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3 10: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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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经济和信息传播全球化为重要标志的全球化浪潮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球化弱化了文化的边界，也带来了新的冲击，如何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的定义及其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以下方面：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长期以来用于行政性、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和学界探讨中的“民族民间文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同义。
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说，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样表述多样性文化的重要性。然而，当芭比娃娃成为全世界小女孩梦寐以求的玩具时，达斡尔族的哈尼卡纸人玩偶开始渐渐“失宠”；当好莱坞的大片、NBA的球星红透亚洲时，这些国家的部分传统剧种、民间体育却面临濒危。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从经济向各个领域扩展，传统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乏保护而破败，民间艺术由于资金缺乏、保护不力而后继乏人。
新加坡新闻、通讯与艺术部部长吕德耀说，在如今的开放社会中，文化发展却面临着消极的影响。借助互联网、进口大片这些渠道，西方的理念正冲击着传统价值观。不丹内政与文化事务大臣明朱尔·多尔吉在第十一届亚洲艺术节上表示：“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我们必须全力保护好我们的身份，而保护好我们身份的唯一办法就是存续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战中，人类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了无情地破坏和残酷地摧残。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开始普遍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1954年联合国专门就“战争状态下”如何保护文化遗产，通过了一个国际性的海牙公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逐渐接纳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的国际公约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2003年10月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4月正式生效。
为了复兴各国传统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世界各国政府以各种手段和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手段和措施包括官方承认、法律保护、减免税收或提供补助等，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群体或个人给予激励，并且政府还将通过各种节日或电视宣传活动来强化保护措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103个国家作出的调查，大多数国家开始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并把它纳入到国家发展的战略之中。
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损害、破坏和不断消失的严重威胁，尤其是亚洲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威胁的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并且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陷入商业化的误区。如何有效保护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面临许多挑战。
三峡大学的陈廷亮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张磊就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濒危状况及保护和传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和消解十分严峻。时代的进步、多元文化的冲击、传承人的锐减和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财政困难与保护意识的欠缺等因素而导致的保护机制的脆弱，都在加速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与消亡。他们通过深入调查发现，湘西土家族苗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虽然很丰富，但其濒危和消失的速度是十分惊人。民族语言的濒危使湘西少数民族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或绝迹；传承人的不断减少和老龄化使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危机；工业文明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使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飞速消解；学校教育与民族民间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间存在着断层；“重申轻保”、“保护性破坏”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田青则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对民族音乐的出路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无论是民族器乐还是民族声乐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民族音乐要坚持民族化、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我们的音乐不但要和国际接轨还要和民族传统接轨。
针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提出的建议包括：一是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立法；二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现代化，要坚持整体的和谐的发展观；三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体系化；四是要关注一些重要的民族文化形式并及时抢救和保护；五是在全国各地学校教育中开设相关的课程等。中央民族大学的石亚洲就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建议：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建立土家族地区整体联动协调机制。从土家族文化整体发展的高度，建立四省市及州县联动协调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建立多层次保护机制，即政府、立法、利用、科技、分类、民间、区域保护；积极鼓励民间参与。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整个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根基、源泉和生态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根本属性，是各民族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前提条件，也是世界各民族应该得到尊重的社会观、和平观和发展观。正如《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文化的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虽然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相比，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然有相当的差距，这也是以后的研究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
关键词：分类；特点；配置法；传承
1 中国园林的分类
1.1 修正开发自然景致
利用原有的自然景致进行修正开发，开辟通行路径，布置装饰性建筑。即是自然特性占比多的园林。这其中的代表有：湖南大庸县的张家界与四川松潘县的九寨沟。这类园林又称自然风景区，由此，泰山，黄山，武夷山等风景名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也可以称为自然风景园林。
1.2 人工园林
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为满足休憩和文化生活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中国古典园林在世界上久负盛誉，这其中的代表有著名的四大名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与留园。狭义上的中国园林，单指人工园林。园林除了使用开发方式来区分种类以外，也以其他的方式进行种类区分。按占有者的身份区分：皇家园林，私家园林。按园林所处的地理位置区分：北方类型园林，南方类型园林，岭南类型园林。
2 中国园林植物的特点
园林的种类决定了园林内部所栽种植物的不同。中国传统园林中的植物栽种，主要表现出3个特征。
2.1 重视植物与环境的协调性
植物置于环境中，要求在尺度，姿态和寓意上与环境相协调。例如，北方冬天颜色单调，建筑物的颜色相对丰富，植物所承载的装点功能比例相对较小。南方冬季相对较短，建筑物颜色相对单调，植物所承载的装点功能比例相对较大。
2.2 注重植物所表现出来的动态美感
松桃竹韵，桐雨蕉霏，残荷听雨，柳廊闻莺是瞬间的动态美，而烟霞出岫，倦鸟归林，则是亘古不变的美感。历经百年沧桑而生命顽强不息的美感，通常由园林中的长青树木来承载意象如：松柏。
2.3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植物的审美寄托了人生理想与期许
野菊寓意隐士，梅花寓意老者，松柏寓意勇士，杨柳寓意怨女，牡丹寓意富贵，兰花寓意优雅，槐竹寓意忠节，植物暗示祥瑞，表现人格，承载文化。
2.4 种类丰富
中国出产的木本植物有7500多种，总数约占世界的1/3，独有的乔木有50多种，本土出产的树木种类繁多，适当加以引进，构建了中国传统园林中纷繁的植物组合特征。常见的构景植物有：山茶、丁香、石楠、油杉、杜鹃、海棠、木犀等。
3 中国园林中树木的配置法
3.1 枝叶型配置法
主要表现树的枝干与冠叶的组合，视觉上多为直线或弧线，图案相对较为复杂。
3.2 轮廓型配置法
主要表现树的外轮廓，视觉上多为线条勾画，图案简洁明快。
3.3 分枝型配置法
主要表现树的生长特点，视觉上多为弧线与直线，图案较为复杂。
3.4 质感型配置法
主要表现树木枝叶的质感，视觉上以树木叶子为主，图案较为复杂。在植物造景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4 中国园林文化性格的消失
4.1 造景植物的文化属性被忽略
在造景植物的选择上，不再侧重于植物的文化特征，而是单纯的追求视觉效果，外来植物的大量种植产生了植物与传统文化不想对称的局面。在植物的种植上，忽略个体只追求整体效果的问题突出，西方的规则式园林在中国现今园林建设中大量引用，破坏了传统中国园林的意境。
造景植物文化属性被忽略，传统园林文化受到冲击。
4.2 园林文化的形式和功能发生了变化
中国传统的园林主要以私家园林为主，面积相对较小，适合进行植物的孤植和丛植，传统的园艺布置方法并不能满足现代园林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只能采用片植的方法进行植物移栽，移栽植物的种类由此大规模减少。
4.3 栽培技术相对落后，在已有品种退化的情况下没有新品种的具体研发
作为种植大国的中国却不是培育大国，部分成品和种源严重依赖进口。盲目学习国外园林的制式，阻碍中国从传统园林模式到现代园林模式的发展，影响植物文化含义。
4.4 缺乏相关的生态和文化保护意识
园林植物文化性格保护的方法，在现代园林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中国园林植物性格的保护，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
4.5 强调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性
传统园林作文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承载着传统建筑学与传统形式美学的传承重担，让园林植物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4.6 加大中国园林植物文化性格的研究和宣传
通过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共同宣传中国园林植物文化性格的特质倾向，文化上宣传力度的扩大，可以有效的宣传中国园林植物文化的多样性与形式美。
4.7 适当的引种外来植物，提高植物的栽培技术
中国园林文化是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保护园林植物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保护了植物的多样性。
[关键词] 民族地区 公平 发展 文化多样性保护
一、公平、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保护
1.公平与公平理论
所谓公平，简单地说就是公正、合理、平等。对于公平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在《论语・季氏》中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后来，这种“均无贫”的思想被发展成为绝对平均主义。西方对公平的认识也是源远流长，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到霍布斯、卢梭、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分别从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等不同角度阐述了公平的思想。
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John Stacey Adams）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是一种关于社会的比较过程的理论。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 1921 2002）则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了公平理论。在他著名的《公正论》（1971）一书中，罗尔斯提出了社会公正的原则。作为一种激励理论，公平理论常用于经济管理。实际上，公平理论也适用于社会。如果一个群体或者说一批人感到不公平，那么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当这些矛盾和问题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2.公平、发展、与区域文化多样性保护
公平与发展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时代，公平与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公平较多地被看作社会发展目标，效率则主要是经济发展目标。人们逐渐认识到:二者同时作为人类社会这驾马车的两个轮子，共生共荣，等量并重，不可偏废。他们作为社会均衡发展的整合目标表现为双向互动的态势。
公平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同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之所以面临生存危机，是历史上诸多因素造成的，而不公平的待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平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本要求,不能从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保证文化的公平,文化多样性保护就不可能实现。就民族而言，公平有利于建立民族自觉和自尊,促进民族团结，缩小民族差距,而不公平则会伤害民族心理，激化民族矛盾,拉大民族差距;同样，文化多样性保护有利于公平的建立。保护意味着对弱势文化的扶持与倾斜,这些政策、经济和法律措施有利于提高弱势文化的地位，从而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公平。
另一方面，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又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方式。狭义的保护仅仅针对文化类型本身，重点在于某一种或几种文化要素(基因)，其结果常常是死的保护，其效果也往往是事倍功半。所谓广义的保护就是从整体上对文化生态系统加以保护。只有从整体上加以保护，才能使文化成为富有生命力的活的保护，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实现活的保护，必须依靠发展，即在发展中保护。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而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促进政治和经济的昌盛。
总之，公平与发展和保护密切相关，对一个区域的文化多样性来说，三者缺一不可。
二、乳源必背旅游兴衰的个案分析
1.必背旅游的发展过程
必背位于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的东北部，是乳源县辖镇。从自然条件来看，必背镇地处南岭山地南麓，山高谷深，层峦叠嶂，沟壑纵横，云雾缭绕，景色怡人，其山势以峻、奇、险、秀著称。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必背是乳源过山瑶的聚居地之一，是旅居美国、泰国、缅甸、老挝等海外瑶胞的发祥地。1984年，美泰瑶族代表赵剑高等四人和美国威廉・凯利国际大学语言学教授赫伯特・帕内尔博士（瑶族名字叫盘贵福）等人访问必背。美泰瑶族代表的必背之行有三个目的:一是寻根。美国瑶胞于20世纪70年代移居美国，现有瑶族人口1.7万多人。他们保留与必背瑶族相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以及传统的民族服装;二是看望中国的瑶族同胞；三是研究瑶族文字。1984年春，以著名瑶族研究专家白鸟芳郎教授为团长的日本少数民族研究团一行23人访问乳源。1984年12月，日本学者竹村卓二等人访问必背。1985年5月，美国密执安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到乳源考察瑶族音乐。1986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在香港举行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拟于会后组织与会人员赴连南和乳源考察，并在乳源闭幕。在这样的背景下，乳源县旅游局决定开发必背旅游。
1986年，乳源县旅游局积极向国家、省、市旅游局汇报美国瑶族华裔到必背寻根访祖及首届瑶族国际研讨会的活动情况，并作出可行性报告，争取资金，建成必背两层迎宾楼。1987年，韶关市旅游局拨款1万元，市政府拨款15万元，兴建了一座歌舞厅和一座公厕;国家旅游局拨款5万元，兴建了门楼、办公室、展览室、小商店等设施。1990年，县旅游局向财政借资数十万元兴建瑶山酒家。同年，必背瑶寨被广东省旅游局列为广东省四大民俗风情旅游热线之一。1991年，县旅游局和必背瑶寨旅游管理处请县民族艺术团老师、演员编导瑶族歌舞，培训了一支20多人的表演队伍。在保留“铜鼓舞”、“铙钹舞”、“草席舞”、“顶杠”、“爬刀山”、“独木行舟”等传统节目的同时，增加了吊脚楼瑶族结婚表演仪式、“打竹竿”、“闹金秋”等歌舞。以必背瑶寨为依托，乳源县主办了“穗港澳――乳源旅游业务洽谈会”。通过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进行大力推介和宣传，必背瑶寨的影响日隆。1993年2月，组织美国、新西兰等国家的15个外国人徒步穿越大瑶山旅游活动。同年，市政府投资30万元，修建了15套瑶山度假村。与此同时，瑶山酒家开业，主要提供瑶族传统美食，并有瑶族姑娘敬水酒等，受到游客欢迎。1996年，县旅游公司筹集资金10多万元，成功开发必背峡谷漂流项目。总体来说，必背瑶寨旅游起步早，发展势头良好，客源充足。然而，1997年，韶关市重点工程杨溪水库开工，由于修建水库和电站，旅游交通中断，必背瑶寨旅游逐渐沉寂下来。2002年，瑶山酒家被洪水冲垮，度假村变成了养猪场。
2.必背旅游对乳源瑶族文化的影响
必背旅游对乳源瑶族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必背旅游的开发强化了瑶族人口的民族心理，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增强了民族自信，认识到了瑶族民族文化的价值，从而激起了他们保护民族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必背旅游的发展直接促使了瑶族文化的复苏，活化了民间传统工艺，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例如刺绣，在旅游市场的带动下，许多人重又拿起了弃置很久的针线，使这一具有重大价值的手工艺术重新焕发出光彩。再如歌舞表演，其演员均非专业演员，而是由当地附近瑶族组成的一支业余演出队伍。旅游旺季是演员，旅游淡季是山民；游客来了是演员，游客走了是山民。通过表演，使瑶族的歌舞艺术得以发扬光大。这正是文化多样性保护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即：把死的艺术变成活的文化。
第三，必背旅游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门票收入以外，许多产品如腊肉、豆腐、番薯、玉米等价格上涨，一些土特产如石韭菜、冬菇、木耳、茶叶等供不应求。以茶叶为例，旅游开发时茶叶市场价每斤平均在100元以上，而旅游衰落后每斤20元左右还无人问津。按2004年茶叶产量23t计算，仅此一项，当地就损失约368万元，平均每人600多元。即使按瑶民销售价只相当于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人每年纯收入也减少200多元，每户减少近千元。
不可否认，必背旅游对社会文化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们商品观念增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市场观念取代小农意识，很难说这不是一种进步。
3.造成必背旅游终结的不公平因素
杨溪电站的开发最终导致了必背旅游的终结，这对当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其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资源上的不公平。在资源开发上，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忽视了对文化资源的开发，甚至牺牲文化资源的开发来换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乳源水力资源丰富，建国后，乳源县一直把水电工业的发展摆在区域发展的重要位置。不可否认，乳源水电的发展对于当地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水力资源开发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发生矛盾时，旅游资源被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源观的落后和发展观的短视。杨溪电站的修建不仅阻断了必背旅游的交通，而且巨大地改变了杨溪河的水面景观，使作为必背旅游之一的漂流项目遭到彻底破坏。
其次，经济上的不公平。至2004年底，乳源是广东省小水电装机容量最多、开发率最高、单列人均占有装机容量最多的一个县。然而，与许多其他地方一样，水电开发并没有使乳源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目前水电开发在经济上主要有补偿制度和分配制度。补偿主要是以有形的财产（土地、房屋、树木、设施等）和搬迁重建中的有形物耗为基础计算的，很少或没有考虑“无形”的损失，也没有考虑潜在机会的损失（即机会成本）。杨溪电站的补偿显然无法弥补必背旅游消失所带来的损失。在分配制度上，目前主要是采取“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结果造成当地居民从中得到的利益非常小。
第三，区域上的不公平。区域之间的公平原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在过去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局部的利益、为了一个地区的利益牺牲另一个地区的利益的不公平现象。在发展时我们忽略了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一个地区的利益被转嫁到了这个地区以外的地方。就乳源来说，虽然通过扶贫等各种形式有所回馈，但相对于当地的损失来说力度太小。
第四，科层上的不公平。“科层制(Bureaucracy）是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r de Gournay)在1745年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是指官员的统治。但这一名词是随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现代组织兴起的系统解释而普及的。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根源，能够使个体承认他(她)也许是无力抵抗的。在杨溪电站的修建过程中，乳源当地领导也曾经多次到市里向有关单位提出不同意见和争取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个别干部因工作需要而被调离其工作岗位。这也可以反映由于科层上的不公平，越往下，其声音越容易被淹没，基层的要求往往不被上层重视和采纳。
三、结束语
亚当斯和罗尔斯的公平理论皆强调了公平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人们也主要从社会目标上来认识公平。实际上，公平的内涵要复杂得多，例如，可持续发展要实现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代际公平。从乳源必背旅游的兴衰也可以发现，造成必背旅游终结的不公平因素至少表现在资源、经济、区域和科层等四个方面。因此，资源公平、经济公平、区域公平和科层上的公平是我国民族地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正视和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公平、发展、保护与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公平是民族地区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必然要求；而发展既是公平的具体体现，也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础和重要手段。乳源必背旅游的实例也充分说明:公平促进发展，从而有利于文化多样性保护;反之,不公平制约发展，从而也不利于文化多样性保护。从系统动态学的角度来看，公平、发展、保护与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既可以组成一个相互促进、不断放大的负反馈回路，也能够形成一个相互制约、不断衰减的正反馈回路,其中，关键在于人们的选择与行动。
参考文献:
1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的研究现状
从研究层次看，农业生物多样性可划分为遗传多样性（品种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农地景观多样性。在遗传多样性方面，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农作物品种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作物品种多样性的研究多集中在栽培作物上，特别是对农户生计具有重要作用的物种，如稻、玉米、菜豆、辣椒等，因此导致研究的作物种类相对狭小。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方法可以采用农户问卷调查，也可以采用基因组学的方法和田野作物性状调查的方法，后两种调查的方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成本较高。作物遗传多样性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它是国家种质资源调查的重要对象，农业生产中保留的种质资源不必然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由此可以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不用过多追求传统种质资源种植的面积和均匀度。国内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评估多集中在农业物种多样性。但是，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物种多样性的调查具有较高的难度。在类型上，遗产地的农业物种多样性可能包含了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等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也包含了草本、灌木、乔木等不同植被类型，农田生态系统按照作物的种类也可以分为瓜菜种植系统、果园生态系统、稻田生态系统、茶园生态系统、林下作物种植系统等等，因此增加了农业物种多样性调查的难度。另外，农业景观的斑块性特征使得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调查方法不再适用。这些复杂性造成了迄今还没有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标准。对农业物种进行调查，常见的有按照生物类群进行研究；按照用途进行研究；按照社会组织单元进行研究等。典型的做法是把农业生物多样性按用途划分为粮食作物、蔬菜、果品类、畜牧业养殖类、水产养殖类、药用类、观赏类和用材类，在该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还有森林子系统、村落子系统、梯田子系统和溪流子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在每一子系统中又区分了动物多样性、植物多样性和微生物多样性。此种方法的优点是比较简便地了解到系统存在的物种类型，但是由于农业物种多样性是由农业物种种类的数量以及均匀度决定的，物种数不能反映农业物种多样性的大小。另外，这种调查方法不能评价特有种、濒危种等农业生物类型。长期以来农业生物的栽培和管理都在农民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相关的农业生物资源也掌握在农户手中。农户之间的经济状况、生产管理方式和农业生产技术差别导致了农户管理的物种多样性的差异较大。农户管理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社区、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可以认为，农户水平的物种多样性是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和就地保护的基本单元。农田生态系统的管理强度较大，人为影响很大，采用户级水平的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方法效果更好[1]。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中，进行的多是户级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调查技术包括农户选择，样地选择，实地调查。对于物种多样性核心资料的搜集有直接关系的用词包括：土地利用阶段、土地田野类型、样区、样方、镶嵌样地、单一物种的数量、物种丰富度己取样频率。资料分析上最有关联的用词包括均匀度，物种多样性，以及相似度指数。资料分析的方法包括土地利用类型物种下相似度分析和管理多样性分析[1]。从定性到定量化的研究过程中，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计算基本都是按照自然群落植被生物多样性的计算方法，考虑自然植被群落的丰富度、均匀度和生物多样性，出现了10多种评估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指标：Margalef指数、Gleason指数、Pielou指数、PIE指数、Audair和Goff指数、Simpson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等。也有一些以指标赋权的方式把这些指数综合起来形成了物种多样性综合指数[2]。农业景观中，农田及周边的沟渠林路、灌丛、荒草地、果园、庭院等半自然生境构成的复合景观维系了全球约50%的野生濒危物种[3]。但是，国内对农田边界景观生态功能的研究还比较少。在农业文化遗产筛选标准中，农业景观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的阐释。但在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中，农业景观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农业景观被认为是农业美学景观的现象依然存在。实际上，农业景观多样性具有多种功能，景观中的自然和半自然生境的多样性有利于保护害虫天敌、促进病虫害的综合防治；传统农业景观，由森林、草地、水域等组成自然和半自然生境所占面积高，并与农田构成复合的农业景观，为生物提供更多的栖息地类型，使生境专一种和生境泛化种都能占有合适的生态位；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能够提升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和提高作物产量。不同的生境类型维系了不同生物群落类型，并且生境多样性的测量方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参照对非自然生境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可将农业景观分为点要素、线要素与面状要素。按照这种分类标准，农业生态系统中点状要素包括池塘与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等；现状要素包括道路、树篱、墙壁等；面状要素包括草地、水域、灌木林、自然林等。郭辉军等[1]把农田复杂景观的调查建立在不同土地利用阶段内进行，样地面积的确定可以综合采用最小面积法、权属边界法和标准样地面积法等。郭辉军[1]认为户级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通过归纳和总结，可以形成景观水平和社区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评价结果。实际上，农业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是不同的概念，景观多样性不是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物多样性的简单集合，尤其是在调查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上，户级水平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和景观多样性调查具有明显的区别。
2影响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因素
在多样的生态条件下，经过自然或人工选择，农业文化遗产地形成了丰富而稳定的适应性农业生物种质资源。这些农业资源与人类生产活动的关系密切，易受人类文化、民族习俗、耕作方式和经济方式等变化的冲击。在一些地区，育成品种或杂交品种不能完全适应当地的多种生态条件，原有的传统农业生物资源因此被保留下来。但在粮食需求的压力下，现代育成品种被广泛种植，传统遗传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冲击。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快速减少与农村文化多样性的丢失有关，传统作物也会因文化的传承而被保留下来，如在云南当地的节庆和婚丧嫁娶惯用老品种祭祀和庆祝。在农业多样性形成的过程中，农户是管理的基本单位，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改造者，他们的文化特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地景观和农业生态系统。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农田生态系统或农业景观中的生物多样性降低都和农业集约化的种植方式以及传统农业管理技术的消失有关。一方面，农田农地的过度开发、田块的规模化经营、乡村沟渠路面的过度硬化导致了农业半自然生境的减少或消失，世界范围内45%的稀树草原都转化为农业用地，70%的草地以及森林被开垦成农田。另一方面，农业集约化管理过程中对高产和稳产的过度追求，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导致农业景观均质化、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减低；集约化的农事管理中大量使用的农药、化肥造成农业环境质量急剧降低，直接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4]。农业的集约化经营通常导致自然生境破碎化，使得农田和般自然生境、自然生境变成相对离散化分布状态，减少了农业景观的复杂性。破碎化的自然生境不仅减少了某些物种的丰度，还会影响物种之间的关系及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农用土地向低级、简单的生态系统退化，空间异质性减少。另外，农用地闲置或撂荒均会导致某些生境类型的消失，进而会威胁生物多样性。
3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是保证我们现在以及将来能够获得和应用这些农业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相关的技术。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对其进行保护就比自然生物多样性保护要艰难得多。对于农业遗传生物资源，我国很多科研单位进行了作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和迁地保护等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多为种质资源的搜集和保存，而且局限于少数农作物的种类和品种，对半栽培、采集利用的野生物种开展的保护工作相对较少。动态保护的理念下，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还是强调就地保护。就地保护是由农户以储存的种子或繁殖材料为基础进行农业生产和管理的一个过程。目前在大部分地区，就地保护对多数传统品种、野生近缘种来说仍然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我国建立了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通过这种自然保护的形式对野生植物进行保护。但也存在缺点：第一，保护的目标物种较为单一，保护的投入相对较大；第二，除了对少数野生近缘种有效外，对栽培品种、半驯化品种等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数物种是无效的。就地保护的另一种措施就是扩大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多样性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提高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手段，例如庭园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蔬菜、观赏、药用、材用植物，被认为是野生植物的避难所，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也是野生植物向栽培植物进化的重要试验地。庭院管理者会从周边野生环境中引入半栽培植物，以较小的管理强度保护了很多的生物多样性。非作物生境或半自然生境类型，如林地、田块边缘区、草地、灌木篱墙等，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异质化空间，这些非作物生境可以作为捕食性昆虫、传粉昆虫等动物的避难所，有利于它们迁入邻近的作物生境中对害虫起到调节和控制作用[5]。因此，对农业景观重构和提质，不仅可以提升农业天敌害虫调控、水土涵养、授粉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还可以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加粮食产量的目标。国外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来保护农田边界,欧美国家就采取了很多农业景观保护的具体措施，如将少部分农田建设为保留地，用于小片林地、坑塘湿地；鼓励种植作物的多样化和种植模式的多样化，鼓励间作套种、发展农林复合经营；建立农田边界缓冲带种植；保护传粉动物、害虫天敌的栖息地和生境。2005年欧盟就开始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增加生态补贴，以生物多样性为保护目标的高价值农田占到农用地的20%。虽然我国在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进展，但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进展缓慢。在我国有一些支持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如鼓励立体种植、间套作、野生动物廊道建设、防护林建设等，但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其他方面，如缓冲带建设、带状耕作、保护性耕作、植物篱种植、植被屏障建设、农田边界建设、农田植被提升、河流缓冲带、农地灌丛管理等，还没有产生综合的农业景观保护政策。
4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议
就农业遗传多样性和农业物种多样而言，对其就地保护最基本的动力来自自我消费价值和市场价值。就经济价值而言，如果传统作物的产量及价格得到提高，市场价值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增值作用而提高，那么受到直接利益驱动下农民会主动种植传统作物。因此，允许对传统品种、半栽培种、采集和管理物种进行提高品质和产量，可能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定的作用[6]。结合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对调查出来的物种及相关的传统技术，可进行有规划地开发利用，通过建立规划区和博物馆等，发展生态旅游业，提高相关传统资源的利用，以便扩大传统农业生物资源的市场效益。就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而言，农业文化遗产地可以借助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开展以下保护措施：(1)开展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评价。需要建立综合评估农业文化遗产生物多样性特征的方法，识别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完善现有的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体系，定期获取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保护发展措施的影响；探索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和属性数据变化形成预警机制。(2)开展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建设技术示范区。在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中，强调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并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重要标准。鼓励对遗产地居民维持、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要鼓励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包括与生物多样性紧密相关的社会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研究。对于景观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区，可以在研究其维持的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示范。(3)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开展生态补贴，提高管理者、农户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和功能的认识。探索不同管理情景下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推动基于农业生物多样性长期价值的深入研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重点研究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协同，使利益相关者都能够从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受益。另外，积极探索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摘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何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环境善治是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恢复和保护的有效模式，并进一步指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和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是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环境善治；生物多样性保护；TEEB；传统生态自然观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不断演化的结果，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资源，而且在保持土壤、调节气候、维持自然平衡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支持系统。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强，地表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很多动物、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大量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刻不容缓。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Biodiversity)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总的概念，具体包括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有的学者也将景观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居世界第八位，北半球第一位。同时，中国又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原始森林长期受到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人为活动的影响，其面积以每年5000平方千米的速度减少；草原由于超载过牧、毁草开荒的影响，退化面积达870000平方千米。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不仅表现在总面积的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其结构和功能的降低或丧失使生存其中的许多物种已变成濒危种和受威胁种。高等植物中有4000～5000种受到威胁，占总种数的15%～20%。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就占156种，约为总数的1/4，形势十分严峻。生物多样性中最为重要的是物种多样性，它使每个物种在系统中不至于灭绝，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重点，每个生物都处于一条生物链的某一层次，每一种物种的绝迹，都预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消亡。
我国传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就是“堡垒式”保护，即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建立自然保护区，由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在保护区内完全禁止人类活动。后来对于保护区的划定有所发展，划定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保护区对人类开放，但是普通民众仍然没有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注入，以及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关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方面开始了诸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生物多样性规划也被提上日程，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包括省、市、县3级保护规划。同时，景观生态学被引人生物多样性的范畴之内，从基质、斑块、廊道等景观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考虑它所在的生态系统及有关生态过程，应着眼于区域、大陆尺度的生态网络，生态网络的建立将非常有利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尤其是较为脆弱的物种。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为四个方面：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学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路径方面和传统环保文化方面。
管理体制层面：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多龙治水”的问题，“多部门”管理，“多法律”规定，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与资源经营部门重叠，这种多样的“双重”身份造成了行政主权的混乱与错位，增加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难度。二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政策不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采用的是稀缺价值论与生物资源的可再生论，忽略了生态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由于对外部经济认识不足导致的价值实现方式的设计缺陷。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设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三是生计与生态割裂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保护区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当地社区居民的偷猎、过度使用资源造成的，而当地居民的这种行为最原始的驱动力就是贫困，贫困往往是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的外部驱动力，导致“贫困生物多样性破坏一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的加剧。而我国环保部门、扶贫部门及灾害管理部门“各司其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很多资源不能整合，使生计改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割裂。自然保护与生计冲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传统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法，很少考虑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社区居民利益的受损将居民和保护区推到了对立面上，导致矛盾激化，其结果往往是保护代价高，而保护的收效甚微。
经济学层面：主要缺乏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科学评估、独立评估，缺乏系统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导致决策层、管理部门、企业、媒体和公众等利益相关群体对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缺乏科学认识，进而不能科学分析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的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导致生物多样保护的投资力度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
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层面：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仍十分欠缺，研究体系单一，其研究的主体仍然是保护区管理部门的技术人员、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部门，缺乏社区、企业、NGO的合作与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有限，导致理论研究较强，可操作、可示范的模式少。而一些环境NGO和国际机构通过长期的实践取得的富有成效的保护技术，因缺乏与政府的协调沟通而得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的采纳推广。
传统环保文化层面：我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国家，绝大部分民族都具有丰富的环保文化。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北方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穆斯林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对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均发挥了非常积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环保文化无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主流化的进程和传统环保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综上所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四个层面的挑战，而要应对这些挑战，环境善治理念的采纳和普及应用是最佳选择之一。以环境“善治”理念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
环境善治（Good Environment Governance）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市场和政府角色重新认识的新的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善治”的本质是政府与公民间积极而有成效的互动与合作。环境善治包括环境制度创新、市场机制运用、科技进步、能力建设、政府与NGO、社区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各个方面。
要解决我国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的修复及保护面临的上述问题需采取如下措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
政策支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保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之后，中国成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签约国以来，制定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规划》和《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文件，并把《生物多样性与优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研究》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但这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在省及省级以下行政区域缺乏对政策的细化，许多政策的执行缺乏财政部门的财力支撑。例如，野生动物破坏庄稼的赔偿制度在绝大部分保护区得不到执行。这种缺乏跨部门合作的政策急需创制革新，需要打破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统筹管理权限至权威部门，废除“九龙治水”，提高环保部及其直属系统的执法权威和财务运作能力。除了国家重大的法律支撑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出台具体制度：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价格制度，生态环境税收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跨部门合作制度，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环保文化制度，政府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制度，政府与社区、环境NGO和企业的合作机制，政府购买环境NGO服务机制，生态移民政策，“生态民”政策，以及符合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磋商机制等。这些重大制度的确立及执行需要跨部门合作、利益楣关群体参与，并要避免“精英决策”或领导决策模式，而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理性决策模式。否则，缺乏操作性的政策其执行力将大大减弱。如尽管生态补偿政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20年左右，但到目前还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执行。这说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确立和有效执行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是巨大的，迫切需要政策创制来应对挑战、预防风险。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
TEEB是一项由八国集团联盟(G8)和五大发展中经济体发起的全球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经济效益、失去生物多样性与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的代价以及有效保护的成本”。TEEB对于决策者、企业都有莫大的影响。TEEB的首要任务是深刻认识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其次，TEEB提出，要妥善衡量，以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本。而妥善衡量的方法就是完备的指标体系，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大部分服务都没有被GDP或其他传统经济指标捕获，现有观念没有将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服务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实施国家评估，对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资本进行估值，这种评估将会对分析自然资本、其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也会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TEEB提出改善成本效益分配。这是基于环境损害的社会影响的代偿原则，即“使污染者付款”和“全成本恢复原则”。这种机制出于使负责人看到和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的经济成本，并可改变影响他们的行为动机，当然，这是基于设计稳健的制度和市场框架的基础上的。
TEEB能够使人们正确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从而促使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更好地利用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因此，只有当顶层设计部门和决策部门深刻认识到TEEB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规划、决策和考核的范畴，才能够从制度层面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
政策创制和TEEB是从机制层面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但保护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在技术创新方面，社区共管、替代性生计、耦合模式、PPP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是值得借鉴的一些技术或模式。
推行社区共管。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口对资源需要的不断增长，社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存在着对当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破坏，如何能在不破坏或少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帮助当地社区发展社会经济，使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困扰各界的一道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和组织开始从不同角度将这种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思想付诸于实践。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存在的矛盾较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利益与当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受到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所有权、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和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基于照顾双方利益的社区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CBC)策略应运而生。CBC注重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主张“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打破传统的“堡垒式”、“强制式”保护模式；同时，该模式注重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保护，通过直接的经济补助，或者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濒危物种保护工作，逐渐改变原来以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之后，YUEP模式对CBC模式进行了深化，主张先利用小额贷款改善村民的生产基础，改善其生计，其次建立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通过村民自助推举实现资源共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同时通过对小额贷款利润的运作使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发展替代性生计。替代性生计是指改变生态环境脆弱区民众的生产方式，使其原来粗狂的、以掠夺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很多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由于当地民众的贫困所致，贫困驱使他们砍伐树木，开垦林地或草地。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首先改善当地人的生计，转变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兰州大学与Oxfam及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曾经成功实施过一个替代性生计项目，即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为林缘区农户创造更多的可供选择性就业机会或创收机遇，极大地减缓了社区与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冲突，农户通过小额信贷解决了增收和生计问题，保护区的偷盗砍伐得到遏止，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的浑善达克沙地在1959年到1999年间，阳坡植被覆盖率下降了20%～30%，阴坡下降了30%～40%，这是由于当地人口的增多，导致牧民的数量急剧上升，牲畜的数量也急剧上升，过度放牧导致了浑善达克沙地的荒漠化。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以地养地”的模式，即在当地建立人工高产饲料基地，将传统的放牧改为圈养，而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成保护区。同时，调整畜牧结构，减少山羊的数量，增加牛的数量，并引进液体奶生产线、生态旅游等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这些措施，使民众由原来单纯的放牧发展为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案例说明，替代性生计满足了生态脆弱区居民的发展需求，使他们由生态的破坏者变成生态的保护者。
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兰州大学丁文广教授经过10多年的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的实施，在我国首次提出了“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该模式首次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康庄乡的清水岭村实施。清水岭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缺乏能源，农民因能源需求破坏了大面积森林和草地，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贫困一生态退化一灾害（旱灾）频发”的恶性循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丁文广带领项目团队，应用“农村参与式评估”方法，到项目村进行需求评估和项目设计，组建包括村委会成员在内的项目实施小组，通过村民大会公开选举项目分批受益户名单，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在完成需求评估之后，依据项目管理制度，组织项目实施。具体思路是，将贫困村中的贫困户按照特困户、贫困户和较好户分组，先对特困户无偿提供良种繁育母牛，生产的（母）牛犊依次滚动到贫困户和较好户。这种滚动发展模式，既保证了让最贫困的人群先受益，又照顾了条件相对好的农户，最后达到整村受益的目标。作为获得项目资助的必要条件之一，项目受益户必须每户种植至少2亩苜蓿和2亩薪炭林。项目资助方对完成项目指标的农户奖励清洁能源设施（太阳灶、沼气池、节能炉等），进一步阻止了农户对生态的破坏。为了规避旱灾风险，项目设计了压缩夏粮、扩大秋粮面积，以充分利用雨水的时空分布规律，同时，牛粪、沼液的使用减少了化肥使用量，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作物的抗旱性。该模式推动了清水岭村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并在甘肃省多个贫困社区推广示范。从该模式中提炼的主要理论为：“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中灾害风险、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三者之间具有负向耦合关系，其中，经济贫困是“灾害频发一生态退化一贫困加剧”恶性循环的外部驱动力，环境退化和灾害频发只是经济贫困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要打破生态退化、灾害频发及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需要决策部门在生态治理、灾害风险管理及扶贫领域推行“灾害风险管理一生态恢复一生计改善耦合模式”，打破部门壁垒，设计跨领域横向合作项目，推动可持续发展。
PPP（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模式。PPP模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机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贫困人口比例高、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交错分布的区域，应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不能缺少PPP模式。所以，我国政府、企业与环境NGO之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模式。环境NGO在反映公众利益诉求、推动公众主动参与和组织协调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政府行为的重要补充者和合作者；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回馈自然和社会，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义务：而政府在资金、政策、协调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是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和分配者，政府的参与对PPP模式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众多的社区是与自然环境直接接触的群体，他们既是环境资源的索取者，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没有社区的参与和合作，就无法实现保护目标；国际环保机构有许多成功的保护案例和实践，与它们开展合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PPP模式能够整合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群体的优势和资源，无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想途径。
这里只列举了4种技术，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会随着政府和公众对自然的认知程度不断深化而丰富。
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
文化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包括原住民对生物的认知、利用和保护的价值观、伦理观、人与自然和谐观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呈现多样性。归类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生态自然观：一是原始崇拜，人们往往将一些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并加以保护，这些原始崇拜在历史上都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的作用。二是以各大宗教为基础的宗教生态自然观。佛教的生态自然观以尊重一切生物为佛家的根本观念。道教中的生态自然观最大的特点便是表现在对生命的关怀上，强调要以仁爱之心来善待生命，所有的生物都处在一个相互平等的过程。伊斯兰教中的生态自然观认为要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的关系，不能过分索取，否则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无论是宗教生态自然观还是原始崇拜，都强调保护生态系统，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商业理念和商业活动的侵入及全球化和主流化的负面影响，我国各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逐渐衰弱，甚至消失。因此将民族传统文化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共同需求。中国少数民族生存的地区面临着类似的环境问题、相同的社区结构及文化基础，应用传统的少数民族生态自然观推动环保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推动人口只占中国人口8. 5%、但国土面积占比高达46%的少数民族区域的环保意义重大。当环保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环保将无需外部力量的推动。正如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可见，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生命力。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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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笔者近年对贵州黔东南地区侗族传统知识的大量调查，重点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从不同类型角度阐明了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并探讨通过保护和传承传统知识以及促进其惠益分享的方式而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一、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
文化多样性是指人类表达和组织的多样性，其中包括文化群体内部以及文化群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及其丰富多彩的民族特征，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以及在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传统知识、思想观念、技术创新、文化习俗和习惯做法等。由于传统原住民和地方社区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他们所处的环境对其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并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直接相关，因此他们通常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两方面有着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如今，这个事实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共识，而传统知识、传统技术革新与习惯做法等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提升被视为维持这些地方原住民日常生活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在对环境的适应和对生物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知识。这些传统文化和知识包含着对自然的认识、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理念和做法，是民族地区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从民族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些理念和做法是和谐人与自然、促进生态文明的精神力量和知识源泉，不仅在过去、在现在和将来都值得继承和发扬。
已有研究表明，文化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具有保护和促进作用，如傣族的贝叶文化和佛寺文化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具有积极作用。据统计，西双版纳与佛教活动密切相关植物有100种以上，91种植物在佛寺庭园中得到了保存和恢复，有效保护了植物资源和物种多样性压。彝族的图腾文化对云南紫溪山的森林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的保护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瑶族和黎族的生产方式、宗教、习惯法和文化艺术等传统知识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侗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文字可考历史。侗族现有300万人口，主要分布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自治区)毗邻地区，位于东经1080-1100，北纬25-31之间，方圆6万km。侗族聚居区气候温和，河溪众多，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具有地理特色的动植物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和土壤资源等。侗族人民千百年来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实用的传统知识及技术创新，而这些民族文化、传统知识和技术创新在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侗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
相关学者已经对侗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是仅从文化角度研究具有局限性，需要从传统利用生物资源的知识、创新和具体实践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传统知识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根据对《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8条的理解，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主要分为以下5类:(1)传统利用农业生物及遗传资源的知识;(2)传统利用药用生物资源的知识;(3)生物资源利用的传统技术创新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4)与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俗;(5)传统地理标志产品。本文将以此体系为基础，从糯禾文化、传统民族医药、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传统饮食文化和传统信仰文化等方面探讨侗族传统知识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作用。
1.糯禾文化对水稻遗传资源的保护作用
侗家人自称为糯米人。孩子出生和办满月酒，最常见的贺礼就是成熟的糯禾穗或煮好的糯米饭，亲戚朋友也会一起喝糯米甜酒，庆祝这种增人添口的喜事。男女青年结婚时，新郎家要准备大量蒸好的糯米饭装进白瓜瓢送到新娘家，侗语称送葫芦饭。新娘家收到后再分给亲戚朋友享用，以通报大家:本家姑娘已经出嫁了。老人过寿时，全寨的亲戚朋友都要送糯稻穗捆成的禾把作为寿礼，称为添粮添寿。平日里，侗家人不论是上山劳动，还是外出远行，都用饭钵、笋叶、树叶或手帕包着糯米饭当午饭。侗家人好客，也多半是使用糯米饭、糯米酒或用糯米做成的油茶招待客人;客人离开时，主人家还会送糯稻草杆包扎的糯米饭，给客人在路上或带回家食用。侗族建房，亲朋好友都会挑着糯谷、糯米酒，前来祝贺。老人寿终正寝，侗家儿女们给老人亡灵敬献的主要食品还是糯米饭和用糯禾田里的鲤鱼精制成的酸鱼。亲朋好友悼念亡灵或送葬时，手中也要拿一糯禾的稻穗，以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阴阳两界，都有糯米饭吃。侗族节日庆典、宗教祭祀活动更离不开糯米饭、糯米酒、糯米粽子、核把等传统食品。
可见，侗族人从生到死、从生产到生活都离不开糯米。侗族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糯禾文化。据相关史料记载，黔东南的香禾糯种植距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至今仍保留。正是由于糯米在生产生活和文化习俗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才使侗族聚居区仍保留着大量的糯稻品种。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杂交稻的广泛推广使得糯稻的种植面积和品种数量急剧下降，但是，截至2013年底，贵州省黎平县仍保留约50个香禾糯品种，有些村寨仍大面积持续种植。
2.传统民族医药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作用
侗族聚居区气候条件优越，植物资源极为丰富，为侗族人民维持健康提供了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据杨昌岩调查整理，侗族民间传统药用植物有866种，隶属于155科，513属。亦有相关资料记载侗族药用植物有489种，涉及150科。侗族利用植物入药的方式与中药或其他民族药用法不同，不仅药用部位有差别，而且治疗的疾病也不尽相同。例如，通过2013年在贵州黎平县的调查得知，侗医和侗族民间用竹叶花椒的叶和鱼腥草、细叶韭菜、茶油一起捣碎出汁，用刮疼板刮患处可驱除内毒;用小寸金黄的全草叶配野荞、粗叶耳草捣碎外敷可解蛇毒;用常春藤的茎叶煎服可治疗结石、高烧和疟疾;用莫头的鳞茎揉碎擦太阳穴可治疗发烧;用凹脉紫金牛根炖猪肉，可增强产妇体质，并用于治疗风湿骨痛等;这些用法与已有文献记载大不相同。此外，侗医还用紫金牛治疗妇女分娩后体内因癖血引起的腹痛，用白钩藤茎作为消炎比血和舒血活血的药物，并可与大血藤、鸡血藤和云归一起煎服治疗跌打损伤;用头花寥全草捣碎涂于患处治疗白瘫风等，这些独特用法也与现有文献记录具有较大差异。
由于侗族人民在实践中认识了植物，并发现很多植物的药用价值及其独特的治疗用途，这使得大量的野生植物资源得以保存。一些侗族村寨甚至多年来已形成保护自然和可持续利用药材的伦理和文化习俗，并通过当地社区的习惯法加以保护，这些传统知识和相关的文化习俗是保持侗族聚集区域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重要原因。
3.饮食文化习俗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
嗜酸和嗜茶是侗族人饮食文化的两大特征。在侗族食品中，酸食冠于菜肴之首，一半以上的菜肴都是酸味，几乎每家每户都置有多个酸坛，有荤酸、素酸、煮酸、腌酸之别。侗族不仅平日食酸，而且待客送礼、红白喜事、敬神祭祖等，皆不离酸。其中，腌鱼是侗家招待贵宾的珍饯，家有腌鱼以示主人勤劳而富有。制作腌鱼需要用苦菜让鱼吐净泥土污物，用米酒腌浸，再用蒸熟的凉糯米饭以及花椒面、辣椒粉、姜蒜、甜酒糟等佐料搅拌，以及用姜杆叶、粽叶、竹笋叶或禾杆草帘做鱼背，腌半年即熟，久腌亦可，三四十年其味不败。腌鱼工艺用到的糯米酒、糯米饭都是当地特有的传统香禾糯品种，配料的辣椒、花椒、姜、也均选用当地传统品种。这表明维持传统食品的制作工艺，要使用传统的原料和多样化的植物配料，客观上保护了当地传统的农作物遗传资源和其他调味植物资源。
日常生活中，许多侗族人一日三餐吃油茶。媒婆们为青年男女说亲做媒，要请双方父母吃油茶;祭祀萨神，每天要为萨神敬三次油茶，以示对萨神的敬重。侗族制作油茶的主要原料是茶叶、茶油、米花、糯米饭或糯米把等，还有虾米、猪肝、粉肠、焦豆、花生、香料等配料。制作和食用传统食品油茶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保护传统糯米品种和其他生物物种资源的过程。
此外，侗族还有血红、扁米、侗果、豆豉等多种传统食品。血红是贵州黎平县南部侗家的头等名菜，是生猪肉或熟猪肉混以猪窝血制成，其中用到的茱英、朝天椒、黄姜、高树花椒、小香桔等都是当地特有植物资源。还有，平甫地区的豆豉是将黄豆煮熟后放入坛中，加上糯米酒、盐、烤好的辣椒、五香八角叶子、烤干的香桔皮等材料拌匀后密闭发酵制成，制作豆豉用到的材料都是当地特有的香禾糯、辣椒、五香八角叶、小香桔等传统资源。
4.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
侗家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与他们周边的生物资源密切相关，表现在工具、用具、衣服制作等多方面。例如，侗家人习惯用香禾糯的稻杆做扫帚，或用其梆扫帚、扎粽子和核把等，这是因为香禾糯稻杆具有坚硬、不易折断、韧性强等优点，就地取材，方便、耐用又环保。又如侗家人创造性地利用淘米水做洗发膏，他们将香禾糯的淘米水倒桶里，放在火塘边使其发酵成酸汤，上层清液可用来煮青菜、做酸汤鱼、腌咸鸭蛋，下沉浑浊部分用作洗头膏，长年累月用酸汤洗头的侗家妇女，头发黑亮柔顺，且少有白发。
侗家人还用白瓜壳装糯米饭，丝瓜瓤洗碗。白瓜成熟晒干后，从顶部较细处切开倒出种子，将瓜内壁清理干净，就可以装糯米饭团或酸汤等，便于携带。用这种白瓜壶装糯米饭密闭性好，可保持糯米香味，几乎每家都有。贵州黎平县尚重、黄岗等地的侗家人种植八角丝瓜和糯米丝瓜等地方品种，他们将老丝瓜晒干后，取其瓤用作洗碗或过滤的工具，由于丝瓜瓤结实、耐用，虑孔较多，洗碗无需用化学产品洗涤剂。
侗族妇女擅长纺织和印染，印染包括亮布、蜡染、侗锦等，历史悠久，乾隆时期(1736- 1795年)就扬名四海。至今，侗家人仍然保持自纺、自织、自染的习惯，以身穿自制的布衣为荣，借以显示家中妇女的勤劳和手艺。侗族亮布颜色青紫亮丽，制作工艺复杂，原料繁多。需要用到蓝靛、灰碱水、薯蓖、朱砂根、栗皮、柿子皮、牛胶、蛋清、黄豆浆等原料。有些地区还在染汁中加入辣椒，使其更好地上色。利用当地特有动植物资源制成的亮布，不仅质挺色固，结实耐用，而且间接地保护了当地优异的动植物资源。
5.宗教信仰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
侗族信仰多神，崇拜自然，崇尚万物有灵，认为山水、石头、树木、花草、牛羊都是有生命和灵性的。侗家人住的木楼，吃的稻米、蔬菜、肉类等，都源自山林的动植物资源。所以，侗家人自古就有保护树木、森林、水源和动植物的朴素文明生态观，体现在对神树、天神、森林、动物的崇拜和禁忌等。
侗族各村各寨都有崇拜神树的习俗，他们视古树为神灵，寄栖着祖宗的灵魂，是庇佑村寨的力量。高大挺拔的枫树、杉树、榕树、楠木等古树，不仅可以为过往行人提供休憩和娱乐的场所，也是村寨历史发展的标志。崇拜古树需要逢年过节用新鲜公鸡肉、糯米饭和糯米酒等作为贡品祭祀古树。由于崇拜古树，黎平县茅贡乡腊洞村至今保留着被村民们崇敬如神的红豆杉(国家一级保护树种);黎平县坝寨高场的木兰科含笑属古树林，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保持最为集中的含笑天然林产侗族还有众多的动物崇拜，如鱼崇拜、蛇崇拜、牛崇拜、蛙崇拜、鸟崇拜、蜘蛛崇拜等仁项。可见正是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宗教信仰，才使这些珍稀物种保存到今。
侗族敬畏自然的禁忌有很多，如禁忌砍伐古树，禁忌破坏风水林，禁忌动用坟场的一土一木，禁忌伤害鸟类和蜘蛛，禁忌捕食青蛙和蛇等。为了确保禁忌制度的实施，当地的习惯法和乡规民约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如当地为了保护森林，实施了柴山，放牛坡，女儿出生后栽十八杉等制度。这些禁忌文化客观上对森林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甚至超过了国家法律制度对森林的保护程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保护传统知识并促进其惠益共享
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在宣言的第22项原则中提及:原住民及其社区和其他地方社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而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地支持他们的特点、文化和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次大会还通过并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该《公约》将公平公正地分享由于利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惠益作为《公约》的三大目标之一。为实现此项目标而谈判10年最终产生的《名古屋议定书》将遗传资源、衍生物和传统知识纳入惠益分享的范围，要求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使用方在获取这些资源时须得到资源提供方的事先知情同意，特别是要得到当地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并在提供方和使用方共同商定的条件下，做出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安排。《名古屋议定书》还要求各缔约国通过国家政策、立法和行政措施，确保原住民和地方社区能够享有这些权利，并参与这些过程。
《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为传统知识的利用和惠益共享开辟了开阔的前景，为保护原住民的权益提供了保障，但是，传统知识正在快速丧失和消失。传统知识是人类的重大财富，其损失不仅是地方社区的，而且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如何有效保护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然保存的生物多样性，已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传统的知识和技术由于现代技术和工具的改良或弃用而自然丧失;另一方面，因为现代化进程、快速的人口增长、新产业开发以及外来文化渗透等引起的传统知识和技术丧失和消失成为主要趋势。
此外，国际上普遍出现的生物剿窃现象，揭示了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流失现状。一些国外生物技术公司从地方社区无偿获取了珍贵的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经过生物技术的加工，开发为产品并申请专利保护，从而获取巨大利益。然而，这些利益从来没有与提供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地方社区公平分享，此种不公平现象也削弱了地方社区保护和传承传统知识的积极性。
侗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传统知识，对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发挥着关键作用。糯稻及各种蔬菜果树等地方品种和竹叶花椒、小寸金黄等药用植物虽然经济价值不大，但却是侗家人日常生活、节日庆典、宗教祭祀等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且传承至今而经久不衰。但是，侗族人口从上世纪90年代的160多万增长到现在的约300万人，随着人们的生活需求增加、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侗族文化和传统知识也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侗寨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将导致侗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的大量消失，进而也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特别是具有当地特色的糯米文化和糯稻遗传多样性的损失。
你们好，值此新年到来之际，我们相聚在郑州市动物园新落成的科普广场，共同启动2010中国动物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年，郑州市动物园科普广场落成暨虎年生肖文化节活动，心情感到格外的兴奋。
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形势非常严峻，大量的科学报道都证实了当前形势的严重性；“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表明，全球生态系统近三分之二的功能已经丧失；短短三十年间，物种的多样性平均减少了40％。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我们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他和我们人类的生存和生息密切相关，直接决定着我们人类的未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在内300多个合作伙伴，已经采取措施迎接挑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创建了“倒计时2010”——一个联合合作伙伴。2010年，各地环境保护组织将把“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活动主题，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倒计时2010”活动。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中国全力支持“2010生物多样性目标”活动在中国的开展和实现。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众多生物物种的国家之一，有着全世界近15％的哺乳动物、14％的鸟类和18％的鱼类。巨大的自然资源维持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但这些自然资源面临的威胁却与日俱增。XX年“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近3000个动植物物种生活在中国。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刻不容缓。
动物园是环境保护教育的重要窗口，近年来，郑州市动物园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保护教育活动。如科普进社区进学校活动，2010中国动物园鹤类保护年活动，科普志愿者活动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郑州市动物园已经成为河南省最重要，最大的野生动物科普教育基地，在河南省，郑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郑州市园林局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按照中国动物园协会的统一安排，郑州市动物园决定把“2010中国动物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年”活动作为2010年科普活动的重点工作之一，大力宣传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让更多的公众通过动物园这一鲜活的教育窗口，进一步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绿色环保的行动中。
在此，我谨代表郑州市园林局，对郑州市动物园“2010中国动物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年”活动的举办予以大力的支持，希望他们积极组织，力争把这一活动办的圆满，办的成功，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做出贡献。
各位来宾，2010年是农历虎年，虎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尊崇，所热爱，所歌颂的图腾形象和珍稀动物，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和我们中华民族的龙文化，凤凰文化一起，构成了我们民族的正源图腾文化。
郑州市动物园是中国动物园中圈养展出虎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动物园之一。为了让虎有一个更好的栖息繁衍生境，郑州市动物园于2010年春建成并开放了新的狮虎熊散养场。今年，东北虎繁殖喜获丰收，共繁殖了6头小东北虎。完全可以这样说，郑州市动物园，是中原地区的虎乐园。
关键词：圣境；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05-0104-03
1 概述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全球问题之一。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正在积极采取行动，以寻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护地球上的各种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因为它们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养活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保护并利用地球上的生物资源并不完全是生物学上的问题，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宗教学等众多学科。以往的管理模式通常以生产力为衡量指标，但是这个指标现今已不再适用，因为现在的社会强调的是自然资源与社会和文化相适应。在这种状况下，生态学、民族植物学以及民族生态学等学科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在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满足人类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同时已被写入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所签署的《21世纪议程》。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具有多元化的文化，而这些地区往往同时具有多姿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许多专家指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管理和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土著居民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以土著居民掌握的传统知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民族植物学以及民族生态学，一方面为研究民族传统知识、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等都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文化密切相关。文化可以看作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物质生活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源；同样，精神生活也离不开生态环境，因为美丽的生态环境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所以，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自然保护区是近现代才建立起来的。但是，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世界上的各族人民早已建立起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民间自然保护体系。所谓的“自然圣境”（sacred natural sites）就是这样的民间自然保护体系中的一类。简单来说，“自然圣境”（sacred natural sites）就是一片自然地域，它们被土著居民赋予了精神意义和信仰文化内涵；自然圣境把自然环境与人类的文化与信仰联系在一起，为自然环境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圣境是被当地居民保护起来的大片原始地域，具有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在当地的文化和及禁忌中，这些地域往往是保护村民免受灾祸的神灵的住所。通常，每一个圣境都有作为其组成部分必需的神话及传说。从生物多样性、文化、宗教及民族传统等方面来说，圣境将现今与过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圣境在全球各地都有广泛分布，并往往由当地居民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圣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在外界森林中易危的植物及动物种类在部分圣境中得到保护并存活下来，特别是一些罕见的药用植物在圣境中存量很丰富。此外，珍稀、濒危以及特有的物种往往集中在圣境中。神圣的和禁忌在促进当地居民保护植物及动物区系以及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圣境的分布
目前已报道的具有圣境分布的有亚洲、非洲、欧洲、澳洲及美国的许多地区。侯赛因报告了孟加拉国的具有丰富植被的多个圣境。
而在中国，一般情况下，每个少数民族村落附近都有公共的神山、神林等。据报道，我国云南省的众多少数民族（例如傣族、独龙族、纳西族、彝族、苗族、布朗族、哈尼族、拉祜族等）均有与“圣境”相关的传统。他们通常会将山寨周围的一些山和树林等视为禁地，同时规定要进行定期的崇拜，并制定了很多具体的禁忌措施，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地方是神灵、鬼怪或者是本民族祖先们的亡灵所栖息的地方。禁忌措施一般包括禁止翻动石头、禁止开荒种地、禁止砍伐以及禁止放牧和禁止污染水源等措施。另外，在某些规定的时间内要对这些“圣境”进行祭祀，目的是加强当地居民对这些区域的重视。研究中发现，每一个村落中往往同时拥有若干个自然圣境，而且这些区域占据的总面积也比较大。著名的如西双版纳地区的勐宋哈尼村寨，当地的“圣境”包括多种类型，例如“地母”居住的树林被称为“地母圣境”，坟山林被称为“老蹦”，分隔人界和鬼神界的树林被称为“普仓”。楚雄地区的彝族村落拥有龙树林、风水林和山神林三种圣境。除此之外，在云南的某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一种比较特殊的圣境，这些圣境反映的是当地居民对政治力量的崇拜，例如宁蒗摩梭村寨的土官林，还有西双版纳哈尼地区的sangpabawa。
3 圣境的重要性
圣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重要性已得到公认。Gadgil和Vartak等在印度中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Koloba区丛林中发现了藤本植物Entada phaseoloides仅有的一份标本。Gadgil和Chandran等在喀拉拉邦的圣境中发现一豆科藤本的新种Kunstleria keralensis，并观察到紫檀（Dipterocarpus indicus）仅限在北高止山脉的几个圣境中有分布。邹莉等2005年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香格里拉大峡谷的藏族地区的神山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分析，他们同时对处于不同保护状态下的高山松群落和云南黄果冷杉群落进行了比较，最后发现，在面积相同的样地内，非神山植物群落的群落盖度和物种数量要明显地低于神山植物群落。研究者又结合入户调查所得到的资料，分析发现香格里拉大峡谷内广泛存在的藏族神山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很有效地乡土保护体系，它们不仅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产品，从而在不经意间实现了多种生态功能。杨红等以永宁-泸沽湖地区摩梭人自然圣境中的山林自然圣境为研究对象，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即在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在传统信仰文化的维系下，人们建立了山林自然圣境，从而保留住了比较完整的自然垂直带谱。与相同植被类型对照样地相比较，圣境具有更高的生物多样性。在植物群落物种组成上更接近于原始林地。定量分析的结果还表明，圣境对植被的保护作用是比较显著的，而且这种保护作用具有明显的垂直上升效应，即海拔越高，保护作用则越明显。圣境不仅保护了大量的生物类群，同时也为生态系统的恢复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形状与大小差异很大的圣境以“斑块”的形式存在于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景观中，对维持整个农业景观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这些圣境还能够保护水源地、防止水土流失、净化空气，为动植物和微生物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环境。研究者还发现，在大多数的农村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对这些“圣境”的维护和管理。这些圣境及其周边区域保留了丰富的生物类群和物种，并且增加了景观结构的多样性，最终维持和增加了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
4 结语
综上所述，“圣境”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类比较特殊的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一样，它也与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包括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只不过它是通过各种崇拜仪式、不同的文化信仰以及有关的经济和生态过程来实现的。“圣境”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一种特殊结合。与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相比，“圣境”具有一些复杂的特征，如种类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同时其在管理方式和文化内涵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多种目标，不过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是，如何协调生物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通过对“圣境”的研究，我们发现土著居民在对“圣境”区域保护的同时，也对其中的资源进行利用，并通过乡规民俗和个人信仰来协调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这样的情况下，当地居民在保护“圣境”的过程中也能够通过获取一定的资源而从中获得利益，这就激发了土著居民参与保护“圣境”的积极性，为保护打下了基础。一方面现代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可以从“圣境”保护中吸取经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这种保护行为还比较朴素，只停留在感性的和直观的层面，缺乏系统的认识以及科学的方法，这样就不利于更好地进行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而且这一问题还比较普遍。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民族文化，这使得我们可以对民族传统文化多加利用，利用这些文化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态环境。不过，由于传统文化自身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着我们的本土文化，许多重要的传统知识开始丢失，土著居民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也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随着经济建设和乡村开发，土著居民聚居区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经济建设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冲突。因此，如何合理地保护、传承并利用传统知识，如何有效地延续传统文化，如何有效地协调民族地区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在保护、传承、弘扬和利用传统知识与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加强对它们的科学引导。最后，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促使当地的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知识相结合，相得益彰，共同促进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使当地居民从中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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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 传承
近些年来，经济的步伐所到之处，少数民族的原有文明迅速改变，人们不禁思考：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进步”，难道必然要以原住民的文化原型的变迁或同化为代价么？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将经济的步伐和民族文化保护加以整合，即在开发生经济的同时使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延续，成为目前学术界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在开发中保护
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群体一致认同，经过世世代代传承、淘汰而得以保留，至今仍为本民族共同遵守的行为范式、价值体系、民间信仰和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资源的源泉，若无民族文化，民族旅游资源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地旅游业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旅游开发中迅速脱贫，已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保护的必要性，但是由于认识还很不到位，许多旅游经营者还是把片面追求旅游规模、争取游客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破坏性开发。例如，一些珍贵文物因过度开发而遭破坏，一些传统风俗也因被过度舞台化、艺术化而失去了原有韵味和风貌。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传统文化十分脆弱，一旦遭到破坏或毁灭，就再也不可能重现。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民族旅游时，一定要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2、在保护中开发
诚然，经济开发给民族文化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坚决反对以“保护传统文化”为名来限制民族旅游业发展的行为。保护不是保守，更不是自我封闭和与世隔绝，因为这与社会经济发展主流相悖，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不相符。采用封闭式、隔离式的保护违背了少数民族人民追求富裕和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其本质是阻止民族文化的进步。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是独特性、传承性、整体性的统一体。为了充分展现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应多挖掘一些优良的、高尚的、易于教化和传播的风俗。要想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好民族文化，我们应当把能表现民族精神、民族特性、行为偏好的文化广泛传播和推广。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价值是在开发、保护、传播及其与主流文化的相互撞击与交融的辩证过程中得到体现的，所以，对民族文化资源既要合理开发利用，又要充分保护。总之，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保护性开发”的道路。
二、关于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关系的思考
1、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1.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共同需要。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陆地、水域、海洋中所有的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遗传基因和它们所构成的系统之间的丰富度、多样化、变异性和复杂性的总称。文化多样性是与生物多样性相对而言的，笔者以为，文化多样性就是指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异质化以及文化所依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完全未被侵扰的自然环境，就像世界上并不存在未被侵扰的原的文化一样，任何自然环境都承载着许多人类文明入侵的痕迹，而任何文化都打上了一定的自然环境的烙印。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各自的地域特点。文化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正是后者为人类社会和特定的生存方式以及文化的建立提供了无数的物质材料。正如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物种类型都有其生存的合理性一样，每个民族的文化也都有其生存的权利。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有机的自成体系的环境系统，像生物一样有自己平衡发展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在历史上是协同进化的统一体。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在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进程中应被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2.可持续发展是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共同追求。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一直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旅游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领域的应用。1995年，《可持续旅游发展》指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即旅游与自然、文化、环境相统一，以形成一种旅游业与经济、文化良性协同发展的模式。虽说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文化变迁等问题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旅游业的开发却强化了这些问题。旅游业的发展不仅造成民族地区环境的恶化，更使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民众的价值观受到震荡，并使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吸引力的部分面临着衰退变迁的困境。
三、关于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整合的思考
保护与开发是世界性的课题，至今没有完全成功的例子。但有效的方法，就是从的视角审视旅游活动和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民族生存方式的本质是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民族文化是在自然界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两者相互依存，自然和文化交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生存空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只能植根于本土环境，只能在体现民族氛围的地域中进行。保护民族的生存空间必须重视民族自然和文化环境的保护，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必须保护这个区域原住民的有形的、无形的文化，只有重视这一点，才可能维持一个民族长期完整的环境体系。
搞旅游开发，民族文化及其遗产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薮，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的基本吸引物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文化因素，但通常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文化或倾向，或者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倾向变化情况。
要想处理好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必须进行保护性开发。要想对民族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必须明确保护对象，并针对不同的民族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此外，还须正确分析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体系，使各主体的合力最大限度地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旅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并举―――PECC第二届国际旅游论坛综述.
[2]徐国祯.是适应，是选择[J].绿色中国，20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