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6 11:02:5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和繁盛的商业，它们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历史学科的主干知识，古代中国经济是历史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从题型上看，本考点的命题多数以选择题为主，特别是材料选择题，以此来考查同学们理解、比较、判断和知识迁移的能力。从内容上看，古代的手工业、商业、主要经济政策、资本主义萌芽等都是考查的重点。如近几年的江苏高考，2009年考查了灌钢法，2010年考查了水排、古代饮茶之风，2012年考查了官营手工业生产特点、唐宋时期市的变迁等内容。本文把古代中国经济概括为一项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两项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特点）。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本文由收集整理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
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著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关键词】历史课堂； 选择题； 承上启下
不知道有多少青年教师有着和我同样的困惑：如何巧妙地实现教学内容的衔接和过渡？如何顺其自然地承上启下？从而让整个课堂显得更流畅，更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为此，我进行过多次的尝试，结果都差强人意。但是，无意中我使用了一道选择题，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将片段呈现如下：
在进行《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教学时，通过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等多媒体资料，引导学生分析概括了小农经济的诸多特点。接下来，我并没有急于分析小农经济的地位和影响。而利用幻灯片展示了一道选择题：
（2012年1月宁波市高一期末21题） 谚语是民众智慧和经验的总结。下列谚语能够反映我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特点的是（ ）
A.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B. 黄牛过河各顾各
C. 苗儿出得齐，丰收不用提
D. 小满芝麻芒种谷
结合刚才的分析，同学们不仅很容易判断出答案是B，而且还对其他选项进行了辨析。但是，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接下来，我声情并茂地引述了王家范先生的一句话“中国古代一些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常误读了农村的乡野风景，为所谓的恬静而心醉如痴。”在同学们安静和期待的目光中，我进一步引导同学们思考：此处“自给自足”中的“足”究竟是什么含义？有的同学随口说出“富足”，还有的同学思考后纠正说应该是“满足”。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农民的真实生活，我随即呈现了一段史料：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
――西汉 晁错《论贵粟疏》
通过对这段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同学们对自耕农的生活有了全面的认识：常年劳累，终年无休，异常辛劳和艰苦，且承受繁重的赋税徭役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处于贫困的边缘，随时面临破产。
……
关于古代农业。早期农业生产方式经历了从刀耕火种、石器锄耕(耜耕)到铁犁牛耕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耕作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作到个体生产的变化。土地制度则经历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私有制三个发展阶段。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而精耕细作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
关于古代手工业。商周时期，手工业由官府垄断。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土地私有化和小农经济的形成，官府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形成实力雄厚、产品精美的官营手工业和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民间手工业并存的局面。民间手工业包括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国古代手工业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工艺精湛，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奴隶制经济；小农经济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一、引言
文化纬度是所有涉及到跨文化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性概念。文化纬度理论最早是由荷兰学者Hofstede建立并提出的。近四十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大量以Hofstede文化纬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涵盖社会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经济增长等领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是重要的文化维度，但到目前为止，对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纬度产生的原因的研究却很少见。为什么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衍化出了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本文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分析。
二、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
人总是要依靠别人的支持，单独一个人根本无法生活。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概率很小。所以，无论东方、西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必然的选择。
在儒教文化圈内，中国自周开始废除了奴隶制后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地缘等各种关系为基础，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以自耕农、佃农为主的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制度，并建立了“孝道”的制度安排，同时为了保障该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得以实现、深化、和扩展又建立起了刚性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文化纬度极大地适应了农业社会生产技术水平低，和劳动、土地的边际生产率递增的经济规律，从而带来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农业社会超越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东方的中国，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到1820年，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三、个人主义的经济基础
与儒教文化圈不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圈形成的并不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制度设计，而是走上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庄园经济的制度设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个人主义传统的基本思想雏形。
至少从经济发展方面讲，西方社会古代文明的制高点出现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的罗马统治时期。战争对于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罗马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生产方式。战争在给罗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给罗马人带来了廉价的人力资源。从人口结构上来看，从公元前225年到公元前43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数从440万人增加到450万人，增长了2.3%；而同期奴隶人数从60万增加到300万人，增长了400%。
之所以走上了与东方的小农经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罗马统治范围的扩张，奴隶制下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帝国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为罗马公民（不包括奴隶在内）建立个人主义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物质保障。亚里斯多德认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奴隶应该为主人劳动，使主人衣食无忧，有更多的闲暇发展文明的各种艺术，这是宇宙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奴隶制社会的经济繁荣又激励着罗马帝国继续不断的扩张，这样一来，罗马社会的奴隶制经济基础没有像中国在周代商之后慢慢消亡，并以小农经济取而代之，反而逐渐被强化为罗马帝国牢不可破的经济保障。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罗马公民的主导思想。
由于受到罗马流传下来的公民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自由民的劳动生产在道德上是被鄙视的，再加上君主、与君主实力相当的贵族和教会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得基督教文化圈内业已由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庞大生产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经济与儒家文化圈的小农经济比较起来，其发展水平则相形见绌了。经济基础和个人主义思想以及上层建筑的不匹配导致了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儒教文化圈。
一方面新大陆的殖民地的建立带来了久违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殖民者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个人的经济安全得到保障后得以继续和传播。可以说没有殖民地经济基础也就没有基督教国家的后来居上和由罗马帝国开始的个人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而真正的绝非仅保留于非奴隶的公民范围之内一般化的个人主义精神也只有到了奴隶制的废除和殖民地的独立，以及人们基于市场的信任，产业竞争力取代了武力的时代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各国对于殖民地经济基础的可靠性的坚持结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制度为保障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效率的竞争。法治化、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四、结语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集体主义是我们共同的起点。但在此之后，东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体系。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对内政体下的家族、血缘为根本的小农经济；它的自给自足式经济特点带来了自我封闭的可能，对外的殖民扩张因此也就没有了动机。而个体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农业时代是奴隶制的庄园经济，前工业化时代基督教文化圈对外殖民扩张的思想基础仍旧是罗马帝国时代就早已有之的奴隶制。而在工业时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就变成了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此时的个人主义已经一般化了，并且成为了自由、民主的基石。
纵观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会演变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整套机制安排。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摇，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化圈一定会取得与历史上同样令人敬佩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M].2009.
[2]韦伯.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M].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M].上海三联书店，1997.
作者简介：杜 纯（1996-），女，内蒙古赤峰人，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贸系2013级本科生。
黄平林（1994-），男，河北沧州人，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贸系2013级本科生。
刘 岩（1977-），男，大连民族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
1、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出现。汉代牛耕得到广泛推广。唐明曲辕犁之后，中国犁耕技术走向成熟；
2、经营方式：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需要和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3、土地制度：战国时期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政治特权或经济实力，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成为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
4、生产技术：精耕细作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的特色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摘 要 题】农村改革与发展
【关 键 词】小农经济/公共产品供给/二元结构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二元均衡”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动趋势
西方制度经济理论指出，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绩效。因此，以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效率时，必须考察特定的产权安排背景。事实上，在经营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与其特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为一种不可抑制和逆转的必然趋势。兼并者为了从土地资源中获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扩大土地规模的激励。在一定的技术生产条件下，他会选择能够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结合比例，这与资本主义中企业家行为选择存在着相似之处，就是以最佳的规模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大土地所有者会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假定技术条件是一定的），来决定租佃或雇佣劳动者的多寡，吸纳或渗出农业劳动者，产生如傅筑夫将中国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比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农业无产者，使中国的租佃关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够对租税进行极端索取，对农民残酷剥削，农民只有以此作为交换才能与土地相结合，从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鸟一样无拘无束的无产者”。［1］
这些农业无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纳，就产生了极大的生存危机。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城市工商业不够发达，农业中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没有渠道渗出，游离在生产领域边缘，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和威胁统治者生存的一个群体。因此，国家就必须担负起安置流民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国有土地平均分割，给无地农民经营。这就是均田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种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的土地制度安排。国家将国有土地平均分配给他的编户齐民，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稳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税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当国家使土地承担起这种农业失业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时，对于人地结合的比例是否为一定技术前提下的最佳规模，可能考虑的就会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小农经济时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不断扩大的应用。［3］据此，长期在我国史学界就有观点认为，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能发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近年来开始出现其他角度的分析，认为这样的经营特点造成了高效的农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赵冈就认为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较合适的经营方式。一来是农业生产所要求的最佳规模不大，二来因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的：首先，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因此监督费用会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很多。其次，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耕作的各个环节工作质量无法按规定的标准来逐一检查，各环节步骤质量的好坏，只能从最后收成的好坏多寡体现。这样一来，家庭农场因依靠家庭成员而具有可靠的激励机制，比大规模农业生产要有较大的优势。这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经营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发形成的经营方式。国家在为了安置个体家庭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袭了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将土地租给佃农，尤其是土地规模大时，也同样体现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经营的特点来。虽然在后期土地经营中出现了雇佣制，但是根据考证对于租佃制或雇佣制的选择中，雇佣制的替代与土地所有者性质与其土地规模大小虽有一定的相关性，更重要的却是来源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认为在中国，土地兼并导致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伴随的是经营规模的不断缩小，经营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业经营的“过密化”。这种特色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依靠国家的支持实现的，这种支持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稳定保持土地产权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另一方面，在农业领域中国家主动承担起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职能，也成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小农经济的保障
1.传统农业中的技术创新和信息传播
前文论及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合法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产生出大量的与土地相脱离的“自由人”。这些人的存在会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还难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产品养活过剩人口。因此，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安全，“授田与民”来达到“人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能从产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税收入，统治者对于能够提高授田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十分重视。为此，各朝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推广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新的工具，通过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来增加总的产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础上，推广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者责无旁贷的职能。
反观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史，农业技术的发明、使用和推广都深深打上了国家行为的烙印。早在汉武帝的时候，就曾在全国范围内由政府倡导新技术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广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区田制），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国推动农业生产方法的转变，从而在短期内普及了新的技术，并迅速提高了农业产量，使中国农业生产就此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
国家以完备的层级官僚体制为依托，承担起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主要责任，在客观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场形成的自发力量。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地主政权虽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现的东方专制国家，但在实行重农政策，保护小农经济时，却类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干预下的几次重要的农业耕作工具的发展推广使用，先进的耕作方法传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足以证明这种方式对于市场自发形成的传播机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证的是，在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和传播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是统治者在各区域中对农业生产负责的人，某些朝代称之为农官。据史料记载，很多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创新也多是来源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集农业生产者、技术使用者和租税收入执行者于一身，既有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兼有国家赋予的提高生产率的职责，是当时最具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传播动力和传播能力的行为主体。固然有提高国家收入的意图，但这种模式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很高的贡献率。这也可以看作是国家为了换取收入而向在国有土地上劳动者提供的一种服务。
随着国家经济控制权力被削弱和侵蚀，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这种技术创新和传播的信息体系也因之解体了。因此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再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对原有技术体系的细化和完善。相较于国家主导型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机制而言，这一阶段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的提高，更多地体现了市场化导向的特征。
2.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
小农经济细微的生产组织和广泛的地理分布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上技术变革的麻烦，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设施及运输仓储等方面产生了先天供给不足的缺陷。对于自然条件不稳定、不平衡的农业大国，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稳定的农业产出和防止因天灾引起的农业波动，统治者以其所获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会提供必须的服务。这类服务的特征是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有序的协作、计划和组织，复杂的技术和相应的大规模的劳动投入，这是国家机器所拥有和擅长的能力，可以凭借整个国家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作为支撑。
固然小农个体都可以意识到这类物品的供给对其再生产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质决定，组织一个系统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组织费用、谈判、磨擦等等）足以破灭任何一个自发的小农组织下的雄心壮志。因此在初期，这类物品的供给是完全依赖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各朝发展农业的初期，中央集权的力量最为强大时，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大投资的水利系统工程的进行。从汉武帝至三国期间，各政权都曾普遍兴修水利。这有助于我们观测国家在对经济资源控制力比较，对其“编户齐民”的授田者的经济效率既承担后果（获取所有权收益租金与税收）又负有责任（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时，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设施等有稳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长的现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给是以大规模、大系统、大协作、大投入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样的国家供给部分替代了农户个体可能需要的投入。对于经济能力弱小、缺乏应对危机和风险能力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了较高层次的生产保障，使他们比较容易在现实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这样小规模、家庭经营、简单协作、小投入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系统组织、高度分工协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相配合，宏观上减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类供给而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和经济波动，提高了农业整体产出效率和生产水平；微观上为小型家庭农业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农阶层的迅速分化，使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兼并和自由买卖的威胁下，有可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再生产，降低了自耕农阶层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国家机器上精密先进极具现代生产经营特点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细小的家庭农耕方式的简单生产单位；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中两部门的划分和两者间存在的巨大势差和隔离，他们都统一在中央集权的农业经济体系中。这两个规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高效率，维护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与技术扩散的特征相类似，我们可看到随着国家所有的土地的削减，国家“授田于民”的能力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的锐减，在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宋后），由政府规划实施的大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寥寥无几。后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设施的修复与改善。这一时期可数的较大规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灾人祸的背景下被动实施的，而且往往因为对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碍而受到相关利益阶层、豪强贵族的阻挠，最终半途而废。对原有水利设施的修修补补就成为这一阶段水利建设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和水利环境的破坏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与国家权力向地方权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财力资源各方面的转移和分化直接相关。同国家追求的经济目标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对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责任和自身利益极其关注，使区域性、小范围的水利设施建设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由于私有权（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强化和国家控制力的减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强任意兼并和圈围，个体农民自筑腾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为零乱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统始终未得到有效的改变。
这种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混乱无序导致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破坏，用现代经济学观点可以解释为“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场失灵”。徐浩在解释为何中国华北农业由先进变为落后，在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停滞和下降趋势时，认为农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农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使农民生命财产被破坏，是对农村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打击，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农业水平下降，粮食单位产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庐舍难保，水利未兴，耕凿何赖，试观历年以来土地之肥瘠，烟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贫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无过于此。”［4 ］但我们也不能小视在这一过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资兴起的意义，这是当国家财力有限却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时，逐渐发展出的一种公私合作的权宜之计。它以给予合作投资个体某种优惠政策为前提，同时投资个体往往也是当地土地所有大户，当这种合作触犯到其自身利益时，工程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由于国家势力的变动和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这种“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渐缩小的趋势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这种小农经济中个体农业经营和国家保障的“二元结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体现并加剧了传统农业经济及其经营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所替代。
参考文献
［1］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关键词： 新课改 小组合作 历史教学
小组合作学习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教学模式的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是整个学习活动的主导者，打破以往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得到肯定。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之间通过相互合作交流实现共同提高，不仅可以顺利实现学习目标，还可以培养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和素质，如团结协作能力。高中历史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实施小组合作学习呢？
一、引导学生进行精心的准备
在合作学习中，整个活动的主导者是学生，与被动地听教师讲课相比，小组合作学习留给学生发挥的空间更大，相应地，学生要在小组合作中很好地发挥，必须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为保证小组合作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活动开始前，学生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根据合作学习的内容预习课本上的相关知识，确定合理的学习目标等。例如在讲《发达的古代农业》时，笔者采用的是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而活动开始前给学生提出这样几个预习要求：第一，认真阅读教材，了解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掌握生产工具的进步表现及不同时代农业的进步表现；第二，把握整个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耕作技术的发展历程及每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第三，通过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分析，认识到封建政权对其产生的影响。通过以上一系列的预习活动，在接下来的合作学习中，学生会表现地更游刃有余。除了学生要做准备外，教师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教师的准备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对教学内容的准备，包括对教材内容的整合，多媒体课件的制作等；二是布置好合作学习的环境，如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如何进行小组分配等。
二、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
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处于学习主体地位，学生对探究内容的兴趣和进入学习的状态往往会直接影响合作学习效果。因此，在开展合作学习之前，教师要努力为学生创设一些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带领学生更好地进入学习和探究状态的情境。例如在《发达的古代农业》实施合作学习之前，笔者首先用多媒体工具为学生一一展示十二生肖的图片。图片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来，接下来笔者提问：“在十二生肖中，哪些动物与农业有一定的关系？”问题一提出，学生立刻给出答案：“牛、马、猪、羊、狗、鸡。”接下来，笔者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对当时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农业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什么联系？对于这些问题，学生显然不可能很快答上来，但这些问题却指向今天的主题，从而帮助笔者顺利地引出了课题《发达的古代农业》。由于有了多媒体工具情境的创设，学生很好地进入合作探究的议题，由此可见，这种有效情境的创设为接下来进一步合作探究奠定了知识基础和心理基础。
三、确定合理的小组合作学习主题
以学生为主体的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在实施过程中，探究问题合理确定会直接影响探究效果，一般来说，问题越具体学生的探究活动越容易深入，倘若探究的课题过于宽泛，学生的探究活动就会浮于表面，无法出成果。如在《发达的古代农业》这节课中，笔者给学生布置的第一个探究课题是农业在古代中国中的地位及其具体表现，这个探究问题相对来说提得较具体，学生在思考和回答的过程中会更有针对性，从而不容易出现偏离主题的现象。
四、引入小组竞争机制
小组合作学习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学习积极发掘学生各方面的知识和潜力，这种以小组为单位的合作学习如果恰当地引入竞争机制，往往会更好地强化合作学习目标，更有效地挖掘学生的潜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到“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这个框题时，笔者把学生分成四个学习小组，让他们分别从农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进步、耕作制度的变化和水利灌溉技术的提高四个方面进行探究，然后综合这四个方面的情况说明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处于不断成熟的过程中。这样把较大的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明确探究的方向，还可以在小组之间营造竞争的气氛，提高学生探究思考和回答的积极性。
五、注意合作学习过后的总结归纳和难点突破
以教师为主体的讲授式教学活动可以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做到系统化、逻辑化，相对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合作学习方式获得的学习成果显得比较杂乱。在合作学习活动结束后，如果教师不能及时地对学习活动的成果进行点拨总结归纳，就会使合作学习成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合作学习过后，教师一定要注意总结归纳。除此以外，每个章节都会有一些难点内容，这些内容仅仅依靠学生的合作学习往往难以有效突破，这时候，教师要对这些难点内容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讲解和突破。例如《发达的古代农业》这节内容的难点在于“小农经济”部分，在小组活动结束以后笔者从小农经济的形成、小农经济的涵义和特点、小农经济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和概括，使学生更容易掌握本节的难点。
六、实施有效的评价活动
评价行为是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评价本身就属于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而评价对学生的学习活动往往具有积极的引导和反馈作用。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的有效评价对合作学习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教师在对小组活动进行评价的时候，既不能忽略对学生个人的评价，又不能忽略对小组整体的评价，要注意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评价。通过对个人的评价可以强化个人在小组合作过程中的积极性，而对小组进行整体性的评价则有可能催化学生个人的小组荣誉感，培养学生的集体观，使得学生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和能力。
小组合作学习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模式，更符合当前新课程改革的理念，然而对广大教师来说，实施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往往会对教师提出相当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地研读新课改，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组织和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
参考文献：
[1]付振会.浅谈小组合作学习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有效开展[J].高考（综合版），2012（12）.
关键词： “学为主体” 翻转课堂 教学探索
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但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这种转变很难。2013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牵头，组成了C20慕课联盟。慕课是指英文缩写MOOC，即“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大胆地“翻转课堂”，推动教学模式的改革。
2013年12月底，我参与了由华师大慕课中心主办、杭州学军中学承办的C20慕课联盟（高中）“翻转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开设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一课的研究观摩课，尝试以“学为主体”的教学。下面我就结合自己在研讨会期间开设的公开课谈谈对“翻转课堂”的实践与反思。
一、关于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也称颠倒课堂，就是通过对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在课堂外实现在线教学并且将“作业”带入课堂，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它的核心思想就是翻转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的概念最早引自美国，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网络视频）而展开。2007年春开始，科罗拉多州林地公园高中的化学教师乔纳森·伯尔曼和亚伦·萨姆斯则进行了颠覆传统课堂的尝试。他们把结合实时讲解和PPT演示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让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把课堂的时间节省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作业的辅导。
二、教学流程的“翻转”及教学方法的改变
（一）课前准备的充分化
翻转课堂的实质就是学生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所以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在课前做了诸多准备，落实学生在课前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并对所学内容作了初步的思考。
1.微视频的制作
翻转课堂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微视频的应用，使新技术在课堂上发挥正能量，真正体现新技术的优势和对学习助力的不可替代性。本课微视频的时间是十五分钟，其设计思路和特点如下。
（1）设计思路：微视频讲述了古代中国的两个政策：重农抑商和海禁，它们实行的原因、内容、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影响。在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只能是缓慢发展，三个知识点间实际是因果关系，以此逻辑关系勾勒微视频的线索，使课本中的主干知识予以精练的呈现，为后边课堂展开有效课堂教学奠定基础。
（2）设计特点：在讲述过程中，有意识地对课本三个知识点逻辑关系进行讲解，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
在播放微视频后提出几个颇有思维含量的问题：重农抑商和海禁之间有何联系？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比明清时期东西方不同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及由此导致命运的天壤之别，你有怎样的收获和启示？把这些问题抛给学生，以待他们课前思考，为之后课堂上讨论的展开、交流的深入奠定基础。
以生动的语言将枯燥的课本内容进行有趣的呈现，调动学生继续微视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能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有恰当的、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全面的评析，关键在于学生通过学习对相关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梳理，对历史发展逻辑的分析，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因此，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对核心知识扎实而深刻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是一线教师非常重视的实践性研究课题，对此，微视频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作用。
2.预习学案的编写
学生要有学案的引领。主要目的是配合微视频的使用，使学生对于课本中的主干知识有较深刻的了解。本课的学案中主要有以下方面内容：
学习目标：（1）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2）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3）提高对外开放意识、树立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学习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培养历史分析能力。
学习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基于这一点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重农抑商、“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
情感目标：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认识到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自主预习：阅读课本找出内容：（1）重农抑商。阅读“重农抑商"，找出政策的首倡、含义、目的、影响。（2）2.海禁政策。阅读“海禁”，找出海禁政策的含义、原因、表现及影响。（3）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阅读这一子目，找出它的产生、缓慢发展的原因。
知识体系构建。
课后反思。
针对性训练（略）。
3.学生问题的收集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所提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必须对学生所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进行有效筛选，挑出有足够思维含量并且和课本主题相贴切的问题。例如在本节课的课前问题收集中，学生一共提出22个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课堂上逐一解决时间上根本不允许，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根本就是无效问题，偏离教学的主线，属于学生的突发奇想。如有学生提出古代商人屡受压迫为何不奋起反抗？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均与本课主题脱节，均属于无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下一番工夫，对这些问题进行取舍、整合，以使问题的探讨更有效。我在课前将这些问题予以整理，留下六个问题待课堂上展开讨论：①中国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②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③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④为什么明清两朝统治者无法考虑到闭关锁国的弊端？⑤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⑥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
这六个问题涵盖了课本中的三个主要知识点，其中涉及重农抑商政策的问题有三个海禁政策的有两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一个。同时，这些问题也比较有深度，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也便于之后课堂讨论的展开。
（二）课堂教学的互动化
1.学生合作学习的组织
从翻转课堂的流程看，首先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进行预习，然后课堂上进行探究，体现了学生学习的小组合作。从教师角度看，教师就是布置好任务，然后由学生进行研究探讨、合作探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教师只是任务的安排者，学生才是任务的研究者、执行者。为此，在课堂上将全班学生分为九个小组，每组六个人，由组员推举组长，负责问题讨论的记录和整理，每个问题由一至两个小组负责讨论，形成书面观点，同学间亦可以相互辩驳，思想在碰撞中产生智慧的火花。
学生是翻转课堂中的主体、主角。在小组讨论和发言中，学生思考的深入度和活跃度都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如在讨论“重农抑商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时，学生就曾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并引用《论语》中的话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明传统文化中的抑商观念；中国传统中一直存在“安土重迁”意识，这种意识对重农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学生的这些观点都颇为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又如对“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言的学生提到“小农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状态的产物，只是个体的存在，而不注重相互交流；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水平向前发展的产物，它可以推动科技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形成（如股票、证券）、抗灾能力的增强、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等”。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能有如此的认识，已经属于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教学过程中，自身真正体会到，相信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讨论的空间，一定会有更大的惊喜。
2.教师当好新角色——导师
在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更多地成为指导者而非内容的传递者。我们是在引导他们的学习，而不是指令的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并真正理解我们课程的内容。当我们在学生身边和他们一起掌握概念时，他们会以最好的行动进行回应。在学生讨论发言的过程中，我更多的是以倾听者的身份出现，在他们讨论出现困惑或分歧时予以适度的点拨。如对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者的比较，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学生在讨论和发言之后，针对这两个概念，教师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入手看两者的区别：“小农经济是将人限制在土地上，它限制人的流动和自由，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生产社会化，人的自由度增加，而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这些概念才会出现。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来看，从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是个巨大的进步。”经过教师的一番解说和提升，学生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又如对于“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这个问题，学生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很不到位，如学生仅仅将闭关锁国归结于君主个人素质，这既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又偏离问题本身。这时，教师就要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出发，论证进入工业时代需要具备的条件，使学生获得更深入的认知。由此可见，翻转课堂绝不是以视频取代老师，学生也不是在孤立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所探讨问题的引领和提升是非常关键的。
三、课后反思与教学感悟
作为翻转课堂的首次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通过课后反思发现还是有诸多不足之处，在此进行归纳整理。
（一）预习学案的设计可以更厚重些
预习学案的设计从课后学生的反馈情况看，问题的设计较为浅显，应有的深度感不够。如在对重农抑商、海禁和资本主义萌芽三个知识点的梳理时，以填空的形式对课本内容进行整理就显得思维含量不足，学生很容易在课本中就找到答案，没有真正把导学的意图体现出来，而最后留下的问题也较简单：
学习思考1：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学习思考2：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原因和危害？
这两个问题不足以引起学生深入的思考，只是对课本内容的重现而已。
（二）课堂师生的互动可以更积极些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讨论的进行，课堂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场所，对话便成为通向理解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因为，对话既表现为师生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对话，又表现为师生间诚挚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1]整节课应该说有了些翻转课的痕迹，但是可以做得更到位些。如在给学生表达的机会和权力时，还是受到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思维的影响，在某些点上教师有越俎代庖之嫌。如在学生针对农、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中，有学生提到他认为“商业是无用的，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只是进行交换，赚取中间利润而已，于国于民作用不大，国家发展有农业和手工业就足够了”时，打断学生的话语，没有对他的观点进行辩驳，而是将他的观点概括为过于绝对化，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学生在这里其实是对商业存在的必然性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出现是种历史的必然，通过讨论达到解疑、释惑这一环节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此例可以看出，教师控制课堂、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教学思维依然存在。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更放开些，让学生充分表达的观点，师生充分互动，在辩驳、讨论声中将智慧和启迪内化心间，这才是翻转课堂应该实现的教学目标。
（三）问题整合可以更到位些
从课堂操作层面看，本节课所选取的六个问题，依然不够精练，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进行全班讨论的意义不大。如第二个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和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课本中有较明显的答案或者略作思考即可解决。问题太多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课堂收尾环节的缺失：
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受到自然经济、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重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收尾的缺失，总是在完整性和对课本内容的总结方面有些缺憾，也导致在对第五、六两个非常有价值问题讨论的时间明显不足。如果将这两个问题去掉，集中精力讨论四个问题，那么在时间安排和效果方面必将大为改善。
（四）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些
目前，国外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实验的学科多为理科类课程。理科知识点明确，很多教学内容只需清楚地讲授一个概念、一道公式、一个实验，其学科特点便于翻转课堂的实施。而在文科类课程中，如历史等人文类课程，在授课过程中，会涉及多学科的内容，而且需要教师与学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情感上的沟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仅就本课而言，学生在问题中就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农经济等政治经济学术语和传统文化层面的知识，学生学习的无边界决定了教师必须调动所有的知识储备随时“关照”学生的突发奇想，这需要教师提高专业素养，更新教育观念，建立与学生共同学习成长的课堂新关系。因此，在这次翻转课堂中，我切身感受到课堂教学是否成功、有效，教师的专业引领才是源头活水。如果历史教师拥有大气磅礴的宏观视野和挖掘历史细节的专业功底，在此基础上的教学引领必然是驾轻就熟、水到渠成。“阅读与思考是一个教师需要终身完成的作业”[2]。
翻转课堂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只要是我们认准的经验，就要坚定不移地借鉴。不论怎样的改革，都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用自己的脑思考，自己的嘴说。翻转课堂，不是彻底，而是重在翻转，转为新形势下的课堂观、教师观和学生观。在课堂教学中只有教师相信学生、利用学生，最终才能发展学生、成就学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本节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摘 要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价值取向，其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价值取向的存在和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它的产生有着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 无讼 传统 法律
《礼记•礼运》里描绘的“大同”世界蕴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价值取向――“无讼”。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我们的先人对“无讼”的追求及态度并无太大的改变，这背后所隐伏的一些关于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信念，是值得探讨的。
一、“无讼”观念概述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终极目标。所谓“无讼”，也就是没有诉讼或者说不需要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者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亦即所谓的“刑措”。见于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一句话中，整句话的意思是，办理案件，我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我的目的是没有诉讼。这一观念影响了中国古代近千年的历史，亦伴随着儒家的发展而取得了特殊的地位。
二、“无讼”形成原因
任何一个传统观念的产生，都和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无讼”亦不例外。它的存在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独特的社会结构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
（一）经济因素
传统中国是以自然农业经济为经济基础的，自然农业经济即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一种高度依赖自然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的一种生产方式。在自然经济的支配下，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很少和外界有联系。而对土地的高度依赖，导致人们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聚族而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尽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活动也变得更加频繁。但是，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当人们遇到纠纷时，就会基于传统的道德习惯而不采取诉讼的方式，相反地，会选择由乡邻进行调节来解决矛盾和纠纷。
（二）政治因素
传统中国的“无讼”理念受到国家权力强有力的提倡。古代的统治者看来，诉讼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会使得人民流离失所，这样最终也会影响到其的统治。因此，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主张用礼乐道德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动用法律则是万般无奈之举。“州县官为民父母，上之宣朝廷德化，以移风易俗，下之奉朝廷法令，以劝善惩恶。……由听讼以驯至无讼，法令行而德化与之惧行矣。”由此可见，“无讼”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诉讼理念，不仅是理论上的主张，更是政治权力所要推行和维护的基本价值。
（三）文化因素
道、法、儒三家从不同的角度都有关于“无讼”思想的论述。“无讼”是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直接产物。在老子哲学里面，“道”是最高的范畴，而“道法自然”是维持和谐与幸福的关键，自然是和谐完满的。在道家的哲学背景下，“无讼”是宏观的价值取向，是和谐自然之下的人类幸福必然组成部分。
“无讼”是法家“定纷止争”的根本目的。法家强调以“法”、“术”、“势”的结合提高对社会控制的效力，强调以“轻其轻罪、重其重罪”预防或杜绝违法现象，但“杀”与“刑”只是手段，以此来达到明确解决社会纷争、预防犯罪的目的，即“以刑去刑”，“去刑”与“无讼”的根本要旨是一致的。
“无讼”是儒家“德主刑辅”的主要内容。儒家批判地吸收了道家的“天道和谐”，主张“人道”的和谐，提出通过“治礼作乐”，要求“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政治主张。统治者希望以儒学“长幼有序”的家族观念实现牢固的社会控制，以宗法家族制度的维系为宗旨，强调国是家的集合，家是国的细胞。涉“讼”的多少看作评价地方政绩优劣的标准，好“讼”之人是扰乱平稳的社会关系的“刁民”。“仁者爱人，君子无争”，“和为贵，讼则凶”，对于以乡土人情为基本生活环境的普通民众而言，没有人愿以基本生活秩序的牺牲为代价，诉诸司法。于是，“无讼”成为基本的社会心态。
（四）独特的社会结构
中国传统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家国一体化或者说家与国同构，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起源于国家的形成时代，随着宗法农业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得到加强。这种社会结构导致了国政的原型乃是家务，国法是家法的放大，国家内乱和国民争讼是加内不睦的延伸。这样，一国即如一家，处理国民争讼就像排解家庭纠纷，不适宜采用诉讼的方式。更何况，在宗法时代所提倡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居和世代毗邻的地缘关系，使得社会成员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这样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人们在纠纷或矛盾发生时，更愿意通过和解或调解的方式解决，而不是诉讼、打官司。假如动辄到公堂上打官司，就会破坏双方当事人的和谐关系。因此，传统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本身对诉讼即具有一种自然的抑制作用。
从孔子到明清时代，两千多年，人们对“无讼”的追求并没有多大变化。这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然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并受到统治阶级的追捧。现在，我们应当正确的看待它，批判的继承它。
参考文献：
[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徐忠民.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