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键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R.Holstietal.,UnityandDisintegrationinInternationalAlliances(NewYork:JohnWiley&Sons,1973),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注：SeeArnoldWolfers,"Alliances,"inDavidL.Sills(ed.),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SocialSciences(New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注：GlennH.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Journalof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12.）。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Osgood）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注：RobertOsgood,AlliancesandAmericanForeignPolicy(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1968),p.18.）”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p.105.）。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定义毕竟还是共同之处居多。这表现在，首先，构成同盟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这些共识可以使人们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在当时反思战争的社会氛围和学界理想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但伴随着同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重视。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50页；HansJ.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inArnoldWolfersed.,AlliancePolicyintheColdWar(Baltimore,MD:TheJohnsHopkinsPress,1959),pp.184-212.）。他认为，同盟与势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势力均衡是历史上势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种选择：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同盟政策。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摩根索还根据5种不同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注：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237页。）。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制度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现状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维持现状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注：SeeWolfers,"Alliances,"p.270;andOsgood,op.cit.p.18,25.）。

关于同盟的功能和作用，奥斯古德认为一般可以分为4个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其中第一项是同盟最基本、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第二项功能对小国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超过第一项，因为同盟对其政权的稳定性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第三项功能的突出性仅次于第一项。同盟可用来约束和控制盟国的行动，特别是防止盟国间采取损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动；维持国际秩序是同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功能，拿破仑战争后的英俄奥普四国同盟曾发挥过这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最终形式便是集体安全（注：SeeOsgood,ibid.,pp.21-22.）。沃尔弗斯则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情况下，同盟对国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种耗费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任何将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结盟带来的最显著的好处是，一旦需要，一国可以指望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给敌人以威慑；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一国有义务在一场冲突中援助其盟国，即使严格地从本国立场来看，该国并不应该介入这场冲突（注：Wolfers,"Alliances,"p.269.）。

同盟与集体安全的关系是传统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分析最为精辟的大概还要数沃尔弗斯。在沃尔弗斯看来，虽然同盟和集体安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如成员国都承诺要援助遭受攻击的其他成员国，而遭受攻击的国家也指望依靠他国的援助来增强自身抵御侵略的能力，但“这两种政策就其意图和行动方式来看却迥然不同，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情况大多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注：Arnold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EssaysonInternationalPolitics(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pp.182-183.）”同盟和集体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针对成员国的某一对手（尽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现在同盟协定中），而且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地缘方面界定其所要化解的危险，从而能够在冲突到来之前便制定出战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在任何地点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即使在这样做时一国不得不与本国最直接的对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可靠的盟国（注：Ibid.,pp.183-189.）。沃尔弗斯认为，由于在实践中，“各国还没有准备不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与侵略者战斗，”所以，那种希望以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双边援助协定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ArnoldWolfers,"Alliances,"p.270.）。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者还就同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同盟政策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在同盟战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命题（注：SeeLiska,op.cit.,pp.61-69,202-254,pp.269-284;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p.217-229;andRobertL.Rothstein,AlliancesandSmallPower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8).）。

总的来说，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讨论大多是从势力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的。所以李斯卡断言，“同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摩根索也认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的势力均衡的一个函数。（注：Liska,p.12;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p.185.）”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评价一般比较谨慎。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还可以不起作用。传统现实主义者关于同盟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的同盟研究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极少对各种一般性的假设提供系统性的验证”（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7.），但他们的同盟思想为以后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

所谓新现实主义是指70年代以来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加以结构主义改造而创立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主要内容，但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首先，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沃尔兹则认为，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而权力只是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主要通过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政治后果。后者则认为，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结构，国家的行为深受这种结构的影响。共存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其行为和后果既要从国家内部的特性，即单位层次上来解释，也要从结构层次上来解释，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注：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

沃尔兹并未对同盟问题作过系统阐述，但他的结构理论、他对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的分析、以及一些与同盟问题相关的论述却给后来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这些学者中包括当前在同盟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的格伦·施奈德、斯蒂芬·沃尔特、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们在近十几年中将同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格伦·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论

格伦·施奈德对同盟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同盟困境”的研究。在分析同盟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Mandelbaum）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两个概念（注：MichaelMandelbaum,TheNuclearRevolution:InternationalPoliticsBeforeandAfterHiroshim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chap.6.）。“抛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由于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必须表明自身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一个担心遭受“牵连”而打算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这便构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同盟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国如果为避免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到头来事与愿违；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对手得寸进尺。同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从事（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pp.466-467and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Ibid.,pp.483—489and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VanEvera），参见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126.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看风使舵”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注：Walt,OriginsofAlliances,p.275.）”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Ibid.,pp.21—28,andp.32.事实上，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参见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Holstiet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Ibid.,chapter2,pp.17-49.）。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Ibid.,pp.263-269.）。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注：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共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StephenM.Walt,"TestingTheoriesofAllianceFormation:TheCaseofSouthwestAsia,"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3,No.2(Spring1988),pp.275-316;Walt,"Alliances,Threats,andU.S.GrandStrategy:AReplytoKaufmanandLabs,"SecurityStudies,Vol.1,No.3(Spring1992),pp.448-482.）。尽管如此，沃尔特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者。

有的学者指出，制衡—看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国家的结盟选择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注：GlennH.Snyder,"Alliances,Balances,andStability,"p.128.）；有的学者则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常常会影响国家最终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同盟（注：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施韦勒文章中的有关注释。SeeRandallL.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BringtheRevisionistStateBackIn,"inMichaelE.Brownetal.(eds.),op.cit.,p.251,fn.9andfn.10.）；还有的学者批评说，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使沃尔特的理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同盟的影响（注：RobertO.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theUsesofNeorealism,"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3,No.1(Summer1988),pp.174—175.）。

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pp.251—252,p.256and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status-quobias），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注：Ibid.,p.262.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另外参见RandallL.Schweller,"Neorealism''''sStatus-QuoBias:WhatSecurityDilemma?"inBenjaminFrankel(ed.),Realism:RestatementsandRenewal(London:FrankCass,1996),pp.90-121.）。

3.“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gang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

在论证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时，沃尔兹曾提到，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从而导致均衡体系出现不稳定。一种错误是，认为盟国的生存对均势的维持必不可少，从而无条件地把自己与不计后果的盟国拴在一起，这种行为模式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种错误是，推卸责任，指望第三方来承担遏制强权的风险，二战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注：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67andpp.165—169.）。

沃尔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两种形式截然相反的灾难，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们想要解释、预测或者制定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同盟战略，就必须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上述两种危险中究竟是哪一种更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将沃尔兹所提到的两种情况分别概念化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注：Christensenand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p.140-141.）。为了对其加以解释，他们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安全困境”理论（注：RobertJervis,"CooperationundertheSecurityDilemma,"WorldPolitics,Vol.30,No.2,pp.167-214.）中的一个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相对有效性的观念——引入到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当中，并进而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多极条件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推卸责任”）。“进攻有利观”和“防御有利观”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上次大的战争的教训。具体说，如果一国政府对军队系统控制较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观”的形成；而如果一国军方的自主性较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注：Christensenand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p.144—147.）。

作为上述理论的例证，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别对一战和二战前德、法、俄（苏联）英四国领导人的进攻—防御观念及各国的同盟战略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对战略进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次大战之前各国同盟战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1914年，各国普遍认为，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是可能的。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并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各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事先结成紧密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导致了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经历过1914—1918年血腥的壕堑战和消耗战之后，各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将是困难而漫长的。他们因此认为，冲突伊始作壁上观，待最初的好战者精疲力竭时再出来收拾残局方为上策。这种观念导致了二战以前各国面对纳粹德国四处蚕食侵略表现迟钝、相互推卸责任的灾难性后果（注：Ibid.,pp.147—167.）。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对破坏体系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弥补了沃尔兹相关理论的不足，并进一步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无论是在系统性、实证性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四、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

与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种范式并存的状况相对应（注：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种范式的比较，参见StephenM.Walt,"InternationalRelations:OneWorld,ManyTheories,"ForeignPolicy(Spring1998),pp.29-46.），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也主要来自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方面。冷战后国际现实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之间的差距，为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向同盟这块现实主义理论的传统领地进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围绕北约在华约解散、苏联崩溃、外在威胁显著减弱后非但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却十分活跃这一现实主义同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发表了他们在同盟问题上的看法。

制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只注重讨论同盟与权力、威胁、战争以及系统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把同盟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研究。像北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已经与历史上只有一纸盟约的同盟有很大区别（北约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它拥有正式的官僚机构，而该机构又拥有一套复杂的决策程序和多样化的功能），同盟理论必须考虑制度因素才能对当前北约的状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注：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theUseofNeorealism,"p.174;andRobertB.McCalla,"NATO''''sPersistenceaftertheColdWa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0,No.3,(Summer1996),pp.445—475.）。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化对同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同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制度化会造就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而由这批精英人士构成的人员网络会削弱原有威胁丧失给同盟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与那些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规范、程序和功能的同盟相比，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对外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更强，生命力也更强。制度化可以减少同盟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成员间的合作，从而给各国带来现实的利益。由于建立新的制度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成员总是倾向于首先对原有的成功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如果原有的制度功能多样，并且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出新的规则，那么该制度便可以维持下去。

在同盟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关心的是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曾举过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英国拥有500枚核武器美国并不担心什么，但北朝鲜哪怕只拥有5枚核武器也会令美国坐卧不安（注：AlexanderWendt,"ConstructingInternationalPolitic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73.）。他们认为，同盟理论只重视力量分布这类物质因素是不够的，像确定威胁和选择盟友这样一些结盟的关键问题必须从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注：MichaelN.Barnett,"IdentityandAlliancesintheMiddleEast,"inPeterJ.Katze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p.401.）。

在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中，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由于引入了“攻击性意图”这样的主观因素而引起建构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比起先前的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沃尔特的理论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攻击性意图”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胁”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沃尔特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注：TedHopf,"ThePromiseofConstructivisminInternationalRelation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p.186—187;andBarnett,ibid.,pp.403—404.）。还有的学者指出，沃尔特的理论在关于意识形态在威胁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假如人们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影响威胁界定的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沃尔特的结论便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当国家在意识形态团结和安全考虑之间进行权衡时，其成本计算并不是外生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喜好的。（注：PeterJ.Katzenstein,"Introduction:AlternativePerspectivesonNationalSecurity,"inKatzenstein(ed.),op.cit.,p.28.）”

建构主义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一个学派，以该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实证性的同盟研究还不多见，托马斯·锐生卡朋（ThomasRisse-Kappen）对北约的分析算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注：ThomasRisse-Kappen,"CollectiveIdentityinaDemocraticCommunity:TheCaseofNATO,"inPeterJ.Katzenstein(ed.),op.cit.,pp.355-399.）。在他的文章中，锐生卡朋把近年来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对北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诠释。其基本思路是：（1）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因为它们都把对方看作是和平国家。它们之所以把对方视为和平国家是因为其国内决策过程是由一套民主规范来管理。（2）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安全共同体。（3）互相视对方为和平国家和表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使它们有可能克服那些有碍国际合作的障碍，并形成像同盟这样的国际制度。（4）在这种制度中对各国间相互作用加以管理的那些规范应该反映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并类似于各国国内的决策规范。（5）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在锐生卡朋看来，北约发展的历史为上述自由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规范的加强和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它不会妨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这种或那种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注：Ibid.,p.371andp.397.）。

面对来自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大部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注：有少数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度很少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独立性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既缺乏经验实证，也不能预测未来。参见JohnJ.Mearsheimer,"TheFalsePromise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3(Winter1994-95),p.47;and"ARealistRepl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p.91—92.），沃尔特承认“制度化”和“认同”因素会对同盟的维持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带来效率，而且还可能掩盖问题，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虽然北约的职能现在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地区“安全管理机制”的转换，但从长远来看这条路未必能走得通。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旨在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机制，如“欧洲协调”、国联和联合国等都未能阻止各国向权力政治的回归。这类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国际恐怖主义等一些较小的问题，但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动只能依靠其成员国，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时，特别是当某些关键成员不愿采取行动时，这类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成问题了。另外，北约目前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其成员国40多年来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国际结构的产物，美国的军事存在于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条件，现在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抑制安全竞争的作用令人怀疑（注：StephenM.Walt,"WhyAlliancesEndureor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1997),pp.166-167.）。

对于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沃尔特认为，尽管在某些国家间共同体意识确实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联系与民族主义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欧洲这个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已取代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虽然上述两者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还会相互加强，但一旦发生冲突，大多数领导人将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再者，虽然一个长期存在的同盟会在其成员国之间培养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并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也可能会延缓同盟的解体，但与制度一样，认同和共同体意识也是环境的产物，剧烈的外界变化会削弱这种共同体意识和共有的认同。认同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各国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仍不采取独立行动的程度（注：Ibid.,pp.169—170.）。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建构主义者的同盟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提出质疑，如锐生卡朋选择北约来证明他的同盟理论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像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不那么自由的国家也留在北约当中（注：MichaelC.Desch,"CultureClash:AssessingtheImportanceofIdeasinSecurityStudie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165.）。

结语

同盟问题非常复杂。同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缩影，无论就现实来说还是就理论来说都是如此。

第2篇

如何实现国际安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分别构成了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对现实主义思想家来说，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争夺权势的斗争。然而多数现实主义者明白，过度或无限制的国际权势斗争将损毁国家及其利益本身，损毁它们在其中独立生存的国家国际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懂得国家的根本利益即国家安全不仅取决于国家自助，也取决于国际安全。

现实主义者中间最早就国际安全提供思辨哲理的是17世纪英国大思想家霍布斯，尽管他只是附带地谈及对国际政治的理论性看法。霍布斯式“自然状态”论构成其政治哲学的前提。在这种公共权威（也因而是文明社会）产生以前的假设性状态中，人与人在体力和智力两方面的平等使他们拥有同等的可以互相毁灭的能力，其结果是每个人对暴死于他人手下的巨大恐惧以及对他人意图的最坏猜疑，进而是为个人安全进行的绝对戒备和斗争。这同由物质欲望和名誉追求而引起的另两大类争斗一起，使得自然状态必然是普遍和无休止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其中没有法律，没有道德，没有文明，“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出路何在？根据霍布斯的理论就在于订立社会契约，将一切订约人的几乎所有自然权利（即自然状态中每个人为抵抗别人以保全生命而对每一事物、包括对别人生命的权利）统统交给他们相约建立的“利维坦”—一个对个人来说无比强大、无比威严的公共权威，用对这种公共权威的绝对服从换取国内秩序和安全。像霍布斯学说的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的那样，按照个人一国家之比拟，在国际无政府状态或者说类似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中，国家安全仅能勉强依靠基于国家自助的国际权势斗争。霍尔斯自己就在《利维坦》中写下了关于这种状况的一段名言：“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一句话，公共权威的建立似乎不过是将自然状态中的绝对斗争由个人关系领域移到国际关系领域。由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可靠途径似乎是各国相约建立世界政府，用废弃、独立来换取普遍永久的安全与和平。

我们确有理由批评霍布斯（1）漠视或混淆厂国际体系状态与他的自然状态的重大区别；（2）极为简单化地将秩序产牛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对政府权威的畏惧，从而实际上忽略了无政府国际体系内存在着某种秩序；（3）很大程度上将这一体系中的国家同自然状态中的个人混为一谈，由此使人容易推断国家也极易受外来暴力损毁，除非建立世界“利维坦”。然而，霍布斯本人不仅从未表示需要世界政府，而且还在《利维坦》的核心篇章中对自己关于自然状态的基本观点作了两处虽不显著但应予注意的保留。首先，他说“我也相信整个世界决不会普遍出现这种状况（自然状态）”，“就具体的个人来说，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稍后，他又相当明确地说“但由于他们（国王和最高者）用这种办法（即互相防范、随时准备战争）维持了臣民的产业，所以便没有产生伴随个人自由行动而出现的那种悲惨状况。”这两处保留使人们以为在霍布斯那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并不完全排除国家经久生存和国际起码安全的可能性。事实上，霍布斯至少隐约地认识或设想到国际安全的机制在于均势，不管它出于国际政治更为基本和常在的冲突性质而多么不稳定。他承认国家间可以有权宜性的暂时合作，一国有时有必要向别国结盟或背弃联盟，特定时期里众多自私的国家为打败共同敌人甚至能结成相当广泛的大联盟；而他作为生活在大联盟时代的人肯定理解这种大联盟（它历经多年，终于挫败了哈布斯堡西班牙的欧洲霸权图谋）所起的构造均势的作用。

霍布斯之后的一两代，即路易十四扩张和西班牙继承战争时期，均势论真正形成并且开始流行。它的主要特点是着重于国际层次上力量对比的全局构造，着重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对现实主义思想传统而言，均势提供了国家安全的头等保障，更构成了国际安全的主要机制。从国际体系角度看，均势的功能在于保持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间相互承认和独立为根本原则的现代国际体系，即维持这一体系的安全和根本稳定，而从单个国家的角度看。则在于确保体系内各国（主要是各强国）的自主生存。当然，这两项功能还有其“无情的逻辑延伸”即阻止霸权。用19世纪初著名的外交思想家和实践家根茨的话说，如果“国家体系要存在并依靠共同努力来维持，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就决不可强大到能够强迫全体其余成员国的地步。”除了均势的定义和功能外，传统的均势论还有一项关于均势之生成机制的核心内容，可称为均势自动生成论，即一国优势及其霸权追求必然地（自动地）招致其他国家单独和联合的制衡努力，均势格局由此得以生成或恢复。也就是说，国际安全本质上依靠一种自在的机制，据此可以说其实现和维持是自动的。

均势论久经历史检验，证明它所提示的那种阻止霸权的国际力量分布确是起码程度国际安全的首要保障。然而，且不说均势往往孕育着新的超级强国优势及其霸权欲望，它有时不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甚至某些情况下还导致牺牲个别小国的独立生存，从而其国际安全功能的履行需打折扣。对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则应予以严肃质疑和批评。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世代沿袭很少受到怀疑。然而，历史考察表明，它在自己的合理成分之外存在着重大缺陷：历史上对霸权或其追求的反应远非总是制衡，它们还包括（也许更经常）容忍、规避、屈从和“搭车”；实际情况至少有时与其提示相反，即制衡努力或均势力量并不总随霸权威胁的增大而增强，它们也可随其减小而增强；均势自动生成论忽略了霸权或其追求国往往会提供利得，来使别国宁愿“搭车”而不制衡，也忽略了霸权或其追求的具体形式除了军事强制甚至武力征服，还可以是主要依靠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的“包容”或“束缚”，从而远不那么容易使其他国家产生制衡意愿。理论上的分析能够显示，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倘若力量对比显著偏向霸权觊觎国，或存在多极格局、包括超强国家与几个大致自主的次强国家并存的局面，制衍（特别是联合制衡）至少是不容易的。不仅如此，国际体系中格外严重的“无功受禄”和“公共财货”供给不足问题，以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引起或加剧的利得与代价分配方面的矛盾，进一步表明了合作反霸的困难。在单个国家层次即国内状况层次上，有关一国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多种因索在很多情况下会增添制衡的困难，甚或促使一国根本不做制衡努力。总之，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或者说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国际安全机制）确有其可靠性，但可靠程度往往有很大局限。

国际安全的哲理内涵

何谓国际安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判断什么是安全。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安全是指个体的生命、心灵、躯体及其（就人类而言）外在所有物不受任何力量、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损害。如果把所谈论的个体扩大为群体，即扩大为家庭、村社、部族、民族、国家等等，那么安全的含义要复杂得多。再进一步说，如果将所侵犯和损害的对象延伸到其他价值范畴，使之在上述最基本的价值之外还包括个人或社会文明生存所需的其他条件——例如尊严、起码或体面的生活所依靠的经济条件、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基本情感、习俗和制度因素。以及体现和维护所有这一切的法律或法理，则安全的含义就更为复杂和宽泛。不仅如此，在谈论个人或其群体的安全时，几乎所有世代、所有文明的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其道德意义，表达他们关于尊重和维护、或侵犯和损害安全的是非判断与褒贬态度。在如此庞杂并且富含道德评判相对性的安全含义面前，诉诸“许多世纪里作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想之本”的自然法观念，可以得到一套可称为最简明、最根本、并且富含普遍伦理和法理意味的安全纲要，而它经过同样依据自然法哲理的简单延伸，便可提供一项具有同样特征的国际安全概念，从而构成国际安全思想的哲理基础。

自然法的基本含义同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理人伦”相似。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自然法观念的某种萌芽。然而，首先使自然法成为一个哲学主题的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噶（斯多亚）派，自然法由此被界定和阐发为永恒地支配整个人类的自然理性，即先验的天然伦理原则。一方面，自然法以人对其所有人类同胞的天然亲和倾向为基础，提供评判人的行为的永恒尺度；另一方面，人由于具有理性而能够认识自然法并遵照自然法来行动，因而能够使个人、社会趋于完美。经过中世纪的继承和变迁，到17世纪韧，自然法观念由格老秀斯发展，成为近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初形态。格老秀斯强调，人的本质属性是以人“对社会（生活）的渴望”为其根本的人的自然理性，它作为绝对和普遍的根本伦理律令即自然法，指引人们在合理地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扬固有的群体秉性，与其他人友好交往并结合成和平的有序社会。按照这种哲学理念，自然法规定了人们尊重他人和平生存及幸福的义务，以及自身和平生存及幸福的权利。

具体地说，格老秀斯把自然法的基本内涵归结为五大项，它提示了人的安全的哲理。

这五大项是：不侵占他人所有，包括本节开头谈到的一切基本价值；将所侵占的以及可能由侵占所生的利得归还原所有者；信守承诺补偿由自己的过错给他人造成的损失；按照某人罪过施以恰当的惩罚。在由人组成的群体内部，只要人与人之间互相履行这五大义务，就将导致所有相关的人无虞侵害，无虞剥夺，安享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出现和可信赖的社会交往的开展，并且使人们以符合道德理性的方式共同和平地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充分安全的，而由他们组成的所有群体只要同样互相履行这些义务，则每个群体也将是充分安全的。很明显，根据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在众多相关场合都视作当然的个人一国家、个人集合体一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之比拟，前一种安全相当于国家安全，后一种安全则相当于国际安全。不仅如此，无论是对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的上述展示，还是对其国际关系思想的总体论说，都表明他所关注的多半是国际安全。此后，洛克对格老秀斯的自然法观念进行了深刻的个人主义改造：自然理性的根本内容从人的社会亲和性与先验道德义务，转变为个人自然权利。由此，安全可得到它最明确、最简洁也员基本的哲理界定：个人安全即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无虞侵害和剥夺，只要其实际行使不侵犯其他人同等的当然权利；国家安全依照个人一国家之比拟，即国家安享、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国内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同等的当然权利；国际安全即在国家普遍安全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处于类似洛克式“自然状态”的那种和平、有秩序和较有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当代杰出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海德利·布尔提出的一项国际秩序定义，实际上可被认为是用当代话语表述的、最基本的国际安全的哲理规定。按照他的看法，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希望的秩序并非个人或群体关系的随便哪种稳定模式，而是一种导致特定的预期结果、促进某些目的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在此类意指目的性或功能性社会安排的秩序中，最重要的是为维持社会生活本身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目的，它包括：（1）社会成员的生命多半免于暴力伤害或毁灭；（2）其承诺和协议多半得到遵守和履行；（3）其所有权多半保持稳定。同理，国际秩序的不可或缺的基石，或者说国际安全的起码标准，包括类似的三条，即国家免遭外部暴力侵害，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国家和领土完整得到保持。与此同时，布尔还更多地从国际安全而非国家安全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另外两项标准，并在论说序列上将其置于优先位置。首先是国际社会本身的保存，这既意味着阻止超级强国图谋霸权，将国际社会转变成“普遍帝国”，也意味着防止所谓超国（Supra—state）、跨国（trans—state）和亚国（Sub-state）三个层次上的行为实体破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主要角色的地位及其特别权利。其?伪闶枪噬缁岬暮推剑獠⒉皇侵溉妨⑵毡橛谰煤推剑?quot;只在特殊情况下保持和平……被破坏的国际关系的平常状态“。显而易见，在现代历史上，这些哲理规定所提示的起码程度的国际安全比追求较高程度的国际安全更经常地成为国际最重要的问题，当今世界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是如此。

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及其评判

对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来说，如何实现国际安全这一问题，同它对现实主义传统来说一样非常重要。而且，倘若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各自被赋予的关注程度进行对比，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后类安全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占有更突出的、甚至是中心的位置。之所以如此，多半是由于它在价值取向和基本思考方面尤其侧重追求普遍持久和平和设想其实现途径，并且更为兼顾国家个体利益与它所理解的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理性主义国际关系信念的根本是格老秀斯式的人类理性即社会亲和性观念，以及将国际体系当做洛克式自然状态那样的国际社会——虽无至高的超国家政府权威，但有多重整合纽带和共同规范。在理性主义者那里，国际安全机制主要意味着逐步接近或一举实现普遍持久和平的机制，其特征在于国内社会变迁与国际关系改造并举，政治经济举措与法制伦理构建结合。

格老秀斯之后至20世纪前期，关于国际安全途径的理性主义观点有三大最有影响的代表，那就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国际观、边沁肇始的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和20世纪的威尔逊主义。它们与当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思想的类同非常明显。启蒙思想家们多半认为，如果各国君主大大减少或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尽可能自由的贸易，促进共同利益的和平经济法则，就大有希望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冲突和权势政治。不少启蒙思想家还认为，必须建立立体或民土政体，因为包括中等阶级在内的民众大都生性热爱和平，由其意志控制政府能保证国际安宁。秘密外交、同盟谋略、宫廷争夺、领土取让以及同所有这些密切相连的均势政策，都被当做旧制恶俗遭到启蒙思想家们的抨击。应被认作英国自由国际主义先驱的边沁国际关系思想在上述各方面同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大致相同。除主张为大大减少军备和列强争斗而放弃殖民地外，他的新创造主要在于后来大体重现于威尔逊主义中的一套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平化改造逻辑：要规范国家对外行为，防止和化解国际纷争，就应建立国际司法议会；该议会依靠理性而非武力运行，而公众舆论是理性力量的主要体现和最有力的制裁武器；为保证各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有公平合理的判断，各国须实行和保障新闻自由，并且废除秘密外交。边沁之后，经科布登、布莱特到格莱斯顿，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安全与和平理念基本上一脉相承。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权势重心随之移往大西洋东岸。与此同时，威尔逊主义正式问世，并且成为当时非常吸引人心的思想旗帜。总的来说，威尔逊是从一套与现实主义权势政治观相反的国际关系理念出发，要求废止传统的欧式国际政治运行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改行一套新规范和新机制，以此实现从未被欧洲列强真正当做政策目标的普遍持久和平。咸尔逊认为，普遍持久的和平与安全首先有赖于普遍确立民主制度。在国内政治的民主化之外，还须实施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即用公开外交取代秘密外交，用民族自决取代强权政治。普遍和平与安全还有赖于用自由贸易原则支配国际经济，尽可能消除一切贸易壁垒。最后并且最令威尔逊着迷的是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其主要功能应在于保证世界政治法制化，以此提供普遍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他认为，人类理性及其指导下的世界舆论在国际关系的上述改造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新的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说到底，必须以历来被现实主义权势政治观排除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的个人道德为准绳。

这里毋需多谈威尔逊贯彻他的多数原则的实际决心多么有限，也毋需多谈威尔逊主义反映了美国的世界霸权欲望、特殊利益抱负和美利坚民族未免狭隘自大的政治文化传统。需要做的是，从威尔逊集大成的经典理性主义国际安全思想中选择某些要点，予以简短的评论。对其中那种在当今被称作“民主和平论”的断言，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严重质疑：所谓民主国家的公众同所谓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相比，并不特别忌惮战争的损害或代价；不管是在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国家，大众都有可能怀抱极端意识形态（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或宗教的狂热，从而支持侵略战争；反过来说专制国家领导人有可能害怕对外战争，因为国内的反专制力量可能由于战争的激发而得以释放或强化。即使仅就民主国家互相间而论，民族主义、宗教偏见、国家重大利益间的严重抵触等等因素，可以同民主国家里一些有助于互相间和平相处的机制和政治文化一样起作用。还有，即使承认近两个世纪来民主国家互相问确实极少战争，仍可不无理由地认为民主国家数量过少，不足以作出足够可靠和普遍的结论；或者，它们之间的战争所以异常罕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些同国内制度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国际政治原因。况义，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危机实际上并非罕见。关于那些可被称作“商业和平论”〔或用当今自由国际主义者喜用的术语称作“（经济）互相依赖和平论”〕的经典理性主义断言，不仅18世纪后期的大现实主义者汉密尔顿以其哲理和历史事实做了值得人们注意的驳斥，而且当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互相依赖既可能促进国际协调、也可能引发或加剧国际争斗，他们提出了较为严肃的批评。至于被威尔逊主义奉作国际普遍安全之根本保障的世界组织，其首要功能更难经得起历史检验和逻辑推敲。此类世界组织的基础在于国际集体安全，而国际集体安全实际上基于这样的假定：在国际安全方面国际组织的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共同利益、共同认识和共同行为。然而，设想所有或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国际现状有利或正义，设想它们将本国利益等同丁由普遍安全来定义的国际共同利益，或者时刻愿意将本国利益从属于维持普遍安全的需要，并且甘愿承受由此而来的战争危险，显然有违常理。同时，要相信它们会为集体安全体制而放弃对国力要素的传统控制“，由此”在最为关键的政策领域放弃“，同样不符合一般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不仅如此，集体安全的另一项前提——可动用来维持现存秩序的国际集合力量占有压倒性优势，以致足以威慑或击败侵略国—?环弦恢质导噬喜⒎呛奔那榭觯辞致怨加泄柿α孔芎偷暮艽笠徊糠帧；痪浠八担词辜俣ㄆ渌刑跫家丫弑福分饕宓募灏踩材岩远糇杌虼彀苷嬲那抗蚯抗诺那致孕卸；剐胫赋觯谕分饕寮捌渌枷胂惹髡诺墓拾踩浦校褂凶牛ɑ蚩梢砸瓿觯冒ㄕ秸谀诘氖侄卫幢涓阶ㄖ乒夜谔逯啤⑹怪泵裰骰耙蚨推交囊馕丁U饪梢运凳俏推蕉⒍秸拾踩鸹俟野踩U庋墓拾踩凑毡疚那懊媛鬯档亩ㄒ迨亲韵嗝艿模诠收问导猩踔镣崾呛苄岸竦摹?/P>

然而，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构想所做的否定不应过头。从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冷战后大国间战争的发生概率，经济发达国家互相问关系的和平稳定程度，国际和睦、公正的实现范围、区域和世界性国际组织在促进安全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大小等角度看，“民主和平”、“商业和平”以及“法制和平”这三种观念远非全然谬误，虽然检验这些观念的时间尺度仍远不够长，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方面，必须批判西方主流思潮在冷战结束后洋洋得意地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另一方面也须认识到自由国际主义取得了局部成功和有限认证，从中去思考一系列应予探究的重要问题。当今由“民土和平论”大加阐发的那类观念的理由，无论是传统性地集中于民主制的制度约束，还是再加上自由民主型政治文化的行为效应和民主国家的集体认同感，都有’定程度的逻辑合理性和事实依据。如果主要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论。传统和当今的“商业和平”、“互相依赖和平”一类理念，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特别是比较容易解释（当然还需考虑其他重要因素）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互相问有着经久的互相协调与广泛合作关系，为什么战争和军事强制对它们中间大多数（甚至包括大多数正迅速走上发达道路的国家）的吸引力总的来说显著跌落。至于同际组织的国家安全作用，只要考察一下某些比较成熟、内外环境也比较有利的区域安全组织，或者是冷战后的联合国，就会发现，有所选择的有限集体安全、维和行动及多边军备控制是可以实现的。审慎地说，国际安全机制在某些方面正曲折地沿着理性主义传统所示的方向发育成长。

革命主义视野与国际安全范畴的急剧扩展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因篇幅限制，对革命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问题将只予以非常概要的阐述。革命主义强调的是蕴含在国际关系中或被掩盖与扭曲的人类关系，重视超越国家疆界和民族分野的人类共同体、超越国家利益甚至国际社会利益的人类幸福、超越任何特殊伦理的人类正义。在革命主义思想家看来，国内与国外并无真正的区别，不存在有真正的独特主体、独特性质的国际关系。

因而严格说来，在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所包含的安全概念当中，对革命主义者有意义的和可用的至多只有国家安全，而且这只是在革命主义者掌握了国家政权、面临抵御外部敌人以完成和巩固国内政治变更的情况下，才仅仅具有政权安全和革命主义事业安全的意味。如果实在要将原来意义上的国际安全用到革命主义者身上，那么它就大致等同于世界安全、人类安全，而且其中具有强烈的道德内涵，即涤荡所有人间非正义，或者说是革命主义者所认为并重视的那些人间非正义。这样一种“国际安全”定义，比急剧地扩展从自然法和理性主义观念导出的国际安全定义，更不用说与现实主义传统的国际安全概念——各国独立生存和国家国际体系根本稳定——相比，显得异乎寻常地丰富。在国际关系理论界，这一定义或内涵的扩展实际上是由革命主义传统的当代典型理论表现之一——20世纪70—80年代勃然兴起的“世界秩序”学派首先发动的。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和平运动和关于人权、生态环境、南北关系等全球性问题的运动的一大思想反应和意识形态提供者，世界秩序学派倡导从人类共同体的视野，统一地考察当代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问题和当代世界的非正义问题。前者指现存世界秩序中工业和科技的急剧发展给人类造成的严重威胁，即核战争危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聚积和扩散、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等问题；后者指日益加剧的南北经济差距，以及国家和其他力量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民族、种族、宗教、性别等类群体的权利）的压制和破坏。世界秩序论者不仅实际上将安全范畴扩大到包括人类生活和人类价值的多个基本方面在内，而且还本着强烈的道德主义，要求自觉地追求理想的世界秩序，特别是主张根本变革国家国际体系。

在世界秩序学派之后，属于西方自由国际主义主流的一些学者开始借用着眼于人类共同的视野来考察世界政治，尽管他们并无革命主义的强烈激进倾向和广泛正义关怀。1983年，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在颇有影响的《国际安全》季刊上发表《重新定义安全》一文，明确提出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性的全球问题②。1989年初，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在更为显赫的《外交》季刊发表同样题为《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强调国家安全（据该文含义一定程度上还有国际安全）必须将世界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包括进来。该文受到广泛注意和呼应，例如，《生存》杂志于同年底发表了《气候、生态与国际安全》和《战略的人口学成份》两篇文章。此类论著大多体现了一种紧迫感，那就是在种种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面前维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和优势，但国际安全的种种新方面也由此提出，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和重视。不仅如此，冷战结束前后迅速突出起来的国内和跨国性种族/民族冲突与难民和非法移民潮进一步扩展了国际安全的内涵。所有这些，加上近20余年来先后受到世人广泛关注和担忧的石油危机、国际贩毒、恐怖主义活动、爱滋病流行、亚洲金?谖；⒑宋淦骼┥ⅰ⒌缒院诳拖鞯仁绿沟霉拾踩暮搴退娣段Т笪螅灾劣谛矶喙使叵道砺垩д吆驼咧贫叨寄岩园盐铡U饧仁鞘澜缯伪淝ǖ慕峁彩侨嗣嵌源吮淝捌涓丛有杂辛似鹇肴鲜兜谋硐帧＞秃笠坏愣裕畔抻谌死喙餐宓母锩饕迨右拔抟善鹆酥凉刂匾淖饔谩?/P>

第3篇

关键词：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马克思主义代表主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倪世军.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第4篇

    关键词:大国崛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

    (一)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之父”,也是“经典现实主义之父”。他在其着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1948)中精确地定义了国际关系范畴,宣告了美国二战后外交思想范式转型的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利的追求驱使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利才能得以实现。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利的追求。因此,权利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逐步崛起,演绎出新现实主义学派。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是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华尔兹认为,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国家不应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应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1971)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稳定论,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制度、提供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提供公共物品等从而实现均势,从而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引起不稳定。

    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因此,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新自由主义强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紧密,全球价值链将国家间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将全球生产系统连接在一起,一个产品的制造往往要在世界范围之内由多个国家若干个工序协调完成。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其专着《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时代”。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是,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必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自2002年以来,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事实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取代政治关系和军事斗争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轴。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首先,在国际结构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由诸规范所组成的实践活动,当其构成的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新兴大国对现有国际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往往打破现有国际结构。

    其次,在国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而且使国家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大国在崛起中会产生新的行为规范,它的价值观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在认同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即,自身的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因此,必须构建与他人的利益认同。温特指出国家认同有四种类型,即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与集体认同。但是,建构主义强调“国家是否感到威胁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因此,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四)霸权周期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第一,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

    第二,霸权周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在它的控制之下处于稳定时期,政治和平、经济繁荣。但是,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霸权国家出现衰退,挑战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爆发战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状态,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经济进程完成一次大循环。

    在全球化体系下,霸权国运用得最多的是“接触与遏制战略”。其假设前提之一是霸权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下,不能解决所有国际难题;之二,霸权国依然能从与挑战国的接触中获得极大的利益,甚至还必须依靠挑战国解决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国际体系中的问题。因此,霸权国与挑战国谨慎地“接触”、“合作”,在与挑战国接触中壮大自身实力,在竞争式的合作中战胜、压制挑战国,试图让挑战国永远处于与自己不对称的“合作”状态下,随时准备对挑战国实施遏制或打击。笔者认为,美国的“接触与遏制战略”,其意识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其心理是在这种战略实施行为中寻找一种与挑战国不对称的竞争合作状态,遏制或打击挑战国。因此,霸权国这一“内外兼顾”的战略特征造成其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

    (五)世界体系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杰出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世界体系的创始人,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这一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三个层次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发展规律及基本趋向,深刻揭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代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是由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世界经济整体结构。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属于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核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是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六)文明冲突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文明冲突论由美国着名政治学大师、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他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阐述了这一理论。1996年,他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着中,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和更系统的论证和阐述,进一步全面阐释和预测冷战以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和冲突。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国际和国内族群与宗教冲突,尤其是2003年不同文明集团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似乎再次证实了亨廷顿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多发生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文明断层线”的论断。他提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起国际纷争的“范式”。

    亨廷顿对中国的崛起,表示了担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冲突。

    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评析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这个人们赖以生存的由各民族国家组成的现实世界体系。然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各学派都难以单独对国际关系做出完整的阐释。因此,分析国际关系时,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等四种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第5篇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  键  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  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  H.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4,No.3,　July　1984,  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  ）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  ）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  J.  Christensen  &  Jack  Snyder  ）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　  passing  ）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  Spring  1990),  pp.  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　Kenneth　N.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The  Perils  of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pp.73-74.）”然而，  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  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  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　  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  ）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　  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  ）、

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  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  R.　Holsti　etal.,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  NewYork:John  Wiley  &  Sons,1973),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注：See  Arnold  Wolfers,"Alliances,"in  David  L.  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  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  （注：Gle　  nn  H.  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  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注：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12.）。  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  ）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

（注：Robert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8),p.18.）”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p.105.）。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定义毕竟还是共同之处居多。这表现在，首先，构成同盟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这些共识可以使人们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在当时反思战争的社会氛围和学界理想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但伴随着同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重视。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35  —250  页；Hans  J.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  ed.,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pp.184-212.）。他认为，  同盟与势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势力均衡是历史上势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  种选择：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同盟政策。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摩根索还根据5种不同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  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注：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237页。）。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制度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现状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维持现状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注：See  Wolfers,"Alliances,"  p.270;and  Osgood,op.cit.p.18,25.）。

关于同盟的功能和作用，奥斯古德认为一般可以分为4  个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其中第一项是同盟最基本、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第二项功能对小国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超过第一项，因为同盟对其政权的稳定性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第三项功能的突出性仅次于第一项。同盟可用来约束和控制盟国的行动，特别是防止盟国间采取损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动；维持国际秩序是同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功能，拿破仑战争后的英俄奥普四国同盟曾发挥过这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最终形式便是集体安全（注：See  Osgood,ibid.,pp.21-  22.）。沃尔弗斯则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情况下，同盟对国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种耗费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任何将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结盟带来的最显著的好处是，一旦需要，一国可以指望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给敌人以威慑；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一国有义务在一场冲突中援助其盟国，即使严格地从本国立场来看，该国并不应该介入这场冲突（注：Wolfers,"Alliances,"p.269.）。

同盟与集体安全的关系是传统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分析最为精辟的大概还要数沃尔弗斯。在沃尔弗斯看来，虽然同盟和集体安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如成员国都承诺要援助遭受攻击的其他成员国，而遭受攻击的国家也指望依靠他国的援助来增强自身抵御侵略的能力，但“这两种政策就其意图和行动方式来看却迥然不同，  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情况大多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  （注：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  pp.182-183.）”同盟和集体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是针对成员国的某一对手（尽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现在同盟协定中），而且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地缘方面界定其所要化解的危险，从而能够在冲突到来之前便制定出战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在任何地点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即使在这样做时一国不得不与本国最直接的对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可靠的盟国（注：Ibid.,pp.183-189.）。沃尔弗斯认为，由于在实践中，  “各国还没有准备不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与侵略者战斗，”所以，那种希望以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双边援助协定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Arnold  Wolfers,"Alliances,"p.270.）。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者还就同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同盟政策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在同盟战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命题（注：SeeLiska,op.cit.,pp.61-69,202-254,pp.269-284;Wolfers,  Discord  andCollaboration,pp.217-229;and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and  Small  Pow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总的来说，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讨论大多是从势力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的。所以李斯卡断言，“同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摩根索也认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的势力均衡的一个函数。（注：Liska,p.  12;　Morgenthau,"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p.185.）”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评价一般比较谨慎。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还可以不起作用。传统现实主义者关于同盟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的同盟研究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极少对各种一般性的假设提供系统性的验证”（注：Walt,　  The

Origins

ofAlliances,p.7.），但他们的同盟思想为以后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6篇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 键 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 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 H.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4，No.3，　July　1984， 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 ）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 ）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 J. Christensen & Jack Snyder ）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　 passing ）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 Spring 1990)， pp. 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　Kenneth　N.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The Perils of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pp.73-74.）”然而， 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 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 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　 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 ）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　 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 ）、

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 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 R.　Holsti　etal.，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 NewYork:John Wiley & Sons，1973)，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注：See Arnold Wolfers，"Alliances，"in David L. 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 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 （注：Gle　 nn H. 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 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注：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12.）。 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 ）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

（注：Robert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8)，p.18.）”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p.105.）。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定义毕竟还是共同之处居多。这表现在，首先，构成同盟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这些共识可以使人们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在当时反思战争的社会氛围和学界理想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但伴随着同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重视。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35 —250 页；Hans J.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 ed.，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pp.184-212.）。他认为， 同盟与势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势力均衡是历史上势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 种选择：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同盟政策。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摩根索还根据5种不同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 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注：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237页。）。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制度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现状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维持现状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注：See Wolfers，"Alliances，" p.270;and Osgood，op.cit.p.18，25.）。

关于同盟的功能和作用，奥斯古德认为一般可以分为4 个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其中第一项是同盟最基本、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第二项功能对小国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超过第一项，因为同盟对其政权的稳定性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第三项功能的突出性仅次于第一项。同盟可用来约束和控制盟国的行动，特别是防止盟国间采取损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动；维持国际秩序是同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功能，拿破仑战争后的英俄奥普四国同盟曾发挥过这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最终形式便是集体安全（注：See Osgood，ibid.，pp.21- 22.）。沃尔弗斯则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情况下，同盟对国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种耗费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任何将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结盟带来的最显著的好处是，一旦需要，一国可以指望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给敌人以威慑；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一国有义务在一场冲突中援助其盟国，即使严格地从本国立场来看，该国并不应该介入这场冲突（注：Wolfers，"Alliances，"p.269.）。

同盟与集体安全的关系是传统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分析最为精辟的大概还要数沃尔弗斯。在沃尔弗斯看来，虽然同盟和集体安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如成员国都承诺要援助遭受攻击的其他成员国，而遭受攻击的国家也指望依靠他国的援助来增强自身抵御侵略的能力，但“这两种政策就其意图和行动方式来看却迥然不同， 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情况大多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 （注：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 pp.182-183.）”同盟和集体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是针对成员国的某一对手（尽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现在同盟协定中），而且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地缘方面界定其所要化解的危险，从而能够在冲突到来之前便制定出战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在任何地点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即使在这样做时一国不得不与本国最直接的对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可靠的盟国（注：Ibid.，pp.183-189.）。沃尔弗斯认为，由于在实践中， “各国还没有准备不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与侵略者战斗，”所以，那种希望以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双边援助协定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Arnold Wolfers，"Alliances，"p.270.）。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者还就同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同盟政策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在同盟战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命题（注：SeeLiska，op.cit.，pp.61-69，202-254，pp.269-284;Wolfers， Discord andCollaboration，pp.217-229;and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and Small Pow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总的来说，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讨论大多是从势力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的。所以李斯卡断言，“同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摩根索也认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的势力均衡的一个函数。（注：Liska，p. 12;　Morgenthau，"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p.185.）”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评价一般比较谨慎。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还可以不起作用。传统现实主义者关于同盟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的同盟研究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极少对各种一般性的假设提供系统性的验证”（注：Walt，　 The

Origins

ofAlliances，p.7.），但他们的同盟思想为以后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

所谓新现实主义是指70年代以来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加以结构主义改造而创立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 ）的主要内容，但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首先，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沃尔兹则认为，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而权力只是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主要通过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政治后果。后者则认为，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结构，国家的行为深受这种结构的影响。共存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其行为和后果既要从国家内部的特性，即单位层次上来解释，也要从结构层次上来解释，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注：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

沃尔兹并未对同盟问题作过系统阐述，但他的结构理论、他对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的分析、以及一些与同盟问题相关的论述却给后来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这些学者中包括当前在同盟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的格伦·施奈德、斯蒂芬·沃尔特、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们在近十几年中将同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格伦·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论

格伦·施奈德对同盟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同盟困境”的研究。　在分析同盟成员之间的关系时，　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

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 ）两个概念（注：　 Michael

Mandelbaum，The Nuclear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6.）。“抛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由于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必须表明自身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一个担心遭受“牵连”而打算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这便构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同盟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国如果为避免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到头来事与愿违；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对手得寸进尺。同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从事（注： Glenn H.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Politics，"pp. 466-467 and 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Ibid.，pp. 483 —489　and　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 参见Kenneth　Waltz，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 1979) ， p.126.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　看风使舵 ”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　 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注：Walt，Origins of　Alliances，　p.275.）”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 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

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 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Ibid.，pp.21—28，and p.32.事实上， 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 参见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 Holsti et 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 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 ）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 ）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Ibid.，chapter 2，pp.17-49.）。 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Ibid.，pp.263-269.）。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注：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共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2(Spring 1988)，pp. 275-316;Walt，"Alliances，Threats，and U.S. Grand Strategy: A　Replyto　Kaufman and Labs，"Security Studies，Vol.1，No.3(Spring 1992)，pp.448-482.）。尽管如此，沃尔特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者。

有的学者指出，制衡—看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国家的结盟选择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注：Glenn H. Snyder，"Alliances，Balances，and　Stability，"p.128.）；有的学者则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常常会影响国家最终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同盟（注：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施韦勒文章中的有关注释。See Randall　L.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op.cit.，p.251，fn.9 and fn.10.）；还有的学者批评说，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使沃尔特的理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同盟的影响（注：Robert　 O.

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 the Uses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3，No.1(Summer 1988)，pp.174—175.）。

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 兰德尔· 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 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pp.251—252，p.256 and 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 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 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　status-　quobias ）， 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注：Ibid.， p. 262. 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 另外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in　Benjamin　Frankel( ed. )　，　Realism: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Frank Cass，1996)，pp.90-121.）。

3. “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 ganging ）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

在论证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时，沃尔兹曾提到，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从而导致均衡体系出现不稳定。一种错误是，认为盟国的生存对均势的维持必不可少，从而无条件地把自己与不计后果的盟国拴在一起，这种行为模式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种错误是，推卸责任，指望第三方来承担遏制强权的风险，二战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注：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p.67 and pp.165—169.）。

沃尔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两种形式截然相反的灾难，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们想要解释、预测或者制定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同盟战略，就必须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上述两种危险中究竟是哪一种更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将沃尔兹所提到的两种情况分别概念化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注：Christensen　and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p.140-141.）。 为了对其加以解释，他们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安全困境”理论（注：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pp.167-214.）中的一个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相对有效性的观念——引入到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当中，并进而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多极条件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推卸责任”）。“进攻有利观”和“防御有利观”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上次大的战争的教训。具体说，如果一国政府对军队系统控制较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观”的形成；而如果一国军方的自主性较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注：Christensen　and　Snyder， "　Chain　Gangs　andPassed Bucks，"pp.144—147.）。

作为上述理论的例证，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别对一战和二战前德、法、俄（苏联）英四国领导人的进攻—防御观念及各国的同盟战略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对战略进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次大战之前各国同盟战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1914年，各国普遍认为，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是可能的。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并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各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事先结成紧密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导致了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经历过1914—1918年血腥的壕堑战和消耗战之后，各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将是困难而漫长的。他们因此认为，冲突伊始作壁上观，待最初的好战者精疲力竭时再出来收拾残局方为上策。这种观念导致了二战以前各国面对纳粹德国四处蚕食侵略表现迟钝、相互推卸责任的灾难性后果（注：Ibid.，pp.147—167.）。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对破坏体系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弥补了沃尔兹相关理论的不足，并进一步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无论是在系统性、实证性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四、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

与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 种范式并存的状况相对应（注：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 种范式的比较， 参见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Many Theories，"Foreign Policy(Spring 1998)，pp.29-46.）， 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也主要来自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方面。冷战后国际现实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之间的差距，为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向同盟这块现实主义理论的传统领地进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围绕北约在华约解散、苏联崩溃、外在威胁显著减弱后非但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却十分活跃这一现实主义同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发表了他们在同盟问题上的看法。

制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只注重讨论同盟与权力、威胁、战争以及系统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把同盟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研究。像北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已经与历史上只有一纸盟约的同盟有很大区别（北约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它拥有正式的官僚机构，而该机构又拥有一套复杂的决策程序和多样化的功能），同盟理论必须考虑制度因素才能对当前北约的状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注：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p.　174;and Robert B. McCalla，"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3，(Summer 1996)，pp. 445—475.）。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化对同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同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制度化会造就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而由这批精英人士构成的人员网络会削弱原有威胁丧失给同盟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与那些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规范、程序和功能的同盟相比，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对外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更强，生命力也更强。制度化可以减少同盟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成员间的合作，从而给各国带来现实的利益。由于建立新的制度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成员总是倾向于首先对原有的成功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如果原有的制度功能多样，并且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出新的规则，那么该制度便可以维持下去。

在同盟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关心的是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曾举过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英国拥有500枚核武器美国并不担心什么， 但北朝鲜哪怕只拥有5 枚核武器也会令美国坐卧不安（注：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73.）。他们认为， 同盟理论只重视力量分布这类物质因素是不够的，像确定威胁和选择盟友这样一些结盟的关键问题必须从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注：　Michael　 N.Barnett，"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J. 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401.）。

在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中，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由于引入了“攻击性意图”这样的主观因素而引起建构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比起先前的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沃尔特的理论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攻击性意图”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胁”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沃尔特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注：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3，No.1(summer 1998)，pp.186—187;and Barnett，ibid.，pp.403—404.）。还有的学者指出，沃尔特的理论在关于意识形态在威胁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假如人们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影响威胁界定的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沃尔特的结论便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当国家在意识形态团结和安全考虑之间进行权衡时，其成本计算并不是外生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喜好的。

（注： Peter

J.

Katzenstein，"Introduction: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in Katzenstein(ed.)，op.cit.，p.28.）”

建构主义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一个学派，以该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实证性的同盟研究还不多见，　托马斯· 锐生卡朋（Thomas

Risse-　Kappen ）对北约的分析算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注：ThomasRisse- 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The　Case of NATO，"in Peter J. Katzenstein(ed.)，op. cit. ， pp.355-399.）。在他的文章中， 锐生卡朋把近年来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对北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诠释。其基本思路是：（1 ）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因为它们都把对方看作是和平国家。它们之所以把对方视为和平国家是因为其国内决策过程是由一套民主规范来管理。（2 ）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安全共同体。（3 ）互相视对方为和平国家和表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使它们有可能克服那些有碍国际合作的障碍，并形成像同盟这样的国际制度。（4 ）在这种制度中对各国间相互作用加以管理的那些规范应该反映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并类似于各国国内的决策规范。（5 ）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在锐生卡朋看来，北约发展的历史为上述自由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规范的加强和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它不会妨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这种或那种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注：Ibid.，p.371 and p.397.）。

面对来自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大部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注：有少数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度很少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独立性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既缺乏经验实证，也不能预测未来。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 (Winter 1994-95 ) ， p. 47;and "A Realist Repl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summer 1995)，pp.91—92.），沃尔特承认“制度化”和“认同”因素会对同盟的维持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带来效率，而且还可能掩盖问题，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虽然北约的职能现在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地区“安全管理机制”的转换，但从长远来看这条路未必能走得通。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旨在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机制，如“欧洲协调”、国联和联合国等都未能阻止各国向权力政治的回归。这类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国际恐怖主义等一些较小的问题，但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动只能依靠其成员国，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时，特别是当某些关键成员不愿采取行动时，这类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成问题了。另外，北约目前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其成员国40多年来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国际结构的产物，美国的军事存在于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条件，现在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抑制安全竞争的作用令人怀疑（注：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 1997)，pp. 166-167.）。

对于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沃尔特认为，尽管在某些国家间共同体意识确实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联系与民族主义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欧洲这个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已取代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虽然上述两者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还会相互加强，但一旦发生冲突，大多数领导人将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再者，虽然一个长期存在的同盟会在其成员国之间培养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并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也可能会延缓同盟的解体，但与制度一样，认同和共同体意识也是环境的产物，剧烈的外界变化会削弱这种共同体意识和共有的认同。认同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各国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仍不采取独立行动的程度（注：Ibid.，pp.169—170.）。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建构主义者的同盟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提出质疑，如锐生卡朋选择北约来证明他的同盟理论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像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不那么自由的国家也留在北约当中（注：Michael

C.　 Desch， "CultureClash: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1(Summer 1998)，p.165.）。

结　语

同盟问题非常复杂。同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缩影，无论就现实来说还是就理论来说都是如此。

第7篇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 键 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 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 H.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4,No.3,　July　1984, 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 ）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 ）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 J. Christensen & Jack Snyder ）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　 passing ）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 Spring 1990), pp. 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　Kenneth　N.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The Perils of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pp.73-74.）”然而， 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 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 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　 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 ）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　 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 ）、

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 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 R.　Holsti　etal.,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 NewYork:John Wiley & Sons,1973),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注：See Arnold Wolfers,"Alliances,"in David L. 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 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 （注：Gle　 nn H. 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 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注：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12.）。 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 ）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

（注：Robert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8),p.18.）”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p.105.）。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定义毕竟还是共同之处居多。这表现在，首先，构成同盟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这些共识可以使人们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在当时反思战争的社会氛围和学界理想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但伴随着同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重视。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35 —250 页；Hans J.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 ed.,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pp.184-212.）。他认为， 同盟与势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势力均衡是历史上势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 种选择：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同盟政策。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摩根索还根据5种不同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 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注：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237页。）。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制度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现状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维持现状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注：See Wolfers,"Alliances," p.270;and Osgood,op.cit.p.18,25.）。

关于同盟的功能和作用，奥斯古德认为一般可以分为4 个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其中第一项是同盟最基本、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第二项功能对小国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超过第一项，因为同盟对其政权的稳定性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第三项功能的突出性仅次于第一项。同盟可用来约束和控制盟国的行动，特别是防止盟国间采取损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动；维持国际秩序是同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功能，拿破仑战争后的英俄奥普四国同盟曾发挥过这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最终形式便是集体安全（注：See Osgood,ibid.,pp.21- 22.）。沃尔弗斯则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情况下，同盟对国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种耗费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任何将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结盟带来的最显著的好处是，一旦需要，一国可以指望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给敌人以威慑；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一国有义务在一场冲突中援助其盟国，即使严格地从本国立场来看，该国并不应该介入这场冲突（注：Wolfers,"Alliances,"p.269.）。

同盟与集体安全的关系是传统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分析最为精辟的大概还要数沃尔弗斯。在沃尔弗斯看来，虽然同盟和集体安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如成员国都承诺要援助遭受攻击的其他成员国，而遭受攻击的国家也指望依靠他国的援助来增强自身抵御侵略的能力，但“这两种政策就其意图和行动方式来看却迥然不同， 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情况大多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 （注：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 pp.182-183.）”同盟和集体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是针对成员国的某一对手（尽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现在同盟协定中），而且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地缘方面界定其所要化解的危险，从而能够在冲突到来之前便制定出战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在任何地点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即使在这样做时一国不得不与本国最直接的对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可靠的盟国（注：Ibid.,pp.183-189.）。沃尔弗斯认为，由于在实践中， “各国还没有准备不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与侵略者战斗，”所以，那种希望以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双边援助协定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Arnold Wolfers,"Alliances,"p.270.）。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者还就同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同盟政策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在同盟战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命题（注：SeeLiska,op.cit.,pp.61-69,202-254,pp.269-284;Wolfers, Discord andCollaboration,pp.217-229;and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and Small Pow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总的来说，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讨论大多是从势力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的。所以李斯卡断言，“同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摩根索也认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的势力均衡的一个函数。（注：Liska,p. 12;　Morgenthau,"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p.185.）”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评价一般比较谨慎。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还可以不起作用。传统现实主义者关于同盟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的同盟研究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极少对各种一般性的假设提供系统性的验证”（注：Walt,　 The

Origins

ofAlliances,p.7.），但他们的同盟思想为以后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

所谓新现实主义是指70年代以来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加以结构主义改造而创立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 ）的主要内容，但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首先，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沃尔兹则认为，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而权力只是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主要通过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政治后果。后者则认为，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结构，国家的行为深受这种结构的影响。共存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其行为和后果既要从国家内部的特性，即单位层次上来解释，也要从结构层次上来解释，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注：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

沃尔兹并未对同盟问题作过系统阐述，但他的结构理论、他对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的分析、以及一些与同盟问题相关的论述却给后来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这些学者中包括当前在同盟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的格伦·施奈德、斯蒂芬·沃尔特、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们在近十几年中将同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格伦·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论

格伦·施奈德对同盟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同盟困境”的研究。　在分析同盟成员之间的关系时，　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

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 ）两个概念（注：　 Michael

Mandelbaum,The Nuclear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6.）。“抛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由于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必须表明自身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一个担心遭受“牵连”而打算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这便构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同盟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国如果为避免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到头来事与愿违；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对手得寸进尺。同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从事（注： Glenn H.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Politics,"pp. 466-467 and 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Ibid.,pp. 483 —489　and　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 参见Kenneth　Waltz,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 1979) , p.126.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　看风使舵 ”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　 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注：Walt,Origins of　Alliances,　p.275.）”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 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

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 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Ibid.,pp.21—28,and p.32.事实上， 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 参见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 Holsti et 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 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 ）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 ）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Ibid.,chapter 2,pp.17-49.）。 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Ibid.,pp.263-269.）。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注：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共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2(Spring 1988),pp. 275-316;Walt,"Alliances,Threats,and U.S. Grand Strategy: A　Replyto　Kaufman and Labs,"Security Studies,Vol.1,No.3(Spring 1992),pp.448-482.）。尽管如此，沃尔特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者。

有的学者指出，制衡—看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国家的结盟选择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注：Glenn H. Snyder,"Alliances,Balances,and　Stability,"p.128.）；有的学者则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常常会影响国家最终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同盟（注：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施韦勒文章中的有关注释。See Randall　L.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op.cit.,p.251,fn.9 and fn.10.）；还有的学者批评说，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使沃尔特的理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同盟的影响（注：Robert　 O.

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 the Uses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3,No.1(Summer 1988),pp.174—175.）。

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 兰德尔· 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 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pp.251—252,p.256 and 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 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 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　status-　quobias ）， 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注：Ibid., p. 262. 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 另外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in　Benjamin　Frankel( ed. )　,　Realism: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Frank Cass,1996),pp.90-121.）。

3. “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 ganging ）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

在论证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时，沃尔兹曾提到，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从而导致均衡体系出现不稳定。一种错误是，认为盟国的生存对均势的维持必不可少，从而无条件地把自己与不计后果的盟国拴在一起，这种行为模式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种错误是，推卸责任，指望第三方来承担遏制强权的风险，二战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注：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p.67 and pp.165—169.）。

沃尔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两种形式截然相反的灾难，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们想要解释、预测或者制定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同盟战略，就必须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上述两种危险中究竟是哪一种更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将沃尔兹所提到的两种情况分别概念化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注：Christensen　and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p.140-141.）。 为了对其加以解释，他们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安全困境”理论（注：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pp.167-214.）中的一个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相对有效性的观念——引入到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当中，并进而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多极条件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推卸责任”）。“进攻有利观”和“防御有利观”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上次大的战争的教训。具体说，如果一国政府对军队系统控制较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观”的形成；而如果一国军方的自主性较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注：Christensen　and　Snyder, "　Chain　Gangs　andPassed Bucks,"pp.144—147.）。

作为上述理论的例证，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别对一战和二战前德、法、俄（苏联）英四国领导人的进攻—防御观念及各国的同盟战略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对战略进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次大战之前各国同盟战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1914年，各国普遍认为，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是可能的。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并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各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事先结成紧密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导致了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经历过1914—1918年血腥的壕堑战和消耗战之后，各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将是困难而漫长的。他们因此认为，冲突伊始作壁上观，待最初的好战者精疲力竭时再出来收拾残局方为上策。这种观念导致了二战以前各国面对纳粹德国四处蚕食侵略表现迟钝、相互推卸责任的灾难性后果（注：Ibid.,pp.147—167.）。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对破坏体系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弥补了沃尔兹相关理论的不足，并进一步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无论是在系统性、实证性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四、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

与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 种范式并存的状况相对应（注：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 种范式的比较， 参见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Many Theories,"Foreign Policy(Spring 1998),pp.29-46.）， 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也主要来自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方面。冷战后国际现实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之间的差距，为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向同盟这块现实主义理论的传统领地进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围绕北约在华约解散、苏联崩溃、外在威胁显著减弱后非但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却十分活跃这一现实主义同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发表了他们在同盟问题上的看法。

制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只注重讨论同盟与权力、威胁、战争以及系统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把同盟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研究。像北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已经与历史上只有一纸盟约的同盟有很大区别（北约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它拥有正式的官僚机构，而该机构又拥有一套复杂的决策程序和多样化的功能），同盟理论必须考虑制度因素才能对当前北约的状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注：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p.　174;and Robert B. McCalla,"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3,(Summer 1996),pp. 445—475.）。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化对同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同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制度化会造就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而由这批精英人士构成的人员网络会削弱原有威胁丧失给同盟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与那些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规范、程序和功能的同盟相比，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对外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更强，生命力也更强。制度化可以减少同盟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成员间的合作，从而给各国带来现实的利益。由于建立新的制度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成员总是倾向于首先对原有的成功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如果原有的制度功能多样，并且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出新的规则，那么该制度便可以维持下去。

在同盟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关心的是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曾举过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英国拥有500枚核武器美国并不担心什么， 但北朝鲜哪怕只拥有5 枚核武器也会令美国坐卧不安（注：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73.）。他们认为， 同盟理论只重视力量分布这类物质因素是不够的，像确定威胁和选择盟友这样一些结盟的关键问题必须从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注：　Michael　 N.Barnett,"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J. 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401.）。

在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中，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由于引入了“攻击性意图”这样的主观因素而引起建构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比起先前的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沃尔特的理论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攻击性意图”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胁”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沃尔特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注：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3,No.1(summer 1998),pp.186—187;and Barnett,ibid.,pp.403—404.）。还有的学者指出，沃尔特的理论在关于意识形态在威胁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假如人们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影响威胁界定的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沃尔特的结论便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当国家在意识形态团结和安全考虑之间进行权衡时，其成本计算并不是外生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喜好的。

（注： Peter

J.

Katzenstein,"Introduction: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in Katzenstein(ed.),op.cit.,p.28.）”

建构主义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一个学派，以该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实证性的同盟研究还不多见，　托马斯· 锐生卡朋（Thomas

Risse-　Kappen ）对北约的分析算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注：ThomasRisse- 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The　Case of NATO,"in Peter J. Katzenstein(ed.),op. cit. , pp.355-399.）。在他的文章中， 锐生卡朋把近年来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对北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诠释。其基本思路是：（1 ）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因为它们都把对方看作是和平国家。它们之所以把对方视为和平国家是因为其国内决策过程是由一套民主规范来管理。（2 ）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安全共同体。（3 ）互相视对方为和平国家和表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使它们有可能克服那些有碍国际合作的障碍，并形成像同盟这样的国际制度。（4 ）在这种制度中对各国间相互作用加以管理的那些规范应该反映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并类似于各国国内的决策规范。（5 ）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在锐生卡朋看来，北约发展的历史为上述自由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规范的加强和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它不会妨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这种或那种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注：Ibid.,p.371 and p.397.）。

面对来自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大部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注：有少数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度很少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独立性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既缺乏经验实证，也不能预测未来。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 (Winter 1994-95 ) , p. 47;and "A Realist Repl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summer 1995),pp.91—92.），沃尔特承认“制度化”和“认同”因素会对同盟的维持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带来效率，而且还可能掩盖问题，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虽然北约的职能现在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地区“安全管理机制”的转换，但从长远来看这条路未必能走得通。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旨在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机制，如“欧洲协调”、国联和联合国等都未能阻止各国向权力政治的回归。这类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国际恐怖主义等一些较小的问题，但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动只能依靠其成员国，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时，特别是当某些关键成员不愿采取行动时，这类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成问题了。另外，北约目前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其成员国40多年来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国际结构的产物，美国的军事存在于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条件，现在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抑制安全竞争的作用令人怀疑（注：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 1997),pp. 166-167.）。

对于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沃尔特认为，尽管在某些国家间共同体意识确实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联系与民族主义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欧洲这个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已取代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虽然上述两者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还会相互加强，但一旦发生冲突，大多数领导人将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再者，虽然一个长期存在的同盟会在其成员国之间培养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并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也可能会延缓同盟的解体，但与制度一样，认同和共同体意识也是环境的产物，剧烈的外界变化会削弱这种共同体意识和共有的认同。认同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各国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仍不采取独立行动的程度（注：Ibid.,pp.169—170.）。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建构主义者的同盟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提出质疑，如锐生卡朋选择北约来证明他的同盟理论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像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不那么自由的国家也留在北约当中（注：Michael

C.　 Desch, "CultureClash: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1(Summer 1998),p.165.）。

结　语

同盟问题非常复杂。同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缩影，无论就现实来说还是就理论来说都是如此。

第8篇

Abstract: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evolution is affect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situation security trend, the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 tw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ories have given the different explanation to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positively interacts and increases the mutual recognition solves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direction.

关键词：朝核问题 现实主义 建构主义

Key words: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realism construction principle

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朝鲜为应对美国在韩国布置核武器的威胁而开始核研究，经过6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朝鲜初步建立起部分核设施。然而，朝鲜的系列核研究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关注，1985年朝鲜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却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规定时间内签署保障协定，这成为此后美朝争端的导火索。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由于苏联解体而造成的核武器可能失控、核技术和核材料扩散，以及核门槛国家增多的趋势，使防扩散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美国因此以卫星照片为由，认定朝鲜违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并要求对朝的核设施进行检查。几经交涉后，朝鲜予以断然拒绝，并于1993年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一次朝核危机由此爆发。1994年6月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推动朝美于当年10月达成关于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2001年2月，小布什上台以后对朝实行强硬的遏制政策，直接导致朝鲜公开承认自己拥有核武器研发计划，朝核问题升级为第二次“核危机”。随后，中国政府于2003年发起的六方会谈将各方拉回到谈判桌上，但朝美双方分歧仍然严重。朝渐渐对六方会谈和布什政府失去信心，2005年朝鲜公开宣称拥有核武器，2006年和2009年分别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和数次导弹试射。直至2010年以来“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战”的发生。

第9篇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 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 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 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 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应当指出，无论在中国外国，上述见识者肯定不占多数，但这为数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识多见广的智者，他们的著述多具有好的历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从比例上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和作品数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扬了最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必然具备的历史属性。然而，这种观点在被认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难：其一，当代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识的结构或驾驭材料方面，很难要求他们（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人）具备广博的历史观念和知识，而方法论的东西（如6－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等）对他们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时候，由于“历史学派”轻视各种“新学”（包括观点、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为贬低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他们的理论容纳能力受到削弱，他们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依笔者之见，“历史学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们在浩瀚史料中捕捉关键线索的出色能力，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及其存在；但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和内生的东西，属于与生俱来的品质，它们与那种表征明确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样，前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后者可以“临摹”、易于推广。

4．“国际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依照这种观点，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虽然与其它学科（如文史哲经）相比属于一个发育较晚的知识门类；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多领域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标以处在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和揭示其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以应对这一领域的社会需要和知识疑问。“跨学科论者”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只是本世纪以来才受到重视，无论概念框架、学科对象或研究方法都没有形成像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和经济学那样的成熟形态。他们指出，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学科的相对“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科属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曾经提出：“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块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像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主权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学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实：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又是知识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领域，所谓“世界政治”的发生和演进，是处在一个缺少共同承认的合法权威（世界政府）却同时存在斗争磨擦又交往有序、历经变迁又经久不息的国际体系中。这一现象不管是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学问都没有探讨和不足以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研究这种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种基本单位、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它们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影响它们的种种因素和活动。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的”（normative）理论和概念，也可以是历史学中的“经验的”（empirical）或“因果联系的”（causal）理论和概念，还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学”（policy science）方法；但无论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哪一种方法，它们都被整合到国际政治自成体系的理论中，变成其有机的、有别于原有特性的组成部分。[8] 按照这种理解，不仅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一些范畴，如国际交往和外交斗争、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等，而且，从其它学科借用过来的概念在纳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独立研究的价值，比如，国际战争或国际和平显然不完全同于国内战争或国内和平，正如人们不会把国际法等同于国内法、地缘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一样－－不论其范围还是作用方式。

应当看到，这种观点既有它独特的优势、吸引力，也有其问题和不足。它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为这一领域的全面和深入开掘奠定了基础；它重视跨学科的边际碰撞，使原先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进入国际研究的大门并且充实丰富这一学科成为可能；它对于有志从事国际事务的宏观探索的学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大理论”和“战略设计”享有某种优先权。然而，与学科历史的短暂相一致，它事实上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学”基础，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这是它的重大缺点，依笔者管见，如果从中获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也可以认为，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四种意见及各自的方法论途径，即决策过程分析、政治学基础、历史（思想史）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或者，不妨把它们简单概括为“外交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尽管学者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他们的各自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完全将他们的观点分个是非、比个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更上层楼，至少应当建立在对这些观点的了解之上。

二．从什么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研究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识，它亦适用国际政治的研究。上一节讨论了“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侧重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说明。

比方讲，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见到以下三种不同分析角度：

一种是为现状辩护的角度，我们把称它为“现实主义学派”。尽管其中思潮、流派杂多，它的基本认识是：现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国家间实力和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结果，这个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作用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实际的等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各国只能“好自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取得应有的国际位置和影响，换句话说，强国大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强国大国）当然有更多更大的优势，而小国弱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小国弱国）天生面临着受到威胁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这个结构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国际组织能够起一定作用，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法的约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点强权政治和不平衡经济扩大的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各国追求各自利益的强烈冲动，差距和矛盾是永远不会根本消除的，就象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样。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国际冲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联盟方式、战争与和平、各国的长远战略等方面，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缓和的具体途径，但他们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们多把自己称为“有悲观倾向的现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