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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疏勒河项目区；移民；满意度；层次分析法（AHP）；模糊DEA评判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 3198.2016.22.015
1 引言
生态移民工程是在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特别对西北生态恶化的民族地区而言，实施生态移民是一件具有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大事，然而生态移民会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在迁移过程中对其原有生活、生产、文化等方面的产生极大冲击，如若不处理好少数民族群众生态移民与整个社会的适应融合，就会使少数民移民问题转化为民族冲突问题，并影响“中国梦”在我国各个民族群众之中的实现。本文以疏勒河流域小金湾乡东乡族移民点为例，试图找到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的适应性特征，并提供有效建议和对策。
2 疏勒河流域东乡族生态移民的历史沿革
2.1 西北地区生态移民的探索阶段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有组织的生态移民开发，针对甘肃、宁夏地区成片的地区干旱多灾，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受到严重生存威胁的情况下，确立了“三西”农业建设项目。在梳理甘肃沿黄河一带的荒地后，国家强调利用依沿河带，开发可利用荒地实施移民，对严重干旱，并无水源可寻的地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措施。
根据中央的指导思想，甘肃省各级政府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了利用河西中部引黄灌溉区对无水资源和土地贫瘠的山区和旱区实施生态移民，并制定了相关的移民措施和方案。
2.2 甘肃省疏勒河流域移民安置的实施阶段
原住区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是典型生态弱化地区，到处是犬牙交错的高原沟壑，这里生活的东乡族人民生活困苦，交通闭塞，思想落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基于以上现状，1990年甘肃省“两西”建设指挥部批准正式成立少数民族移民聚集点，并于1991年开始对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进行移民安置试点。
1996年甘肃省充分利用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发疏勒河流域农业综合项目机会，实施了疏勒河流域生态移民战略。先后在玉门市、古浪县和秦王川建立移民点，并对重点移民对象区域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进行了大量动员，特别在玉门成立的四个东乡族乡，主要代表典型小金湾东乡族乡集中了相当一部分东乡族移民迁徙聚居。
1998年金湾东乡族乡正式归属玉门市管辖，截至2012年全乡下辖四个村共1382户人口5585人，全乡所有东乡族移民均为原临夏州东乡县人。
基于疏勒河流域东乡族生态移民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为西北地区典型生态移民缩影，东乡族人民对移民后的生产生活是否满意，是否实现了安居乐业，就需要从生活环境适应、经济环境适应、文化环境适应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
3 疏勒河流域东乡族移民后的适应性分析
3.1 生活环境适应性分析
生活环境适应是指移民过程中移民对陌生的生活环境磨合调整过程。东乡族移民从临夏回族自治州沟壑贫瘠山区生态移民到玉门市小金湾乡这一宽阔平原地带，地理环境的变化显然对其生存环境影响巨大，并影响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因此东乡族移民必须在生活上适应新的环境。在实地调查100户人家中，50%以上的人认为移民搬迁后初期，主要面临的是资金问题，特别反映在不动产的修建，开辟新的生产性土地，由此诱发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极大无力感，并对故土的眷恋会比较强烈，但有不到10%的东乡移民表示他们有效借鉴了之前移民的经验，并充分利用政府在税收和补贴优惠，能很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另外东乡族移民的生活质量也在稳步上升。在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都有了各种家电、手机、摩托等，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东乡族移民家庭还购买了现代家居，生活质量与玉门市普通家庭相差无几。
总体上，自2005年玉门市疏勒河流域项目东乡族县移民安置区建立以来，仅十年时间，大部分东乡族已经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目前已开垦出土地29800亩，渠道、道路、供水、供电，住宅等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善，这使得目前东乡族移民对目前生活还是较为满意，毕竟比起山峦起伏、用水不便的原住地而言，疏勒河流域平原地带不仅平坦开阔而且交通十分便利，也利于东乡族民众较好开展其它各类活动。
3.2 经济环境适应性分析
移民的经济环境适应是指在新的经济环境中，面对生产条件、生产方式的变化，移民在新环境中的心里调适过程。
在临夏原住地东乡自治县，东乡族民众仅仅只能种几亩薄田，依靠散养牲畜过着贫困的生活。以移民到玉门市疏勒河流域项目区小金湾乡为例，2008年经济作物棉花种植达到7850亩，其它立体经济作物达到5766亩。总体占耕地面积的85%，加上其它收入，基本人均收入从不足100元达到人均纯收入1000多元。
另外，政府鼓励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使得东乡族移民的牧畜产业初步形成规模，但由于养殖产业前期投入规模大，回收周期长，在缺乏金融扶持的情况下，经济效益难以有很大提升，但比移民之前，东乡族移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总体上，移民后东乡族移民生产方式有了较大变化，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大力向汉族农民学习，使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科学种植方式，东乡族移民在种植上更偏向于经济作物的选择，因为经济作物的收入比粮食作物的要高。可见，科技致富的思想极大的改变了东乡族移民的传统思维。
3.3 文化的适应性分析
东乡族移民宗教文化偏向伊斯兰化，在全新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必然容易受到来自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适应新的文化体验，并与这些文化和平相处，需要一个调试过程。
通过调查，移民之初，大部分搬迁者都是年富力强并有一定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放弃原有的凑合生活进行艰苦的重新创业，心情显然非常失落，同时远离故土也缺乏亲戚朋友的救济与情感共鸣。
宽松文化环境上的支持是东乡族移民文化适应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政府在政策上非常关注东乡族的宗教自由问题，在小金湾移民之初，已建设好了宗教场所并有效解决了移民的信仰归宿问题，良好的宗教场所建设和秩序的规范，消弭了对移民的生活秩序和整体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二是小金湾集中在远离汉族社区周边区域，在利益上没有与汉族人民产生冲突，因而当地汉民没有产生排斥态度，也较为积极的帮助东乡族移民进行生产指导与帮助，加之很快东乡移民的收入水平远超移民之前，使得东乡族移民较快将文化移植到新地方，并适应了当地生活。
另外，东乡族移民教育观念也逐步在改变。调查发现移民前的东乡族民众认为读书不如念经，而移民后教育、交通、经济的发达，许多东乡族民族认为接受义务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小孩课余时间还是送到经堂进行宗教学习。
总体来看，国家“两免一补”的策略方针是有效的，它通过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改变了东乡族移民的落后思想，促使他们接受现代文明观念的熏陶，整体东乡移民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4 疏勒河流域东乡族移民适应效果模糊评判
目前对生态移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后的绩效评判的文献还相对较少。纵观以往文献可以发现，层次分析法（AHP）能够充分利用专家专业意见，但缺点是过分依赖主观判断；模糊综合评判法充分利用了移民个人的主观意见，但缺点同样受移民个体的主观判断，受人为因素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利用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判法以及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组合方法”确定权重，因为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由决策单元中各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自身求得最优权重，克服了决策者偏好的主观性；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判法反映了决策者的偏好，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判法以及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结合，能有效结合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判法的主观性和数据包络分析（DEA）的客观性，方便更好的反映决策者的意志。
目前以金湾东乡族乡四村781户作为调查问卷对象，占东乡族移民户的56%，调查范围符合样本设计要求。
4.1 建立指标体系
依据疏勒河项目区移民现状社会经济调查小组收集的数据资料和东乡县移民工程的实际社会经济影响，分别从收入满意度、生活质量满度和社会关系满意度3大方面及10个细化指标进行评价，其自愿移民满意度指标体系结构见表1。
4.2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确定各层次各因素之间的权重时，采用一致矩阵法，使用同等、明显、绝对重要三个度量层，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表2即是判断矩阵元素标度表。
根据和政县、东乡族自治县、宕昌县、积石山县和陇西县回收的问卷700份有效问卷调查，综合平均得出二级指标体系之间两两相互比较的重要程度。以便通过下列判断矩阵加以证明。
通过专家打分，然后将专家意见统计，列成判断矩阵及指标权重，这里C1=收入满意；C2=生活质量；C3=邻里关系，两两比较结果如表3。
通过计算收入满意的权重为0.483737；生活质量满意的权重为0.352979；邻里关系的权重为0.163284其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λmax=3.08764；并进行一致性进行检验CI=0.0453，CR=CI/RI=0.0453/0.58=0.0781。由于CR
4.3 模糊DEA评价
模糊评价能有效量化移民对迁移后的看法，DEA法从决策单元的实际数据出发求得最优权重，具有很强的客观性。首先确定因素集，自愿移民满意度因素集可设计为X={A1，A2，…，A10}={收入满意，生活质量满意，家庭邻里关系满意…邻里关系}；其次确定评价集，自愿移民满意度的评语集合设计为Y={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由于DEA方法的要求，每个决策单元都有输入和输出，选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作为系统的输入，满意、非常满意为系统的输出，运用DEA2.1软件对表4的数据进行求解，受篇幅与所达预期目标，这里只列出相应的最优目标函数值。
可见A2、A3、A10家庭经济情况、工作劳动收入、邻里关系是移民相对最满意，A4、A9、A1、A5教育条件、家庭关系、政府搬迁补贴、交通状况是移民相对满意；A7、A6、A8依次是购物方便程度、文化娱乐条件、就医条件移民满意一般，其中医条件满意度最差。
4.4 AHP与DEA重合权重
利用线性加权的方法来确定权重，利用公式ψi=λαi+（1-λ）βi，为了综合两种方法，特取λ=0.5。据次分别求出：
收入满意度=（0.483737+0.821*1*1）/2=0.6523
生活质量满意度=（0.352979+0.926*0.805*0.692*0.755*0.623）/2=0.297
社会关系满意度=（0.163284+0.881*1）/2=0.5221
从上可以看出，总体上看东乡族移民群众的收入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收入满意度认可较高；其次移民群众对社会关系满意度基本认可，这说明移民后，民族关系没有受地域迁移而产生文化上的过多冲突；生活质量总体上移民群众满意度低，说明在改善生活条件上，应多增加一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满足东乡族移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改善。
5 疏勒河流域少数民族移民扶贫开发的建议
5.1 重视非政府组织（NGO）在扶贫方面的参与
从政府搬迁补贴的满意度排在10个指标的第6名可以看出，政府投入并不能完全解决移民资金问题，省政府和世界银行进行疏勒河农业开发项目，大部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而移民安置资金占总资金不足20%，分发到移民建房上一户只有三千块钱，移民群众建房资金严重不足，因此发挥市场参与建设有助于弥补政府资金先天不足，同时也避免产生利益寻租行为等各种弊病。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非政府组织本身对扶贫有很高的积极性，尽管非政府组织有不规范的一面，但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上，完全可以利用它们在市场和社会筹集和动员资源等方面特有的优势等，从而为扶贫做出更大的贡献。
5.2 加强移民地区的基础建设，改善投资环境
从购物方便程度、文化娱乐条件、就医条件排名可以看出移民满意度最低，因此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采用以工代赈或是PPP（公私合营模式）基建模式吸引市场资金参与基础建设。
有效改善就医条件，由于疏勒河流域项目区交通交件不便，医疗机构设施简陋，移民区的移民群众看大病难。因此，要加大医疗设施的建设，基本满足一般大病能就近治疗的原则，其次，整合省会优秀的医师资源，设立定期轮流挂职工作的机制，提升移民区医疗诊治的水平。
5.3 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的素质
从教育条件的在10个指标的总体排名当中，可知移民教育条件较移民前有了较大改善，但移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收入的提高呈现非强线性相关的现象，因此针对移民地区的教育应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使得少数民族群众既懂得理论又懂的技术，培养大批的实践创新人才；最后，加大汉语课程的学习，因为少数民族人口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语言的障碍。建议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能否从小学起就开设汉语课，这有助于少数民族更好的吸纳先进社会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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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主要聚居在湘西北地区。湘西古代邻近巴、楚、苗蛮之地，深受巴文化、楚文化“巫鬼”习俗影响。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都带有深厚的巫医文化色彩。笔者主张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客观看待巫医文化，深层次解读巫医文化形成的源流与存在形态分类，并从心理内涵、医疗效果等方面客观评价其当代价值，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湘西医药文化的灵魂。
关键词 民族医药；巫医文化；湘西；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4-0006-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资助：湘西民族医药资源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与传承开发策略（编号：2012ZK3014）。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左右。主要聚居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没有文字做载体，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都带有浓郁的巫医文化色彩，在医学强调循证、科技、理性的今天，很容易被简单地归为迷信而加以全盘否定，非常不利于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研究和保护。我们认为，民族医药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工具，它的文化性非常强，抛开特殊的文化内涵后，民族医药研究将是无水之源、空中楼阁。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
1湘西少数民族巫医文化的源流
1.1中国先秦两汉巫医文化的兴盛与衰落巫术是人类对自身力量在幻想形式下的一种想象的补充，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巫术早于宗教，对巫术功效的信仰是一种全世界性的信仰，巫术是人类试图借助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2］。先秦是中国巫术的兴盛期，巫史是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3］，他们掌握天文、历法、医药等，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巫在祈祷禁咒治病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最早的医药知识。《山海经·大荒西经》提到“巫咸”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能沟通人神而用药治病。《吕氏春秋·勿躬》记载“巫彭作医，巫咸作筮”。一般认为巫彭为商代巫医。殷墟甲骨卜辞中“巫咸”、“巫彭”之名屡见，风疾、痛疾、疟疾等病名丰富。先秦是巫文化的兴盛期，但是到秦汉时期巫文化式微。
中国巫医分家是在战国末至秦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已经指出“信巫不信医”是当时的“六不治”之一，说明战国时医学逐渐脱离巫术成为独立的科学。汉代《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进入理性科学时代，但在书中还残留有一些巫术观念，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方盛衰论篇》和《灵枢·邪发梦篇》都有占梦色彩，以梦论病。《移精变气论》更是推崇类似禁咒巫术的“祝由”法治病［4］。但秦汉时巫医文化已经迅速衰落，医学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从《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可见一斑。
1.2巴楚巫文化对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影响湘西自古毗邻巴国、楚地，湖南少数民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三苗”、“九黎”及后来的“荆蛮”，包括楚族和苗、瑶等民族。巴楚文化充满巫祝色彩，《汉书·地理志》称楚地“信巫鬼，重祀”。一直到《旧唐书·刘禹锡传》仍提到刘禹锡在任朗州（湖南常德一带）司马时，当地“蛮俗好巫，每祀鼓舞，必歌俚辞”。明代田汝成《炎檄纪闻》卷四记载苗人“病不服药，祷鬼而已”。近代学者龙长顺认为湘西神巫文化的信仰基础是万物有灵的泛神崇拜，至今侗族、苗族、土家族等百姓家里供奉的神龛仍然五花八门，巫医一体现象很常见，如花垣县著名苗族医师龙玉六老人就是几代相传的巫师。湘西神巫文化是湘西人民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虚幻的外衣下内含科学文化的某种属性和些许真理色彩［5］。湘西土家族巫师有“梯玛”、“端公”等，土家人凡遇精神恍惚、久病不愈则请梯玛杀羊为祭，作法解邪［6］。田华咏研究了土家族歌谣“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认为梯玛神歌保存了土家族医药文化，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
2湘西巫医文化的存在形态
巫术曾是一切原始民族中普遍盛行的文化现象。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原始人知识、力量的不足产生生存的恐惧和困扰，因此巫术作为替代行为可以令紧张的情感发泄，巫术体现人类思维早期情感因素往往压倒理智因素［9］。
2.1巫术形态分类法弗雷泽在《金枝》的第三章“交感巫术”中将巫术分为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前者基于相似律，后者基于触染律。模拟巫术认为“同类相生”，类似中国人的取象比类思维。接触巫术认为物体一经接触，中断联系后仍能远距离起作用。另外巫术也可以分为行善为目的的白巫术和害人为目的的黑巫术，湘西巫医文化这几种分类模式都有所体现。
2.2湘西巫医文化的几种形态①祭祀：如湘西苗族每隔几年都要椎牛祭祀，“吃牯脏”，目的是乞求祖先保佑子孙昌盛发达，祭典中有崇拜泥土或面粉捏成的男性生殖器的习俗，属于模仿巫术。②占卜：苗巫占卜的方式很多，铜钱卦、木棍卦、水卦、蛋卦、鸡卦、蜘蛛卦等五花八门，蛋卜是将煮熟的鸡蛋在人身上滚动，最后切开鸡蛋去除蛋黄，看蛋白上是否有黑色阴影，以判断病人是否被鬼祟缠住，后来发展成民间疗法中的“蛋滚疗法”；土家梯玛占卜有梳子、筷子、铜钱、刀剑、岩石等占卜法，用的最多的是司刀和竹蔸卦，广泛用于丧葬、驱鬼等仪式中。③驱邪：湘西土家人认为最凶恶的邪鬼是“麻阳鬼”，麻阳鬼缠身则神魂颠倒，哭笑无常，即“中邪”“失魂”，需请梯玛巫师施法捉鬼，保靖县一带通常请梯玛杀猪宰羊，驱邪除恶。规模大的需踩“地刀”或上“天刀”，小规模的仅杀羊为祭品。④克毒：湘西苗族放蛊之说盛行，因而有相应的克毒疗法，放蛊属于黑巫术，接触巫术，苗女养蛊害人之说自古就有，南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即记载了百余毒虫相啖存一的造蛊之法，近人研究湘西蛊毒病后认为克毒药物为止血、止泻、利水、解毒等药物，咒语法解毒为心理、精神疗法，克毒是利用物物相克之理治病，如苗医治疗蚂蚁症（蚁毒侵体）时用穿山甲粉末酒服，因为穿山甲是蚂蚁的克星［10］。
3湘西巫医文化的当代价值审视
3.1湘西巫医文化的存在基础巫术的基本文化功能是强化主体的自我价值，赋予主体以勇气、信心和力量。巫医禁咒治病的方式是对患者进行祛病意识的强化，这是在逻辑思维和科学意识不发达的时代或群体中，以强化情感思维的方式增强对病愈结果的期待。对人类而言，未知的领域和知识永远存在，人总是面临某种自然力量的压迫，因而巫术有抚慰人类心灵的心理功能。这也是巫医现象尽管在科学发达的现代依然存在的原因。
3.2湘西巫医文化的合理内涵
3.2.1巫医文化的精神核心是珍惜现实，积极求生湘西地势险峻，秦汉以来人口很少迁徙，与世隔绝，少数民族自古生存条件恶劣，因此往往性格剽悍，富于求实精神。湘西人民热爱生活，珍惜现实，没有受到佛教来世说、道教降神驱魔等思想的影响，对神鬼不是一味的顺从敬畏而是积极掌控，充满斗争精神。现代疾病治疗理论也认为患者积极的求生意志对疾病的向愈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3.2.2巫医的神秘色彩加强医患之间的信任湘西土家族、苗族的巫医现象存在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一些民族医师有自己独特的诊病治病方法，其间也有用所谓巫术的时候。如土家族医生治疗骨鲠卡喉的化水疗法，看似神秘，效果却得到当地百姓肯定，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无法用科学道理解释。巫医的神秘性越强，老百姓对他的崇拜感、信任感越强，客观上加强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有利于治疗的开展。
3.2.3巫医文化背后心理疗法的辅助作用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例如湘西苗族巴代文化认为“巴代”是善用草药、起死回生的人物，巴代有巫医的职能，治病时不仅治身，也注重治心，跌打损伤、咽喉梗阻等小病小伤用神咒法水，严重的疾病用草药医治［11］。应该说神药两解是民族医药中心理-药理疗法的综合运用。
3.2.4巫医治疗方法背后有一定的科学内涵湘西土家医在治疗惊症时，对乌鸦惊（患者双手伸直颤动，口张如鸦叫，眼睛直视）的治法是用火枪中的火硝末冲开水服用［12］。火枪能射鸟，表面看是模拟巫术，有相似律意味，实际上《本草纲目》里已有火药、硝石作为治病药物的记载。弗雷泽也认为巫术与科学精神最为接近，因为它们都相信自然是由不可知的力量控制的，因此原始巫术包含后世科学的发端。
3.3巫医文化的未来湘西巫医文化是在先秦两汉中国巫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秦汉之后湘西人民迁徙较少，文化闭塞，中医、西医文化也是在晚清时才传入湘西。巫医文化形成后长时间内变化很小。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巫术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发现的重要步骤，巫术仪式有强大的聚众效果，能有效组织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巫术有它特定的社会历史作用。湘西巫医文化是湘西民族医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然产生的，我们应更多地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巫医现象存在的原因，客观宽容地对待民族文化不同于主流文化的部分。随着医学科学的普及，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巫医文化可能会进一步弱化，但是由于特殊的文化、心理原因，也可能长期局部存在。予以理解，顺其自然，是目前对待湘西巫医现象、神药两解现象的最好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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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识形态;设计美;设计变革;设计理念
自从有人类文明出现以来，意识形态就一直伴随着设计的发展。意识形态和人类设计美始终交错着，相互影响相互发展，意识形态规范着设计美的法则，而设计美又引导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总是会在设计美中流露出它的影子，就像是物质的自然属性一样，让你感觉那是‘理所应当的’毋庸置疑的事情，其实人类在审视设计美时的时候，就已经对其设计物有一定的衡量标准，只是每个人因为地域民族或其环境的不同而有差距而已，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流意识形态，而具有价值的设计美除了具有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要素以为，往往又含有预示下一个时代的因素在里面。它反映了当时人类的意识形态，并会引导下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
一、意识形态与设计美
设计美作为技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的带有技术的成分在里面，设计美除了具有一般的美学性质以外还有其独特的性质。首先技术美有一般美的形象性、感染性、社会性与新颖性特征。设计美作为社会美得一个组成部分，也必然具有社会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这就是功利性、实践性与时代性。但是技术美又是三大社会实践中生产劳动的产物，所以该三大特征又直接与生产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人类在长期的实践劳动中积累而成的意识形态一定会作用在设计美中。
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指由社会中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提出的一组观念。其特点是：第一是群体性，即不是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而是已经被某个群体（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并指导其行动;第二是系统性，即不是支离破碎的想法和观念，而是形成了体系;第三是历史性，即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意识形态与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怎样更好的运用意识形态和设计的这种特殊关系去为人类服务。进而更好的把握未来设计的发展方向，更好的调和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全球社会交往的不断加深和扩大，对设计的发生、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作用。
二、多民族意识形态的设计美
德国人向来以严肃冷静著称，据说德国人的时间观念是螺旋式的，不像大多数国家认为是直线式的，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改变了近代思想的正统思想。在德国的民族文化素质中，有着森林风格式的稳重、深沉、内敛和肃穆，同时也包含着森林般的幽深、恐怖、寒粟等精神内韵。因此它既孕育了歌德、爱因斯坦、贝多芬等大批划时代的伟人，在文学史、哲学史、科学史、音乐史上划下极其浓重的一笔。德国人每一分钱都会花在刀刃上，他们非常实惠和节约，德国人节约不是因为有钱没钱，而是从骨子里，这个民族是个节俭的民族。这在的德国的设计中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设计具有明快、简单、准确、高度理性化的特点。更是以造型严谨，可靠的质量，高度理性化的美学特征赢得世界上大多数消费者的青睐。
德意志民族崇尚科学、民主、法制，并具竞争意识的精神文化风貌。特别是思维的逻辑能力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思维逻辑能力在各个行业都体现出来了，他们通过有联系或没联系的事物都能转化出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源动力。在工业革命――二战后――森林时代，森林作用转变的深刻反映。德国人靠他们的民族智慧运用收发双方，很轻松的就研究出来了，这个技术对后来的通讯加密技术影响深远，。
意大利人豪迈、爽朗、乐观、热情的性格和秉持、崇尚自由与充分享受的人生态度。意大利人的手势和表情非常丰富，常以手势助讲话，因此意大利还被称为“手势和肢体语言的伊甸园”。意大利人崇尚艺术的精神追求，这种民族意识形态铸就了辉煌的古典艺术传统在意大利发源，而使其成为真正的艺术圣地，成为整个意大利的精神追求。他们的意识形态注定他们的设计美的方向和未来的发展道路。
三、结语
总之，意识形态极大的影响了设计美，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丰富多彩的设计美，即使在全球化大统一的环境下，只要有独立的民族意识形态，就会有不一样的设计美。民族意识形态又一次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各国正是靠他们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所研发出具有本民族特有的设计美，不管是帮助人类发展的科学技术还是破坏人类安居生活的世界大战，都在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关联。
参考文献：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
[2]李砚祖.设计问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9
[3]江德兴.马克思社会理论与政治权力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关键词】四川地区彝族；民居；构造技术；自然生态
1 选址
彝族村寨一般选址于山地向阳斜坡地的“背山、面水、向阳”的模式。“背山”，建筑后的高山树木葱郁能阻挡冬季的寒风，降低夏季的室外温度；“面水”，水陆风有利于建筑的通风散热，在夏季闷热的重庆，凉爽的水陆风尤为重要；“向阳”，建筑朝南能享有充足的阳光，使人身心舒坦。
2 形式及构造
2.1 平面形式
彝族民居一般是单层建筑，除建筑的外墙之外，内部一般不再有承重墙分隔，室内空间的分隔是采用灵活的室内隔断来完成的。通风透气适应潮湿气候。
2.2 底部架空。彝族民居吊脚楼自古有之，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是四川传统民居建筑的代表。因其长长的“吊脚”而得名，属于干栏式建筑体系。吊脚楼底层架空不仅避免了地面潮湿空气侵入室内，同时与天井的结合布置又有利于建筑的组织通风。
2.3 材料与防潮。
四川地区多山，盛产竹、木、土、石等地方材料。建筑中对地方材料的选用，不仅是因地制宜的考虑，同时也有适应气候的需要。四川地区湿度大，为避免结构受潮，结构柱多置于石基和条石上。民居多用条石、块石、片石砌筑房屋的勒脚防潮，室内地面铺设大阶砖，天井、院落地面铺设青石板等。
2.4 墙体
2.4.1 墙体良好的通气性。
彝族民居采用穿斗木结构体系，木构架与墙体类似于框架结构体系中的结构柱与填充墙。传统木结构，以当地产的木材、竹子为建筑材料，围护结构多采用竹编夹壁墙，中间是竹子，外边敷上泥巴，双面或单面抹灰，也有的民居用竹编墙或木板墙，很少使用砖石墙体；楼板多为木板。以现代气候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围护结构适宜重庆高温、高湿、风缓的气候特点，既能满足遮阳、避雨的要求，又可通风透气。
2.4.2 墙体构造
常见的彝族民居外墙有土墙和木板两种。土墙一般见于高寒地区，墙厚45cm左右。房屋较低矮，檐高约1. 8~2. 5m 。海拔较低处及一些彝汉杂居区，由于木材的减少，彝族民居也由习惯的木板墙逐渐采用了土墙，不过檐部稍高一些，达到3m以上，有些甚至还设有较为正规的楼层。土墙的施工均就地取土，在木夹板内用木桩大力夯实而成，板与板的结头及转角处，常在墙内埋入一些当地可取的竹片、漆树枝及一些耐腐的树皮，以增加墙体的整体。
木板外墙多见于气候温和、木材较丰富及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其做法是把木板镶嵌于木柱问的木框架内，木板常用杉木板，厚度约12~ 15mm，在木板的上部常开有装饰花窗的传统做法，以前多为富裕的土层人员采用。目前这种全木板墙的房屋已不多。较多的做法是在正面中部的几个开间采用木板外墙。其余部分均用土桩外墙。这样花费的木材较少，而在正面花窗及挑檐等处的处理又保持了彝族民居的特色（如图1）。
图1四川省彝族民居的墙体
2.5 窗户采光通风设计
彝族民居的墙面一般不开窗。仅在两山墙上部开一个矩形或三角形小孔以解决室内通风，而室内采光则靠大门，所以室内光线较差。高山彝族民居的这种形式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由于山高、风大寒冷.以利保暖;另外，在历史上彝族家族之间常发生械斗，出于安全所以开窗很少。尽管这已成为过去，然而建筑形式都保留下来了。民居开窗多为直棂窗、格子窗等，以利于室内外通风换气。在屋顶往往设置“老虎窗”，利用上下热压差强化通风效果。由于传统建筑进深大，室内采光不好，建筑屋顶每隔一定距离便有透明的玻璃瓦片(俗称“亮瓦”)用于透光，在没有玻璃以前，通常采取撑高瓦片的做法。
2.6 屋面及排水
彝族民居的屋面材料尽管有木、瓦、草、石的不同，承重方式为檩椽构造，但其屋面形式均为悬山，以适应多雨天气
木板屋面是彝族建筑传统的屋面形式。木板又称瓦板，木板相互搭盖而成。为防大风吹动，在上有间隔的横放木条，其上再用小石块作压物以保持稳定，不用铁钉之类固定而用压物均是为了拆御方便，因为在以前彝族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而时常搬迁住房，为了方便就产生了这种特有的作法。瓦板在加工中是选用径大匀直的杉木，然后用大刀竖直劈成。用劈不用锯，就使成品瓦板均为顺木纹，这样就保证了在使用中不致漏雨，此乃瓦板加工的独特之处。
小青瓦屋面也是彝族建筑中常见的屋面形式，常见于彝汉杂居区及交通方便地带，其构造做法与汉区做法相同。采用当地原材料，用简易经济的方法料解决了屋面的防水与隔热。（如图2）。
图2四川省彝族民居的屋顶
彝族民居经历几千年演变和发展，形成自己“外封闭、内开敞、多向阳，”的特色。是根据四川多雨、潮湿、日照少的气候影响而形成的共同特征，它既适合自然气候条件，又以最经济、最简便的构造方法满足了主要的适用要求。 “外封闭”是为了安全、避风，特别阻挡北边来的冷风，同时也为创造一个私秘性较好的居住环境。“内开敞”是为了在潮湿、闷热、日照少的气候条件下尽可能的排湿通风，多吸收阳光日照，院内设盆景，扩展视野，延展生活空间。
3 结语
四川地区彝族民居真实的反映当地的地理、气候、文化等因素，传统建筑寻求建筑与客观环境的协调，同时满足社会文化生活的需求。在重视建筑节能与地域性的今天，对传统地域建筑适应气候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建筑创作中，结合时代特点对传统建筑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有效的古为今用，使现代建筑具备地域特色和生态节能优势。
参考文献
[1]李嘉华．彝族文化习俗影响下的传统彝居风貌[J]．四川建筑．1998(3)：32-36．
[2]候宝石．凉山彝族民居建筑及其建筑文化现象探讨[D]．重庆：重庆大学，2004
[3] 宋海静 浅析与气候结合的干热地区建筑设计[J]．山西建筑，2007，33(26)：37-38．
关键词：鲁迅；意识形态；翻译思想；操控；异化与硬译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4-0172-01
鲁迅不仅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33年的翻译生涯中，花费了大部分的精力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鲁迅就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把国外当下的新观念和革命思想引入国内，启蒙大众。他提出了许多独特和富有争议的翻译主张。下面就多元系统的角度，分析意识形态对鲁迅翻译思想的操控和影响。
一、多元系统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
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 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这个概念。他将翻译文学视作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历史的变化与冲突会使翻译文本中出现“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翻译的地位和策略的选择取决于系统的状态。翻译文学在文学处于“幼稚期”或是“边缘”、“弱小”状态，或是经历“危机”或转折点时，可能会成为主要活动。在这三种情况下，翻译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引进新的思想，语言和写作模式，以帮助构建文学新模式。在某一阶段的实际翻译活动中，译者还会受到规范的制约。图里(Gideon Toury)将其称之为伊始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起始规范 (initial norms)。翻译规范决定了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和译本的倾向性，即是倾向于原文本还是目标文化。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译者译出的统一文本会出现很多的差异。根据这种差异，列费维尔(Andre Lefevere)在《翻译、重写与文学声誉的操控》一书中，提出了重写(re-write)概念。翻译是“最明显的重写形式”和文学操纵行为，而且“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翻译策略和文本选择都是由目标文化的主流诗学以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二、意识形态操控与鲁迅翻译的选择
“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大的方面讲，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了世界观和哲学思想，从细化方面来讲，意识形态和政治紧密相连，决定了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主张。
鲁迅在当时国家和社会矛盾不断升级，国民愚昧的情形下，以文学翻译为武器，向传统的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提出了自己救亡图存的文学革命路线。具体来说，意识形态对鲁迅翻译思想的操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翻译的动机。作为肩负救亡图存重任的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
第二、翻译文本的选择。鲁迅始终坚持“拿来主义”，也就是原作内容必须是有利于改造国民“劣根性”，有利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因此，鲁迅翻译的选材，多来自于曾经或者正在受帝国主义或者本国统治者压迫的国家，如俄国，北欧，波兰，日本等。这些作品大多反映了当地人民生活的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鲁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能够激起本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侵略以及压迫的斗争精神。
第三、翻译策略和方法。鲁迅始终主张“直译”。认为译文应“尽量保存洋气”和“保存异国的情调。他的“直译”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提倡不要按字死译，应当要“正译”，以此来丰富白话文的语法和表达方式。他的“硬译”一度引起争议。而根据后来白话文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文学的逐步确立，我们可以理解鲁迅的意图：翻译时“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翻译应当“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手法”。
“从目标文学的视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鲁迅的翻译思想，深深的打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标志。我们可以从鲁迅的个案分析中看到，在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控，以及译者及其翻译作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四、小结
多元系统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切入点，给翻译史上一些富有争议的现象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解释。文学翻译开始被当作一个完整的文学系统进行研究。作为这个系统中关键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对翻译者及其翻译活动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作用和影响。鲁迅在其翻译生涯中，一直关注着政治和翻译的关系。他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察觉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互动，并很好的将其应用到了自己的翻译之中。他以自己的翻译实践，证实了译者，翻译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彼此操控和影响。他所提出来的“硬译”观，对白话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构建，都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国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鲁迅对意识形态和翻译之间的反思和利用，是文学翻译史上宝贵的财富。直至今天，仍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
[2]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地位[J].中国翻译，2000（4）2-8.
一
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逻辑的支撑。
民族主义表示着一种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解决，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伴随着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当人类活动能力受到阻碍时，就要设法破除这一障碍。这样的障碍既可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不同主体间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和发展的西欧，这种制约深刻地体现在各个民族之间的左冲右突上。所谓“现代性”和所谓“启蒙”，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中一种思想表现。总之，在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中，长期以来有民族主义相伴左右。
从历史走来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个共同体在争取生存和发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由此，批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也不无道理。但问题也有另一面，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世界反而和平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保持均势的力量。
近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人类的民族主义实践不曾中断，总是在世界到处上演内容相同的活剧。民族主义的重演，恰恰说明其历史的先决条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思考的重点不是民族主义有无必要，而是被西方现代性笼罩当代中国思想界能否根据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的民族主义话语。
二
近代惨痛的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帝国主义的掠夺与侵略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长之源。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现代的又是非现代的和反现代的，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冲突性。面对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为了民族的生存，中国的民族意识曾有体现现代性的“西体中用”愿望，体现非现代性的“中体西用”的愿望，而“三座大山”的愿望则体现了反现代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努力。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程中也杂鞣着各种思潮和主义，虽对那个大动荡时代的解说各异，但公认民族解放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主题。民族解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卷上舒展着壮美的历史活剧，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任何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都不能无视民族主义的存在。的阶级斗争学说彻底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问题。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阶段，与民族主义有着“共谋”关系。这是革命性与开放性的生动体现。当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在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之后，民族主义的言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的地位曾经退却了，变的无足轻重。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外的问题，当外部危机缓解而内部问题上升为主题之后，民族主义的功能便大大减退了。
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关注群体或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从最初的民族主义诉求来看，多民族的民族利益共同体还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西欧那个狭小的领域，对多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如何定义的问题要靠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创新。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民族主义文章或词典基本上都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这种认识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契合的。在发展市场经济，全民求富的新时期，民族主义同样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民族主义的处境在很长的时间里显得颇为古怪。
三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言说时。它直接的缘起是针对80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启蒙与现代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经过近10年的经营，冠以启蒙旗号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话语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了主导权。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利益的分化，“启蒙”的自由观念与普遍主义诉求逐渐受到了质疑。在中国近20多年实际社会进程中，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不同与以往的现代性。中国的社会在“启蒙”与现代化中还是出现了了社会分化，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成了“你们”与“我们”。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另一面显示了出来：人群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形势比人强”。曾几何时日如中天的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失去了80年代的强势地位，在现实面前常常是强词夺理，或干脆失语了！当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后，它同样以分析的、批判的，乃至以启蒙的姿态出现，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对中国的解读，寻找对新的历史变动的认识。在当代中国观念上层建筑领域，民族主义是被历史选择的。尽管它已沉默多年，但毕竟为时势一点点所激发。
人们普遍地认为，民族主义特别是西方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来说，则完全不能这样地概括。在学理上，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推动“现代性”，而后者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当中国当代现代性学理越来越在民众中失去神圣的启蒙外衣而露出了裸的本性时，民族主义也许并不是启蒙与现代性的直接敌手，而是一个话语的转换者，开辟了一块新的论坛，而为各种思想与主义提供继续言说的平台。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似乎从来就没有天然的论敌。它只是一种模糊的全民利益，是能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远看分明、细看糊涂的一杆大旗。但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争取民族复兴的“”民族，在如此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排斥性。因为，“”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反西方的。“恨”屋及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这般地与自由主义结成了“冤家”。
目前学界对民族主义研究并非空白。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却是不足的。对民族主义之于世界意义的解读并非空白，但对民族主义之于中华民族意义的解读却是空白。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有着现实的作用，尽管它从来没有成为单独的意识形态而能主导社会潮流。但它在离理论思维远的时候，却离人民群众很近。理解现代中国、展望她的未来，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参与、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视角。今天民族主义还是在中华大地上潜行，人们只是隐约听到了它的声音，为之心动。民族主义的言说还是单调的，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对民族主义发出的那些疑问与诘难，就是一种注脚。既然有疑问与诘难，人们就会继续思索：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为了什么？经过“启蒙”的人们，不会再是那样的轻信，也不会轻易地排斥一些尚属陌生的东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毕竟出现了。充耳不闻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它可能吗？它是什么？它的未来在哪里？。
四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如果在20年前，人们对全球化还十分陌生，学术界甚至还可以置之不理。人们原本以为全球化会消解民族国家，人们还以为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也会随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事实上，全球化时代在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不断增强与加深的同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也在加剧。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不是消失而是加强了。这至少是到目前为止的事实。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也许是意义更加重大的民族主义，因为和以前时代相比，当代的民族主义对世界以及各个国家的影响更加明显，更加扮演着时代的重要意识形态的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原来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东西方对抗的大剧谢幕了。东西方对抗结束，人们听到对抗中“台词”的机会也随之稀少了。但世界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平静，更未因“冷战”结束而走向大同。时代的问题与矛盾只是改换了形态而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民族主义便是当今时代的问题与矛盾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被打出来的。这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起点。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并不是什么巨大而空洞的符号，也日益脱离了知识界话语的。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主义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投身其中，积累了获得了感受，积累了经验。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与意识。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同题演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同主题的当代版本。只是当代民族主义面对的国家、民族的具体问题不同于历史，但主题的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西方列强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腥史。这是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壮大的深刻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受激型和反思型的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救亡图存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则是基于全球化的新体验，是寻求民族复兴的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背景首先就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启蒙。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生发的新话语。在民族主义视野里，全球化本身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专制的、反自由民主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世界能够真正地同质化吗？同质化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康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认为现实的同质化恰恰是一种分裂化，是形式的相同、利益的分裂。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资本在每一个环节的畅通运行，会允许一些后发展国家在局部和特定时段来提升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力。但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的稳步和健康的发展却令发达国家十分恐惧。中国和遏制中国的论调在这个逻辑起点上不断攀升。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世界大同”、“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切实而有效地争取一个发展的外部空间，只有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发展自己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国家振兴、社会团结、人民幸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手段与目的达成一致。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寻找进一步发展壮大动力的结果。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假想敌。在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怀有较为深刻的亲切感，呼应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后，诸多矛盾涌现，现代化道路上出现了诸多路障，中国的处境和改革开放初相比情况已大不相同。有人用“群敌环伺”来形容目前中国的处境，不无道理。在新世纪，如何进一步提升民族气节、培育民族精神，以充盈的精、气、神，使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克服种种困难，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
五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如它的抨击者所说的要为“极权”张目，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是从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呼唤强大的人民民主，推动实现政治、经济的积极变革。属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不能硬往中国人民头上戴。
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被称作“生存主义”也许更合适。
课题负责人:臧 宏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研究院 130024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价值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公民教育是培养公民意识的基本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公民教育和民主实践。公民教育的民族性研究，对认清当前基础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公民教育方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该课题的研究可以使公民教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进一步明确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积累对其共性的认识，为当代中国公民教育路径的选择及其中国特色的突出提供理论确证，为把中国深厚的传统政治文化底蕴转化为当代公民教育的本土资源提供理论尝试。
基于以上思考，该课题以民族性为基本视角，深入探讨公民教育的本质及其当代价值取向、内容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国别式样、方法及其社会化途径，初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理论分析语境和框架。
二、研究内容
1．前提确证:公民教育的社会起源。市民社会的演进与现代公民的诞生;民主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公民教育的自然转向;公民教育是民族国家存在与发展的有效工具;公民教育与国民教育体系的同步而生。
2．公民教育的本质内涵。培养有效公民是公民教育的取向;满足公民的政治社会化需要是公民教育的动力之源;促进公民的全面发展是公民教育的本质表现。
3．公民教育民族性的基本内涵。当代公民教育的工具取向――国家意识形态控制力;当代公民教育的社会价值――政治社会化管理的基础资源;当代公民教育的自然属性――培养公民意识的基本载体。
4．公民教育民族性的国别借鉴。法国保守的政治文化传统与公民人权教育的彰显;美国民主社会中自治政府的公民教育;日本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公民教育;新加坡民主的民族化与公民道德教育并重。
5．本土资源:公民教育民族性的中国特质。背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核心:促进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重点:弘扬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和凸显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命力;方式:协调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公民教育的关系。
三、课题的创新点
研究方法上，以民族性为基本视界和维度探讨公民教育的基本理念，并拟提出:
【摘要】曼海姆站在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以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为起点，中途经过总体概念，最后上升并回到他构建的知识社会学这一基点，从而诠释了一个全新的流动的意识形态概念。霍克海默以为视角对其概念的思辩和形而上学性进行了有力地批驳。
追溯意识形态的渊源，最早可见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偶像说”，“培根的偶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现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先驱。但是，培根并没有创造出“意识形态”一词，真正第一个创制意识形态概念并把这一概念引人西方哲学史的当数十九世纪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特拉西(DestuttdeTracy)，他在研究了孔狄亚克和洛克的哲学后，“创立了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学科。着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和理解，继特拉西之后，便有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名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但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中，却不能不提到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是知识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他于1929年完成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从而奠定了他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该书中，他“概括了一门能对社会生活作出新的和更深刻理解的新学科”，并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社会学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见解。
曼海姆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应的乌托邦概念，并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随之曼海姆又对二者进行了较详尽地区别。最后他发现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标准来对二者加以区分，“这个标准就是它们能否实现。同时，曼海姆也承认，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相比更易识别，意识形态往往披有虚伪的外衣，因此，曼海姆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之上，这样，曼海姆站在其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详尽论述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的公诸于众，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特别是许多西方者的批判。
一、曼海姆在考察“意识形态”概念时很困惑，他坦言，自意识形态一词创制以来，新含义层出不穷，有必要对此术语的含义作一番分析。
而“这样一种分析将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总的说来有两个不同的和可区分的含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那么，什么是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呢?曼海姆分别作了回答。“当表示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时，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便包含在其中，”并且，在怀疑的基础上，对论敌的观点和陈述加以歪曲。“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当然，曼海姆也指出，这一特殊概念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谎言、欺骗或伪装，它的内容和含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把其范围扩大，指“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则是这一术语的总体概念。也就是说，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谓一个时代或一个团体的总的意识结构与特征。
分析了意识形态的两种概念后，曼海姆考察了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曼海姆看来，这两个概念的共同因素在于：它们都不会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而只依据论敌实际的言论。也就是说，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不仅仅依据论敌的实际言论，还依据主体的具体特点和生活状况。它们都是从个体或集体的存在状况出发，因而具有功能化的特点。它们的区别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范围上存在不同，包括主体范围、时间范围，也包括内容范围。特殊概念只表示论敌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总体概念则对论敌的总体世界观表示怀疑。第二，“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对观点进行分析。而总体概念是在精神层次上对观念起作用。第三，“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主要与利益心理学一起起作用，但其总体概念则使用更形式化的功能分析，不考虑动机。”在特殊概念那里，由于利益的动机，便产生谎言、欺骗，而在总体概念那里，利益动机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功能分析和结构解构。最后，曼海姆在考察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关系的基础上，指出特殊概念实际上从未脱离心理学范畴，因此，与总体概念比较起来，便没有多大意义。
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到总体概念。曼海姆对两种概念的区分，只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发生于心理层次的“揭底”不应混同于更激进的怀疑主义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上进行的更彻底更具摧毁力的批判性分析。缘于这样一种结论，特殊概念有必要上升到总体概念。但是，这种上升的进程并不是无所依赖与自发的，而是得益于多种因素共同培育的结果。曼海姆总结出三个步骤：“第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意识哲学的发展。起初，主体意识到的是一个无限多样化和混乱无序的世界，其后，在这种世界图式中确定了“有领悟力的主体统一性”，用曼海姆的话说，“实际上构成了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雏形。第二个阶段的到来，是在人们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总体的，然而是超现世的观念之时。“曼海姆承认，这主要是黑格尔和历史学派的功绩。在这一阶段，在黑格尔那里，“民族精神”这种代表历史上被区分的意识的成分被结合进了“世界精神”之中。很显然，总体的意识概念的历史化“产生于思想的历史—政治潮流与哲学领域的结合”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创造现代意识形态总体概念最重要的一环同样产生于历史—社会进程。在前几个阶段，意识的载体是个体或民族，而现在，阶级取代了种族或民族成为历史上演变的意识的载体。在这一阶段，“民族精神”的概念被“阶级意识”所取代，曼海姆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就是阶级意识形态。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经过了这三个步骤即从意识本身到民族意识再到阶级意识后，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便消融在总体概念之中。起初，主体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从心理学上出发，而现在则深入到理论层面，开始分析意识形态的总体结构，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在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关联。
从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作为马克思?舍勒开创的知识社会学思潮的继承者，他探讨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立他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在曼海姆看来，从总体概念的特殊领悟到普遍领悟的过程是精神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本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以‘意识形态终结’为口号的社会学思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他的这一理论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霍克海默走在了前列。
马克思霍克海默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1930年，他发表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文，从而对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针对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的提法，霍克海默在比较了康德哲学后认为，这一提法，特别是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法是从康德哲学中引申出来的。在康德那里，经验知识是通过知性范畴来构成的，它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在曼海姆那里，他把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成“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一总体概念似乎有一个广阔的社会的和历史时代的背景。而实际上，“这一背景并不是指真实的生活世界，而只是纯粹的精神运动史。因此，霍克海默指责曼海姆，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比康德提供更多的东西。另外，曼海姆在探讨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向知识社会学的过渡时，指出，“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这样，在曼海姆那里，特定的党派立场就消融在了意识形态之中。这种超党派、超阶级的观念自然也导致了霍克海默的批判。霍克海默指出，“按照曼海姆的观点，知识社会学的规定使意识形态学说从‘一个党派的斗争武器’转变为一个超党派的‘社会学的精神历史’。与曼海姆相对应，马克思肯定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马克思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这样，霍克海默在批判曼海姆意识形态概念的超党派和超阶级性时，也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阶级特性。
下面是再论《物质与意识浅谈》，即《物质与意识浅谈B》分物质与物质；物质与意识；意识与物质；意识与意识四个方面论述：第一、物质与物质的关系。在宇宙、世界无动物、无人类、无意识之前，包括有人类还未意识到的地方，宇宙、世界是纯物质无意识的。物质与物质的关系是自然的，并在按自然规律，即自然物理、自然化学、自然数学……自由自在、自然规律存在、运动、变化、发展，这是无意识的自然规律，被有人类、有意识之初，视为上帝、神、妖、宗教意识……物质的存在形式可见的有气态、液态、固态，还有不可见的电流、磁场、吸引力，听不到的超声波等。在宇宙中各类物质有着根据自己的性质，自然生成、分化、腐蚀、败灭的时间属性。在空间中排他，我占据的空间将它物排斥，叫排他性。在时空中表现有静、动之分，这时的动都是按自然规律运动、被动，如自然风力、水流、吸引力等自然外力的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物质是标志客体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存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的特性是无意识、守恒、自然规律。我云守光说“宇宙在没有意识之前，物质、物质与物质是按自然规律活着、变化着的有系统的一个自然大生命。”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1. 物质直接生成意识 。物质直接生成意识是有条件的，一般、普通、非生物物质不能产生意识，只有动物的脑、灵性物质产生意识。植物是生物，但没有脑，没有灵性物，但它有非意识特定性能、自然规律属性：即随着季节性发芽、生根、向上、向阳、开花、繁殖、结果、借物自然媒介传播种子的特性。能产生意识的物质是高级物质、灵性物质，这就是动物的脑。但非人类、动物的脑，只能产生低级意识，如前所说“一出生就会吃奶、生存、觅食、玩耍、格斗、自卫、逃命等”。动物的脑物质是产生意识的条件、本源。
2. 是物质的形象、映象产生了人的意识。如空气给人映象、意识是气体；水给人映象、意识是液体；土石给人映象、意识是固体；电流、磁场、吸引力、超声波给人映象、意识是无形的。这两点都是物质对意识的派生作用，没有空气或稀薄会使人觉得窒息、以至死亡；人肚内无食会有饥饿感的意识，人体内水分少了会有渴的意识、天旱对庄稼等有受旱的意识；水多了会产生洪涝、成灾的意识；使人产生防旱、防涝、包括其他方面的防范意识……颜色则给人视觉以刺激意识……物质还会给人以虚幻意识，如：“望梅上渴”“画饼充饥”“坐井观天”“镜中花”“水中捞月”“海视蜇楼”等。
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意识产生于物质，但又反作用于物质。意识有指向的属性：如一种意识由谁创见、产生的指向；或是对什么意识引发出创新意识的指向；对什么物质或意识在作用、反作用、并怎样在作用或反作用的指向。如创造、创新、改革开放、科学技术发明、建筑、医生医疗治病……意识作用于物质时又会产生人造物和新意识的连锁反应。意识对物质作用、映象会产生对的或错的新意识，对的、正确的意识叫感觉、同感、体会等，错的意识叫错觉、失误、失败。人的意识来源有先天性的、后天性的。基因遗传是先天性的，如人的低级意识、潜意识、性别意识，男性有男性的意识，女性有女性的意识……人的后天意识是人体的器官对外在物质感觉、体会形成的意识，如这物是你的、那物是我的，以至于有“物权法”；再如中、日之争，是意识对领土之争。不管是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还是从历史二战等事实上，是中国固有领土……
人类意识又分个人个性意识 、人类共性意识 ，民族意识，一个单位、地区会有本位、本土意识。意识是有社会性的，有了国家以后，就有国家意识。意识的社会性，一种社会、国家形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的。在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系统的看法或见解，叫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所涉及的范畴包括有阶级意识、阶层意识、政治意识、经济意识、文化意识、军事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私有意识、公有意识、爱党爱国爱家爱人类的意识、罪恶意识、审美意识、科学意识、非科学意识、责任意识、防范意识、爱与恨的意识、利与害的意识、安全意识……自古以来意识形态的别称有学、道、理、精神、主义、思想、思维、宗教……一个国家会形成一定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反映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们常说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也就是国家形成之初，意识形态较为先驱成熟、完善：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我认为“还应增加古希腊、罗马、雅典地区，合为五个古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