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1 10: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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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方法仍旧单一，缺乏创新性。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尤其是在当今电子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各种电子产品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这种现象也引起教育模式的变化。各种网络视频教学、在线考试视频以及MOOC等教学模式等，都已经悄然进入中国，有的大学甚至走在前端已经开始投入研发等。在这种高科技时代极度发达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方式也必将改变。但目前看来，尽管各大高校的教学要求已经一改过去传统的板书式为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方式，但高校教师使用的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方法缺乏创新性。例如，大多数高校教师只会PPT制作课件和最简单的多媒体操作，至于一些多媒体演示技巧和多种风格的教学穿插使用则凤毛麟角；而且多数高校教师认为与过去的板书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了，教学注重教学内容即可，而教学模式不需要过多注重。所以整体看来教学方式仍旧单一，缺少创新性。（2）教学理念不明确。作为法学主干课之一的刑事诉讼法学，是主要介绍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诉讼过程的一门法学课程，实践性特别强。院校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虽然已经开始关注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是仍然存在培养的目的性不强、教学理念不明确的情形。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安排的播放相关刑事诉讼视频或者开展模拟法庭等相关法律实践教学，仍然存在走过场、忽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现象；其次，大多数院校法学教师在日常工作中也多注重理论研究，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司法实践的经验，日常讲授的也多是书本的理论知识，甚至很多知识、理论比较陈旧和落伍；再加上其教学缺乏真实的司法实践案例的教学资料，这种教学现状导致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仍然比较低下，对学生的实践教学也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3）教学模式改革力度不大。传统的刑事诉讼法教学多为讲授法，即老师讲授学生被动学习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模式往往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往往缺乏实践经验，学习主动性差、知识面窄、综合素质低、高分低能现象普遍。”①同时这种教学方式也忽略了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只是单纯被动地吸收知识，会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实际问题时，缺乏积极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现在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模式也做了相应改革，设计相关环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是整体看来，这些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的改革力度仍不大，实际教学仍然以灌输式教学为主，起不到真正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效果。
2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信息化时代的需求。随着信息化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科技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信息化科技也在影响着我们高校的教育教学模式。目前看来，对高校教学影响最大并且速度最快的应属于MOOC课程，单看Coursera，短短一年多，全球共有81所成员高校或机构加入这一联盟，共享386门课程，注册学生超过400万。②这是一个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各种电子产品的更新层出不穷，并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飞快的变化，在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里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各行各业都必须进行改革。并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犯罪已呈现出向智能化、科技化方向发展的特点，必将对司法工作在打击犯罪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在程序和技术手段方面。这些变革使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也必须进行改革。（2）学生就业需求。考查本院2014届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有近35%左右的人员进入公检法系统任职，③其他专业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更多一些。可见院校学生大多的工作意向是通过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进入到公检法单位工作。本文认为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的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具有宽厚的法学理论知识，以及从事法律实践相关业务的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刑事诉讼的国家专门机关有侦查、讯问、搜查等强制措施权力，作为未来的执法者，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其今后工作水平的高低，而这些又不可避免与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水平高低相关。这些都要求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要针对现实的司法实践要求进行不断改革。（3）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要求。2013年新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理念、证据制度、侦查措施等方面都进行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这对院校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也提出了新的教学要求，使院校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也必须围绕新法作适当调整，以应对实践工作的挑战。“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的理念制定的再完善，在实践中得不到好的执行，执法者不具备先进的司法理念作为指导，再好的法律也只是纸上的条条框框，对现实的司法实践一点作用也起不到。同时在实践中，机关的侦查环节又是引起社会公众高度注意的一个阶段，所以院校必须对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重视起来，并进行相应改革，才符合司法实践的现实要求。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在当前高科技信息高度发展的形势下，教育中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最佳改革途径。
3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改革途径
3.1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原则
（1）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由于刑事诉讼法本身就是一门实践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中，必须时刻强调实践教学。例如在侦查环节，学生要求学习并掌握具体的讯问、询问、搜查、扣押、强制措施等实践操作流程和技巧。当然，理论知识的掌握也很重要。对于长期工作于司法机关的人员来说，除了过硬的技术外，还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作支撑。这就要求院校在培养学生实践诉讼能力的同时也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如果一味关注学生实践水平的提高，虽然能在短时间让学生学有所用，但要是没有理论知识的支撑，会使学生形成只能解决具体的司法实践问题，却无法举一反三解决类似实践问题，也就达不到当今社会对人员要求的理论与实践兼具的复合型人才的要求。（2）正面教育原则。其实在各种现有教育中正面教育是一种常用的教育方式，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对于正面教育的要求更高于其他行业的教育。从事法学教学研究的房文翠博士曾指出法学教育的目标在于五个方面，即传授法律知识、训练和提升法律技能、养成和改善法律的思维方式、培育法律职业道德、培植法律信仰，④本文认为其中培植法律信仰非常重要，因为司法机关面对的都是一些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案件，所以教师在课堂上要本着一种尊敬法律、信任法律的客观态度，从正面宣扬法律信仰，提升其对职业的高度信任感和尊敬、使命感，热爱工作。
3.2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方式的完善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模式是187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费里斯托弗•哥伦布•兰代尔最早运用于哈佛大学的法学教育中，随后便一直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英美法系法学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模式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掌握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这使学生改被动接受教学内容为主动分析特定案例，从而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法律法规，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虽然不少高校法学教师已经在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案例不够新颖、案例教学课时安排不够。所以，在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注重案例教学的要求与目的，可采用在校园网上建立刑事诉讼法的在线视频、以及刑事诉讼法的案例题库，并且注意及时根据社会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更新案例库、合理安排案例教学学时，使其在刑事诉讼法的课堂讲授中既抓住重点，又能在课后积极进行复习，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院校刑事诉讼法的实训内容多以开展模拟法庭的方式开展。一般是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让学生分角色进行模拟法庭的形式开展，使学生在模拟法庭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理论和实践技能，以此检验学生对所学内容的了解和掌握。但单纯地开展模拟法庭作为刑事诉讼法学实训，明显低于司法实践的要求。因此，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的实践教学内容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实践要求进行，其实训内容可扩展为包括讯问、询问笔录、现场调查笔录、现场勘查笔录的制作、各种强制措施的应用以及针对审判的模拟法庭等实训，在审判中还可安排警察出庭作证等《刑事诉讼法》新增实训内容，同时针对以上各种实训，教师可采取示范或讲解等方式进行讲授，再让学生根据教学要求进行模拟实训，让学生分角色进行，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表现给出相应考核成绩，作为总成绩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单独的实训成绩。这种结合刑事诉讼实践所进行的教学训练既可让学生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也可以提高司法实践能力，达到提高其刑事诉讼法的实践要求。
3.3开拓专业视野
关键词：刑事诉讼；流程图；教学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259－02
以诉讼法为代表的程序法是现代国家法制发展的标志，是当代诉讼文明的重要体现。刑事诉讼法作为三大诉讼法之一，无论是在法律体系中，还是在现代国家法制建设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一国民主与法治发展的实际状态。刑事诉讼法是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作为程序法主要教学任务之一，如何结合司法实际、贴近学生生活，把其中的理论内化为学生的知识，是程序法教学的主要任务。为此，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尝试将“流程图教学法”运用在刑事诉讼法课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改革教学内容
刑事诉讼法这门课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法学中有关刑事程序的规定，并在总体上对有关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模式、刑事诉讼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阐释，同时关注公安司法机关及律师等进行刑事诉讼的实践。
在教学中采用流程图教学法的目的在于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探索重新整合教学内容的途径，使其更便于教学，更易于接受。为此，笔者在教学内容上主要做了如下调整。
（一）重视绪论部分的教学
纵览刑事诉讼法课程的许多不同版本的教材，绪论部分在其中所占位置并不是非常重要，它不属于本门课程的教学重点。但是，每次在新学期开始这门课的讲授时，总想起列宁的一句话：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笔者深知这门课如果讲不好就会非常枯燥，而学生对它的枯燥事先是有了解的。如，在班级问卷调查中得到学生这样的反馈：“刑事诉讼法课程包含法律法规太多，背诵枯燥、繁琐”；“诉讼法知识与司法实践联系密切，距离学生生活过远，难以理解和接受”。因此，如何引起学生对这门课的兴趣，是开这门课所必须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
在绪论部分，应重点讲好三个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学”、“学什么”和“怎么学”。“为什么学”，即为什么强调程序法的重要性以及在今后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中贯彻“程序正义”的理念。刑事诉讼法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门课程。多年的执业律师经历证明，准确地理解并适用刑事诉讼知识，是法律职业所必需具备的素质。这是在讲授“为什么学”这个问题时努力要完成的任务。
而在讲“学什么”的问题上，应结合丰富多彩的司法实践，开展案例教学，使学生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要牢记“诉讼流程”的学科精髓，这是本门课程的核心内容。
在“怎么学”这个问题上，要努力使学生明白，刑事诉讼法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式、规则性的理论，但仅仅有理论还不是目的，关键是将总结出来的理论运用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培养和锻炼法律职业素养。因此，理论联系实际是学好这门课所要运用的最好的学习方法。
（二）整合教材内容
刑事诉讼法课程涉及的内容非常宽广，包括法哲学、外国诉讼法学、法制史、部门法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并且每一部分内容都需要联系实际进行讲授，这需要大量的授课时间。但是，作为一门课程，它的授课时间总是有限的。这是一对矛盾。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门课的授课任务，并且达到最优化的效果，这是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
为此，在不改变课程的基本授课内容的前提下，对课程内容进行了适当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教学内容要精、深、新。所谓“精”，是指教学内容的安排、取舍要精，要突出重点、难点、热点，避免面面俱到；所谓“深”，就是讲授的内容要有深度，既要忠于教材，又要高于教材；所谓“新”，就是讲授的内容要有新意，能够反映本学科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方面的最新成果。
在“精、深、新”三字原则的指导下，把需要精讲、细讲的重点内容在时间上进一步膨胀，保证其能有足够的授课时间，并采用多种方式，包括录像、课件等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加深学生的印象，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效果。
限于课时的约束，在精讲、细讲重点内容的同时，把这门课程中有些和其他课程重复并已经在其他课程中讲授过的内容在授课时间上进行“瘦身”。如这门课程中的“审判制度概述”部分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课程的授课内容重复；再如“刑罚执行程序”部分和《刑法》课程中的内容也重复。对于这些重复的授课内容，在授课方法上采取“”的方式。对学生熟悉即已经学习过的内容，让其自己总结，这既节省了时间，又温故而知新。
二、优化教学手段和方式
（一）教学方式的改革
当前高校程序法课程对一些学生吸引力不大、教学效果不佳，其原因固然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影响和学生个人方面的因素存在，但与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也有很大的关系。流程图教学方法是结合程序法的学科特点，为实现教学目的和完善教学内容而采取的教学方式、手段和途径，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受教的方式。流程图教学法运用的要点是：
1.互动式教学
互动式教学模式以学生对刑事诉讼法的理论需求为出发点，以提高教学效果为落脚点，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把教学看作教师与学生之间或学生相互之间的双边活动，通过“研究性学习”，采用教师与学生双主体多向互动的原则，建立和谐、协调的师生关系，培育融洽、活跃的课堂气氛，千方百计地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运用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等多种手段引导学生思考，由浅入深，使学生对《刑事诉讼法》课产生兴趣。发掘学生的智力性因素和非智力性因素，运用学生天然的“向师性”特点，吸引学生好学、乐学、勤学和独力思考。
2.多媒体演示教学
刑事诉讼法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刑事诉讼法课程的教学手段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就是教学手段创新的一种方式。
运用多媒体演示表现刑事诉讼流程是最为直观、形象的。这一教学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信息表达方式的丰富性、主动性及其功能的多样化，其中音像资料能形象生动地反映刑事诉讼程序各个阶段的特点和发展脉络；而将文字、图片、声音链接为一个有机整体，制作成内容翔实、生动具体的教学课件，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多媒体教学使学生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有了立体感和直观感，有利于理论在学生头脑中留下更深的印象，同时也为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更好地推动刑事诉讼法课教学的进行。
三、流程图教学法的实施效果
（一）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法课程主要采用“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很容易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影响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所以，课堂教学方式要多样化，采取课堂提问、旁听审判、辩论、模拟庭审、案例教学等方法进行教学，以增强教学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潜能
流程图教学法突出了学生的个性和独立性。大学阶段是每个学生个性和独立性充分展示的阶段，大家非常希望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全面、充分而自由的发展。流程图教学模式更强调学生的独立自主，符合学生个性与独立性发展的要求，给他们提供了表现的舞台，学生们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自己的特长与才华。
（三）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能力
流程图教学法突出了发展性。发掘了学生的潜能，任何人生来都有一定的潜能，甚至优秀的潜能，如生理潜能、道德潜能、学习潜能等。流程图教学模式强调由老师引导，学生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自信心不足甚至连自己能力都不相信的学生也惊诧于自己的进步。
“流程图教学法”强调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提倡“探究型学习”和“互动式教学”。教师根据课程的具体内容和学生已有的水平，因势利导、按需帮助。只有在学生努力思考却想不明白、努力去探索却行不通的时候，教师才提供相应的帮助，或讲解，或点拨，或组织讨论，或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做到学生需要什么，教师就提供什么。因此，学生要发挥潜能，开拓思维，自己去搜集、整理、分析相关资料信息，通过讨论、辩论和总结等的研究、探索过程来解决问题。这一教学过程启发了学生主动去研究、主动探索，教师通过精心地策划与设计整个教学活动，构建了开放式的法学教育课堂。
参考文献：
[1] 欧阳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流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关键词]：超期羁押有罪推定司法救济预防机制
一、超期羁押问题的现状
有这样二则案例：广西玉林市的谢洪武在“无卷宗、无罪名、无判决”的情况下，被当地公安部门自1974年6月至2002年10月超期羁押了28年，详见《文摘报》2003年6月8日第三版；四川自贡监狱刑满人员杨宗华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样精神障碍而被家属拒绝接收，结果被迫滞留在监狱，从1987年至2003年被监狱超期羁押了16年，详见四川在线网2003年4月14日讯。
沈家本曾言：“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如上述二则案例一样，超期羁押既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也是我国当前羁押制度的瓶颈之一[1]，其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更是引起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2]，全面地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科学合理地提出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诉讼法方面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笔者根据高检院的指示精神，结合当前“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教育活动，从分析超期羁押的主、客观原因入手，力求探索和深化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预防对策和救济途径。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其主要包括：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论文百事通超期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滥用，其本身具有违法性、侵权性、渎职性和社会危害性。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它的存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各种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说来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在因素：司法机关、执法者的执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是的深层次和内在原因。
1、“有罪推定”思想根深蒂固。有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首先假定被羁押人是有罪的，如果被羁押人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确凿证据来，我们就推定其是有罪的。由于这种思想的潜意识作用，当司法人员不能足以证明被羁押人有罪的情况下，便以种种借口和托词对被羁押人进行羁押，甚至借用“补充侦查”为名义进行超期羁押。
2、“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严重。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上重视依法办事，而在诉讼程序上则掉以轻心。有的司法人员过分强调法的实体价值而忽视了法的程序价值，仅看到法的特殊教育功能而放弃了法的一般教育功能，造成“重惩罚、轻保障，重打击、轻维权”。
3、“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3]。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私利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赞赏和媒体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时，便不得以用种种借口超期羁押。
4、人权观念谈薄。人权是当今社会民主、法制的首要保护的主题，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我们的个别司法人员在这方面恰恰相当薄弱，认为关的都是罪人，多关一天无所谓，所以直接导致该移送的移送不了，该结的案结不了，该进入执行程序的进入不了。新晨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外在因素：是我国之所以产生大量超期羁押现象的必然性、“合法”性原因。
关键词：立案监督；特征；内容；一般程序；存在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l―7740(2010)03―0145―03
刑事立案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它与刑事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刑事执行监督共同构成了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体系，对维护社会主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等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实践中，由于立案监督的范围、监督线索的来源、监督职能的行使、监督措施强制性等弊端的困扰，导致监督效果不佳。本文试从刑事立案监督的特征、内容、范围、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等方面进行理论和实践分析，以期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对今后工作有所裨益。
一、我国刑事立案监督的特征
1.首先表现为刑事立案监督是一种司法救济程序，而不是刑事立案程序必经的法定监督。刑事立案主体依法享有刑事立案权，但这种权力是附有条件的，必须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运作，当出现刑事立案活动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时，这种权力将受到刑事立案监督权的制约，检察机关将依法提供司法救济。
2.从刑事立案监督的目的来看，是为了纠正刑事立案主体在刑事立案活动中的司法不公现象，确保刑事立案活动正确合法地进行，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正当权利，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地实施。
3.刑事立案监督具有强制性。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和《通知立案书》具有强制性和确定性，不得复议，刑事立案主体必须按要求及时履行职责，否则即为违法。
4.刑事立案监督既包括依据刑事实体法进行的实体监督，又包括依据刑事程序法进行的程序监督。其实体监督主要是对刑事立案条件等的法律监督；其程序监督主要是对刑事立案程序是否规范以及管辖等的法律监督。
二、刑事立案监督的内容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87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的内容是：
1.依法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是否立案侦查。即符合《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86条规定之情形，公安机关均应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对其所发现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或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检察机关依法对此予以审查和监督。
2.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除了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和自诉案件，其他刑事案件均由公安机关直接受理。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越权立案的违法情形。
3.不符合法定立案条件不应当立案，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的，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予以纠正。
三、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司法中的实际操作，目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不报不立的案件。所谓“不报不立”，就是刑事立案主体已经发现并掌握了犯罪事实，本该立案，但由于缺乏控告、举报等材料而不立案。(2)不破不立的案件。所谓“不破不立”，是指刑事立案主体对案情复杂，一时难以侦破的案件，不立案就开展侦查，待破了案再补立案手续。这种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3)应立而不立的案件。所谓“应立而不立”，是指刑事立案主体对符合法定立案条件的案件故意不予以立案或者以罚代刑、以劳代刑等。这种故意往往出于执法人员权钱交易、、等原因，是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重点。此外，刑事立案监督的内容应当不仅局限于对是否立案的法律监督，还包括对刑事立案程序是否规范以及立案和不立案的决定是否合法等相关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
四、刑事立案监督的一般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进行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般是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的受理――要求刑事立案主体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认为刑事立案主体说明的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时通知刑事立案主体立案侦查――对有刑事立案侦查权的案件审查决定直接立案侦查――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与审查。
具体说来，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的受理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积极的，即人民检察院在具体办理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案件时，受理公民、组织的报案、举报时以及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由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经过调查、核实有关证据材料，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七日内书面说明不立案理由。经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在收到人民检察院《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七日内应当将说明情况书面答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通知立案书》，公安机关应当在《通知立案书》发出后十五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第二种情况是消极的，即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作出不立案决定，被害人不服，要求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为此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由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申诉部门受理，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拒绝。人民检察院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必要的调查后，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审查批捕部门办理。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说明的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方式和时间与前一种情况相同。如果人民检察院审查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认为确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条件，应当…控告申诉部门在十日内将不立案的理由和根据告知被害人，并做好解释和说服工作。五、我国刑事立案监督存在的问题
1.立案监督的范围不明确。从主体上说，我国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仅限于公安机关，而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及其他具有一定刑事立案权的主体都不属于立案监督的范围。从范围上讲，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而对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情形以及立案后又撤销或者另作劳动教养、治安处罚等情形都没有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
2.立案监督线索来源渠道狭窄。虽然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但是对于检察机关如何获得立案监督的信 息却缺乏明确的规定。目前，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线索来源主要集中在当事人举报、申诉及各机关部分的移送，线索相对狭窄。这就造成了很多应当立案监督的案件无法进入立案监督程序。
3.立案监督缺乏保障机制，效果不好。对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有些公安机关或人员存在抵触情绪，从而不愿意配合甚至消极抵触，导致存在着有案不立、有案不移的现象。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权威性和不可违反性，但是由于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实际上是一种“软权”，法律对如何保障公安机关接受监督缺乏相应的强制手段和处罚措施，因此很难达到监督效果。
4.监督职能分离。规则第373条规定了立案监督职能分别由侦查监督部门和控告申诉部门行使，使得将本该由一个专门部门行使的独立职能人为地割裂开来，混淆了立案监督与这两种监督的界限，抹煞了立案监督的独立性，降低了立案监督的法律地位，既不利于刑事立案活动的开展，又分散了刑事侦查监督和控申监督的力量。工作实践中往往出现控申部门人力不够、调查权力不强、立案条件把握不准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些此项业务的开展。
六、完善我国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对策
1.要牢固树立全面监督的理念。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立案监督，应当是全面的监督，而不应有留有空白地带，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的三种立案监督情形，按照规定的程序，对符合规定规定条件的案件以规定的方式进行监督。此外，从立案监督的领域和范围上，还应向行政执法领域拓展。将行政执领域引人检察监督，以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总之，只有对所有的刑事立案行为进行全面监督，才能确保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完善关于刑事立案监督范围的法律规定。针对现有刑诉法中监督范围仅限于公安机关以及公安机关消极立案行为的规定，应修改法律将立案监督的对象扩大为所有具有一定立案权的机关，而监督的内容具体扩大为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侦查”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两个方面。只有将对积极立案行为的监督同对消极立案行为的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刑事立案监督体系。对所有的刑事立案行为进行全面监督，才能确保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制定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实施细则。上级检察机关应当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研究制定刑事立案监督实施细则，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处置、结案、提请逮捕、移送等各种环节都应当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以提高工作效率，切实保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加强宣传。要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宣传方式，如广泛宣传一些立案监督成功的典型案例等，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检察机关的这一职能及操作规程，可将立案监督作为公安不立案或立案时对被害人或被告人的告知义务，从而使当事人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益。
5.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关键词：涉罪未成年人；辩护；法律援助；监督；司法救助
一、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理论基础
根据法律规定，涉罪未成年人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这一年龄段人绝大多数尚未具备完全辨认和控制能力，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或因素的影响，行为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群体更需要得到外部尤其是公权力的支持。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1]也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结论。
（一）保障诉讼主体权利、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要求
控辩平衡、平等对抗，成为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程序正义的主要内容。在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承担了指控犯罪的控诉职能，而未成年人则要承担辩护职能，且刑事辩护权成为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所言，“没有律师，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如何做无罪辩护”。[2]未成年人又因其生理、心理特点，缺乏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加之自身能力有限，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若没有律师的介入或帮助，控辩双方力量悬殊，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程序正义更是难以实现。
（二）法律援助双重审查标准存在弊端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双重标准：一是犯罪嫌疑人（包含未成年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二是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以上两种标准在法律援助的条件上存在较大差异，即后者无须对其未成年人经济状况的审查，同一刑事诉讼主体在不同诉讼环节可能得到不同对待，这种差异性规定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辩护权，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冲击。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法律依据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其原则性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有两条直接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培养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分别是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纳入其中，并用十一个法律条文的形式从处理原则、社会调查、附条件不等方面进行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尤其是该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了对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依据。
另外，我国还制定了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即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性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在第五章司法保护中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少年犯管教所，应当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从刑罚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重新犯罪进行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与此同时，2003年国务院颁行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该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检察监督
法律监督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是法治不可缺少的特殊组成部分，其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统一，此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而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特殊地位，这也成为检察机关依法办事、发挥监督职能的基本依据。为保障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其职权，我国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针对不同的诉讼阶段或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涵盖了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程序前置，但对辩护权利如何实现以及对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形如何解决未予以明示。笔者从检察监督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审查、审判环节，对如何有效的保障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的实现提出个人的见解。
（一）立案侦查环节监督
未成年人因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有关的刑事犯罪案件成为公安机关立案管辖的范围。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涉罪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二百七十条的规定，若涉罪未成年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如留守少年无人监管、其法定人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聘请律师的）没有委托律师的，公安机关应当在立案侦查后确定的期限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如三日或五日。因而，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因特殊原因监护人不能到场的，应当通知通知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到场。通过指定辩护律师的介入，可以告知未成年人享有的具体法律权利，缓解其紧张恐惧的情绪，有利于教育涉案未成年人能如实陈述，积极配合认真悔过。同时，法律援助律师能及时了解案情，发现疑点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与此同时，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做出移送审查或撤销案件的决定时，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及指定辩护的律师。
对于社会影响较大或疑难、复杂的未成年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若发现涉罪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机关亦未为其指定辩护时，检察机关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将纠正情况及时回复。在多地区试行“捕诉一体化”的今天，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在将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及移送审查时，应当将涉罪未成年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及是否获得指定辩护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一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
然而，对于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时没有指定辩护人的情形，立法未能就此种情况进行明确，致使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工作全部转移到检察机关，不仅加大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极易成为公安机关推卸责任的说辞，客观上造成法律规定的名不副实。
（二）审查环节
案件进入审查环节后，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办案人员首先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指定辩护的书面材料。如果没有委托，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确定的期限以内（比如三日内），告知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为其指定辩护的情形，书面提出纠正通知并要求公安机关作出说明。如果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已经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但是涉罪未成年人在审查环节提出更换指定辩护人要求的，检察机关应当查明更换的理由。如果理由正当，比如指定辩护人有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应当予以准许，但是未成年人应当另行委托辩护人；因其他原因没有自行委托的，检察机关同样应当帮助其进行指定辩护。同理，审查案件在做出、不决定时，检察机关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承担法律援助的机构及指定辩护人。
实践中应当注意，个别涉罪未成年人主动提出不需要辩护人的，笔者认为，案件承办人应查清不需要辩护的理由，若是因为经济困难等客观原因，及时为其指定辩护；若既未委托辩护，又不同意指定辩护的，承办人应结合法律规定，做好说服工作，对于态度坚决执意不同意的未成年人应当予以尊重，并将承办人所做的劝说工作、理由予以记录说明。
在案件移送前，检察机关亦应将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随同卷宗一并移送法院。同样，审查结束后，检察机关也可能出现未能指定辩护的情形，如此审判机关就成为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审判环节监督
从立法规定来看，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置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之前，凸显了其在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基于旧法中人民法院是享有指定辩护权的唯一主体这一规定，其特殊性不言而喻。立案侦查或审查环节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审判环节则不涉及指定辩护的情况，但是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履行职责，行使诉讼权利，比如查阅、摘抄、复制与诉讼有关的文书或诉讼材料等，积极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审判环节以前指定辩护人，从而使辩护人有充足的时间会见、阅卷、开展社会调查、准备辩护提纲等，既是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一种负责，也使法律援助制度不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依法进行监督，尤其是对于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是否切实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进行监督，必要时通过书面通知纠正不当行为。对于审判环节出现要求更换辩护人的情形，如同审查环节，应听取涉罪未成年人及辩护人的意见，要求合理的情况下，进行委托辩护或更换辩护。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对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如何处理，案件进入审判环节，人民法院因疏忽或重视程度不够，也可能出现没有为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情形，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主动提出审判活动违法，并监督审判机关为其指定辩护人后重新开庭审理。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限定于涉罪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但笔者在司法实务中发现，某些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附带民事领域同样需要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帮助其实现诉讼权利，因缺少立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指定诉讼人缺少依据。笔者曾遇到这样一则真实案例，被害人是一名未满十八周岁的初中女生，被一名成年被告人，其父欲在审查环节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不懂得如何去维护其女儿的合法权益。因针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缺乏法律援助的依据，只有在符合经济困难条件下方可有法律援助的可能，但案中被害人父亲常年打工，家中房子待拆迁，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考虑未成年被害人情况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会同控申部门对该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以司法救助金的形式提供法律帮助。笔者认为，司法救助虽是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一种救济途径，但相比较法律援助而言，救助形式、内容较为单一、片面，刑事诉讼权利尚不能得到完全实现，且完全依靠个体力量也是极为有限。另外，从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角度来看，前者主要从国家宏观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进行特殊预防，恢复国家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从个人微观利益出发指控犯罪，目的是惩罚罪犯，平复受伤的心灵。[3]因而，笔者认为，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虽有一定重合，但相对独立。基于此，笔者认为亟需填补当前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上的立法空白。完整意义上的刑事诉讼过程，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阶段，还包含了执行程序，也是检察监督的内容之一。涉罪未成年人在执行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如刑事案件的申诉、控告等，同样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提供帮助。
注释：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参考文献：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4]彭东.刑事司法指南[J].法律出版社，2012，（12）.
[5]魏红.论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之完善[J].人民司法，2011，（17）.
[6]郑仁武.重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审查标准[J].中国司法，2011，（9）.
一、从个案中发现当前社会经济活动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刑法进行了多次修正，补充完善了一些罪名，其中涉及非法经营、金融证券犯罪等多个罪名，经济发达地区的检察机关办理的金融、证券、知识产权类刑事案件数量逐渐增多。例如，针对实践中POS机非法套现行为严重，《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规定，完善了非法经营罪的罪状。信用卡支付手段逐渐替代现金交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而犯罪分子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非法套现，侵蚀信用卡信用安全网络，增大了银行金融经营风险。二审检察机关在办理金融等新型犯罪上诉、抗诉案件时，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善于通过具体个案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的热点问题，形成具有政策性、时效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检察建议，供相关金融行业主管单位决策参考。
[案例一]被告人黄某某、叶某某等四人经预谋，由叶某某等人招揽客户，黄某某提供POS机与叶某某等人共同经营信用卡套现业务。四名被告人先后向某工商银行、某农村商业银行申领多台POS机，非法套现金额上亿元。
二审检察机关在办理上述黄某某等4人非法经营上诉案件时，敏锐地发现了该案暴露出的金融机构资金信贷监管安全问题。黄某某等4人在长达半年的非法套现期间一直未被相关银行发现和查处，反映出有关银行对POS机特约商户审查不严，对POS机日常使用情况了解掌握不够，对信用卡套现支付环节监管不力等问题。二审检察机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三点可操作性较强的建议：一是加强对POS机特约商户资质的审核，并对特约商户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现场调查，核查POS机使用范围、装机地址是否与已签订的协议一致，并实地了解商户日常交易情况。二是根据特约商户的业务性质、业务种类、营业状况等，对特约商户设定动态营业额上限。对特约商户交易量突增、频繁出现大额交易、交易额与经营状况明显不符等情况的，应及时调查处理。三是对POS机特约商户进行法制宣传，使其认识到使用POS机非法套现的违法犯罪性质。
二审检察机关在制发检察建议时，不但直接发送给涉案的两家银行的上海分行，还将检察建议书抄送给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希望能够及时引起金融监管部门的注意和重视，配合好检察机关共同督促相关涉案单位落实检察建议，形成监督合力。从建议反馈情况来看，两家涉案银行均认识到其下属支行业务经验不足，对POS机套现风险预警核查工作流于形式，对签购单和送货单等单证审查不严，并且均能按照检察建议书的要求，逐条落实，采取有效措施堵塞监管漏洞。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收到检察建议抄送函后，该局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立即约谈两家涉案银行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深入了解情况。两家涉案银行均复函及时，且复函内容较为具体详细，对检察建议指出的问题均能接受，并对照问题认真查找原因，采取的整改措施较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二审检察机关诉讼层级相对较高，根据个案情况向相关金融、证券、医药、卫生、贸易等单位制发检察建议时，可考虑借助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作用，积极与其沟通协调，帮助查找分析问题，将检察工作与其他社会管理工作有机融合，更好地发挥检察建议的社会效应。
[案例二]被告人杨某某为归还因赌博而欠下的高利贷，向某银行提供了虚假的工作单位、住宅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申领了该银行商旅白金信用卡一张，然后直接将该信用卡交由放贷者消费、透支，用于归还其所欠赌债。后经银行多次催收超过三个月仍未归还，共计拖欠银行本金人民币近10万元。
由于近年来各发卡银行之间竞争激烈，一些银行的信用卡部门为了追求业务数量，增加效益，对申领信用卡对象的基本情况、资信状况审查不严，流于形式，有的随意放宽申请人、担保人的条件、简化申请手续等，致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无序发卡成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重要诱因，规范信用卡的发放工作，谨防无序发卡，是遏制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银监会曾于2009年6月底专门发文《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从建立科学、合理、均衡的信用卡的营销考核机制角度强调，严禁对营销人员实施单一以发卡数量作为考核指标的激励机制。但实践中片面追求发卡数量而忽视发卡质量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本案即为一例。虽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比较常见，但本案被告人杨某某使用完全虚假的材料成功申请到较高透支额度的信用卡，且被告人申请信用卡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透支款项，案件的主观恶性及客观危害均较大，足以引起发案银行的高度重视。基于此，二审检察机关就该案反映出的银行发放信用卡审核不严等问题制发检察建议书，要求发案银行进一步加强对信用卡申领的审核把关，重点审查核实信用卡申领人的年龄、职业、收入、住所、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的真实性，避免审查工作流于形式。要求发案银行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和完善覆盖申领、审核、发放等信用卡全过程的风险控制机制，在程序上强调后道环节对前道环节的监督制约，明确各环节工作人员的职责，及时发现和剔除不符合信用卡发放条件的申领人。要求发案银行树立正确的信用卡业务经营理念，转变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信用卡业绩观，改进信用卡业务的后续服务工作，开发优质可靠客户，设置合理的透支额度，提升信用卡业务的内在竞争力。发案银行分行高度重视该检察建议，组织相关业务部门逐条分析整改，强化对信用卡申请人的资信调查，并表示将建立信用卡交易监控制度，针对持卡人大额交易或非日常消费型交易保持持续关注，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采取止付、调低信用额度、锁卡等措施，确保信用卡交易安全。
二、从个案中查找社会治安管理的薄弱环节
刑事案件发案原因复杂，既有行为人自身法制观念淡漠，自我行为约束失控等主观原因，也有社会治安防控松懈等客观原因。二审检察机关处理大量刑事上诉、抗诉案件，不少案件既存在法律适用、证据认定等规范视角下的问题，二审检察机关需要向二审法院依法提出相应的检察建议；也暴露出社会综合治理方面的薄弱环节，二审检察机关需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督促相关单位改进管理措施，堵塞管理漏洞。
[案例三]被告人陈某某等人均为某市郊区农妇，因错误认为罂粟可以预防畜禽疫病，遂在田头、屋旁非法种植，其行为构成非法种植原植物罪。该案因一审法院适用罚金刑错误而由区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抗诉理由充分，予以支持，二审法院采纳了抗诉意见进行了改判。
二审检察机关在办理该案时并不局限于纠正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错误，而是注意到此案种植原植物犯罪案由的特殊性，积极与区检察院取得联系，了解掌握类似案件的案况。通过调研发现，近一段时期城市郊区非法种植罂粟的农民有所增加，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少数村民法律意识单薄，尤其是有的农村老人甚至不知道种植罂粟是违法行为。二是受当地医疗卫生条件限制，村民种植罂粟大多是为了治病或防治家禽瘟疫。三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宣传和监管力度不够，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村民种植罂粟的违法犯罪行为。针对上述问题的现象和根源，二审检察机关向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在郊区全面开展禁止种植原植物的法制宣传活动，对某些高发、易发地段进行专项清查整治，会同有关部门同步整治收购罂粟壳、籽市场，同时要重视和抓好农村牲畜防疫工作，向村民传授日常农用医学知识。该检察建议发出后得到了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等牵头协调机构的高度重视，专门会同市禁毒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订农村禁毒工作的具体措施，对遏制、杜绝郊区种植罂粟等原植物犯罪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关注案件程序细节促进刑事诉讼活动依法规范
二审检察机关处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环节，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握案件的立案、侦查、、一审判决以及上诉或者抗诉情况，发现案件经历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及时向有关公安司法机关提出相应的提醒、纠正、改进等内容的检察建议。
[案例四]侦查机关在对被告人杨某某的租住房搜查时，查获疑似枪支四把，疑似枪支散件若干，子弹一发。经检验，两把枪支为以火药发射动力的自制枪支，具有杀伤力；枪支配件八件系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配件；一发子弹为制式手枪子弹，系有效子弹。因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在侦查该案时未按照公安部有关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妥为保管涉案枪支，且对涉案枪支的特征描述与鉴定机构所述不一致，导致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一审开庭时对该枪支鉴定意见提出质疑并申请重新鉴定。因该涉案枪支已被侦查机关销毁，无法重新鉴定。被告人杨某某为此辩解只非法持有一把枪支，认定两把枪支的证据不充分，并在一审有罪判决后提出上诉。
二审期间，二审检察机关向侦查机关调取相关物证照片，采取技术措施补强了该鉴定意见，并经二审开庭质证后获得二审法院的确认，该案被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发生于修订后刑事诉讼法实施期间，刑事诉讼程序对物证的审查以及对鉴定意见的采信提出了较高的证明要求，司法机关必须适应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转变办案观念，树立程序正当的追诉理念，杜绝各种形式的程序违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相关规定强调，要审查物证是否为原物，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是否与原物相符，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和签名。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如果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对无误、经鉴定为真实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为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对鉴定意见的审查，要审查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如果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对照上述规定，不难发现侦查机关在办理杨某某非法持有枪支一案时，对物证的保管、移送、鉴定等环节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影响了案件质量，虽经二审检察机关采取补救措施完善指控证据，使案件终审得以维持一审判决，但办案中存在的证据上和程序上的瑕疵应当引起办案单位的足够重视。二审检察机关在案件重审裁定后及时向侦查机关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严格依法处置涉案物证，对作为定案证据的违禁物品，应当在诉讼终结后销毁处置；对查封、扣押的赃证物品，在填写清单时应规范描述，客观全面详尽地标明物品的内外特征；送交专门机构鉴定的物品，要严格履行交接手续，仔细核对物品特征描述的一致性；提高执法办案人员的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注重细节。侦查机关将检察建议书中指出的问题在全单位范围内予以通报，并进行案例讲评，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办案民警的程序意识和责任意识。
四、剖析相似案件共性问题制发类案检察建议
实践中，针对个案问题的检察建议较多，而针对类案问题的检察建议相对较少。从效果上看，类案检察建议反映的问题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更容易引起被建议对象的重视。二审检察机关在处理案件时要善于运用发散思维，找准类似案件中的共性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方案。
[案例五]被告人李某2010年5月17日因涉嫌盗窃罪被甲区公安分局监视居住，同年11月11日取保候审，并于2011年8月5日经甲区检察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期间，李某还因涉嫌盗窃罪被乙区公安分局于2011年4月8日取保候审，直至2012年2月被刑事拘留，并于同年2月23日被逮捕；乙区检察院于2012年5月22日向乙区法院提起公诉，乙区法院于2012年6月4日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二千元。在此之前，甲区检察院于2011年12月23日向甲区法院提起对被告人李某的公诉。被告人舒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于2012年3月25日被取保候审，丙区检察院于2012年12月25日向丙区法院提起公诉，丙区法院于2013年1月22日判处被告人舒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此之前，舒某还因同样的罪行于己2012年9月18日被乙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上诉人李某某因犯盗窃罪被丁区法院于2012年11月8日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李某某在上诉时称，其在一审和审判阶段曾交代过在乙区犯有盗窃罪行。经二审检察机关查询，李某某供述的所涉盗窃犯罪的同案犯已被乙区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李有漏罪嫌疑。
二审检察机关在办理、指导该三起案件时，发现有关区侦查机关存在管辖引起的诉讼重叠、追诉期限交叉等问题，根源在于个别侦查人员和办案单位片面追求案件数量而忽视办案质量，对案件流程管理不够严谨，审查核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不严，未能严格依法审核适用取保候审的条件。二审检察机关考虑到三起案件涉及多个区的侦查机关，因此向市公安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采取适当措施，增强办案人员依法办案的执法意识，完善全市侦查办案数据库，及时上网更新受案信息，杜绝重复追诉现象，严格适用取保候审，履行好对取保候审对象的监督、考察等职责，对确有差错的案件，要加强监督并予以纠正。市公安局在接到检察建议书后，对反映的跨区刑事管辖案件中存在的重复追诉等问题进行了核实，并认真查找了具体原因。针对这些问题，市公安局将重点落实相关措施，进一步加强执法理念教育和执法能力培训，着重提升基层民警执法的规范意识、程序意识和权益保护意识；进一步强化内部执法监督和突出问题整改，跟踪督促相关单位整改；就跨区犯罪刑事案件的管辖、移送、并案等问题，商本市检法等部门，明确操作要求，规范工作流程。该检察建议的效果比较明显，除了查找问题准确、对策建议具体外，关键还是二审检察机关选择以出现问题的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作为建议对象，如果分别向各个区侦查机关制发检察建议，虽也能达到改正问题的目的，但效果不如向上级机关制发，且对涉及多个管辖区域的共性问题，通过上级机关统一协调也有利于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当前，公安院校按照公安部关于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精神，围绕培养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这一改革目标，在探索实行“教、学、练、战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在法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上，突出与公安工作密切相关的一些学科，如将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作为重点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突出公安实务方面的教学，强调学生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增加实训内容等等。但是改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并影响到公安院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主要问题及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学学科课程设置严重失衡
作为从事公职的警察，从广度和深度上，要比普通公民更知法，更懂法。这要求警察首先必须接受系统的法学教育，奠定坚实的法学基础，建立起法律思维和法律精神。而公安院校法学教育学科课程设置严重失衡，重刑（行）轻民，即重视刑事、行政法律的教学，忽视对民法、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律的教学。例如，将民法、民诉作为专业选修或公共选修课，学时缩减。课程失衡的结果是造成公安院校的学生不能接受完整系统的法学知识，很多学生没学过民事法律，毕业时还是“民事法盲”，而即便是学过的，由于课时少也仅限于较为粗浅的了解。法学学科设置失衡究其原因，是对公安职业需要的理解表面化，即认为公安工作直接适用哪些法律，就重点学哪些法律，即用什么学什么。直接用得到的就是诸如刑法、行政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而民事法律直接用不到，所以就不用学。这种对公安职业需要的表面化理解关注到的是公安工作直接用什么，而没有探究公安工作深层次的法律需要。表面上看，公安工作直接用到民事法律的时候较少，其实公安工作与民事法律联系密切，因为公安工作都直接关系公民的民事权利。例如，治安行政执法管理和处罚、刑事立案、侦查、移送审查等工作，归根到底面对的都是公民或者法人等民事主体，都涉及公民（或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利，并且是重大的民事权利。
（二）教学内容脱离公安实际
公安院校法学教学内容脱离公安实际，缺少特殊性、应用性。表现在：一是与其他普通高校法学教学的内容类似，没有反映出公安院校法学教学的独特性。例如，所使用的教材，与普通高校法学教材的体系、内容等都基本相同。教材中没有突出反映公安工作所面临的法学问题，更没有对该部分内容的法学理论阐述和分析。二是教学内容偏重传统立法规范的解释、法律原理和理论的阐述，忽略法律应用层面，缺乏针对公安执法特点的应用性训练。由于教学内容缺少特殊性、应用性，造成教学内容脱离公安实际，不利于学生的应用性法学职业技能的培养。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脱节，造成法律实务难以成为专业知识；书斋里的高头讲章与操作中的章法混乱反差强烈。造成教学内容脱离公安实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对公安院校法学教育宗旨认识不明确。公安院校法学教育已由传统的法学通识教育转向法学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也从学术研究型转向实践应用型。教学宗旨的改变必然要求教学模式和内容发生相应转变。二是公安院校法学教师本身对公安工作缺乏实际了解。目前，我国高校教师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学历，轻经验的问题，并且多年得不到解决。近年来，对高学历的追求有愈演愈烈之势。例如，很多高校招录教师时非博士不要，而对工作经历没有要求。许多公安院校教师没有法学实际工作经验，从普通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公安院校当教师。饱经多年学历教育，重视理论分析与阐释，但惯于从理论到理论，其教学内容必然与实践相脱离。理论与实践两层皮，我搞我的理论，你搞你的实践。很多高校教师习惯于埋头书斋搞理论研究，在象牙塔里发现问题，并在比较法学研究中靠“拿来主义”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深入复杂的法学实践去发现本土问题，以探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虽然有公安教师下派锻炼制度，但很多流于形式，或是浅尝辄止，无法从根本上弥补教师实践经验的不足。
（三）案例教学简单化、形式化
为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其探求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公安院校法学教学致力于从传统的灌输式理论注释方法向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实训教学转变，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但当前案例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案例选择、分析，以及案例教学过程上。一是案例选择，使用的案例过于简单、缺乏真实性。二是案例分析，缺乏深入挖掘与探讨。三是案例教学过程，仍然以教师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主动提出问题的少，与教师不能展开有效对话，不能形成良性互动。案例教学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长期受传统教学模式影响，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习惯于单向灌输学生知识，而不愿意与学生展开对话与讨论，更不愿意接受学生的质疑。二是案例的提出和分析准备不够。很多教师案例提出前没有给学生进行相应的法学知识铺垫，造成学生无法对案例提出问题，无法与教师展开有效交流。三是教师本身在对案例理解与把握上信心不足。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对相关的法律原理有理论上的深入理解，还要求对复杂的法律实践有切身的体验。由于很多教师本身缺乏实践经验，在对案例的理解与把握上信心不足。这也是造成教师使用案例简单、缺乏代表性和典型性、倾向于使用书本上现成的案例而较少选择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以及不愿就案例与学生展开深入对话讨论的一个原因。
（四）缺乏对学生崇尚法治的法学精神的培养
公安院校法学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警察职业要求必须具有较强的法学职业精神，法学职业精神集中体现在崇尚法治，尊重权利的精神。当前公安院校偏重培养学生知识和技能，忽视学生作为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平正义感的培养，存在着将法视为职业工具的功利化倾向。重视学生法学知识的获得，重视传授专业知识以满足工作需要的“功能性”，忽视对学生崇尚法治、尊重权利的法学精神的培养和塑造。实际上，法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法更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气质。法学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做事”，同时，也要教学生“做人”。法学教育所要培养的人，首先应当具有强烈的遵法护法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是未来走上警察这一执法工作岗位所必备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对法学职业性的理解功利化。把法律知识仅仅看作是谋生的工具，而没有把法视为一种追求，视为是法律人必备的精神素养。受社会急功近利的风气影响，这种对法律职业的功利性理解愈见普遍。高校培养人才普遍存在重视做事，不重视做人；重视职业能力，轻视职业道德的问题。而法律职业首先是培养如何做一个法律人。如果缺乏崇尚法治的精神，缺乏正义感，缺乏尊重权利的意识，则越是懂法可能对社会的危害越大。“大学的职能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贡献，以及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肩负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任务的警察，需要的不仅仅是知法、懂法，更需要具有崇尚法律、尊重权利的法学精神。
二、对完善公安院校法学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以及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将民事法律作为公安院校学生必修的专业课程
众所周知，民法、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难理解，作为普通公民都要了解民事法律，公安院校的学生竟然没有学过，或仅是一般性地了解。民事法律知识的欠缺不仅直接造成学生法学基础不完整、不系统，也影响到学生法律思维和法律精神的建立，进而对公安实践工作带来不利和影响。因此，有必要将民法、民事诉讼法作为专业必修课，并适当增加课时，调整学科课程设置的失衡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民事法律的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较强的权利意识。公安工作运用的是国家公权力，而面对的是公民的私权利，归根到底是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是在建立法治国家背景之下，运用行政权、刑事侦查权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当前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公民权利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培养学生权利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当前公安实践中，反映出不尊重权利，粗暴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例如，警察滥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等，归根到底，与警察没有尊重权利、保障权利的法律意识有关。
第三，公安工作也需要民事法律知识。例如，对于案件性质的识别和认定上，属于民事纠纷、还是行政纠纷、还是刑事犯罪，需要懂得民事法律。而当前公安工作中有一部分是民事调解类工作，例如，轻微伤害引起的纠纷、处理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等，懂得民事法律也是工作所必需。
（二）教学内容应密切联系实际，突出公安特色
公安院校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供需稳定、明确。所谓“教、学、练、战一体化”，即要求公安院校法学教学突出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从而促进法学教育与公安实际需要相适应。这就要求其教学内容应围绕公安实践，突出公安特色，具体包括:
第一，转变观念，明确公安院校的办学宗旨是职业教育。公安院校着重培养应用型的公安专业人才，而不是培养研究型的法学人才。对于公安实务部门来说，最关心的是输送来的人才是否能满足公安工作需要，是否具备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公安院校法学教育要在使学生接受完整系统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密切联系公安工作的实际，着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致力于编写一批真正具有公安特色的法学教材。从目前看，虽然公安院校编写了一批法学教材，但是并没有突出公安特色。笔者认为，编写者要深入公安实战部门进行调研，或者直接吸收公安实战部门中既富有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公安民警参与编写，提供公安法学面临的问题等实际素材。
第三，教学内容尽量贴进公安实践。包括案例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与公安工作相关的案例。有些法学课程本身与公安工作密切相关，教学内容较容易做到这一点。例如，刑事诉讼法，涉及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等。而有些法学课程与公安工作看似没有直接联系，但也可寻找到一些联接点。例如，民事诉讼法在讲民事纠纷时，可以联系公安工作在立案环节上涉及对受理案件性质的甄别：属于民事纠纷，还是行政争议，还是刑事犯罪？此外，由于公安工作中涉及一部分调解工作，因此在介绍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时，可以将其与和解以及诉讼对比来讲等等。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相关民事诉讼法知识的理解，也让学生了解了相关的公安工作。
（三）以学生为中心，完善案例教学法
“知识就是力量，方法就是智慧”。这就要求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完善案例教学法，具体包括：
第一，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转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案例教学。“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案例教学就是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作为引导者，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对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中，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旨在培养法律人的思考方式、提高法律人的法律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这恰好与公安院校职业教育目标相契合。
第二，完善案例教学方法。一是在案例的提出上，应选择典型性、真实性的案例。信息时代，媒体每天披露大量新鲜案件，例如，央视CCTV-1今日说法栏目，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大家说法栏目等。这些真实案例，有些是新类型的、有些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也容易激发起学生们的兴趣。二是要对案例分析做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在案例提出前，应当给予一定的法学知识准备和一定时间的准备，为与教师有效地展开对话提供前提。三是要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针对案例所涉及的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教师与学生应展开充分对话。教师作为引导者，不仅要向学生提问，还要引导学生提问题。针对所提问题，结合案例进行法理上的分析与评判，从而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四）培养学生崇尚法治，尊重权利的法学精神
“教育过程首先是一种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高校学生直接来自高中毕业生，对社会缺乏了解，世界观尚未完全形成，法律启蒙教育和公民人格培养需要在大学阶段完成。因此，必须改变当前将法律视为职业工具的倾向，应重视学生崇尚法治，尊重权利的法学精神的培养。这是因为：
第一，重视崇尚法治、尊重权利的法学精神培养，是培养完整法律人所必须的。公安院校培养的警察，作为执法者，法学专业知识与法学精神素养，技能和人文两方面必须同时兼备。公安院校法学教育，要在重视法学知识和技能的功能性教育的同时，重视崇尚法治，尊重权利的法学精神的培养。使学校不仅仅是传授法学知识的场所，教会学生做事，更要培养学生强烈的规则意识与正义感，教会学生做法律人。
第二，重视培养学生崇尚法治、尊重权利的法律精神，是当前公安实践所必须的。公安执法，运用的是权力，面对的是权利。保证警察正确使用好权力，除了懂得相关的法律法规，更需要较强的权利尊重意识。如前所述，公安实践中反映比较突出的诸如粗暴执法、滥用权力、超期羁押等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问题，均与警察没有建立崇尚法治、尊重权利的法学精神有关。因此，培养和建立起对法治的信仰和追求，这是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从事公安工作所必需具备的法学精神。
（五）建立一支既懂法学理论、又经历法学实践的教师队伍
打铁还需自身硬。“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经验。”如前所述，公安院校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一定条件下均与缺少一支既懂理论、又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有关。教学内容贴近实践，要求教师首先要了解实践。为此，可以采用以下措施：
第一，在教师招录上将具有法学实践经验作为必要条件。许多国外警察大学在招录教师时重视法学实践经验，例如，俄罗斯联邦内务部莫斯科大学的许多教师，来源于一线工作的警察，或是检察官、法官以及律师。可以在教师招录上借鉴这一做法，把具有在公安、检察院、法院等相关法律部门工作的实践经验作为必要条件，直接吸收具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律师到公安院校做老师。目前，有些警校已采取了类似做法，从公安实战部门中，吸收一些既具有实践经验，又有较高学历的警察到警院当教师。做满一定年限后，该警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学校，还是回到公安部门，并优先给予晋职晋级，以此吸引实战部门的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
第二，将教师到公安部门下派锻炼的制度落到实处。定期安排教师到公安部门下派锻炼，即教师从学校走出去，亲身参与并体验公安实际工作，是解决当前教师缺乏实践经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方法。目前，这一制度落实存在形式化、走过场问题。即便是参与公安实践，由于时间较短，以及安全问题等，很多也只是浅尝辄止。因此，需要将教师到公安部门下派锻炼落到实处，真正走出去，深入到公安实践当中，包括锻炼的时间上不宜过短，锻炼期间转换身份和角色，真正融入到公安实际工作当中。
【摘要】通过诊所式法学教育，学生得以直接观察法律之动态运行，法制之现状，以及法律是如何在影响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体会认知法治之重要。囿于法律运行的实际结果并不总是和他们对事实和法律的认知和分析相一致，这也许会使其难免产生些许挫败之感，但这将更能使其真正清楚地了解种种社会问题，并深人思考社会的法律控制，唯如此才有可能在离开学校后尽快地进人其在社会上所充任的法律职业人士之角色。
法学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具有法学基础知识和从事司法实务的专门型人才，这就要求在整个大学法学教育过程中，必须贯彻培训和训练不仅具有法学理论并具有从事司法实务基本技能的教学思想。反思我国长期以来的法学教育，尤其是我国大学的法学院系由于受大陆法系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偏重于对法学理论、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的解析，看重学生对理论体系的把握和了解，而轻视了对学生司法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这种法学教育模式实际上主要是以培养法学研究人才为目的，这种结果必然导致大量法学院系的毕业生进入法律实务界以后难以胜任和适应具体的法律实务，使学生的能力与社会的实际要求具有一定的差距。
一、现行培养方案的不足与局限
近年来，法学教育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绝大多数大学都设立了法学院系;另一方面，发展过程中过于浓厚的经济导向性使得尚未成熟的法学教育逐渐失去了内在的发展平衡，盲目性、短期性、功利性的行为充斥于法学教育之中，从而影响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导致了法学教育的后天发育不良。尤其是传统法学教育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理论讲解，轻实践培训;重法条注释，轻法律精神的培养;重教师的讲授，轻学生的能动性;重考试，轻能力;重考试分数，轻素质提高;以及重教育活动的秩序化和规范化，轻学生个性的张扬、道德品质的培养等做法。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培养目标滞后。法学教育的不足与弊病归根结底在于教育理念的落后，过分迷信过去的经验和传统，没有能够敏锐地洞察法律职业近年来日新月异的变革，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来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法学与法学教育特有的保守性格导致了法学的封闭性。2.培养目标的僵化。教育理念的滞后，最直接的表现即是培养目标的整齐、划一。不管办学的历史长短、生源的优劣、基础的强弱及教育资源的好坏，一律强调高级专门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人云亦云，不考虑办学特色，不考虑市场经济的需要。3.教育手段的单一。法学教育的经典模式即为灌输式的课堂讲授。老师仅就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并以此奉为教学的惟一模式。而单一的教学手段显然无法承载素质教育的历史使命，何况法学的世俗性决定了教学如果只注重理论讲授，忽视实践操作，将使得学生在面对经典理论与多变现实之间巨大的裂缝与差距时顿感手足无措。4.课程教学内容陈旧。从总体上看，法学核心课程教学内容暴露出来的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主要是教学内容往往滞后于新法律法规的颁布。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教科书一般是前一二年甚至三四年出版的，而作者写书时间还要早一些，而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却在快速地进行着，这样就必然导致教科书的内容严重滞后于法律发展和法学教育的现实需要的局面，教学内容往往不能及时地反映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教科书作者缺乏革新精神，盲目重复以前的一些研究成果，使之日益教条化、固定化，更是教科书难以反映法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原因;课程体系陈旧，各部分之间通常缺乏内在的必要联系，或逻辑不严密，或结构不合理;教学内容上存在着重理论、轻实务，重概念、轻分析，重一家之言、轻百家观点的倾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除了讲课内容以及教科书内容以外，不要求学生掌握和了解更多的知识，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改革的目标与途径
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侦查，对策
经济犯罪侦查与其他公安业务工作相比尚显稚嫩，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本文试从经侦工作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对经侦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难点与热点问题作一评述，以求教于同仁。
一、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建设
经济犯罪的跨地区、跨行业特点日益突出，涉及面越来越广，加强经侦协作，建立健全经侦协作机制，已成为经侦工作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有论者指出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经侦协作：在协作意识上，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协作体系上，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互联的组织网络，全面加强各警种间、各地区间、各相关部门间和国际间的协作；在内容方式上，积极探索丰富多样、不拘一格、高效灵活的模式。在协作要求上，遵循“依法、及时。无偿”‘的原则；在协作机制上，按照科学高效的要求进行改革和完善；在发展方向上，努力向高科技看齐。有的论者从经侦部门在侦查办案中与相关部门的联系角度、将经侦协作分为外部协作与内部协作；将经侦协作范围分为大陆各地经侦部门的区域协作，与港澳台警方的区际协作，与世界各国警方的国际侦查协作，并论述了上述五种类型经侦协作途径的内容和方式。上述研究与经侦协作机制建设实践颇为契合。
近年来，在侦查协作方面，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建立了以五大经侦协作区为基础的经侦协作网络。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建立了五大经侦协作区。各经侦协作区普遍制定了区域协作规定，明确了协作指导思想、原则和具体措施。
（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经济犯罪涉及的经济领域较为广泛，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离不开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主动加强与金融、税务、工商、海关等部门的联系，在联席会晤、信息传递、线索协查、案件移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
二、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建设
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是指经侦部门日常开展的直接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提供信息、技术等支持的基础性专门工作。有论者指出，要用现代化手段健全和加强经济犯罪信息资料的收集、储存、传递、检索和利用；要加强秘密力量建设；要加强侦查技术手段的建设。还有论者提出，要结合办案，把依法查处过的和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资料和人员资料搜集起来，建立数据库；抓紧配备审计、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和文检专业人员等。笔者认为，经侦基础业务建设应充分借鉴刑侦部门开展基础业务建设的经验，周时紧密联系经侦工作实际，目前，应立足于建设侦查工作急需的项目，刑侦部门已有的并可供利用的项目，就没有必要再搞重复建设。
对于经侦基础业务的内涵存在较多争论，有论者认为包括经济犯罪情报资料、协作网络、隐蔽力量和侦查技术四个方面。有论者认为经侦基础业务应包括狭义的基础业务（即情报资料与阵地控制）和专门手段（即经侦特请、行动技术和司法审计）。经侦基础业务的内涵虽然尚无权威界定，但理论界和实战部门均认为经济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建设和经侦特精建设是经侦基础业务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建设。经侦情报信息系统是将各种与经侦工作相关的信息、数据及各业务部门管理信息等进行规范，实现统一管理、分工收集、共享使用，同时，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快速传递信息，实现信息充分共享的系统。目前，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尚无全国统一标准，有论者认为，该系统应包括以下内容：经济犯罪案件信息资料管理系统；人口、逃犯、机动车等有关公安信息查询系统；工商、银行、税务等经济犯罪相关信息系统；法律法规数据库。卜关于经侦情报信息系统的建设，有论者提出，在系统建设中首先要在经侦民警中强化情报意识；其次，要有广而全的立意，广泛、全面地收集情报资料；第三，要不断提高情报分析、研判、处理能力，善于在分散、隐蔽的情报资料中发现问题，发掘有价值的情报信息；第四，情报资料工作人员要有主动服务意识，主动将最新信息及分析。研判情况反馈给侦查部门。笔者认为，经侦情报信息系统作为金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按照金盾工程的总体规划进行统筹安排、在总结有关省市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符合经侦业务特点的公共行业标准，积极开发以犯罪嫌疑人、嫌疑单位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犯罪案件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全国联网。
（二）经侦特请建设。加强经侦特请工作是增强经侦部门主动进攻能力，提高侦查工作效率的需要。经侦特请建设应紧密结合经侦业务特点，满足侦控经济犯罪的需要。有论者认为，经侦特请建设在物建对象、布控的领域、层次、对象具备的条件等方面应不同于其他侦查部门特请。经侦特请建设应本着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慎重物建特情，确保特情的隐蔽精干，并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经侦特情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是要建立一支政治、业务素质特别过硬的特请管理队伍。
三、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工作规范化建设
作为公安工作中的新兴业务门类，经侦工作无成型的模式可循。如何保证各项业务工作依法、高效、平稳运行，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经侦工作规范化建设作为事关经侦工作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提上了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的工作日程。有论者提出，经侦业务工作要建立目标考核机制、破案责任制、支援保障机制、侦查工作模式机制、指导机制、激励机制、研究机制和培训机制人大机制，上述设想颇具见地，对经侦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制定规章制度，使经侦业务工作有章可循。经侦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工作中诸多环节无章可循的现象较为普遍，急需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在相关立法尚未健全，统一的业务规范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大胆探索，纷纷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法规的欠缺。
（二）规范经侦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有论者指出，经济犯罪案件的办理应严格把握三道关，即案件的接待受理、初查和立案、结案。笔者认为，经侦业务工作中亟待规范的环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案件的管辖分工；案件受理、初查环节；案件立案、侦查环节；赃款、赃物保管、移送环节；侦查协作环节；情报信息、特请等基础业务工作。
（三）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监督制约机制。为调动侦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就必须将工作业绩与晋级、奖惩等挂钩，实行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破案责任制、搭档制。同时，为了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就必须将侦查工作置于严格的监督制约之下，实行重要环节的集体讨论制、审核制。错案追究制等。如有论者对侦查破案责任制进行了探讨。
（四）实行经侦工作情况报告制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经侦工作情况信息的及时、规范、完整、真实传递，是上级公安机关掌握动态。正确决策的前提，也是各地公安机关相互沟通情况、借鉴经验、共享信息的基础。须及时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发、破案数，对犯罪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大要案件办理进程情况及处理结果，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情况，新型案件及其作案手段。 四、关于经济犯罪侦查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初查的祛律依据。初查是指在立案前对犯罪线索进行的调查核实、由于经济犯罪案件中少有可供勘查的现场，犯罪危害后果较为抽象，公安机关在接到犯罪线索后，必须进行初步调查核实才能判定是否有经济犯罪发生，进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这就使得初查应运而生。
初查是在经侦实践中产生的，《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未规定这一程序。因此，有人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对此，有论者认为，初查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的。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公安机关有权对犯罪线索进行立案前审查。虽然‘啼查“的范围。方法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初查无疑属”审查“活动。其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7条、128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和举报中心可以对线索开展初查。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与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同属侦查部门，除管辖范围不同，其权限应该是相同的。因此，经侦部门开展初查符合立法精神。笔者认为，初查实际上是侦查工作的前移，是打击经济犯罪斗争和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相折衷的产物。对于经济犯罪案件而言，《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过于严格，不经一定的调查取证，难以断定是否有犯罪发生，实践中为了满足严格的立案条件，不得不在立案前开展调查。当前初查尚有待于进一步规范。
（二）赃款赃物的追缴。通过追缴赃款赃物，尽力挽回经济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经侦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经侦理论和实践中，追缴赃款赃物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难点。理论界对于赃款赃物的含义众说纷坛，大致可分为狭义、广义两类。持狭义说者认为，赃款赃物仅指犯罪所得；而持广义说者则认为，赃款赃物包含一切非法所得。目前，后一种观点居于主流地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赃款赃物是指行为人通过非法括动所取得的一切财物及其学息和变价款物”。关于赃款赃物的认定依据也无统一认识，有人认为，赃款赃物的性质，只能由国家授权的特定司法机关或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裁决来确定；还有人认为，有关机关可以根据赃款赃物的构成条件加以认定，据此，公安机关依法有对赃款赃物进行认定、追缴及处理的权力。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据此，下列财物均属于赃款赃物，应纳人追缴之列：1.犯罪分子采用犯罪手段直接获得的财物；2.由赃款赃物转换而成的其他财物，即变价款物33.赠与他人的赃物； 4犯罪分子利用赃款作为资本通过合法经营途径所获取的收益；5.犯罪分子利用赃款作为资本通过非法经营途径所获取的收益；6.采用其他非法手段获得的收入。
（三）证据特点。曾有学者就金融诈骗犯罪案件证据的特点进行研究，认为该类案件的证据具有明显的序列性、对偶性和差异性、笔者认为、上述特点不仅为金融诈骗案件证据所具有，也是经济犯罪案件证据的共们特点。
1.序列性。经济犯罪是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犯罪，经济业务的序列性特点，经济犯罪也会具有。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必然会留下序列性的痕迹和反映，从而使证据表现出序列性特点。
2.对偶性。经济犯罪案件的证据还经常成双成对地出现，从而表现出对偶性的特点。
3.差异性。正常的经济业务与经济犯罪相比较，存在重大差异，这种差异由经济犯罪案件的证据得以表现出来。
上述三个方面不仅是对经济犯罪案件证据特性的概括，而且也是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调查取证的目标要求。有先、在侦办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所收集的证据首先要能完整地反映一笔或几笔经济业务的流程。其次，从证据链条中要反映出涉案财物的流向。因为经济犯罪大部分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离开财物的流向，就无法反映其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第三，所收集的证据要能反映出经济犯罪与合法经济业务之间的差异。当然，经济犯罪的证据与其他刑事案件的证据一样，也要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五、关于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及侦查对策
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及侦查是经侦工作的核心内容，侦查破案是经侦工作的硬道理。经济犯罪案件具有不伺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其调查方法、谋略也有别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加强对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及侦查对策的研究，是当前经侦理论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初查的方法。在初查中，不能使用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因此，如何在调查措施有限的情况下，查明部分案件事实，为立案侦查做好准备，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此，有论者指出在初查中一要因案制宜，抓住重点。二要循线追踪，判断性质。三要查其不意，措施果断。笔者认为，初查中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和搜查、扣押等侦查措施，而仅能进行一般的常规调查，因此，调查工作必须要讲究谋略，以免因触动被指控人，导致其毁证灭迹。在初查中应把握以下要点：一是从线索提供的犯罪嫌疑出发，开展调查；二是快速反应，速战速决；三是以秘密调查为主，尽可能不触动被指控人；四是调查工作要重点突出，从最容易突破的环节入手；五是注意及时依法收集证据；六是要把握立案时机，适时开展侦查。
（二）对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对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中占有较大比重，也是当前经侦工作中的一大难点。有人提出。追逃工作的难点可从以下途径解决：一是提高追逃主体的各项技术能力及工作责任心；二是完善有关法制建设；三是加强经侦追逃的协作机制；四是将“破案追逃”新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轨道；五是加大宣传力度。六是落实经费，提供必要物质保障；七是掌握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制订相应对策。有人认为，追逃工作必须要发挥四个方面的优势，才能真正搞好：一是专群结合，发挥群众工作优势；二是强化基础工作，发挥“网上作战、网上追逃”的优势；三是强化措施，发挥专门工作优势；四是加强地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还有论者结合侦查实践提出了缉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实用手段。
（三）一般侦查方法及策略。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对抗性更强，采取正确的方法和策略才能确保克敌制胜。有论者对经济犯罪侦查谋略的概念及主要特征、必须遵循的原则等进行了初步研究。有论者认为，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应重视立案前的审查工作。抓住对书证或商品的鉴定，判明性质，扩大线索来源；抓住财务审计，核查被侵害标的的流向，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和活动范围；抓住有关通讯、交通工具等线索特征查明犯罪嫌疑人行踪；抓住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环节，查证犯罪事实已目前，对于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策略、方法的研究才刚刚萌芽，上述探讨对于活跃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当前，各类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各种经侦教科书，更是对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详加阐述。但若认真推敲，所论及的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未免有雷同之感。这反映出当前经侦理论研究尚不成熟，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持。笔者认为，侦查学是一门经验科学，理论研究唯有来源于侦查实践，才能最终对侦查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经侦作为侦查学的新兴子学科，更应深深地扎根于侦查实践。
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在侦查方法的研究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性质的界定。准确界定案件性质，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是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正确开展的前提，调查取证要围绕犯罪构成进行。所以案件的定性不仅是刑法学研究的问题，侦查方法的研究也须以此为基础。
2.犯罪手段和类型。对犯罪手段和类型进行剖析，是研究侦查方法的重要前提。经济犯罪的智能性特点较为突出，其犯罪手段较为复杂而且与经济业务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犯罪手段值得认真研究。就某一类案件而言，由于犯罪发生的环节和犯罪手段不同，此类案件也可分为几种不同类型。唯有对犯罪手段和类型有较深入了解，才能提出针对性强的侦查方法。
3.调查取证的重点及难点。调查取证是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主要内容。因此，侦查方法的研究也应以此为重点。由于各类案件各具特点，取证的重点及难点也各不相同，在研究中，应予以重点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