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4 10: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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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洲债务危机 启示
一、欧洲债务危机现状
2009年10月新上台的希腊政府宣布本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欧盟允许的3%上限，希腊债务问题就此浮出水面。随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希腊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并开始蔓延至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债务问题。虽然2010年5月10日欧盟设立了一项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用于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但还是难以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深化。欧债危机继续给欧元区带来巨大的冲击，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经济走势持续低迷。2011年11月10日 欧盟委员会经济预测报告说，欧洲经济增长恐将陷于停滞，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0.5%。业界还普遍认为，2012年欧债危机还将蕴含经济二次探底、信用评级下调、银行业债务危机、欧元区“缩编”乃至解体四大风险。
二、欧洲债务危机起因
（一）过度举债
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长期过度举债导致国家的信用缺失。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不应超过GDP的3%和60%，但是欧洲许多国家并没有严格遵守公约规定的条款。2011年，PIIGS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由最低的63.9%（西班牙）到最高的158%（希腊），并仍在增长之中；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同样存在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且债务负担均超过了欧盟规定的标准，其中情况最好的德国政府负债已占GDP的73.2%。正是因为欧洲各国没有很好遵循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同时欧洲国家相互交叉持有债务的现象十分突出，导致了这些国家形成高负债率，政府的信用随之降低，令投资者不能安心的充当债权人的角色。
（二）经济发展失衡
欧元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由于欧元区不断扩张，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的经济体（比如希腊）的大规模连续加入，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加大。经济结构和金融周期不一致迫使欧洲按发展水平实施“多速欧洲”战略(即允许成员国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实施核心和国家分步走)，这无疑更进一步加大发展的差距，使欧盟国家分为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两级。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并且呈强国愈强，弱国愈弱的恶性发展态势。
（三）体制弊端
欧元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其中的关键因素体现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步调难以一致。
欧元区内，欧洲央行负责实施整个区域的货币政策，各成员国自主实施财政政策。在这样分离的货币财权体系下，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然而，在经济危机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而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本国的危机。
（四）政府失职
由于体制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欧债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但必须看到只要各相关政府切实履行其职能，定能很好的控制欧洲债务危机。但是在危机爆发初，德国为首的欧盟核心国家采取不作为的态度未施以援手，危机蔓延后才开始策划救援方案，动作迟缓耽误了救助的最佳时机。而出现债务危机的当事国政府则乱开“药方”，单纯的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本国的财政支出，这与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不相协调，远远达不到使本国脱离债务危机的目的。因此，政府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
三、欧洲债务危机给中国的启示
（一）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
中国的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到2011年9月，我国的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但必须警惕的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却要严重得多，同期我国地方债务的总规模大约为10.7万亿，如果加上国债余额，那么中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就将翻一番，达到约50%，接近警戒线水平。因此，中国在控制债务规模的同时，现阶段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否则，任由我国隐性债务提升将增加我国的财政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有鉴于此，我们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完善我国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有效的地方财政风险预警机制。根据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状况，实现财政风险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其次，强化内部审计部门在防范地方政府风险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地方财政资金的综合监督部门具有的信息优势，在地方财政风险的评估、处理和预警上应发挥积极作用。最后，建立比较健全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扩大融资渠道，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负债的承受能力，优化政府负债存量，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包袱。
（二）扩内需减少外需依赖
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欧元区的经济状况恶化，欧元区经济的萎靡状况可能带来其外需整体性收缩的影响。2011年12月我国出口1747亿美元，同比增长13.4%，为2011年连续第5个月增速下滑，低于17.4%的历史平均水平。考虑到2012年欧债危机仍然会严重影响欧元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增长会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因此，中国政府要坚持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才能弥补出口损失带来的负效应，防止经济增长放缓。
（三）探索区域化货币政策
在欧元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下，欧元区仍秉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造成了欧元体系的失衡，在此情况下，危机爆发时，债务国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应对各项冲击，而最终导致了本国更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鉴于此，我国在货币制度的建设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努力探索更合理的区域化货币政策，从而避免类似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不协调而爆发的债务危机。
（四）亚洲共同货币区的设立条件仍不成熟
长期以来，关于亚洲成立共同货币区乃至“亚元”的呼声高涨，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理论，只有成员国在要素自由流动、经济趋同等情况下，加入共同货币区才能带来各成员国福利的增进，条件不成熟却勉强加入可能得不偿失。欧债危机中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亚洲各国不管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政治文化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建立亚洲共同货币区的条件尚未成熟。
四、结语
此次从希腊爆发随即几乎蔓延至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给了世界各国一个警示，不管任何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强大与否，都应该高度正视本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和公共债务管理，建立有效的监督预警机制，扩大对本国的财政披露力度，同时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上注意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建立与统一货币政策制度相配合的财政政策制度。
参考文献：
[1] 赵长宝. 建立地方财政风险预警机制[J]. 中国财政, 2009, 6: 79.
1. 严格的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是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必要条件。
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的直接原因是地方财政“收”不抵“支”。管严、管好地方政府的“收”和“支”、使收支平衡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
在实行联邦制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享有自主发债的权利，但是均遵循平衡预算法令或各地方政府的宪法有关规定，以防止州和地方政府举债规模超过其财政承受能力。美国各州长根据年度预算财政收支编制平衡预算执行议案，并提交州立法机构审议通过后再予以实施。美国有多达35个州规定，政府只能在一个预算周期内（年）举债、而不得将财政赤字留转至下一个预算周期，从而缩小了州和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赤字规模。另外，为了强化州预算执行的效果，美国大多数州均规定，由州高等法院监督州政府遵循预算平衡原则的具体情况。
巴西从2000年开始就明令禁止中央政府向州及市政府融资。如果州及市政府将其债务转嫁给联邦政府，则其在完全分期偿还债务前不得举借新债。
2. 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是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往往是事权多而财权少，从而客观上存在地方财政的“入不敷出”，长此以往，赤字将不断积累而最终引发地方债务危机。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的财政体制，即合理设置政府层级，科学确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使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对应，从而从体制上根本地解决地方债务规模过大、地方债务风险失控的问题。
首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科学地设置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财政体制。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层级为3―4级，从而可以减少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有利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风险的监督管理。如日本分为都道府县（为同一层级）与市、町、村四级。
其次，合理、对称的事权与财权成为各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的重要因素。在美国，联邦政府主要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如国防、国际事务等；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主要是提供本辖区范围内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相应地，美国各级政府均有各自独立的税收征管权利，例如所得税、销售税和财产税的征收。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立法、司法、外交、国防、货币发行等需要全国统一规划和处理的事务；地方政府负责地方福利和公共服务及地方公营企业的投融资等。
第三，各国地方政府普遍重视债务资金的运用管理，优化债务资金支出结构，提高其使用效益。从本质上说，地方债务风险的形成，归根结底是因为地方财政收支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相适应。如果地方债务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为地方政府财源和财力提供坚实基础和保证，那么，从中长期看，地方债务风险就趋于安全，是“良性债务”。相反，如果新增地方债务主要是简单地直接用于地方福利，债不少，钱花了，而经济增长后劲没有增强，那么，地方债务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就是“恶性债务”。地方政府良性债务占比高，则风险状况向好；否则，风险状况就会恶化。英国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借款或发行债券所取得的收入只能用于资本性支出，而不能用于经常性开支。而欧洲债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公共福利高企、制造业空洞等问题，则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训。
3.完善的地方债务风险预警机制是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关键。
地方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主要通过债务危机相关标准的确定、识别、监测来分析地方债务风险，提醒相关部门注意债务的隐性或显性风险，并探寻债务风险产生的各种原因，从而制定适宜的预防政策，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其主要包括：债务指标的合理确定、信用评级制度、债务风险的监测。
地方政府债务指标主要有负债率、债务率、债务依存度等，国际上根据经验提出一些控制参考标准，但因各国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国际贸易、发展阶段、治理机制与治理目标等具体国情而不尽相同。其中，负债率等于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值，反映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能力，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20%。美国与加拿大的警戒线分别为13%―16%、25%。债务率等于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值，反映地方政府对债务总余额的控制能力，根据经验一般不超过100%。美国和哥伦比亚的警戒线分别为90%―120%、80%。债务依存度等于当年举债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当年政府支出对举债收入的依赖程度。如日本规定，当债务依存度指标超过30%时，地方政府不能举借新债。但以上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会根据情况变化做出短期调整，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刺激经济，各国地方政府均增加负债，债务指标超过以上标准。但从长期来看，参照标准进行债务风险的评估与防范还是必要的。
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主要采取金融市场信用评级制度。将政府信用作为影响地方政府借款或发行债券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有利于地方政府有效地控制地方债券规模和风险。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信用等级越高，意味着能用较少的成本筹集较多的资金。
另外，实时监测成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俄亥俄州将地方政府债务与其财政状况联系起来，用三类指标（债务依存度、偿债率、负债率）衡量州以下政府的债务风险水平，风险高的列入“预警名单”进行监控；严重的则列入“危机名单”，由州专门成立“财政计划和监督委员会”进行特别监控，督促其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债务重组或共同基金援助来化解危机。
4. 相适应的财政法律体制和公开透明的财政信息是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必要保障。
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地方债务危机处理实践，逐渐意识到法律法规对约束政府债务行为的重要性，纷纷建立健全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财政法律体制。各国一般都对地方政府的举债方式、规模、筹资来源、用途、偿还方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对债务风险的纠错与债务危机的应对和化解方面，美国的《破产法》规定，地方政府如果因为自我财务管理不健全、财政收支恶化、债务危机严重等，可以申请破产，而联邦政府尽量减少对州和地方政府的不合理援助，以此在提供纠错及风险化解机制的同时，防范地方政府危机的扩散。同时，司法机关可以追究任何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此外，各州也建立了应对债务危机的相关法律。
另外，公开、透明的财政信息已经成为全球地方政府风险管理的有力保障。在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债务报告制度。根据这一制度要求，由借款委员会负责调配各地方政府的借款分配，地方政府需在本级预算报告中完整、准确、真实地体现相应的借款分配情况。另外，各级地方政府严格遵循两大体系（会计标准体系、政府财务标准体系）的基本原则，不仅需要报告直接债务，还需要报告或有债务。
若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变，201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10%，2012~2015年均下降20%。这样地方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将由过去两年的28%降至13%左右。
支出方面，考虑到“十二五”期间地方政府民生支出的增长，假设未来5年地方财政支出增速略高于2000~2007年（21%）。假设地方债务按照13%速度增长，在2015年以后偿还（即新增债务没有还本压力）。利率按照当年5年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2011~2015年假设分别为7.05%、6.80%、7.30%、7.30%、7.30%，根据年底的债务余额计算出每年需要还本付息的金额。
可以看出，2011~2013年地方政府到期的本金和利息的数字分别为2.6万亿、2.3万亿和1.8万亿。从资金缺口来看（地方可支配收入―地方支出―还本付息），2014年开始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逐步增大。即使考虑到借新还旧，即部分资金缺口可由银行新增信贷进行弥补，2015年后，地方政府仍将会出现绝对资金缺口（地方可支配收入+新增债务融资-地方支出-还本付息）。根据债务率计算的债务负担来看，即使按照地方政府负有偿债责任的债务率，2012、2013也将超过80%。
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32.6%。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有2.55万亿元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占23.8%。随着债务到期的临近，一旦土地出让金持续下滑，将使地方政府面临较严重的还本付息压力，部分地方政府面临资金断裂的债务危机。2011年前三季度，在房地产的持续调控政策下，中国土地市场呈现流拍率上升、溢价率下降的态势。130个城市1~10月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降12%，其中住宅用地降18%。
展望2012年，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压力加大，销供比下降会带动土地溢价率和平均地价进一步下滑，预计2012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将会下降20%。
【关键词】底特律破产 中国地方债 财政预算
一、底特律的衰落和破产
底特律衰落的原因，一方面，汽车产业衰落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日韩和欧洲汽车产业迅速发展，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挤压着美国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的汽车公司纷纷进行了产业转移，直接减少了底特律汽车工人的就业岗位，减少了底特律的税收。另一方面，大规模人口迁出是衰落的重要原因。国内暴乱让底特律开始走下坡路。三大汽车业公司全部停工停产。底特律的白人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逃离底特律，这导致税收萎缩、服务业受创，导致经济不景气。
造成底特律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官员不计后果地借债。由于底特律的产业结构单一，产业转型失败，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财政收入很困难，政府必须向几个银行借债来缓解短期的资金不足。次贷危机利率不断下调，让政府的债务增加，最终破产。
二、中国的地方债问题
底特律的破产使我们关注我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债问题。今年两会上表示，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可能在15万亿到18万亿之间。在今年4月份的博鳌亚洲论坛预测总债务规模超过20万亿。根据《审计结果》中36个地区债务增长12.94的速度估计，截止2012年底，全国的地方债务总额为13.87亿元。衡量当年还本付息额的指标偿债率同样显示了地方严重的债务危机。有13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偿债率超过20%，最高将达到达60%；如果算入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偿债率最高的将到达67%。因为偿债能力不足，很多省会城市本级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5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而且，有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亿元。
三、中国地方债与底特律的异同
中国地方政府与底特律在财政问题上有两个相同点，第一，都存在过分依赖单一产业的问题。底特律所有经济部门都依托汽车产业。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上过分依赖土地财政，以土地出让的收入作为偿债方式，若土地出让的收入下降，地方的债务问题就会陷入危机，存在严重的违约风险。部分地方政府还存在过分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的问题。第二，都存在大量举债的问题。底特律在汽车产业遭遇危机时向银行借债缓解短期资金不足，购买金融产品寻求获得投资收入。中国地方债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城投债，第二是财政部发行地方债，第三是市政债试点发行。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期相对集中，这对绑架土地收入的地方财政来说，无疑会在偿还期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
中国地方政府之所以没有像底特律一样爆发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因为我国的地方政府是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在我国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破产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即使真的出现了巨大的债务危机，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转嫁出去。
四、底特律破产的教训
正确看待底特律破产的问题，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打破单一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底特律还在汽车产业中挣扎时，芝加哥积极进行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金融服务业，成为了美国的第二个金融城市。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不断的进行产业结构转移和升级，才能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继续生存。第二，地方政府要确保财政收入的多样性，防止财政税收过分依赖单一的来源。当前我国的很多地方政府财政过分依赖于土地，如果土地价格下降，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将会大大减少，地方政府将会出现大的财政缺口，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地方财政必须扩大财政收入的来源，保证财政收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第三，地方政府在遇到财政缺口时，不能简单的向银行借贷来渡过暂时的困难，要重新审视自己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上出现的问题，对每一笔资金要精打细算。
五、中国地方财政新的探索
中国地方的财政问题需要从自身深层次的体制找原因，对我国的财政制度进行新的探索。第一，建立有效的财政收支的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必须将更多的方面包括地方债务等问题纳入官员的考核范围。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来避免地方官员盲目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地方债务等问题。第二，将债务的使用和偿还纳入财政预算中，更好的控制债务的规模，增加地方的财政安全。第三，地方政府需要让国企和民企参与到地方债务问题中。企业在生产和经营商往往具备更多的技术和经验，更加了解市场的动态，更好地考虑成本控制从而最大限度的增加企业利润。让民企参与到地方经济的建设中，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不但会减轻靠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会刺激当地的经济活力，带动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要吸取底特律的教训，改变财政过分依赖单一产业结构的局面，严格控制地方债的规模，将地方债纳入财政预算中，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让企业更多的参与经济的发展，完善我国的财政体制，才能增加地方财政的安全性，避免底特律破产的悲剧在中国发生。
参考文献：
[1]易鹏.底特律破产对中国城镇化的启示[J].中国西部，20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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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一凡.底特律破产的教训[J].首席财务官，2013.
[5]李秀江.中国“地方债”快速扩张危机[J].法人，2013.
[6]李勇.地方债、向国企民资借力[J].中国经济周刊，2013，（23）.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保增长”乃当务之急,是偿还债务的先决条件。没有增长,就没有税收,偿还债务也就无从谈起。
以欧盟(尤其是德国)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坚持“紧财政”。否则,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债务信用评级无法提高,会严重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拉升借债成本,给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公共财政雪上加霜。
两个阵营各执一词,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然而,争论双方似乎都回避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刚刚过去的这场全球危机,根源于欧美经济体内深刻的结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结构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脱离了对结构改革的关注,而孤立地讨论诸如“保增长”和“紧财政” 这样的短期问题,则会避重就轻,有可能贻误推进改革的最佳时机。
在过去几十年里,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冲击,在反复应对危机过程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只有伴随着结构改革的反危机政策才会产生持久的积极效果。
20国集团关于“保增长”和“紧财政”的辩论,在中国,对当前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政策问题的讨论有非常相似的借鉴意义。
如果说,欧美经济问题本质是“债务危机”,中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本质则是“危机债务”。
在欧美,居高不下的债务,是常年结构问题累积的结果,最终以危机的形式展现出来;根本摆脱“债务危机”,结构改革是绕不过的坎儿。
在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水平在短时间内激增,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危机的结果,同样也暴露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刻的结构问题。根本解决“危机债务”,结构改革同样是绕不过的坎儿。
欧洲的债务是多年赤字财政的结果,而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主要是投资项目融资的结果。在前者,政府的信用来源是政府未来可能获得的税收收入;在后者,政府的信用更重要的是其所投资项目的经济价值。
在欧洲,产生债务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过度慷慨的社会保障系统等。
在中国,产生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原因在于政府对各类经济要素资源(如土地)的直接控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协调(如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 以及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缺失等。
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有不少国家的政府把问题简单归咎于资本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行为,试图在市场上采取各种限制措施来防止危机的深化和蔓延。结果是一场徒劳,因为出问题的是地方政府财政,而不是资本市场本身。
在中国,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大规模膨胀,有相当多分析人士把矛头指向银行系统,认为问题出在银行风险管理欠缺,尚未完全商业化运营。然而,银行之所以愿意向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贷款,就在于其具有政府的隐性担保性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本质上是财政现象,而不是银行问题。
在欧洲,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在短期内,的确需要在“保增长”和“紧财政”之间取舍。然而,在中长期,若要根本解决偿债能力问题,结构改革必不可少。否则,经济可能不断被反复的危机困扰,即“拉美化”;另一种可能就是,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即“日本化”。
在中国,不应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即“危机债务”)混同于欧洲债务问题,而过度关注地方债务水平,因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体上是有保证的。投资效率才是关键,更确切地讲,地方政府是否应该成为大规模举债和投资的主体。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增长势头暂时得以抑制,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位不改变,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内在机制就会持续发挥作用,政府负债会卷土重来。更严重的是,如果不能现在着手解决这一深层次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很可能会与市场化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爱尔兰在过去10年中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2%，人均GDP排在欧盟第二，爱尔兰也因其经济快速增长被称“凯尔特之虎”。但是，在爱尔兰十几年经济繁荣的同时，房地产的泡沫也在不断累积，房价一路飙升，房地产业的发展对爱尔兰经济增长发挥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房地产泡沫悄然破灭，这就使得此前一直对房地产大量放贷的银行业遭遇巨额亏损。为了维护金融稳定，爱尔兰政府只能投入巨额援助资金，这又导致其财政赤字猛增，并最终诱发了爱尔兰债务危机。可见，爱尔兰陷入债务危机背后的简单逻辑就是：房地产绑架了该国银行，而银行又绑架了爱尔兰政府，因此，爱尔兰危机又被称为爱尔兰式“房地产魔咒”。
虽然爱尔兰债务危机，直接导火索是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银行财务状况恶化，但其根本原因则缘于欧元机制的内在缺陷，即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立的财政政策之间难以协同。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方面，各国政府所能动用的手段大多限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往往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纷纷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本国经济的衰退。但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则仅限于财政政策，这无疑增加了调控的难度，而且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各成员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之际，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标，在货币政策的协作方面则无所作为，这也是导致希腊、爱尔兰债务危机的最终原因。因此，只要不能消除欧元机制的痼疾，欧盟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将可能接踵而至，欧元债务危机的再次爆发也是早晚的事情。届时，其影响将不仅仅限于某个成员国，而是整个欧洲经济，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此外，国际游资的炒作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和加剧了债务危机的危害，希腊危机的起因就是高盛的“融资”及对冲基金的炒作。理性来看，爱尔兰财务问题本不足为虑。一则爱尔兰政府手中仍握有200亿欧元现金储备，至少到2011年年中之前尚足以偿还所有现存债务本息；二则爱尔兰政府已公布大规模减债计划，2011年赤字将降至占GDP的10％以下；三则爱尔兰的GDP在欧元区25国所占比重不足2％，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保驾护航之下，爱尔兰国债还不至于有背约之虞。由此看来，爱尔兰危机的影响程度之所以超出了应有的范围，国际游资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爱尔兰债务危机是否会演变为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去，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又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障碍。希腊债务危机尚未偃旗息鼓，爱尔兰债务危机又接踵而至。受此消息影响，全球资本市场一片跌声，其中不乏对爱尔兰自身经济和财务问题的担心，但更多的则是对欧元区和欧盟救援机制的担忧。在救助爱尔兰等国债务危机中，由于欧盟没有统一的财政，只有统一的央行，欧盟无法动用财政手段，只能使用金融手段，依赖欧洲央行投放更多的货币，加之债务危机对欧盟经济产生拖累，欧元贬值不可避免。
同时，爱尔兰债务危机加剧欧元区的银行业风险。据国际清算银行披露，欧元区除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四国以外的银行对这四国债务的风险敞口就达1.57万亿欧元，而这个风险敞口中债只占16％。如果债务违约，欧元区的银行将遭受重大冲击。现在欧元区银行需要依靠欧洲央行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这进一步加大了欧元贬值风险。
但是，就目前情况看，由于有欧盟以及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协助，希腊、爱尔兰等南欧国家的经济规模不大，其财政危机演变成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尽管这样，希腊、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后，南欧国家债务评级被下调，利差急剧扩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仍然给欧洲经济前景蒙上了巨大阴影。
破解爱尔兰式“房地产魔咒”，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特别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业发展、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放任房地产泡沫的滋生与蔓延，成为导致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然而，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已经成为推动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国在借助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增加房地产投资信贷规模和放宽个人按揭贷款门槛等措施，也放任了房地产泡沫的滋生与蔓延，导致自2009年以来的房价快速上涨。
正是鉴于目前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潜在风险，中国近期采取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试图避免因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发银行的信贷危机，进而危及整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我们应如何借鉴爱尔兰债务危机的教训，破解爱尔兰式的“房地产魔咒” ，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呢？
首先，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控不可松懈。纵览主要国家经济大萧条的诱因，其中大部分与房地产泡沫紧密相连。从20世纪日本经济的萧条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从迪拜危机到爱尔兰危机，无一不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因此，中国政府应给予房地产业正确的定位，在房价的调控上要自始至终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避免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发展，以保障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引起关注，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与扩散，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也收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中国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 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12.94%。从债务形成年度看，2010年及以前年度举借20 748.79亿元，占53.93%；2011年举借6307.40亿元，占16.39%；2012年举借11 419.62亿元，占29.68%。
中国地方债务规模的发展扩大，不仅与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也深受宏观调控目标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推进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加大政府投入，深化改革，地方政府相继成立国企性质的投资公司，这类公司可以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融资。1994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出现中央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开始向投资公司募集资金，这也让投资公司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我国政府“扩内需，保增长”的目标，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也放宽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限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激增。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政府债务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各种政府和学者的关注。
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规模不容忽视。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地方政府存在大量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这部分债务并没有包含在政府债务的名义规模中，因此会给地方政府造成错觉，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并未重视或有债务问题，持续发放政府债务。但是这些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在某个时间点上却会转化为现实债务，妨碍财政的正常运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甚至会引起债务危机。因此，在今后发展中，应该加强对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监管，采取有效手段控制和化解这部分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增长也与债务本身的累积效应相关。政府债务具有还本付息的特性，当债务到偿还期时，新发行债务要用于还本付息。随着债务发行年数的累积，历年发行的债务规模也会不断增加，这样才足以用来支付到期债务及利息额，债务的累积效应显现，使得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正面效应
1、资源配置效应
资源配置是指在不同经济领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以及不同行业之间，将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每个社会，都会通过一定的机制，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分配到各个领域中。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体，政府作为补充性主体，两者共同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政府的配置作用具有强的目的性，可以根据政策的要求，采用多种途径，在遵循市场配置的基础上，指导资源配置。如根据我国地方政府历年债务支出填报表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债务支出主要用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大型的长期的项目一般处于国民经济的上游部门，可以为私人资本投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另外，地方政府也可以利用政府权力引导资源，改变资源配置。这也就允许政府可以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去安排投资，进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2、经济扩张效应
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消费、储蓄等中间变量来实现的。当债务政策影响消费时，一般会对经济的短期增长产生影响。当债务政策影响储蓄时，则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影响。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恒等式为：
其中，为国民收入，为消费，为投资，为政府财政支出，为常数，为边际消费倾向。联立可得
表示第 年债务发行额度，用表示债务依存度，则，可以推出，对求导，可得政府债务乘数
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债务可以通过乘数对经济起到扩张作用；同时，债务依存度与债务乘数反比例变化，债务依存度越小时，债务乘数越大，发行债务对经济的扩张作用越大；当债务依存度越大时，债务乘数越小，发行债务对经济的扩张作用越小。因此，要想充分发挥债务规模对国民收入的扩张作用，需要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不能无限扩张。
3、社会效应
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随着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政府发放债务募集到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了社会就业机会，特别是很多低收入群体，会提高他们的收入。因此政府债务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另外，政府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性，通过发放债务，或者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机构等隐性债务提供担保，增强了企业和公众对经济的信心，同时营造了稳定和谐的社会整体环境。
三、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负面效应
1、加大地方财政风险
由于大量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存在，使得实际债务规模很大，但是名义债务规模却并没有引起民众的关注，这也就加大了地方财政风险。当实际债务规模达到一定规模时，极容易发生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激化，破坏财政平衡。此时政府也无力偿还大规模债务，产生债务违约，甚至引发债务危机，为整个地方经济生活带来损失，产生严重的财政风险。
2、通货膨胀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要看政府举债是否会影响货币供应量，这需要根据债务的认购主体来定。如果债务的认购主体为居民，那么政府举债使资金由居民向政府转移，只会对居民的储蓄或者消费产生影响，并没有影响货币供应量，因此对通货膨胀不会产生影响；如果债务的认购主体为商业银行，而且商业银行以超额准备金认购债务，则就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扩张作用，导致社会通货增加，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
3、挤出效应
以利率为中介的政府债务挤出效应假说认为，当政府为了增加支出发行债务进行融资时，货币需求增加，如果货币供给量不变，会出现货币需求超过货币供给的现象，这将引起市场利率上升，使私人投资成本加大，引起私人投资减少。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一种情况是当政府举债募集资金时，会引起政府与民间部门在借贷资金上产生竞争，减少资金流向民间部门，产生挤出效应。另外，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政府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容易产生较强的干预。在整个经济社会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等融资部门势必会首先满足政府的融资计划，压缩民间部门的资金供给，民间部门不得不去寻求成本较高的资金来源，这会使得民间部门的盈利能力下降，进而影响之后的投资能力。
四、研究结论
1、加强债务规模监管。当政府债务规模在适度范围之内时，能够合理配置社会闲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有效的拉动经济增长，政府债务政策的正面效应凸显。当政府债务超过一定规模，挤出效应、通货膨胀等负面效应显著，甚至出现地方财政风险引发债务危机。在加强债务规模监管过程中，应该着重注意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存在。
2、调整债务资金投资结构。在中国经济转轨期，政府通过发行债务募集到的资金走向应由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上来，着重注意结构性调整，加大对老工业基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医疗教育、低收入群体的投资。
3、完善金融体制。在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干预较多，商业银行也为政府债务融资提供了便利平台，这一方面使债务快速累积，也使私人投资挤出等负面效应明显。在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过程中，应该规范政府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保证银行的独立经营权和决策权，使双方维持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刘尚希，《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3（5）
[2]刘尚希、赵全厚，《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管理世界，2002（5）
[3]马拴友，《中国公共部门债务和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经济研究，2001（8）
[4]杜永潇，《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知识经济，2012（12）
关键词：地方财政；财政风险；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4.3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72-02
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唤醒了人们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意识。而肇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财政安全受到高度关注。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政府的高负债和高赤字，中国部分地方政府也是债台高筑。政府的高负债源自高赤字，高赤字源自高支出，而负债、赤字、支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如果不加以控制会不断地积累恶化，影响财政安全。财政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核心，如果财政风险不断积累最后演变成财政危机，将很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因此，须持续关注和细致研究财政风险，并提出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以保证财政安全。
一、财政风险的概念和特征
（一）财政风险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财政风险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未来政府面临的筹资压力，即政府的负债，包括政府的借款和支出。刘尚希认为财政风险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还认为财政风险不是财政部门的风险，而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风险。[1]
（二）财政风险的特征
第一，财政风险是指向未来的。风险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3]
第二，财政风险属于公共风险，政府需要兜底。这种风险不能通过转嫁给企业的形式转移，因为企业如果不行了，会将企业的风险转化成财政风险，最终回流到财政上，重新形成甚至加重财政风险。现实中还存在个人和企业风险向财政风险的转移。失业是一个大的问题。
第三，财政风险存在政府内部的传递性。这种传递包括向下级的传递，财力和事权的不合理分配，导致地方的财政风险加大。也包括向上级的传递，下级政府的债务是上级政府的或有债务，当下级政府难以履行职责时，上级政府不能袖手旁观，上级政府需要为下级政府兜底，承担着最后清偿债务的责任。还有上届向下届政府的传递。主要是收入方面的寅吃卯粮，支出方面的推迟拖延，债务方面的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大量借贷由下届政府偿还。[2]
第四，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财政风险具有非均衡性。财政风险的程度如何，一方面取决于致险因素的大小和危害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主要是财力，即获取财政收入的能力。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后者是财政风险非均衡性的主要原因。
第五，财政风险显性、隐性并存。财政风险本身具有隐蔽性，因而很容易导致风险累积，增大风险压力。这使财政风险的爆发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不爆发则已，一旦爆发成为财政危机，就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对经济、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伤害。[3]
二、现阶段加大财政风险的情况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在新形势下有加剧的风险，原因是: 第一，结构性减税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减少。结构性减税的目标是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国内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值得期待，但结构性减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另外，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对当年新增机器设备所含税款进行抵扣，会造成增值税的收入额下降。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了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整了工资薪金所得税税率结构。同时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地方税，上述政策直接减少了地方的税收收入。上海正在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营业税是地方税，增值税是共享税，改革会减少地方税收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会降低地方政府抵御财政风险的能力。
第二，地方缺少主体税种导致地方财政收入规模不稳定。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分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地方预算内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而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是行政事业性收费。而行政事业性收费是不确定的，且缺乏稳定增长机制，没有可以依靠的主体税种将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
地方税类如财产税和资源税所占比重过低，难于适应地方财政的最低需要；现行的房产税，极不健全，且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于10%，不能成为基层政府的主体税种。目前我国基层政府财政相当困难，缺乏主体税种是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普遍采用卖地、借债和乱收费手段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扭曲了地方政府行为。过分依靠土地出让收入，会促使地方政府拉高地价，在供给方面导致房价的居高不下。而借债导致某些地方政府的地方债风险。
第三，地方竞赛机制导致财政支出膨胀和低效率。
地方间经济发展的竞争本身无可厚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以GDP作为政府官员职位晋升标准，会导致官员行为政绩化，为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提供激励，使得财政支出更加的低效率和盲目，造成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行为会表现为：直接利用财政资金越权参与市场活动发展经济，通过政府担保、优惠贷款上马项目形成或有债务并可能重复建设形成产能过剩，利用政府资源大搞形象工程，在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
第四，利用地方融资平台弥补地方赤字积累的巨额地方债。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需提供大量的配套资金，尽管《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自行发债，但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的投融资平台借了很多的地方债。2012年，应对危机借的地方债务集体到期，很多地方无力偿还，但由于高额利息，推后偿还风险只会愈加积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藏的各种潜在风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地方财政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措施
政府不适当的财政活动或财政行为导致的财政风险只能通过规范行为主体的活动范围、方式、方法和通过政府自身的制度变迁加以解决。而制度变迁不是快变量，使得财政风险无法快速动态的化解。所以地方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如建立财政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风险管理体系、推进信息化建设和完备财政预算编制系统、改革地方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等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很多人一直在提，但完成需要时间，产生效果也需要时间。
本文提出一些政策措施：
第一，结构性减税应该有增有减。增是为了更好的减，在资源税、环境税和房产税上应该增税，上述税种都是地方税，可以增加地方税收，同时可以调控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第二，地方应逐步建立主体税种，扩大税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许多国家，房产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为100％、美国为50%-80％、法国为69％、加拿大为85％，中国房产税只占地方税收的6%，可以相应的提高。同时应加强税收征收的监管，保证税收的足额入库。
第三，加强财政投资的监管，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在政绩考核上，应更加细致，在考察成绩的同时，关注风险，防止财政支出无约束的扩大。同时防止财政风险在上下届政府之间的传递，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追究前任领导的责任。[4]
第四，通过地方债透明化减少隐性地方债，使地方债规模受到监督和控制。2011年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已经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规范性管理十分必要。如果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就会过度举债，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3]
参考文献：
[1] 刘尚希.财政风险及其防范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李建英、于科鹏.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国际经验综述[J].工商管理,2007,(07).
关键词：欧债危机；调控；地方债务
作者简介：袁战（1964-），男，正德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高级工程师。
中图分类号：F81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3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67-03
一、欧洲央行与欧债危机
欧元区是由欧洲12国组成的单一货币区，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掌握。欧洲央行可以看成是老的德国央行的放大版。德国的货币政策一直为世界各国所称赞，也是许多国家羡慕与效仿的对象，但是向他学习的国家没有一个有德国央行做得好。人们认为德国央行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央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不受政府的领导，所以央行能专注于币值稳定这个单一目标，而不用考虑兼顾诸如经济增长、地区平衡等经济目标，更不需要为党派政治买单而出台各种短期的刺激政策，所以德国的货币政策极其稳健，调控精准，可预期性强，使得德国马克的币值长期稳定，成为受世界欢迎的硬通货。
欧盟实行统一货币，正是看中了德国央行的独立性，以德国央行为蓝本设计了欧洲央行，以为德国的经验表明货币可以独立于政治权力而存在，运转良好的德国央行模式能够帮助欧盟把货币政策制定权从各国政府手中剥离出来，打造一个币值长期稳定的欧洲统一货币，为各国政府专心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从而把德国的成功推广到所有欧洲国家，形成一个超级强大的经济体。所以欧盟在政治一体化没有实现的时候就首先实现了货币一体化，期望借助货币一体化推动经济的一体化，进而推动政治的一体化。
在设想欧洲统一货币的时候，欧洲的政治家们看到了财政政策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害怕各国政府自行其是，不同国家相互矛盾的财政政策会干扰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甚至通过财政政策把国内经济的矛盾转嫁给欧洲央行，所以马约中规定，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
如今久拖不决的欧债危机表明，以上想法无疑乐观了一些，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不仅仅只有财政政策，与社会经济的其他许多部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德国央行虽然独立行使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但是货币政策的贯彻运行是需要社会其他部门的支持与配合的，尤其是需要行政权力的强有力干预，这样的干预有时是以牺牲局部区域的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利益为代价，没有这样的保障，再好的货币政策也无济于事。对于管理能力差的政府，没有了货币政策制定权，只是封堵了经济危机的一个宣泄口，并没有消除危机的根源，相反各国政府通过政府债务和统一的债务市场，把危机更快地宣泄到整个统一货币区。没有统一货币时，货币边界就是危机的一道自然防火墙，统一货币后，这道自然防火墙撤掉了，欧洲各国政府不得不手忙脚乱地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堆砌新的防火墙，以防危机之火烧到自身。
欧债危机爆发后，有人把它归咎于各国都没有遵守马约关于财政赤字的限制性规定，所有国家都突破了上限。实际上马约的这条规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无法长期遵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实现经济目标，这已经是共识。马约的这个条款捆住了各国政府的手脚，本来货币政策这只脚已经被从政府的身上砍掉，现在又把另一只脚捆绑起来，欧盟各国政府如果完全按马约的规定做，实际就是放弃自己的经济调控责任，而完全寄希望于央行的调控，这样各国政府实际不能指望制定或完成任何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就整个欧盟来说，也只有货币政策这一只脚，无法前行。所以马约的规定，在欧元启动的一定时间内作为短期的约束是可能的，要想成为长期的制约，是很困难的。
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和深化，现在人们对这次危机发生的根源看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单一货币政策与多种多样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各种福利政策不匹配。在实行了单一货币以后，人们，包括政治家、投资者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从统一的政治经济联合体的角度看待身边的问题，仍然用传统的观念看待统一货币带来的变化，对自己有利的欣然接受，认为是货币一体化的红利，对自己不利的极力抵制，总认为是别的国家的问题，应该由别人承担苦果。
二、中国地方债与地方财政政策
反观我们国家，幅员比欧盟更广阔，人口比欧盟更多，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比欧盟更大，现在全国实行的是名义上统一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由中央政府进行强有力的管控。但从历次宏观调控的效果来看，虽然全国性的目标是达到了，但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很不一样，每一轮经济周期往往是沿海某些发达地区经济率先复苏，大力扩张，很快进入过热区域，带动中西部地区缓慢复苏。当发达地区经济大面积高烧不退，影响整体经济健康的时候，国家出台调整政策，急踩刹车。这时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才刚刚复苏，进入扩张期，不得不跟着调控节奏减缓下来，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样的调控也被调侃为某地生病，全国吃药。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意识到这种形式的调控对各个地区并不完全公平，开始逐步微调，在宏观调控中的某些阶段加入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有保有压，另一方面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一些地方政府找到了对付调控政策的办法，在最近的几轮全国性的政府宏观调控中，只有热度最高、影响最大、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的地区降温，不少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在调控中不降反升，成为人们关注的泡沫严重地区。
这种不同地区在相同调控政策影响下的差异主要是各地区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造成的。事实上，全国的货币政策是统一的，各地方没有自己的货币，没有自己的央行，只依靠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在当地市场份额中占比不大的城商行等金融机构对当地货币供给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投资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虽然实际投资中可能社会投资占大头，但地方政府的投入对社会投资有很大的影响与引导作用。
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大部分时间一直维持在“稳健”状态，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下，财政收入大部分归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下拨给各地方政府使用，所以在纯粹的财政税收收入与支出这一块，地方政府不大可能与中央作对，只能“稳健”，否则可能会招致中央财政的惩罚，资金划拨不到位。地方政府的投资资金主要出自两块，一块是卖地收入，一块是各种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借的债务、BOT形式的建设项目及其他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等。
这几年房地产业高热，各地方卖地收入丰厚，投资热情高涨。但根据最近审计署的调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地方政府以未来卖地收入为担保，融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实际已经把未来许多年卖地的收入变现，即使房地产热度不减，这一块的增量也有限。所以各地方政府继续实行激进的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只有负债这一块。目前中国的格局已经与欧债危机前的欧盟格局相似，全国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实际已经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稳健”的只是中央财政，各地方基本实行的是“激进”的财政政策。虽然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较大，但是地方债务危机已经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经济肌体的稳定运行。
三、如果中国地方发生债务危机可能的解决路径
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都非常重视，调查摸底，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但地方政府与部分社会资金对此并不以为然，依然“大胆”投入，这除了政绩考核上的原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家都认为中央政府不会坐视地方陷入债务危机而不管，也就是说，中央会“托底”。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来由，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债务危机，主要由各级政府、国企等负债形成的四大商业银行呆坏账比率在1999年超过39%，最后主要是通过中央政府的信用担保，对部分债务采取剥离，对国有银行股改，增加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存贷款利差等一系列组合措施，历经近十年时间才解决的。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银行从政府的出纳转变成了独立的金融企业，不再对地方政府俯首帖耳，今日中国的金融生态虽然没有西方高级、发达，但就基本架构而言，已经与西方相似，银行不会心甘情愿地接下地方政府呆坏账的包袱，一旦发生地方债务危机，其表现形式很可能与欧债危机一样，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机是主要的，波及到银行形成呆坏账危机。从前面的类比中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与危机前的欧盟一样，地方没有独立的货币，因而也没有天然的危机防火墙，一旦某一地方政府发生债务危机，会通过统一的货币市场向全国扩散，看看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内部的争吵和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可以想像中国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可能采取的路径选择。
在这次欧债危机中，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不但德国没有债务危机，而且德国的经济一直维持增长的状态，虽然受到危机国的拖累，增长的速度有所放慢，但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而最先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理论上说，欧盟救助危机国的实力是存在的，也是危机刚爆发时欧洲金融界与危机发生国的一致想法。但事实是，希腊债券减记，塞浦路斯存款被血洗，人们一向认为最安全的两项金融工具成为巨大风险的来源，造成大量投资基金巨亏和居民财产的缩水。
如果中国发生地方债务危机，中央政府的救助能力有限。目前中国不存在像欧盟的德国那样的稳健、发达，能够撑起经济半边天的经济区域，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是一样的，调控中的表现不同只是中央政府的关注度不同，脱离开中央的视线，各个地方都在想方设法借钱投入，越发达的地方债务负担越重。所以如果地方债务发生危机，不传染开来则罢，一旦传染开来，必定会拖累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低迷，影响中央财政收入，使得中央无法对嗷嗷待哺的众多地方政府施救。第二即使中央政府有能力，也不会毫无条件的给予完全的救援，因为那样做有道德风险，会激起社会各界的抵制。实际上在历次宏观调控中，也发生过少数地方的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并没有完全托底的情况，如广国投的破产、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等。
如果中国发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央政府会推出一定的救援措施，可能不会采取像欧债危机中的极端做法。但即使中央政府托底，也是有限的，托的是民生的底，而不会是金融的底。所以所有的金融机构与投资人都要对地方政府债务给予足够的警惕，不要认为与政府打交道就可以放心，从而纵容地方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不顾自身实力大量融入资金，否则，一旦发生危机，所有的参与者都可能血本无归。
参考文献：
[1] 张春萍、沈琦、陈相臻.希腊债务危机对我国地方债处置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1，（24）.
[2] 光等.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J].经济经纬，20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