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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舞 三道弯 审美 敦煌壁画
一、敦煌舞审美概述
敦煌舞舞姿的审美标准讲究头、肩、胸、胯、膝、踝的“三道弯”扭动，也称“S”形。这种出肋、出胯、移腰、曲膝、勾脚的舞姿以西凉乐为基础，来源于敦煌壁画上呈现的舞蹈姿态。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舞受到儒家传统文化、佛教文化和道家的幻化无为的思想的不断侵染，也融合了传统的中国艺术审美中对意象的塑造思想，并且保留了其创设之初的浪漫气息。敦煌舞继承了中国唐代宫廷乐舞的传统，吸收借鉴西域各民族舞蹈舞姿，是多方艺术和审美观点的集合，形成了曲中求圆的审美特征。
二、敦煌舞“三道弯”的审美内涵
敦煌舞中的“三道弯”的内涵基因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敦煌壁画唐代经变图中有不少歌伎乐舞形象，其舞蹈造型多呈现为头、肩、胸、胯、膝、足相应的意象异向拧扭，即S形。敦煌舞中的“三道弯”的审美内涵正是依据这种历史文化的审美原则发展而来，并把“三道弯”统一于对称、和谐的审美内涵中，最终形成了敦煌舞独特的风格特征。例如，舞剧《丝路花雨》里有一个典型舞姿“反弹琵琶”，就是取自敦煌壁画舞姿素材，是三道弯之体态的生动展现。敦煌舞的“三道弯”要求舞者身体的各个部分的动作往来交织，形成一个一个的三道弯。肋、胯和膝共同构成身躯S形的三道弯，乃至多道弯的体态。敦煌舞舞姿中还有柔和、直角等态势不同的曲线，柔和的小曲线，直角的三位体式曲线，S型大曲线等，共同构成了敦煌舞美妙柔和的风格特征。
三、敦煌舞“三道弯”的审美特征
在千变万化的敦煌舞动作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三道弯”。敦煌舞上肢、下肢都是“三道弯”，舞姿造型要讲“三道弯”，人体运动的轨迹也要体现在不断变化交织的“三道弯”的轮廓之中。“三道弯”的艺术风格特征既包括外层的外化形式，也包含着内层次的审美原则，外化形式是以内层次的审美原则为依托，并由此形成对称的舞姿造型，使外化与内涵相统一，是构成敦煌舞风格特征的核心。
（一）形体的艺术美
敦煌舞在形体上最大的特征是对“圆”和“曲”的追求，形成独特的艺术美。敦煌舞与中国古典舞“圆”的审美特征完全不同。舞蹈学者在进行敦煌舞创作时，将敦煌壁画“S”形的基本形态进行了保留，并将头、胸、胯、膝、踝构成屈、曲的形态；同时融汇儒道的传统文化，将其韵律、线条、结构和走向的棱和角，转变为柔、软、弧，“曲中求圆”。敦煌舞如行云流水般展现人的形体的艺术，将平和之气隐于“韵”和“势”中。
（二）形象的意象美
舞蹈是肢体语言艺术，外在形态包括“形”和“象”。意象是升华和凝练的艺术，作为舞蹈的外部形式，“象”是在“形”的基础上形成的，直接给予观众视觉的立体感知。换句话说，舞蹈艺术外部的形象特征，离不开肢体语言、动作造型的具象性。敦煌舞蹈非常重视“意象”，有着独特的舞蹈语汇和审美特征。敦煌舞的每一个舞姿造型，每一件服装道具，每一个场景布置都凝练着盛唐风光、佛教艺术和浪漫气息，展示着唐代乐舞妖娆迷人的风采。
（三）虚实结合的艺术
舞蹈的意境不仅展现一种情景交融的场景，更可以触发观众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所以实境和虚境组成了意境，即虚实相生成意境。实境是指舞蹈艺术家通过对生活进行提炼，呈现在观众面前某一特定舞姿造型；而虚境是指舞者通过舞姿传递给观众的某种思想和情绪，引起观众联想和想象的意象。实境是虚境的先决条件，虚境是实境的升华，舞蹈就是虚实结合的完美产物。敦煌舞就是这样，虚实相承，在圆与曲的转换中，在中和之气内，完成着虚与实的转化，一时柔弱无骨，行云流水，一时又宛若蛟龙，气息万钧。
综上所述，敦煌舞的动作以“三道弯”为动作核心，并在“三道弯”的基础上发展和变化而来。敦煌舞充分运用人体的线条、节奏、律动，曲中求圆，灵活多变，形神兼备。敦煌舞注重意象的塑造，往往气涌韵随，以舞传情，以情感人，而又虚实相生，意境幽美，又侵染着无尽的浪漫气息，这些审美特征使之具有强烈的曲线美感和勃勃生机，因而独具艺术风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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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石窟艺术;供养人;肖像画;文化特征;考证
中图分类号:J202 文献标识码:A
Devotees' Portraiture of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U Hong-sheng
历史左右图像,图像佐证历史。借鉴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Francis Haskell通过图像来探索艺术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的基本研究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唐宋时期敦煌供养人画像与题记的研究当中。作为历史资料,延续中古时代一千多年的敦煌石窟艺术规模巨大,各历史时期的艺术图像反应了相应的社会历史。段文杰先生认为敦煌壁画是“形象的历史”。马德先生提出了“以史论窟、以窟证史”的“石窟皆史”的理论。
一、供养人画像是中国特有的肖像画
敦煌古道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国际都会城市,这儿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中段的关键地区,历史上汉武帝为东来西去的中西使者、商贾、僧侣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自古敦煌便是“华戎所交”的都会,是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居住区域,除了主体居民是汉族人,还生活有面貌长相与汉人差异很大的粟特人、吐蕃人、回鹘人以及波斯人、印度人等。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内容之丰富的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的国宝。敦煌石窟艺术源自印度, 辗转传到西域,经敦煌向内地传播,在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中, 还没有发现有纪年题记的供养人画像。随着佛教的兴盛,每传一地,形制都有所变化,石窟壁画一度辉煌。敦煌地区石窟壁画的内容有佛说法图、经变画、供养人画像等等,对敦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敦煌最早的十六国晚期洞窟里便出现有供养人画像群并有榜题,最初的施主列像是结合儒家的祖先崇拜和自汉代流传的画祖先像之风而成的佛教功德主画像。在西魏时形成家族的画像, 唐宋则发展为更为显赫的等身大像的家庙,场面趋于宏伟, 供人似乎超过了供佛,表现了佛教石窟中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
二、石窟与供养人
由石窟中供养人画像和供养人题记我们知道敦煌石窟是中古敦煌地区的居民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供养人即敦煌石窟开凿的出资者,又称为施主、窟主、功德主,包括敦煌社会的上层(如吐蕃赞普及各级官员、归义军节度使及各级官僚、敦煌佛教教团的各级僧官等)、下层(一般普通民众)。供养人画像几乎在每个敦煌石窟都有绘制,一般在石窟佛坛下、石窟的甬道两侧等,多数采用立像,少部分为跪姿。从汉代建立敦煌郡开始,历代王朝不断向敦煌地区迁徙,敦煌碑铭赞文献及《敦煌名族志》等文书有详细的记载。如敦煌唐氏来源于山东鲁国郡,宋氏来源于广平郡,翟氏来源于上蔡和豫章郡,阎氏由太原郡迁徙而来。汉族居民基本上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多与少数民族通婚。敦煌文献《杂抄》引《良吏传》记载仓慈为敦煌太守“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邻国蕃戎,不相征战。”到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胡汉联姻非常普遍,在与汉族通婚和融合的过程中, 各民族接受汉文化,政治经济文化上也积极汉化,少数民族的相貌特征特点有所减弱(但是长相的基本特征不会消失《晋书 •四夷传》记载大宛“其人皆深目多须”)。
三、只求神似而不求形真
作为供养人肖像画,显示面貌特征应该真实反映其本人个性,但是事实上唐宋敦煌石窟的供养人像与敦煌居民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敦煌供养人画像中很少体现出民族融合、人种上的变化。供养人像服饰上基本汉化,外貌上个性特征弱化,单纯从供养人像中很难区分民族身份。从敦煌石窟所绘张议潮供养人像、都僧统康贤照、灵图寺知藏康恒安等,很难看到还有粟特人血统特征(史籍中的记载如粟特人:高鼻、深目、多须),普遍表现为面部圆润,慈目善眉,表情庄重虔诚。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性和时代性大环境的影响,初唐壁画的女性造型表现了女子丰腴和温情,第329窟主室东壁说法图中跪在佛陀脚下高不盈尺的丰肥的女供养人,上衫下裙,席地捧花,体现了时代对女性外貌审美的要求。供养人像不强调个性,只求神似不求形真,突出了供养人的共性。敦煌莫高窟第12窟的东壁门上方绘制的着俗装的夫妇供养人,据《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认为是窟主沙州释门都法律金光明寺主和尚索义辩的父祖辈。绘于佛龛下的十身女供养人除了后四身为衣饰朴素的女侍从,前六身长幼排列为主人,都是长眉细眼、圆脸小口,差异不明显。女主人长袍窄袖,发饰花钗珠链,合掌持花,虔诚礼敬。供养人之间的区别主要是衣冠服饰、供养人题记标签,总之不管是男或是女、,是僧或是俗、是达官或是庶民,强调表现的只是这些人永远供养礼敬佛尊。共性的提升和个性的消失,是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像的基本特征。供养人外貌特征包括服饰、头饰近似,姿态大致相同或者很相似,共性特征逐渐突出乃至占主导地位。似乎有千人一面之嫌(除了部分重要供养人像线条和色彩的变化)。曾经提出供养人像千人一面观点的段文杰认为“供养人像,是当时真人的肖像,也是宗教功德像。一画就成十上百,不能不采取程式化办法,主要表现其民族特征、等级身份和虔诚的宗教热忱,尽管都有题名,但不一定肖似本人,明显地看出来千人一面的倾向。”经北朝隋唐五代宋代七八百年,这种千人一面的供养人肖像画风敦煌地区一直保持着。因为血缘关系而相貌接近的家族家窟绘制的家族成员供养人,可以理解这种千人一面的现象,如翟家窟、阴家窟、令狐家窟、陈家窟、李家窟等。虽然胡汉供养人绘制在一起,却看不到深目高鼻的胡人特征。实际上千人一面更多的是消除少数民族的面目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是影响绘制供养人像的决定因素,佛教造像的很多外貌要求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同时适应于人像绘制。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域,在审美观的形成上融合了各个民族的审美标准,同时敦煌地区还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域,汉族的传统文化占据的主导地位,在审美观方面更多体现了汉族的标准,因而敦煌石窟供养人像不根据具体对象面貌特点来绘制供养人画像。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受以清瘦为美的魏晋遗风影响,而到唐代则转变以肥胖为美,除了头饰衣服和持具的差别,面部相貌基本没有差别。如体现在敦煌石窟绘制的供养人中的健壮丰满有莫高窟第231窟东壁门上阴嘉政父母供养像。个性服从共性,突出共性淡化个性,众多的供养人像排列在一起,就很难看出之间的区别,供养人像图形特征绘制得尽可能符合敦煌地区的基本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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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壁画；古典舞；敦煌舞蹈；形态特征；艺术特色
敦煌艺术是人类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迹和瑰宝，举世闻名，敦煌舞则是敦煌艺术中不可或缺的珍贵部分。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经问世，就以它独特的舞蹈艺术魅力和价值，不仅深受中国广大观众的赞赏和高度评价，而且走出国门巡演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对于敦煌舞蹈，学者们普遍一致的看法是：敦煌舞蹈是国内民族――汉族、西部各民族和中外各国――中国、印度和中亚诸国舞蹈文化交融创造的产物。敦煌舞蹈是具有一整套独特审美特征的舞蹈语汇，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古典舞的舞蹈语汇，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中国古典舞流派。可以说敦煌舞的成功“复活”，是当代中国舞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一、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发展及流派
（一）中国古典舞的起源
中国古典舞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专业工作者提炼、整理、加工、创造，并经过较长时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一定典范意义和古典风格特点的舞蹈。一般来说，古典舞都具有严谨的程式、规范性的动作和比较高超的技巧。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各具独特风格的古典舞蹈。我国汉族的古典舞流传下来的舞蹈动作，大多保存在戏曲舞蹈中。一些舞蹈姿态和造型，保存在我国极为丰富的石窟壁画、雕塑、画像石、画像砖、陶俑，以及各种出土文物上的绘画、纹饰舞蹈形象的造型中。我国舞蹈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的对中国古典舞的研究、挖掘、整理、复现和发展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中国古典舞教材，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古典舞蹈风格的舞蹈和舞剧作品，形成了细腻圆润、刚柔相济、情景交融、技艺结合的特点，以及精、气、神和手、眼、身、法、步完美协合与高度统一的美学特色。
（二）中国古典舞的流派
我国的古典舞大都是通过舞蹈工作者在戏曲和民间舞蹈的基础上，经过长时期艺术实践的探索、借鉴和检验，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和古典风格特点的舞蹈。它不按戏曲的规范，而是根据舞蹈的特性，按照舞蹈的审美标准及要求，把技术性的内容转化为艺术性的内容。武术也是发展中国古典舞蹈的一个重要基础。
敦煌彩塑和敦煌壁画同是敦煌莫高窟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能工巧匠们以娴熟的技巧、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许多造型优美、神态生动的女性形象。其中“飞天”是敦煌壁画中艺术成就最高，也是最受人们喜爱的部分。而以“飞天”为主要舞蹈形象的敦煌舞蹈也成为我国古典舞新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拓展我国古典舞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我国的古典舞得以更好的发展。
二、敦煌舞蹈的流派由来及其对中国古典舞的贡献
（一）敦煌舞蹈的由来
被誉为“世界艺术宝库”的敦煌莫高窟，保存了极其丰富、珍贵的舞蹈形象。舞蹈是转瞬即逝的时空艺术，在没有古代舞蹈动态资料的情况下，那些凝固在石窟壁面的各个时代舞蹈形象，成为十分罕见、珍贵的舞蹈史料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无论历史文献还是当代舞蹈的记录中．都没有“敦煌舞”这个名称。我国舞蹈工作者对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莫高石窟艺术进行系统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创造性地“复活”了壁画上“扬眉动”、“弹指移项”、“扭胯蹶臂”、“腾踏旋转”的动人姿态。今天以“敦煌”命名的舞蹈，其直接来源是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大量古代舞蹈姿态，它是当代舞蹈艺术家们根据对古代敦煌壁画舞姿的研究和受敦煌乐舞壁画的灵感启发，“复活”和创作出来的一个新舞种。这些来源于敦煌彩塑和敦煌壁画的艺术形象手姿丰富，纤细秀丽，大部分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妙的舞蹈动作。后经舞蹈工作者经过加工、编排，创作出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特征和艺术风格的舞蹈形式。
（二）敦煌舞蹈在中国古典舞中的重要性
“敦煌舞”虽归属于中国古典舞体系，但它却洋溢着与中原汉民族舞蹈不同的异国、异域情调，肢体多曲线，舞姿多棱角，手姿丰富，脚位富于表现力，眼睛传神，是敦煌舞蹈有别于其他舞蹈的独特之处。在追寻和重塑中国古典舞的路上，我们不必执著于走戏曲舞蹈、武术及民族民间舞蹈这一条路；丰富的文物、古代壁画、石窟造像和文献典籍等，完全可以成为舞蹈工作者寻古探微的新来源。“敦煌舞”综合了壁画的各种舞姿、从不同朝代的壁画舞姿中提炼出较有创新价值意义的形式，创建出系统而科学的舞蹈动作体系，推动了敦煌舞蹈的蓬勃发展。敦煌舞蹈的出现，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古典舞风格类型和舞蹈语汇。
三、敦煌舞蹈的形态特征及艺术特色
（一）敦煌舞蹈的形态特征
敦煌舞蹈这些来源于彩塑及壁画中历代的舞蹈造型后被舞蹈工作者经过加工、编排，创作出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特征和艺术风格的舞蹈。敦煌舞蹈异域风格的舞蹈元素还来源于古代盛世时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敦煌舞蹈研究专家、敦煌舞基本训练的创始人高金荣认为，敦煌壁画及彩塑的舞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北凉到北周的伎乐天。2.唐代的经变画。3.各代飞天。4.莲花童子。5.金刚力士与天王。（这是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舞蹈造型）6.世俗舞蹈。（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此外，还有彩塑菩萨。她认为，敦煌彩塑和敦煌壁画同是莫高窟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手的形状丰富多姿、纤细秀丽，富有中国传统的古典美；2.手臂柔曼多变，手腕和肘部呈棱角；3.赤足，脚的基本形状为勾、翘、歪；4.体态基本下沉、出胯、冲身而形成三道弯。出胯动作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推胯；一种是坐胯。推胯是在提胯向上推出，线条较硬，动作有力；坐胯有向前和向后的不同方向，动作柔和。总的构成刚柔相济、曲线鲜明的一种柔、韧、沉、曲相结合的动作特征。5.使用长绸、腰鼓、琵琶等道具而舞的形象，也是其鲜明特色之一。高金荣还认为，前期的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姿态，有明显的印度舞的影响，许多动作姿态来自印度，形成了敦煌舞蹈富有特色、魅力的形态特征，也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与异域文化交流、交融的开放程度。
（二）敦煌舞蹈的艺术特色
敦煌舞蹈综合了壁画的各种舞姿，从不同朝代的壁画舞姿中提炼出较有创新价值的形式，创建出系统而科学的舞姿，推动了敦煌舞蹈的蓬勃发展。敦煌舞蹈富有浓厚的异国情调，是敦煌舞蹈有别于其他舞蹈的独到之处。飞天几乎成了敦煌艺术的代表和象征。以扭动的身躯表现飞翔的姿势，以流畅生动的线条勾勒出轻盈的体态，以飘舞而富有韵律感的裙带表现出“飞行”的轻捷自如，这是飞天独有的艺术魅力所在。
敦煌舞蹈流派的出现与建立，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古典舞整体体系增加了一个流派，而更在于它将古代传入中原的西域舞蹈文化，形象地再现给我们，让我们了解了西域舞蹈的特殊风采，体会到古代中原文化与异域民族文化交流和交融的盛况，同时体现出中华民族舞蹈文化强大的融合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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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敦煌壁画；现代设计；多维视觉呈现
敦煌壁画是指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敦煌石窟内壁的绘画艺术作品。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与精湛的表现手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国佛教美学文化中的艺术瑰宝与文化典范。敦煌石窟艺术体系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仅是研究唐代政治体制、经贸发展及的重要参考资料，还为当前面对人们多样性审美需求的现代设计者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有利于增加现代设计作品的文化厚度，实现经典传统文化的活化继承与弘扬。
一、敦煌壁画的历史渊源与演变
（一）敦煌艺术的源起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而敦煌地接西域，使得西域的文明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东汉时期，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其众多的信徒和自身广泛的影响力使佛教文化艺术在中亚一带的丝绸之路上得以传播推广。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印度及本土高僧常聚集此地讲经说法，由此产生了佛教文化艺术的萌芽。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北敦煌等地的管控，使之与长安等中原都市的来往变得频繁，并使异域文化得以传播。在此背景下，佛教为了自身生存开始从多角度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宣传推广自身的基本思想。唐代在开放的政治体制的加持下，对外经济交流与文化输出势头空前高涨。而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外交要塞，多种文明汇聚于此，使得佛教艺术向东传播并与内地风俗及艺术风格实现多维融合。敦煌艺术集诸多中外美学思想于一体的地域特征也就此形成。
（二）敦煌壁画风格的发展演变
敦煌壁画以具象通俗的形象进行呈现，人物形态丰富生动，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敦煌五百多个石窟中主要包含有佛像画、佛教故事画、传统神怪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等几大类。在一千多年的演变中，佛教壁画艺术随着传统绘画技法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风格多样、时代特性鲜明的特征。在十六国和北魏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画师受西域壁画的影响，以本土线描为基础，充分吸收外来佛教形象及色彩的表现手法，用苍劲有力的细线勾勒出较为夸张的人物动态形象，以赭红色为底，以散花图案为背景，创作出254、257、275等窟的壁画，整体画面充斥着强烈的西域佛教情感绘画风格。西魏时期，画师们将神仙形象及佛教形象并列呈现在石窟壁面之上，用遒劲潇洒的线描加明快的色彩覆以白粉铺地的背景之上[1]，以传统手绘形式表现高深的法义及美好的生活情节，其中第249、285窟等代表了此时期的艺术风格。北周时期，壁画大体是佛法故事及大型本生连环画，白壁为底，线描勾勒，造型洗练，色彩清淡雅致，如290、428、299窟等。壁画上的部分人物造型仍保持着西域绘画遗风，在绘制人物肌肤之时略作立体晕染，但整体而言北周时期人物面相浑圆、身体丰壮的风格代替了西魏时人物的“秀骨清像”之感[2]，颇具中原绘画视觉之态。唐代的繁盛发达使敦煌壁画发展到达极盛时期。画师们受到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地带所流行的风格影响，在元素题材的选择上更加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写实表达，使用了大量不同的创作题材，创作出丰富生动的形象，其画面色彩呈绚烂富丽之感，可见赋彩、渲染技巧已发展到一定高度。唐代敦煌壁画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其开放制度下的繁荣昌盛，还标志着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已然形成。宋代时期佛教逐渐衰微，因此壁画少豪迈壮阔的场面，并且线描的用笔比较拘谨，描绘社会生活内容的题材逐渐减少。敦煌艺术也由此走向衰落。
二、唐代敦煌壁画的艺术呈现
（一）敦煌壁画的人物表现
唐代敦煌壁画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多元文化的相互吸收与融合，人物形象逐渐由印度式、希腊式的风格向中国式的风格转变。例如我们熟知的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天女们在天上自由自在、衣带飘飘的样式美感，与西方神话画中的需要靠翅膀飞行的“神”不一样。在中国古代人民的认知中，“神”是无所不能的，不需要借助任何外物飞行。飞天形象成为敦煌人物画艺术的代表，在近五百个洞窟中几乎都有该形象的存在。另外，唐代敦煌壁画人物存在由原有的西域佛教形象逐步汉化的趋势，所以菩萨画像多具有高髻、面白素、眉毛弯长等特点，并且受当时审美的影响，其形象从男性化逐渐变为女性化，体型也变得较为丰腴。同时，画师们运用丰富的色彩与精炼的线条刻画出不同人物的行为举止，表现其不同的内心活动，使画面变得生动有趣，深入观者心灵。其中，供养人画像是壁画人物画像中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佛教信徒为修建功德自我示意的画像，是最广泛的社会群体功德像。人物形象表现比较本土化、世俗化，其主要有高僧、达官显贵、平民百姓，这些人物体型大多比较丰满，以显示当时经济之富足[3]。比如以净土为主题的人物画像，表现的是古代人民美好的愿望，即人们希望过上锦衣玉食、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些壁画有助于研究当时人们的服饰特点，有着极高的历史参考和艺术价值。
（二）敦煌壁画的山水意境
唐朝时期流行的青绿山水在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上也有呈现。以第148窟的经变画为例，众多的人物围绕在堆放舍利的台前，背景的上部山势在辽远的原野后面表现得十分雄奇，危崖耸立，并且半山腰被白云遮住。画面上部，橙黄色的彩云与青绿重彩的山峦相对，宛如残阳之上的晚霞，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整个画面中人物故事情节与气势雄伟的山水所拉开的空间关系完美结合，无论在颜色表达上还是在形式构图上都体现出相当高的水准，实属佛教题材不可多得的山水佳作。唐代壁画的山水意境不仅具有图解故事的深邃，更是创作者运用高超的艺术技法使画面具有雄伟壮阔之美的一种体现。
（三）敦煌壁画的植物装饰图案
唐代敦煌壁画是基于当时人们丰衣足食的盛世背景创作的，除了表现古人对象征力量的动物和自然现象的崇拜、敬重之情外，画师们还把目光投向象征多子多福或充满情调的葡萄、石榴、牡丹、莲花等这些能唤起人们诸多情感的植物图案。对壁画植物图案的创作也不再满足于简单明快的表现，在艺术造型上更加追求丰富性和精致化，以映射唐代人民现实生活的富足。在创作过程中画师逐步将抽象几何图案和花鸟图案融入画面，图案整体繁缛精致。
（四）敦煌壁画的色彩韵味
敦煌壁画的艺术表现也离不开色彩的多样化呈现。常书鸿认为初唐色彩古朴拙稚，盛唐色彩金碧辉煌，整体而言唐色彩又呈现出富丽的特征。段文杰认为唐前期色彩绚丽夺目，后期则清新淡雅、浑厚温润[4]。总之，唐代敦煌壁画色彩丰富、细腻而富有感染力。初唐与盛唐两个时期是整个唐代敦煌壁画最丰富多彩的时期，壁画以大戟、朱砂、猩红、石绿、土黄等看起来较为干净明快且华丽富足的色彩为代表，给人端庄华美之感；而到了中唐时期，壁画的色彩褪去了繁杂富丽，以石绿、土红为主，种类较为单一；唐末时期则是以石绿、浅土黄、土红、赭石色为主色调，无论是壁画造型还是装饰色彩都褪去浮华，具有温润如玉、沉稳大气的风格。画师运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现不同的寓意，运用这些具有极强视觉效果的色彩，夸张地表现了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崇拜与向往之情。
三、敦煌壁画的视觉呈现与现代设计的情感诉求
（一）敦煌壁画的视觉呈现
敦煌壁画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宗教艺术情感，这都源于敦煌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其是当时各种宗教、文化、商贸活动所交汇碰撞出的艺术奇葩，是唐代多种思想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是儒、释、道文化的合璧与历史发展趋势。壁画中的菩萨、天女、金刚力士等形象与宗教故事正是佛家文化思想的体现，可以从飞天不受约束之精神中解读出老子的政治自由以及庄子的精神自由，而壁画中的礼乐传统以及伦理道德的教化又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可见壁画中蕴藏着多元化的传统文化内容。“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这是对敦煌飞天这一绘画形式的高度评价，其再现了艺术的生命力以及自由之精神。菩萨、天女、供养人等形象姿态灵动、鲜活生动；纹样、建筑、环境具有对称和谐、刚柔并济的特点，充分体现出当时人们追求自由、充满幻想的情感诉求，以及当时的文人、艺术家对压抑人性的纲常伦理、社会制度的反抗。唐代不同时期的敦煌壁画创作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精神风貌与情感链接。在唐初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唐朝与邻国的冲突不断，边患严重，因此在当时崇尚军功的背景下，壁画中仍有不少表现战争的题材。盛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达，对外交流频繁，是唐朝的高峰时期。唐朝的繁盛，使得这一时期的人们更加注重对衣、食、住、行、游、玩等方面的追求，并崇尚自由开放，这一点可以从敦煌壁画中得到相应证实。
（二）现代设计的情感诉求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精髓，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精神文化形式彰显出神秘的艺术魅力及感染力。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世界各国文化交流频繁，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当代设计师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喜爱之情，以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树立文化自信为己任，将传统文化合理地运用于设计作品中，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创新，引领设计发展新趋势。敦煌壁画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符号。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现代设计师们开始积极关注敦煌艺术，并参与了对敦煌壁画元素的现代化再设计，将其广泛应用于设计领域。通过对敦煌壁画的深度分析研究，将其中的图形、纹样、色彩等元素进行解构再创新，从而不断构思创意并设计出既具有时代特点又符合当今审美的优秀作品。例如人们所熟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福娃欢欢，其火焰头部纹饰就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纹样，弯曲回旋的线条配以鲜明的色彩，使得福娃整体形象更加生动且富有个性张力。同时，敦煌壁画中的火焰纹也有着神圣、威严的含义，其蕴含着设计者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意，有助于通过设计作品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敦煌壁画的精美纹样也为设计者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灵感。比如，敦煌藻井纹样衍生于古代建筑屋顶的方井结构，是通过特殊组合把图案拼接在一起形成的独特的纹样图案，藻井一般位于室内的上方，呈伞盖形，上面的图案美轮美奂[5]。藻井图案是敦煌图案中的经典且应用领域广泛，比如，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花板和门楣装饰就主要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藻井纹样，其纹样与建筑结构巧妙结合，给人以庄重、严肃、华美之感。同时，藻井纹也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设计理念。在服装设计方面，装饰图案的设计应用与服装样式、材质、色彩的选择同样重要。当代一些服装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青睐，并不只是因为其跟随潮流趋势的设计样式，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巧妙运用也能使服装展示出不一样的视觉效果。敦煌壁画作为经典传统文化的代表，其丰富多样、寓意深厚的装饰纹样被越来越多的设计师青睐并运用于服装设计领域。例如在法国巴黎“画壁·一眼千年”时装秀中，服饰选取敦煌纹样中的大莲花纹作为胸口主视觉图案装饰，其和服装的面料、设计款式相统一，从而形成一种古朴、素雅、具有民族风格的审美效果。同时这些作品展现了敦煌东方服饰的千年文明，透露着设计师对敦煌艺术的喜爱之情。
四、结语
绚烂多姿的敦煌壁画是多元文化的集中呈现，其丰富性、交叉性、多元性的视觉艺术令世人震撼，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艺术文化财富，值得后人怀着虔诚之心去深度挖掘它的各种特殊价值，为现代设计提供了研究基础与创意灵感，有助于设计者更好地依托非遗文化为现代人的生活服务，同时赋予了现代设计更多的文化性与厚重感，丰富了现代设计的情感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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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艺术；动画；传承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182-01
敦煌文化遗产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块瑰宝，融合佛教、儒道及多种艺术为一体，体现出极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我国近几年的动画作品中，一些传统的创作表现形式基本消失，所以在开发敦煌壁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能否通过动画形式将敦煌艺术很好地传递给更多人。
一、敦煌艺术在动画中的再生
动画艺术与敦煌艺术有诸多相似性。动画主要利用视觉符号进行信息传达，设计者将虚拟概念转变为视觉符号形式的过程，即对视觉元素进行拆分、组合、设计、布局的一系列过程，这就会涉及我们通常在动画设计中的造型风格、色彩构成等元素。[1]
（一）剧本创作素材。1.原型故事类。这类动画片的剧本取材于敦煌壁画故事，如动画作品《九色鹿》，源于莫高窟257窟中的壁画，该壁画人物形象表现并不多，其核心在于传达故事进展。动画需要将每一段核心内容加入衔接部进行故事改编，使之具有故事的连续性和逻辑性。2.意象故事类。动画剧本创作是建立在表达对敦煌文化精神的崇敬之情上的，表现对佛教文化及生活的神往与想象。这类动画剧本均无明显的叙事要素，不以起承转合作为要求，而是以凸显意境为先。3.原创故事类。这类动画创作以敦煌历史文化为题材，或改变故事本身的时间空间，或为原型故事加入时代元素，较大篇幅地改编古代敦煌文化中的信息。
（二）线条造型手法。从十五国到元代，以线造型成为中国画的基本特点。[2]敦煌壁画运用生动且随意的线条描绘，流露出本质之美，永恒之美。我国的传统动画也运用线描手法进行动画形象塑造。在动画的发展过程中，老一辈艺术家将动画线条的特征基本概括为准、挺、匀、活。[3]
莫高窟的唐代飞天壁画，整体运用淡墨色来勾画人物的形象，部分人物的面部则用朱红色进行二次勾勒上色。在描绘飞天的重要部位时，运笔则较轻徐、缓慢。飞天各异的动势情态，运用抑扬顿挫的线条描绘，给人以畅快淋漓、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如图1。
（三）空间透视关系。敦煌壁画的透视建立在动点、散点透视的基础上，观者通过眼睛观察不同位置环境情节下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画面。[4]其善于表现无限的范围，空间结构自由多变。在动画《九色鹿》中，对于空间的表现同样是缺乏透视的，如山脉的前后空间关系常给人处在同一空间维度的感觉。动画中加入少量的虚实手法，如远处山脉的虚化处理和空间的雾化效果，让人感到山脉在空间位置上渐远。
（四）色彩绘制风格。敦煌壁画发端于佛教的传入，其目的在于宣扬政教服务，故用色习惯上充分融入佛教色彩，颇具中国绘画特色，使得彩绘艺术成为敦煌艺术的主要成就。如动画《九色鹿》，开端沙漠中的点点绿洲；随之而来的乌云密布；冬季的森林笼罩在茫茫白雪，同时，短片中多处运用了大量熟褐色，不仅彰显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也符合敦煌壁画的用色特点，并且给人营造了久远的历史感。
二、敦煌艺术在动画中的传承
在动画创作中，如何开发利用好本民族的灿烂文化，成为当代动画创作者应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振兴我国动画产业的一大使命。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需要将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人们的情感融入其中，这样的动画作品才称得上成功。只有汲取民族文化的精髓，才能广为传播。敦煌壁画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色已经为我们创作新的动画风格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5]凭借动画艺术时代感、时尚性的特征来推动敦煌艺术在当代年轻人中的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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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秀军.敦煌壁画形象到动画形象的转化探析[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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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内涵：法律特性的考察和分析
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特性的介绍见诸众多文献。学者们大多借助“民俗”（民间文学）理论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由广大民众集体口头创作，能表达他们的共同心声，并在广大民众中世代流传的文学艺术，具有民间性、生活性、传承性等基本特性鲎。我国著作权法则从法律角度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性概括为区域性、集体性、传承性等。对此，本文以为，无论是从文学艺术本身特性抑或法律特性方面，回归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本源——区域民族性、民间本真性与集体创作性，是界定和区别不同种类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创作成果内涵之基本要素。而传承性则是其受法律保护的前提。这对分析和考察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而言，也是如此。和南道“三条线路”鲕。伴随着中西经贸繁荣，西域诸国及中亚的宗教、歌舞由此东传内地；中原的歌舞、汉文典籍也随丝绸、瓷器从这里传播世界各地。此时的敦煌，作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已然担负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的重任。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区域和文化环境，使得敦煌民间文学艺术从产生时起，即“具有了鲜明个性，显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这种鲜明的个性，首先表现为敦煌民间艺术表达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体现了本区域民族文化特征。即使是对敦煌石窟佛教文化艺术而言，它也是“东传的佛教在一个具有成熟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地方的特有产物，是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宗教刺激下出现的新形态。”一般而言，形成于某地的民间文化艺术，其本民族范围内认同感更强烈。但是在长期的文化流传过程中，一些反映人们精神追求的共性的东西，也往往会突破地区、语言的障碍，流传到另一个民族地区，为当地民族接纳和吸收后，以当地域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表达并随之流传开来。当我们循着这样的思路考察印度佛教文化艺术在敦煌的传播过程时，也发现存在同样的轨迹。无疑，佛教文化在敦煌的传播固有敦煌乃中西贯通之咽喉，最先接触佛教之先驱因素；有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民众寻求佛教“出世避祸”的现实需求；但更有与我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义思想宣扬的社会基本人性、道
（一）区域民族性
敦煌民间文学艺术的创生源于独有的内外环境，离不开多元文化的孕育与滋养。我们只有从这一大前提出发，才能准确把握敦煌民间文学艺术产生的历史脉搏。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枕祁连，北通大漠，处于我国古代境内外各民族交往的十字要津，扼居中亚、西域，交通华夏中原的关口。公元111年，汉武帝平定匈奴，“分置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鲑。后历经各朝政权，通过迁徙汉人居住，保持汉族戍卒，调整民族关系等积极措施，河西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得到了与中原汉民族文化同步发展的历史契机。汉晋文化在此生根和发展鲒。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逐渐具有地域性性质。”鲔其间，敦煌作为历史上羌戎、乌孙、月氏、匈奴、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粟特、于阗、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先后聚居的地区，与汉民族共生共息，共融发展，形成了农业定居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特征。农业定居文化为中原文化的进入与渐居主流地位奠定了基础，而游牧民族文化则为中西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提供了土壤。这一多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敦煌文化开放与守成的双重性。而从敦煌文化艺术的外生环境看，经贸的繁荣，也为中西文化交汇提供了可能。隋时，“炀帝西巡”，遣使节出使西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形成了连通西域，“总凑敦煌”的北道、中道德、秩序主旨相吻合的内在关联。人们祈求佛陀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四邻友好、健康长寿，人们崇敬三宝（佛、法、僧），尽心尽力开凿洞窟，修建庙宇，布施师僧，燃灯浴佛，把佛事活动作为尽忠尽孝的一种重要方式，故佛教的传入非但未受到世俗政权、百姓的排斥，反而得以推崇。如《魏书•释老志》所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伴随着这种融入传统中原儒教伦理思想的本土佛教文化观念的逐渐形成和深入民间，宣扬世家儒家文化的忠孝观和中原文化开始出现在壁画艺术中。“北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洞窟共18个其壁画多为佛本生故事和千佛为主要题材。北周时期的洞窟共10个其壁画内容则首次出现了讲孝子和善兄恶弟的故事。”壁画中不仅有为“观佛修行”目的各类佛教画，还有描绘民族神话传说的神怪画。如莫高窟第249窟、285窟中集中了伏羲、女娲、龙、凤、朱雀、飞仙（羽人）、飞廉、方相氏、东王公、西王母等神话形象，它们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形态。段文杰先生对此评价道，“这类土生土长的题材经常和佛教故事画在一起，形成了‘中西结合’、‘土洋结合’把道家的‘羽化升天’和佛教的‘极乐世界’形成了一体，这正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逐渐‘民族化’，和道家、儒家思想逐步融合的反映。”她“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看，由于物质文化的创造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过程，因此，人类的精神文化，如风俗、习惯、禁忌、道德、宗教以及政治制度等，其本身虽不属于物质文化的范围，但它对物质文化的价值取向，却会发生十分强烈的影响。它可以决定物质文化的具体发展方向，甚至对其发展起推动或阻碍作用。故此，史苇湘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不仅是敦煌文化艺术的基础，而且是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其内容与形式以及对内地和西来的各种艺术风格选择取舍的主要决断力量。”与此同时，敦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在坚守自己传统文化、本土文化的同时，还展示了其文化开放和包容精神，表现出了多种文化交融的独有文化艺术魅力。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例。石窟寺的建造源于天竺，但敦煌石窟的建造却是在崖面凿窟的同时结合了我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特点。不但石窟内部，而且其外面同样有用木头修出来的窟檐、柱子等，“等于是造一个房子把这个石窟盖在里面”。至于后来敦煌石窟发展出的“殿堂式的石窟，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佛教寺庙了”。石窟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则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又一杰作。“飞天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融合为一的结果。”可见，敦煌文化艺术是在长期多元文化交流中，汲取中西、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有益成分，创生出的一种更具本地域民族文化色彩的独有的民间文化艺术。
（二）民间本真性
敦煌民间笃信佛教，但更注重“用重于信”。当敦煌民众通过艺术手段塑造一个个佛陀、描绘一幅幅“净土世界”时，他们把对世俗生活的热情和美好向往融入了对“佛国世界”的理解和想象，使得敦煌民间艺术表达为反映现实生活的率性需要而创造，凸显了其民间艺术的“本真性”。例如，敦煌石窟壁画艺术中，小孩“聚沙成塔”皆可成佛（而不是“累世苦修”）的《法华经变》；环绕在弥勒佛周围的“一种七收”、“树上生衣”、“路不拾遗”、“女子五百岁出嫁”、“送八万四千岁的老人入墓”的《弥勒上生下生经变》；一心念佛，“九品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经变》；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无救、无归、无医、无亲、无家等待苦难皆可得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药师变》等等。这些表达当地普通民众修行佛法的美好向往，抒发他们的心声的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佛教的信仰，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使这样的艺术表达更真实、更亲切，他们甚至将世俗劳动生活的场景，也“搬到”壁画中。如，人们在壁画世界中描绘的“弥勒净土世界”同现实世界一样，要耕地、播种、收获、收割、打谷、扬场，要向地主和官府交租（第445窟）；有行走在千里迢迢的丝绸之路之上的风尘仆仆的商旅（第296、302窟顶、420窟）与泛海商途中陷入困境行劫的风险（第45窟南壁）；有儿童在学校读书（第231窟）、牧羊女在圈棚边挤奶（第159、9、61等窟）、官府在拷打百姓（第159窟）、男女谈情说爱（第85窟）与嫁娶婚礼（第12、85窟）等。这些形形的“众生实相”，“早已超越了，真正成为了充满无穷活力，透着浓浓生活气息的民间艺术。”
（三）集体创作性
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具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还表现在，它并非某个个体的创作行为，而是群体智慧的结晶。从历史看，世居敦煌的人口中有本地少数民族、中原移民，也有西域各民族，在这样一个民族大融合的环境中，各民族基于对共同、风俗习惯、价值追求的认同和精神生活需要，集体创造着适应本地域多民族共同精神生活需要的民间文学艺术。以敦煌石窟艺术表达的创造为例，虽然体现了捐窟人个人目的和需要，但真正凿窟、绘壁与造像的无疑是具有高超技艺的民间画（塑）师、心存虔念而又以画（塑）技艺谋生的穷苦匠人、有一定打窟经验的下层工人等构成的庞大的创作群体。这在敦煌遗书中有大量记载：“选上胜之幽岩，募良工而镌凿。”（P.3405《营窟稿》）“更凿仙岩，镌龛一所，召良工而朴琢，凭巧匠以崇成。”（P.4638）“乃召巧匠、选工师，穷天下之谲诡，尽人间之丽饰。”（P.2551）“匠来奇妙，笔写具三十二相无亏；工召幽仙，彩妆而八十种好圆满。”（P.3556《康贤照赞》）。对这些民间艺术创造者的行为，史苇湘先生充满激情地予以了评价和肯定，“谁是莫高窟艺术真正的创造者？广义地讲，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敦煌地方普通的农牧民、手工工人、下层士兵和各族劳动者。他们是敦煌佛教的基本信众。莫高窟的建造，他们不但是物质条件的提供者，是凿窟劳役的承担者，更重要的是那些工匠，他们是敦煌壁画、彩塑艺术美的直接创造者。”当然，强调民间文学艺术的集体创造性，并非一概否定民间专业艺人的存在。事实上，在民间文学艺术的长期创造和传播中，特定范围的世家或师徒相传往往是民间文学艺术不断被创造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往往是一批职业化或半职业化的民间艺人队伍。敦煌壁画的画师中，也有一些职业画师存在。如瓜沙归以军节度使军府里设有画院、上置都勾当画院师、下置知画行都料、都画匠、都塑匠等。此外，还有当地寺院画家和来自西域或中原的画师等。《节度押衙董保德建造兰若功德颂》就有对敦煌画师董保德的技艺的记载：“手迹及于僧繇，笔势邻于曹氏。画蝇如活，佛铺妙越于前贤；邈影如生，圣会雅超于后哲。而又经文粗晓，礼乐兼精，实佐代之良工，乃明时之膺世。”可以说，正是这些民间专业艺人的加入，使敦煌石窟艺术有了更为生动和丰富的表现，成就了敦煌民间艺术表达的辉煌。综上，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是由敦煌这一特定文化区域内的多民族，在坚守我国传统、本土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艺术，集体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学艺术成果。区域民族性系其第一特性；民间本真性系其第二特性；集体创作性系其第三特性。
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外延：多元化类型与多维度表现样态
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十分丰富，不仅有民间口头、语言表达；民间音乐、舞蹈；民间、神怪故事与传说；民间服饰艺术表达；还有民间壁画、雕塑、建筑技艺；木刻版画、葫芦雕刻、壁画剪纸技艺；石窟壁画、雕塑、建筑美术图像艺术表达等等，体现了成果类型的多元化。在表现方式（载体）上，既有通过口头、肢体语言表现，还有平面、立体三维表现，特别是敦煌壁画、雕塑、建筑图像美术艺术，这种实物表达形式既是这类民间艺术的客体呈现，又是承载表达内容的有形物质载体，二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多维度表现样态。为清晰表述上述内容，本文以敦煌民间文艺表达的成果客体的多元化为中心，区分非石窟和石窟两类表现载体，将敦煌民间文艺表达的成果类型分为文学艺术作品与类非作品表达两种。图例归纳与说明如下：
（一）敦煌口头说唱文学、语言表达
典型的敦煌民间口头文学有：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等讲唱文学。例如，河西宝卷即是至今流传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的民间讲唱文学的代表。它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文学。河西宝卷盛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主要有佛教类、历史故事类、神话传说类、寓言类四种类型。内容的主题多谴责忤逆凶残，宣扬孝道和善行。裕固族语言则是口头流传的民族民间语言的又一典型。裕固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由于其文字失传，口头语言不仅是裕固人民相互交流的主要工具，也是其文学传承的主要方式。一般来讲，一个民族只有一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而裕固族却有着两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即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语言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这种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较为少见。裕固族的两种语言中保留了许多古突厥语特点，是回鹘语言的“嫡语”，与古代维语最接近，是流传至今的活的语言，对研究我国古代西部民族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二）敦煌民间音乐、舞蹈
敦煌民间音乐、舞蹈是敦煌乐舞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敦煌乐舞体系主要由敦煌遗书中的乐舞文献史料和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乐舞图像，以及敦煌现实生活中的乐舞文化艺术三部分所组成，三者共同构成繁盛的敦煌乐舞气象。其中，敦煌现实生活中的乐舞艺术是敦煌乐舞文献史料记载、敦煌壁画乐舞图像表达的基础，敦煌壁画乐舞图像表达虽有一定的艺术加工和夸张表现成分，但总体未脱离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敦煌民间音舞艺术的生动描绘。例如，酒宴著辞作为敦煌民间比较文雅的一种宴饮方式，在敦煌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宴饮歌舞场面在唐五代壁画内容中也有生动反映，如，莫高窟五代第61窟的宴饮图中，包括维摩诘在内的7人坐在食床两旁，食床上放有装酒的器皿和其他餐饮具。其中两人在奏乐，一人在翩翩起舞。以罗庸、叶玉华、王克芬、柴剑虹为代表的学者在对藏经洞所出“敦煌舞谱”残卷进行分析后指出，这些舞谱残卷所记录的舞蹈系汉、魏“属舞”和唐人酒宴上的“打令舞”，说明民间筵宴舞蹈很早就在敦煌地区流行。如今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酒筵游戏场合，为欢歌助兴，营造热烈气氛，酒宴著辞、敬茶、献酒邀舞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娱乐节目，也是地方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敦煌节日音乐风俗中，还保留了古代西凉乐舞的遗风，如古代军旅出征乐舞的遗存——“凉州四坝滚鼓子”（民间鼓乐舞蹈）以“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气势，如今仍活跃在凉州北乡一带。此外，还有婚庆乐舞、春节社火（如凉州的民间社火）；大量的劳动和生活歌谣，如放羊歌、奶牛犊歌、割草歌、擀毡歌、哭嫁歌等。
（三）敦煌民间宗教、神怪故事、传说
在敦煌佛教文化题材中，有许多为民间百姓所熟知的宗教或神话故事。即便是宗教故事也都加入了本地信众的理解。例如，《敦煌变文》中记载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讲述目连救母的故事；《舜子变》讲述舜子至孝的故事；《董永变文》讲述董永遇仙女的神话传说故事等。那一幅幅精美的敦煌壁画更是讲述着一个个神奇动人的故事传说。如为民间百姓所熟知的水月观音经变、千手千钵文殊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等；描绘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普行六度的种种事迹与善行故事，如尸毗王割肉贸鸽；九色鹿拯救溺人；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睒子孝养盲亲等。同时，我国传统神话中的西王母与东王公、伏羲与女娲、凉州民间司农之神天公与天母的故事；创世神话、善恶神话；远古历史传说、地方风俗传说、风物传说等也在敦煌民间流行。
（四）敦煌民间服饰艺术表达
服饰是一个民族或民族群体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郭沫若曾说，“由服饰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敦煌作为多民族汇聚地，各民族服饰文化多姿多样，例如，裕固族妇女的头面和红缨帽、保安族男子服装的腰刀配饰、不同地区的藏族服饰等。这些民族服饰反映了本地域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传承、人生礼仪、和生活习俗。它们以美观大方、色调和谐、格调独特的敦煌民间服饰共有特征，反映了该地域民族独有的审美观念和丰富的文化艺术内容。
（五）敦煌民间壁画、雕塑、建筑技艺，木刻版画、葫芦雕刻技艺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壁画最多的石窟群。石窟艺术源于印度，但印度传统的石窟造像以石雕为主，敦煌莫高窟因岩石坚硬、砂石疏松，故以泥塑造像为主。除南北大像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多为木架结构的彩塑尊像。敦煌彩塑艺术的制作方法可分为圆塑、浮塑、影塑和悬塑四种。无论何种塑形，第一步都是制作出塑像的大体轮廓。轮廓完成后，接下来的程序是用泥。用细泥塑出人物的表层细部，诸如衣褶、佩饰、五官等；再下来便是剔除、增补和修改，主要是对一些细部如脸部、头部、衣纹等的刻划；最后是敷彩。千姿百态的塑像显示了敦煌“塑匠”们娴熟的技艺、就地取材（如用当地主要野生植物芨芨草塑出形体，用细泥塑出人物表层细部）的超人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石窟壁画的绘画技艺中则基本保留了我国传统的壁画艺术制作步骤，如一朽（行话叫做“摊活，即用炭条打稿”）、二落（行话叫“落墨”，即勾线）、三成（行话叫“成管活”，即着色与完成）。同时对一些壁画还进行了特殊处理，——“沥粉贴金”，如菩萨、飞天的花冠、璎珞、法器等，以增强画面的立体造型感和丰富的视觉效果等。在“白描稿本”和相对约定俗成的“画诀”使用方面；在金色制造法、立粉法、涂色法和晕染法等民间技法方面，也都运用了民间传统技法。在绘画颜料的制作和调配上，更有独到的选料和工艺，敦煌壁画颜料主要来自进口宝石、天然矿石和人工制造的化合物，选用这种用矿物颜料绘制的壁画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褪色。随着敦煌旅游业迅速发展，近十年来以敦煌佛教艺术为题材的木刻版画、葫芦雕刻、壁画剪纸等手工艺品产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如今，超过500名民间艺人进行当地手工艺品的创作与销售，民间艺术产业已成为敦煌旅游的新名片。
（六）敦煌石窟壁画、雕塑、建筑美术艺术表达
本文关于“美术艺术”的称谓，是专指以平面或立体方式呈现的敦煌石窟壁画、雕塑、建筑图像艺术。它们不同于其反映的主题艺术内容——乐舞艺术。同时，也要与前述的敦煌壁画、雕塑、建筑技艺区别开来。技艺是呈现敦煌美术图像艺术的手段，美术图像艺术则是技艺展现的结果。敦煌壁画现存约5万平方米，最大画幅40余平方米。时代从十六国到元代，千年不衰。莫高窟壁画内容丰富，堪称“墙壁上的美术馆”。分为佛教画、我国传统神话画及装饰图案画、社会风俗画三大类。其中，佛教画中有包括各种佛像及菩萨，如三世佛、七世佛、释迦、多宝佛、贤劫千佛、文殊、普贤、观音、势至，还有天龙八部等说法图933幅、佛像12,208身；有水月观音经变、如意轮观音经变、千手千钵文殊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福田经变千余壁；有绘述释迦牟尼佛过去若干世为菩萨时忍辱牺牲、教化众生、普行六度的种种事迹与善行的本生故事画；有讲述释迦牟尼成佛后度化众生的因缘故事画和描述释迦牟尼佛从入胎、出生、成长、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以及涅槃等被神化了的佛传故事画；还有佛教史迹故事画。第二类中国传统神话画，主要有第249窟、第285窟表现东王公、西王母驾龙车、凤车出行；伏羲、女娲；白虎、朱雀和“雷公”、“雨师”等众神的壁画。莫高窟壁画中的装饰图案画主要是平棋和藻井，属于建筑顶部的装饰。社会风俗画中有供养人画像、出行图、山水画等。这些壁画多数是依据佛经绘制的佛教宣传画，但在造型艺术表现时，古代艺术匠师们却是根据当时社会生活现实塑造神灵和人物形象、生活场景，因而它直接、间接地反映着社会历史、民间生活。敦煌石窟彩塑，是“东方雕塑”的又一大杰作。它是在泥塑外层干后敷彩施色，故称彩塑。莫高窟彩塑保存着自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等10个朝代的彩塑(包括影塑)3000余身，其中圆雕2000多身，浮塑1000余身。除此外，敦煌石窟彩塑还包括榆林窟、东西千佛洞彩塑。敦煌彩塑的对象有：身披袈裟，头有肉髻，耳长及肩，眉间有白毫，指间有蹼，脚掌有，手印随说法、降魔、苦修、禅定的佛像；头戴花冠，身着天衣，腰系长裙，肩披长巾飘带，袒上身，胸前挂璎珞，腕饰钏镯，面容端庄文静，肌体丰满圆润，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菩萨像；以大弟子迦叶（老者形象）和小弟子阿难（少年姿态）为代表的弟子像；威武神气的天王、金刚力士像等。莫高窟的石窟建筑艺术。莫高窟的石窟唐时有建筑千余洞，现存石窟492洞，其中魏窟32洞，隋窟110洞，唐窟247洞，五代窟36洞，宋窟45洞，元窟8洞。其石窟建筑艺术主要指其形制及其造型。敦煌石窟中，最能体现其地域民族特色的石窟形制及其造型有中心塔柱窟，又称塔庙窟，是指建在洞内的寺院。它的出现除受印度、新疆造窟形式（宗教礼仪中绕塔礼拜的习俗）影响外，还与汉地寺院以塔为标志的习俗有密切关系，是石窟艺术逐渐汉化的产物。另外，覆斗顶形窟也很像我国传统房屋布局中的布“帐”。这种形制在印度以及新疆地区很少见到，一般认为也是受汉地墓葬形式影响而致的本地产物。此外，还有殿堂窟、大像窟。莫高窟初唐第96窟（即北大像窟，又称九层楼，弥勒佛像高33米）是依山崖而坐，内为石胎，外面敷泥赋彩而建。大像窟的建筑形式是我国传统木结构的殿堂建筑与印度石窟建筑结合的典型产物。由于佛像通体的高大和窟檐外观的气派，大像窟成为了敦煌石窟建筑的中心和象征。
总之，在敦煌石窟图像艺术当中，雕塑是石窟的主体，壁画因塑像而成，建筑则为雕塑和壁画的绘制提供了框架支撑。三者结合，相互辉映，层次分明，共同构成了独具敦煌地域与民族特色的石窟立体艺术。上述多元化的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成果或者以作品形态存在，如那些独立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或者以非作品形态（如符号、素材、装饰图案、技艺表达等）存在。这里，本文未采用著作权法的一般分类标准，是因著作权法只有对作品的分类，而无非作品的类型概括，如果沿用一般作品的分类标准，则无法涵括体现敦煌民族民间艺术特征的多元化类型。例如，那些为艺术创造而存在的民间技艺，甚至不属于文学艺术范畴，但却实实在在地被创作的艺术表达联系在一起，甚至就是其艺术创作要求和必经的步骤、艺术表达形式本身。即便不能用作品的标准去衡量这类技艺成果，也仍应归属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成果之列，因为从国际上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范围划定看，民间技艺即涵括在其中。
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传承：动态化承继与多样式表现
由于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创生至今已逾千年，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是否传承，以何种方式传承，不仅法律角度探讨阙如，对敦煌学界的相关研究也有待认真分析。有学者认为，敦煌石窟艺术“始于4世纪，而终结于14世纪”（颜廷亮）也有学者认为“敦煌艺术的下限既不是元代，也不是民国时期，而应是清末”（易存国）。这些观点对敦煌石窟艺术在元代走向衰弱。清末凿窟行为停止的历史做了阐述，但对之后敦煌民间文学艺术是否传承，实际并未言及。对此，本文的理解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断不能以偏概全，以“石窟凿窟行为的停止”来否认敦煌民间艺术的客观存在和传承，因为二者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和必然的联系。如前所述，敦煌民间文学艺术不仅仅指敦煌“非石窟文化艺术”。还应当包括敦煌地区民族创造的诸多流传在民间的“非石窟文化艺术”，如，敦煌民间筵宴舞蹈、凉州鼓舞等至今还在民间延续和传承。仅以“敦煌石窟凿窟行为的停止”为例证，来说明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止步”，不具种概念对属概念外延的周延性。进一步而言，“敦煌石窟凿窟行为的停止”是否意味着其敦煌石窟民间艺术表达的“止步”，也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认为“自1900年敦煌藏金洞发现以来，敦煌就进入了学术层面的新时期，虽然略有重修、重绘、更多是出于维修而非主动的创作。故此，敦煌石窟艺术的下限只能定于清朝末年。”（易存国）这实际又为敦煌石窟艺术表达的延续划定了第二条标准，即一定是原样态的创作。对此理由，本文也不敢苟同。这里首先涉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传承的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厘清，是“艺术表达本身的传承”或是“艺术表现方式（原样式）的传承”？本文以为两者有实质的不同。从历史视角看，“随着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文化艺术表达本身和传承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会有所不同，呈现动态变化。”多样式表现正是其动态变化的必然反映和客观要求。我们无法要求某类民间文学艺术固守原有的表现形式或传承样式，否则会遏制民间文学艺术生长。为此，固定于某种外在表现方式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传承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看待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传承，是看它的民间创作源头及仍在民间不断延续创作的艺术表达，追求的是无论采取哪种传承方式再现的民间艺术表达，只要保有本地域民族民间艺术属性和其艺术表达的基本特征，反映了本地域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习俗，都应当将它们视为一脉相承的文学艺术，即贯彻了“艺术表达本身的传承”。我们不妨将此归结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动态传承性”。而这种随时代而变的动态传承性，反过来又证明了民间文学艺术被不断创造的属性。实践证明，愈是能够动态传承的事物，愈印证着其长久的生命力。这对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而言亦然。如前所述，敦煌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丰富，表达成果类型多元化。在延续千年的历史中，因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经济背景不同，其艺术风格和形式、手法千变万化。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不是出于同一艺术表现形式，而否认这种艺术的同质表达。例如，对那些壁画艺术而言，“属于何种教派，采用何种经典，参照何种论疏，请哪一派画师，作何种形式的构图，使用何种笔墨，形成何种色调，都不是单纯的或单纯的艺术技巧问题，而应该看到这些艺术背后有着共同审美观念、生活习俗、历史传统等。”可见，我们在判断是否是某类型敦煌民族民间艺术表达的传承时，注重的是这种艺术表达的同质性，而非传承方式的唯一性。以此观照敦煌石窟艺术的传承。敦煌壁画在元代或清末之前，历代曾在原壁画基础上进行过延续创作，甚至是利用原敷面进行再绘制，有的洞窟被后代多次重修和维护，使其保有了原实物表现形式的再现和技艺的再延续。虽然因历史和社会变迁，清末造窟停止，继续在敦煌鸣沙山崖壁上开凿石窟、绘制壁画、进行雕塑等已客观不能且遭法律禁止，但敦煌石窟美术艺术的传承并未完全走向“终止”。从民国至今，对敦煌石窟的修缮、维护，就涉及到了对壁画、雕塑的重修、重绘活动。不管是出于艺术研究或维护的何种目的，基于客观条件限制，以敦煌学家张大千、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石窟壁画的“仿真临摹”，在现行著作权法看来，就是一种艺术创作。至于将这种创造看作是对民间艺术表达的传承创造或是演绎创作，都无损其“创作”的性质。由于它们与敦煌传统壁画表达艺术“一脉相承”，因此，就是对敦煌壁画美术艺术表达的“活态传承”。再从石窟艺术表达的基础——技艺的传承看，敦煌壁画中运用的“白描稿本”和相对约定俗成的“画诀”、金色制造法、立粉法、涂色法和晕染法等民间技法，仍在民间运用；泥塑艺术（技艺）作为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从陶器塑到佛像塑，从古至今也未绝迹。敦煌文物研究近年来对敦煌壁画、雕塑的修复，即运用了这些古法，做到了“逼真”。一些民间手工创作的“敦煌飞天”、“反弹琵琶”壁画、雕塑艺术品，也沿袭了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艺术表达手法和技艺。可以说，它们与石窟壁画、雕塑艺术表达系“一脉相承”，是对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包括传统技艺）的动态传承。当我们运用“动态传承”的标准，进一步将敦煌民族民间艺术表达置于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做一番宏观考察时，我们发现，敦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非但未因岁月冲刷完全消亡，相反，却呈现出另一番旺盛景象。这些悠久而古老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一部分至今仍以口授、身传表达方式，流传在民间。例如，凉州狮舞就是长期流传在武威（古称凉州）地区，一种古老的民间舞狮艺术的典型代表。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在《西凉伎》中对这种“长啸”长安城的“狮子舞”有过精彩描写，“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如今成为了河西凉州地区群众庆祝节日喜庆的必备活动。而另外一部分敦煌民间文学艺术则既通过书面文本、建筑、雕塑、壁画等实物形式得以记载和保存，如在敦煌壁画、雕塑、建筑艺术表达中呈现（或是其表达技艺）或被敦煌遗室文献资料所记载，同时，也通过实践活动、技艺延续、不断创新传承表现方式，动态流传在民间。例如，敦煌乐舞，被视为敦煌艺术的永恒“标志”，成就了敦煌艺术的辉煌。如前文所述，自汉、魏时就敦煌乐舞已流行于民间和宫廷，至今在河西走廊各地等地仍能见到留有敦煌舞遗风和特色的民间舞蹈，如“凉州舞狮”，“酒宴著词乐舞”、“打令舞”等。它们不仅在敦煌那五余万平方米的石窟壁画被塑造，在敦煌遗书“敦煌乐谱”和“敦煌舞谱”中残卷被记载，而且敦煌乐舞的艺术表达传承如同敦煌乐舞艺术蕴含的“开放、时尚”精神，在逾千年历史的长期演变中，还不断创新。现今，根据敦煌乐舞壁画以及敦煌舞谱、乐谱资料整理，由我国音乐舞蹈家“复原”的“敦煌舞”成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舞种的新流派，敦煌古乐也“翩然流眄于今日之舞台。”以《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千手观音》、《敦煌韵》等为代表，根据敦煌舞乐改变的一批现代敦煌舞剧的面世，更使流传千年的《霓裳羽衣舞》、《西凉乐舞》、《唐韵胡旋》、《水月观音》、《妙音反弹》、《千手观音》等敦煌乐舞形象表达广泛展示在世人面前。其中，那“妙音反弹”伎乐天（反弹琴瑟形象）、飘逸神往的飞天，至今仍绽放着无与伦比艺术魅力，扎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艺术中，成为了本区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这些鲜活的实例验证着，在两千年的历史传承中，敦煌民间文学艺术非但未因岁月冲刷完全消亡，而是以其独有的方式顽强生长在民间，即以不断创新的表现方式和多元化的活态传承，延续着其延绵不断的旺盛生命力。
关键词：敦煌；壁画；飞动之美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5-0023-01
敦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人类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敦煌壁画在其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其艺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它与石窟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共同构成敦煌艺术的整体面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艺术遗产。敦煌壁画汲取东西方的影响，题材十分广泛，涉及人物、山水、建筑等。容量巨大，色彩丰富，创造了独特的形象，给人以“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飞动之美”。本文就是从“飞动之美”在敦煌壁画艺术中产生的原因、体现及其内在的思想底蕴三个方面加以论述来展示人类文化中的这朵奇葩。
一、“飞动之美”的文化产生
中国人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总其大要即“天人同一观”，认为人和万物同出于大自然――原始图腾就反映了这种观念。正是这种观念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艺术结构的基本特征。
敦煌壁画的“飞动之美”通过艺术家自己的艺术修养，“通过‘三波九折’、‘三停九象’，点、线、面的曲直刚柔、勾连并置、收放疏密、空间分割、宾从互称、开合呼应等等艺术手段的辩证处理，使之处在一个激越跳动态势中的”。我们从“百兽率舞”与“龙飞凤舞”中可以看出，“飞动”之美是构成华夏艺术特征的一个基本因素，对它的理解并不仅仅源于对鸟兽飞动之势的机械模拟，而是变相地将其形式化、抽象化，继而程式化了。因此中国的绘画、戏剧、书法都具有了共同的特征。
具体而言，它既保留了华夏艺术“飞动”之美的“乐舞精神”，又承传并修正了以“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而著称的龟兹乐舞等，从而以视觉艺术的形式传达出听觉的美妙意境，以空间的艺术画面表现了时间的韵律，以静态的人物形象展示出动态的曼妙乐律，走出了一条美轮美奂的审美之路。
二、“飞动之美”的具体体现
敦煌壁画的“飞动之美”体现在壁画的方方面面，它蕴含在整体的空间内部。就此，我们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来加以论述，即人物形象、线条韵律、装饰图案。
（一）人物形象
敦煌壁画主要是以经变、本生、佛传及因缘故事等佛教内容为主导，所以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也就是人们供奉的佛陀、菩萨、弟子、天神、飞天神仙及其说法像等。人物的形象在其壁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飞天为例，其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几乎每个洞窟都有描绘，不同时期的造型也各部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视觉的飞动之感。如，莫高窟第251，260窟北魏时期的飞天，飞翔姿态多种多样，有的横游太空，有的振臂腾飞，有的合手下飞，气度豪迈大方，势如翔云飞鹤。飞天起落处，朵朵香花飘落，颇有“天花乱坠满虚空”的诗意。
（二）线条韵律
线条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用线来表现是人们观看方法的一种具体体现。在敦煌壁画中，无论是 “曹衣出水”（莫高窟第254窟弥勒佛像），还是“春蚕吐丝”（莫高窟第263、272窟中的早期人物线描）都成为了其艺术之美的载体与形象构成。各种线条极其富有韵律，在抑扬顿挫、行云流水般的笔法运转中，突出了神态逼真、气韵生动的艺术形象，让我们感到其生命的存在――运动。
敦煌壁画中的线条使用范围涉及方方面面，如莫高窟第257窟之北魏壁画鹿王本生故事中的水纹线描；第285窟西魏壁画中的行云，东、北二壁的秀骨清像人物、伎乐天；第249窟窟顶白描画群猪图；第249窟窟顶南北二披西魏壁画中的东王公、西王母，乘龙车凤辈携带天神仙人遨游天界，四周锦旗飞扬，再如第428窟北周的供养人图等等。从人物到装饰图案、山水、花鸟无不流动着一种“飞动”之感。
（三）装饰图案
在敦煌艺术中壁画是附着建筑并服务于彩塑佛像这一中心，但它实际上构成了视觉艺术的主要部分。与此相类，壁画中的图案也同样如此。虽然它从属于壁画，但实际上起到了将建筑、雕塑、壁画连成一体的作用。换言之，建筑、雕塑与壁画都是依靠图案的装饰效应而构成完整的有机体。图案种类繁多，争气斗艳，花样别出。例如，藻井、边饰、服饰、背光、植物、华盖、垂幔等等。其中除了藻井的装置略显严谨之外，其它的图案都随着壁画的意境“满壁风动”。如，莫高窟257窟的天人化生火焰纹佛背光，佛身光为五重光环，绘天人与火焰纹。火焰纹中有一环为一开一合的波状单线火焰纹，整体造型像一团火焰在空中飞舞；第296窟忍冬莲花禽鸟纹边饰，边饰中绘有莲花、鸽子、摩尼宝，表现了当时佛教徒向往自然的心境，整个边饰在统一的姿态中冉冉升起。
敦煌壁画的“飞动”在其它方面也有体现，如屋顶的曲线，向上微翘的飞檐，使这个本应是异常沉重的往下压的大帽，反而随着形的曲折，显出向上挺举的飞动轻快之感。再如统一色调下的色彩变化都可以展示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飞动之美。
三、“飞动之美”的思想底蕴
敦煌壁画中“飞动之美”的艺术渗透着浓厚的乐舞韵味，以空间的、静态的造型艺术来表达时间的、动态的表演艺术，正是敦煌艺术的不传之秘。敦煌壁画的“飞动之美”它主要取决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等伎乐形象不仅有佛性的因素、中华艺术线描技艺之功，以及飞动的衣服视觉等，更主要取决于源自本土文化的哲学根源，“天人合一”的思想底蕴。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成为“飞动之美”的真正根源。
就此而言，柴剑虹先生认为敦煌壁画上“飞天”正出于此。他说：“从根本上主张儒、释、道相通的李唐天子及当时的思想家们，是连接‘天’与‘人’的桥梁，是注释‘天’、‘人’关系的权威；而‘天人合一’的观念，则在由普普通通的画匠所描绘的折射宫廷与民间生活的佛教壁画中得到了反映”。飞天形象从而经历了由神到人、从天上到人间的清晰线索，“不仅仅是审美意识的变化，也是哲学观念的演进――人们对‘天’的认识由朦胧到清晰逐渐加深，宗教崇拜日趋淡化，改造与服务人间社会的世俗需求日益强烈，随之而来的是现实与理想的结合更加紧密，这正是‘天人合一’观念在艺术上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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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国务院批复在甘肃成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按照国家关于甘肃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建设文化大省的总要求，甘肃省打破现有行政界限，统筹全省文化资源和各类生产要素，以文化建设为主题，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为主线，确定了围绕“一带”、建设“三区”、打造“十三板块”的工作布局。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平台搭建基本到位，“一带”“三区”“十三板块”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省委、省政府打造“敦煌画派”、深化“朝圣·敦煌”甘肃画院系列创作工程，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画派”是个新概念，是一项继承敦煌石窟艺术体系、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彩陶文明和多民族文化传统，开宗立派的一个文化建设工程，带有前瞻性的美术文化主张；是以敦煌为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要素，探索构建一个具有敦煌艺术特征的美术风格，营造出一个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守正的又是创新的艺术创作与研究体系。打造“敦煌画派”是甘肃美术建设的需要，对建设文化大省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和作用。2012年，甘肃画院经过提出了“朝圣·敦煌——甘肃画院美术创作工程”系列实施方案。方案核心是组织画家自觉投身“美术敦煌”的学术研究和打造“敦煌画派”系列美术创作实践活动，将打造“敦煌画派”落实到具体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之中。此后，甘肃画院所有业务活动都围绕打造“敦煌画派”和“朝圣·敦煌”活动展开，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取得初步成效。2013年3月，《丝绸之路》文化版策划出版“回眸：2012年朝圣敦煌”专辑，对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和推介。
2013年，这项宏大的艺术工程进行得更扎实、更理性、更有声势。甘肃画院先后组织画家开展“重走丝绸之路·佛教东渐”东线和西线考察、采风、创作活动。画家、书法家在甘肃、新疆、陕西等地实地考察历史文化遗址，了解民俗风情，用绘画、图像、文字等方式记录沿途风土人情，采集创作素材。每位画家不但有了写生作品、创作作品，还写了丰富多彩的考察采风日记，多方位、多层次展示他们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才华。与此同时，甘肃画院还鼓励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从学术理论界定、创作题材定位、创作技法风格研究、代表性人物传承延续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了“段兼善画展”， 共展出75幅作品，是作者近30年来对敦煌绘画艺术创作成果的全面展示，也是首次将个展纳入“朝圣·敦煌”创作工程。
2013年，“朝圣·敦煌”活动有了质的飞跃和巨大变化，成果喜人。《丝绸之路》及时将画家艺术状态和创作成果向社会推介，无疑是这项文化工程的有益延伸，也为社会各界与艺术家架构交流平台。我们期望通过这些活动，使打造“敦煌画派”和“朝圣·敦煌”活动更具群众基础，更具民族特色，更具艺术魅力！
1 敦煌联珠纹的形态特征
1.1 敦煌联珠纹的概念
根据史料可考，敦煌联珠纹一般是在多个衔接的双线圆轮中画上各种珍禽鸟兽。由于联珠纹的兽类图样一般都以双数出现，且左右对称，因此也有人称它为联珠对兽纹或连珠对鸟纹。除此之外，在联珠纹双线圆轮中还有许多均匀的圆珠，称为联珠;而画在圆轮之间，大小相等，位置固定在四处联接点中间的，称为联珠纹圆轮。
从考古发现的大量波斯萨珊时期服饰织物、建筑雕塑、钱币器皿上，随处可见联珠纹。也正是由于人们的喜爱，联珠纹的发展成为了必然。它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成为了中亚民族艺术图样的代表之一。
1.2 敦煌联珠纹的分类
诚如关友惠在《解读敦煌敦煌装饰图案》中的概括：从唐至元的这一时期，敦煌装饰纹样发展的脉络清晰，承袭关系明确，并影响到明、清乃至近代[2]。他指出，敦煌联珠纹自北魏传入开始逐渐融合中国文化特征。隋代统一后，敦煌联珠纹进一步融入中原。发展到盛唐，敦煌联珠纹的纹样开始富于变化。到了中唐和晚唐，由于敦煌先后被吐蕃和张氏归义军占领，联珠纹转而走清雅平稳的路线。至宋朝以及蒙元时期，受各方政权拉锯和宗教艺术影响，纹样形式逐渐向汉式建筑彩画靠拢。在西夏及元时期，联珠纹则受宋辽装饰图样的影响，以神兽花鸟为主。根据关友惠的分析和实际敦煌壁画纹样，不难发现敦煌联珠纹的分类主要涉及到题材、造型和构造，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具体解析。
1.2.1 题材的分类
敦煌联珠纹的纹样题材分类，主要是从单一到丰富，涵盖了中亚风俗的题材内容，有鲜艳繁丽的花卉禽兽，大气稳重的伽陵频迦鸟等祥瑞纹样，还有与现实生活相近的生活实景和花鸟植物等。
1.2.2 构造的分类
敦煌联珠纹的纹样结构分类，主要是从简单的联珠圈环绕，与环形、菱形、直线形、方形等中国传统纹样进行多种组合形式。
1)环形结构中的联珠纹。敦煌隋代洞窟中环形背光结构中的装饰纹样绝大部分都绘有联珠纹，而且表现形式多样，环形联珠纹通常能够展示某种精神文化或场景内容，不同于初唐时期的散装联珠，相对表现性上更显得严谨与典雅。
2)菱形结构中的联珠纹。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隋朝的联珠纹也被中亚、波斯织锦图案所影响，出现了菱形结构的联珠纹。如菩萨身上的服饰装饰纹样常有菱格纹样，以黑色作为底色，上面描绘浅色的曲线和白色的联珠纹，并有金线作为点缀，青色的凤凰张开双翅，动态优美饱满，色彩炫丽夺目。
3)直线排列的联珠纹。直线排列的联珠纹一般出现在西域绘画和中国织造的各种联珠纹织锦中，如联珠莲花纹就是直线排列的联珠纹边饰中常见的纹样，在这之中又体现着多彩与丰富的内涵。隋代401窟西壁龛沿莲花联珠纹见图1，边饰赭红底，青环白珠，莲花有四瓣盛开状，六瓣含苞待放状，如同云纹状，是最活泼的莲花联珠纹。虽然织锦中有的条形联珠纹样还附加了西域的文化信仰元素，但是这部分元素在隋代敦煌洞窟中几乎已经全部简化和省略了，只表现出联珠纹单纯的中国化装饰美。
4)方形结构中的联珠纹。方形结构中的联珠纹，对起到丰富整个藻井有着出色的表现力。第393窟覆斗藻井见图2，井心画盘茎莲花，井心与周边装饰联珠纹样形态比较统一，不再沿袭繁复的隋初风格，而倾向于隋末的简洁画风，此窟的联珠纹样与藻井相得益彰。
2 敦煌联珠纹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从概念上来说，视觉传达设计是近代经济规律下衍生的一种商业手段，它需要最科学、最新颖、最具有创意的元素不断加入，来促进和保证它的实效性，因此，敦煌联珠纹的应用符合视觉传达设计的本质属性。其应用主要涉及两种类型，即环形动物联珠纹和直条形边饰联珠纹，从图形、文字、色彩到视觉形象等触及视觉传达设计的多个基本构成，应用范围不设限，且得到受众的广泛认可和喜爱。
2.1 环形动物联珠纹的应用
环形动物联珠纹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往往可以实现一种思想意识的主观性传播，并产生一种视觉审美的愉悦感，因此，环形动物联珠纹元素常被用于现代图形设计和图像符号设计等。
蜂蜜手工肥皂的产品设计见图3，将蜜蜂的形象绘制于环珠中央，周围缀以辅的文字和圆点装饰，表达出一种纯天然原生态的视觉暗示。这款设计图样从构图到元素运用都与敦煌联珠纹中的环形动物联珠纹如出一辙，若与隋代西壁龛沿的翼马联珠纹边饰对比，可见两者设计之间的共通性。而需要注意的是，诸如此类的动物联珠纹运用和概念传达，关键还在于环形联珠纹中间的动物纹样或其他意象纹样的选择是否能够承载设计意图。
2.2 直线形边饰联珠纹的应用
直线形边饰联珠纹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兼顾了实用功能和装饰功能。例如，作为实用功能的延伸，直线形边饰联珠纹被融入到结构线划分之中，通过其自身图样属性和搭配方式的多变性，起到了既界定鲜明又自然连贯的效果。
杨桃音乐会海报设计，就通过波点纹与纯色块的差异性凸显了主题文字，在简单直接的信息传达与跳跃活泼的视觉冲击之间过渡得流畅自然。这样的设计效果正是发挥了直线形边饰联珠纹的结构属性，将背景与主题划分鲜明且服帖融合。同时，作为装饰功能的应用，直线形边饰联珠纹也被融入窗帘床单等家纺的边饰中，通过创意搭配的图样设计，达到丰富有趣的装饰效果。
3 敦煌联珠纹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原则、策略和价值
3.1 体现民族传统文化内涵原则
在敦煌联珠纹的设计应用中，在追求形似时也不能忽略神似。虽然在视觉传达设计应用中强调全球化视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传统文化始终是亟待传达的文化内涵。如果设计师能够从对敦煌联珠纹的运用中获得灵感，以不拘泥的丰富形式，在作品中渗透民族文化和情感，为现代人的生活增添传统文化色彩，那便是一种至高的艺术境界。
3.2 传统图形的继承与创新原则
敦煌联珠纹是随着中亚民族迁徙而来的一种纹样，基于中国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敦煌联珠纹的造型题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扩展。它既具有中亚艺术的风貌，又兼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在视觉传达设计中，设计师往往并不欠缺设计能力，而是欠缺一种对于文化信念的坚守和民族思想的自觉。许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成功中国设计师，往往在其优秀的设计作品中贯彻了一种强大的人文精神，演绎出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所以说，在敦煌联珠纹的视觉传达设计应用中也需要本着这样对继承和创新的应用原则，创造符合时代特征的全新视觉效果的设计作品。
3.3 迎合时代特征和审美追求原则
消费早已不是一种单纯的物物交换，其中蕴含了意义消费的概念。产品和品牌的附加值集中体现在其视觉传达设计中，由此，设计的有效性也被日渐凸显。设计作品迎合现代审美情趣，体现时代感已然成为一种评判标准。
肥皂工厂香皂包装，运用了敦煌联珠纹的现代构造方式，既展现了属于民族文化的审美情趣，又符合时代特征，清晰地凸显了传统典雅的意蕴。当大众开始倾向于接纳民族文化意象，巧妙地运用传统文化符号进行视觉传达设计已经成为一种设计共识。敦煌联珠纹是敦煌文化的代名词，能够引发受众对于敦煌文化的心理共鸣和审美感动，因此联珠纹的设计应用要符合受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
3.4 敦煌联珠纹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敦煌联珠纹的存在与发展，是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融基础上的艺术表征，而敦煌联珠纹所受到的关注和拥护，正是国人文化审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其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价值体现。
3.4.1 加强视觉传达的审美共鸣
视觉传达设计是一种关于发起者如何向接受者传达信息的设计语言，它是商品与受众之间的传话者，交换彼此的意见与信息。从视觉传达的定义，不难发现传达的关键在于沟通，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平台和合适的设计意象是建立沟通的关键，更是完成视觉传达的关键。这种共通的视觉心理，能更生动、更直观地将敦煌文化概念和联珠纹元素植入设计作品，在视觉传达中引发受众的审美共鸣，使受众在作品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腻触感，实现传播的目的。
3.4.2 增强视觉传达的民族性
视觉传达设计是一门紧跟时代潮流的学科，它不仅需要较强的专业能力与丰富的学科知识，还需要敏锐的全球性时尚触觉。因而，大多数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作品都较为时髦前卫，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设计的民族性。
笔者设计的双灯品牌系列纸巾包装，采用边饰联珠纹的组合应用，打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视觉符号。敦煌联珠纹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变的素材元素，为创作者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与随意感，能够激发出广阔的想象空间，让每个人都能依照作品的需要和个人的喜好任意发挥，自由表达。联珠纹的设计应用能够展现出十足的艺术感染力，能够很好地传达出设计内涵，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与视觉传达的创意灵感有机结合，在为视觉传达设计添加民族元素的同时，也为民族文化注入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