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8 1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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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能力；中部六省；USI体系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危害后代人和其他城市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前提下，以满足当代人的福利需求为目的，以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通过规划等手段引导城市生态复合系统向更加和谐的定向动态过程，体现了城市系统的一种状态或目标。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处于可持续发展过程及状况，要进行可持续发展系统评价。
1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此有较为深刻的研究，如曹飞（2015）利用改进的熵值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城市的4个子系统进行定量评估，评价结果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差异，从东向西依次递减。张勇等（2015）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协调度模型对芜湖市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层次分析法和协调度模型较为适合进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综合国内研究，本文得出，现有研究在测度方法、研究角度往往不一致。这实际上反映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现象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角度的多样化特征。本文将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UrbanSustainability Inde×，简称USI），结合中部地区城市发展特点，修正创新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并用修正创新后的指数对中部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测度并提出提升机制。
2 USI体系及其应用修正
2.1USI体系简介
城市中国计划在2010年研究设计并了体现中国城市综合发展状况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它通过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23个指标的计算分析，对185个中国地级和县级城市从2005-2011年之间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和排名。
USI体系不仅要衡量受评估城市的环境可持续性，还要衡量为管理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所需要的服务水平，以及每个城市的资源使用效率。该体系从基本需求、资源效率、环境清洁度、建筑环境和对未来可持续性的承诺五个方面综合衡量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的表现可持续发展。
2.2修正后的USI体系
USI体系重点从环境和资源方面测度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中部地区环境状况在全国内属于相对保持较好的地区，因此，修正后的USI体系删减了原有的部分环境和资源的评价指标。城市可持续发展依托于经济实力，长期以来，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我国一直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近年来出现许多瓶颈，甚至有“中部塌陷”的说法被提出，对此，本文重点从经济角度衡量中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民生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故文章在修改后的USI体系上加入民生方面测量的指标。
修正后的USI体系维度及指标的选取来自民生、经济、环境、资源4方面。其中各部分包含的指标分别为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通胀率变动幅度，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变化幅度、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变化幅度、人均GDP环比增长率、人均总收入环比增长率、城市人口密度环比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变动。
民生：九年义务教育每十万人入学人数环比增长率、就业率变化幅度、医保覆盖率变变化幅度、用水普及率变化幅度、用燃气普及率变化幅度。
环境：工业废水处理率变化幅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变化幅度、生活垃圾处理率变化幅度。
资源：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变化幅度、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减少率（吨标准煤/万元）、人均水资源量（立方米/人）变化率、电力消费总量（实物量）环比增长率，公共交通客运总量增长率。
3基于修正后的USI体系的中部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测度
1）根据修正后的USI指标体系测度2006-2013年中部六省各年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别如下：
安徽省：2.45、3.62、-7.40、6.05、4.14、4.89、-6.48、-2.44。
江西省：0.66、3.76、-7.12、12.15、-2.06、3.97、-5.10、-2.052。
湖南省：1.28、2.33、-9.098、8.14、3.04、4.01、-3.55、-0.30。
湖北省：1.43、1.92、-9.14、7.57、3.81、3.9U、-3.84、 -1.4，。
河南省：0.1、0.67、-9.56、10.09、3.01、2.15、-3.27、-3.08。
山西省：1.73、1.68、2.91、-1.37、2.63、0.18、-0.23、-3.76。
2）结合本文测度出的中部六省2006-2013年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本文对中部六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分析如下。
安徽省：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利用其与长江经济地带毗邻的优势，加快沿江地区的发展，建立淮河流域粮食生产主体功能区。
江西省：发展环鄱阳湖循环经济试点，为长江中下游生态保护区做出巨大贡献。同时通过沪昆铁路线发展本土特色经济，带动经济发展。
湖北省：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教育资源，在武汉这一拥有丰富教育资源城市的带领下加大全省的科教优势。
湖南省：作为传统农业和新兴工业的省份要发展就得做到3个“统筹”（统筹城乡，在农业大省搞好工业化；统筹区域，让全省人民共同富裕）。
山西省：建设安全环保的“新型能源基地”，走洁净、节约、细加工型工业化之路。
河南省：以加强粮食生产基地建设为重点，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同时加入中原城市群建设。
4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利用修正的USI体系对中部六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而言，近年来中部6个城市在可持续性方面都没有太大提高，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到在未来中部的城市可持续性呈现增长趋势。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还不成熟，人民的社会生活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挺高，对环境的保护理念的缺乏。
关键词 主体功能区 城市化 空间均衡
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形成过程是城市化空间均衡发展、水平与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与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态的演化、城市化动力与模式的选择、城市化政策的调整、城市化考核的理念方式等密切相关。空间均衡是主体功能区形成、区域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本文将以《广东省市厅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及考核评价办法(试行)》确定的广东省四类主体功能区为空间单元，依据主体功能区和城市化理论，选取科学衡量城市化水平与质量、体现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的指标，运用广东省2006年统计数据，对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城市化空间均衡发展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有利于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城市化空间均衡发展建议。
一、广东省主体功能区划
(一)主体功能区研究现状
主体功能区是指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区域未来的人口集聚流动、经济发展态势、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以及生态功能从区域空间开发适宜性的角度，将区域划分为具有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不同空间单元，是遵循科学开发原则划定的类型区，是“地理空间+职能空间+政策空间”的复合体。一定区域具有多种功能，主体功能区不排斥其他辅助功能或附属功能。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目的在于，以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为前提，兼顾其他功能，明确区域发展方向，并以此规范开发秩序，管制开发强度，调整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新格局。因此，主体功能区理论是指导区域城市化科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目前对于主体功能区的研究，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对各类型区的内涵、划分原则、发展方向、功能定位、开发政策、绩效评价与政绩考核等方面的理论进行了阐述。学术界对于主体功能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性质、定位、作用、管理主体，划分的层级、空间单元、原则、标准与指标体系，生态补偿政策，与其他功能区的关系，国外研究动态，分类政策设计，立法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但对四类功能区如何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开发的适宜度评价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管理体制等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
(二)广东省主体功能区划
广东省依据主体功能区理论，在《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表1)、《办法》、《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等文件中，对主体功能区划、主体功能区进行了阐述，并发展了主体功能区理论。
《办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将广东省21个市分为都市发展区、优化发展区、重点发展区和生态发展区四种类型区，提出了都市发展区和生态发展区的概念，用“发展”的概念代替了“开发”的概念，在用词上更加科学、更加适合广东的省情。《决定》结合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对不同的类型区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措施和重点，对都市、优化和重点发展区的部分地市构成的珠三角要求优化发展，对重点发展区的东翼要求振兴发展、西翼要求开拓发展，对生态发展区的北部山区要求扶持发展(表2)。
根据国家、广东省“十一五”规划纲要对主体功能区理论的阐述，作为生态发展区域的主体功能，非常明确是生态保障功能，为其他主体功能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打造生态屏障；作为都市、优化和重点发展区域的主体功能，将承担不同强度和质量不断优化的产业化功能和质量不断优化、地域空间组织结构日益合理的城市化功能。
二、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城市化空间均衡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一)空间均衡是主体功能区形成、区域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
均衡是指相互作用的多种力量相互制约而形成的一种相对静止状态。将均衡分析引入主体功能区建设形成视角的城市化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建设主体功能区的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均衡发展的过程，是实现经济布局和人口布局的空间均衡、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空间均衡，重在引导人口和经济在空间内合理分布与协同发展。空间均衡城市化是区域人口和经济的“适宜性、有序化”集聚和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性、补偿性”供给。主体功能区意义上的“空间均衡”不是“空间平均”，而是空间开发上的均衡有序，即工业化与城市化开发上的均衡有序。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开发建设现状条件好和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要重点开发，实现生产生活的“相对高密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弱、生态环境脆弱和发展潜力小的区域，要控制和限制开发，实现生产生活的“相对低密度”。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目的是要实现资源的补偿性供与开发上的战略性空间均衡。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不同类型区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并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合理补偿，使不同的城市化区域的公共福利实现均等化。
(二)考核指标体系
主体功能区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要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国土开发密度与利用效能，经济发展潜力与能力，人口布局，空间均衡与协调程度等原则。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宗旨在于强调空间规划、政策、发展、生态与生活水平的均衡与协调。基于主体功能区形成与发展的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要以空间均衡为基本原则，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的。指标的测度与评价最大限度地体现均衡性和结构、体，系的协调性。
根据城市化测度指标体系，体现主体功能区划的原则要求，选取5项一级29项二级指标进行分析(表3)。经济发展与结构分析方面，在人均与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设置地均空间指标；社会发展与生活分析方面，设置了体现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指标和体现医疗能力与设备水平的保障指标；地域空间规模与结构分析方面，增设体现转移就业方面的人口迁移指标；生态保护与治理方面，选取了具有综合反映效果的单位GDP能源消耗指标。
三、广东省主体功能区城市化空间发展差异分析
(一)城市化发展阶段差异较大
尽管四类主体功能区城市化发展总体进入快速发展期，但是，都市、优化发展区与重点、生态发展区的城市化水平处于后发展与快速发展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且区域内不平衡、差距较大(表4)。都市、优化发展区的二元结构、“城中村”问题还比较严重。
1、人口城镇化水平
全省按城镇人口比重计算的城镇化率为63％。四类主体功能区各市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进入城市化后期
的有7市，集中分布在都市和优化发展区。11市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期，集中分布在重点发展区。
四类主体功能区所处的城市化阶段，分三个层次，都市发展区2市城镇化率最高，为90.38％，进入城市化的缓慢发展、城市现代化发展阶段。优化发展区的城镇化率为76.29％，刚刚进入城市化第三阶段、后发展阶段。重点发展区的城镇化率最低，为49.17％；生态发展区的城镇化率为52.35％；两类型区低于全省水平，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2、人口非农化水平
全省户籍非农人口率为69.39％，即将进入城市化的后发展期。深圳、珠海、佛山3市完全非农化，广州、汕头2市接近非农化。四类主体功能区中，人口非农化程度分两个层次，都市和优化发展区高于80％，进入城市化后发展期；重点和生态发展区为60％-70％，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期。非农业人口比大于城镇人口比，产业非农化高于区域非农化。
(二)城市化进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艰巨
非农从业发展不平衡且水平较低，从业结构状态不合理且高级化程度较低，从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不相适应，第一产业就业严重过剩与第三产业就业吸纳不足并存，需要加快产业升级与转移就业步伐。全省仍面临艰巨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城市化的重任(表5)。
1、三次产业从业结构
全省三次产业从业结构为30.37：38.81：30.82，处于二三、一结构状态。
四类主体功能区的从业结构表现为：都市发展区处于二、三、一结构状态，优化发展区处于二、三、一结构状态且第二严业从业比重过高，重点发展区处于一、二、三结构状态，生态发展区处于一、三、二结构状态。重点和生态两种类型发展区从业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产业从业比重过高，二、三产业的比重偏低，就业吸纳能力比较低。
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第三与第二产业从业比，只有生态发展区和重点发展区的粤西地区大于1，但其自身的从业结构不合理，且二、三产业自身的吸纳能力较低。
2、非农从业比重
全省非农从业率为69.63％，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期。但是，四类主体功能区非农从业水平较低，只有优化发展区大于70％，重点和生态发展区在20％-30％之间，处于城市化发展初级阶段。
(三)城市化发展动力空间不均衡与产业结构不合理
人均与地均GDP、人均与地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进出口总额、人均一般地方财政收入等推进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要素水平空间差距较大。产业非农化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高级化程度较低(表6)，面临加快工业化进程、产业转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的重任。
1、人均与地均GDP
人均GDP。全省按2006年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为3520.59美元(按2006年全年平均价1美元≈8元人民币计算，下同)。四类主体功能区人均GDP发展不平衡。都市发展区2市，人均GDP为8155.95美元；优化发展区4市，人均GDP为5542.68美元；重点发展区12市，人均GDP为1781.52美元；生态发展区3市，人均GDP为1288.84美元。
地均GDP。全省地均GDP为182.22美元。四类主体功能区地均GDP发展极为不平衡。都市发展区2市，地均GDP为1583.29美元；优化发展区4市，地均GDP为936美元；重点发展区12市，地均GDP为628.1美元；生态发展区3市，地均GDP为25.3美元。
2、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全省按2006年末常住人口数计算的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2342.50元。发展极为不平衡，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低于1000元的多达13市，占全省的61.9％，集中分布在重点和生态发展区。17市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占全省的80.95％。
都市发展区2市最高为5093.39元，生态发展区3市最低为544.86元。优化发展区4市，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2493.72元。分三个层次，珠海最高为4156.59元、佛山、中山为2000-3000元，东莞为1910.63元；重点发展区12市，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590.91元，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平衡，最低的揭阳仅为244.21元。
3、人均进出口总额
全省按2006年末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进出口总额为5666.5美元。四类主体功能区人均进出口总额差距较大。都市发展区是生态发展区的39.66倍。人均进出口总额，都市发展区深圳是广州的4.22倍，优化发展区最高的珠海是最低的中山的77.23倍，重点发展区最高的云浮是最低的江门的459.32倍，生态发展区最高的韶关是最低的梅州的2.41倍。
4、人均与地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省按2006年末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740.7元。四类主体功能区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平衡。都市发展区是生态发展区的3 55倍。都市和优化发展区6市超过1万元，重点发展区最高的惠州是最低的朝阳的3.05倍，生态发展区最高的韶关是最低的梅州的2.39倍。
地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省地均(元／km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452.4元。四类主体功能区地均(元／km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空间不均衡。都市发展区是生态发展区的35.09倍。都市和优化发展区除深圳超过6500元外，其余5市处于1500-3000元水平；重点发展区最高的汕头是最低的阳江的6.47倍；生态发展区最高的河源是最低的梅州的1.62倍。
5、产业非农化水平与结构
产业非农化水平。全省产业非农化水平为86.4％，最高深圳为99.9％，最低云浮为66.7％，最高是最低的1.5倍。四类主体功能区中，都市和优化发展区6市，产业非农化水平非常高，接近完全非农化区域；重点和生态发展区15市，产业非农化水平超过80％，比较高，但是差距较大。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全省三次产业结构处于二、三、一结构状态。只有广州和肇庆2市处于三、二、一结构状态，但是肇庆的产业结构极为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产值比重相近，都比较落后；其余19市都不同程度地处于二、三、一结构状态。
四类主体功能区中，都市发展区的产业结构处于三、二、一结构状态，较为合理；优化发展区的产业结构处于二、三、一结构状态，第二产业比重过高，急需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重点和生态发展区的产业结构处于二、三、一结构状态，第二产业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面临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工业化发展的重任。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全省第三产业比重为37.64％，最高广州为57.6％，最低云浮为28.1％，13市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总体发展水平不高。除都市发展区外，其他三类主体功能区都面临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的重任。
第三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全省第三与第二产业比值为0.77小于1，只有广州、肇庆大于1，但是肇庆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四类主体功能区中，除都市发展区最高为1.14大于1外，其他三类主体功能区都小于1，面临产业高级化发展的重任。
6、工业化水平
全省工业化水平为44.49％。四类主体功能区中优化发展区较高，为57.58％；除肇庆为24.9％较低外，重点和生态发展区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期。
(四)城市化的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区域不均衡
四类主体功能区的收入、社会保障与消费水平区域两极分化严重，重点和生态发展区的水平较低。就业岗位供给与教育发展能力、医疗保障能力区域差距较大，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表7)。
1、收入与消费能力
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全省职工(在岗职工和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19607.19元，最高的都市发展区广州为36321元，最低的重点发展区揭阳为10493元，最高是最低的3.46倍。
四类主体功能区中，最高的都市发展区是最低的重点发展区的2.31倍。除清远外，重点和生态发展区的14市职工平均工资都低于全省水平。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省按2006年末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612.50元，最高的都市发展区广州为22376.83元，最低的重点发展区揭阳为2983.21元，最高是最低的7.5倍。
四类主体功能区中，最高的都市发展区是最低的生态发展区的5.84倍。东莞和重点、生态发展区16市低于全省水平。
2、就业与社会保障能力
城镇登记失业率。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6％，低于失业警戒线。重点发展区粤西3市和生态发展区3市超过3％，但低于4％。城镇就业吸纳能力较强。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全省按2006年末常住人口计算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为18.58％，最高的都市发展区深圳为50.23％，最低的重点发展区揭阳为4.63％，最高是最低的10.85倍。
四类主体功能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较低。最高的都市发展区是最低的重点发展区的4.1倍。重点、生态发展区15市低于全省水平。
3、职业教育能力
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师生比为1:21.76，超过省规定最高师生比(根据省编办、省教育厅、省劳动保障厅、省财政厅2004年12月22日颁发的《广东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机构编制标准暂行规定》，学生规模在8001及以上学校师生比为1:21)。中等职业教育师生比最高的河源为1:34.5，最低的阳江为1:11.93，最高是最低的2.89倍。
四类主体功能区中等职业教育师生比较高。都市发展区最高为1:27.96，其次是生态发展区为1:23.42，再次是重点发展区为1:21.98，最低的是优化发展区为1:18.650。
4、医疗服务能力
全省执业医师与医院床位比(医师／张)为1:1.56。执业医师与医院床位比最高的韶关为1:2.20，最低的潮州为1:0.82，最高是最低的2.68倍。
四类主体功能区执业医师与医院床位比，优化发展区最高为1:1.73，重点发展区为1:1.67，生态发展区为1:1.57，最低的都市发展区为1:1.36。
(五)城市化的地域空间规模与结构不协调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应当承担人口与经济集聚的重点发展区，城镇、人口与基础设施分布、规模失衡，等级体系不合理，都市、优化发展区过于密集。人力资源流动性不高，欠发达的重点和生态发展区需加快要素转移(表8)。
1、人口分布、规模与迁移
人口密度。全省人口密度为518人／km2。四类主体功能区人口空间分布极为不协调。都市发展区2市是生态发展区3市的9.89倍。
都市发展区广州为1312人／km2，深圳是广州的3.3倍；优化发展区最高的东莞是最低的珠海的3.19倍；重点发展区12市最高的汕头是最低的清远的12.7倍；生态发展区最高的梅州是最低的河源的1.45倍。
城镇人口规模。全省城镇人口达5861.52万人，是人口大省，平均规模为279.12万人，最高的都市发展区深圳达846.43万人，最低的重点发展区潮州为93.7万人，5市超过平均规模，集中分布在都市和优化发展区，人口压力加大。
四类主体功能区，人口平均规模都接近或超过200万人，差异较大。都市发展区2市，人口总规模为1646.7万人，平均规模近823.35万人；优化发展区4市，人口总规模为1626.62万人，平均规模超过406.55万人；重点发展区12市，人口总规模为2381.44万人，平均规模为198.45万人；生态发展区3市，人口总规模514.87万人，平均规模为171.62万人。
人口迁移。全省户籍人口净迁移率省内为4.78‰、省外3.29‰，省内高于省外。江门、清远、云浮、阳江、汕头、潮州、韶关、河源、梅州9市省内迁移为负值，集中分布在重点和生态发展区。
都市和优化发展区户籍人口迁移率省外高于省内；重点发展区户籍人口净迁移率省内高于省外；生态发展区户籍人口净迁移率，省内、外为都为负值。
2、城镇(市辖镇)分布
到2006年底广东省共有各级城市(镇)1222个其中计划单列城市2个，省辖市21个县级市23个县城41个，市辖镇1137个。
全省市辖镇密度为0.63／100km2。四类主体功能区中的都市、优化、重点发展区的城镇集中度较高、生态发展区较低。都市发展区深圳已都市化，全部实行区街建制，无县级市和镇级行政建制；优化发展区最高的东莞是最低的佛山的2.19倍；重点发展区12市最高的汕头是最低的清远的3.9倍。
3、基础设施分布
全省高级路面铺设率为0.46公里／km2。高级路面铺设率最高的东莞为1.45公里／km2，最低的惠州、阳江为0.29公里／km2，最高是最低的5倍。
四类主体功能区中高级路面铺设率，优化发展区最高为1.083公里／km2，都市发展区为0.755公里／km2，重点发展区为0.389公里／km2，生态发展区最低为0.363公里／km2，最高是最低的2.98倍。
(六)城市化的生态保障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工业化水平较低、欠发达的重点和生态发展区，能源单位消耗较高，需要加强节能减排(表9)。
1、单位GDP能耗
全省单位GDP能耗为0.771吨标准煤／万元，最高的清远为1.67吨标准煤／万元，最低的汕尾为0.56吨标准煤／万元，最高是最低的2.98倍。
四类主体功能区中，生态发展区最高为1.43吨标准
煤／万元，重点发展区为1.01吨标准煤／万元，优化发展区为0.78吨标准煤历元，都市发展区最低为0.66吨标准煤／万元。
2、单位GDP电耗
全省单位GDP电耗为1172.1千瓦时／万元，最高的清远为1909.9千瓦时／万元，最低的茂名为524.9千瓦时／万元，最高是最低的3.64倍。
四类主体功能区中，优化发展区最高为1344.13千瓦时／万元，生态发展区为1311.5千瓦时／万元，重点发展区为1097.02千瓦时历元，最低的是都市发展区为818.65千瓦时／万元。
3、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全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1.04吨标准煤／万元，最高的云浮为5.37吨标准煤／万元，最低的中山为0.45吨标准煤／万元，最高是最低的11.93倍。
四类主体功能区中，生态发展区最高为3.27吨标准煤／万元；其次是重点发展区，为1.91吨标准煤／万元；再次是都市发展区，为0.895吨标准煤历元；最低的是优化发展区，为0.788吨标准煤／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超过1.0吨标准煤／万元的多达14市，占全省的66.67％；超过3.0吨标准煤／万元的多达5市，占全省的23.81％。
综上分析，广东省四类主体功能区的显著特征是：城市化发展不均衡、空间结构体系不合理、发展能力差距较大、要素空间布局不均衡。
四、推进广东主体功能区形成的城市化空间均衡发展建议
(一)遵循城市化空间均衡发展规律，加快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人口与经济的极化、点轴、双核、网络化集聚是城市化空间均衡化发展的主要模式。极化发展模式是指通过在区域经济系统内引入推动型产业并布局于适当的区位，通过功能极化与地域极化，形成部门发展极和城市发展极，同时，在经济和地域空间中通过扩散效应释放其极化能量，推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发展，促进区域发展和空间均衡目标的实现，区域中心城市成为发展极；点轴发展模式是指由区域中心城市和交通、信息基础设施构成，是由点的极化发展为点延轴线的空间带状极化；双核发展模式由港口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及其连线所组成，一方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另一方则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行使着区域中心城市的门户港城的功能，是普遍存在于沿海、沿江和沿边地区的一种空间结构现象；网络发展模式是通过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电子商务政务等网络与节点城市构成的一种发展模式，是城市化空间集聚水平较高的发展模式。
根据广东省城市空间组织、地理区位特征，按照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遵循城市化空间优化发展规律，都市发展区广州、深圳应当走极化扩散发展道路，成为广东乃至华南地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龙头；优化发展区要接受都市发展区的辐射向网络化群落化发展，共同成为广东省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主体区域；重点发展区的东西两翼要遵循极化、点轴、双核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港口的门户和引擎作用，通过加快区域性枢纽港、高速路网的建设和大型重化产业项目的布局，加快发展以汕头和湛江为中心的东西两翼城镇群；生态发展区要遵循点状极化发展规律，加快人口迁移集聚，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和中心城镇。
(二)依据不同类型区的发展要求，实施均衡化的城市化发展政策
1、完善人口迁移管理政策，优化城市化人口空间布局
城市化区域空间优化发展的过程是人口空间布局优化的过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经济和土地等资源的空间均衡发展的过程，人口迁移管理政策的导向性和公平性是关键。人口管理政策，主要针对经济布局和人口布局失衡、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失衡等问题。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能够有效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实现人口在国土空间内合理分布，逐步实现人口与资金等生产要素同向流动。
根据广东省的实际和“双转移”中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要求，引导生态发展区的人口向区域中心城市和中心城镇转移、向重点发展区转移；引导都市和优化发展区的人口以产业转移为载体向生态发展区的中心城市和重点发展区转移。在就业安置、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重点发展区要制定优惠政策，生态发展区要制定补助政策。
2、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化质量
城市化空间均衡发展的过程是城市化质量不断提升的过程。城市化质量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二是推进城市化系统发展的“动力质量”；三是体现城市化发展内在机理和结构、分工的社会、经济、政治、空间的“协调性”；四是城市化发展在不同阶段和空间的“公平性”，不能以牺牲农村地区、落后地区、生态功能区为代价来加速城市化进程。提升城市化质量，要通过改革财政体制机制、完善财政政策，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
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的在于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解决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为落后、部分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和生态补偿等问题。政策实施的手段措施在于完善中央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广东省四类主体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较为严重，特别是重点和生态发展区的县域更为落后，大大影响了城市化发展质量。因此，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是要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放权；二是加大对重点和生态发展区转移支付的力度；三是创造重点发展区依托承接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财政激励机制，创造生态发展区依托资源和生态分享都市和优化发展区发展成果的机制。
3、明确投资与产业政策重点，提升城市化发展动力
城市化空间均衡发展要求投资与产业政策的空间均衡。投资与产业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解决投资与产业市场导向功能不足和空间失衡问题；加强政府投资与产业发展的功能区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合理流动；明确不同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目录，解决区域产业选择和资源禀赋不协调、产业转移与结构优化升级政策滞后等问题。通过投资与产业政策的实施，使现代服务业成为都市和优化发展区的城市化动力，使新型工业化成为重点发展区的城市化动力，使特色生态型产业化发展成为生态发展区的城市化动力。
都市和优化发展区投资与产业政策的重点，一是有利于加快金融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商务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和总部经济等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二是有利于推进区域城市一体化发展的的大交通运输体系、重大基础设施、资源能源、环保、电力、信息等网络系统建设；三是有利于扶持自主创新、“双转移”和“腾笼换鸟”，提升产业层次。
重点发展区投资与产业政策的重点，一是有利于交通、能源、水利、水电气热供应、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发展；二是有利于循环型、就业吸纳型、外地转移型的产业转移；三是有利于“产业转移工业同区”建设。
生态发展区投资与产业政策的重点要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倾斜，出台投资补贴、信贷投
放等方面优惠政策，扶持符合其主体功能要求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和理念，由都市和优化发展区构成的珠三角重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全球高技术产业研发制造和新兴产业创业基地，国际高端生产业中心，区域性金融、会展、航运、物流和贸易中心；重点发展区的东西两翼地区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临港工业、装备制造业和旅游业；生态发展区的粤北山区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积极发展特色优势制造业和资源产业，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现代农业，优先发展生态旅游业，建设生态保护区。
4、实施严格的土地政策。提升城市化的集约化发展水平
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与劳动力转化为城市人口与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口城市化过程同时也是农业用地、农村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城市用地的土地城市化过程。因此，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城市化空间均衡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就是土地的集约利用问题。城市化空间均衡发展的过程是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空间均衡化发展过程。符合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的城市化是国土资源集约型、节约型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一要严格控制基本建没用地和基本农田的非农化，二要使原有的城市土地利用趋于集约化，三要提高土地利用的空间效率和质量。具体实施严格土地政策的重点在于，对都市和优化发展区实行更严格的建设用地增量控制，鼓励城市建设用地的循环使用；在保证基本农田不减少的前提下适当扩大重点发展区建设用地供给，做到既要促进发展又能保护，明确城市、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建设单位面积土地承载量的集约用地标准；对生态发展区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严禁生态用地改变用途。同时，从广东海岸线长、海滩涂面积大的滨海大省实际出发，还要对海滩涂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生态屏障。
屈方方厅长要求，各级审计机关要努力完成目标任务。严格按照全省审计工作会议作出的部署，逐项对照检查，抓紧研究方案，一一抓好落实。要努力克服审计业务管理制度贯彻不够彻底；计算机审计、绩效审计项目数量较少，AO应用实例和计算机审计方法数量偏少、质量不高；经济责任审计开展情况不平衡；审计结果的宏观利用有待加强；移送案件线索数量较少等问题，不断提高审计业务实施和管理工作的质量水平。
屈方方强调，各级审计机关要大力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认真落实我省2012至2014年审计信息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部署，着眼提高数据分析能力，加强审计质量控制，促进科学决策管理，提升审计能力和技术水平，在完善金审一、二期工程建设的基础上，围绕“一个中心”（数字化审计指挥中心）、“五大体系”（电子审计体系、计算机审计方法体系、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审计信息资源体系、信息安全保密体系）、“五大系统”（OA系统、AO系统、审计分析系统、移动办公系统、审计项目管理系统）建设，进一步推进审计信息化工作。到2014年底，使陕西的审计走在西部省份的前列，为审计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全省审计人员尤其是审计机关的领导干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群策群力，努力完成好审计信息化建设目标任务。一是要正确认识形势任务。清醒认识我省审计信息化建设与发达省份相比存在的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人才短缺、部署进展慢、应用水平低、经验成果少、差距进一步拉大等问题，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审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把信息化建设作为提升审计机关审计执法能力和工作水平的有力切入点。坚定信心和决心，认真总结审计信息化建设边部署、边应用，已完成“金审二期”工程部署并通过审计署验收，计算机审计方法、经验和应用实例逐年提高，在审计实践尤其是去年的政府性债务审计和今年的社保资金审计中取得了明显成效等成绩和经验，克服畏难情绪，发挥后发优势，努力使审计信息化工作尽快取得更大的起色。二是要切实抓好人才建设。充分认识审计信息化专业人才的重要意义，千方百计解决好人才问题。立足现有队伍，加大培训力度，尽早培养出骨干人才队伍。着眼应用，采取下达任务指标、进行考核评比、健全评价奖惩机制等多种措施，加强和改进计算机中级和中级后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际应用效果。充分发挥核心骨干的先锋和引领示范作用。设法选调或聘用人才，建立外部专家库，充实现有专业人员力量。三是要不断增加经费投入。充分发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以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争取党委政府对审计信息化工作的重视和投入，把审计信息化建设纳入各级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体系，多渠道筹集资金，为审计信息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要充分认识到，思想真正重视之后，审计信息化建设投入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要克服“等、靠、要”的错误思想倾向，在立足本级财政解决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做出成绩，搞出特色，争取中省财政的支持和奖励。坚持统筹规划，处理好长期性与阶段性、统一规划与分类实施、安全性与方便性、适用性与创新性、规范性与灵活性、集中统一与纵横交互、行业性与全面性、团队与个人、行政管理与项目管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避免重复建设和走回头路，少花或不花“冤枉钱”，切实提高投入成效。省厅要集中搞一些全省层面的项目，供市县审计机关使用，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各市县也应加强借鉴，结合本地实际，摸索和总结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成功做法和经验。
屈方方指出，各级审计机关要继续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创先争优”中进一步确立科学审计理念，扎实开展深化基层组织建设年和“三问三解”等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继续完善职业能力建设的扶持、激励机制，加强财政、投资、绩效和计算机审计等专业培训，积极参加省厅举办的造价员（师）等培训和以审代训。大力加强审计文化建设，认真搞好审计文化书屋建设和使用管理及省《审计志》的编纂修改等工作，不断提升审计队伍的文化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坚持“从严治审”，搞好目标责任管理，堵塞漏洞，解决工作作风、精神状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审计机关的生命线，完善权力分解、风险排查等监督制约机制，严格执行“八不准”、“四项补充规定”。严格预算执行，模范遵守财经纪律，加强内部财务、建设项目招投标、办公设备和物资采购管理，控制招待费等“三公”经费，杜绝铺张浪费；严格中省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按照规定用途合理开支，确保使用效益。
关键词：城乡联动 城乡互动 全域城市化 可持续发展
1 城乡联动发展
城乡统筹和协同发展是近年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及中国社会的长期“重城轻乡”，导致了突出的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而这种二元结构又进一步深化城与乡、工与农的差别，使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处于不均衡、不协调发展状态。面对城乡存在且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农业经营的低效益甚至零或负效益，中央政府在客观审视城乡关系及其经济发展状况和问题基础上，提出了城乡统筹、区域统筹发展的总体思路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帮扶落后地区的战略思路，使中国经济开始站在了城乡协调发展和优势互补的起点上。
城乡联动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因城乡间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层级差异等的客观存在而可能引发的一方对另一方（通常是城市对乡镇和农村）带动作用。城乡联动不同于城乡互动。通常，互动的两事物或多事物处于基本相同的能级层次，而联动的两事物或多事物间往往处在不同能级层次上，具有一定的能级差。在联动过程中，因事物间所处的能级不同，故此，高能级事物一般发挥主导作用，而低能级事物则处于从属地位。不过，随着低能级事物能量的不断累积，其内部结构不断变化，所处能级层次也不断提升，当低能级事物达到与高能级事物近乎相同的能级层次时，即具备了与高能级事物进行互动的条件。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长期不均衡及制度、政策的不合理安排，一方面导致了城乡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也引致了城乡间、工农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差异和送别，一是使城乡处在不同能级层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二是使农村、农业和农民处于相对弱势和被动状态；而且，我国农村目前的经济条件及人力资本禀赋和科技水平，也决定了农村还难以站在与城市相同的能级层位上与城市互动，而是需要城市的援助、帮助和带动。应该讲，城乡联动是重建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城市的带动、帮扶为动力，进而实现城市与乡村的联动和协调发展。
2 城乡联动与大连市全域城市化目标的一致性
大连市是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大连市逐渐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2011年大连市实现地区国内生产总值6150亿元，按可比价比上年增长13.5%，人均GDP达到91287元（按常住人口计算），按年汇率，人均GDP为14454美元；农林牧渔业及农村服务业增加值395.7亿元，占全市GDP的6.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27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21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8.55%。综上不难看到，尽管大连市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居民生活均有了显著提高，然而，城乡间的差距目前依然很大，这突出地表现在经济、社会、居民生产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此，为了进一步改善城乡关系、缩小并最终消除城乡差距，全面提升大连市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彻底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面貌，近年来大连市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战略目标。对于全域城市化，目前学术界和实践层面还有着不同的看法，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全域城市化是在统筹城乡发展、践行科学发展观基础上对现代城乡关系的思考与解读，全域城市化所倡导和追求的是以现代生产文明、生活文明、生态文明和文化文明为基础的城乡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与过程。全域城市化目的不是要消灭农村，也不是要“绑架”农业和农民，更不是强行农民弃农从工从商、弃村进城、弃地上楼，而是用现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现代生态文明和文化理念，来引导和促进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助推农村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通过城乡联动发展，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等一体化的同时，使城市化达到更高的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由此可见，大连市全域城市化的战略目标与大连市城乡联动发展理念是异曲同工的，而且，这与中央提出的城乡统筹发展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也是完全一致的，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城乡协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3 城乡联动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大连市的城乡联动发展应该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及城乡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为宗旨，以全域城市化为具体战略目标，本着以人为本、制度和政策统一（近期内城乡可略有不同）、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有效整合与合理配置的原则，在着力建设主城区、新城区、渤海城区和黄海城区四大城市组团的同时，大力扶持城区周边小城镇的发展，同时通过大力培养现代农村和农业发展亟需的各级各类人才（包括管理人才、科研和技术人才等），加大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力度，来增强农村和农业的自“造血”功能，全面提升农村和农业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具体思路和对策是：
3.1 在全域城市化战略框架下，科学研究并制定符合大连市长远发展目标、并与现代化国际城市及新型现代化农村和农业接轨的大连市中长期总体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和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总体发展规划应在确立大连市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具体实施策略的同时，将现代化的新农村建设纳入视野，并突出小城镇在城市和农村联动发展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把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城市与建设现代化、生态绮丽型小城镇和现代化新型农村统一为一个整体，本着城区、小城镇和农村各有侧重的理念，科学、合理地布局人口和产业，强化不同功能区的作用，同时避免城市和城区的规划建设盲目崇“大”现象，应把建设特色突出、功能显著、环境优雅、文化气息浓郁、宜居休闲、生态文明的城市和城区作为发展的目标，避免因人口和交通过分拥挤而导致的“城市病”的进一步滋生和蔓延。农村和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应以大连市总体发展规划为指导，以建设现代新型农村和发展现代化集约型农业为目标，强调农村建设的科学布局及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和生态化，重点扶持和发展现代生态农业，鼓励和发展订单农业、公司化农业等“生产、加工、流通、销售”“一条龙”式现代生产和商业化模式。通过规划，来全面而深刻地描绘大连市城区、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为小城镇以及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指明目标、方向和路径。
3.2 加大对新农村建设以及现代农业特别是生态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扶持力度。从城乡联动发展及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角度考虑，今后大连市应实施农村和农业振兴与繁荣战略，一方面加强对新农村建设和农村主产业发展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扶持，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方式建立现代农业特别是生态农业技术专项研发和扶助基金，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技术的研发及现代生态农业的推广工作。与此同时，结合大连市下辖村镇的不同气候特征、土壤条件和已有农业基础状况，因地、因时制宜，大力发展规模化集约型农业（包括集约化的种植业、林业和渔业等），实施“一村一品，多乡一业”工程，积极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强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打造并逐步形成大连市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的强势产业化“链条”，以及与之配套的集群式农业产业化服务网络，从根本上转变盲目生产、分散经营的“高成本、低效益”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农民的实际收入，根本改变农业发展受制于市场和技术、农民收入受制于传统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的状况，以推动城乡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3.3 加强对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急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工作，为农村和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持。人才是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城乡联动发展及农业技术与管理创新的必要保证。因此，在城乡联动发展和全域城市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把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急需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一方面组织大连市现有农业科技人员及农村具备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并有一定农业技术基础的中青年农民到国内外大专院校、农科院所和具有先进示范性的农村、农场去学习、参观，提高他们对新农村建设及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研发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农村和农业技术及经营管理人才引进力度，对有志于农村建设和管理工作以及农业技术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高素质人才，在实施奖励性计划及为其搭建展现其才华的平台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和需要，本着就近、从优的原则，在城镇或城区解决其配偶工作安置和子女受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解除其后顾之忧。
3.4 在保护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同时，加强与国内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合作，大力引进国内外资金及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管理技术。大连市的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既离不开本地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也离不开国内外企业特别是农业龙头企业、农科院所的参与，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和技术，加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生产、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的合作，是城乡联动发展及加快大连市农业产业化进程、尽快做强、做大大连市农业产业的必要环节。
3.5 全面统筹和整合城乡资源，促进城乡资源的优势互补与优化配置。从资源的优势来看，城市的优势在于资金、技术、人才和文化观念，农村的优势则是原材料（农副产品）、土地和相对充裕的人力。在城乡联动发展过程中，如何将城市与乡村的优势资源有效整合和合理利用起来，是能否取得预期效益、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此，就需要市、区（市、县）两级政府发挥好领导、协调和督导作用，同时加大对涉农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力度，并尽快建立农村劳动力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培训与援助体系，通过订单式专门培训，来解决失地农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安置问题，避免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失地、失业问题的发生。
3.6 破除城乡居民固有的身份壁垒，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身份壁垒和社会福利壁垒系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两道屏障，也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现实体现。破除城乡身份壁垒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户籍差异，实现城乡户籍的“一元化”。目前，全国乃至辽宁和大连市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消除城乡社会福利壁垒的关键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研究不同时期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和能力的基础上，建立起城乡社会保障对接转换的“桥梁”。同时，通过提高农村地区中小学的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水平，加强城市与农村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的交流，逐渐消除城乡间的教育质量差距、文化差距、医疗卫生条件差距等，推动城乡社会协同发展、文化共同繁荣和城乡居民幸福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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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磊.“三农问题”的症结何在[J].金光农业网，2005-1-19.
一是综合经济实力还不强。与我市其他区县相比,经济总量还未进入前三,人均GDP仅与全市平均水平相当;与同为库区中心城市的湖北宜昌相比,经济总量不到宜昌的60%,人均GDP刚过宜昌的80%;与四川省第二大城市绵阳相比,幅员面积均占本省(市)的4%左右,但集聚的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万州分别比绵阳低0.9%和0.5%。
二是城市综合水平还不高。城市规模偏小,距离大城市还有30万人口差距,需要进一步提升人口集聚功能;城市形象的特色还不够鲜明,尤其是缺乏典型的城市形象标志;城市布局还需完善,沿江带状发展的组团式分散布局尽管拓展了城市空间,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功能的集中体现,影响城市运行的效率;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水平还需提升,空间拥挤、公共开放空间少、绿地面积少、路网密度小等问题比较突出。
三是工业规模实力还偏弱。尽管万州工业成功跃上百亿级台阶,但工业规模实力还偏弱,工业占GDP比重?穴44.5%?雪低于服务业比重?穴47.8%?雪,这种由于工业发展不足导致的“三二一”产业结构,将制约万州更好发挥区域性经济中心的辐射带动功能。
除此之外,万州还面临移民安稳致富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压力,以及经济加快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矛盾。
万州要加快建设成为重庆第二城,必须在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城市发展的平台和基础,包括城市配套功能和对外大通道建设,必须跟上。未来几年,随着渝万城际铁路、万利高速公路、沿江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成,万州的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
第二,加快发展经济实力。据初步调查,在万州主城区,区外消费者的购房比约为25%,这说明万州已经初步具备了吸引和辐射周边的能力。未来几年,万州应加快园区建设,进一步把支柱产业做大做强,促进工业园区产出跃上千亿能级。
第三,增强城市服务功能。加大服务业发展,重点发展现代金融业和物流业,充分发挥引领和辐射功能。
一、引言
2016年8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草案）编制完成并向公众征求意见。草案中，提出了上海2040年的城市发展愿景为“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提出“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到204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境外侨民”占城市常住人口数的比重，是反映城市人口国际化程度与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国际社区”仍是上海承载境外人口的主要居住、生活空间。在建设卓越全球城市背景下，上海国际社区的规划建设理念、组织方式、空间布局等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基于上海国际社区的发展现状，结合全球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境外人口、国际社区的新需求，对上海国际社区的未来发展作研判，对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建设具有世界影响的海派文化魅力和城市品质的国际文化大都市有重要意义。
二、全球城市、境外人口与国际社区
全球城市（Global city），又称世界级城市，由沙森（Saskia Sassen）在1991年率先提出，一般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全球城市中，包括在某一领域极为突出的城市，也有全面的世界级城市。上海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草案）中提出的“建设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应被理解为后一种。一个全面的世界级城市，一般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和全球影响力”三个基本特征。为了体现这三个基本特征，通常需要具备一些共性的特点要素，比如：国际性、为人熟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且具影响力，大规模的人口，作为国际航线的中心，先进的交通系统，国际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公司总部（尤其是企业集团）和股票交易所，并对世界经济起关键作用等。其中，城市中设有相关的“国际文化社区”也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要素。
全球城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一般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核心。由于他们通常居于国际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与国际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的密切联系，这些城市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成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根据《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2014年全世界的外国出生人口中约有19%居住在全球城市中，一些城市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图1）。
相比北美及欧洲，目前亚洲国际移民数量在人口增长中所占比重不大，这很大程度上与亚洲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宜居程度及对境外移民永久定居的政策限制有关。与之相比，我国的境外人口占比更低但近年来增幅明显。随着跨国公司落户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员工被派遣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外专业人士（表1）。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经济在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下一路领先。FDI在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的人口迁移活动，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境外人口的迁移。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5》，2014年在沪外国常住人口（居住半年以上）为17.1874万（区别于境外人口，不含港澳台地区人口），约占当年全市常住人口（2 425.68万）的0.71%。而在一些区域，如长宁区2016年初全区居住着约6.9万境外人士，占全区常住人口（77万）近9%。可以预见的是，在建设全球城市背景下，随着城市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投资、创业和就职于跨国公司的机会，境外人口的比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提高。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众多的移民，会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为城市增添国际化色彩，同时也会产生对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新需求，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居住需求。也就是说，在城市中至少需要一定量的承载空间，来满足境外人口的居住和日常生活需求，而这些空间与城市当地的居住空间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社区空间内（也包括社区近周边空间）能够集聚一定数量的境外人口；二是社区空间内的人群呈现出多样的背景、文化以及生活习性等，这些背景、文化、生活习性在社区内和谐共存；三是社区内相应的组织制度、服务体系以及社区的环境设施等均达到国际水准，能满足境外人口的需求。这也是最初设立国际社区所期望达到的目标。
三、上海的国际社区
本文将从发展阶段、空间布局、人群集聚、形成机制等角度，解析上海国际社区的发展过程与现状。
（一）发展阶段
上海的国际社区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图2）。
第一阶段，1980～1995年，代表性国际社区是古北国际社区。19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发展需求，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涉外商务区――虹桥经济开发区。古北新区作为虹桥经济开发区的配套生活居住功能区，于1986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准规划建设，是一个以居住功能为主，同时提供外事外贸活动的综合涉外区。由于当时上海实行外销房政策，古北社区的住宅都属于侨汇商品房（外销房），由获得专门批准的房地产公司投资建造。这批住宅建筑标准较高，以市场价销售给政策规定范围内的对象，或出租给在本市从事经纪活动、短期居住的外国人、港澳同胞、华侨、境外华人，并以外汇结算。与之后的国际社区相比，古北国际社区的建筑密度相对较高。
四、上海国际社区发展研判
（一）需求研判
1.空间承载需求
通过“主要城市的外国出生人口占比比较”，“亚太地区主要城市和国家外国出生人口比例比较”，可以看出上海目前境外人口的比例还比较低。按照《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草案），到204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将控制在2 500万左右。如果上海的境外人口占比，从当前的不足1%提升到2%～3%。那么到2040年，预计上海的境外人口将达到50万～75万。而当前上海的境外人口数量为20万左右。也就是说，未来上海为境外人口提供的居住空间至少要2倍于当前水平。即使未来上海的国际人口不再以国际社区为主要形式满足空间承载需求，城市对国际社区的需求仍不会减弱。
2.人才引进需求
全球城市的发展，最核心的元素是“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境外高端人才来助推我们城市的发展。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国家，将吸引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移民，作为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一项发展战略。一些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拥有强大的体制以服务各种移民群体；新加坡实施的“外国人才居住计划（Scheme for housing foreign talent）”，提出向外国人提供租期为3年的组屋，组屋遍布全新加坡，租金不等，组屋区设施齐全、公共交通便利，超市、美食中心、诊所、学校、图书馆等周边生活设施完善，而且离地铁站很近。为境外人才提供足够的居住、生活空间，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基本的要素。
3.人口管理需求
某一类型的人口规模扩大，随之而来也会带来相应的人口管理问题。由于境外人口的特殊性，这种问题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以及未来移民政策、管理法规的决策。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可靠数据成为移民接受城市制定恰当政策的主要障碍。我们一般通过出入境管理部门获得境外人口的数量数据及一些最基本的信息数据，但这还不足以为政策法规、管理制度的决策提供足够的支撑。另一方面，未来的境外人口，除了专业人士与高端管理人员，还可能出现国际学生，中、低技能劳动者等，当境外人口规模达到一定规模，并形成多样化的结构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与管理困境。外国人出生人口占比达到37%的纽约通过社区调查获得了有关纽约310万移民的丰富数据，资料包括了移民群体的年龄、性别、居住类型、教育、劳动力、职业和收入特征等，并提供了每个移民群体在城市的社会、人口和经济分类中所处的位置。未来，基于社区的人口调查将会提供满足人口管理需求的数据。
4.地区优化需求
从社区发展角度来看，上海30多年国际社区的发展，对于提升社区标准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在80～90年代，国际社区的住宅、设施、道路、生态等标准远远高于城市一般社区，而当前的国际社区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已经不那么明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城市社区的整体标准在提高。未来国际社区的进一步优化，也许将继续促动整个城市社区的能级提升。
另一方面，国际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对于地区能级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草案）中，古北、碧云、联洋、张江等国际社区所在的地区――虹桥、金桥、花木-龙阳路、张江，都升格为城市副中心，森兰、大宁、南翔等，成为地区中心。国际社区的布局与发展，与地区能级的提升同样具有紧密关系。
（二）发展研判
未来，上海国际社区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以下趋势：
现有成熟国际社区的境外人口集聚不会减弱，或以城市更新的模式提升能级扩大规模。比如最早的国际社区古北国际社区，一期沿着水城南路的住宅小区由于年代关系已经显得较为老旧，商业服务配套设施也较往年冷清，境外人口比例下降（30%不到），但迁出人口大多搬迁到更新、生活条件更好、配套服务设施能级更高的的古北二期、三期。整个古北社区的境外人口比例并没有减少（长期超过50%，境外人口中日韩人口占70%左右），整体规模和能级都有提升。而在浦西，碧云、联洋-花木、张江几个较为成熟的国际社区，本身在空间上就相对比较集中，大量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商业服务设施集聚，已经形成了规模比较大的境外人口生活圈，对未来将迁入上海的境外人口有极大的吸引力。可能通过几大国际社区、社区间住宅区的能级提升集聚境外人口，形成更大规模的境外人口集聚组团。
新国际社区（境外人口达到一定比例，且呈现国际化的文化特征）的形成将与境外人口的增长点相契合。在全球城市发展过程中，境外人口的发展与城市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其中的关键元素包括：总部经济、跨国企业、涉外培训、对外贸易等。在社区规划建设达到国际社区硬件标准的同时，其在空间布局上只有贴合境外人口的增长点，才能有效吸引境外人口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区。
国际社区的发展与城市人才引进、人口管理的需求结合度更高。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一方面要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吸引并包容外来文化的进入，另一方面又要恪守城市安全的底线。不管是从那一个角度，“国际社区”都是一个基础的运行单元。国际社区满足境外人口的需求，最根本上，还是满足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需求。2015年，上海印发了《关于服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更加开放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办法（试行）》，对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办理永久居留证程序、对长期在沪工作的外籍高层次人才等人员优先办理2～5年有效期的《外国专家证》、开展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留沪就业试点等内容进行了说明，其中有许多与“居住”相关的政策信息。未来，这些人才政策，将更大程度上与社区居住相关联。
参考文献：
文，宁奉菊，曾刚.上海国际社区需求特点和规划原则初探[J].现代城市研究，2005（5）：17-21.
王晓虎.浦东新区外籍人口集聚与国际社区建设[D].复旦大学，2011.
戴春.社会融入――上海国际化社区建构[D].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05.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世界移民报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R].广州：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2016：15-60.
关键词：轨道交通；商业空间；演变趋势
Abstract: From the necessity of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rough affecting business location factor, rail transit can gu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ommercial space structure. And it argues that Changsha commercial space will appear the trends :multicenter, network. Finally from the "government guidanc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point of view, the article raised the proposal of the rail traffic construction.
Keywords:rail transport；commercial space structure；the evolution trends
中图分类号：TU984.1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4-0052-02
1前言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中心区域与周边组团缺少安全、便捷、大容量的交通通道，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的分离形成的城市钟摆式交通是造成城市人口密集、交通过于拥挤的主要原因，也造就了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的单中心“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1]。城市商业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其发展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制约。而一旦交通条件发生改变，制约因素消除，城市结构将会发生大幅度的变革。轨道交通凭借其大运量、高速度、全天候等方面的特点，能够克服常规公共交通无法引导城市空间持续发展的交通瓶颈，在城市结构变迁中正发挥着重要的诱导和促进作用[2]。从目前我国城市空间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展轨道交通是促进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轨道交通对商业区位因素影响分析[3]
2.1消费者心理因素
轨道交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距离”的概念，把以往出行购物需要考虑的地理距离转变为了精确的时间距离。轨道交通的建设，将居民以往出行购物时间大为降低，大大增强了其心理接受意愿，从而也进一步影响零售商业区位分配布局。
2.2需求因素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居民对于商品的需求和消费能力是大型商业是否进驻该地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轨道交通的建设，必然会引起沿线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整，从而改变人口密度和人口分布，随之而来的是市场需求的变化，最终改变零售商业区位。
2.3竞争因素
轨道交通的建设，大大增加了轨道交通沿线地域的可达性。尤其是重要枢纽站点和交通线路交叉的区位，往往成为各路商家争夺的焦点。沿线地价的攀升以及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商家准入门槛不断抬高。一种情况是极具实力的商业企业在竞争中凭借价格优势生存下来，实力不足的企业被排挤出该区域；另一种情况则会出现诸多零售商业企业联合的局面以适应竞争，大大增强其集聚和扩散效益。这两种情况都使商业区位位置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重新调整。
3轨道交通对商业空间结构影响分析
轨道交通通过对商业区位因素产生影响，进而改变商业企业在城市中的区位位置，从而将影响空间变化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进行调整优化,最终引起商业空间结构上的整体转变[4]。蔡国田、暖总结了广州地铁一、二号线开通后广州商业空间结构的发展状况；李文倩通过分析北京商业空间结构的演变，指出轨道交通的建设和发展会推动城市商业格局的演化，按时间顺序可发展为团状分布、波浪状分布、带状分布、面状分布4个阶段[5]；宋瑛等则对轨道交通引导下的重庆零售空间结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分析。
综合以上文献，笔者认为轨道交通的建设必然会带来新兴商业区的出现、传统商业中心功能强化、枢纽站点附近的商业区等级提升、郊区商业蓬勃发展等方面的变化。
3.1传统商业中心得到强化，新兴商业副中心出现
目前国内传统商业中心业态形式基本以点状商城和条状商业街为主，由于高强度的开发，大量人流汇集，使常规公交已无法满足其大运量的需求。同时，私家汽车等出行方式的盛行，在带去人流的同时，也带去了更多的车流，造成市中心区道路拥挤，反而削弱了市中心的吸引力。而轨道交通的快速、准时，能将居住在城市周围地区的人们方便快捷地送达市中心区，进行迅速的集散活动，有利于促进中心区商业与公共活动的顺利展开，从而使原有商圈的能级提高，传统商业中心功能得以强化。与此同时，面对轨道交通也可能带来的中心区人口过于密集、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许多城市业已依托轨道交通线网枢纽，建构起新的城市商业副中心。商业布局开始由点状朝块状集聚发展，并逐步向多中心、多轴线、网络化的零售空间布局转变。
3.2商业中心呈轴向发展态势，枢纽站点附近商业圈能级提升
轨道交通建设带来沿线土地开发，必然会产生廊道和辐射效应，零售商业网点沿着轨道交通沿线站点分配和布局，使若干个商业网点通过轨道交通线网连结在一起，构成城市商业空间扩展的发展轴[2]（见图1）。在几条轨道交通线网的交汇点或者是轨道交通与其它交通方式的换乘枢纽地带，由于本身已初具规模，加上轨道交通站点巨大的集聚作用，本身能级迅速提升，则会产生以节点为据点辐射分布，并带动周边零售商业发展的枢纽型零售商业模式。
3.3商业郊区化趋势明显
中国的商业郊区化一般是以住宅郊区化为先导，轨道交通的建设以及其快速、便捷的特点，必然会诱发继小汽车引导的郊区化之后的下一波郊区化热潮。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完善，城市人口愿意移居到工作地点之外的环境更好的居住区，也因此带来郊区零售商业的快速发展。零售商业服务部门向外迁移，同时由于郊区地价较为低廉，占地面积相对较大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巨型市场等商业业态形式必将纷纷出现。
4轨道交通引导下的长沙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演变趋势
4.1多中心商业空间结构模式出现，商业经营模式呈现多样化
边经卫认为，主轴――网络状城市空间结构应是我国以轨道交通为支撑的大城市空间发展的理想模式[6]（见图2）。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长沙市轨道交通的建设与完善，长沙市传统的单中心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式将会打破，主轴――网络状的城市空间结构也将随之建立。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将带来零售布局现有形态的改变，长沙商业空间结构也将随之进行重组。部分传统商业区能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影响范围继续扩大，新兴商业区必将崛起，商业空间结构也将逐渐向多轴线、多中心、网络化的布局结构发展。长沙自1981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五一广场、袁家岭、东塘三个“点”状商业中心，从业态形式聚合上进行分类，五一广场属于市级商业中心，袁家岭、东塘则属于区域商业中心[7]。从长沙市轨道交通线网的走向及站点设置来看，随着1、2号线的建成，袁家岭、东塘地带商业能级必然迅速提升，汇集周边地区商流、客流，形成漏斗效应，成为具有强大集聚效益的新的市级商业中心。同时，长沙商业结构层级关系也将愈发明显和清晰：五一广场传统商业中心骨干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袁家岭和东塘等商业副中心将产生和崛起，侯家塘、伍家岭、湾镇等地带升级为区域商业中心，另外，经轨道交通辐射的马王堆、雨花亭区域内社区商业、专业街等次一级的商业经营模式也将应运而生。由于轨道交通的联系作用，商圈与商圈之间的集聚和扩散功能也将进一步增强，随之而来是市场的更加细分化与特色化，各商圈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从周边商圈中吸引人气，将对原有的经营模式进行调整，实现异质化、互补性的经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长沙市区的商业经营形式。
4.2轨道交通经济带形成，沿线零售业态形式调整优化
基于轨道交通所带来的廊道和辐射效应，在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将形成轨道交通经济带。国内将轨道经济带定义为在轨道交通车站及沿线的一定范围内(一般路段为100m，重点路段为500m)，通过资源开发而使该地区可达性提高，吸引大量基础设施和商业业态集聚，形成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地区商贸业繁荣的新型经济现象[8]。随着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以及未来总共10条线路的建设及开通，周边地区可达性的提高，沿线零售业态形式也会与之相应的调整优化。在沿线和车站周围必然会出现百货商场、便利店、专业店、大型综合超市等主力业态齐聚的现象，最终形成以轨道交通为依托的特色商业带。同时，轨道交通使地下空间得以拓展和利用，地下购物中心、地下商业街等业态形式的涌入，将使长沙地区呈现立体化的零售空间局面。
5结语
长沙市长期以来仍然没有改变以单中心圈层式向外扩展的发展模式，轨道交通的建设可以说是长沙调整其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一个良好契机。伴随长沙市轨道交通网络的形成，长沙市零售商业空间也将随之进行重组，传统商业中心实力进一步增强，新兴商业区的陆续崛起，都将推动长沙市商业空间朝多中心、网络化方向发展。然而，轨道交通并非万能，在给沿线商业带来客流的同时，各商圈也应当实现互补、特色化经营才能把握住轨道交通带来的巨大商机。城市政府在做好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工具接驳工作的同时，也应将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和商业开发规划相结合，合理地进行轨道交通沿线土地的开发，才能促进沿线的商业发展与繁荣。总之，只有政府与商家之间形成合力，才能充分利用轨道交通在城市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共同促进长沙城市空间的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1] 潘海啸.轨道交通与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的优化[J].2008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论坛论文集，2008：25-34.
[2] 边经卫.大城市空间发展与轨道交通[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3] 姚瑶，苏莎莎.轨道交通对城市商业空间和房地产价值的影响[J].中国集体经济，2007（9）：27-28.
[4] 胡敏.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影响探析[J].现代城市研究，2007（11）：34-39.
[5] 李文倩.轨道交通建设对北京市商业空间布局的影响[J].都市快轨交通，2008（12）：19-22.
[6] 边经卫.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形态模式选择[J].城市交通，2009（9）：40-44.
1、中央商务区(简称CBD)是指一个国家或城市里主要商务活动进行的地区。其概念最早产生于1923年的美国，当时定义为“商业会聚之处”。随后，CBD的内容不断发展丰富，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枢。
2、一般而言，CBD位于城市中心，高度集中了城市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作为城市的核心，应具备金融、贸易、服务、展览、咨询等多种功能，并配以完善的市政交通与通讯条件。
3、根据中国社科院和中国商务区联盟联合的蓝皮书显示，香港中环CBD为世界级CBD，我国三大国家级CBD为北京商务中心区、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广州CBD（即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目前，这三大国家级CBD发展势头良好，发展能级和区域影响力不断提升，正在逐渐向洲际级CBD演进。
（来源：文章屋网 ）
想象一下，你可以足不出户就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取你所需；饿了吃到的是“智能化”监管体系下生产的各种食品，安全卫生；等公交的时候，你只要看一下电子站牌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公交车的位置所在，心中有数；看病的时候你不仅可以网上预约挂号，还可以先看病后付费，省时省力……
这是幻想吗？不是！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以上这一切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智慧建设”，将成为上海加快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飞翔动力”，从产业经济到城市管理，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近在眼前，改变就在身边！
打造“智慧双翼”，让管理和产业“飞起来”
9月6日，记者从市政府举办“和谐发展看申城”会上获悉，上海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一年成效显著。本市光纤到户覆盖能力和用户规模、WLAN覆盖密度、城域网出口带宽和高清片源高清电视高清IPTV用户数等创下“四个国内第一”。总体来看，一年来沪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成效。
信息基础设施能级显著提升，创下四个第一。据悉，上海光纤到户已经基本覆盖城镇化地区，基本达到“百兆进户，千兆进楼”的网络能力。截至目前，已累计建成WLAN接入点达到13500个，在全市30个主要公共场所开通i—shanghai免费上网服务，年底将增加到300处。到2013年年底，i—shanghai将覆盖全市450处主要公共场所。另外，上海的城域网出口带宽率先实现T级出口，并继续保持城域网出口带宽国内最大。作为高清第一城，上海的高清片源、高清电视以及高清IPTV用户数均是全国第一，本市高清电视和高清IPTV用户已达约45万户，高清电视开通了18个频道。全市IDC机架数达到17000个，比2010年年底增加44%。
信息技术应用覆盖面、渗透率明显提高，主推“五大行动”。一是“智能城管”行动。如进一步扩大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ETC）的覆盖面，完成所有收费匝口ETC车道部署，实现主线收费匝口ETC车道三进三出的规模。8月2日起，泛长三角区域“沪、苏、浙、皖、赣、闽”五省一市实现了高速公路ETC互联互通。二是“数字惠民”行动。如基于市民电子健康档案的卫生信息化工程。截至今年6月底，已完成市级平台与医联平台，以及长宁、闵行、闸北等6个试点区县平台的互联互通，下一步将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三是“电子政务”行动。如法人网上身份统一认证系统。四是“电子商务”行动。如电子商务双推工作。从2010年起，每年安排1000万元，通过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自负各一点的方式，推动10200多家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去年本市电子商务交易额实现了5507亿元，同比增长29.5%，占全国比重近10%。五是“融合强业”行动。从信息化技术驱动、工业化需求牵引两个角度，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虚拟制造、敏捷制造和高端制造，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信息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能级不断提升。2012年上半年，信息服务业实现经营收入1713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增加值578亿元，同比增长17%，占第三产业比重达到10%，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从信息产业整体上看，规模稳中求进，能级逐步提升，结构不断优化。聚焦重点专项，重点实施大规模集成电路、云计算、物联网、下一代网络、新能源汽车与汽车电子、卫星导航等7个重点专项，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如身份识别、容灾备份、网络监控、安全软件等信息安全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信息安全测评数字认证、应急防范等功能平台进一步拓展。
智慧应用“覆盖”民生，让工作生活更好起来
“智慧”所改变的领域，将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教育、卫生、社区生活服务等公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领域，将逐步被方便易用的信息化服务手段覆盖。
在医疗卫生领域，网上预约系统目前已正式投入应用。在挂号环节，市民在家中就可以通过电话、互联网预约全市34家三级医院的专家门诊，减少了市民提早到医院挂号、排队等候的烦恼。在就诊环节，目前上海市部分医院陆续推出“一站式付费”服务，市民可以先看病后付费，简化就诊流程。另外，依托逐步覆盖全市各公立医疗机构的健康信息网络，在就诊过程中，医生还可以调阅患者在其他医院的就诊记录，重复检查、重复用药、用药禁忌也会自动提醒，不仅减少了医疗费用，也提高了医疗安全。
在数字教育领域，各级各类学校的上网速度将进一步提升。目标是到2015年末，上海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都将实现无线局域网覆盖。在市民终身学习方面，上海终身学习网已建成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党员干部教育、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等8大类数字化学习资源，市民通过互联网、IPTV、数字电视等渠道，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每个市民都能各取所需。
在交通出行方面。市民可浏览上海交通出行网，或拨打12319服务热线，了解路况信息；可通过路边交通可变信息标志、收听交通广播及时获取实时路况信息。此外，高速公路联网不停车收费（ETC）服务目前已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一市。在公共交通出行方面，公交电子站牌已在部分区县开展试点。乘客通过电子站牌，可以知道下一辆公交车的位置所在，做到心中有数。
在公共服务领域。居民要支付水、电、燃气费，通过互联网、数字电视、移动终端等都能轻松缴费；社区里的老人、残障人士需要服务，信息化的社区生活服务配送系统将在第一时间送服务上门……
不为技术而技术，让人与经济社会发展更“旺”起来
智慧城市的兴起具有其必然性。这是全球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城市发展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创建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已列为上海“十二五”的重要发展目标。
对此，很多专家提醒，沪智慧城市建设进一步必须超越技术层面，着力于人的发展和需求。同时要适应长三角城市群互利共赢的需求，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供支撑，让政府管理更加公正、透明和高效，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