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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发展；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 Matlab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010. 060
[中图分类号] 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10- 0103- 04
0 引 言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教育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与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形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和创新动力，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重已保持在7%以上，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为6%以上，而我国于2012年才首次达到了全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入的低水平约束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教育投入决定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与质量，从而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果从根本上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与质量，两者为相互作用的统一体。
本文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讨了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经济与教育系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研究充分考虑了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滞后期，以中国经济增长指标与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为比较序列建立灰色关联模型，揭示了影响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指出增加教育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1 文献述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舒尔茨、贝克尔等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丹尼森完善了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强调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80年代初，我国学者展开了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均对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持肯定态度。蔡增正基于194个国家与地区的数据，考察了教育在25年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先弱、后强、最后稍有降低的趋势；贾彦东 等人以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了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差异性，得出两者的协调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
关于灰色关联分析在教育领域的研究，自1982年邓聚龙教授创立灰色系统理论以来，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教育问题的预测、评估、决策以及系统指标确定等方面。雷光龙 等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GM（1，1）预测模型，展开了对全国农村职教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并对2000年以后全国农村职教发展进行了分析预测；张文剑 等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各教育层次的规模结构、专业结构、地区结构与经济发展（GDP）的关系进行了评估及预测；项飞海、沈永跃 等均基于地区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确定指标权重进而分析各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度。本文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基于近10年来全国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以中国经济增长指标与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为比较序列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讨两者相关性问题。
2 模型确定与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是系统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对系统动态过程量化分析以计算系统诸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其实质就是比较若干数列所构成的曲线列与理想（标准）数列所构成的曲线几何形状的接近程度，几何形状越接近，其关联度越大，反之关联度就小。关联度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并且对无规律数据同样适用，不会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的情况，然而灰色关联分析仍存在需要对各项指标的最优值进行确定；部分指标最优值难以确定等难点。
灰色关联分析首先要指定系统特征序列，参考数据列常记为yj（j = 1，2，…，t），一般表示为：yj = {yj（1），yj（2），…，yj（n）}；被比较数列记为xi，一般表示为：xi = {xi（1），xi（2），…，xi（n）}，i = 1，2，…，m。
以yj（j = 1，2，…，15）为参考序列，以xi（i = 1，2，…，5）为比较序列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对于一个参考数据列yj，比较数列为xi，可用下述关系表示各比较曲线与参考曲线在各点的差：
ξi（k） = ■
ξi（k）是第k个时刻比较曲线xi与参考曲线yi的相对差值，这种形式的相对差值成为xi对yj在k时刻的关联系数。？灼为分辨系数，？灼∈[0，1]，引入它是为了减少极值对计算的影响。
若记：？驻 min = ■■yj（k） - xi（k），？驻 max = ■■yj（k） - xi（k）
则？驻 min与？驻 max分别为时刻yj与xi的最小绝对差值与最大绝对差值。从而有：
ξi（k） = ■
如果计算关联程度的数列量纲不同，要转化为无量纲。无量纲化的方法，常用的有初值化与均值化。初值化是指所有数据均用第一个数据除，即：xi′（k） = xi（k） / xi（1）；yj′（k） = yj（k） / yj（1）。然后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即是各种不同时刻的值相对于第一个时刻的值的百分比。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关系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而对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相当重视，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尽早找出存在于经济增长中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经济增上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物质方面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经济结构的改变，即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以及经济形态的变革。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国家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意味着质的变化；而经济增长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是经济效益问题，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匮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较高等；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我国人均GDP处于低谷时期，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国家和人们必须面临的挑战；资源消耗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煤电油紧张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分配不公问题，我国城乡的贫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当快，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城乡之间的差异以及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压力等原因，都会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扩大；道德建设问题，因腐败问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逃税漏税和乱收费等问题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上述情况可知，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期，而要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往往要注重内涵也就是质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正确解决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增长重在数量，而经济发展重在质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增长与发展共同构成数量与质量，结构与总量的统一；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相互促进。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经济增长是基础，经济发展是结果，离开了经济增长就不能谈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体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充分条件是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而经济发展则依据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均衡发展理论等；其次，二者的目标取向不同，经济增长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变化，而经济发展则关注的是经济的长期变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标不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总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经济发展除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外，社会个发展指标、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以及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也是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二者对于实现路径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经济增长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长中求发展，侧重于先实现经济增长，而后再谈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则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必须从发展中求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发展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
三、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途径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增长的上升期，随着市场推动力的增强逐渐形成自主的经济增长机制，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将生产力的释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来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国民经济发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环经济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从而构建出和谐的社会。
当今社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实现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真正解决经济增长背后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会议强调稳中求进，这体现了实现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只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涵有了更透彻、精准的把握，才能实现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最终实现稳中求进经济结构体制。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国民经济的增长,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产品数量和服务数量的增加。如果考虑人口因素,经济增长又按人口平均增加的产品数量和服务数量来计算。国际社会普遍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经济增长包括了三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表现为一国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在人口和商品价格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说经济增长是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最简单最明了的定义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增加。二是经济增长必须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也就是说,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或只有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才是现实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可以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技术进步的过程。三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相适应。或者说,相应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而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包括一定时期的投资量、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等。当然,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这一时期的投资量、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关系。即投资量和劳动量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所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就越多。反之亦然。
经济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持续高级化及其人均实际福利不断提高的过程。包括国民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与投入产出对比、国民生活质量和福利的改善及提高等。与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的内涵比较广泛,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国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或国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同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且稳定地增长,充分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国民财富的增加。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机制不断建全,国民福利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提高,人和各种生态环境自然、协调、和谐,社会文明、进步,并且不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完备,国民工作稳定、生活安逸、心情舒畅,享有极高的满意程度和安全感。三是各种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如人力资源的开发、使劳动者在其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得到提升。各类客体投资要素如资本、物质资源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能充分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有效地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和稳定的增长。四是经济结构科学、合理,呈现持续向高级化演进的过程,包括国民经济和企业生产的组织制度性结构、产业经济结构及其技术结构、社会产品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等。五是经济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国民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合理,财富分配充分体现社会平等,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居民个人收入及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日渐缩小,社会各领域及其国民生活呈现和谐状况,没有严重的或普遍的对抗行为和现象。六是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相适应,
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环境保护三者之间呈现良性循环与相互促进状况,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较小,并且有能力快速消除由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七是人文发展、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社会陋习在经济发展过程逐步革除,而陈旧观念则得以更新。人的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产生和形成新的人文价值观念,并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思想。八是经济运行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相适应,并在不断调整过程趋于完善。政府职能定位准确,政府行为适当、规范,对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有效、有序,并且其管理能力不断得以增强,对经济运行的调制能力、综合平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等等。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和联系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经济增长仅仅是指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或人均收入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了产品和劳务产出的增加即经济增长,还包含了伴随着由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人文质素、国民福利、劳动就业等结构的变化和进步。同时,经济增长又是一个单纯的数量概念,是从“量”的角度来衡量与评价一国经济发展状况,但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所着重研究的经济增长或其高增长率并不能真正体现和说明经济发展的真实状态,而经济发展则刚好能回答这个问题。与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和“量”相统一的综合性概念,是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反映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进程,包含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各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国民生活质量、一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状况和进步等。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说明经济发展了。因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是GDP,而GDP增长快慢的本身不能说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如,A、B两个国家都生产钢材,A国每生产1吨钢材需要投入2 吨煤作为燃料,而B国每生产1吨同样的纲材只需投入1吨煤,如果单纯从从GDP或经济增长角度来说,A国的GDP等于1吨钢材加上2吨煤,而B国的 GDP为1吨钢材加上1吨煤。从表面上看,A国的GDP或经济增长大于B国,但是实际上是A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B国。也就是说A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来推动的,而B国的经济增长则侧重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显然,B国经济发展状况远远优于A国。
虽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其区别,其侧重点及其经济学意义也不同,但两者又有其紧密的联系,经济发展既包含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发展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则内涵于经济发展之中,是经济发展的一分部份,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手段。因此,经济发展不能脱离于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而是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可见,经济发展及其过程是经济增长与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共同构成的统一体。但必须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只有那些经过质态升级和优化的经济增长,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才能带动社会和政治的整体进步。如果只是单纯依赖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无意义的,这种增长其实只是有经济增长而无经济发展罢了。
此外,经济学家们还从各个角度设计了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用于判断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如人均国民人均收入状况、一国文盲率的高低、国民平均寿命的长短、人均每天蛋白质消耗量的多少、医生在千人中的比例如何、人均能源消耗量的变化等等,极大的丰富了经济发展的思想内涵。
三、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于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因此,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首先,是制度变革。制度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的社会准则。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也提供经济激励,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增长,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内容。对于我国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化动力应该是综合性的。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等,这是经济增长动力的基本保障。
其次,是资源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劳动力资源又包涵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个方面,是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的统一,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本是劳动力大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失业人口反过来约束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劳动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同时,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要求资本的增加数量要大于人口的增加量,即实现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只有实现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才能实现人均经济产出的增加,从而实现人均国民财富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来说,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要求投入大量的资本,这时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此后,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而取代资本作用的是技术进步。但是也有许多事实证明,大凡储蓄高、资本雄厚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都是较高的。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国情,资本积累和投资仍是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推动力,只不过我国目前最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的应该是投资结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即如何优化投资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投资效率问题。 再次,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其重点是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于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说,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现在已达到80%以上。应该努力加快我国技术进步进程,通过技术进步改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为加速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效的物质基础。
因此,对我国来说,应该努力完善制度、开发资源、加速技术进步,激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虽然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但两者也不是对立或矛盾的,而是有着更多的联系,也有多种组合模式,如“高增长、高发展”、“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等。当然,最理想的就是“高增长、高发展”模式了。我们应当避开“高增长、低发展”怪圈,警惕掉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吃人陷阱,力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始终保持最佳组合,即在经济增长持续保持低耗、高效、适度、效益的基础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且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侯荣华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绝不是一日之功,而要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以外,构建价值判断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说,价值判断对其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会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为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
非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一对辩证性的词汇。在以前,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其主要目标是狭隘的经济增长,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同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陷入了“重效率而轻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进步”的误区。可见,非包容性增长经常带来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为此,包容性增长要摒弃这种错误的趋势,真正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长认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发展状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社会就很难得到很好地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保证。进一步讲,如果社会发展受到遏制,经济增长就很难保证其持续性和实效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走一条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一致的道路,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二)坚持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高数量的增长,而且指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到广大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容性增长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的福音愈发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数得到不断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这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原则。
(三)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就好比是个跳板,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福利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可以解决两者间的平衡问题,为两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则,这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贫困的减少。两者之间要想发生联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增长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伴随着包容性增长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减少,绝对贫困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因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这既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民生本位思想,也体现了包容性的内涵和真谛。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这是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本文所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一方面,社会进步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社会进步为其提供客观的条件支撑。其次,物质与精神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健康安全,还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长期与短期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包容性增长的环境下,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或利用必须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长期与短期协调发展的道路。
(五)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数量型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与它们倡导的终极关怀有着本质的联系。就数量型增长来说,其倡导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的幸福感指数会不断提高,两者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幸福感指数很高,并不一定代表着经济的增长。这两者间要产生直接的联系,还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长环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中国在践行的过程中还要实现路径的转型。具体而言,其路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总体来说,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奉行“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持久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增长模式很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首先,在内容方面,经济增长要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切实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最后,在结果方面,经济增长要满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需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营造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氛围。
(二)经济增长观念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屡次创造发展奇迹。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度不断加大,直接加速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或经济萧条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树立科学的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导。首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国奉行“先富论”。这种发展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和谐发展。在现实中,不能片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必须贯彻和落实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发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谐,也包括社会的和谐,既包括利益的和谐,也包括思想意识的和谐。
(三)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
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转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长坚持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长摒弃了这些传统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转型。包容性增长要建立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发展机制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最后,制度环境的转型。在实践中,包容性增长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依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保险、医疗、住房等各项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一般经济理论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方面，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状况不同；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转换，特别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能加速经济的增长。但对于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西方经济学者的认识是不同的。
结构主义增长理论在考察结构变量时，以新古典增长公式为起点，引入结构因素重新解释经济增长过程，其回归方程的一般式为：Gy=F（I/Y，G1，X3，Xa，Xc，Xe，Xf，Xd），其中：Gy，表示经济增长速度；I/Y表示投资同GNP的比率（资本存量）；G1表示劳动力的增长；X3表示劳动质量的度量；Xa表示劳动或资本自农业转移的质量；Xe表示出口增长的质量；Xf表示国际收支逆差的度量；Xd表示发展水平的度量。这一函数关系式所考察的解释变量除劳动和资本以外，还引入了诸如资本和劳动的再分配等结构变量，因而该函数关系式表明，结构主义经济增长函数把经济增长过程看作是一个由要素投入和结构转变共同推动的结果。从而把有关结构转变的分析以及结构转变时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被纳入到增长因素的分析框架之中，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利用这一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验证了结构变量对现代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部门的变化同总量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只有总量的高增长率才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没有总量的足够变化就会严重限制结构变化的可能性。
二、中国地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比较分析
从地区经济层次看，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同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侧面。经济增长从总体规模方面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的数量扩张，而结构变化则从部门组成方面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演进，其实质是通过结构改善来提高产业和效益水平，二者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密切联系，相互制约。
地区产业结构转换的最直接原因是地区各产业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的差异。一个地区其内部各产业增长速度差异大，结果是该地区产业结构转换快：反之，如果一个地区各产业增长速度相当，则产业结构转换较慢。因此，衡量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转换速度可以转化为如何衡量一个地区产业增长速度差异问题，为此构造如下产业结构转换系数 ，其中：Xi是i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Xi是GDP年均增长速度；Ri是i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采用几何平均数，计算各地区1978年-1998年GDP，利用上述公式计算各地区产业结构转换系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强烈正相关关系，在地域上呈东、中、西梯度减弱之势。总的说来，经济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转换速度最快，平均值为0.0724，但内部差异也最大，转换系数的标准差异为0.3646；经济增长低于全国水平的西部地区，转换速度最慢，平均值为0.0542，转换系数的标准差为0.1624，中部地区的平均值为0.0580，转换系数标准差为0.1862。
一般而言，影响产业结构演变和转换的因素有技术创新能力，需求能力，供给能力，对外贸易发展，经济政策等因素。其中，需求和技术水平是制约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的主要因素。在我国，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消费水平较高，同时城市化和经济外向化发展，也构成了产业结构转换的强大需求压力；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高，技术创新快，形成了产业结构转换的推动力，配合需求压力，从而使结构转换较大。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需求压力和技术推动相对弱，结构呈现一定的刚性。
三、地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进一步解释及政策建议
地区经济增长是一个非线形的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将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表现为高经济增长率与高结构变动率并存。
（1）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表明，经济总量增长越高的时候，产业结构变换率就越高，同样，产业结构变换率越高，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就愈加迅速。实际上，经济总量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有联系，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济中也得到了肯定性的证实。因此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控制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我国是积极有效的。
（2）经济总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态，即人力、资本、技术设备的动员及其有效配置。从中长期来看，总量依赖于结构转换，同时，总量增长必然导致结构变动。总量增长依赖于结构转变，主要体现为总量增长依赖具有高于平均增长率的新兴产业来支撑。因为原有部门产业在经历成熟期后，会遇到市场饱和与技术进步枯竭的阻碍，增长率必然日益下降，这种结构转换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实际是一种结构效应。总量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人均国民收入发生显著变动，使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就必然要求产业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结构变动对我国实际经济的贡献率将具有巨大的潜力。
【关键词】FDI 经济增长 促进 抑制
全球化的深化使得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商品、服务以及资本市场。在这种背景下，FDI作为经济全球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FDI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与国际贸易一起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近几十年来，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日益成为一国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渠道。FDI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将在此对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做出整理分析。
一、FDI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
Chenery和Strout （1966）提出的“双缺口模型”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就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论述。该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和利用外资来弥补本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本和外汇短缺，进而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双缺口模型”提出之后的几年里，一些西方学者陆续对其进行了修正，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Hirchman对“双缺口模型”所进行的改进。Hirchman（1976）在Chenery和Strout的基础上，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落后的情况作为“技术缺口”加入到“双缺口模型”中，从而形成了“三缺口模型”。Hirchman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的匮乏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缺口”，而这些缺口，尤其是“技术缺口”仅靠发展中国家自身是很难在短期内弥补的，需要从技术先进的国家引进。
在Hirchman提出“三缺口模型”后，Koizumi和Kopecky （1980）构建了国际资本长期流动模型，研究一年以上的资本流入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Romer （1990）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可以通过技术扩散引进先进技术，使本国经济获得持续、快速的增长。Caves （1974）就FDI流入对澳大利亚的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东道国的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Globeman （1979）对FDI流入对加拿大的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国内学者赵文军、于津平（2012）对FDI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研究，认为FDI的增加会促进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韩家彬、张振、李豫新（2012）回归分析了进出口和FDI对金砖五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对外贸易和FDI与金砖五国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是影响金砖五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陶权、黄汉民（2015）就贸易制度、FDI以及企业的异质性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二、FDI抑制经济增长的研究
然而，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Cardoso和Faletto （1979）通过对拉美国家引进外资对其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一方面把欠发达国家内部的一些先进经济部门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使欠发达国家内部的落后经济部门依附于先进的经济部门，总体上形成一种“殖民地内在化”的效应，无助于欠发达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只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需要。Prebisch（1988）认为，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可能会加深发展中国家内部本已存在的两极分化的问题，对内部资本积累形成严重的冲击。Haddad等（1991）通过对摩洛哥引入外资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FDI并未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Aitken等（1991，1992）对委内瑞拉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Boyd和Smith（1992）认为，由于东道国经济体不健全，贸易和金融市场等领域的价格扭曲现象普遍存在，因而，FDI将损害东道国的资源配置并减缓东道国经济增长。陈柳、刘志彪（2006）认为FDI的技术溢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在很多研究中都被高估了。何菊香、汪寿阳（201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稳定的Granger因果关系，FDl并未明显的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单方面吸引FDI的流入。
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危机;联系
对比克鲁格曼(1998)、马哈蒂尔(1998)、李石凯(2007)等学者对美国次贷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包括政府宏观政策的不当、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金融自由化、资本市场的泡沫化、监管缺位、经济增长的放缓、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微观经济基础的薄弱是近20年来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以下联系。
第一,导致美国次贷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共同因素之一既是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都采取了一些不当的宏观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运用宏观调控加速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而在诸多政策中,政府通过主动投资带动地方经济增长正是经常适用的策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应主要靠私人投资来支撑,政府公共投资只能是一种辅手段。如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不顾客观情况地盲目扩大政府投资,试图通过政府公共投资的扩张来维持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而且会留下种种隐患。而对于经济落后地区而言,私人投资往往不足,而当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一风险则难以避免。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就越高,公共投资的扩张和指令性的贷款计划几乎成为了一些地方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第二,从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而言。相关研究都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使得其更加容易出现风险。实际上,金融风险的相关理论都认为,导致金融体系自身脆弱性的原因主要就是信息缺陷的客观性与金融主体行为的不理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使得该地区市场机制的效用大大降低,进而加剧了相关的信息缺陷问题,而这完全有可能会进一步促使主体行为的非不理,从而导致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我国股市中某些股票的大起大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第三,金融自由化是引发两次金融危机的又一共同因素。而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下,政府及金融机构都有加快金融自由化的内在冲动,这也为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积累创造了条件。以我国为例,发达的东部地区希望继续保持其经济领先的地位,而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更有向上的动力,这直接导致当前全国各地关于金融支持某地方或者某行业的发展的研究不断涌现。而从实践中看,在金融深化、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相关理论的支持下,各地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都有了推动金融深化、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的愿望,而这亦有可能导致多方面的金融风险。
第四,资本市场的泡沫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下,经济领先区域很容易出现资本市场的泡沫化,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首先,由于经济领先区域相对较好的投资环境,经济落后区域的资本会持续的流入到经济领先区域,导致经济领先区域流动性的相对性过剩,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就存在中西部地区资金持续流向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情况;其次,国家“一刀切式”的宏观调控是针对全国经济情况进行的调控,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下,当国家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很容易导致经济领先区域经济的过热,进而导致资本市场的泡沫化,而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正影响着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五,监管缺位。金融监管本身就是滞后于复杂的经济现状的,现有研究表明已有的金融监管政策及方法都是在对已经爆发的金融危机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情况下引发的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企业之间过密的联系,政府对金融机构经营的过度干预都会使得这一时滞后大大加长。在我国,由于地方财政与地方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政府一直无法真正完全处于调控的位置,这无疑加大了这一风险。
第六,经济增长的放缓。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区域间产业同构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必然导致国家及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在我国,当前受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经济增长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而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内需,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几乎是不能避免的。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导致的中西部大部分人口平均收入较低问题毫无疑问是制约内需放大的重要原因。
第七,微观经济基础薄弱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下企业-政府联系机制会更加紧密,特别是对于落后地区而言,更是如此。一旦宏观经济波动,政府鞭长莫及,企业便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普遍存在只注重扩大生产规模巩固市场的垄断程度的倾向,而对科研与开发及无形资产的集中重视不够,尤其是大企业往往容易得到国家的某种扶持和优惠,并能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影响政府决策,从而损害政府对竞争的保护政策,破坏创新机制的正常运作。因此,这些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倾向,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企业大多将效益不好归咎于资金不足,而不是更多的从自身的经营管理上找原因,这更加大了这一风险产生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李忠民.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冲突问题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1).
2、宋春梅.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实证研究[J].理论探讨,2009(1).
关键词：农业经济结构；要素转移；结构优化；关联
一、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农业要素转移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经济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生要素转移效应。我国农业结构中，种植业长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现在，种植业占农业结构比重超过50%，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三者加起来不到一半。在农业的四个部门中，种植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而畜牧业和渔业较高，我国农业结构变动的过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种植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畜牧业和渔业的结构比重则持续上升，伴随着这一过程，农业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由种植业不断向林牧渔业转移，不但农业产出的量不断增长，而且农业产出的质也在不断提高。我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总体来说，要素转移效应从“质”的角度揭示了农业经济结构变动影响农业产出增长，长期来看，农业经济发展就是农业产出与农业结构都不断变动演化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产业关联是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指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连接纽带的经济结构形式。在社会化生产中，农业产业一方面依赖其他产业的投入以形成并发挥本产业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依赖于其他产业的需求关联，销售本产业的产品，投入产出联系构成产业关联的物质基础。产业关联的方式包括产品、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以及投资联系等。产业关联的类型可以分为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单向练习与多向联系；顺向联系与逆向联系。产业关联分析的是产业结构与产出增长在“量”上的联系。
为便于分析，本文主要考虑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农业各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如表1所示，下面分析产业关联对总量增长的影响。
由于结构关联水平主要是说明农业各部门之间以何种生产技术发生联系，不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形成不同水平的结构关联，此时，某一部门生产一单位产品需要从各部门投入的中间产品投入量是不同的，因此可以用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来反映结构关联水平及其变动。经济在短期内可以用高投入、高消耗得到高产出，但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长期增长，并且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因此，技术矩阵的水平高低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
结构关联以一定的技术水平为基础，也受部门关联程度的影响。这种关联程度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观反映就是部门之间中间产品的交易规模。规模越大，说明产业之间联系程度越高。随着部门之间交易范围扩大、环节增多及交易额增大，产业结构关联程度开始深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次上进行分析。从总量层次上讲，通过比较中间需求（中间需求，总产出）的相对比例的变化与产出增长的变化后发现，两者具有相关性，中间需求与总产出的比率增加较快的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这表明结构关联程度的较快深化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部门结构层次上讲，部门产出增长与部门中间使用率（中间投入，总投入）增长一致。
三、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优化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农业经济结构优化是指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合理化主要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经济的客观比例关系，调整不协调的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各部门间协调发展：高度化主要遵循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通过创新加速农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配制，促进产出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的内容主要是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农产品贸易结构的优化。
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四部门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互适应，四部门协调平衡发展，产业的结构效应能够充分发挥。农业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不断投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是自然环境在可控范围之外，本文可以合理地不做分析），而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果，合理的结构与国内、国际市场相适应，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各部门之间的关联效应能够有效的展开。因此农业结构合理化是农业经济协调增长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
农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状态发展，沿着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顺向递进演进：顺着劳动密集型农业，资本密集型农业，技术密集型农业的阶段发展。传统农业密集使用劳动，随着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大规模使用，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过程，以及单纯的农业生产转向包含农业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都是农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它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占优势的农业部门或产品。
农业产业优化能够有利于发挥产业的结构效应，深化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促进关联效应。尤其有利于发挥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即主导农业部门“不合比例增长”的作用对其他关联产业产生的影响，分为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前向效应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还存在其它的效应，如结构弹性效应、成长效应、开放效应等。
四、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区域布局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关键词：亚洲 区域经济 一体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从数量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再到结构升级的跨越，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央历来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制定了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提出两个转变：从片面追求数量、产值转到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从不计消耗、不计成本转到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通过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这一时期的转变是以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发展转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发展方针。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与外延发生深刻变化。
一、亚洲经济联合的必要性
1、亚洲面临欧洲、美洲联合后的强大竞争压力欧洲在由最初6个国家组成的“煤钢同盟”发展到今天的欧洲联盟后，不仅形成了统一市场，而且还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欧元，已经发展到了区域合作的最高水平。最近，又有10个新成员加入了欧盟；在美洲，除了已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美国又在积极组织建立包含除古巴之外所有美洲国家组成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经济一体化会对区域内成员带来收益，但由于自由贸易区与生俱来的对非成员的歧视性本质，因此，欧洲、美洲的一体化进程必然对亚洲各经济体向这两个市场的出口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目前，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即使是区域内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日本也不例外：日本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48.22%，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就占了其总出口 28.85%的比例。对美国和欧洲有如此高的出口依赖度，随着更多与亚洲国家成本类似、出口结构相同的低收入国家参与其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亚洲国家也必须加快其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以应对这些挑战。
2、亚洲联合对亚洲及全球的益处
亚洲在经济上的融合不仅有助于应对欧美在各自区域内一体化的挑战，同时还将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正如欧洲经验所证明的一样，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越紧密，其政治关系也就越加稳定。而再进一步讲，政治关系的稳定，将会在根源上保证区域内各国专心发展经济、并齐心协力应对各种突发的灾难性经济事件，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即融合仅仅以经济使是亚洲的经济一体化为最终目标，而不考虑在未来实现类似欧盟的政治一体化，那么单单在经济上的紧密合作也可以使各国受益。从当前的情况看，各国经济联系相对松散，可以说是在各主要外部出口市场进行无序的竞争。而加强区域内的联系、推动经济合作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将扩大区域内贸易，促进经济共同进步；另一方面，区域内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有助于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充分发挥，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体的产业分工，加快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内部协调，变无序竞争为有序竞争。
二、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与时机趋于成熟
“两型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它并不仅仅限于产业发展上的“节能减排治污”，而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应该进行怎样的转变？一是动力机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取向发生了转变，表现出“要素积累――集约管理――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古典经济学派提出了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新古典经济学派从生产角度对提高效率的途径给予说明，认为资源的集约使用、企业家的管理才能、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都能带来效率的提高。此后，新制度经济学家则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提出制度创新型经济增长方式，认为，健全有效的制度供给形成对利益主体有效的激励，减少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是提高效率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新经济增长学派提出知识创新型经济增长方式，认为知识的可复制性、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具有强的正外部性，对社会进步有巨大贡献。
笔者认为，集约管理、制度创新和知识自主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首先，集约化经营是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实现资源节约，提高质量效益的主要途径之一。其次，节约型经济增长必须解决资源约束与要素替代的问题。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经济发展制约由资金约束向自然资源约束转移。因此，要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应当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培养具有再生性、复制性的知识、技术、管理资源，发展知识经济，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再次，节约型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有效的制度保障。节约有两个层次，一是生产成本的节约，二是交易成本的节约。节约型社会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综合最优。随着社会进步，交易成本的节约比生产成本的节约更为重要。交易成本的最小化需要最有效的组织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最小化组织自动选择生产成本最小化。社会发展形态越高，分工越细，交易和协作的量就越大，无序会带来大量的浪费。当经济进入一体化和模块化的阶段以后，对市场规则的建立提出更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