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0 11: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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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67-02
20世纪末，治理一词才逐渐为大家所了解。学术界关于治理的概念和定义是这样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一方面体现公共权力的多元化，政府，非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身都可以作为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各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协调的关系。而乡村治理界定了治理的主体和范围，很多学者对乡村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党英国把乡村治理看作一种制度和系统，涉及选拔优秀干部，变更政府行政规程、监督政府廉政建设等，是多个乡村主体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管理乡村事务的自主管理，提高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的管理体系融合多方力量对乡村进行共同治理的过程;吴克伟认为，乡村治理主要是运用公共权威对乡村社区进行组织管理，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简言之，乡村治理是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形成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引导和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增进共同利益，实现农村发展的动态过程。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对于乡村治理的定义和概念的不同解读，实质上都包含了以下的共同点：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条件，国家，政府，社会组织能够获得广大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尤其是能够吸引社会与乡村精英参与管理。第二，治理主体能够在思想上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理方式化解矛盾和危机，做出实质性的工作，构建良好的服务体系。第三，乡村治理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发展现代化农业，使占9亿人口规模的广大农村成为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而不是阻力。
二、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乡村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治理，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历来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先从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出发加以分析，试着探究新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三农问题，政府打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口号，在乡村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模式，设立村民委员会，民主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鼓励，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乡村治理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困境。
1.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缺陷。联产承包制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的主要制度，虽然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对比之下，小规模，小户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因此出现很多空心村现象，很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乡村正在被遗弃，急需发展农业现代化来弥补小规模生产的缺陷。随着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留守儿童数量多，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村资源闲置，城市拥挤，资源紧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为农村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只有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发挥农村的潜力。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农村的资源很丰富，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业发展未形成大规模产业时，政府应该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尝试，养殖业，畜牧业，零售业，旅游业等防止产业单一化，并给予指导和培训。近年来，很多乡村的旅游产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旅游产业可以带动交通运输业，饮食，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给予合理的指导和鼓励，让农民动起来，让农村活起来。
2.城乡二元现象严重。二元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若不尽快解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停滞不前，甚至中断。城市居民、发达地区居民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会引起农村居民的愤怒和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为现代化建设埋下隐患。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二元现象的重要手段，仅靠农村本身的力量来促进农村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乡村治理不应该走单纯的“以农治农”“以乡治乡”，乡村与城市在发展模式、生存习惯、生活方式，自然环境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乡村治理离不开城乡的统筹发展。城乡的统筹发展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制度支撑。统筹城乡发展，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第一，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主要指的是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简陋，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倾斜，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让农村居民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从而加强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第二，统筹城乡文教卫生事业，城市的文教卫生事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农村的文教卫生工作由于先天的薄弱更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与卫生工作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监管，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一样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农村居民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医，加深农村居民对乡村的归属感。第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收入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让农村居民能够免除后顾之忧，聚精会神搞建设。
3.乡村治理主体存在缺陷，治理资源匮乏，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单一，农村精英流失。民主建设需要重点加强，要听取多方意见，完善农村选举提拔制度，现在的农村治理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积极性低，导致农村公共事务瘫痪，乡村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齐心协力搞建设。
治理主体单一，农民民主政治素质亟待提高。很多农村中的党委书记连任很多年，农村居民对农村选举比较冷漠，参与民主建设的热情也比较低，这就使得干群之间隔膜加深，不容易团结起来干大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较低，没有自主意识，不能够较好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发挥主人翁作用。还要积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引进社会资金和管理经营体制，为乡村建设积累经验和资金。
乡村精英外流。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不是盲目夸大精英的作用，而是重申人才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贺雪峰指出，精英在农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对国家的政策有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与普通村民联系密切，所以农村精英是沟通干群关系的桥梁[2]。我们知道华西村、的乡村治理奇迹，我们在想到华西村的时候就想到了吴仁宝，的发展离不开王宏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农村社会，无论多特殊的情况，精英的角色都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农村经济状况差，农村精英流失严重，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思想的人更愿意去城市打拼，不愿意留在村里担任干部或留在村里发展，精英人群的流失是信息、知识、观念、技术的流失，如何吸引精英人群来建设乡村，减少精英人群流失，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村担任干部，即我们说的大学生村官，在部分地区有了一些影响，但具体情况与预想相差甚远，很多大学生因为农村的条件太差，只是挂名，并没有实质的工作和乡村建设的热情，村民只知有大学生村官，却不知姓名，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乡村精英急需回归。
三、乡村治理的建议和对策
在当前情况下，乡村治理的推进需要做出如下调整。
首先，最重要的是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多样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使得乡村发展可能性增多。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村民自身都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村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完善的干部选拔、培训、激励机制，从全局考虑，为村民的利益着想。村民也要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履行自己的义务，享用自身的权利，提高乡村民主建设水平;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得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可以借鉴这些组织的管理体系，以及吸收农村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未来的乡村治理将呈现由乡村主导到市场主导转换的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继联产承包制后的又一大变革[3]，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及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将有着长远的生命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对乡村产业结构进行整合和调整，提高乡村的资源利用率。农业现代化要转变只有第一产业的传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最后，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文化素质逐渐提高，产业发展刚刚开始，各方面逐渐起步的时刻，政府的指导和政策倾斜是必需的，政府应在乡村治理上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拉动作用，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以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寻找规律，在国家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乡村治理情况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各因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只能先从紧要处着手，然后逐渐铺展开来。同时寻求多个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关键词：乡村振兴；非农化发展；政策价值
非农化发展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给乡村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让农村按照农村的模样存在与建设，让农村在农村的轨道上发展与振兴的思想，更像是一种带有返归与惋惜的“理想主义”虚幻表达。从辩证角度看，非农化发展才是更加真实的存在，其为乡村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多已知或未知的社会风险。承认与辩证看待乡村社会非农化发展的客观事实，才是更加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价值有效实现的理性选择。
一、乡村非农化发展的结构特征及其多重呈现
从本质上而言，乡村非农化发展是乡村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外力影响而进行的结构化赓演的必然结果，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非农化发展都意味着农村不再是一个自为自主的社会体系，而是更加深入地嵌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系统网络中。作为社会系统网络发展的组成部分，乡村非农化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具体呈现为乡村社会、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等方面。一是乡村社会非农化发展。乡村社会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自养系统，既是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物理载体，也是乡风文明的物质基础；乡村社会非农化主要表现在生活空间非农化与乡村文化非农化。首先是生活空间非农化。一直以来，农村发展都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相联系。不管是出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考虑还是政绩考核的需要，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村庄合并、撤村并社等各种发展乡村社会的措施，意图以城市建设的科学主义与理性发展取代乡村社会的经验主义与自然发展。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却在事实上导致了乡村生活物理空间的非农化重构，标准化取代个性化，统一性替代差异性，集中性取代分散化，随之而来的还有类城市化的新的社交网络、高成本生活以及集约便利的服务。其次是乡村文化非农化。乡村文化不会停止变迁，现在的乡村文化绝对不再是传统取向、小农社会、封闭稳定意义上纯粹的地方性乡土文明，而是呈现为被放置于工业文明、小农社会化、开放失衡状态下混融的非农化发展状态。乡村文化原有的单一化、同质性特征正在被多元化、异质性特点所替代。原有的传统文化价值依然产生影响，继替的文化非农化变迁正在发挥新的价值影响。乡村文化非农化发展使乡村文化以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两种形态共同塑造着乡村社会矛盾的价值观念。这就是孟德拉斯所谓“文明的冲突”。显然，乡村文化非农化是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和考量的基本事实。二是农业生产非农化发展。在现代资本主导与市场竞争条件下，农业作为弱质产业部门，从传统小农状态走向现代化主要通过各国的农业保护制度与非农化发展，这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事实与必然趋势。其中，农业非农化发展主要是指农业劳动力、农业土地与农业资本等农业生产要素的非农化。首先是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现代社会流动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让固乡守土的传统意义的农业劳动力即农民进入城市，实现非农化就业，农民的多元分化甚至让“谁来种地”成为世纪之问。总体而言，除了原有的留守农民，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还有租地农户、返乡农民、种粮大户、各类农业资本公司等。无论谁来种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非农化都已是客观事实，即使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农民家户，也是非单纯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兼业农。显然，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已经开始改变农业生产结构与生产关系。其次是农业土地非农化。土地具有非再生性，因此为了“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我国执行了最为严格的耕地红线制度以保证农业生产。不过，正常经营条件下，占用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农业用地是常识，也是共识。这样既能创造就业容纳转移农村劳动力，又能创造财富与税收，这种比较效益结构是土地非农化使用的根本动力。在此动力驱使下，城镇化与乡村社区建设“征地”、资本下乡“租地”等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农业用地被非农化使用。最后是农业资本非农化。从历史角度而言，农业生产剩余主要被体制性地转化为城市与工业资本。目前国家资本通过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被有计划地投入农业并沉淀为农业资本。不过，从事农业生产带来的温饱有余、富足不够的事实与经济理性的指引，让农民不会跟随国家战略，而是更愿意把自身积累资金投向非农产业。在利润增值的理性支配下，下乡资本从事农业生产要么是农业搭台、政治唱戏，追求政策红利，要么是将农业生产引向更能产生利润的品类与行业。个体与资本的理性行动无可厚非，却在事实上造成农业资本非农化发展的外部性结果。三是农民生活非农化发展。“农民”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主要有阶级、制度与职业三重理解，农民现代化是农民适应“传统—现代”发展模式的角色转换、职业转换、身份转换。正是这三重转换形塑着农民非农化的生存状态。农民非农化生存是农民适应现代化发展，获取生活资料的个体能动性与生存理性的本质表现，主要表现为就业、收入、生活的非农化。在就业与收入的非农化方面，农民就业形式已完全超脱传统农业领域，呈现为兼业化，非正规就业、非正式就业等特征。在特定国情下，“农民工”称谓正是农民就业非农化最好的现实注解，多种职业、多项技能几乎是每个农民必备的生存条件。就业非农化直接带来农民收入非农化，数据表明，单纯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逐年减少，非农化职业收入是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与保障。收入增加带来消费能力提高，直接将农民的传统生活带入非农化状态，生活方式、生活内容超越传统范围，开始与市场主导的城市生活接轨。总之，农民群体偏重保守、重视伦理的传统性格正在被非农化改变或取代。
二、乡村非农化发展的双向效应及其政策意指
一是乡村非农化发展的双向效应。乡村社会非农化发展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具有多层面的连锁性特点。总体而言，这种影响可从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两方面解析。首先是乡村非农化发展的多重积极效应。非农化发展促进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积极转变，成为有效解决人地矛盾的主要途径；专业、合作、网络等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着分散、单一的传统家户农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与销售方式；竞争、开放等市场观念取代封闭、保守等农耕思想，正在成为塑造“现代农民”的观念要素。其次是乡村非农化发展带来的消极效应。非农化发展造成乡村社会基于伦理传统的社会契约开始失效，既有的社会治理网络与安全基础遭到破坏。长期发展而言，这是乡村现代化发展与进步的必然破旧阶段，而短期却必然造成乡村社会资本的快速流失。孝养文化、互助网络的约束力逐步减弱造成社会价值失准；农业生产要素流失，土地成为资本下乡赚取政策红利的猎品；农民被标签化为落后主体挤出农业生产；农民本体性价值被社会性价值替代，攀比消费、低俗文化流行导致社会关系失衡。二是乡村非农化发展的政策意指。乡村非农化发展的社会事实与双重效应表明，辩证看待非农化发展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政策价值。其关键在于如何让非农化发展更恰当地嵌入既有的乡村社会结构，促进农村农业现代化，通过外在政策力量引导非农化发展的积极效应发挥并限制消极作用的成长。具体而言，乡村非农化发展至少给乡村振兴战略带来三方面的政策意指。首先是党建引领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为了重构国家与乡村的制度性联系，重新整合与凝聚各类乡村社会主体力量，实现乡村共同体的“共建共享共治”。通过共同体建设形塑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适应性机制，不仅能有效吸纳非农化发展带来的新的规则、组织等资源要素，而且能增强乡村社会应对社会资本流失与社会结构解组等负面效应的行动能力。“党建引领”一方面是保证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方向，更重要的是实现党的社会的有力发挥，即由党的建设出发型塑政党服务农村与农民的生活性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的能力，使之成为推动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力量和乡村非农化发展回应机制建设的支柱力量。其次是推动乡村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创新发展。乡村文化振兴至少需要重视“三个结合”，即增进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主体文化体验与表达的有效结合，实现各类文化主体能够动员与愿意参与的有效对接；促进乡村文化组织建设与移风易俗的有效结合，缓解乡村文化凋敝造成的种种弊病，提高乡村社会生活的文化质量；标准化的公共文化建设要与地方文化、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尊重并引领地方文化自主创新，实现政府提供的与乡村需要的之间的有效对接。乡村文化振兴能有效引领、吸纳非农化发展带来的文化要素及其正面功效。最后是推动农业生产的“再组织化”，增强农村集体能力。市场经济重塑下的乡村经济不可能重新回到政治规制的集体经济，但是没有新的集体化、组织化的链接机制，分散化的小农经济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市场发展的竞争，这导致进入乡村社会的非农化发展要素如技术、资金等，要么成为强势资本剥夺弱势农民的工具，成为无序竞争、不当竞争的来源；要么无法与农村社会的土地、劳动力等原材料有效结合，形成新的农业生产动能。因此，关键在于推动农业生产体系建设，实现农业生产的“再组织化”，增强农民生产的自主能力，进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力量。农业生产“再组织化”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联结机制的建设，即建设协作机制，挖掘传统互助与现代合作社的内在优势，实现分散小农的组织化；建设服务机制，形成服务农业全过程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组织化的服务实现一体化的农业生产；建设规制机制，规范新的资本力量在农业领域的市场行为，保护家户小农的权利不受资本剥夺。这样通过“再组织化”方式为非农化发展资源建立有序进入农业生产的规范渠道，使之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要素。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社，2005年版.
关键词：乡村治理；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ascenda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cademics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mode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obtained some valuable result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d mostly below normal. From the tren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villages， but also to focus o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summary
自20世纪20年代起，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在我国陆续面世。1998年，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学者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随着该理论在乡村管理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学术研究也愈来愈深入，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权力配置方式、治理目的以及治理过程等4个方面[1]。
1 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观点
1.1 乡村治理内涵
在治理主体方面，赵树凯[2]认为，乡村治理中多种主体参与，通过协商谈判等方式来解决分歧，实现共同治理。郭正林[3]提出，乡村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乡镇的党委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以及村委会等村级组织和各种民间团体。在乡村治理目标上，贺雪峰[1]认为“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其中“有序发展”也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徐勇指出进行现代化乡村建设是治理的目标。
1.2 乡村治理机制
由于公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腐败问题日益严重。陈力予等[4]提出户代表会议制度，以户为单位，成立村民小组会议，协商、监督村务。王朋琦等[5]指出新农村建设在操作机制上要走出传统误区，禁用“指标摊派”的方法，慎用“试点推广”的方式，避免“典型激励”的惯性，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难方面，张恒利[6]提出要重建农村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机制[6]。针对当前村民选举非理性投票过多，精英政治受到阻碍的现象，盛义龙[7]提出选举机制要与乡村治理保持整体一致性，特别需要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结合。
1.3 乡村治理模式
陈洪生[8]以村民自治实施效果为出发点，通过对影响社会自主性的发育与发展的4个基础性条件――经济发展、利益分化、公民素质以及政府控制和主导社会力量的程度的分析，提出了自觉自治乡村治理模式。龙立军[9]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建设为例，提出构建可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将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设之中，并使其机制化，使得乡村的发展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化。王海侠等[10]通过对江西分宜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提出从“党建+村民自治”的角度来进行治理探索，以党建强化乡村治理的思路的分宜模式，运用“党建+”理念，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民自治水平。阎占定等[11]提出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郐艳丽[12]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提出了“农民置上”的本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始终作为受益和实施建设的主体，其政策效果具有扩散效应。
1.4 乡村治理路径
张继兰[13]认为可以通过完善协商互动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等路径来解决乡村社会自主性缺乏、乡村组织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周朗生[14]择取较有代表性的云南乡村治理为考察对象，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完善乡村的治理结构和切实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路径开展乡村治理。唐绍洪等[15]提出在现有的基础上对各决策主体进行权力关系界定，走多元化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道路。赵艳霞等[16]在调查唐山农村新民居建设后，提出乡村治理的成功路径是开展新民居建设。兰海洋[17]认为当前要实现中国乡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径：一是优化治理结构，政治生态和谐化；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三是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
2 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基层民主建设滞后
因乡镇基层民主建设的滞后性导致很难有效推进村民自治的民主化进程。在王华[18]看来，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现象严重。贿选、不合理决策与管理现象屡有发生。高宝琴[19]提出当前村民自治组织长期缺乏有效组织形态，是治理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欧阳雪梅等[20]认为基层政府缺少民主素质教育，致使村民主人翁意识不强，从而导致村民自治能力不强。
2.2 乡村治理主体混乱，机构权利分工不明
欧阳雪梅等[20]认为由于治理权力配置不明，一方面导致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在权力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与村民在管理上的冲突，影响了治理目标的实现。郑红娥等[21]提出，国家行政权和村庄自治权的冲突是目前乡村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在钟涨宝[22]眼里，缺乏合理有效的机构、人员改革是乡村治理面对的困境之一。
2.3 乡村债务问题突出，农民生活不够宽裕
在李文政[23]看来，乡村治理面对的困难不仅是管理及文化教育上的缺陷，经济发展落后与农民积贫积弱问题同样严重。赵艳霞等[24]提出乡村治理的制约条件包括民主化的现实制约、法律制约和经济制约。袁金辉[25]认为目前乡村仍受到小农经济的束缚，收入低，债务多。钟宜[26]提出因财政经费短缺，乡镇为发展只得过度干预村庄事务。同时基层政权缺少财政来源，村、乡两级财政缺口过大，故造成当今治理困境。
2.4 其他方面
刘勇[27]认为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村民政治素质不齐。当利益受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及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时，越级上访、申诉或暴力对抗等就容易成为他们维权的工具，这严重破坏了乡村治理的政治环境。陈柏峰等[28]认为灰色势力是治理乡村的一个恶疾。
3 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
3.1 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
李文政[23]觉得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组建公共服务体系，重视村民自治，发挥村委会作用是治理乡村的路径之一。张志英[29]认为进行新农村建设需加强村民自治、大力发展创新村民组织。李莉等[30]提出乡村治理的关键是两个尊重：一是尊重村民意愿，二是尊重村民自主性。
3.2 加强乡镇制度建设，加快服务型步伐
在马宝成[31]看来，完善乡村治理一方面需要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强建设现代化村庄。韩冰[32]提出解决当前问题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完善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有关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大力发展村民组织，建设现代化乡村。陈双鹏[33]认为减少治理危机出现的方法有改革基层组织，特别是乡镇政府；建立村民参与政治的合理机制，动员建立村民组织。
3.3 提高村民民主素质，加强政治文化学习
张晓忠等[34]认为要在尊重村民权利和自由、保障村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组织化水平。刘勇[27]认为村民非理性化的利益诉求方式影响了和谐的政治环境。因此需要对村民开展政治参与培训，推动村民合法合理参与政治生活，为乡村政治和谐化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欧阳雪梅等[20]认为开展村民意识教育是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之一。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乡村治理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不少学者研究了乡村治理的内涵、机制、模式、路径，分析了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和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等。从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实证研究更是鲜见。从趋势看，不但要重视乡村的理论研究，更要注重对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对个案经验的总结；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尤其是运用数理模型和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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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乡村治理模式;行政管理;转变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109-04
我国的乡村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及市场化的逐步推进,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转变乡村治理模式已成为乡村发展繁荣的当务之急。笔者不辞浅陋,现对此问题略陈管见。
一、新形势下我国乡村治理模式面临转型的迫切任务
我国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镇、村社实行乡绅自治、宗族自治。这种乡村治理模式适应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模式的需要,成本低而且高效。建国后,出于建立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目的,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政社合一、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具有优势,在修建农田水利设施、整修田地、修建道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乡村居民的自主性、创造性却受到了极大限制,严重影响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村经济体制经过改革,由乡镇政权代替,确立了家庭联合生产的承包责任制,建立了明确的产权制度和集体所有、共同发展的合作制。在此过程中,乡镇政府成为我国的基层行政机关,乡以下则用村委会和村民小组代替了时期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实行村民自治。这种乡村治理模式基本适应乡村主要进行农业生产的乡村情状,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及市场化的逐步推进,乡村不仅已与城市结成密切相关的共同体,而且本身也日益城镇化,传统农业的地位日益降低,现代农业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迅速推进,从事工商业的人越来越多,已成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成为乡镇经济的主要支柱。这种状况使得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适应,面临转型的迫切需要,一方面需完善乡村管理体制,另一方面需积极培育乡村各种社会组织。
近年来,我国乡村经济结构以及它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尤其一些乡村办起了企业,而且办得有声有色,几乎成为乡村经济的主体。如我国广东省的乡镇企业的总收入已超出一千亿元,大约是乡镇总产值的60%。要使乡镇企业能够快速发展,就得保障企业受到乡镇权力机构的扶持,切实得到政权机构的服务。那么为保障乡镇企业能够更快更好的全面发展,促使其走向大城市,甚至走向世界,那自然就得全面完善我国的乡村管理体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农业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由农民自主创办的专业技术协会产生了。这些技术协会以科技为导向,以各个院系、科研机构以及科技学会为支柱,以科技人员、农民技术员为领头人,有力推动了乡镇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我国农民根据市场发展的需求,借助商品的生产与销售,创办了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服务组织,使科技、资金和资源等多方面的生产要素得到了充分利用。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在发展中不断进步,很多农业协会都进行了跨地区、跨行业的重组,逐渐实现了联合发展。这些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也需要乡村治理模式的进一步转型。
二、当前我国的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网络向农村的逐渐普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明显加速、社会中介和服务组织的不断发育及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我国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普遍不能适应,使得党的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实施,并影响了当地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我国乡镇政府管理体制明显存在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端,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当今乡村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二是乡村社会组织发育不足,无法有效填补乡镇政府功能的不足,也不能形成合力以有效抵御市场风险、增强谈判能力。就我国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而论,尽管在不断改革、完善,但仍不能满足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难以调动职员积极工作、承担职责和协调配合
我国乡镇一级政府管辖的区域比较广泛,但对其管理的只是县级政府,这就不能建立完善的乡镇行政机构,不能促使责任、权利的统一管理。机构比较臃肿,机构人员不能很好地服务人民、贡献社会,不少乡镇政府干部基本都是在混日子。各政府机构、职员职责界定不清,部分事业单位总是依靠业务主管部门行事,财政拨款基本成为经费的唯一来源。这些情况导致了相当多的乡镇干部、职员、机关缺乏竞争和服务意识,不能承担起相应的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
(二)财政体制不完善,乡镇债务负担沉重
我国乡镇政府有很大的债务负担,2010年,乡镇的财政负债总额达到两千多亿。全国总共有五万多个乡镇,它们平均负债400万元。这些债务往往来源于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个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这是由于,单位在招人时,不是从超编单位选进人才,而是从下级机关招人,或是进行公开招考,造成缺编单位逐渐满编,而超编单位的超编人员却无法裁减。同时财政体制也不完善。我国乡镇政府在偿还债务时主要是通过向人民群众收取费用,但是由于改革的推进,向人民收取费用得到限制,一些收费被取消,使得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缺乏稳定的来源,偿债能力降低,乡镇债务负担自然更加沉重。
[关键词]农村低保 乡村治理 社会和谐 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2-0006-01
1.农村低保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
1.1什么是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运用于乡村研究中产生的一个新的分析概念。徐勇教授认为乡村治理就是公共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亦即使，乡村政府和其他性质不同的村级组织向乡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和自主发展。在乡村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内容和治理效果等方面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具体我国乡村治理的情况主要表现为：首先是以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为主体的治理结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为核心内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共同管理乡村社会。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群体，这种“面对面”的人情制约和“人言可畏”的压力对农村社会具有很大的控制力，使得长久积累的村规民约也成为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另外，还有保障乡村社会的安全与秩序，组织建设乡村社会的教育、医疗等事业，以及引导农民建立生产和互助组织等综合性的治理活动。
1.2农村低保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农村低保”，是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准的农村困难群众，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差额补助的制度。该制度作为一种扶贫路径的新创新，在农村特困群众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农村居民。农村低保的建立主要以地方人民政府为主，实行属地管理，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助。在实际践行中，农村低保制度作为―种配置型资源，使村组干部可变通式地将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转化为一种新治理手段纳入乡政府的治理范围。农村低保在保障贫困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困难群众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不致因为无法谋生而出现行为越轨，缓解了社会压力。温饱问题的解决也为迈向小康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确立建立了平台。从法律意义上看，通过保障陷入困难的农民群众的生活，就保障了农民的生存权等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乡村社会稳定，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农村低保实施的问题分析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农村低保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当前，我国农民仍占大多数，农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和补差额f，示准远远落后于城市，与相对成熟的城市低保相比仍处于扩大覆盖范围的阶段。这些有待完善的问题阻碍了农村低保功能的正常发挥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农村低保工作管理失范。在实施中行政性强、效率低下、缺乏监督、管理粗放、工作透明度有待提高。乡村治理仍然是由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乡镇政府并不能了解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低保名额的确定主要由熟悉乡村情况的村委干部来完成，而村级干部在具体执行中受乡镇政府约束少，农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偏低，信息不对称，因而容易发生主体越位的现象。当前，我国县级以下的民政部门只设立了少量的低保科，办公手段滞后，缺乏专门部门和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由于农民的一些实际实物收入不易货币化，且农作物等受外界影响较大，且一些困难群众外出务工的临时收入也难以评定，村干部在衡量时具有很大的随意陛。另外，那些流入城市的农民也没能被覆盖在保障范围之内。其次，低保制度方面缺乏统一立法和专门性的规范农村低保工作的文件，只有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建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各地具体执行和出台的政策又缺乏权威性和法律依据。这是执行程序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
3.政策建议与农村低保发展前景
【关键词】《朝阳沟》 乡村 伦理
诞生于1958年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无疑已经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个经典。《朝阳沟》作为经典文本的重要表现在于,它历时近半个世纪,一直在舞台上常演不衰,深受中原乃至京城等各地观众的广泛热爱,从而在学界不断理性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将诸如“中国戏曲现代戏突出贡献奖”等多种崇高荣誉尽收囊中。作为“”期间“跃进”的典型产物,《朝阳沟》烙印荒谬时代的特殊徽章,却不像同时期产生的大量其它戏剧作品一样灰飞烟灭于岁月的尘埃,反而投合了不同现实语境中人们的真切喜好,这不能不算是戏剧史上一个有待深究的谜。文本的细读使我们发现,《朝阳沟》内部的话语表述复杂而非单一。正是文本意义丛生的实质成就《朝阳沟》戏曲现代戏接受史上令人惊叹的现象。本文试图从三个部分对这一奇异现象做出一种解释。
一、伦理与政治的合奏
文本的政治寓意不辩自明。《朝阳沟》创作其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火热展开。《朝阳沟》的剧作者杨兰春捕捉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这一重大主题,让到城市上学的农民栓保毕业后“回乡”生产,让银环和李桂兰等城市青年“下乡”劳动。文本歌颂了青年们对意识形态指令的热情响应,同时显然也美化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张扬了支撑这场运动、并为这场运动推波助澜的价值理念。“总路线光芒万丈”、“一日千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语言在文本中俯拾即是,强烈的意识形态气息不断扑面而来。
偕同文本的政治叙事前行的是伦理叙事,概言之,是婚恋叙事。银环下乡到朝阳沟,“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二来和栓保家又有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戏剧首场中的那一张照片是重要的舞台道具,照片的被“撕”、被“扔”等都说明银环与栓保俩人的爱情婚姻与政治理想合而为一。坚持爱情婚姻意味着坚持政治理想,而放弃政治理想则意味着放弃爱情婚姻。于是,“下乡”,不仅是银环实现政治理想的唯一途径,也是银环追求爱情婚姻的必要做法,银环因此紧随栓保奔向朝阳沟。
“翻过一架山来,走过一道洼”,朝阳沟里等候着迎接银环的栓保家质朴、温暖,洋溢着勃勃朝气。展现在银环面前的是一派生动活泼的乡村家庭日常人伦图景:栓保爹勤勉能干、栓保娘善良可亲、小妹巧真天真可爱、二大娘等邻里乡亲友好和气。栓保一家盼媳妇的热切情景,银环妈与众人的矛盾冲突等等诸多情节、场面都充满着家庭伦理的盎然意趣。可以说,银环的背叛城市家庭,同栓保赶往朝阳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富家小姐定情贫贱公子并私奔的况味,从而契合了长期浸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观众的伦理诉求。同时,银环的“离家出走”,追求政治理想自主和爱情婚姻自由,又必然与启蒙话语熏陶下观众的理性与情感期许不谋而合 。
政治叙事与伦理叙事就这样两相交织在《朝阳沟》文本中。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后者,鼓荡起观众对《朝阳沟》的高涨热情。众所周知,杨兰春创作的主要资源是他1957年在河南省登封县大冶乡曹村的生活。与那里的农民朝夕相处,农村、农民给杨兰春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这样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人物深切认识的基础上,杨兰春又联系到当时“上山下乡”的社会热潮,完成了《朝阳沟》。创作的这种实际情况正也说明,文本能够取胜的是建基于作者熟识的生活和人物的伦理叙事,而绝非政治叙事。
二、乡村意象的双重性
与银环所由来的城市相对应,朝阳沟是一个普通的乡村。这个乡村在银环妈的描绘中与城市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朝阳沟,路不平,山又高,沟又深,多见石头少见人,在那里出气也不匀。男女老少不讲理,个个都是楞头青”。在银环妈看来,朝阳沟,作为地理空间的乡村,贫穷、落后;作为人文空间的乡村,又蛮横、狭隘。总之,处于未开化的状态,尤其不适合于安家落户,“住下,我怕狼吃了我咧”。作为剧中最应该接受思想观念改造的顽固人物,银环妈对朝阳沟面貌的传达显然被宣告为无效,甚至是对朝阳沟面貌的极端扭曲。文本极力呈现出另一个真实的乡村形象,它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都充满诗情画意。更重要的是,这个诗情画意的乡村并没有像在同时期其它文本里那样虚夸地繁荣,从而透支人们对乡村的可能期望和祝福,而是入情入理,毫不夸张。有意思的在于,这个充分诗化了的乡村一方面迎合了人们从中国传统文学里获取的对乡村的一种固执的美好想象,一方面也代表了现代化的主导话语许给乡村的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也就是说,朝阳沟,作为乡村意象,同时承载了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意义。
文本一再通过舞台布景、人物唱词等各种不同的手段展现了乡村的优美风光。“沟套沟来山连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这架山好象狮子滚绣球,那道岭丹凤朝阳两翅扇。清凌凌一股水春夏不断,往上看通到跌水岩,好象珍珠倒卷帘。满坡的野花一片又一片,梯田层层山腰缠。小野兔东蹦西跑穿山跳涧,这又是什么鸟点头叫唤。”“花红梨果像蒜辫把树枝压弯,油菜花随风摆蝴蝶飞舞,庄稼苗绿油油好象绒毡。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诸如此类的唱段脍炙人口,早已传唱于大江南北。文本同时当然也展现了乡村民风淳朴的文化景观。
这种物质和文化双重层面上的乡村对我们来说绝不陌生。作为农耕文明重要的表述产物,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浩如烟海的田园山水诗早已为我们构设了这样的乡村形象。譬如:“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这样的乡村,人与自然、人与人形成了无比和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朝阳沟这个乡村意象是非常传统的。然而,正是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同时构成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与主流意识形态据有的庙堂相对应,作为“独善其身”的地理的和精神的坚实场域,乡村这一次却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划范畴,架构起现代化的乌托邦。主流意识形态为乡村描绘的现代化蓝图在《朝阳沟》里也已经内化为朝阳沟乡民对未来“美丽新世界”的信心,以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信念。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意义就这样在朝阳沟这个乡村意象上神奇遇合。
然而,事实上,自从现代化的理论系统从西方旅行到中国来后,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这两组二元对立话语便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从而乡村作为传统庞大的发源地,与现代两相抗衡。在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已经彻底沦落为“他者”,成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沉重负累。田园山水的乡村掩藏不住自身贫瘠、困苦的经济基础的虚弱性,以及愚昧、落后的价值观念的虚伪性。我们可以在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里看到他对这种乡村中国深刻、犀利、无情又绝望的批判。而在《朝阳沟》里,乡村意象却揉合起传统与现代的两种意义。传统与现代在当其时的文学世界里,及至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开始了中国百年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蜜月。
《朝阳沟》写作其时,主流意识形态对乡村现代化的构想也许只是为了掩饰城市不堪猛增的劳动力重负的严重危机。主流意识形态有必要描绘一个乌托邦来推行“上山下乡”策略,从而缓解城市,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困境。总之,这个乌托邦很快轰然倒塌,留给许多人的是被激情燃烧而伤痕累累的青春记忆。
三、戏曲美学元素的多样化
1958年3月20日,《朝阳沟》由河南豫剧三团首演于郑州,此后近半个世纪间,多次赴京晋演,均引起轰动。《朝阳沟》已然被视为豫剧甚至戏曲现代戏的一座重要丰碑,在一定程度上启示和指导着戏曲现代戏的发展方向。与小说、诗歌等其它文学作品不同,作为戏曲艺术,《朝阳沟》是在杨兰春文学剧本的基础上,综合表演、音乐、舞美等多种成分共同创作完成。艺术本体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艺术欣赏的独特性。《朝阳沟》多样化的美学元素为它的被接受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中国戏曲欣赏方式的特殊性昭示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叙事艺术的认识角度出发去理解、探究戏曲的接受现象。唱念做打的艺术美学光辉甚至常常会掩盖文本思想、内容上的缺憾。也正因此,从建国开始,传统剧目的禁、演之争一直还未尘埃落定。某些思想、内容上不入主流意识形态法眼的传统剧目,却可能凝聚着戏曲表演艺术的精华,承载巨大的承传价值。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样板戏等所谓红色经典重新流行的文化现象。甘阳分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的歌唱《红太阳》等革命歌曲的“热”时说,在歌者“漫不经心”的演唱过程中,“原有意义秩序由于无法粘着于特定表达符号而被不断‘空洞化’、无意义化,而歌词符号由于不再指示原有意义秩序也就成了无所依附的‘虚衍物’”,“正是在这意义秩序不断空洞化、意指符号不断虚衍化的过程中,唱者和听者的感觉方式和表达结构从意义形态的重负下解放了出来,变得日益‘轻松化’、‘愉悦化’,无拘无束化”。因此,“对于那些听见几首歌会联想到‘老毛阴魂不散’、‘民主意识太差’,甚至‘中国文化传统’的高明评论家,大陆喜欢‘唱唱、玩玩’的民众多半会哄堂大笑,答曰:‘甭再跟我玩深沉!’”同样,今天,样板戏的爱好者,也往往剥离了文本的意义负载,更多的是在娱乐追求中对样板戏的音乐等艺术层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戴锦华就记述过一段她和学生同时被样板戏无比“现代”的音乐等艺术表现所震撼的经历。
五十年,只是经典所必将穿行而过的时光隧道的小小一截。作为屈指可数的“中国戏曲现代戏优秀保留剧目”之一,被称为“是供不断深入开掘的文化宝藏”,《朝阳沟》的确值得研究探讨。不管是要理性认识“戏曲现代戏”,还是要充分理解“戏曲现代戏”所体现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朝阳沟》都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言说文本。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对《朝阳沟》引发的戏曲接受史上“特异存在”的分析,还仅仅是关注“戏曲现代戏”,探究其后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的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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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及时拟定了《县发展和改革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平安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主要内容及责任分工
成立了县发展和改革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股室要充分认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支持社会治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支持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政治责任。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系会议办公室工作要求
及时指导县委编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县总工会统一代码问题数据纠错工作。
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开工作
9月，我县在州信用体系建设平台规范填报行政许可（法人）3条、行政处罚（自然人）15条。今年来累计填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622条。
四是评定县级信用村、县级信用户
一、依法履职，农经任务获得了新发展
近几年来，各级农经部分在党委当局的指导下，适应农业和乡村经济开展的新要求，与时俱进，开辟立异，仔细履职，任务成果明显，为乡村变革和开展做出了积极奉献。重点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任务。
(一)依法增强乡村地盘承包及流转治理。近几年来，各级当局及营业主管部分仔细贯彻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地盘承包法》和《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地盘承包法>施行方法》，并接踵出台了一系列标准地盘流转、妥帖处理地盘承包胶葛、不变完美地盘承包关系的标准性文件，完成了从依托行政敕令向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改变。经过起劲，地盘承担保理程度分明进步，全省乡村地盘承包合同签署率达96.27%；乡村地盘承包胶葛获得妥帖调处，化矛盾于底层，据我厅查询计算，本年上半年，全省发作地盘承包胶葛32029件，经过调停处置29570件，仲裁处置157件；乡村地盘流转获得推进，全省地盘流转总面积达806万亩，个中耕地67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1.35%。金堂、双流引见了很好的经历，遂宁的蓬溪、射洪获得了很好的理论结果。
(二)具体维护农人正当权益。近几年来，从标准农人担负治理，到乡村税费变革再到具体作废农业税，中心出台了一系列优农惠农政策，全省农人人均担负由2000年的124元下降到2002年的75元，再到2007年的49.9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获得落实，已有五年没有呈现因农人担负过重激发的恶性事情。为顺应乡村情势转变，依照中心和省委、省当局的一致摆设，把农人担负监管重点实时转向涉农收费，并将地盘征用、惠农政策落实等归入任务日程，拓宽了监管面。涉农收费价钱公示制、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准则、农人权益义务监视卡准则，以及担负监测、告发、反省监视、案件查处等日常监控制度逐渐完美，完成了监视治理任务标准化和准则化，农人正当权益获得有用维护。三台县以前的农人担负是比拟重的，经过构建减负长效机制，获得很好结果，资料曾经发给人人。总之，各级农经部分以对党和人民高度担任的立场，积极参加和推进乡村税费变革等乡村综合变革，为乡村经济开展和乡村社会不变，做出了应有的奉献。
(三)乡村集体资产和财政治理标准化建立稳步推进。近几年来，制订完美了财政、资产、审计等方面的规章，指点集体经济组织树立健全治理准则，使村社财政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乡村集体财政和资产治理标准化建立正在稳步推进。上一年底计算，全省50767个村中，有村组管帐人员51209名，个中获得《管帐证》的22265名，占43.8%。执行管帐集中办公的乡镇1518个，占33.7%，触及16579个村；执行管帐委派的乡镇231个，占5.1%，触及2545个村；执行管帐托付署理的乡镇1632个，占36.2%，触及19892个村。
(四)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指点任务逐渐增强。多年来，省委、省当局高度注重，有力地推进了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的开展。各级农经部分在家庭承包运营准则不不坚定的根底上，本着“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准则，克制坚苦，遍及加大了任务指点力度。截止2007岁尾，全省共有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10593个，成员到达515.21万名，带动农户530.75万户。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中，农人专业协作社4427个，个中曾经执行农产物出产质量规范的协作社2012个，树立了农产物质量平安追溯准则的协作社237个，注册了商标的专业协作社422个，经过无公害农产物、绿色食物、有机食物等各类农产物质量认证的专业协作社3697个。2007年，专业协作组织一致发卖农产物73.33亿元，一致购置农业出产投入品31.41亿元，固定资产净值累计到达11.92亿元。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已成为我省开展农业和乡村经济的一支主要重生力气，有力地推进了农业财产化运营和乡村经济的开展。在专合组织开展方面，乐山市起步早，开展较标准，成效明显。
二、顺应情势，充沛看法农经任务面对的新要求
跟着乡村变革和开展的纵深推进，乡村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时展现。一是开展现代农业对农经任务提出新要求。现代农业的特征是商品化，偏向是集约化，目的是财产化。要顺应开展现代农业的需求，就要不时立异与之相顺应的农业出产运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因而，促进乡村地盘流转、开展适度规划运营，加速开展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进步农业出产组织化水平，是新期间农经任务的重点。二是农人权益维护日益紧迫。跟着城市化、工业化历程的加速，占用农人集体地盘、乡村生齿迁入城镇、乡村社会融入城市历程不成逃避；根本农田维护、被征地农人的权益维护和社会保证等问题，成为各级指导关切、社会各界存眷、广阔农人关怀的大事。三是减轻农人担负机制需求进一步健全和完美。单个当地指导对减负任务的长时间性、复杂性和艰难性看法缺乏，思维有所涣散；在城乡统筹开展进程中，当地求开展的要求过于急迫，一些根底性工程如新村规划、旧村革新、兴办公益事业等都需求很多投入，农人担负呈反弹趋向。四是农经部分本身建立需求增强。从全省的状况看，有的当地农经机构被撤并、农经步队被减弱、农经本能机能被弱化。截止2007岁尾,共有县、乡农经机构3369个，但不少是虚设。县级农经人员1545人，乡镇8068人（个中约60%是兼职）,均匀每个乡镇1.82人；按岗亭性质分，事业人员7808人、占96%，公事员175人、占2.2%，其他85人、占1.8%。从各地反应和我们查询的状况看，除了少量乡镇当局设置农经岗亭，录用一些公事员从事农经任务外，大都乡镇的农经干部在乡镇事业单元的公益性效劳本能机能岗亭竞争中保存了事业编制，兼职从事农经营业任务，这就形成农经任务依法行政、履职坚苦的场面。
农经任务在面对诸多问题的还，也面对新的课题。省委九届四次全会提出加速开展义务，将农业现代化作为“三化”思绪之一。奇葆书记和巨峰省长对农业开展定位提出了明白要求，就是要在确保粮食平安的前提下，鼎力开展特征效益农业，推进农业财产化，构建现代农业系统。要开展现代化农业，没有地盘流转、集中，规划化运营就是空论，各级农业部分，尤其是农经部分要在开展现代化进程中，解放思维，改变观念，不时探究立异地盘流转、集中的新形式，不时总结完美农人专业协作社开展的经历，为农业现代化开展供应政策支撑。
三、克意进步，推进农经任务迈上新台阶
在新情势下做好农经任务，推进农经任务迈上新台阶，必需解放思维，克意进步，科学掌握农经任务面对的新要求，准确处置好五个关系：一是处置好不变与变革立异的关系。不变是根底，是确保广阔农人群众好处的根本前提，是顺畅完成各项农经任务义务的需要前提。农经任务一直与乡村的不变和变革立异严密联络在一同，跟着工业化、城镇化历程的加速，我国社会构造发作了严重转变，处理分歧好处群体之间的矛盾，构建乡村调和社会，促进农业和乡村开展，成为农经任务的主要内容。二是处置好维护农人权益与开展出产的关系。维护农人权益和开展出产实质上是一致的，必需统筹。只要出产开展了，才干为增收打下坚实的物质根底；只要收入添加了，才干从基本上调动农人的积极性，完成广阔农人群众的久远好处和权益。三是处置好律例政策建立和贯彻落实的关系。乡村变革的深化和乡村经济的开展要求我们必需要注重法制建立。近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地盘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人专业协作社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地盘承包法>施行方法》等司法和配套律例接踵出台，乡村运营治理的各项任务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格式正在逐渐构成。我们要把精神更多地投入到抓贯彻、抓落实上来。四是处置好治理和效劳的关系。中心提出扎扎实实推进效劳型当局建立，把公共效劳和社会治理放在愈加主要的地位。农经部分切近底层，切近农人，要依照中心的要求，起劲完成治理与效劳有机连系，在依法抓好治理的根底上展开效劳，在效劳中施行治理，经过效劳强化治理，在立异治理中提拔效劳。五是处置好本身建立与增强部分共同的关系。农经任务眉目多、义务重、责任大。我们必然要摒弃传统观念的局限，加强大局认识、立异认识，审时度势，在抓本身建立的还，本着有利于维护农人群众的权益、有利于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农经任务开展的准则，积极自动地增强与有关部分的协调、沟通、共同，经过树立诸如“联席会议准则”、“结合发文”、“结合反省”等互动共同任务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好农经任务。
(一)以完美乡村地盘承包关系为中心，立异地盘流起色制，开展地盘适度规划运营。要实在完美地盘延包后续任务，加速推进承包运营权证的发放，树立健全地盘承包运营权注销准则，增强地盘承包档案标准治理。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积极探究地盘承包运营权流转新机制。指导农人以地盘承包运营权入股组建协作社，协作社自立运营或流转给专业化出产企业、业主集中运营，完成地盘的规划化、集约化、专业化出产，不时提拔地盘收益和经济效益。金堂县转龙镇的“大、小集中”形式值得借鉴，其做法首要是以地盘承包运营权入股，组建地盘股份协作社，执行“按股分红、一致运营”的方法，施行地盘运营“大集中”，当前，该镇已引入龙腾、金福、金辉公司等农业财产化企业在仙人桥等村流转2200余亩地盘，成片开展蚕桑1000余亩，开展桑园鸡1200余亩，带动农户新种桑3000多亩，估计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按照协商互利的准则，由镇、村、组牵头对局部农户承包地盘按规划运营趋向交换重组，变零散涣散为相对集中，施行地盘运营“小集中”，该镇仁和村8组施行地盘交换重组，把本来295块旱地酿成了目前的27块，由本来的83块稻田酿成了目前的27块，新增耕地1.8亩，引进业主开展以蚕桑为主的种养殖业及林下综合开拓200亩，带动20亩以上规划运营的农户5户。遂宁市已建地盘流转协作社114个，入社农户17545户，成员总数61571人，集中运营地盘面积48691.3亩。探究地盘承包运营权股权化，指导农人以地盘承包运营权的悉数或局部折价入股，作为企业的投资，接纳“保底收入、红利分红”的方式来一起开展农业和乡村经济。有前提的当地树立流转效劳中间，建立地盘流转平台，对地盘流转的供求信息进行汇集和，承受农户托付流转地盘，指点出让方和受让方签署合同，树立地盘承包运营权流转档案，促进地盘的顺畅流转，完成作哈副省长提出的耕地流转目的。还，还要研讨加速乡村地盘承包运营权流转的详细办法，双流县连系乡村产权准则变革试点任务，应用乡村地盘承包运营权典当向乡村信誉联社借款获得了打破，该县宗富枇杷栽种专业协作社等四家协作社应用本社社员141亩乡村地盘承包运营权，向乡村信誉联社典当借款融资100万元，为农人出产运营开拓了新的融资渠道；成都会组建成立了市乡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对地盘承包运营权等乡村产权的流转展开担保营业，确保地盘流转和规划运营正常有用进行。与此还，还要持续推进乡村地盘承包胶葛仲裁试点，妥帖处置乡村地盘承包胶葛，化解矛盾，实在维护乡村社会不变。
(二)以贯彻施行《农人专业协作社法》为契机，促进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又好又快开展。开展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是中国特征农业现代化路途的主要内容。我们要紧紧掌握时机，加速促进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的开展。一是仔细履职。各级农业部分要把开展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上升到现代农业准则建立的高度来看法，把开展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作为建立现代农业的大事，列入往后的重点任务内容，实在抓紧抓好。要严厉依照《农人专业协作社法》和川府发[2008]5号文件付与农业行政主管部分的职责，仔细担任地做好农人专业协作社的各项任务，要实时向本地党委、人大、当局报告请示有关任务，争夺指导注重。要牵好头，服好务，自动增强与开展变革、财务、工商、税务、金融等有关部分的协调沟通，构成各方面支撑农人专业协作组织开展的合力。二是制订搀扶政策。各级农业部分要自动与相关部分协分配合，制订出有利于促进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加速开展的搀扶政策。我厅预备整合各类项目资金，尽可能会优质粮食财产工程、农业规范化、测土配方施肥、科技入户、乡村适用人才培训、科技示范场等各类农业财务专项和根本建立项目，托付有前提的农人专业协作社施行，开拓有当地特征的名特优农产物，开展特征效益农业。积极展开农人专业协作社产物直接进入城市大型超市、在城市树立连锁店、直销店等试点任务。积极接纳支撑、补助等方法，普遍发动和组织有前提的农人专业协作社参与有关农产物买卖洽商会、博览会等运动，协助农人专业协作社开辟产物市场。探究与有关金融机构结合授信等方法，协助处理农人专业协作社借款难的问题。探究经过农人专业协作社展开农业保险的有用方法，协助农人专业协作社防备化解市场风险和天然风险。三是标准开展。要以贯彻施行《农人专业协作社法》为契机，以示范项目建立为载体，重点依托省、市、县三级任务平台，展开培养“农人专业协作社示范社”运动。各市县依据本地优势财产或特征财产，连系分歧财产开展状况，每个市县每年要培养“农人专业协作社示范社”3—5个，省上从市、县级示范社中每年择优培养100个省级“农人专业协作社示范社”，做大做强一批财产根底牢、运营规划大、质量平安优、品牌效益高、出口才能强、效劳设备全、带动农户多、社会结果好的示范专业协作社。四是搞好立法调研。“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人专业协作社法》施行方法”正紧锣密鼓进行立法调研，下一年争夺出台。各市州要展开响应的调研任务，为“施行方法”的出台献计献策。总之，全省上下齐心合力，到达作哈副省长提出的新建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的要求。本年，恰当时分再专门召开一次农人专业协作社建立经历交流会，评选表扬一批开展相对标准的农人专业协作社示范社。
(三)以避免农人担负反弹为重点，逐渐完美农人担负监视治理长效机制。2007年，全国农人担负呈现了税费变革以来的初次反弹，作为农人担负监管部分，对这个景象要惹起高度注重。起首要健全农人担负监管的长效机制。在首要指导负总责，相关部分齐抓共管的任务运起色制根底上，重点完美涉农收费文件“审核制”、涉农价钱和收费“公示制”、乡村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农人权益义务“监视卡制”、涉农案（事）件“责任追查制”等五项根本准则。要持续对农人担负较重、问题较多的县（市）展开综合管理。要会同有关部分深化展开对重点范畴的专项管理，集中抓好农人建房多收乱罚、乡村中小学乱收费、向农人专业协作社乱收费等三方面的专项整治。农人担负反省准则，不时进步反省质量，重点督办查处因修路强行向农人集资分摊、变换方式向农人乱收费和平调、调用农人各类补助赔偿款等三类问题。还增强对“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查询、指点和监管，在政策界线内指导农人经过“一事一议”改善本身的出产生涯前提。有前提的当地可以选择试点，探究树立以当局津贴资金为指导、筹补连系的村级公益事业建立投入机制。
(四)以完美乡村财政治理标准化为抓手，积极推进乡村底层党风廉政建立。鼎力推进财政治理常常化、标准化、准则化，具体落实财政公开和民主办财准则，做到真公开和常公开，是增强乡村党风廉政建立的主要内容之一。要加大施行财政公开的任务力度，进步公开质量，务必使农人群众称心。积极推进乡村底层党风廉政建立。要夯实根底任务，增强行业规范建立，推进各项集体资产和财政治理准则、任务流程、财政帐簿报表、资产台帐、档案治理的标准建立和普及。本年争夺创立全国第二批乡村集体财政治理标准化示范单元9个；还，我们正在积极筹措，每年展开100个省级乡村集体财政治理标准化试点。各市（州）、县也要制订规划，接纳有力的办法，完成作哈副省长提出的到2012年财政治理标准化的村到达80%以上的目的。
(五)完美机制，进步才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增强农经任务，不变农经步队，是各级党委、当局增强农业和乡村任务的详细办法。《国务院关于深化变革增强底层农业技能推行系统建立的定见》（国发[2006]30号文件）中明白指出：“乡村运营治理系统不再列入底层农业技能推行系统，乡村地盘承担保理、农人担负监视治理、乡村集体资产财政治理等行政本能机能列入当局职责，确保实行好本能机能。”这证实中心对农经任务极端注重、农经任务十分主要。各市、州要积极与有关部分沟通、协调，多报告请示状况，多反映问题，实在理顺农经任务体系体例，确保乡村地盘承包、农人担负监管、乡村集体资产及财政治理等各项任务在乡镇有机构承当，有专人担任，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关于农经总站参公治理的问题，厅党组长短常注重的，正在积极做任务。
关键词：人口流动；乡村治理、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2-0021-02
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在1990年代末开始被国内学界使用，不久即流行起来。具体地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与解体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有关。解体后，如何重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成为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到1980年代末，推行村民自治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如何具体实施村民自治，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就不仅成为政策部门迫在眉睫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成为学界的理想研究课题。在这个背景下，1990年代，国内以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为主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村民自治，并进入农村第一线，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与机制，从而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
一、农村人口流动视阈下乡村治理实态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上讲，流动促使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协调和优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微观上讲，流动促使了农民现代性的生长、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公民文化的形成。但是，流动带给国家、社会及农民个人的积极效用在很大层面上却又具有非均衡性，甚或单向性。详言之，流动在将绝大部分社会正面效益集中于流入地和流动农民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将消极的、负面的效益抛给了流出地和留守农民。这一社会现象必须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和社会密切关注，否则会导致农村社会的凋敝，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1.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渐发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1]。按常理，流动会促使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对于我国乡村农村社会，却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民工潮”并未给农村社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反而造成了乡村知识、人力、技术、人才及市场的“经济性”外流。乡村人口流动的主体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阶层的外流。1978年后，国家意欲建构“村民自治”框架来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草根民主”。农村人口流动的结果是“乡村最紧迫需求的资金、人才、知识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至造成乡村发展的‘空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表现为一种上位流动，乡村流动主体在年龄、知识、才能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近年来，国内学者实地调研证实，农村外流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总数的86. 3%，外流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留守者。乡村基层民主“草根”表现出一种实质枯萎态势，乡村政权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向。
2.流动并未带来农地经营“规模化”，而更趋向于农业“过密化”。在人口压力下，农业“过密化”使得我国农业经济逐渐变为一种“糊口经济”。农地，对于农民而言，首先表现为“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农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逐渐“超越”其生产功能[2]。土地的家庭承包，不仅造成土地的细碎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土地难以流转，难以按资本、技术、知识相对优势来配置土地。农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却造成了土地撂荒、抛荒等畸象，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效，直接影响农村的健康有序发展。
3.流动带给既定村民更深的“相对剥夺感”，乡村治理成本增加且效能趋下。国内外学者实地调研证实，流动会促使农民现代性增强与传统性削弱。诚如周晓虹所言:“农民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3]农民现代性的提升会促使农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和乡村治理效能增强。但是这样的积极效用却并未在乡村社会产生。反而，由于年龄、性别、知识、才能、素质等原因使得未流动农民更多接受到的是关于流动农民上位提升的信息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优越性。城市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未流动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他们感受到的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缩小，现实使未流动农民的“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美国学者古尔(T・Gurr)认为，带给社会动荡或变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是一种典型的“忿忿不平”。当前，广大农村正在形成并蔓延的“相对剥夺感”，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直接导致农民对现有权威政治的疏离和文化认同下降。这些现象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构建乡村治理的有效对策
在构建现代社会进程中，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建，亟待政府、社会及乡村等对现有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断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一）加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解构步伐，促使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二元结构是影响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个矛盾主要体现为资源配置和流动的失衡性和偏向性。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供给和政策出台，给予城市和工业分割、占据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即社会资源存量及增量的流动和分配偏向于城市和工业。这就相对剥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其中包括乡村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潜在最大危险是增长收益得不到普遍分享，特别是广袤的乡村被排除在获益之外。当前，农村人口流动最大的特征是促使乡村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譬如年龄、知识、资本、能力以及市场等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乡村流往城市的单向性，而这又导致乡村社会发展资源的更为稀缺性。在资源不可回流的情况下，传统的乡村结构在不断“复制”而导致乡村出现调蔽，乡村有效治理成本加大。乡村社会发展的相对弱势，使得政府应通过倾斜性制度供给来不断加以弥合。对此，首先政府应对破解二元社会结构不断“催化”以求“加速”。目前，我国二元结构的解构，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策界，均成定说。政府应加大力度促使二元结构尽快解构，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制度环境。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导向就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市民制度。
(二)加快乡村农地流转制度建立健全，促使农地的“规模经营”
当前，影响乡村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农地配置并未由于农村人口流动而促成“规模经营”，反而出现大量农地的搁荒、撂荒等现象。究其原委，从经济学角度讲，其中不乏有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导致农地生产意义的萎缩和退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缺失和低效。在中国，农地的高产主要是通过对单位土地不断追加劳动力要素投资而获取的，并非是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诚如美国学者德珀金斯认为:在中国农业发展中，“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中国农村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后却隐藏着边际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农业有增长却无发展的“农业内卷化”将影响农村结构变迁和乡村社会治理。因此，政府应该加速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立法。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对于农民土地权利的界定、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补偿标准及收益分配、土地流转的管理、土地纠纷的处理等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后加以规定，使农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轨道。二是大力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可以依托经管站建立土地中介组织，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及中介，包括土地流转规划、收集土地供求信息；进行项目推介，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指导办理土地流转手续，协调处理各方关系，搞好土地流转的服务。三是准确定位乡村组织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加强管理和搞好服务，包括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证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协调等服务。
(三)加快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建设，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社会组织是每个社会成员权利维护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4]故可知，组织是一个群体权利的保障，它可以提高群体在社会规则中的谈判地位，强化农民与政府、社会的对话权能。而且乡村公民通过组织可以获取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经济技能和塑造现代文明规范。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创建和参与组织，这样的组织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也可是经济层面的，亦可是文化层面的，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组织，使农民拥有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这不仅可以增强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主张权利的“话语权”，也可以在“乡政”和“村治”之间架构有效的沟通渠道。国内学者何慧丽教授在河南兰考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中积极创新农村文化组织并取得一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组织提升农民现代性的效能。
四、小结
毫无疑问，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会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城乡差别会有所扩大，乡村的“相对被剥夺地位”也不可能很快改变。但城市的发展不能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中国的发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还必须有“绿色的崛起”，即乡村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
[2] 韦林珍,钟海.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