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9 11: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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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新闻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向外界透露，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作了研究。并认为，这一政策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会提出放开二胎政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遇到了哪些不适应?目前的社会现状怎样？
梁中堂：解放后，我国就开始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1979年这段时间，政府以倡导、鼓励计划生育为主，对普通民众并没有作硬性的规定。70年代末，我国很多政策方针都在这一时代得以确立。除了改革开放之外，计划生育也成为影响着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政策之一，各地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普通民众只有获得指标才允许生育。因为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匆忙中作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后，给社会留下了很多隐患。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刀切”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需要产生了一定的矛盾。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对于劳动力、养老等实际问题的需求，很多地方的农民还是生了第二胎，有些人偷着生，还有很多人宁愿交罚款也要生。并且，这种矛盾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随着传统媒体和网络的发展，这些问题才逐渐显现出来。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长期尤其是城市的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发生变化。根据预测，2013～2015年左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将接近顶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也将接近尾声，“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届时，未富先老、超低的综合生育率将会给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也有很多人开始呼吁放开二胎政策。
《北京科技报》：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不会出现人口暴增等问题？
梁中堂：其实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而出现生育率下降的现象。节制生育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繁忙的生活节奏使得人的生命活动和生活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家庭范围。再加上养育成本的增加，从而大大降低了人们多生孩子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加入到避孕和节育的行列之中，这也是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所证明了的。
西方众多国家从来没有实施过强制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他们的人口并没有出现过爆发式的增长。现在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生育率都在2.1~2.2以下，其中许多国家都低于1.5。虽然这些国家的妇女生育率在历史上也曾经很高，但后来都在没有强制性政策的情况下自发降低了。例如，在泰国，尽管没有强制式的计划生育，但其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比我国同期下降得还快。
《北京科技报》：“二胎政策”应该如何放开？应该有哪些具体细则？
梁中堂：计划生育政策历史上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统计资料显示，1969~1970年，我国的人口生育率为5.8，但是到了1979~1980年，人口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了2.5左右，下降了3.3个点，这样的降幅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因此，即使不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生育率也会继续下降，人口总数并不会无限制增长。社会和经济的自身发展对出生率也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且这个作用在今后会越来越明显。
科学的、人性的、符合经济发展的生育政策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出路。例如，科学测算出的两胎出生间隔，在已婚妇女22岁时给第一胎的生育指标，第二胎则在29岁时给指标，这样就可以既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能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另外，应该建立放开二胎政策的试点地区，第一步为“单独子女”放开二胎；第二步全面放开二胎，并逐步做到城乡一致。
但实际上，当政府如果真正要放开二胎政策的时候，不应该制定过于细节的政策。政策的强硬规定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一种摩擦，人们会按照自身的生活需要安排各自的生活，强行规定不但不能适应所有人的生活规律，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北京科技报》：一旦放开二胎政策，我们应该注意随之而来的哪些问题？
张翼：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人口政策的一段表述引人关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将是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现在中国推行二胎加生育间隔的做法更加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如果立即全面转向，就会人为地形成一波婴儿新生潮，而这又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些人在未来若干年之后还会给教育、就业等方面造成新的压力。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目前，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很多大城市都在积极实行双独生子女生二胎的新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在有些地方还不是很明晰，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从国家层面予以明晰，这也是目前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最为主要的事情。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二胎政策何时放开更合适？
梁中堂：对于不适应目前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的政策，我认为任何时候作出调整都是适合的，尽快地调整，就会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已经更加审慎，国家对于人口政策会坚持计划调控人口的原则，并且整个过程将经过严格的论证，还要经过法律等程序来确认。此外，放开二胎政策，还是一个各部门之间博弈的过程，在充分博弈的基础之上，更要讲究公平，这样制定的政策也就会相对科学和完善。
本期答疑者
梁中堂，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全面放开二胎，首先意味着生孩子的需求会增加。我们且不管全面二胎政策究竟能否解决劳动力人口下降的问题，单纯从绝对数量来讲，全面放开二胎之后，生孩子的需求肯定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增长。
如果简单的把这个理解为妇产科需求的增加，这对需要精准痛点切口的创业者来讲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对这个变化进行分析和梳理。
先来回顾一下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的时候，妇产科医院的投资火爆了起来，像美中宜和、和美、安琪儿等妇产科品牌都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融资、扩张和上市。与此同时，针对妇儿需求的移动医疗产品快速增加。妇儿也成为整个移动医疗领域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那么现在全面放开二胎之后，当然意味着这个市场的需求更大了。而尤其是相比2013年单独二胎放开的时候，互联网＋医疗已经有了更多玩法。当时市场变大了之后，显然也有就有了更大的想象力。
我们初步梳理一下这样几个互联网＋医疗的层面：
1、备孕、孕期女性和新妈妈。这自然是最容易想到的人群，也是之前市场已经有了充分挖掘的领域，比如医疗健康咨询、科普等。当然变化仍然值得注意的。以前一个孩子的时候，每个APP用户的更新速度是很快的。而当一位女性要生两个孩子的时候，等于她对同类APP产品的使用周期增长。这种变化给了这类移动医疗产品更大的延展空间。
2、新生儿、儿童。我国的儿童医疗资源紧缺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不过一直以来，在移动医疗领域，妇儿的产品开发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专门针对儿童医疗保健开发的移动医疗产品并不多见。而从崔玉涛医生创办的儿童健康管理中心来看，这块市场的需求不亚于女性市场。
3、不孕不育人群。当然，不孕不育人群的数量，并不会因为政策上允许生一个、还是生两个而发生变化。但要看到的是，在过往的互联网医疗创业当中，不孕不育人群的市场潜力并没有充分挖掘过，而是基本上丢给了线下的莆田系民营医院。可以想象，一对本想要孩子的夫妇，在二胎全面放开的时候，他们对孩子的渴望将会更加强烈。
4、男性群体。男性市场历来不受重视，无论是过往电商，还是后来的移动医疗。但做个好爸爸的愿望，总是普遍共有的，而有需求的地方就是有生意的地方。面对一个空空如也的市场，还是有相当大的想象力。
要注意到，这些层面的梳理，其实是在一些既有条件不变的情况进行的。但其实在过去两年中，已经有一些变量产生，这就是医生。关于个人诊所、多点执业、医生集团等等，医生群体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只不过还不是全局的。而妇产科医生是否有可能成为医生冲破体制实现自由执业的急先锋呢？
这是有可能的。妇产科领域的私立医院发展更好，而且随着市场空间的扩大，我们相信，这个领域的社会资本办医将会发展的更充分。社会办医的崛起，实际上就是为医生走出公立医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加上体制内本以存在的价格扭曲，以及编制内外越来越趋向一致的待遇，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体制外的市场空间够大，而平台又足够好，会有更多的妇产科医生走出公立医院。
一旦妇产科医生更多成为自由执业的医生，那么这个领域创业的想象力大大增加。比如家庭医生、私人诊所、医生集团等等都可以实现突破，而这些与互联网相结合，又瞄准了市场上最活跃的人群，我们有理由相信，医生自由执业和移动医疗市场的打开，也许真的会从妇产科领域开始。
然而，生二胎不是想要就能要，即便政策放开了，夫妻仍存在各方面的顾虑，尤其是育儿成本提高、奶粉安全问题等现象严重，作为女性，倘若家里有了两个孩子，自己的事业将何去何从？“再生一个娃”离现实有多远？当生二胎与事业、家庭出现冲突，当育儿压力山大，我们向左还是向右？
第一部分：如果政策允许，你会生二胎吗？
据中国社科院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婚恋观念及教育观念研究》报告显示，1976～1986年出生的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平均24岁初婚，6成想生两个孩子。
去年，广东某门户网站开展了一项关于“如果条件允许，你会生二胎吗”的调查，表示“要生二胎”的网友占了投票总数的39%，表示“有政策，也不生二胎”的网友占了总数的16%。此外，还有45%的网友处于犹豫中，表示“想生，但怕养不起，不敢生”。
第二部分：生二胎原因大揭秘
■男女生育观念进步。
前不久，在某婚恋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中国爸爸“变调”盼生女孩》，一向“重男轻女”、以“男儿”为贵的中国父母，在生育观念上有了“变调”，更多家庭选择生女孩，很有意思的是，准爸爸对女孩的渴望超过了准妈妈，其原因不过是“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独生子女太孤单，给孩子找个伴儿。
很多父母都有这样慨叹，“一个孩子成长太孤单了，没有同龄玩伴儿，不利于孩子心理健康发育”，生二胎能给孩子找个伴儿。
■解决养老问题。
如家庭情感大戏《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中所反映的问题，现在80后独生子女一人需要赡养6位老人，面临巨大养老压力。与此同时，如今失独家庭大量涌现，据人口学专家普查数据推算，中国现在有2.18亿独生子女，其中1000万人在或者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与必要性，近年来坊间已经表述充分。在1980年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中即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代际更替水平；如果还不调整，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越往后，生育政策调整的正向效应越弱，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也越大。
事实上，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减少了，比前一年少了345万人，越往后减少的越多。相对应的则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今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两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提高到1/4。显然，这是未来中国的一个超级难题。
发展形势已然明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若是不放宽人口政策，将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问题。加之近些年放宽人口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启动“单独二胎”既是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积极措施，又有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保和养老体系，顾及了人情伦理，让一些人少了后顾之忧。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义重大，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对改革者来说，就是着眼民族的长远发展，清醒地把握各方面的意见、诉求、建议，使改革决策顺应民意，遵从科学。而这必然也会面临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两个方面的阻力。此次先行放开单独二胎，即是打破这个障碍与藩篱的改革智慧与步骤。
观点一：现行生育政策应该放宽，逐步过渡到普遍“放开二胎”的政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总结了现行生育政策的消极影响日渐显现，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协调发展，必须从战略高度前瞻性地尽早应对，避免被动。提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主张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乔晓强、任春借鉴别国经验得出：欧洲、韩国、日本的经验都表明，生育水平的下降变动趋势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一国在到达更替水平时，生育政策要及早变化，如果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或者说在群众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的情况下再去调整生育政策，就可能导致放开生育政策后，生育率也不可能反弹，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选在生育率还有反弹性的时机。
观点二：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段华明认为，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是必须具有的重大清醒，“中国一切问题都会因为人口总量太大而变得复杂”“通过解决人口问题促进发展，在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才是理性的出路”。此外，有学者认为，生育政策的放开会导致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突然间获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权利，于是便纷纷生育，导致出生人数的堆积。
2.两个评价指标下的具体分析
A.不同方案满足生育意愿的程度
我国目前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意愿生育性别状况。“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调查”结果表明，35.6%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个；56.4%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2个；想要三个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妇女分别占7%和1.1%。“2002年全国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有计划生育的情况下，被调查者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78个；在无计划生育政策下，意愿生育子女数是2.04个；无论城乡，想要“一儿一女”的比例都是最高。“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表明，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已经降到1.73个，其中，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6个，明显低于已婚育龄妇女（1.76个）；对于意愿生育子女的性别，57.3%的育龄妇女希望生育“一儿一女”。31.6%的育龄妇女表示无所谓。
通过上述三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大约为1.7个，大部分育龄人口认为“一儿一女”是最理想的人口构成。
两种方案满足生育意愿的情况。现行政策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群众的生育意愿，尤其是农村群众的生育意愿，放开二孩政策可以很好的契合了群众的生育意愿。而且不会造成人口失控。从人口的发展规律考虑，如果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将不会造成人口的持续增长。据测算，即使从2005年开始就允许每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孩子（即一步到位方案），我们人口规模的峰值也仅为16.07亿。目前持续的人口增长，是因为处于生育年龄的妇女群还相当大，而由于这个人群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加上由于人口老化而导致的死亡人数的增加，人口增加将逐渐下降。
B.不同方案下政策制定的目标比较
作为公共政策的人口与生育政策。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部门在特定的条件下，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人口生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是典型的涉及每个公民自身与家庭利益的公共政策，生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有其制定的基本目标，不仅是经济社会效果，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
C.不同方案下政策目标的比较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的制定目标。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是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政策制定之初，就是为了控制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总而言之，现行政策严格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最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放开二胎方案的制定目标。放开二胎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新时期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成为党和政府的基本要求。在这种大的社会发展背景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也需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准则。全面放开二胎，打破城乡界限，这个目标是贯彻公平公正的价值准则。
还没做好饭，郭铭哼着歌儿走进了家门，一脸兴奋。我问：“有喜事？”他兴致勃勃地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今年省内放开二胎政策啦！”我觉得莫名其妙，他关注这个干什么？他啧啧：“我们可以生二胎了呀。”我有点愣了，然后迅速反应过来：“你还想要一个孩子？”
郭铭似乎比我还吃惊：“当然，一个孩子多孤单啊，再说你是独生子女，符合生二胎的政策。”看着他那自我陶醉的神情，我厉声说：“我从来没想过再要一个孩子，你明白吗？”
郭铭呆了，我不等他再说什么就去哄悠悠吃饭，他说任何关于孩子的话我都当作空气。再要个孩子？他说得倒轻巧！
没想到，郭铭越挫越勇。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有事没事就提这个事情，我却越来越反感。很快，这个话题就像我们之间的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只要他去触碰，就会引发两人争执，吵得不亦乐乎。
一天，吃过晚饭，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看电视，悠悠忽然问：“妈妈，我什么时候会有弟弟妹妹？”我愣了一下：“你怎么会问这个？”
悠悠天真地说：“爸爸说了，这一切都是妈妈的问题，是妈妈不让弟弟妹妹来。妈妈，我想要弟弟妹妹。”我看向郭铭，他装作没听见一样，我却气炸了：他居然去拉拢小孩子！
我问悠悠：“你真的想要弟弟妹妹？”她点点头。我有点恶意地说：“那到时候你的零食玩具都要分给他一半，而且妈妈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了，就会先去爱小弟弟小妹妹。”悠悠的神色很恐惧，开始大哭：“我不要，我不要妈妈被人抢走！”
郭铭赶紧去哄悠悠，然后对我嚷道：“你怎么能这样跟孩子说话？不生就不生，你至于这样吓孩子吗？”
我也有点后悔，她还那么小，我怎么能这样吓唬她呢？可这让我对郭铭更有意见：这还不是他惹的吗？晚上，悠悠睡了，郭铭主动道歉，说自己不该拉孩子做说客。
不久后的一天，我接悠悠回到家里，发现久没登门的婆婆到访了，她开门见山：“我给你买了点补品，要孩子之前可得把身体调理好。”
我哭笑不得：“谁说我要孩子了？”婆婆白了我一眼：“真是傻话，儿女双全多好……”
儿女双全？我硬硬打断：“别说再要也不一定是儿子，我是根本就不要，您注定就这一个孙女。”婆婆脸色一下变了，郭铭进门也听到了我的话，指责我怎么这样跟婆婆说话。我冷笑：“我一直是这个观点，这事没得商量！”
婆婆脸色大变，气愤地拂袖而去。郭铭很生气：“你至于吗？我妈不就是想要孙子！这有什么错？”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其实是你妈她想要二胎吧，而且得是孙子。”
郭铭矢口否认，但他闪烁的眼神让我更加认定确实如此。我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大吼：“要二胎是借口，你们就是想要儿子！悠悠在你眼里就是多余的吧！”
他生气了：“我妈怎么说是她的事，我什么时候不要悠悠了？你怎么逮谁咬谁呢？”我们开始大吵，最后我摔门而出。
我去了女友潇潇家，哭诉了整件事，然后等着她和我一起“讨伐”郭铭和婆婆。但是，她沉默片刻后问道：“你真的决定了不要二胎吗？”
我愣住了。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没认真想过这件事。当时也是郭铭忽然提起，我一时接受不了。
潇潇笑了：“你都没搞清楚，吵哪门子架？如果你真的坚决不要，就和郭铭说明理由，两口子总能沟通吧？如果你也想要，只是现在没作好准备，那不就更好了，让郭铭再等等。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坐下来好好商议沟通，而不是都一根筋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忽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回去后，正听到悠悠在哭着找妈妈，郭铭手忙脚乱地安慰着她，说爸爸不对，爸爸再也不惹妈妈生气了。
看到我的一瞬间，他们一脸的惊喜。悠悠抱住我的腿，郭铭也讪讪笑着：“你说走就走，不要二胎，不能连我俩都不要了啊。”我的眼泪忽然涌出来，我问他：“说实话，是你妈让你要的，还是自己真想要，还是就想要儿子？”
他叹了口气：“我觉得真是你心态不好。确实，是我妈告诉我这个放开二胎的消息的，她也确实叨叨过要孙子，但这和我也想要一个孩子冲突吗？老人有老人的想法，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咱们在一起几年了？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他又说，我的出走让他反思了，他会尊重我的意见。如果不想要，就算了，毕竟他没有两个孩子只是个遗憾，为此家庭不和睦才是得不偿失。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从2009年12月21日二女儿若楠降生的那天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这起“教授超生被辞退”事件引发媒体关注，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2010年底，这个倔犟的湖南男人，决定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学者，如此发问。
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出任律师，“主要是从技术上来切入，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合不合法，处罚数额合不合理，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显然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征收的规定。
2011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杨支柱一审败诉，海淀区法院认为，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征收额度也无不当。杨支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4月，杨支柱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北京市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其实，杨支柱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只不过“想通过这种‘行为艺术’，达到拷问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早在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杨支柱就去“行为艺术”了一把，不过，地点不是海淀区计生委门口，而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精心考虑过的：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在警察来阻挠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撤退”。
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上书“卖身交罚款”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上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轮关注。
“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
2004年，38岁的杨支柱和陈虹结婚。他曾对妻子说：“你生多少个我就养多少个，我肯定不嫌多。”当时陈虹还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杨支柱还高。“二胎”，还是一个他们触摸不到的话题。2006年，陈虹怀上第一胎，生下了女儿若一。
3年之后，陈虹再次意外怀孕。她的态度与丈夫一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事后一封于网络的声援丈夫的公开信中，陈虹说：“老杨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和弟弟或妹妹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3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我们的初衷。”
处罚是杨氏夫妇俩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生完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学一下杨支柱认识的一位书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过请客送礼，只被罚了5万块；再不然，就像杨支柱认识的一个学院院长，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儿说成残疾，说女儿心脏有个洞，让医院开个证明。“实际上计生委知道你这个是假的，但你送点儿钱他就不管了。医院里开个证明，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嘛！”
可是，杨家最终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就在杨支柱为自己的“二胎”抗争的一年多里，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制度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这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对于这些消息，杨支柱并不乐观。
对于“生二胎”的态度，杨支柱在3年中迅速地变化着：2008年，他曾与众多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但到了2010年11月，他的题为“必须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的评论文章，明确表示“放开二胎”是错误的；近日，在回答“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哪方面调整”时，他说，“没法调整”，“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他并不乐观。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鼓与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有二十几个人发言，你现在找二十几个人还找不出来，因为说话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争的代价
如果不要“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
杨支柱被学院解聘之后，先后有同事上书院领导，希望学校能“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免于处分。但这些陈情，并未获得校方的积极回应。
现在，杨支柱一家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家属区。被学院解聘后，经济拮据的杨支柱一度想把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带妻子孩子到乡下去住。“学校的房子很抢手，一个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这个主意，被妻子陈虹坚决拒绝了。
杨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杨支柱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其中多是超生人员。虽然仅占到全国人数约1%，但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但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尽管形容落魄，但还没想去屈服。
对于丈夫的坚持，妻子陈虹淡淡地说：“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二胎生不生？
纠结于生or不生之间
虽然生育政策渐渐放开，但很多家庭仍表示，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二宝。究其原因，有的妈妈是想到首次分娩时顺转剖的苦头，对二宝望而却步；有的家长觉得房价贵、入学难，多生一个负担更重；也有年轻夫妻认为，一个孩子已经忙得人仰马翻，短期内实在没精力生第二个；还有妈妈顾虑，又赶上了一波生育高峰，将来孩子读书就业都要千军万马地竞争，太累！
当然，尽管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都会随之加重，仍有相当多的家庭正欢欣鼓舞地等待第二个孩子到来。以前养儿为防老，而现在很多家长愿意生二宝的原因更多是觉得孩子太孤单，想给他（她）一个亲密的伙伴。
专家提醒
要生二胎，不仅要做好充分的经济和心理准备，由于要生二宝的妈妈年龄一般偏大，孕前更需做好多方面的生理及生活准备：维持膳食平衡，合理控制体重；通过孕妇奶粉科学补充叶酸、益生菌等营养素；戒烟戒酒；远离宠物；避免暴露在环境污染中；养成合理的作息制度。
二胎怎么生？
纠结于顺or剖之间
而对于愿意生二宝的宝妈而言，最关注的两大问题莫过于：我这样的年龄是否还适合再生育？如果第一胎是剖宫产，第二胎需要注意些什么？
在医学上，超过35岁就可以称为“高龄产妇”，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所以最好在孕前接受相关评估，尤其是头胎剖宫产的妈妈，可以通过妇科三维B超来评估疤痕。同时，再次怀孕后，孕妈妈需要比头胎时更关注血压、血糖的情况，以防出现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胎儿先天异常等疾病。如果头胎选择了剖宫产，产妇的疤痕性子宫在顺产时很有可能会胀裂而发生危险，因此，很多医生和专家都不建议剖宫产妈妈二胎时选择顺产。
专家提醒
由于剖宫产分娩过程中，宝宝接触不到妈妈产道内的有益菌，造成肠道菌群定植迟缓，这种“不得已”的分娩方式很有可能为宝宝日后的成长埋下健康隐患。比如临床研究发现，没有家族过敏史的剖宫产儿，过敏风险将增加23%；如果剖宫产宝宝还有家族过敏史，过敏的风险可能增加3倍。且过敏一旦缠上宝宝，就可能在其成长的多个阶段，以不同的症状危害宝宝健康，一般来说，1岁以内的宝宝容易被湿疹困扰，3岁到7岁是哮喘的高发期，7岁后，一直到三四十岁，过敏性鼻炎都可能不时地发作。所以，如果不得已选择了剖宫产，妈妈们一定要多加防范，保护宝宝免受过敏侵害。
二胎怎么生？
纠结与纯母乳or混合喂养之间
回想第一胎的养育经历，妈妈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遗憾，比如母乳没有吃够，辅食添加太早等等。为避免重蹈当年喂养大宝的覆辙，面对二宝的喂养问题，妈妈们更要遵循科学的方式方法，让二宝更加健康、茁壮地成长。
经过第一胎的“历练”，二胎妈妈们在产后如何尽快开奶这个问题上肯定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要提醒妈妈们注意的是，坚持6个月以上的纯母乳喂养才是对宝宝最好的，因为母乳营养丰富，致敏性很低，而且母乳中富含双歧杆菌等益生菌，能够帮助宝宝建立健康的肠道菌群，促进免疫系统的发育，从而降低宝宝发生过敏的风险。尤其是选择剖宫产分娩的妈妈们，更应坚持母乳喂养，尽早帮宝宝建立起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不少初为人母的妈妈都有宝宝被湿疹困扰的经历，其实大部分新生儿过敏都是牛奶蛋白过敏引起。二胎宝宝由于遗传或剖宫产等原因，更需要在预防过敏上把好关，尤其要谨防“敏从口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