熏J.and Woodford？熏M.？穴eds.？雪？熏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熏vol. 1C？熏1615-1669？熏North-Holland.
[18]Eric M.Engen and R.Glenn Hubbard？熏2005？熏Federal Government Debt and Interest Rates？熏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4？熏Volume 19.
[19]Farber，G.，2002，Local Government Borrowing in Germany，Local Public Finance in Europe：Balancing the Budget and Controlling Debt，B.Dafflon，eds，Edward Elgar.
[20]Gale？熏William？熏and Peter Orsag，2004，Budget Deficits？熏 National Savings？熏and Interest Rate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熏Volume 2.
[21]Gary D.Hansen and Selahattin Imrohoroglu？熏2011，Fiscal reform and government debt in Japan？押A neoclassical perspective？熏bfi.ucnhcago.edu？熏http？押//bfi.uchicago.edu/events/20111118_fiscal/papers/JapanDebtPaperVersion_6.pdf.
[22]Irons？熏John，2010，No crisis in confidence―Evidence shows U.S.creditors still think U.S.debt remains safest in world，Issue Brief #276，Washington？熏D.C.，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欧洲爆发债务危机后，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巨大。而这其中，希腊作为债务危机爆发最严重的国家，由其国内债务出现的问题引发的一系列效应，最终蔓延至整个欧洲，并带给全球经济上的震荡，本文将对希腊债务危机发生过程进行回顾，并分析希腊与中国的贸易情况及其本国债务危机引起的欧债危机对中国贸易和汇率影响。
一、希腊债务危机发生背景
希腊处于欧洲东南部，是个贸易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的国家，于1981年加入欧盟。希腊国内目前拥有约10万家公司和企业，但规模都不是很大，以个体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主，进口中国产品的企业有约400家。
欧债危机的爆发以2009年底希腊的债务危机为开端。债务是一个国家将自己的作为担保向其他国家进行借款的，债务危机是以国家为担保的债务国不能或不愿按约定履约所造成的债权人损失的可能性。
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宣布该年度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达到12.7%和113%，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这种显著恶化的财政情况使得其国际债务评级直线下跌，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希腊债务评级，2010年4月，标准普尔将希腊的债务评级下调三档至BB+属于垃圾级中的最高评级，级别甚至高于已经破产的冰岛。这使得希腊国家融资成本迅速上升，希腊政府债券CDS息差价格也大幅上扬，融资能力严重被削弱，债务危机正式爆发。与此同时，三大评级机构又对波罗的海三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众多国家实施评级警告，债务危机在欧洲蔓延开来。
二、希腊和我国贸易发展情况
希腊虽是一个小国，但和中国的联系甚是紧密。其自身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整个欧盟债务危机必定影响到我国经济，外汇也继而受到影响。
中国和希腊自1972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据数据显示，1972年建交当年，双边贸易仅为170万美元，在1995年以前，中国与希腊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逆差地位；1995年开始，中国则进行了逆转，在与希腊的贸易中成为了贸易顺差国，平衡额的绝对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大。轻纺、工艺、五金、家用电器是我国向希腊出口的主要商品；进口商品主要是化肥、大理石、棉花、烟草等。双方的经济合作主要以开展航运为主。2009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前，中国与希腊贸易总额逐年上涨，2009年底危机爆发后欧元贬值，使得两国贸易出现动荡。自2010年开始至2013年，中希两国贸易额的虽然数量上呈现增长态势，分别为43.5亿美元，43.0亿美元，40.2亿美元，但增长率逐年下降，分别为18.40%，-1.14%，-6.51%。
三、希腊债务危机对欧洲及对中国的影响
（一）对两国双边贸易的影响
虽然中国和希腊的贸易只占中欧贸易中很小的比例，但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多米诺骨牌效应下，欧洲整体的经济情况也会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拖累，欧洲是中国对外贸易重要的需求方，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作为与我国进行贸易合作的第一大的伙伴，其外贸的发展变动情况不仅会影响到各个成员国家，还会影响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第一、危机过后，欧元区很多国家开始实行紧缩政策，在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支出方面削减支出，同时通过提高税收来减少政府债务。由于员工收入下降而导致的消费水平降低，也抑制着欧洲的消费市场，也就影响了对中国的进口额，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欧洲出口额增长率逐年下降分别为34.21%、16.44%、-4.15%。第二、人民币对欧元的被动升值，造成了我国产品对欧洲市场出口价格的提升，削弱了我国出口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出口额增长放缓，与之对应的是我国贸易总额增长率也在同时出现了减缓的现象，2010年至2012年下降了近29个百分点；但是中国对欧洲的进口额却由于货币升值，在绝对量上增加了（如下图）。
（二）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影响
由于市场经济相互关联的特征，债务危机对贸易产生的影响必将影响到我国外汇，但是因为在外贸过程中，贸易结算并不都是以欧元标价，因此贸易对外汇变动所造成的影响大小，值得商榷。
在希腊债务危机发生之后，欧元对美元汇率急剧下跌。根据联系汇率的定义，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人民币相对于欧元便发生了升值，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从危机前的1：10直跌，2012年7月甚至出现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十年以来最低1：7.67，此后又有出现“破8”的低汇率。这样的汇率变化必将影响汇率制度，汇率改革问题逐渐被重视。人民币对欧元的被动升值实际上也为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提供了一次机遇，促使人民币改变盯住美元的政策。在这次危机中，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正在缓慢的进行，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欧洲带给人民币的压力检测，并为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提供实证经验。此外，外汇政策中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外汇储备。在中国外汇储备中，当欧元汇率贬值，我国资产储备将缩水，这就增大了中国多元化外汇储备管理的难度。
四、结论
综上所述，债务危机使希腊停留在衰退阶段，而其他几个国家也相应受到明显的拖累，对我国的贸易、汇率政策也产生一定影响。但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启示，要积极应对对欧债危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通过加快自身贸易转型，增加对外贸易产品附加值并开拓新市场，同时也要利用此次危机完善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在美元和欧元出现疲软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我们应该多方探讨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稳定增长。（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参考文献：
[1]詹向阳，邹新，程实.希腊杠杆撬动全球经济――希腊债务危机的演变、影响和未来发展.国际金融研究，2010（7）.
关键词：债务危机；外汇储备；欧元区；中国；影响
一、绪论
希腊政府在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一举超过12%，由此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相继对其债务评级进行下调，至此希腊国内债务危机正式爆发。2011年至2012年，希腊国内危机迅速扩大，最终蔓延至整个欧洲。到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加剧扩大，上升为系统性危机，使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危机中。我国经济发展也随着欧债危机的迅速扩散而遇到挫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止我国发生此类危机。
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
（1）对周期性较强产业过度依赖。欧债危机中，周期性产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希腊等国家对此过于依赖。在希腊，旅游业、造船业、文化业和农业是它的支柱产业，其中旅游业比重超过了20%。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9年希腊国家的旅游业收入较前年减少了12亿欧元。而西班牙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它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和旅游业也屡屡受挫。房地产市场遇冷，价格持续下滑，房地产的空置率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旅游业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在金融风暴的席卷下，旅游业迅速衰败，度假胜地的酒店入住率不到一半。在爱尔兰，它的主导产业――农业，也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出口受阻。
（2）畸形收入分配制度积累隐患。1945年后，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以高福利为代表的社会收入分派与社会保障体制。欧洲各国建立了覆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福利，其中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殡葬补助、医疗、教育等，尤其是为事业人口提供的高额补助，严重增加了政府负担。
（3）国际市场投机行为推波助澜。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因为未能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公共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突破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60%”两个关键标准，选择了与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携手。高盛集团举着“创新”的旗帜，为希腊政府设计了一种“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使希腊政府借助金融衍生品渠道隐瞒了其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这样一来希腊终于有机会迈入欧元区，高盛集团也因此获得3亿元的佣金。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国际市场中投机行为的“推手”进一步催化了风险的扩大和问题的发生。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1）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外贸发展起到了不小的负面作用，不同的出口产品所受打击程度也有所差别。我国的机电产品、高薪技术产品、纺织品受危机打击十分明显。由于其价格敏感、替代性强的特点，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原来出口额占我国出口贸易总额60%的机电产品，在2009年下降幅度达到最大，较去年下降13.4%。同年我国纺织品和家具的出口贸易情况也与机电产品呈相同态势。而需求弹性小、价格灵敏度差的农产品受危机影响较小，2009年仅下降了2.5%，低于我国出口总体下降幅度值。
（2）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我国外汇储备在近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到2013年12月底，外汇储备规模已高达4亿美元，美国资产占据了70%。为了平安度过这次次贷危机，美国政府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就为美元日后的贬值埋下了伏笔。面对这一局面，要想缓解和避免我国外汇储备遭遇贬值的潜在风险，我国开始实行多元化的外汇储备政策，增持了更多的欧元资产来缓解风险。但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欧元对美元显著贬值，汇率大幅下滑，由2009年11月26日的1.514下降至2013年12月31日的1.198，贬值幅度将近18%，并且存在进一步贬值风险。这无疑为我国外汇储备的保障增值增加了新的风险，为其多元化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
四、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1）谨慎对待和处理中国的债务问题。据我国财政部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除去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债务占我国GDP17%。面对我国如此庞大的公债规模，政府必须加大财政监管力度，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加以控制。细观我国债务问题，中央政府的债务时远低于警戒线，而地方政府债务却存在很大问题。截至2013年底，数据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高达1007174.91亿元，其中67109.51亿元债务附有偿还责任，占比62.62%。除此之外，23369.74亿元附有担保责任，占比21.80%；还有16695.66亿元附有救助责任，占比15.58%。
（2）强化金融监管，加强金融机构改革。首先，强化金融业监管体系，重点加强行业的合规性合法性检查，进一步加强风险监控，严格把关政府负债规模。建立与之相匹配的风险预警和处理体系。其次，面向银行等行业推行切实可行的市场进出机制。另外，建立和完善市场的法律法规，强化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财政影响起到防范和缓解作用。我国的国有银行和政府有着特别的联系，它作为国家的坚强后盾，肩负着以低成本吸纳社会资金的重任，当银行陷入危机中，可以向国家申请援助，这样一来国有银行的市场危机意识得以削弱，经营不佳累积了大量坏账，政府不能继续充当国有银行的庇护神，干涉银行的经营管理，政府应尽可能减少所持银行股份。
（3）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在2012年我国政府负债总额占GDP比重高达82%，截至2013年底，我国政府负债总额达15.7亿万元，占GDP的48%。即使我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但银行和企业坏账的扩大，就会引发偿债高峰。为了防止出现由国际资本冲击引发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问题，我们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债务监控机制，防止我国爆发类似债务问题，让人民币保持稳定，进一步推动其区域化发展。欧债危机加剧了欧元贬值，2012年年底时欧元兑人民币贬值已达到20%。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政府必须有效控制人民币增幅，防止出现汇率的大幅波动。人民币不断升值，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一方面，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在短时间得到调整，影响出口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投资结算带来了很大风险，让许多投资商望而却步。只有控制好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拉长其升值周期，才能让追求短期利益的海外热钱推出我国市场。
五、结论
欧债危机自爆发以来，一直呈现出扩大蔓延的态势，为欧洲经济强国带来了不小的威胁。这种日益严峻的局势，不断引起了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恐慌，也使我国经济发展难逃其害。因此，细致了解过欧债危机后，更有利于中国看清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从危机中汲取宝贵经验，避免重蹈覆辙。这样一来，才能从清醒和理性角度出发，制定相应发展扶持措施，保证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原博.浅析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J].东方企业文化，2011（22）：125.
[2] 韩晓琴.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应对[J].桂海论丛，2011（06）：89-93.
关键词 欧元区 债务危机 影响 启示
一、引言
从2009年年底开始，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开始浮出水面。最先爆发的是迪拜债务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愈演愈烈的希腊债务危机，最终引发了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危机。2009年希腊政府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3.6%和113%，均远远地超出了欧盟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相继调低希腊信用级别，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继而引发了希腊股市大跌以及欧元汇率的大幅下挫，一场开始于希腊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就此拉开了序幕。2010年以来，债务危机已从希腊扩散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欧债危机使得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备受打击，而金融市场又出现剧烈的动荡，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再次被债务危机的阴云所笼罩。债务危机集中在欧元区爆发，使欧元面临着诞生10余年以来的巨大考验和挑战，同时也引发了债务危机会以欧元区解体而告终的预测和猜想。欧元区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何等的冲击？各国经济该如何应对等问题一时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欧元区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欧元区要实现货币一体化并且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其中最关键因素是欧元区各国的经济水平趋同。但实际上，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区域之间的发展极其不平衡。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不平衡，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了欧元区，更是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复苏十分曲折。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是欧洲央行显然不能同时兼顾到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是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的。
其次，德、意、法等国家的经济比较发达，而希腊、爱尔兰等国家经济较为落后，德国的GDP占到了欧元区GDP总规模的20%，德、法、意三国所占比率更是高达50%以上。在成立欧元区之后，德、意、法等核心国利用制度、技术和资金上的优势，享受着地区整合和单一货币区域所带来的好处；而在欧元区核心圈的，希腊、爱尔兰等国就处在比较劣势的地位。在单一货币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更加倾向于经济实力较强国家的经济目标，从而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愈发严重。而经济较弱的国家，由于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相关财政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弱势也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从而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
欧盟内部经济结构长期发展失衡，欧元区各成员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结构和金融周期都不一致。自欧元区成立以来，欧元区内部各国竞争力的差异和宏观失衡日益显现。德国是欧元区几个大国中唯一竞争力出现上升的国家，与之相比，包括欧元区三个大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希腊和葡萄牙却出现了竞争力大幅下降和贸易赤字严重恶化的现象。欧元区成员国为了征得民众的意愿，将通货膨胀的责任归于欧洲央行，并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成员国都将在的财政赤字扩大。
研究欧元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会发现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体系差别较大、经济结构明显失衡，主要表现在国家负债较重，核心国家向国家出口并向国家贷款。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距甚远，由于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政策、外贸政策与劳工政策，因而在加入欧元区后，各个国家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就逐步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的对外出口在很大程度上被德、法等强国所垄断，强国的发展优势与弱国的发展劣势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导致没有发展后劲的国家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欧元区国家，一方面因劳动生产率偏低、出口竞争力偏弱而成为核心国家传统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因外部资金的涌入推高了这些国家的工资和物价水平，进而削弱了其产品的竞争力，造成实际收入下降。国家为维持本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便继续向德国银行借入资金以确保国内的消费水平，如此循环，最终导致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逐步累积加大。
这种以国家负债，核心国家出口并贷款的欧元区经济发展模式能否长期维持，关键在于国家经济基本面能否承受起债务的负荷。一旦国家负债规模超出其经济承受能力，债务风险就会累积增大，最终便会以债务危机的形式爆发，这就是欧洲目前正在经历的危机。此外，欧盟成员国的快速扩张也是加剧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欧盟从创始时的6个成员国增加到12个成员国，历经了38年的时间；可从12个成员国增至27个成员国，只用了15年不到的时间。新加入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各异，与原有成员国的差距较大，在客观上造就了欧盟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先天条件。
三、欧元区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2011年8月初结束的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尽管从美国债务上限调整的历史来看，本次债务上限调整无论在债务调整的频率、谈判的艰难程度还是美国财政部采取的应对措施等方面都不特殊，但是，这次债务谈判却具有不寻常的经济背景，如尚未完全复苏的美国经济、美国国债的隐性违约和潜在的债务危机扩散等因素。总体来看，此次债务上限调整有助于释放美国的债务风险，但也会造成债务风险向全球金融市场的扩散。
国债上限是一种预算控制工具
按照美国财政部的表述，美国的债务上限是指美国国会授权联邦政府以借贷方式满足现有法律义务的资金总额。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种国债余额管理方式。但是，美国的债务上限与我国的债务余额管理存在较大区别。首先，债务上限并未覆盖全部联邦政府债务，仅对国会及总统在过去对联邦政府赋予的支出义务予以制约，尽管在多数年份受债务上限制约的联邦政府债务均占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的99%以上，但其制约的对象既不是现有的全部政府债务，也不是未来的政府债务。其次，债务上限作为联邦政府的制约在任何时点都不能超过，而我国的国债余额管理仅要求年末的国债余额不能突破之前确定的国债余额上限，并不要求一年中的其余时期将债务余额维持在这一上限之下。
债务上限是在1917年引入的。美国宪法将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事项的决定权授予国会，但是具体的预算编制与执行权属于联邦政府。为保证其权力，国会通过各种法令、内部规章、立法和行政程序来管理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行为。对联邦政府举借债务的授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1917年之前，国会对联邦政府的债务融资采取极端审慎的态度，通过个别批准的方式授权联邦政府以国家信用借入货币，其授权内容涵盖举债的利息与债务类型等各个方面。
总体来看，债务上限可以使国会对联邦预算额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并对预算的支出项目进行制约。但是，如果从控制债务风险的角度来看，债务上限的作用是有限的。首先，债务上限的产生实际上放松了对政府举债的约束。相对于1917年之前一事一议的授权原则，债务上限对大多数债务形式实行全面认可。对利率、举债等要求的放松，使政府债务的累积速度与风险超出了国会的控制。其次，债务上限并不涵盖新的支出项目，未被提高的债务上限除导致已有的支出项目难以为继外，对未来新增的支出项目不会有制约。正如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所强调的那样，拒绝提高债务上限既不会对未来的支出形成约束，也不会减少国家已经形成的债务。
例行债务上限谈判与两院对峙
例行债务上限谈判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的不断增加使得债务上限谈判频繁进行。根据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提供的数据，从1940年到2010年，美国国会对债务上限进行的永久提高、暂时扩展与定义修改达到102次，平均每年调整1.7次。除1946～1954年因朝鲜战争提高联邦税收、1997～2002年因联邦预算持续盈余之外，债务上限调整均保持很高的密度。近年来，美国的债务上限调整尽管相比20世纪90年代更显频繁，但从历史角度来看，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债务调整频率大体相当。
尽管债务调整的绝对规模不断上升，但从债务上限调整的相对规模来看，近年的债务上限调整仍与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接近。因此，无论从债务上限调整的频率还是债务上限调整的相对幅度来看，近期的债务上限调整均不具备特殊性。与历史上债务上限调整差异较大的是近期债务上限调整的绝对规模。近期的债务上限调整，只能视为美国因债务规模上升而例行的债务上限调整。
常见的参众两院对峙
在历次债务上限调整谈判中，参众两院的对峙是常见的现象。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债务上限作为法规需要参议院与众议院同时通过，但是参众两院对于债务上限的调整通常持不同的意见。除2008～2010年间的债务上限调整之外，其余的债务上限调整谈判均经历较长时间（其中，2007年的债务上限调整谈判时间最短，为2个月，2006年次之，为3个月，其余均历时半年左右），并且均在财政部宣布的债务违约最后时限之前数天才得以在国会两院最终通过，并在当天或前一天由总统签署法案。
在绝大多数参众两院对峙期间，财政部同时采用暂停联邦雇员节俭储蓄计划中政府证券投资基金的政府证券再投资、宣布债券停止发行期以及将无息的非债务工具取代债务等方式，增加联邦政府的举债空间直至最后时限。此次美国财政部在债务上限谈判期间所采取的行动，与历次债务上限谈判期间相比，也没有明显的区别。
2008～2010年似乎是一个特例，财政部未向国会提出任何债务违约的最后时限。但是，这一阶段的债务上限调整提案并未单独提出，而是分别作为《2008年经济稳定紧急法案》、《2008年住房和经济恢复法案》、《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一部分，仅2009年12月的债务调整是独立的提案。考虑到这一时期正值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在这些旨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提案中，债务上限问题相对次要，这一时期参众两院未因债务上限调整而长期对峙的现象可视为特例。
因此，此次债务上限谈判以及参众两院的对峙可以视作美国政治的常态，尽管双方似乎决不妥协，但是不会有哪一方敢于承担美国国债违约的责任。事实上，在8月2日通过提高上限的提案之前，学界普遍认为提案最终将获通过，美国国债不会违约。
此次不寻常的上限调整背景
不确定的经济复苏前景
美国的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债务上限谈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从经济增长率来看，美国经济已有复苏迹象。在经历2008～2009年的经济下滑后，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有较大程度的回升。但是，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从2008年到2011年7月，美国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仅在少数月份略低于9%。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不同走向，表明美国的经济复苏前景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未来的美国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政策走势。从2008年起，美国各财年预算赤字迅速上升。正是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带来了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因债务上限的制约而压缩未来财年的财政赤字，那么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将仍不乐观。
此次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对未来财年预算赤字规模及其控制方案的认定。不仅参议院与众议院的方案存在较大差异，国会与奥巴马政府扩张财政赤字的思路也大相径庭。未确定的预算赤字意味着未来财政政策扩张程度的不确定。因此，不确定的经济复苏前景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预算赤字的关切，是此次债务上限谈判的第一个重要背景。
不确定的国债隐性违约程度
美国国债的隐性违约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债务上限谈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国债未来隐性违约的程度。总体来看，在债务上限的谈判中，尽管有部分议员反对提高债务上限，但参众两院的分歧并非债务上限是否提高，而是提高债务上限的幅度、频率以及削减预算赤字的额度、方法。无论是“博纳方案”还是“里德方案”，争论的焦点均在赤字削减的方式、可能性以及是否跨越选举年，并没有拒绝上调债务上限。所以，美国国债的显性违约风险可以忽略。但是，美国国债的隐性违约风险仍然存在。所谓隐性违约，主要指由于偿还货币的贬值，债券所有者收到本息的实际购买力降低。由于美国国债的偿还货币为美元，所以美国国债的隐性违约程度主要取决于美元贬值的幅度。
债务上限调整方案中的未来联邦赤字的削减幅度和债务上限调整幅度均对未来美元的贬值幅度产生影响。从未来联邦赤字的削减幅度来看，如果赤字削减幅度不大，则表明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在总体上仍然是扩张的。扩张的财政政策伴随美联储可能推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将进一步导致货币发行量的增长，从而推动美元贬值。从债务上限调整幅度来看，如果债务上限缓慢调整，那么联邦政府需要限制未来由联邦账户持有的债券规模，以保证有面向公众的充足债务发行空间，以便为下一次债务上限谈判提供足够时间。但是，如果债务上限大幅增加，那么联邦政府可以将较高额度的债务向政府账户发行，包括向美联储发行，这将导致货币发行量的快速增长，美元进一步贬值。此外，债务上限的增加幅度也决定未来潜在的债务发行规模。债务上限提高幅度越大，未来潜在的债务发行规模越高，进而推动国债发行利率的上升。为平抑国债发行利率上升带来的利率水平上升，美联储需要进行更大幅度的货币扩张，从而带来更大的美元贬值压力。因此，不确定的美国国债隐性违约程度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预算赤字削减幅度及债务上限调整幅度的关切，是此次债务上限谈判的第二个重要背景。
不确定的债务危机影响范围
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一旦出现违约行为，很可能被欧洲高债务国家所仿效。其次，美国国债的风险影响投资者对世界金融体系的信心。美元资产在世界金融资产与外汇储备中占有较大比重，如果美国国债风险上升并带动美元贬值，则全世界的金融资产与储备资产价值下降，从而极大影响投资者对世界金融体系的信心。第三，美国的债务扩张决定了欧洲国家的举债成本。在美国、欧洲都需要大量举借外债的背景下，美国与欧洲的国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相互竞争。美国国债在未来的发行量越高，对欧洲债券的竞争越强，且由此带来的全世界总外债发行量上升会进一步提高欧洲国家的举债成本。
债务上限谈判对经济运行的冲击
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
债务上限调整对经济的冲击，首先反映为对国债市场的冲击。因此，可以将国债市场的变动作为反映此次债务上限谈判对经济冲击的“晴雨表”。
尽管此次债务上限调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对经济的冲击却比较有限。如图1所示，在逐步下降的大趋势下，1年期与1月期固定期限国债市场收益率在债务上限谈判最激烈的一周有短暂上升。但是，随着参众两院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妥协，收益率随之下降。即使对这一短暂的收益率上升，长期债券与短期债券也呈现出不同的反应。与1个月固定期限国债市场收益率较大的暂时上升相比，1年期固定期限国债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要平缓一些（图1），30年期固定期限国债市场收益率则几乎未有变化（图2）。
不同期限的国债市场周末收益率变化差异表明，债务上限调整对经济的冲击只是短期冲击，而非长期冲击，并且对更为长期的证券市场的冲击程度更低。
国际效应大于国内效应
债务上限调整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要大于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冲击。对美国国内的国债持有者而言，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经济复苏破灭与通货膨胀带来的隐性违约风险；对美国国外的国债持有者而言，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美元汇率下降带来的隐性违约与美国债务危机扩散的风险。相对而言，美元汇率下降和美国债务危机扩散的风险要更严重一些。
国债的市场收益率变化差异反映了债务上限谈判在国际效应与国内效应上的差异。如图3所示，在不可流通的美国公债中，内债系列的月平均利率几乎没有变化，而外债系列的月平均利率波动较大，尤其在债务上限谈判最激烈的7月大幅上扬，这表明美国国债的国际投资者对债务谈判期间的国债提出了更高的风险报酬要求。内债与外债市场对债务上限谈判的不同反应表明，债务上限谈判对经济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其国际效应大于国内效应。
美国债务风险得到释放
对于美国的债务风险而言，此次债务上限谈判是一个积极的影响，使美国的债务风险得到释放。
美国的债务风险潜藏在逐渐下降的利率中。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公债保持了较好的发行态势。从2008年末到2010年末，一方面，联邦债务总额从9.986万亿美元上升至13.529万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公债的平均利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美国公债利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利率水平的整体下降。由于联邦基金利率可以视为整个利率体系中的无风险利率，所以如果以美国公债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之差作为美国公债的风险报酬度量，如图4所示，利差从2008年起迅速回升，并在2009年后接近2002～2005年之间的高位，在2010年略有下降之后又在2011年上半年重新小幅上升。所以，美国国债的风险并未随国债利率的下降而下降，而是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在短时间内激化债务风险，反而会带来市场对美国国债债务风险程度评判的下降。如图5所示，美国1年期固定期限国债市场收益率与联邦基金利率之利差在债务上限谈判之后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尽管仍需2011年下半年的数据来进一步检验，但这似乎表明市场要求的美国国债风险报酬在下降，即债务上限谈判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美国的债务风险。
债务上限调整对我国的启示
此次美国国债上限谈判的经济影响比较有限，但对我国而言，此次债务上限谈判仍有重要参考意义。
首先，国债上限不构成有效的国债规模制度约束。国债的最优规模是一直被广泛探讨的问题。但是，即使存在国债的最优规模，一国能否将实际的国债规模达到最优水平？从外部制约来看，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未来潜在的预算盈余是一国政府举债的上限，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从本次及过去历次美国债务上限调整中可以发现，未来预算的潜在盈余并未在债务上限的界定中被充分考虑。从内部制约来看，美国参众两院主要关注的问题也不是债务上限本身，而是在削减预算赤字时权衡增税还是减少部分政府支出项目，债务上限调整幅度主要是作为调整预算收入与支出结构的交易提案而存在。
对我国来说，国债余额管理是美国债务上限在我国的对应制度。由于我国债务以内债为主体，在偿债货币的发行权上不受制约，所以国债余额管理的意义主要是使政府具有比国债发行额管理制度下更大的债务发行自由度，以形成合理的国债期限结构，而不能期望国债余额管理成为国债规模扩张的有效制度约束。
其次，国债市场风险的重要性大于违约风险。在美国债务上限谈判期间，违约风险被屡屡提及。但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此次谈判过程中的主流意见来看，直接的违约都是可以忽略的。美国国债是如此，我国的内债也是如此。由于债务上限谈判主要导致国债市场收益率与国债市场价值的频繁变动，所以对国债风险的关注应该集中在对国债市场价值波动的关注上。
就我国而言，对国债市场的关注同时包括对所持有美国国债的市场风险的关注和对我国内债市场风险的关注。一方面，需要考虑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与政府政策对美国国债市场价值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在持有美国国债时重点考虑这一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对我国内债风险也可以忽略其财政压力，侧重管理国债市场的利率和借款成本。
最后，需高度关注美国债务风险的扩散。尽管此次美国国债上限得以“有惊无险”地提高，美国国债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但美国债务风险向全球金融市场的潜在扩散仍需高度关注。从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对国债市场的冲击可以发现，国际效应要远大于国内效应。这说明国际金融市场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市值对市场上的外部冲击高度敏感。但是，作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与立法者，美国政府与国会的国债管理行为只会对本国选民负责。即使美国国债政策对世界金融市场造成大幅度冲击，但是由于国内效应与国际效应存在差异，美国政府与国会也会因较弱的国内冲击而继续推行这些政策。
【关键词】日本债务 债务率 债务危机
引言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经济还没有复苏之际，日本的债务风险问题又凸显出来。截止2012年末，日本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977万亿日元，折合成美元为9.57万亿美元，成为负债最重的发达国家。因此研究日本债务的现状及风险，成为很多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刘昊虹、王晓雷（2011）对日本债务问题的现状和成因进行相对详细的分析，认为高赤字导致了日本的高债务。武、王苇航（2012）认为日本的债务从长期看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但是短期内不会爆发债务危机。熊鹭（2011）通过对日本债务结构的分析认为日本暂时还不会出现债务危机。新宅美玲（2012）认为日本财政赤字的形成主要是日元升值、经济泡沫、两次金融危机和社会制度缺陷所导致。
本文也就日本政府的债务情况和日本债务是否可持续问题进行了考察。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一下日本债务的现状和成因，第二部分阐述日本至今未发生债务危机，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对日本债务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得出日本债务问题不可持续的结论。
一、日本债务问题的简单描述
通常而言，债务主要受由经济运行状况制约的财政政策影响。当前日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经济衰退而实施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从2000年到2012年，日本国债存量从372.92万亿日元增长到977万亿日元，增加一倍以上；其占GDP的比重也逐渐上升。而日本的税收处于明显的下降趋势，与之相反的债务水平呈上升趋势，使得日本的累计债务逐年升高，偿还变得愈加困难。
按照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一国的债务余额/GDP的比率即债务率应该控制在60%以内，财政赤字额/GDP的比率即赤字率应该控制在3%以内。从赤字率来考察，2009年日本的赤字率达到11.20%的峰值，最近两年都维持在10%上下，是国际公认安全标准的3倍以上。从债务率来考察，日本的债务率自2009年超过200%之后，日本债务率一直在200%的水平之上运行，2011年高达229%，2012年更高达236%，很显然，无论是从赤字率还是从债务率来考察，日本债务出现问题的时间很早，持续的时间也很长。
图3 1990～2011年日本债务率与赤字率的变化 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将日本的债务与七国集团和“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以及西班牙）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日本的债务问题不仅比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六国严重，也比已经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严重。
表1 债务的国际比较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日本债务短期稳定性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看，日本债务出现问题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从国别比较来看，当前日本的债务率和赤字率都是全球最高，债务问题最为严重。但是，比日本债务问题轻微得多的国家都出现了债务危机，但日本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债务危机的困扰。究其原因，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一）持债结构较为合理
一国的债务是否可持续不仅取决于债务的规模还取决于债务的结构。通常而言，本币债务的压力会小于外币债务的压力，国内债务的压力会小于国外债务的压力，长期债务的压力会小于短期债务的压力。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债务的币种结构、债权人结构和期限结构都相对合理。
日本国债持有者的构成中，外国投资者比例仅占5%，本国投资者占94%。只要日本本国投资者对本国国债持有较强信心，即便是5%的外国投资者减持甚至抛售日本国债，也不会对日本国债形成较大冲击。而且日本的养老保险基金、公共养老金以及人寿和非人寿保险金持有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日本国债，这些持有者持有的均为长期国债且一般不会提前出售。这样，即便国外投资者的抛售行为导致部分国内投资者恐慌，也不会使日本国债出现类似希腊的情形发生。
（二）税负水平较低
宏观税负水平是一定时期的税收总量与GDP的比率，是衡量一国居民税收负担的重要指标。国际经验显示，宏观税负水平越低，其经济政策的操作空间越大；宏观税负水平越高，其经济政策的操作空间就越小。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目前日本的宏观税负水平明显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日本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和债务的可持续性。
2010年日本宏观税负水平约为21.9%，远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40%左右的平均水平；目前日本消费税为5%，也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10%以上的平均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日本的宏观税负水平大致上还可以提高1倍，消费税也有提高1倍的空间。较低的宏观税负水平说明日本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税率来迅速提升政府财政收入，缩小债务规模，降低债务水平。
（三）外汇储备较多
在国际贸易中，长期贸易顺差的经济体的可以极大地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有效的对冲债务风险，大大降低债务风险。
截止到2012年10月，日本外汇储备余额为12741.60亿美元，包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证券规模为11819.73亿美元，外币存款为148.71亿美元，黄金为422.9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使得日本央行可以通过干预外汇市场让日元贬值来缓解债务压力。
三、日本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看，目前日本不具备爆发类似欧美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过，随着日本家庭储蓄率的持续下降，以及政府赤字和债务的不断攀升，日本政府的债息负担也会越来越重，仅2011年，日本政府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将达到21.5万亿日元。未来，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日趋严重，福利支出会进一步加大，而社会产出则有可能降低，届时，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将会上升。
（一）经济找不到进一步增长的动力
在2008年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后，日本又在2011年连续遭到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冲击，经济复苏进程受阻，使得2011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仅为-0.75%。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12年4月公布的预测指出，预计2011～2020年度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9%。事实上，随着日本劳动力规模逐渐萎缩，在没有重大技术革新的情况下，日本很难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
（二）继续依赖债券融资受到制约
2012年2月日本银行进一步扩大了其为国债融资的规模，开始施行新一轮的数量宽松政策，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2012年5月跌破0.9%。但是，日本正逐步陷入“流动性陷阱”，未来名义利率再走低的空间较小。而且有理由相信，当日本债务水平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市场终将感受到风险，其国债收益率将显著提高，从而使得日本政府的债券融资难以为继。
（三）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估计，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将在未来50年进一步加重，且没有稳定迹象。由此带来的社会保障支出将显著增加。最新统计显示，2008年度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增加到了94.1万亿日元，对GDP的比例为19.1%。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预计与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将进一步增加。在2011年6月公布的《社会保障及税收一体化改革》显示：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到2025年将增加到151.0万亿日元。长此以往，政府公共财政都有可能陷入破产。
（四）实现税收增长困难重重
一方面，税率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在历史上，1997年日本曾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结果导致1998年的实际GDP增速下降到-2%。虽然当时还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税率提高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提高税率对改善债务状况的作用不大，只有大幅度调整才能实现财政平稳。日本官方预测显示，若要保持2011年的债务水平不恶化，日本2025年度需要增加税收28.7万亿日元，在经济增长乏力的状态下，这显然难以实现。
（五）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
日本从2013年4月开始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的目的是使经济摆脱连续长达15年之久的通货紧缩状态之苦，但是这个目标显然难以实现，反而会增加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
第一，日本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其GDP总量的百分之两百，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而目前的国债利率又非常低，如果日本将通胀刺激在未来的2%目标水平，那么将会造成日本名义利率上涨，这就会提高日本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将进一步加重日本国债负担。
第二，日本银行重拾数量宽松政策，对利率和日元汇率均有压低作用，日元套利交易有可能卷土重来，引发日本出现资本外流，从而触发债务危机。
综上所述，从表面看，日本的债务问题仍然处于可控状态，日本国内持有国债的高比例，使得日本政府仍能够在极高负债状态下持续运行。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仍然按现状发展下去，日本债务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日本债务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将进一步恶化，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将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刘昊虹，王晓雷.论日本的债务问题[J].现代日本经济，2011.
[2]武，王苇航.债台高筑为何危而不倒[J].中国财政，2012.
[3]熊鹭.日本政府债务问题分析[J].西部金融，2011.
一、全球经济指数下降风险上升
2010年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世界经济风险和国家风险，2011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慢，世界经济风险逐渐上升。
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比上年的0.7094下降2.3%，其中有68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高于指数平均值（见图1），占130个国家的52.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8%。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1.6%，美国经济增长1.8%，欧元区经济增长1.4%，日本经济增长-0.8%，俄罗斯经济增长4.3%，中国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10.4%下降到9.2%。与此同时，2011年世界燃料价格上涨31.6%，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17.8%，世界经济形态转向“经济衰退、价格上升”为特征的“经济滞胀”，欧美债务危机和经济刺激计划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显现，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慢。2011年发达国家出口上升4.4%，发展中国家出口上升8.8%，国际贸易增长显著放慢。
二、全球经济紧缩债务风险缓和
欧美债务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控制债务危机蔓延，紧缩政策在缓解全球债务危机的同时，加剧了经济危机。报告显示，2011年基于全球130个国家数据的世界经济综合风险指数为0.6932，比上年的0.7094下降2.3%，世界经济风险上升。同期，世界债务风险指数为0.4626，比上年0.413Q上升12.0%，债务风险有所缓和；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数据的综合风险评级BBB级，与上年评级水平相同，债务风险评级仍是B级。
报告显示，2011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状况下滑的同时，中东、南美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相反远离债务危机漩涡，偏安一角。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排名前10位国家中有一半是发展中国家，其中阿联酋以0.9270取代瑞典名列第一，其后是爱沙尼亚、卡塔尔、芬兰、卢森堡、德国、瑞士、阿曼、智利。卡塔尔由上年的第43位进入第4名，阿曼由上年的24位进入第9位。新加坡、中国被挤出前10位，分别排名第11、12位。相比之下，综合风险指数排名最后10名的埃及、黎巴嫩、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布隆迪、塞尔维亚、斯威士兰、伊朗、牙买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是中低收入国家（见图2），中低收入国家经济状况较差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分析表明，全球债务危机、世界市场紧缩和国内紧缩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10.4%下降到9.2%，综合风险指数排名由上年的第8位下降到第12位，中国经济风险有所上升。
三、全球综合风险各地表现不一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状况在地区格局上有较明显的变化（见图3）。西欧地区综合风险指数由0.8207下降为0.8150，下降0.7%，但仍是综合风险指数最高的地区。东南亚、东亚、拉丁美洲、非洲、南欧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出现小幅下降，其中非洲地区综合风险指数由0.6758下降为0.6375，下降5.7%，降幅最大；北欧、大洋洲、东欧、北美、西亚、中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小幅上升，其中东欧地区综合风险指数由0.6502上升为0.6971，上升7.2%，升幅最大，成为全球债务危机的一个避风港。东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313下降为0.7199，降幅为1.6%；东南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799下降为0.7638，降幅为2.1%；南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从上年的0.6402下降到0.6354，降幅0.7%；南欧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6533下降为0.6342，降幅为2.9%，南欧地区的希腊、意大利先后爆发了债务危机。与此同时，西亚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358上升为0.7500，增幅1.9%；北美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37Q上升为0.7669，增幅为4.1%；北欧地区的综合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815上升为0.7880，增幅为0.8%。数据表明，全球债务危机环境下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不尽一致，差异对比显著。
四、全球政治风险指数略微下降
报告显示，全球130个国家包括国际和平、国内稳定、法律效率三项指标在内的政治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8682，比上年平均值0.8686略微有所下降。在全球130个国家政治风险指数排名中，排在前10名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分别是芬兰、新加坡、新西兰、瑞士、荷兰、瑞典、挪威、英国、卢森堡、加拿大；排在后10名的分别是科特迪瓦、埃及、日本、爱尔兰、委内瑞拉、海地、阿根廷、斯洛伐克、乌克兰、布隆迪。其中，科特迪瓦、埃及受内乱的影响，政治风险指数大幅下滑；爆发债务危机的爱尔兰由于政府更迭，债务危机已经转变政治危机，政治风险指数由0.9231下降为0.7549，降幅为18.2%；日本由于政府频繁更迭、法律效率指数下降，政治风险指数由上年的0.7593下降为0.7381，降幅为2.8%（见图4）。总的来看，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相对要小，这源于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体系、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然而，日本、爱尔兰跌入最后10名也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进入政治稳定的保险箱。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际和平指数平均值为1.0000，比上年的国际和平指数0.9875上升1.3%，国际和平环境有所改善。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内稳定指数平均值为0.9769，比上年的国内稳定指数0.9750上升0.2%，国内稳定状况略微改善。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法律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6275，比上年的法律效率指数0.6273上升0.03%，法律效率状况基本稳定。
2011年中国国际和平指数为1.0000，国内稳定指数为1.0000，法律效率指数由0.7094下降到0.6807。中国政治风险指数为0.8936，比上年0.8972下降0.3%，尽管高出综合风险指数0.8682水平2.8%，但中国如何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仍面临新的挑战。
五、全球经济下滑日本倒数第一
报告显示，全球130个国家包括经济增长、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环境三项指标在内的经济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6146，比上年平均值0.6929下降了11.3%，且低于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的水平，说明欧美债务危机已经演变为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下滑，经济风险加剧（见图5）。
在全球130个国家中，卡塔尔以经济风险指数0.9667成为经济风险最小的国家，相比上年经济风险指数0.6571大幅上升了47.1%，跃升第1位；阿联酋经济风险指数从0.8217上升到0.9430，增幅为14.8%，位居第2位。值得关注的是，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除瑞典外，均为发展中国家。其中，上年排名第1位的瑞典下降到第8位，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被挤出前10名。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中东、南美等地区石油生产国经济增长较快，经济风险指数大幅上升。卡塔尔代表亚洲地区最好的经济状况，摩洛哥代表非洲地区最好的经济状况、智利代表南美地区最好的经济状况。相反，由于欧美债务危机，发达国家经济指数普遍下滑，日本经济风险指数从上年的0.4347大幅下降到了0.1837，2011年日本经济增长下降、通货紧缩，经济风险指数排名倒数第一。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4%，低于上年4.8%的经济增长率水平，高于世界经济3.8%的增长水平，其中蒙古以17.5%的经济增长率成为当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2011年中国经济风险指数0.8313，比上年的0.9140下降9.0%，经济风险指数排名从第7位下降到第11位，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基本没有变化，经济增长下滑，通货膨胀率由上年的3.3%上升到5.4%。中国同样面临经济滞胀的困扰。
六、世界贸易壁垒加大风险上升
报告显示，2011年包括贸易壁垒、投资壁垒、WTO成员三项指标在内的贸易政策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7784（见图6），低于上年0.7998的水平，降幅2.7%。同时。高于2011年综合风险指数0.6932的平均值，高出12.3%，说明尽管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比经济状况略好，仍因为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影响出现下降。
在全球130个国家贸易政策风险指数排名前10个国家中，除了智利、巴林外，新西兰、卢森堡等都是发达国家。新西兰取代卢森堡成为世界贸易政策环境最好的国家，新加坡位列第3位。芬兰、比利时取代瑞典和斯洛伐克跻身前10名。相比之下，贸易政策风险指数最低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除了布隆迪外，其他9个国家均不是WTO成员，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尚未进入全球法律规则轨道。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贸易政策风险各项指标中，国际贸易壁垒指数平均值为0.6896，比上年0.7135下降3.3%，国际贸易壁垒风险在世界经济下滑过程中上升。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际投资壁垒指数平均值为0.7149，略低于上年0.7295的平均值，下降2.0%，国际投资壁垒风险有所上升。
当年，中国国际贸易政策的风险指数为0.7761，低于全球130个国家贸易政策风险指数0.7921平均值，排在第82位，远远低于中国综合风险指数第11位的排名，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政策有待进一步改善。
七、全球国际收支和信用恶化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显示，全球130个国家包括国际贸易差额占GDP比重、国家信用等级和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三项指标的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为0.4626，比上年0.4130上升12%，全球国际支付风险有所缓和，债务危机似乎缓解。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支付风险指数排名前10位和后10位国家指数值相差较大。在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占5个，发达国家分别为瑞典、卢森堡、韩国、芬兰、德国，其中瑞典保持了第1名的位置，卢森堡由上年的第6名上升为第2名，韩国由上年的第29名上升为第3名，德国由上年的第18名上升为第6名，挪威由上年的第8名下降为第15名，瑞士由上年的第9名下降到第16名。发展中国家进入前10位的国家分别为阿联酋、爱沙尼亚、俄罗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中国，中国由上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10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由上年的第104位上升到第9位（见图7）。同期，马拉维等排名后10位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其中有6个国家来自非洲，政局不稳、经济结构较差、竞争能力不足，使得这些国家面临较大的支付风险。
全球130个国家贸易差额占GDP比重代表的贸易差额指数平均值为0.4225，比上年的0.8792下降51.9%，远低于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的水平，说明全球130个国家国际收支严重恶化。
全球130个国家信用等级指数的平均值为0.5370，比上年0.5776下降7.0%，同样低于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0.6932的水平，表明世界信用状况继续恶化。
全球130个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衡量的财政稳定指数平均值为0.4315，低于130个国家支付风险指数平均值0.4626，比上年的0.4172上升3.4%，财政风险得到初步抑制。
受到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出口上升，支付风险指数为0.8636，比上年指数0.7980上升了8.2%，高于综合风险指数0.6932水平，排在世界第10位，中国尚无债务危机风险。
八、债务危机正在转为经济危机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表明，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国际和平、国内稳定、世界贸易指数蓝灯正面。同时，投资环境、经济环境指数黄灯负面；法律效率、经济增长、贸易壁垒指数红灯预警；价格变化、国家信用、贸易差额、财政赤字指数紫灯危险（见图8）。
世界经济风险综合风险指数0.6932，红灯预警。数据表明，欧美债务危机冲击波已经严重冲击欧美、中国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世界经济全面下滑。目前，债务危机尽管有所缓和，但信用危机在不断加大，经济下滑，通货膨胀，国际贸易壁垒加剧，国际贸易形势严峻，各国普遍采取的紧缩政策结果，债务危机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九、全球国家风险评级稳定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在对世界经济指数分析基础上，对全球130个国家根据综合风险指数进行经济风险评级，根据支付风险指数进行债务风险评级。分级划分为10个级别，从高到低依次为AAA、AA、A、BBB、BB、B、CCC、CC、C、D等10个级别，级别越高，越为安全。其中，AAA为正面，AA为稳定，A为负面，BBB、BB、B为险级，CCC、CC、C、D为垃圾级，风险较大。
1、全球130个国家经济风险评级BBB级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的经济风险评级平均为BBB级，与上年持平，险级，表明世界经济风险依然较大。其中，AAA级的国家有2个，分别是卡塔尔和阿联酋，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1.5%；AA级国家有瑞典、中国、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爱沙尼亚、科威特、马来西亚、摩洛哥、阿曼、秘鲁、沙特阿拉伯等12个国家，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9.2%；A级国家有韩国等19个国家，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14.6%。另外，有97个国家综合风险评级在A级以下，风险较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74.6%（见图9）。
《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显示，中国经济风险评级保持上年的AA级，中国经济风险评级总体稳定。
2、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B级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总体评级保持上年的B级水平，险级，全球债务风险仍然较大。其中，芬兰、德国、韩国、卢森堡，瑞典和阿联酋共6个国家为AAA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4.6%；中国、丹麦、挪威、瑞士、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爱沙尼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尔及利亚等11个国家为AA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8.5%；奥地利、阿曼、泰国等11个国家为A级，占全球130个国家总量的8.5%。其余102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均在BBB级及以下，希腊、巴西、贝宁、科特迪瓦、塞浦路斯、厄瓜多尔、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墨西哥、尼泊尔、巴拿马11个国家评级在CCC级及以下（见图10）。
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意大利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B级，西班牙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级、葡萄牙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级上升到BB级，债务危机形势似乎有所好转，但是希腊的债务危机仍比较严重，仍处于CCC级，具有较大风险。
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债务风险评级从上年的A级上升到AA级，债务风险由负面变为稳定。
3、2013年全球债务风险更大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经济风险评级平均为BBB级，险级。同期，基于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评级平均为B级，也为险级。
分析表明，未来全球风险仍以债务风险为主，经济风险为辅（见图11）。随着世界各国不断加大经济紧缩政策力度，2013年世界经济紧缩仍然是主要基调，债务危机在经济紧缩政策下转为经济危机的风险在加大。欧洲统计局2012年10月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85171.87亿欧元，比上季度增加1752.67亿欧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8.2%升至90%；欧盟政府债务108401.98亿欧元，比上季度增加2393.61亿欧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3.5%升至84.9%。在欧盟成员国中，有14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60%，包括希腊（150.3%）、意大利（126.1%）、葡萄牙（117.5%）、爱尔兰（111.5%）、比利时（102.5%）、法国（91%）、英国（86%）、塞浦路斯（83.3%）、德国（82.8%）、匈牙利（78.3%）、马耳他（76.3%）、西班牙（76%）、奥地利（75.1%）和荷兰（68.2%）。相比之下，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较小的国家有爱沙尼亚（7.3%）、保加利亚（16.5%）、卢森堡（20.9%）、罗马尼亚（35.6%）、瑞典（37.3%）、立陶宛（40.4%）、拉脱维亚（43%）、捷克（43.6%）、丹麦（46.7%）、斯洛文尼亚（48.1%）、斯洛伐克（50.1%）、芬兰（51.7%）和波兰（57%），欧盟国家债务风险水平高、规模大，不容小觑。 十、2013年世界“风险悬崖”名单
未来是历史和今天的延续。一个国家经济风险和债务风险短期急剧加大，形成“风险悬崖”，容易出现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2012年世界经济风险指数与国家评级》（WERICR2012）报告示警，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中部分国家风险指数排名变化剧烈（见图12），其中马拉维从第41位下降到第109位，降幅达到68位；科特迪瓦从上年的第61位下降到第128位，降幅达到67位；下降位次最大的前10个国家还有肯尼亚（下降58位）、多米尼加共和国（下降45位）、巴西（下降43位）、塞内加尔（下降42位）、埃塞尔比亚（下降41位）、萨尔瓦多（下降32位）、乌拉圭（下降32位）、泰国（下降31位）。
2011年全球130个国家债务风险指数排名变化同样剧烈（见图13），其中马拉维从第130位下降到第22位，降幅达到108位。下降位次最大的前10个国家分别是马达加斯加（下降102位）、喀麦隆（下降70位）、阿根廷（下降62位）、蒙古（下降56位）、贝宁（下降55位）、摩洛哥（下降54位）、巴拉圭（下降46位）、秘鲁（下降46位）、乌拉圭（下降46位）。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出现危机往往是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同时出现，当年冰岛经济风险指数从上年第28位下降到第90位，同期债务风险指数从第67位下降到第95位，经济风险评级为BB级，债务风险评级为CC级，经济危机与债务危机同时爆发。
总的来说，美国，欧元区、日本的债务危机是长期形成的，是结构性、系统性、长期性的，其根本原因源于不对称，正是由于生产与消费、举债规模与偿还能力的不对称，导致债务危机爆发。债务危机完全消失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来看，欧美债务危机得到了初步抑制。2011年意大利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B级，西班牙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C级上升到BB级、葡萄牙的债务风险评级由上年的C级上升到BB级，债务危机形势有所好转。希腊债务风险评级虽然仍处于CCC级，但是债务风险指数有所上升，从上年的117位上升到70位，债务危机有所缓和。
目前，爆发债务危机的美国和欧洲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日本的债务风险却在加大。日本的债务问题与欧洲国家类似，人口不断减少、产业不断外移使日本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同的是，2011年日本的经济风险和债务风险指数双双降低加剧，日本经济风险指数已经排到全球130个国家倒数第一，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排名倒数第一的发达国家。根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数据，目前日本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已近200%。尽管日本的债务多是国内债务，但债务规模与偿还能力的不对称仍将使日本面临随时爆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这对于世界经济无疑增加了不确定的风险因素。
十一、2013年全球经济危机四伏
欧美债务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数据显示，尽管世界经济风险指数和债务风险指数趋于稳定，世界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下滑（见图14）。美国、欧元区、日本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都是中长期的。因此，世界经济紧缩也将使中长期的，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在内的世界经济将进入5-10年甚至更长的紧缩时期，世界经济环境变得更寒冷。
2013年包括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在内的经济政策主调仍然是紧缩，世界经济面临债务危机在经济紧缩政策下转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世界经济可能继续下滑，世界经济面临持续低迷的局面，目前世界各国尚无全面解决债务危机和经济繁荣之道，世界经济不容乐观，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仍旧困难，同样不容乐观。
1、2013年世界危机四伏
第一，美国面临财政悬崖和增长失能。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火车头，在2011年全球70万亿美元经济总量中，美国经济总量15万亿元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21.4%。目前，美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来源和动力，明年启动的增税5000亿美元和减少政府支出1000亿美元的“十年财政紧缩计划”，大大削弱了美国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全面财政紧缩计划使美国政府几乎失去了所有财政政策，经济紧缩已成定局。在美国经济全面紧缩情况下，货币政策已经失效，过多的货币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美国刚刚出台的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QE3不见成效，放出的货币重新回到美联储。除此以外，美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动力已经消失，仅仅靠一个苹果公司的产品难以支撑美国经济复苏增长。在财政紧缩、经济紧缩情况下，美国教育、医疗和国防开支大幅减少，也使美国以消费为主要增长来源的经济增长受到制约。未来，无论是谁当上美国总统都难以带领美国走向繁荣，美国经济已经走过巅峰，进入人口下降、发展饱和、低速增长为特征的“后发达时代”。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2%（见图15），2013年下降到2.1%，事实上并不乐观。我们预测2013年美国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概率均为50%，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左右。
第二，欧元区债务危机转为经济危机。2011年欧元区经济总量1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2%，超过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今，欧元区已经全面进入“后发达时代”。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0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2.4%、201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1.4%，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4%，2013年上升到0.2%，这些预测过于乐观，因为欧元区尚未拆除希腊债务危机地雷的引信，西班牙、意大利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仍在燃烧，预测明年欧元区经济正增长缺乏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相反，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更是难以确定，我们预测2013年欧洲联盟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超过90%，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在0%左右，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
第三，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如今，日本是全球人口下降、经济饱和、发展失能、经济低迷为特征的“后发达时代”的典型国家。多年来，日本人口连续负增长，不但导致生产力、消费力、发展力下降，也导致日本出现自1992年以来长达20年的经济低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4.5%，2011年为-0.8%，2012年为2.2%，预计2013年将下降到1.2%。分析表明，世界经济紧缩、缺乏政治方向、经济结构陈旧、国际关系紧张、政府债务沉重、日圆不断升值、出口增长下滑、国内消费低迷、企业经营亏损、电力供应不足，这些因素使日本经济难以兴旺，我们预测2013年日本出现债务危机的概率为30%，经济增长率将在1%左右。
第四，俄罗斯经济大幅下滑。世界经济紧缩、世界市场萧条使初级工业经济和外向依赖程度相等高的俄罗斯石油出口下降，经济增长大幅下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数据，2010年和201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均为4.3%，2012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7%，2013年将回升到3.8%。总的来说，俄罗斯传统初级工业经济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受制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紧缩影响的俄罗斯经济仍将困难重重，我们预测2013年俄罗斯债务危机尚不存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在3%左右。
第五，印度经济下滑陷入困境。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印度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财政贸易双赤字严重，商业信心下滑，印度卢比贬值，拖累印度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0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10.1%，2011年下滑到6.8%，2012年进一步下滑至4.9%，预测2013年印度经济增长率恢复到6%。目前，印度经济下滑的同时，通货膨胀上升，出现经济衰退、价格上涨为特征的经济滞胀，尽管印度政府近期推出多项改革措施，在零售、航空、保险等行业扩大对外资开放程度，削减赤字减少燃料补贴，但难以改变印度结构陈旧、动力不足、外部依赖、经济下滑局面，我们预测2013年印度经济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
第六，巴西经济出现急剧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7.5%，2011年下滑到2.7%，2012年经济增长率下调至1.5%，巴西经济严重下滑。今年6月，巴西央行曾将经济增长预期从3.5%调低至2.5%。近日，又将2012年巴西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5%调低至1.6%，今年通货膨胀率预计将达到5.2%，高于此前预测的4.7%。目前，尽管巴西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从“中立”转向轻微扩张，并采取了_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包括刺激消费和投资。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自2011年1月以来持续调低基础利率。然而，在欧美债务危机、全球经济紧缩、世界市场不振的情况下，农业经济和初级工业经济为主的巴西经济难以摆脱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依赖，我们预测2013年巴西经济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
第七，南非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0年南非经济增长率为2.9%，2011年上升到3.1%。今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的南非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受欧美债务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南非国际大宗产品出口放缓，价格也随之降低，2012年南非经济增长将下降到2.6%。目前，失业等问题对于南非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如果高失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有可能成为南非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因此，我们预测2013年南非经济下滑的概率为9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左右。
第八，2013年世界经济仍旧低迷。目前，欧美债务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仍在持续紧缩，世界市场全面低迷，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仍旧处于困境。因此，2013年世界经济危机四伏，难以复苏，仍将低迷。因此，我们预计2013年世界出现经济危机的概率为50%，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左右。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基本原理
货币政策一般是中央银行调控货币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和货币政策效果等广泛概念。它的运行依靠一般性和选择性的政策工具实现。
一般性的政策工具包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以及公开市场业务。选择性的政策工具既有贷款量和利率最高限额、道义劝告等直接信用控制，又有优惠利率、证券保证金比率、预缴进口保证金制度等间接信用控制。财政政策一般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结构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旨在通过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管理体制、转移支付制度等手段来实现其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合理分配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目标。
二、欧债危机的背景和根源
早在2009年，评级机构调低希腊债务评级便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此后两年，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相继爆发债务危机，而今年暑期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此前IMF和欧盟的多次救助方案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早前各方均预测希腊年内无力完成财政赤字的控制目标，欧元区债务危机形势变得愈加严峻。
究其根源，应当分成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方面来看。
外部原因在于，2008年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令欧元区各国纷纷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它们向本国银行大量注资，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这些措施虽然中短期维持了欧元区金融的稳定，但实质上是将私人部门的债务转移到了公共部门，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不断膨胀最终引发危机。
内部原因在于，一方面希腊等国的福利性政策给予财政巨大的压力，在人口老龄化和现实生产力虚弱的条件下还实行高福利保障政策，这使得政府开支过高，负债长期累积。
另一方面，债务危机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占据比较优势，但是高福利高收入带来的高消费，及其受到新兴国家类似产业的冲击形成的贸易逆差共同作用，导致国家储蓄率很低，政府只得谋求外债填补国内债务黑洞。此外，欧元区仅为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各国依然各自为政，未能实行最优的援助方案同样是重要原因。
三、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启示及建议措施
由于近期美国经济数据不及预期，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纷纷上涨，证券市场上缺乏融通资金，加剧了世界各大股市对全球未来经济发展的担忧，美欧等股市经常出现低开、尾盘跳水等情况。
美国和欧盟作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两位贸易伙伴，欧洲多国捉襟见肘的国库和美欧与中国息息相关的进出口关系决定了中国证券市场将和众多新兴国家的证券市场一样遭受冲击。
中国的A股市场到了低迷的临界点时期常会选择跟随市场，而不久的法国也将继西班牙等国卷入欧债的漩涡，面临标普的债信评级的下调，此外国内房地产领域的调控在短期内仍不见放松的迹象，银根紧收，还有行政上的限购的持续，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成交量未能显著上升，加之欧债危机严重打击市场信心，全球对新兴市场的制成品以及巴西、中国等过的矿产等原材料的资源需求的削弱，这些势必会在微观上对证券市场中与出口依赖型行业特别是出口制造业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和股价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宏观上还会影响国内外各机构和个人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预期，也将加大未来银行业内坏账的风险，从而将大大降低我国证券市场短期回暖的可能。
所以要运用货币政策重振中国证券市场，值得借鉴的是，欧洲德法等信贷相对充足，资产负债表情况表现良好的国家以及欧洲的央行都在不断采取措施护住大盘，不断买入欧盟高负债国家债券。
另外美联储也出手联合全球五大央行一起救市，在汇率方面承诺以欧元11月底的水平作为货币互换的基准价格直到2013年初。欧洲央行还一如既往的逐期降息，最近已至1%的水平以维护投资者的信心。
同时欧洲央行还坚持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负债国的债券来积极救市，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欧洲各大资本市场迅速走进无底的长期熊市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理论上，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诸国股市应该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熊市”，可事实上却是法国和德国股市在半年以来没有明显下跌，9月份欧债危机进入高危期仍甚至仍屹立不倒的原因了。反观中国A股市场却常常跌幅巨大，甚至近期已经比希腊和意大利的股市还低迷，深陷2300点附近。中国证券市场的低迷和欧元区K线上涨国家的证券市场的“意外”平稳甚至短期走高的比较的背后有着很重要的货币政策因素。
因此，中国央行不应该一味在遭受欧债危机、产油区乱局和美国经济下行的时期一味挤压泡沫，中国有依赖出口、依赖投资、依赖房地产业之痒，但中国经济不应再使资金融通的证券市场走进寒冬，应该继续延续近来的征兆，一方面继续试点和分地区推广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一方面考虑适时微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向证券市场注入资金，降低中小微型企业的成本以找回投资者，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投资者的信心，重新盘活整个资本市场。
当然，虽然近来证券市场中的热钱游资大量流走，从欧债危机中还需要看到的是，欧盟将来可能会新发行低利率债券来偿还欧元区国家高利率旧债券，采取债务货币化方式解决危机，势必会通过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大量的流动性，加之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再次大幅度推高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如石油、矿石和粮食等，这会增加我国PPI和CPI水平，造成通胀压力，市场中相关产业的上市公司会承受成本上升的压力，国家和普通股民也可能由于储蓄被吸走降低投资股市的积极性。
这要求我国加强外汇管制，如提高进口保证金，设定资本进入规模和期限和某些用途的标准，以防止输入型、结构性和成本推动型的混合型通胀未来卷土重来，从而保护证券市场。
此外，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在欧元区得到验证，成员国实现了资本完全流动，但是固定汇率下本国货币会丧失自主性，所以一国在货币联盟中基本很难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中国是典型的以牺牲货币的流动性来保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国家，这样做当然方便维持汇率以稳定对外经济，但这也说明了其对于自由流动的资本缺乏有效的管理能力，故中国的证券市场除了以货币政策给予支持外也需要完善对资本的监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否则对增加资本流动性的努力可能事倍功半。
四、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启示及建议措施
首先，借鉴欧债危机，我国应该未雨绸缪防止我国中央和地方债务危机的出现。虽然欧债危机根本上是偿付能力的问题，我国看似暂时并不存在，但是危机起因却离不开流动性问题。而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达56843.91亿元，实际的项目建成期和借贷市场的债务偿还期有时差，这就易导致资金流动性不足问题，一旦发生，我国证券市场将出现“资金真空期“，导致市场进一步投资萧条。所以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可以试行资产证券化，同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加大信息披露，这样就可以将项目未来资金贴现，调整地方债务结构。
其次，欧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对欧盟的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9.7%，面对债务危机，欧盟各国一定会普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进口的需求大大减弱。贸易壁垒很可能重新树立起来，这样我国的对外贸易上市公司将会面临再生产和经营困难。我国应该着重在税收政策上进行改革。对于小微型企业，应在这种特殊时期继续施行税收优惠或免税政策以降低其经营成本，提高其利润，最近短期创业板的强势虽然不能掩饰其盈利下滑的风险，但意义向好。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能源、资源型上市或未上市企业都应该继续稳步推进价格放开，实行市场定价，对于资源税的征收也将有利于各种资源和能源在市场上合理高效的配置。对于出口偏向型的行业，政府能够在不违反外贸协定的前提下短期给予一定补贴，有的是生产补贴有的是价格补贴有的是教育培训及技术研发补贴，视情况而定。灵活运用自动稳定器以及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来调节经济结构，优化产业配置，促进产业升级，从而使受大环境负面影响的上市公司乃至大盘的基本资金供给能够有所保障。
再次，我国经济结构和欧盟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一样存在问题，如“三驾马车“中投资所占比重过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内需远未发动起来。最近，股市中资金有再度流向防御性品种比如食品医药、生物分子以及零售、旅游、餐饮、文化传媒等行业的趋势。酒鬼酒、江苏吴中、天舟文化等就是典型。电力等短期内热的行业也受到基金等机构资金的青睐，它们抱团取暖。这些表明证券市场和它有所能反映的实体市场都迫切要求扩大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